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浩然
吴汉宾
我第一次见到浩然，是在一九八七年的夏天。那是他自从一九六○年下放劳动返回北京，继一九八三年夏天来过一次之后，第二次来昌乐。他这次来昌乐，除了探亲访友，还住在昌乐宾馆写他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乐土》第二稿。那天下午，我是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和业余作者，被县文化馆的老师通知到他们的排练厅，听浩然给我们作辅导报告的。我记得那次他给我们讲了长篇小说《苍生》的创作。
《苍生》是怎样一部小说？他说，几个月前，北京出版社、北京日报、北京市作协在北京召开过一个研讨会，有六、七十位评论家参加，《人民日报》等好多报刊都发表评论，说《苍生》是浩然对农村经济改革经过长期思考和酝酿的产物，是他长期深入生活“甘于寂寞、埋头苦写”的结晶，是他突破原有的创作思想，在艺术上有新追求、有新探索的力作，是进入新时期以来的他的代表作。他在历数了这些评论家的话、报刊记者的话之后，说道：“这是评论家的说法、报纸和刊物的说法，也都是些时髦的话。让我自己说，我就是写出了我对农村变化的看法，写出了我对农民的忧虑……《苍生》也是我提出‘写农民，给农民写’的文学主张以来的一次实践……”
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他讲了中篇小说《赵百万的人生片断》的创作实践与体会。当时他在讲到这部中篇小说时说过，《赵百万的人生片断》虽然篇幅不是很长，通篇不过三、四万字，但对他的创作却很重要，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以一个人的人生或第一次以人物命运为线索进行的创作尝试。他说它的成功，拓宽了他的创作路子，为他今后的创作增添了信心。
现在，距离那次辅导课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却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在台上给我们讲他的创作与体会时的音容笑貌和神态、语气。我记得他在谈到《赵百万的人生片断》的最后时，在台上对我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我没有想到，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以前没有这样写过的，心里很没底的。”那话是对我们台下的听者讲的，语气却像是自言自语。
那一天下午他讲了很多很多，大概讲了有近两个小时。他讲的不全是关于文学创作，也讲了一些他人生的坎坷与苦闷。
他曾经说到他有时候也很孤独，希望与文学青年交朋友。他说他从当记者、当作家起，特别是在长篇小说《艳阳天》出版之后，他身上笼罩着的“作家”的光环越来越光亮的时候，他特别希望实实在在地活着，实实在在地与人交往。
他说，有一次他到内蒙古草原牧区深入生活，了解牧民们的生产和生活，因为去那里时他没有亮出自己的身份，他与一位青年牧民聊天，聊着聊着，聊到高兴处，那位青年牧民竟然伸出右手的食指，弯成一个钩，在他的鼻梁上刮了一下。他像受了感染似的，也在那位青年牧民鼻子上刮了一下。这个只有年轻人在一起打闹时才可能有的一个动作，使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年轻了起来，一下子恢复了做人的天真与本份。他说，自从成为所谓的“著名作家”之后，他的“身份”，他不得不端的“架子”，影响了他真正的深入生活和感悟生活，甚至也影响了他与工人、农民和普通老百姓的交往与沟通。许多年以后，他都清楚地记得那位草原上的青年牧民的模样，清楚地记得他和那位青年牧民谈话的内容。但遗憾的是，他没有问那位年轻人的名字，那年轻人也没有问他是谁。他知道，当时如果他要问那位青年牧民的名字，他就得告诉人家他是谁，不然不平等，当时他心里想，那位青年牧民如果知道他是一位“著名作家”，一个来牧区采访或体验生活的人，他们肯定不会谈的那么投机、那么融洽。
后来我知道，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中期，他差不多每隔几年即去一趟内蒙古牧区，在他的好朋友、内蒙古著名作家杨啸以及昭乌达盟文联主席王栋等文友们的陪同下深入牧民当中，体验生活和创作。他把与牧民们的交往与聊天当作一种乐趣，并从中获取创作的灵感与动力……
那天下午散会之后，浩然跟我们与会的全体人员合影留念。集体合影之后，当时主持报告会的一位领导把我拉到浩然跟前，向他介绍我，说：“这就是我向您说过的吴汉宾，已经发表过好几个短篇小说了！”浩然微笑着和我握手，并问了我的年龄，在哪里工作，等等。我一一回答后，对当时给我们拍合影的文化馆的副研究馆员徐竟成提出给我和浩然老师照张像，我还拉上了作家郭建华和萧云龙，记得郭建华当时把我推到了中间，他和萧云龙分列我和浩然的两侧，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已经与浩然照过若干次像了，而我却是第一次与浩然照像。于是，徐竟成按下了快门，他给我们拍完照后，对浩然说道：“梁老师这次笑得最自然！”
后来，我把第一次与浩然见面的情形写成了一篇不足两千字的散文，题为《“浩然”正气》，寄给了《齐鲁晚报》副刊部。
在这篇不足两千字的散文里，我谈了从最初知道浩然这个名字到读他的儿童小说集
《七月槐花香》、《幼苗集》、《春歌集》，再到读他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直到十多年之后见到了“像一位农民老伯伯”的浩然老师的心理历程。
尽管我与浩然的第一次见面我没能跟他过多地交谈，但从那之后他却记住了我。后来，我给他写过信，也给他寄过小说习作请他指教，他每次都是很认真地给我回信，
还多次给我寄过他新出版的书。我每每读着他在扉页上签名盖章并写着“汉宾同志惠存”或“汉宾同志指正”等题款的一本本书的时候，总是感觉他就坐在我的对面讲故事、谈写作，就像那一次在县文化馆的排练厅里听他讲课一样亲近。
我写的那篇散文《“浩然”正气》在《齐鲁晚报》副刊刊发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九○年的元月份。这时候我已经由县农业局调往县政府经济研究室。这个研究室的全称叫作“昌乐县经济战略研究中心办公室”，办公室主任马进同志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与浩然多次通过书信。那时候马进还在城关公社党委做秘书，有一天前东村的一位大队干部拿着浩然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请马进帮着写回信。浩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在昌乐的前东村下放劳动并担任这个村的第一任支部书记。那是马进第一次给浩然写信，不过那封信是以别人的名义跟浩然谈前东村的发展变化和乡亲们的情况的。后来马进帮着别人给浩然写回信写多了，就忍不住亲自给浩然写起信来。那时候浩然可是在全中国最走红的作家，他的书的印数和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主席的书，马进又是一个那么爱读书的人，他替别人给浩然写信写多了，忍不住写一封署着他自己名字的信给浩然，那是再自然而然不过的事。有了第一封就会有第二封。从浩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前东村当过八个月的大队支部书记之后离开昌乐回到北京，到他在一九八三年第二次踏上这块被他称作第二故乡的土地之前，马进是我们昌乐县与浩然书信联系最多也最密切的人。
当时在那个研究室还有一位副主任，名字叫田恒林，是马进在一所中学执教时的学生，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后来出版过散文集和长篇小说多部，并加入山东省作家协会。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工作之余，在完成县委、县政府领导交办的一篇又一篇的公文材料的空隙里，我们在办公室里谈的最多的是文学，是浩然。光我们几位谈文学、谈浩然似乎还不够热闹，那时候与我们办公室同一层楼的还有一个史志办公室，主任秦晓鸣、副主任赵守诚也都是文学爱好者，也都是后来在退位后皈依文学，出版过诗集或散文集并加入省作协的。当时他们在工作之余经常到我们办公室串门、聊天，谈论最多的自然是文学、是浩然。以至于当时有人对我们开玩笑说，经济研究室都快成文学研究室，快成浩然研究室了！
或许就是受这种玩笑话的启发，也或许就是骨子里热爱文学的本性，这时候在我心里正悄悄地酝酿着一个想法，能不能成立一个组织，专门研究一下浩然和浩然现象？比如浩然作品研究会或浩然研究会，等等。
正如我在《“浩然”正气》这篇随笔中谈到的，以及后来在随笔《读残书》、文学评论《为有源头活水来》、《再读浩然》等文章中谈到的，在我的小学高年级阶段和初中阶段，那时候在书店里能买得到的和在学校图书室里借得到的，除了毛主席的书就是浩然的书，《金光大道》和《艳阳天》两部长篇小说我是在小学五年级和初中
一年级时读的。在读浩然的这些长篇小说的同时，我还听到一些大人们讲过的浩然在昌乐下放劳动时的故事。
我的一位兄长就曾经对我讲过，浩然的短篇小说《车轮飞转》是先有小说后起的篇名的，他在完成这篇反映农民生产劳动场面的小说的初稿后，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题目而搁置了下来。当他路过一个车行，在看到修车人把一辆小推车修好，翻过车底，拨动车轮快速转动时，他眼睛一亮，一拍大腿，说了声：“有了！”跑回驻地把小说的题目写上——《车轮飞转》。
我在第一次读长篇小说《艳阳天》时，我的一位初中老师对我说过，《艳阳天》的作者浩然在修建高崖水库大坝时，和社员们一同劳动，累得腿都肿了，肿胀的腿用手指一按一个窝，因为肿得厉害，那按下的窝好久好久起不来……
正是浩然的作品和浩然留在昌乐的故事和轶闻，使我对浩然创作的文学作品和浩然本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我在少年时代读过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之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参加工作前后，有意识地阅读了他在创作《艳阳天》之前发表过的那些短篇小说。当然，我在读他的那些早期的短篇小说的同时，也读了新时期以来全国各地涌现出来的大量的优秀短篇小说，特别是每年一度评选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篇目，我都认真地读。读的多了，有时候难免拿浩然的一些短篇小说与新时期以来前几届全国短篇小说获奖作品中的农村题材的相比较，发现浩然在二十年前创作的那些短篇小说，有许多篇章并不逊色于后来的这些获奖作品。甚至可以说，浩然对于人物形象的描写和刻画，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人物的对话的生动、活泼上，后来的那些获奖作家们都有借鉴和承袭。
可是，没有哪一位新时期以来获过全国中短篇小说奖的作家愿意坦率承认自己的创作受到过浩然的影响——只有铁凝，这位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作协主席在浩然去世的当天到其长子梁红野家中表示慰问并在临时灵堂吊唁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作家都对《艳阳天》印象深刻，他几乎整整影响了我们一代人……我小时候是读他的书长大的！”——更没有哪一位文学评论家愿意点破这一点。或许，在他们眼里，“文革”已过，浩然和他的作品也早该过时了。他们的意识里，他们的情感里，总是把“浩然”与“文革”捆在一起。
那时候，我在读书、在写作的同时，我常常思考，究竟这是为什么？是政治的原因？还是因为《金光大道》、《艳阳天》的成就盖过了他的那些短篇小说，使人们忽略了他的那些短篇小说的存在？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也或许是都有一些，但不是全部。总之，浩然及其作品、及其现象都值得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几年里，我在读书和在业余写作的同时，我常常在心里冥思苦索着这些问题，终于有一天憋不住给浩然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没有像以往那样请教他文学问题，而是就成立一个浩然研究会，同他谈了许多。信写完后，大约又
待了十多天，才寄给了在河北省三河县的他。随后不久，又把一篇评论他长篇小说《苍生》的文章寄给了他。在我的这篇评论文章里，除了谈《苍生》人物形象塑造外，还重点谈了《苍生》一反浩然过去的“永远歌颂”的文学创作主张和理念，第一次在他的长篇创作里掺入了具有理性批判意识的思想，反映出浩然对改革开放某些问题上的个性思考。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觉得《苍生》是他创作上的一次飞越性突破。在这篇长篇巨著里，他没有随大流，没有盲目地大唱赞歌，而是揉进了比以往的创作更多地对现实的思考。他在《苍生》里对农村现实社会的思考与忧虑，要比这一时期一些所谓的主流作品、获奖作品要深刻得多。在艺术上，《苍生》也比同时期其他一些所谓的主流作品、获奖作品有着更加成熟的艺术特色……
2008年春写于昌乐
（原载《记忆浩然》，黄河出版社，201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