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保管田敬元
东村大队有一个大队长，两个副队长，一个会计和一个保管。加上四个小队的正、副队长，也不过十一、二名干部。所以没有几天，随着能够听懂他们语音之后，就都大体上熟悉了。
唯有总是忙碌在前后左右的保管员田敬元，反倒觉着摸不准他的脾气秉性。
他五十上下岁，瘦瘦的，长条脸，高颧骨，一双小而亮的眼睛，对人少言寡语，办事小心谨慎；不光对我这个支部书记处处唯唯诺诺，就是对其他几个下放干部，也都敬如宾客，见面就笑眯眯地看着你，不论跟他说什么，他都回答“中”、“中”，或者“刚好，刚好”，仿佛他不会说个“不”字，或者他根本就没有他自己的主见。据别人介绍，他小时候念过“四书”，还从书本子上学会了算卦；就连谁家的鸡丢了，他都能掐算出匿藏在何处，还能不能找回来。他给人的一个总的印象是个缺少棱角、没有是非的“老好人”。
他对库房倒是管得满紧。由于大队是个核算单位，各行各业，找东找西，都要往保管室跑，找保管员。不论来多少人，不论什么职位，凡来者都自动地停步在保管室门口外面，用什么或交什么，都由田敬元亲自打开门，取出来或送进去；取送的事一办完毕，不管取送东西的人走没走，他都要立即关门落锁，毫不迟疑。开始瞧见这类情形，我以为出于人们的自觉，以后才知道是田敬元给立下的规矩：谁也不能迈进库房乱看乱翻。
割麦子的时候，我的镰刀把折了，急火火地找田敬元调换一把。
他打开门，我想跟进去，他竟很客气地拉住我：“你就在外边等，俺麻利地给你找一把来。”
我要亲自挑一把刀刃锋利的。
他死死地堵住门口，仍然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别进去，保准给你找把好使的就是了。”
他这一手，很有点伤害了我这支部书记的面子，到了坡里跟大队长田敬芳发牢骚：“他本来很老实的样子，对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呢？”
田敬芳听罢一笑：“他保管的东西该放哪儿放哪儿，怕外人进去乱翻，你就由着他吧，这对集体有好处。”
有几次我到保管室通知田敬元参加队干部会，随后结伴奔到会场，临离开的时候，他明明把那两扇门关得严严的，锁得紧紧的，等到开罢会，时间已经深夜，该回家睡觉了，可他偏偏要绕个大弯子，到保管室再摸摸门扇上锁没上锁。每次都如是。
我嘲笑地说他：“你老糊涂，刚刚锁上的就忘记了吗？”
他毫不介意地回答我：“小心不为多余，闪失的事儿，多半出在大意上。”
被田敬元“敬如宾客”的一位女下放干部杨秀琴，有一回竟让“唯唯诺诺”的田敬远给“撅”得掉了泪。
收了麦子抢种棒槌子，起早恋晚地在坡里干活计，使得人困马乏，一收工，多一点也不愿再走。
杨秀琴给一个青年社员牵头播种。天大黑的时候，他们才卸牲口回村吃饭。正等在保管室门前的田敬元，接过装种子的布袋问：“犁呢？”“明天早上接着种，没有扛回来……”“犁放在坡里，犁上的套绳咋不拿回来呀？”
青年社员在一旁插言说：“大黑天了，谁还去偷你那一根烂绳子！”
田敬元脸上虽然仍带笑容，语气却很严厉：“你敢保险没人偷吗？快点取回来！”“明早上再说……”
“不中！要是没了咋做活？眼下队里可没钱买新的。”那青年也很倔，说了声“俺就不去取”，一甩袖子走了。
杨秀琴见田敬元要追赶那青年，恐怕吵起来，就劝说：“他干一天活，太累了……”田敬元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她的话：“累了，就兴把集体的东西扔在坡里不管？自
已的舍得不？”
爱面子的知识分子，被这几句抢白搞得无言答对，往住处走时就委屈得哭了。
吃过晚饭，我们下放干部开碰头会，田敬元走进来，把半小时前借去的手电筒放下，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这时候杨秀琴惊讶地发觉：他不仅有一股从野外带进来的潮气，手里还提着一团绳子：“这个人，真是……”
我把这一切都看到眼里，仍然只看成是他“谨慎”地尽职尽责而已，并没有视为多么高尚的行为。
三秋时节，公社接受了麦季刹不住“偷风”的教训，要求各村严加防范和看守。各村召开群众大会，让大家推选最可靠有威信的社员和干部组成护秋组织。我们东村的护秋队由男性的下放干部跟几位大队干部和社员混合编成。四个人一组，轮流值日。凡参加护秋的干部、社员每夜补助夜宵粮——地瓜干面二两。
那时候，国家每天供应我们下放干部一斤二两地瓜面的口粮，在社员公共食堂打饭吃：上午一顿粥，下午一顿粥。见不着青菜，腌菜也买不到，就用筷子蘸酱油吃。如今加上这二两夜宵补助，实在太珍贵了。四个人，八两地瓜面伙着熬成稀粥，入夜之后煮熟，围在一块按碗分着喝。喝饱了肚子再到坡里转悠。
我和另一个下放干部随田敬元及一位社员为一组。每逢轮到我们的那天，天一黑就到场院集合，我们三个或扫场边，或苫垛，田敬元就为我们点着炉火煮稀粥。等到粥锅烧住了火，他便站起身，一面拍打身上的灰土，一面走过来停在远处冲我们说：“俺
老婆子在家里给我做了干粮，俺那份粥你们二位喝了吧。”
当地的社员和干部，口粮标准虽然比我们低，但是他们守家、守业、船破有底，比我们这几个无家无业又无储存的下放干部总要强些。所以我们俩在感谢老保管田敬元赏赐的同时，也就心安理得地分着喝了原本属于他的那三、四碗稀粥。
隔一天又轮到我们组护秋，田敬元烧完了煮粥的火，对我们说：“俺闺女来看俺，给俺送来细面馅饼，俺那份粥不喝了。”说罢，他就又离开场院回了家。
一连数次，我们每次多喝了一两碗稀粥，再到坡上巡逻走动，肚子里确实好受了许多。
有一回，田敬元丢下火棍子走后，我们刚把他留给我们的稀粥喝完，公社就派人来给我下通知：立即到县城里参加支部书记会议。我跑到老保管家，跟他交待一下。
田敬元正蹲在灶前，手里捧着黑乎乎的野菜汤喝，根本不像他刚才对我们笑眯眯地说的那样“老伴给俺做了干粮。”
我见此光景，恍然大悟，随即一种复杂的感情撞击着我的心。我几乎是怒冲冲地当场揭穿老保管对我们的欺骗，怪他不该这样地照顾我们而自己挨饿。
他手捧着野菜汤碗，语气平和地说：“这没啥。你们除了干活计，还得操心，用脑筋想事情，应该多吃点，不然要损坏身子……城市人，念大书的，来到这儿陪着俺们受苦，又没个家，怪可怜的……”
听了这几句极普通的话，我忍不住地掉了泪。
从“三年困难时期”活过来的人，都有所体会和见闻，当时一口饭都是与性命攸关的事，多了这口饭就能活命，少了这口饭就能没命；那时一家的亲人，为了争一口饭而翻脸分家，视若仇敌；田敬元竟是这般暗暗地将活命的口粮让给我们这些跟他无亲无故的人，这是何等的心肠，何等的品德呀！
在东村，在昌乐，在京郊和冀东的许多村庄里，我接触到无数类似田敬元这样的农民，所以那个灾祸时期没在我的心灵里投下多么浓重的失望的阴影，更多的倒是希望的曙光。因此，当时就在东村的场院、高崖水库工地和县委会的一间小屋子里，陆续起草了《送菜籽》等几十个短篇小说；回到北京两年之后，动笔创作我的第一部长篇《艳阳天》。当写到社会主义的根子深深扎在农民心里那些情节和细节的时候，很自然地联想到田敬元，以及类似他的众多的对集体事业赤胆忠心的老贫农，所以书中“马老四”的形象就诞生了。
我深深地敬爱“马老四”的原型，所以塑造了这个形象。每逢回忆起老保管田敬元，我的崇敬之情便油然而起，写到“马老四”为了不给集体抹黑而偷偷地吃野菜的情节，我抑制不住热泪流淌，打湿了稿纸。
1987年盛夏，我从烟台转路来东村，到那座我熟悉的小屋看望田敬元老汉。临别之时，年近八旬的他，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拉住我，一再叮嘱：“明年一定带你媳妇
子来咱庄看看。”由于协助别人拍电视剧《苍生》，我被拖住两年，老妻病卧在床，不便远行，我就携女儿在今年中秋佳节前夕赶到东村。我想告诉田敬元老汉，我的女儿代表我的老妻、子孙们前来拜望他、祝福他——可惜晚来一步——今年大地回春之际，他已经在他出生的老屋里，在他浇灌过心血的土地上与世长辞了……
热情接待我们父女的是田敬元的那位风烛残年的老伴和他们的儿子田中方。
现任支部书记田志文告诉我：敬元老汉生命之火熄灭之前，又闪了一次灿烂的光亮。
去年的一天过晌，郭家庄忽然有人来前东村告诉：田中方的亲娘死了。
田中方本是田敬元老夫妻唯一的儿子，他娘怎么会死在郭家庄呢？这是一种在乡村并不罕见的，被人人传诵却又恪守不宣的秘密。原来田敬元年轻的时候娶过一房媳妇，生下个闺女不久就去世了，后续的媳妇，也就是如今这位老伴，可惜不会生养。三十八年前，郭家庄李家已经生养了七个闺女、三个儿子，又怀胎有孕，实在难以抚养，就把生下来不到十天的孩子送给了田敬元。田敬元夫妻把孩子抚养成人，供他念书供到高中毕业，又给他娶了媳妇，变成“子孙满堂”的热热闹闹一家人。此时，李家老人病故，不讲信义地揭开了这个永久都不该泄露的秘密。
敬元老伴先得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她吞吞吐吐、甚至战战兢兢地转告给敬元老汉，让他拿主意，决定该咋办。
敬元老汉打个沉回答说：“俺们把中方抚养大了，就算把任务完成了，还计较他变心不变心干啥？他有文化，又是党员，俺们还信不住他？”
当天，老两口打发田中方到郭家庄为生身娘奔丧送终，以后两家人亲密地来往。前东村人人称赞田敬元和他的老伴心好、风格高。
1990年10月3日于昌乐县高崖水库管理局
（原载《人民文学》1991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