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浩然的结识
亓长禄
1960年盛夏，高崖水库工程进入大坝合龙这个最严峻的时刻。合龙的筑高必须赶在汛期水位上涨的前头，溢洪道也必须迅速凿通，以备洪水到来。为此数万民工昼夜奋战，确保按期完成。就在这工程最关键、劳动最紧张、劳动强度最大的时刻，浩然和他的同伴们来到了我们民工团（当时我在阿陀公社民工团做青年工作）参加劳动。
到工地后，他们和普通民工一样，挥锨装土，操起绳子拉车，套上袢推土等活都干。在劳动中最能干、最活跃、最朴实的就是浩然。在烈日下汗流浃背，手上磨起血泡，从不说个苦字，总是乐哈哈的。他态度和蔼，对人热情，平易近人，说话通俗易懂，男女老少他都能拉呱说话，所以民工们都愿接近他。
当时浩然28岁，比我大一岁。也可能因为年龄和工作的关系，通过一起生活、劳动、交谈，感到他对人真诚，做事实在。一天我同他开玩笑说：“我原以为北京来的中央干部、青年作家，一定是很难接近的，可是见了以后，竟然是……”不等我把话说完，他就接过去说：“不过如此！”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以后在谈话中他又向我讲述了他是生长在河北省蓟县农村，当过兵，也曾在基层工作过，以后当了记者、作家，大部分时间仍是生活在农村，写出的作品也大多是反映农村的。我说：“原来如此，难怪对农村生活这么熟悉。”他说：农村是生活的源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作家必须深人群众，深人生活，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在劳动中他和阿陀村民工赵贵然老汉多次交谈，并以他为人物原型，写出了小说《太阳当空照》等作品。浩然白天劳动、采访，晚上写作。当时住在矮小的民房里，点上罩子灯，灯下蚊子咬得厉害，就披上床单，热得满头大汗也顾不得用扇子，有时盹了，就伸伸胳膊洗洗脸。有一天，他白天去包庄，当天晚上就写出短篇小说《送菜籽》，不几天就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大伙看了都夸他写得好，写得快。
真正的朋友是在艰苦的生活和劳动中同甘共苦结成的。1960年正是生活最困难的时期。在工地上尽管劳动强度那么大，我也只能给他们安排每人每顿一个“三合面（瓜干、玉米、高粱）窝窝头，回团部伙房吃饭再加上一碗薄薄的玉米面粥，可是都吃得很香。一次去县里开会，浩然约我吃饭，他对我的最优厚招待，就是去食堂买饭时，多为我
买了一个几乎全是菜团的窝窝头，并再三劝我一定吃完。我们边吃边谈，吃得非常痛快。入冬以后他们回到原来的住处——东村。一次他邀我和孙衍德同志到他那里做客。晚上他对我们盛情招待，几个人忙来忙去为我们做了四个算是最丰盛的菜，一个食盐拌青萝卜，一个食盐拌胡萝卜，一个清水炒白菜，一个清水炖土豆。这天晚上我们吃得特别痛快，谈得特别开心，一直谈到下半夜才休息。浩然还赠给我们每人一本他刚出版的小说集《新春曲》。
我和浩然从结识、相处到分开仅仅几个月，但结下的情谊却是深厚的、永恒的。因条件关系，他什么时候离开昌乐回北京，我不知道，所以也就没能给他送行。但他回到北京后马上给我来信，从此建立了经常的通信联系。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人总是谦虚谨慎、不忘过去。1961年他的小说《太阳当空照》出来稿件后，他就给我寄来征求修改意见，后来把刚出版的《珍珠》、《蜜月》等小说集和长篇小说《艳阳天》都立即寄来，大家争先拜读。我也跟着他沾了光，大家都说我有福气，认识了这么好的一个大作家。
1983年后他又多次来昌乐，旧友重逢，格外亲切，大都找时间单独叙谈。我想一位国家乃至国际名人和我一个普通基层干部仅经过短暂的结交竟保持了近四十年，这就足以证明一个人的品质和为人。
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香港《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评选揭晓，浩然当选其中，他的代表作《艳阳天》荣获第43名，并特别说明：“1949至1976年的中国大陆小说，只有浩然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入选。”并称赞《艳阳天》“刻画农村的面貌入木三分，因而受评审青睐”。老伙计，祝贺你！盼望你多出好书，希望你常来昌乐相聚。
（原载《浩然与昌乐》，长征出版社，199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