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留在前东村的故事
郭建华
本来，关于浩然的故事，我是没有资格讲的。幸运的是，1960年，在那个最容易产生故事的年代，俄文《友好报》的记者浩然，下放到胶济铁路南侧的昌乐县，被安排在离县城四里路远的东村（后分为前东村、后东村）参加劳动，时间近一年。这就不免要产生出一些生动感人的故事。
这些故事很快流传开去，几乎遍及全县。这个小县不算偏远，经济文化却不够发达。百姓心目中，“作家”只是一个概念，而浩然把这个概念具体化了：浩然就是作家，作家就是浩然。这大概是浩然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的原因之一吧。而浩然又偏偏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念念不忘昌乐这块热土和前东村的乡亲，结结实实地把昌乐认作“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并且三番二次地回乡探亲，留下一串又一串新的故事，这些故事自然又迅速地流传开去，遍及全县。在这个背景下，由本县一个粗通文墨的读书人用他的拙笔忠诚地记录下浩然留在前东村的故事，不仅理所当然，而且简直是一种责任了。
永远镌刻在记忆里的“汇报”：十一个馒头
我第一次见到浩然老师，是在1983年秋天。
晨光熹微中，烟台开往北京的列车缓缓停靠在昌乐站。我盯住站台上骚动的人流，极力在形形色色的旅客中寻找着一个西装革履、气度非凡的身影。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也在匆匆地张望着，寻觅着。我们的目光竟不期而遇。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我在好几本书上见过这样一幅照片)，使我情不自禁地冒昧走上前去：“您是……浩然老师吧？”
他笑了。
我接过他手中的行李——一只简单的旅行包和一个极轻的包装啤酒的纸箱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浩然吗？剪得极短的平头(仅仅能与光头相别)。半旧的灰色裤子和短袖的白衬衫，布料款式和做工都在中档以下。最有意思的是脚上的那双黑色塑料凉鞋，竟与我这个四十几元月薪，拖带六口之家的县文化馆的“一头沉”干部脚上的一模一样！
住进招待所以后，我跟他说；“梁老师，整个这座楼上，恐怕只有咱们两个穿这七十年代的凉鞋喽。”他哈哈一笑：“儿子不屑穿，扔了，我拣来的。”然后很认真地说：“别看模样儿一般，可结实呐。”
啊，结实。
草草地吃过早饭，我们便请他休息。五十一岁的人了，又患了高血压，坐了整整一夜的火车，够累的。
他执意不肯。“先让我看看，看看昌乐的变化。整整二十三年了！不让我看，我无论如何休息不好。”他很动感情地说：“说实在话，我本来没有打算来昌乐。这次去烟台开会，火车穿过昌乐站，我一看见站牌上‘昌乐’两个字，心里就怦地跳起来：去昌乐！一定要去昌乐！会刚开完，安排旅游参观，我怎么能有心玩下去呢？我就这么跑回来了……”
一片赤子之心，令我们不好再坚持。叫来一辆北京吉普，他不肯坐，说骑自行车看得更仔细。我拗他不过，只得借来两辆自行车，陪他慢慢地转。我们来到县委、县政府大院。面对着那两幢四层的办公大楼，他感叹着：“变了！大变了！”他找到了那棵历经沧桑的老国槐，又问那棵同样资格的银杏树哪里去了，然后他来来回回地目测着一个方位，不无遗憾地叹息道：“就在这里。不错，就在这里。找不到了，再也找不到了……”
我不免好奇。
他神情庄重地告诉我，他在寻觅一处二十三年前的遗迹，一口坐落在县委院墙边的草房。那口极普通的低矮的草房，在他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那是“持续跃进”之后的1960年。下放干部们从食堂打回地瓜面掺瓜菜熬的稀粥，端着碗，围一圈，由组长浩然掌勺，一个碗一个碗地挨着添。画家、翻译家高莽(即乌兰汗)，翻译老杨、小张，这些作为国家宝贵财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就这样透过他们的深度近视镜片，忍着辘辘肌肠，眼巴巴地瞅着每只碗里的莱粥以平均的速度渐渐添多，添满，迫不及待地端起来，然后极吝惜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下。然而他们对党，对上级，对劳动，却表现出惊人的虔诚。这些文弱书生顶着烈日在场上拉碌碡，头晕了也不肯把套绳让出来。他们在整土工地上跟老乡一样推小车，摔倒了爬起来再推。老乡们心疼，请他们歇歇。他们说：“我们是来改造思想的，不吃苦哪行？”在当时，这确是肺腑之言。终于有一天，劳累过度，食不果腹，体力不支，他们一个挨一个地病倒了。浩然用他的毅力推起小车，爬沟过坎，把组员们一个个送进了医院。
一天，中共昌潍地委宣传部长王永成同志下乡检查工作，发现了年仅二十八岁的作家浩然。他找到昌乐县委的负责同志，殷切地说：“浩然是青年作家，是人才呀！你们要好好爱护才是……”如何爱护呢？县委的同志为难了。
几天之后，浩然被通知到县委汇报工作。他被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草房里，随
后就有炊事员端上了馒头、咸菜和稀饭：“梁同志，吃吧！”浩然一时竟呆了：雪白的馒头，橙黄的玉米稀饭，可以随便吃，尽情吃，这是何等优厚的待遇呀！他犹豫了片刻，伸手抓起一个馒头，大大地啃了一口……
“我一连吃了十一个馒头，十一个呀！我还想再吃，可是不敢了，怕撑出毛病……”浩然回忆着当时的情景说。以后，每个星期六，浩然就来县委这样“汇报”一次。每一次“汇报”都在他脑海中刻下一道永恒的记忆。
支部书记和他的“一班人”
百十户人家的东村，只有两名党员。一名女党员，生了孩子，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另一名党员受了处分，无法工作。浩然来村后，建起了党支部，并当选为东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和村里的党员、干部一起，担起了领导生产和安排社员生活两副重担。他成了东村四百几十口人中的一员，与他们一起风里滚，雨里爬，吃苦，受累，苦恼，欢乐。他把自己完全融进了东村的百姓之中，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们的命运紧紧地捆在了一起，共同用躯体和心血抵御那不该降临的天灾人祸，熬过那艰难的岁月。患难之交啊！患难中结下的深情厚谊，比金子还珍贵……
重返昌乐的第二天，根据县委负责同志的意见，安排浩然同志到全县各公社、厂矿转一转，走马观花，看看昌乐的变化。他欣然同意，但提出一个要求：“我得先到前东村报个到，跟乡亲们打个招呼！”
这一“报到”，乱子就惹大了。小车在队部一停，闻讯而来的乡亲一会儿就挤满了院子。年轻的支书田志文一边喊着“梁叔叔”，一边张罗烧水沏茶。浩然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光屁股娃娃。老队长田敬芳，这位患难与共的老搭档，抓住浩然的手，怎么也不肯放松，嘴唇哆嗦着，却不知说些什么，眼泪一个劲地淌。多少双眼睛巴望着，多少双手伸过来，浩然走不了啦！最后，陪同的县委副书记亲自出面说话，答应明天一定把浩然送回来，车子才好不容易离开前东村。
参观回来，浩然一头扎进了前东村。县委负责同志一再劝他住在招待所，白天到村里看看。浩然说：“让乡亲们到招待所来看我，我心里不安。住在村里，离乡亲们更近，跟他们说话也方便。木板床比沙发床硬一些，或许睡得更踏实。”他住进了大队办公室。于是这里骤然热闹起来。老老少少，出出进进，说笑谈天，直至深夜。支部书记田志文只好板起面孔哄赶，总算保证了浩然每天六小时的睡眠。
白天，他就满村里转，挨门挨户地拜访老房东、老乡亲，在哪家赶上饭碗，就在哪家吃。
在吴国瑞家，主妇田敬兰揭开锅盖，捧出了金黄灿烂香味扑鼻的煮玉米，又张罗着到菜园里摘黄瓜。浩然津津有味地啃着玉米棒，一边打量着那口低矮的草房，关切
地问：“还是这一口屋吗？”“刚刚盖了新的，正拾掇着呢！”田敬兰欣喜地说。“快领我去看看！”浩然竟有些迫不及待啦。“吴国瑞呢？他哪里去了？”
“吴国瑞呢？”进村以来，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过浩然这样急切地询问。吴国瑞也是当年的老队长，浩然的老搭档。前东村大部分姓田。吴国瑞是倒插门女婿，这位外姓人如今不当干部了，还能吃得开吗？浩然总惦记着。
在浩然的催促下，田敬兰领我们来到村前一幢刚刚落成的新房子里，见到了那位黑黑瘦瘦但眼睛分外有神的吴国瑞。老吴正跟他的大儿子粉刷洞房，准备娶媳妇呢。浩然里里外外地看过了新房，拍拍那个即将做新郎的腼腆的小伙子的肩膀，舒心地笑了。
“哎！大嫂子，你还是这么漂亮！”在老队长田敬芳家，浩然一见面就握着大嫂子的手放肆地大笑着说。
“好你个老梁，刚见面就不说正经话啦！”这位依然透着当年的俊俏和风韵的老大嫂，假嗔地埋怨着，一面却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可见他们当年的关系是何等的融洽。浩然告诉我，这是一个既能干又贤惠的女人。田敬芳在外面主持村里的事，一个家全由她撑着。他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中吕瑞芳的形象，基本上是以这位大嫂为模特儿塑造的。
在村街上，我们碰到一位三十几岁的干部打扮的人。他一下子抓住浩然的手，激动地问：“梁老师！还认识我吗？”
浩然端详着这位不速之客，紧张地搜索着自己的记忆。“你忘了？那天傍晚我在坡里扒地瓜，被你抓住了……”
“噢，记起来了！记起来了！”浩然说，那时候他还是昌乐一中的学生，而且是不错的学生。
“那时候弟弟小，母亲又病了。家里断了炊。我见人家偷，就大着胆子上坡扒几块地瓜。不想头一次就被你逮住了。从此我不敢见你。你走的时候，我想去送你，又怕你看见，就趴在院子的墙头上，偷偷地看了你几跟……”
“现在，是我不好意思见你了……”浩然沉痛而又坦诚地说。
“俺不怨你，老梁！”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嫂抓着浩然的手说：“你不是为自己，你是为俺大伙儿！那阵你的家口又不在俺前东村，你图什么？”
当年，这位大嫂曾经象挂子弹袋一样在裤腰带周围束了一圈玉米棒，结果走到村头上便出了洋相。
“真没有办法呀！那个时代……”浩然说：“大家饿肚子，不偷又怎么办呢？可是，十户人家有五户偷，其余五户又怎么办呢？我们不愿意抓，又不能不抓，真矛盾啊……”老队长田敬芳回忆说：“老梁看坡可有意思呢！一出村，他不是唱歌就是吹口哨儿。
抓贼有这样抓的吗？他那是故意让人家躲开……”
“也有人不偷，真的不偷。”浩然动情地说。于是，他讲了以下的故事。
“筷子夹骨头”和“马老四”们
“你还记得《艳阳天》开头萧老大说的那句话吗？‘一家人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儿，没个娘们，日子怎么过呀。’这话就是在这里孕育的。”浩然指指脚下的天井告诉我：“那阵子，一个老爷子和光棍儿子，拖着两个孙子过日子，够苦的。再加上我们两个下放干部，这家里一共六条光棍儿！这位老房东一家人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可就是不偷！当时，他家门前就是队里的场院。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对老爷子说：‘大爷，您替我看一会儿场吧，我有点事。’我躲起来，给他一个机会，弄点粮食救命。可等我回来，老爷子认认真真地守在那儿，一粒粮食也没动！我的心里呀，又激动，又难过，久久不能平静。后来有一天，老爷子悄悄地问我：‘老梁，你用布票吗？有个亲戚托我卖点布票……’我点了点头。我哪里需要什么布票呢？我知道他需要钱，买吃的糊口。我们当时每月只有十二元生活费，手头也够紧的。我给了他五元钱，收下了他的布票……”
“梁叔叔，你没有收下布票！”老房东的孙子激动地说：“爷爷去世以后，我们收拾他的房间。在破梳妆匣底下，压着一卷1960年的布票，都发了黄。我们都猜不透是怎么一回事儿……”
“如果不收布票，老爷子无论如何不肯收钱的。我只能这样。”
这一夜，浩然就睡在老房东家里，睡在老爷子做梦也没敢想过的新房子里，跟那个当年总爱光着屁股爬院里的楸树的小孙子田敬富睡在一张床上。两代人一聊就是半宿。
读过浩然的代表作《艳阳天》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饲养员马老四那感人至深的形象。浩然每每讲起这个形象，都显得异常激动。马老四的模特儿叫田敬元，是队里的老保管。队里做出一项规定，给看坡、看场的干部社员，每人补助二两地瓜干面，大家熬一碗稀粥喝。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一份很大的优待。田敬元当保管，是当然的看场人，他负责给大家熬粥。可是他不肯享用这份优待。熬好粥，他起身拍拍身上的草灰，把大伙儿吆喝到锅台边。把一只只粗瓷碗舀满以后，他便说：“我那一份儿你们喝吧！我家里熬的，比这个好。”说完便走了。大家信以为真，也不在意。一天，田敬元刚刚熬好粥回到家里，公社通知队干部开会。浩然匆匆喝过一碗粥，便来到田敬元的家下通知。一进门，浩然便呆了：清锅冷灶边，老伴闷头摘地瓜叶，老保管田敬元蹲在一旁，默默地抽着烟袋……
“老保管！你不是说家里有好粥吗？”浩然激动地喊了起来：“你不能这样啊！你叫我们心里过得去吗？你……”
老伴苦笑着看看浩然，叹一口气。
田敬元平静地磕了磕烟灰，说：“没什么，我没什么。晚上反正不干活，吃不吃一样。我们庄稼人，惯了。你们北京的干部，老远地来跟我们一块受罪，我们心里不安啊！我们干一天活，躺下就睡着了。你们还得动脑筋，不吃点儿怎么行啊……”
这就是一个庄稼人的胸襟！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浩然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这次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老人已年愈古稀。他身条有些单薄，拄上了拐杖。然
而那双眼睛依然明亮，精神非常好。
浩然的一双手始终被老伴紧紧地握着，老保管只有将一双慈祥的眼睛紧紧盯住如今也已鬓发斑白的下放干部老梁：“那年你走的时候，我送你到村东头的槐树林里。你挥着手说：‘回去吧，回去吧……’你怕我送远了，怕我掉泪……真没想到，二十多年了，我这辈子还能见到你……”老人哽咽了。
我看见，肩扛摄像机的记者的眼圈也红了。当我们从监视器里看到这一段录相的回放时，那一个个激动人心的镜头仿佛微微晃动。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它把记者的感情也真实地记录下来了。
最常见的场面：车站送别
这一节，如果是虚构，笔者和读者恐怕都难免感到乏味。因为车站送别这样的场面，在浩如烟海的虚构的文艺作品中，早已司空见惯了。然而当我目睹生活中这真实的一幕时，我深深地感动了。它迫使我拿起笔来，把这种感动忠实地传达给读者。
浩然第二次告别昌乐的时候是在深夜。他精心地选择了这趟车次。他怕惊扰老乡们，他怕他们，也怕自己难以承受离情的折磨。他企图悄悄地离开昌乐，然后写一封信，向老乡们表示不辞而别的歉意。然而，火车到站前一小时，小小的站前广场就站满了前东村的乡亲：老干部、新干部，老队长的儿子，老房东的孙女……他们带来了大大小小的篮篮、包包，绿豆、小米、花生、鸡蛋……
“我家里有，我吃不了那么多！”浩然一一谢绝。他们不信。
“我是党员，国家干部，这样做是不允许的……”浩然耐心地解释。他们理直气壮：“你是前东村人！”“火车上不许带这么多东西，超重要罚款的……”
最后，浩然只好每一个包包里抓一把绿豆，捧一捧花生，算是收下乡亲们一片滚烫的心。
检票的铃声响了。乡亲们簇拥着浩然走向检票口。这时候，一辆小推车匆匆在站前停下。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由他的儿子扶下车子，焦急地呼喊起“老梁！”
浩然挤出检票的队伍，一把抓住老太太的手，惊呼道：“嫂子！你怎么来了？”“我怎么能不来呢？”老太太有些动气：“老梁，你走，怎么不吭一声？”
浩然能说什么呢？
老太太不由分说，把一个塑料袋塞给浩然：“拿着，路上吃！”
我看见，那是满满一袋煮熟了的鸡蛋，剥光了皮，似乎还用酱油浸过。“嫂子，我有……”
“俺知道你有。你吃山珍海味，那是你挣的。这是嫂子的一份心意。你救了嫂子的命，难道……”老太太用袖口揩起了眼泪。
这是老队长李福德的妻子。二十三年前，当浩然离开东村，向老搭档李福德告别的时候，这位老大嫂正卧病在床，蓬头垢面，少气无力。严重的胃病折磨着她，才四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却有六十岁了。
“老李，你得给嫂子治病啊！”浩然沉重地说。
李福德只是深深地叹一口气。是啊，是得治。一家人做饭穿衣，还指靠着她呢。可是，他兜里连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呀！
浩然知道他的难处，掏出仅有的三元钱塞给他，催他推着妻子去看病。也算老大嫂有运气，碰上了妙手回春的好医生，仅仅花掉那三元钱，就拔掉了病根儿。三元钱哪，说来微不足道，但在那艰难的岁月，它不仅仅救了一个庄稼女人，也救了老老小小的一家人……
这就是一个中国作家和中国农民的水乳交融的感情的真实记录。它可能使人读起来乏味，那只是因为文笔的粗拙，缺少文彩。但它绝对是真实的。这是我不只从一个人口中听过的故事和亲眼目睹的事实。它使我不止一次地激动，反省和思考。它使我想得很多、很远：人生，社会，历史和现实，文学和政治……
第二故乡：著名作家的发祥地
浩然老师十分珍视他在昌乐这一年的生活。在参观高崖水库之后，应水库管理局之邀，他挥笔写下这样一段肺腑之言：“美不美家乡水。昌乐是我的第二故乡，高崖水库是昌乐财富源泉，是我力量和智慧源泉。我永生不会忘记昌乐和高崖的水。”
他说，我在昌乐生活了将近一年。除了河北省那个圈子外，我没有在另一个地方呆这么长时间。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昌乐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使我从一个刚刚出了几本短篇集子的普通作家，迈上了一层台阶，上升到另一个层次(他总是避讳“著名作家”这个字眼儿)，“昌乐是我的发祥地。”
浩然老师对我说，我不是作为一个作家来东村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的。那样只能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我是作为一个下放干部，一个村支部书记，一个社员，参与生活，
实实在在地干，在生活的漩涡中拼搏。旁观者和参与者绝对不一样的。后者对人，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更刻骨铭心，远非前者所能比的。麦收的时候，连着下了几天雨。我来到麦场上，把手伸进麦垛里一摸，感到滚热烫人。我立刻出了一身汗！这是全队的财富，社员的生命啊！几百口人的口粮，国家的公粮，集体的储存……万一烂掉，我怎么交待呀？我是支部书记！于是我喊来队干部，发动社员，千方百计摊晒，烘烤……那样一种心情，是“体验生活”者无论如何体验不到的。这种用心血换来的体验，后来写《艳阳天》时变成了宝贵的灵感。
为了开阔这位颇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的视野，县委特地安排浩然到全县各地走一走，看一看。他在高崖水库工地抬过土。他带领水库史写作组踏遍了汶河流域。他的足迹遍及半个昌乐县。他一边走，一边采访，一边构思，一边写作，文思泉涌，一发而不可收。采访途中，他发现一片绿油油的白菜地，十分惹人爱怜，便围着那方菜地转来转去欣赏着，久久不舍离去。他对同行的伙伴说：这块白菜地太美了！我一定要写写它。当天晚上他半宿未眠，第二天便把稿子寄走了。七天以后，《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一篇作品：《送菜籽》(该篇见浩然《珍珠》集12l页)。这篇作品后来被翻译到国外。
回到他的基地东村，浩然又是村党支部书记和下放干部组长了。艰苦的田间劳动和繁重的社会工作没有使他忘记写作的使命。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写作的情景：“那是秋收时节，我们干部轮流带领社员守场。当深夜，我披着月光，漫步在寂静清爽、飘着米谷香味的场边上，许多激动过我的事情都展现在眼前，许多话语都涌到唇边，急不可待要向别人倾诉。于是，我把粪篓翻扣在场上，在上面铺一条麻袋，把保险灯捻亮，就趴在这个‘桌子’上写开了。”(见《珍珠》前言)就是在这样一张“桌子”上，他一边轰赶着轮翻进攻的蚊子，草拟了四十多个短篇。有的当时就整理清抄发表了，有的回北京以后才修改定稿。这些作品大都收在《珍珠》、《蜜月》两部集子里。
1962年，浩然的而立之年，他开始了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写作。他请了创作假，把自己关在西山。幽寂的山林，宁静的书斋，他却浮躁难耐，坐卧不安。洁白稿纸上的淡绿色格子，仿佛变成了陡峭的山路，他竟一步也爬不上去。他烦恼透了，苦恼极了，去找朋友诉苦解闷。一位朋友提醒他：你先不要考虑头尾，按部就班地写。先写你印象最深、最使你激动的人物和情节……回到西山，浩然试图验证一下朋友的“点化”：眯上眼睛，让记忆的屏幕显示那些最令他激动的人物和情节……老保管田敬元首先出现了！这位自己饿着肚子，把二两地瓜干面的稀粥给下放干部喝的庄稼人的形象，令他激动不已。好，就从这里着笔！稍加改造，浩然把老保管塑造成自己偷着煮野菜吃，不肯伸手向队里要补助粮的饲养员马老四的形象。令人发急的麦场和焐得发烫的麦垛出现了……一连串的生活故事出现了，一个个性格迥异的人物在他眼前活起来了！他灵感大发，兴奋不已，铺开稿纸，一行行整齐的淡绿色格子变成了铺满鲜花和绿草的原野，任他的神笔驰骋。他把东村种种令他感奋的人物事件，移到他的故乡冀东的环
境中，与他熟悉的其他人物事件揉在一起，编织出一幅动人的画卷。浩然说：“没有东村下放劳动一年的生活，就没有《艳阳天》。”于是，我们为“第二故乡：著名作家的发祥地”找到了注脚。
本来，生活对所有作家是不偏不倚的。但是，它的赐与，却绝对取决于作家对它的态度。有人漠视它，嘲弄它。它的回答也只有漠视和嘲弄。只有全身心地热爱生活，生活才会毫不吝惜地赐与你灵感、激情和无限丰富的想象力，赐与你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活龙活现的人物模特儿。而热爱生活，首先和根本的是要爱人——这生活的主体。在谈到长篇近作《苍生》时，浩然老师说：“颂苍生，吐真情”是我的座右铭。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我要“不问鬼神问苍生”。于是我开始明白，一个只念了三年小学的农民的儿子，为什么会成为著名作家；一个生活道路上布满荆棘和坎坷的作家，为什么会永不衰竭，三十个春秋发表六百万字的作品，近作《苍生》依然那样发聋振聩！
1987年8月，浩然第三次来到昌乐。他又住进了前东村，与乡亲们日夜厮守。在老乡们火一样的热情，水一样的纯情的包围中，他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老乡，保留下的传统的东西太多了……”
这话是意味深长的。这是对前东村的乡亲的传统美德的褒扬，也隐隐透出作家的忧虑。透过这种忧虑，我仿佛看到，较之四年前的昌乐之行，我所尊敬的老师站得更高了，他的观念又升华到一个新的层次……
（原载《作家报》1989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