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恋发祥地
郭建华
一
1960年，浩然在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下放劳动8个月。他十分珍视这一段生活。他曾对我说，除了河北省那个圈子外，我没有在另一个地方呆这么长时间。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昌乐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使我从一个刚刚出了几本短篇集子的普通作家，迈上了一层台阶，上升到另一个层次，“昌乐是我的发祥地”。
1992年12月，浩然来潍坊主持由他主编的“潍坊泥土文学丛书”首发式，顺便参加一家宾馆的开业仪式。这家宾馆以他的代表作《艳阳天》命名。浩然在即席讲话中，更详尽地阐发了他的“发祥地”观点，表达出对“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至真至诚的眷恋。他说：“离开昌乐整整两年之际，我动笔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小说里的那场麦收情景，都是我在东村亲身经历的，书中有许多给读者留下印象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不要国家救济、偷着吃野菜的饲养员马老四，写的都是东村人，都有东村的原型而写作出来的。”“没有昌乐人用他们的爱心、聪明、正直、勤劳对我的支持、帮助和培育，我写不出《艳阳天》。没有《艳阳天》，我还是平庸的我，尽管至今我还是个普通作家，但《艳阳天》毕竟让我辉煌一时。所以我对昌乐感恩，不忘昌乐，把昌乐当成我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
事实上，浩然这番肺腑之言，绝不仅仅是讲给昌乐人听的。在我翻阅了手头仅有的资料后发现，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不同形式，不同谈话对象面前，每当谈及个人的创作道路，创作思想，创作经验，浩然都会情不自禁地谈到昌乐，谈到在昌乐那八个月的生活和收获。我想，这就是浩然的“乡恋情结”。浩然对艺术生命的第二故乡的眷恋，已经渗透进他的血液甚至骨髓中去了。这就是一个成功作家的良知，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成功的奥秘之一。
现就手头资料，将浩然有关昌乐的言论摘编如下。
二
长长短短，一共十六篇，所反映的故事都发生在1959年和1960年。这两年间，
我常常有机会下乡去走走、看看和听听；尤其是1960年，我曾下放到一个小县劳动、工作了八个月。这时期县里和村里所发生的大大小小、重要与次要的事情，差不多我都参与了，动了嘴，动了手，也动了心。这样，就使我跟这里本来陌生的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觉得，自己的心跟农民挨得更近了些，对他们的了解也深入了一层。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所描所绘，都是我最感兴趣和有所理解的事物。可能因为我自己是青年人的缘故，平时下乡和下放期间，接触最多、谈的也最投机的是青年，所以这个集子里描写青年男女的篇章占了大多数，其它方面就比较少。题材还不够广泛，是这个集子的缺欠之一。
我喜欢农村，因为我热爱和尊敬农村里的农民。在生活斗争中，使我深深感到，每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员都是创造新生活的战士，对争取胜利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心。他们的高尚风格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都使我由衷感动。在劳动下放的后期，我负责生产队党支部工作，实在忙得厉害，要劳动、工作，晚上还要开干部碰头会；但我忍不住要把自己每天的见闻立刻写下来。有几篇作品的产生，是我永远忘不了的。那是秋收时节，我们干部轮流带领社员守场。当深夜，我披着月光，漫步在寂静清爽、飘着米谷香味的场边上，许多激动过我的事情都展示在眼前，许多话语都涌到唇边，急不可待要向别人倾诉。于是，我把粪篓翻扣在场板上，在上面铺一条麻袋，把保险灯捻亮，就趴在这个“桌子”上写开了。有的东西是当时就写成的；有的则是在这情形下打出初稿，回到北京以后才修改定稿。
（摘自《珍珠》前言，1961年8月5日天津）
1960年我下放劳动将近一年，我觉得这是“到群众中去”的好方法。比起过去以记者身份去采访或专门去体验生活，不知深入了多少倍。我住的那个村有八十多户人家，将近三百口人，一年里，我跟他们吃一个锅里的饭，喝一口井里的水，一块儿冒雨抢收麦子，一块儿解决我们共同的困难。互相间都熟了，我不仅了解了许多人，许多人也了解了我，彼此了解，互不隔心，我对他们的理解也就比较深刻了。这些充实了我的生活仓库。从那里到1961年我写下一些短篇小说，其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有这个村老乡的影子。直至今天，许多跟我同甘共苦的人，还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常常因为新的问题或生活的触动，想写，一动笔，很自然地就从这一段生活积蓄里得到各方面的补充。这一段日子是我永远难忘的。
（摘自《勤学苦练》，1962年3月8日于北京）
写《艳阳天》之前，我曾在一个生产队当过八个月党支部书记。那时正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我跟那里的劳动人民一起培育小麦，收割打轧，一起流汗，一起欢乐，当丰收的小麦上了场，突然遭受雨淋之后，我才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劳动人民对于劳动果实的感情。后来，我把这一情景和感受，写进《艳阳天》里。
（摘自《幸福的生活和写作》，1972年1月19日写于北京）
1960年我在山东省一个村里下放劳动，那是三年暂时困难的时期。麦收时节，我和一个老贫农、一个干部夜间看场。当时有一条规定，看场的可以熬一顿粥吃。老头很正派，很深沉，阶级觉悟很高。每一天夜晚他把粥做熟了就走开，过一会儿再回来，故意挺着胸膛，抹着嘴巴，告诉我们他在家里吃过东西，把他应当吃的那一份让给我们吃。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有一次那个干部发现了“秘密”，当场向我“揭发”这个贫农根本就没有在家里吃过东西。我一听这个，真受感动，也很难过。老贫农对我说：“你们是干部，晚上熬夜，白天还得工作、想事儿，应当多吃点；我晚上熬了夜，白天睡觉，又不用动脑筋，少吃一口不要紧。”这句十分朴实而又普通的话使我当时掉下眼泪，至今想起来，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几年后塑造马老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从北京郊区一个有类似事迹的老饲养员的斗争事迹，联想到山东省这个老贫农，触发了我的感情，就把那个吃“夜宵”的事情综合加工为吃野菜，构成马老四这个人物形象的重要情节之一。这个形象不一定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没有和他们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的经历；没有感情上的交流和融汇，就是现在这样的程度也是写不到的。
（摘自《漫谈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几个问题》，1972年9月19日，在北京一个业余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在昌乐县下放劳动的时候，正赶上我国遭受三年困难期间。冬季到来，党号召关心、安排群众生活，抓好副业和春播准备。我边跟基层干部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一边观察生活，一边动手写作。两个月内，我写了《队长的女儿》等六个短篇，比较及时地歌颂了新人新事，反映新的形势变化，收到一定的宣传效果。如果我当时不写成短篇，这方面的材料可能至今仍积压在仓库里。
（摘自《〈春歌集〉编选琐忆》，1972年12月23日，北京兴隆街）
1960年下放劳动期间，我注意了放下“作家”的架子，当一个普通劳动者。特别是担任村支部书记的初期，我和当地的干部、贫下中农日夜忙于贯彻党的对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我几乎忘了自己是一个搞创作的人。我跟《送菜籽》里的“孟昭仙”一块为播种秋菜缺种子而焦灼过；我跟《队长的女儿》里的“傅玉荣”一块儿为安排
社员吃穿奔忙过；我也跟《人强马壮》里的“田小武”同心协力地整顿过饲养场。尤其是跟几位老贫农在麦收季节一起看场院的时候，他们用言行给了我毕生难忘的教育和影响。我们白天并肩战斗，保卫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夜晚，伙铺着一领草席，望着满天的星斗，倾心地谈论着过去、今天和未来。在战斗和交谈中，我向他们学习，了解了他们，熟悉了他们，也深深地爱上了他们；我所写的《太阳当空照》里有他们的精神，《撑腰》、《眼力》里也有他们的影子。到后来写《艳阳天》的时候，雨后保卫场上的麦子和马老四为了革命利益缺粮不声张、偷偷吃野菜的情节，都是直接地来自这一段生活和这些老贫农身上的。
跟英雄们生活、战斗在一起是幸福的，能做到使他们信任地向你打开心灵门扉、自如地和你交流思想感情，更是幸福的；有那么一天，你能把他们的革命精神写进你的人物形象之中，那简直是最幸福的享受。
没有长期地、无条件地深人生活，浮光掠影地知道一点东西，就敷衍成篇，想时很充实，写时很空虚，这是受苦。
下放劳动的那段生活实践使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一些，掌握的生活原料丰富了一些，艺术表现能力也有所长进。最为宝贵的是，我对生活和劳动人民更为热爱了，激起了高涨的创作情绪，回到北京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写了两本短集子和一本儿童故事。
（摘自《〈春歌集〉编选琐忆》，1972年12月23日，北京兴隆街）
《太阳当空照》中赵贵的原型，跟我认识在一个水利工地上。开始结构作品的时候，用了第一人称，写“我”在工地上看到一个老头，也是像现在写的这样，通过他自愿来工地参加劳动、创造三篓推车和冒冰水修桥梁三个基本情节来表现的。给几个同志看了之后，都说这个老头很先进，很使人尊敬，但是这个人物为什么要这样行为，都觉得看不清楚，人物没根，一览无余，留不下印象。我沿着汶河北岸，走访了几个村庄，对几位老贫农作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研究。后来重写那篇小说的时候，我打开了这个人物的历史。把他在远代、解放前、土改后和农业合作化初期跟目前进行的这件伟大工程的密切相连的关系，揉进对人物的描写和刻画里，一步一步把他推到冒冰水修桥梁的战场上，原稿的缺点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
（摘自《〈春歌集〉编选琐忆》，1972年12月23日，北京兴隆街）
《车轮飞转》的素材是1960年夏天在高崖水库采访获得的。当时我把这个主人公的模范事迹写成了小说，写他在水库工地上刻苦钻研，为公家做好事，先给自己修车，又给别人修车；修配组成立后，他又千方百计地解决原料不足的困难，等等，主要情节都类似定稿后的这一篇。写完看了一遍，它像一篇先进人物的介绍材料，是一串相
雷同的事件的堆砌，自己也觉得没有味道，不受感动。半年之后，我从废稿堆里把这篇东西翻出来，从头到尾一看，那些堆砌的事件，件件都闪起上次写作时没有过的光芒；看完之后，我非常激动，一口气又重写了一遍。这次写时，我自己很激动，直到现在看它，心里还是热的。如果当时问我，原来稿子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因素起了决定作用，使它获得解决的，我一定回答不上来。
（摘自《〈春歌集〉编选琐忆》，1972年12月23日，北京兴隆街）
1960年，那个半是天灾半是人祸的苦难日子，我跟俄文《友好报》一批知识分子一起，到山东省昌乐县城关公社下放劳动锻炼。我被任命为下放劳动干部组组长，带着三位女同志和三位男同志，到东村大队落户。那会儿，国家每天供应我们一斤二两地瓜面，在社员公共食堂打饭吃：上午一顿粥，下午一顿粥。见不着青菜，腌咸菜也买不到，用筷子蘸酱油吃。在繁重的劳动的日子里，连久经饥饿考验的社员们尚且喊叫支撑不住，或躲在家里不出工，或出了工而躺在地头上不动弹，我们这些柔弱书生，又哪里经受得住揪肠扯肚的袭击？同志们全都给饿得面黄饥瘦，走路两腿发软，苦不堪言。秋收到来，偷盗成风，队里决定派可靠的人轮流看场护坡。社员会上，许多人说下放干部在村里没有家，不会偷粮食，就让我们全体担当这差事，同时推选出他们认为可信赖的几位社员和队干部，跟我们混合编成几个小组。每晚四个人执勤，两个下放干部，两个社员或队干部；四个巡逻，按时到场院小屋集合。并规定，参加看场护坡的人，晚上有一顿夜餐：每人二两地瓜面煮粥喝。我和另一位男的下放干部，跟老保管员在一个组里。每逢轮到我们，都由老保管点火煮粥；等粥煮得住火的时候，他便站起身来说：“我那份儿，你们两位分着喝了吧，我老伴儿给我做了干粮，我回家去吃呀。”或者说：“我闺女来看我，给我送来细面的馅饼，我那粥你们喝吧。”一连数日如是。有一回，他丢下烧火棍走后，我们刚把他留下的粥喝完，接到公社派人送来通知，让担任了村支部书记的我，立刻进城开会。我跑到家里找老保管。他正双手捧着一碗只有野菜叶而没有几粒粮食的汤在喝。根本不像他刚才对我们笑眯眯地说的那样“老伴儿给我烙了有馅的饼。”我见此情景，恍然大悟，随即一种十分复杂的感情撞击着我的心。我几乎是怒冲冲地当场揭穿老保管对我们的欺骗，怪他不该这样照顾我们而自己挨饿。他手捧着野菜汤碗，语气平和地对我说：“这没啥，你们除了干活计，还得用脑筋想事儿，应该多吃点儿，不然要损坏身子。……没个家，怪可怜的。……”听了这极平常的话，我忍不住地掉了泪。从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活过来的人都清楚，在当时，一口饭就是性命，是生死攸关的事。老保管却不顾自己，同时不露声色地保护我们这些于他来说，既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也不会有什么“用处”的人，这是多么可敬可爱的农民！两年半以后，当我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的时候，写到普通农民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表现出美好的精神境界的情景之际，很自然地
联想到那位给过我爱、也使我对他产生了爱的东村大队的老保管。我依据他给我的生活和我对生活的感受，写了“马老四为了不给社会主义抹黑，支持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带头搞社会主义建设而偷偷地吞吃野菜”的情节。写时，我又掉泪了，以后修改、看校样，每接触到这一章节，我的心就为之一热。那几年间，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包括日本的读者的信，都肯定“马老四”的形象和“吃野菜”的章节，都说受到感动。
（摘自《谈“情”说“爱”——跟文学青年聊天之五》，1985年2月19日改于北京月坛）
由于生活的感召，艺术的诱惑，革命责任心的促使，我选择了文学这条开满鲜花，又遍布荆棘的人生道路。
很幸运，有冀东，京津郊区，以及山东省昌乐县的大地与农民支援；有天南地北报刊、出版社的编者扶植；加上十足的自信、又笨又拙的苦拼劲头，终于闯过，加上混过了无数艰难险阻，从十七岁的少年，一步一步走到五十五岁的老头子。回头一看，确实不是个完善的成功者，可也不能算个完全失败之人。
人还活着，路还须继续赶。作家靠作品活着；作品靠真实活着；真实的作品必须是真实的社会生活和真实的艺术感受这一对情侣所养育的孩子。为了能够写出真实的作品，而暗下决心：永远不忘掉乡村大地，永远不脱离农民大众！
（《小说月报》封面人语，1987年于天津急就）
1960年开春，我和一伙同事下放到山东省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劳动锻炼，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八个月。两年后出版的小说集《珍珠》和《蜜月》，绝大多数篇章是在那里写出或草拟的。
（摘自《我是农民的孙子》，1988年2月5日修订于通州镇后南仓）
当我在政治上受到挫折、艺术生命几近夭折之时，又是这块黄土地和人民大众把我拥在温暖的怀抱，给了我“东山再起”的勇气和智慧，又帮我重新在文坛上站立起来。冀东、北京郊区和山东省昌乐县的人民大众，对我的恩情比燕山重，比渤海深，至死都要铭记在心，永远不会忘记。
（摘自《我获一个“特别”奖》，1996年1月29日廊坊市府会议室）
三
在高崖水库管理局接待室最显眼的位置，挂着浩然的一幅题字：“美不美家乡水。昌乐是我的第二故乡，高崖水库是昌乐财富源泉，是我力量和智慧源泉。我永生不会
忘记昌乐和高崖的水。”浩然与高崖水库的这份不解之缘，发端于1960年，浩然来昌乐劳动锻炼的那八个月。他在水库工地上抬过土，写过水库史。他在这里结识和熟悉了许多普通劳动者，他们是寻常百姓，又是极具人格魅力、令人感动和尊敬的英雄。他们与浩然共抬一筐土，同吃一锅饭，把心窝子话掏给浩然。他们后来成了浩然的学生，朋友，成了浩然作品中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浩然还在这里构思和草成了《车轮飞转》等一批脍炙人口的小说作品。
就是这样一种缘份，把浩然与高崖水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浩然每次来昌乐，有两处必去的地方，一处是东村，再一处就是高崖水库。不仅他自己去，他还带了女儿春水去过，带了老伴杨朴桥去过。他还曾设想，哪年趁暑假期间来昌乐，带孙子大海来高崖水库看一看。可惜这个愿望至今未能实现。亲戚越走越亲。频繁的来往，使浩然与高崖水库的感情更亲更近，鱼水难分。高崖水库管理局把浩然的到来当成水库的盛事，拿出自己生产的苹果、葡萄和鲜鱼款待浩然。浩然便与他们开怀畅饮。浩然与水库管理局的领导、水库招待所的老管理员，以至工作人员，都成了要好的朋友，浩然率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期间，还打来越洋电话向高崖水库的朋友们致意。
1999年6月
（原载《浩然与昌乐》，长征出版社，199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