一九六○年的浩然
吴汉宾
上世纪末的那一场对浩然及其作品、及其言论的“争议”或“争论”或“争鸣”，已经成为往事。浩然已经作古。他活着的时候“不予理睬”那些对他的攻击，他如今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肯定是更加“不予理睬”了。当我再翻阅那些旧报刊或其剪报或其复印件的时候，已无心对那些文章再说什么，但是，我却想针对焦博士的“农民一九六○年前后饿死成千上万，你浩然先生做到‘农民饿死我饿死’没有？”的诘问说几句。
一九六○年，浩然恰好在我们昌乐的东村大队任支部书记。他当时没有被饿死，但却与其他一些社员一样，饿的得了水肿病，腿上用手一按一个坑。不过，他得病归得病，最终却是没有饿死的，他当时如果饿死了，就没有两年之后动笔的《艳阳天》了。不仅他浩然没有饿死，整个东村当时八十七户、三百四十七人，没有一个饿死的。这应当归功于时任这个村支部书记的浩然。至今，在东村，人们还经常谈论他为这个村所做的一些事。
关于浩然在昌乐县东村大队担任支部书记时的那段生活与工作，马进曾经在该村作过采访。后来马进告诉我说——
浩然担任支书后，首先建立健全了大队、小队两级领导班子，使大队、小队都有人负责、有人干事。大队、小队两级组织健全之后，他又带领干部清仓查库，摸清集体财产家底，计划节约用粮、统筹用粮，并逐家逐户调查，访贫问苦、帮贫扶弱，把所有能吃之物全部储存，统筹分配。发动社员群众利用自留地、荒坡地种早熟作物，挖野菜，甚至摘树叶子掺了粮吃，以度粮荒。
接着，土法上马，治病救人。当他和有些社员因挨饿得了水肿病的时候，他不等不靠，而是主动想办法，成为社员们的“主心骨”。他听说茅草根熬水喝能治水肿病，就组织社员们到东山岭刨茅根让食堂熬水喝，用这种土办法，竟然治好了许多人的水肿病。
浩然在东村担任支书时，还带领社员兴修水利，筑建渠道。他和社员们担水栽烟、栽地瓜时，发现村南有二百多亩土地因地势较高浇不上水，如果从北流泉到东村西头修一条渠道，把老坝河的水引过来，这二百亩旱地就可变为水浇地。他把这想法跟村
里的其他干部商量后，大家都同意。与村里其他干部们一起组织社员们大干半个月，修成一条长达一千多米的渠道。这条渠道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都在为东村的农业生产发挥着作用，许多年之后，村里的人们一提这条水渠，都很动感情地说，这是当年浩然带领他们修成的。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浩然带领全村社员抢收麦子，虎口夺粮。那一年东村的社员们虽然忍饥挨饿，但在浩然的带领下，生产积极性还很高。全村七百多亩小麦长势喜人。到了麦熟季节，因为当时没有机器收割，全凭社员们镰割手拔，用碌碡滚轧。浩然和社员们都白黑忙在场院里，抢收抢打，盼望颗粒归仓。可是天不作美，老下连阴雨，一连十几天不晴天。如果不抓紧晾晒脱粒，眼看到口的小麦就要生芽、损坏。浩然头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他开始还没有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得收割回来的麦子都堆成麦垛并用雨布盖着，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当他听取了一位老社员的意见后，到麦垛彻底一检查，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他把手伸进麦垛里，那里面热得很，如果不及早采取措施，全村的小麦就会全部烂掉。他这才惊出一身冷汗，作为支部书记的他，责任重大。他与其他大队、小队干部一起，带领全村社员们开始一场抢收抢打粮食的虎口夺粮“战斗”。
在那段时间里，浩然日夜靠在场院里，一边组织人力、畜力抓紧打场，脱粒小麦，一边将那些还没有晾晒干的麦子，发动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用手搓，往石头上甩，硬是把近二十万斤小麦脱粒下来，挽回了损失，完成了国家公粮任务，社员分到了口粮。
在东村，提起浩然，至今好多人都还记得他当时打场脱粒的情景。他穿一件黑制服上衣，汗珠子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流，他顾不得擦。他的那件上衣的两肩和后背都泛着一层厚厚的白碱，那是让汗水浸的。脸上晒得黑黑的，瘦瘦的……
那时候担任支部书记的浩然在东村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看坡看庄稼。因为处在那个特殊困难年代，好多社员吃不饱肚子，有的人忍不住了就趁黑夜去偷庄稼，或偷掰玉米棒子，或偷扒地瓜。特别是到了“三秋”临近的时节，这种偷窃庄稼的风气越刮越烈。浩然对此非常着急，他和大队干部、小队干部一起分成了几个小组，二人一班，轮流巡逻，基本刹住了偷粮风，确保了秋粮免遭损失，保护了集体的利益和大多数社员群众的利益。不仅完成了上缴国家的公粮任务，还使全村社员分得了较多的口粮，确保全村近四百口人无一人饿死。
我曾与当时在昌乐县委宣传部任干事的时兴亭交谈过。时兴亭老家在与昌乐相邻的益都县（今青州市）郑母公社，因为饥饿，他们村在一九六○年饿死包括他的婶子在内的十多人，郑母公社有一个村饿死四十多人。那时昌乐的情况好一些，但仍有一些村庄饿死人的。
这些情况，那位对浩然诘问“农民一九六○年前后饿死成千上万，你浩然先生做到‘农民饿死我饿死’没有？”的焦博士，恐怕是不了解的。
2008年夏写于昌乐
（原载《记忆浩然》，黄河出版社，201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