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村的乡亲们
1960年，正是那个给人们心里留下了许多诸如痛苦、懊恼、惋惜、怨恨，以及深深地、沉沉地思索的历史年代。这一切，在繁衍生存着我们男女同胞最众多的乡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尤为严重。
恰逢其时，做着新闻编辑、记者工作而迷恋着文学创作的、二十八岁正青春的我，随着中苏友好协会的一支下放干部队伍，搭乘开往记不清是青岛还是烟台的火车，来到距首都北京千里之外的昌乐县。于是，我便成了落户城关公社东村（现已分为前东村和后东村）下放干部组的组长，继而又当选为东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共产党党支部的书记。从春种到秋收，从脱下棉衣又穿上棉衣，一气住了八个月。在这八个月里，我们跟着近四百名男女老少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同熬煎着灾难，最后终于把灾难熬煎过去了。
好似转眼之间，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又三次回昌乐县东村探望，跟乡亲们一起亲亲热热地忆旧话新，使我触景生情，感慨系之；而首先涌上我心头和眼前的，并非是灰暗与压抑，而是明媚与冲动。由于在河北省搞县文联，由于在北京编刊物，由于跟出版社一起操持“泥土文学丛书”而撂笔多时的我，也被它们点燃了火辣辣的创作热情，不得不重新拿起，匆匆忙忙地为几位已经永远辞别我的老乡亲，记录下一点点面影和声音。
光棍汉房东
在东村，我先后有两家房东。头一家是小名叫钢蛋的田志福家。他家住在西头，比较地靠近街的中心。下放干部中间的三位女组员，则住在通着场院、连着野坡的村东头。她们一再以那地方不安全为理由，要求换个住处。实际上她们是嫌房东一家全是男人，没有女人，生活有些不方便。从下放干部这边来说，我是组长，从村子领导角度而论我又是支部书记，我必须“把方便让给别人”，就主动地跟她们三个对换了房子，于是名叫田守业的“二茬子”光棍便成了我和另一位叫夏均的同伴的房东。
这一家人并非只有一条“光棍”，实际上老少大小整整四条。田守业的爹中年丧妻，打了大半辈子“二茬子”光棍，领着田守业成了家、立了业；田守业又遭中年丧妻之祸，
带着十一岁的大儿子敬华和一个七八岁的二儿子敬富，还得养着六七十岁的老爹田明金一块儿苦熬岁月。两年后我在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写作所创作长篇小说《艳阳天》，那样安排萧长春的家庭成员，以及发明了一句歇后语“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就是首先从他家得到的启发。
东村人给我的总体印象“老实厚道”，而田守业这一家则老实厚道得出奇。东村的所有人家当时都在经受着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特殊艰难岁月的折磨与考验。在我耳闻、目睹、猜度和感觉里，别的人家都在想方设法地挣扎着，唯独田守业家里人逆来顺受地不声不响地“等死”。比如与我来往较多的一位同样“老实厚道”的人，上坡下坡的时候总要顺便“捡”一点什么补充家人的饮食。比如另一位比较“精明”的人，赶车出门的时候，常把喂牲口的料，填到自己和家人的肚子里。再比如我的第一位房东志福爹，在村南边自留地的坡头上夹了一圈箔障子，再挖一条沟，把水引到附近，再用极原始的提水工具浇灌，种了几畦菜蔬，致使小钢蛋除了有从公共食堂打来的粥和窝窝头之外，还有了另外的补充。田守业家的人则不然。田守业笨拙得“捡”不来任何可以往肚子里装的东西。他不会使也使不着车辆，自然也就没有牲口料供给他和家人填那饥饿的肚子。田守业家的自留地只种粮食作物，跟队里的谷物同步生长，生产队的不熟不分，他们也就无处找到一口东西给他自己和孩子、老人吃用。所以他家的两个老少光棍汉饿得不象人形，那两个孩子也都面黄肌瘦，饿急了常常爬上窗前的楸树掠把叶子往嘴里塞。看到如此光景，实在令人可怜得目不忍睹。可是同样饥肠辘辘的我们，又爱莫能助。
“三秋”临近之际，偷风在东村刮了起来。我这个支部书记带领着干部和积极分子们日日夜夜地看坡护秋，千方百计地阻截捉拿偷盗庄稼的窃贼。有些比田守业家日子有根底的人都加入了偷盗的行列，由此我暗想：粮食到了嘴边，饿急了眼的田守业父子也得去偷。而他们如若去偷，比东村任何一户人家都方便。他家住在村边，离坡近，可以到坡上去偷；他家的东屋外边就是场院，而且有朝东开着的屋门，更可以到场院上去偷。我细心地观察一些日子，却没发现他家人偷过一穗一粒粮食。
偷风越刮越厉害，阻不胜阻、捉不胜捉。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出于怜悯和同情，出于求得公平和心理上的平衡，我忽然生发了一个怪念头：希望田守业和他那个比他精明的老爹去偷，用以救救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于是我曾经在几个晚间几次把夏均支走之后，故意打开通往场院的大门，然后也到街里去串门子。可是那父子两个光棍汉，一次也不利用我所给予的机会去偷一点。有时候，轮到我看场护坡，就故意找他们父子俩，说我去开会，替我一个时候。结果，我仍然枉费心机，他们依旧不肯偷上一点点庄稼或粮食。．
就在无数次给方便和暗示都不见他们有所行动的时候，我坐在我住的那个东屋发呆，看看东边场院里成垛的豆子、成堆的棒槌子，再看看西边的北屋浮肿的老人和干
瘦如柴的孩子，真恨不能把他们父子俩叫到跟前，指派他们到坡上去偷，到场院去盗！然而我实在没有勇气，不敢那么做：我是党支部书记呀！
有一天中午，我在院子的铁条上晾晒潮湿的被褥，忽见田守业的爹明金老汉朝我跟前走过来。
他拄着一根木棍子，艰难地移动着两条因浮肿而笨重的腿，停在我不远处，左瞧瞧右看看，很难为情地小声地开口了：“老梁，你们下放干部同志，有买布票的吗？”
听了这意外的话题，我不禁一愣：“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他那张刻满皱纹而又没有一点血色的脸骤然间泛起一点微红，声音越发低地回答：“我有个亲戚，想卖几丈布票，闹几个钱花用……”
我豁然明白了：不是什么亲戚，要卖布票活命的是他。我赶紧对他说：“有人买，多少钱一尺呢？”
“给一毛钱就中，少点也中。”“你有多少拿来吧，我先把钱垫上，谁买我再卖给他们。”
“那刚好呢。”老人面带微笑，干枯的手哆哆嗦嗦地从那破烂夹袄里边的兜儿里掏出一卷崭新的布票，塞给了我。
我接过布票，粗粗一数，大概有三丈多，就转身进了我的住屋，打开绿帆布箱子，清理我的仓库。那时候，我们下放干部每月只有十二元的生活费；我刚刚学会吸烟，所以手头很不宽余。清仓的结果，我只有五块多钱。我把零头留下，把整数五元钱拿出去，加上积攒下的六、七斤粮票，一齐交给明金老汉。我对他说：“我手里就这么多了，就算这个数吧。再过一、两天，家里会寄钱来，你再问问你的亲戚，他们要有布票想卖，我们还有人买。”
老汉同样哆哆嗦嗦地接过钱，用力地攥到手心里，仿佛怕它跑掉。很郑重地嘱咐我：“这事别跟旁人说，对不住政府。丢脸哪！……”随即返身走进他住的北屋，脚步比出来那时候敏捷了许多。
下午我从几位不吸烟、不爱花零钱的女下放干部手里借了二十块钱，等着购买明金老汉的其余的布票，以便成全他的巧妙安排。
我回住屋不久，就瞧见田守业乐颠颠地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布袋进了大门，进了北屋。傍晚时分，那边随着柴草燃烧的哔剥声响，明显地飘散出一股粮食的味道。同时还传来孩子们那比较有劲儿的呼叫爷爷的声音。
此后，一直不见房东明金老汉提及再卖布票的事。有几次院子里没有旁人，我故意到他屋里闲聊几句，他也没再说起卖布票的事。我衣兜里装着特意准备下的钱，但是我不能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就给他。依我对昌乐人、东村人，尤其我的房东老汉的人性的了解和体会，他是决不会白要我的钱的；如果硬强给他，定会使他感到极度的不安，甚至会向他的亲友们诉说我的“恩典”。这种事情的宣扬，对一个下放劳动锻
炼的党员干部的我来说，说不定要被宣布为犯了政治性的错误。总不如用这种买布票的办法，把钱交给他，既让他心安理得，又为顾脸面而不去对外人说破，彼此都安全。等到新打下来的粮食分到各家各户，包括分到我的房东的时候，我才明白：我白
白地等待了，老房东田明金只乐意通过以平等合理的交换手段，求得帮助他的子孙们免于非命之死，别无贪心，更不可能贪得无厌。
冬季里一场瑞雪之后，由于中苏两国关系破裂，我们的上级机关，也就是中苏友好协会有变，我们这些下放劳动的干部提前回归北京。
告别东村的时候，男女老少乡亲们自动涌到街上，每个人，包括那些“有泪不轻弹”的男子汉，都忍不住地流着热泪，说不完、道不尽的惜别的话。
我趁大伙拍摄留念照片之机，悄悄地溜回空无一人的田守业的家，把写好的一封短信和那三丈多布票装在印着《友好报》字样的信封里，压放在早已选定的最保险的地方——柜上一个梳头匣子底下，而后匆匆地赶回人群里。
明金老汉正被夏均和几位女下放干部拉着拍照，我就附在田守业的耳边告诉他：“我放在你爹梳头匣子底下一件东西，等我走了你再拿出来看看。”这句话我清清楚楚地说完之后，也和田守业一起被拉去拍照。我也极想与我的房东一家有一张合影，永留纪念。
我们离开了难忘的东村。先是想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再返回探望乡亲父老，不料想书刚写完，就开始了连绵的政治运动。二十三年后才如愿以偿地到东村。
东村大变。原来的一个村分了家，分成如今的前东村和后东村。孩子们都长大成人。老人不少位已经故去，其中包括田守业和他的那位精明、正直、善良的老爹。聊可欣慰的是那两个熬过劫难的孩子：田敬华和田敬富不仅成了大汉子，还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后代。
在举杯祝贺我们重逢的时候，他们才告诉我：他们的祖父，直到死都叨念“支书老梁是你俩救命恩人”。然而，到了他逝世以后，彻底清扫他居住的那间老屋的时候，挪动那个“古老”的女人用的梳头匣子，才发现那封发黄的信和早已过期的布票。这样的结局，使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味道的酸楚和遗憾！
今年的金秋季节，我第三次回东村探望，并有意地把女儿带上，让她认识认识东村的乡亲们。先看了田敬富的妻儿，再想去田敬华家。田敬富告诉我：他哥晚上才能够回家。
我说：“先让你妹妹见见你嫂子……”“她，她没了……”“啊，才四十岁的人，怎么会没了呢！啥病？”“喝农药自杀的。”
“为什么？”
“魔魔症症的……”“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唉，说不上来……”
后来我跟别的乡亲打听终于得知，敬华的媳妇轻生之举，是因为他娘家嫂子跟她娘家妈干仗，她去帮了娘，从此跟娘家嫂子翻了脸，越想越想不通，就愚蠢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扔下了“三条光棍”——刚刚四十岁的男人和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常言道“中年丧妻，幼年丧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她就如此轻率地把这样的不幸强加在两代人的身上了！多么可悲，多么自私呀！
我要到高崖水库，那个我流过汗水，也获得过智慧与力量的地方住几天。田敬富带着月饼和酒到宾馆送我，我问他：“你哥还能续上媳妇吗？”敬富轻轻地摇摇头：“难呀……”
我说：“我替你爷爷和你爹求求你，往后你跟你媳妇多多关照你哥和孩子。”敬富用力地点点头：“叔，你放心。”
我立即就放心了。因为我相信东村乡亲们的真诚、厚道，他们说话是算数的。
明先老汉
我们下放干部组里有一名翻译家兼画家的高莽，笔名乌兰汉，译过《永不掉队》等苏联的小说名篇。他从小生长在城市里，少有农村生活的经验。为了给他创造点方便条件，在可能的情况下少吃一些苦，大队干部商量把他和另一位下放干部安排最干净、最老实、最人口少而没有小孩子的家里住。
这家主人名叫田明先。因为他成了我的组员的房东，常常见着面，见面点点头，算是我最先认识的一批社员中的一个了。
明先老汉有五十开外的年纪。一见之下，使你忍不住要联想到《水浒传》里的打虎英雄武松的哥哥武大郎。他不仅个子矮，还有两条既短且弯的罗圈腿。小脑壳，小瓦刀脸，小鼻子，小眼腈，整个看去没棱没角的一条条。他一天到晚耷拉着脑袋干活、走路，见到人不说也不笑，只是怯生生地瞥你一眼，又迅速地垂下头。此时如果他发现你在留神他，或者观察他，他会慌乱地回避，不带声响地急匆匆地溜掉。一块儿上坡，一块儿到食堂买饭，一块儿开会，打了几个月的交道，可以说彼此都熟了，但是他没有跟我主动地说过一句话；我跟别人说话，他明明站在一旁伸着耳朵挺认真地听，一旦觉出我已发现他在偷听，他调头便走，再不回顾，再不到我跟前来。
高莽在他家住下以后，对明先老汉印象颇好。他说这个老农民老实厚道，规矩可靠。在坡上做活中有片刻休息，他都赶紧给明先老汉画像，那副麻木呆滞的面容，真不知能够表现出什么美的内容？
我总觉得这个老汉内心有点莫测的诡秘，行踪有点难猜的疑团。加上他家宅院的建筑与众不同，更使我常常在心里对他画问号。
他家的住宅宽大，不仅有五间大北屋，有灶屋，有牲口棚和仓房，大北屋最东头上端还有一间二层小楼。登上那个不再住人而破旧了的楼上，凭窗一望，几乎可以看到一条街、半个村的情景。一个划定为中农成分的普通庄户人家，居住条件能有这么阔气吗？一个阶级成分很吃香的社员，对人对事能如他那样神神怪怪、萎萎缩缩的吗？为解开这个谜，我对明先老汉的家史和其为人，做了一番较为详细的调查。调查
的结果使我立即从迷雾里走了出来。
原来，在距离解放不久的旧社会，田明先家是东村的富户之一，耕种着二十大亩土地（一大亩等于三市亩），雇着觅汉，养着骡马，使着大车，过着冒油的阔日子。田明先爹娘生养下一大帮儿女，就活了他和他一个姐姐。姐姐出嫁以后，他这个独根独苗更加娇贵，比掌上明珠还要掌上明珠。乱世匪祸多，土匪就看中了田家的掌上明珠这块肥肉，伺机要下口。一天夜静更深的时候，土匪摸进村，假冒田明先寿光老娘家的人，叫开了他家那紧闭的大门，把个十四岁年少的田明先给“绑票”了。他爹娘为了保住后代根苗，忍痛卖掉了十二大亩土地，把个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田明先给赎了出来。为着防范悲剧再度重演，保住根苗再不受伤害，他爹娘咬牙忍痛地又卖掉两大亩土地，用卖地的钱搞了一场“亡羊补牢”的把戏，在北屋最东端那间的上边，又加了一层，盖起一个楼子。同时购买了土炮土雷，以应付再犯之匪徒。这场从天而降的灾祸的严重后果有两个：一是富有的家败了，二是由于田明先被土匪给装到柜子里，直不起身，造成两条腿变曲，变得性格阴郁、精神呆滞。但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多年以后，共产党在昌乐夺取了政权，到东村搞土地改革的人，用的“土法子”上马：按人口平均的土地亩数划定成分，田明先就没能成为“地主分子”，而戴上一块被团结的中农户牌子。
田明先的家事家史，当时给我解了疑，同时也做为认识了的社会生活素材，不自觉地储存在仓库里。二十六、七年之后，在燕山下、泃河边写作以农村改革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苍生》，我却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千里外的田明先老汉，联想到他的身世，又借了他的一点光，得到他的一些帮助。
话说回来。通过那一次的调查，摸到了底细，我对明先老汉不再小心戒备，但是也没有引起什么兴趣和好感，所以与他家很少有串门子的人情往事，也没有凑一块儿聊聊天的感情交流。
熬过了青黄不接的漫长的春季，开完了夏苗，很快就麦收。
麦子长得很不错，满坡黄澄澄的耀人眼目，香喷喷的醉人心腑。好多社员对我们说：这麦子的长势、成色之好，跟大丰收的1958年差不多。
一提起1958年的“大跃进”来，人们半是羞愧半是惋惜地责备自己搞了一些愚蠢
的事情。比如：放卫星，搞夜战，把人忙累得晕头转向，播种小麦的时候，竟把从车上卸下来的一布袋好麦种放到水渠边给忘掉了。半个月以后有个人路过发现，整个布袋都长了麦苗子，根须往下扎，把布袋子死死地长在地上，好几个小伙子才抬起来。要知道有挨饿的今天，当初哪能那么不经心地糟践粮食呀！如今再度喜获丰收，总算熬到能够吃饱肚子的时候了。
眼看着麦地一个时辰一个颜色，成熟得很快，已经到了嘴边上，饥饿的社员却等不及，恨不能一口就变成面条、烙饼填到嘴里。有的社员在坡里干活，常常停住活计、直起身，掠一把半青半黄的麦穗子，搓下粒子就塞进嘴里生吃生吞；上坡、下坡的路上，也有人一边走路一边掠麦子往嘴里送。
我找队长田敬芳，让他宣布禁止命令；让大小干部干活的时候再严格地看管。
每逢我亲眼见到人们在偷吃生麦粒，内心是极度矛盾的。我是支部书记，那时候的支部书记可不是下乡采访或体验生活兼职挂牌子的。我是实实在在的支部书记，既有支部书记的权力，也有支部书记担负的义务。我明明知道社员太饥饿，我本身就时时刻刻都在被饥饿折磨着，对是否饥饿和饥饿的承受力还用调查了解吗？山东是孔夫子的故乡，因此成为礼仪之邦的发源地；至今，昌乐人仍把“男盗女娼”当做诅咒不耻之徒和对付敌对分子的最厉害最解恨的重型炮弹。另外，鲁味菜肴和大煎饼也是驰名中外的。那么，不是饿急了眼，饥饿得难以忍受，他们能够偷吃生麦子吗？据此，我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然而，我同时又清楚这一点：在东村，宁可饿得浑身浮肿，饿着等死，也不去偷集体的一把生麦子吃的大有人在，而不能上坡做活的，或病在家中的、出门上学的人数也不少。允许少数社员偷吃多数挨着饿的社员的麦子，不管不问，我还算共产党的支书吗？如此种种，可真真地难为了我。
偷吃青麦粒和偷背麦捆的风，终于在我和大队干部的坚决勇敢地打击下，取得了收敛和制止的效果。麦子顺利而快速地抢割到场上。我还应当说一句，收割拉运小麦的时候，那种人人喜笑颜开，个个精神振奋，男男女女都不惜力气的情景，是我到东村之后前所未见的。
麦个子运到场院，一座座山峰似地拔地而起。我日夜守护在场院上，跟着社员摊晒、打轧，盼望着颗粒归仓，全村近四百口人就能渡过难关，就有力气伺候大田，从而接上收获棒子和大豆的季节。不料想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暴雨之后，变成连阴雨；雨过天空也不打开，随时好象都要再泼一场。
雨一停，我就带着几个大队干部一个个地察看麦垛。只见没有坍倒的，也没有漏水的，心里才踏实。别人陆续回家睡大觉，我留在小场屋，坐着蒲团，以看场人睡的床当桌子，起草酝酿好的小说稿子。
有一天早上，我们刚刚查完麦垛，别的干部刚刚散去，我刚坐下掏出起草本子，扭开钢笔帽，忽听场屋门外响起“叭哒、叭哒”的脚步声，随后门口的光亮被遮住；
我抬头一看，明先老汉站立在那儿，披着破棉袄，挽着单裤腿，手里抓着苇笠，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我。
我问他：“你有事儿吗？”
他眨巴眨巴眼，说声“没”，就转身离去了。
我伏床上，刚写几个字，又听到外面响起“叭哒、叭哒”的脚步声。门口射进来的微弱的光亮又被遮挡住。我停住笔，抬头一看，又是明先老汉，还是原先那副样子站立在门外边。
我不耐烦地问：“你到底有啥事儿？进来呀！”
他好像被我那稍稍加重了的口气吓一跳，连忙倒退：“不，不。”人和声一齐从门口消失。
没多久，“叭哒、叭哒”的脚步声再一次在场屋门外响起，遮光的影子再一次在门口出现。我猜想怪模怪样的明先老汉又来到，心里很反感，头也没抬，只顾遣词造句地写我的小说。
过了足有一两分钟，他既不走开，也不进来，把一点点勉强地看到东西的光全都给遮挡住了。
我真有点生气了，想训斥他几句；抬头一看，多了个人，除他之外，还有一位是他的堂兄弟、我后来的老房东田明金。
明金老汉给我的印象不错，精明、善良，就用和气的语气让他：“大爷，请进来坐吧。”“不啦。”他回答我，看一眼明先老汉，“他有个意见，想给提提，又不敢，一
定拉我跟他搭伙来。这回行了吧，你有话就说呀。”明先老汉仍然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不敢开口。
我动员他请来的那位援军：“他不说你说，到底有啥意见呀？”“他担心麦子垛漏了雨水。”
我笑笑说：“就为这个呀？放心吧，我们每天都挨个地检查一遍。没有漏一点雨的……”
明先老汉忍不住接着我的话音开口了：“你们那个检查法子不中呀！”“怎么会不中呢？”“我爷在世那会儿，就漏过垛，毁了一场麦子，可凄惨了……”
我冷笑一声打断他的话：“如今是社会主义！”
明先老汉竟被我这回答惹得急火起来，跟我瞪起眼睛大吼一声：“啥主义水火也没情。你支书想带着俺们当饿死鬼咋的？啊？”
我被他这意想不到的态度和语气质问得目瞪口呆。
明金老汉赶忙劝我：“梁同志，你听听他的，兴许有道理。”
我强压住怒气，绷着脸孔问明先老汉：“你说说咋个检查法才中？”
“反正那么表皮看看不中……”“把那垛一个个都拆开？”“不用……”
“那咋办？又找不来一个能透视麦垛的机器！”“有法子。只怕你不听……”
明金老汉又帮腔：“梁同志，你就听他一回吧，让他教教你，要不他就绝难死了。”我气呼呼地站起身，不情愿地跟着两位老汉走出场屋，走到那汪着水的场院里。
明先老汉紧迈两条罗圈腿，摇摇晃晃好似个不倒翁，令人发笑。走到一个遮盖得完好的大麦垛跟前，举起手，翘起脚，对我比划着说：“你把手伸进摸摸。”
我敷衍了事地把手插进麦垛，感觉干燥而正常；顺便抽出一把麦穗子看看，金黄如初。我举到了眼前，不说话，意思很明白：“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
他坚持说：“你得摸摸最里头的麦子漏了没有。”
我赌气地将胳膊往麦垛的深处用力插入。忽然，我的手觉得发热，甚至似乎发烫；急速地抓出一把瞧瞧，不仅湿漉漉的，而且改变了颜色。
明先老汉在我耳边惊呼起来：“都红了眼，你还稳稳地坐在屋里，这都是血汗呀！”这一声，不亚于霹雳。不是音量过高，而是事件分量太严重了。听到他的这一声
喊，再看看我手里的麦穗子，脑袋轰轰鸣响，眼睛刷刷冒火星，胸膛突突地猛烈跳动；此时此刻，蹦到我意识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身为支部书记，如果把麦子烂到场院，怎么向上级交待？四百口子社员怎么活下去？这不是犯罪了吗？
明先老汉又冲着我吼一声：“快找人拆垛透透风，还愣着干啥哟？”
我拔腿就往村子里跑，挨门呼喊干部、社员到场院集合：对所有的麦垛都进行了一次仔细、深入的检查，凡是漏了雨的，都拆了垛让其透透风；没有漏雨的，动员社员把自己家里能挡雨的东西借来重复地苫盖一遍；等到天空放晴，就突击晾晒。
东村的全体干部和社员这一场拼搏的结果，使十几万斤小麦没有霉烂，国家得到公粮，群众分到口粮；而我自己，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职错误，同时由于心灵受到冲击与震颤，真正地“心”入了社会生活，获得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尤其重要的是，这场亲身的、惊心动魄的体验，使得北京郊区的那位我熟悉的英雄人物萧永顺有一个用武的阵地和施展其本领的“载体”，对这部小说能结构起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所认识的明先老汉，只是电闪般地感情冲动过一次，以后即又麻木呆滞得跟以往的他一模一样了。
老保管田敬元
东村大队有一个大队长，两个副队长，一个会计和一个保管。加上四个小队的正、副队长，也不过十一、二名干部。所以没有几天，随着能够听懂他们语音之后，就都大体上熟悉了。
唯有总是忙碌在前后左右的保管员田敬元，反倒觉着摸不准他的脾气秉性。
他五十上下岁，瘦瘦的，长条脸，高颧骨，一双小而亮的眼睛，对人少言寡语，办事小心谨慎；不光对我这个支部书记处处唯唯诺诺，就是对其他几个下放干部，也都敬如宾客，见面就笑眯眯地看着你，不论跟他说什么，他都回答“中”、“中”，或者“刚好，刚好”，仿佛他不会说个“不”字，或者他根本就没有他自己的主见。据别人介绍，他小时候念过“四书”，还从书本子上学会了算卦；就连谁家的鸡丢了，他都能掐算出匿藏在何处，还能不能找回来。他给人的一个总的印象是个缺少棱角、没有是非的“老好人”。
他对库房倒是管得满紧。由于大队是个核算单位，各行各业，找东找西，都要往保管室跑，找保管员。不论来多少人，不论什么职位，凡来者都自动地停步在保管室门口外面，用什么或交什么，都由田敬元亲自打开门，取出来或送进去；取送的事一办完毕，不管取送东西的人走没走，他都要立即关门落锁，毫不迟疑。开始瞧见这类情形，我以为出于人们的自觉，以后才知道是田敬元给立下的规矩：谁也不能迈进库房乱看乱翻。
割麦子的时候，我的镰刀把折了，急火火地找田敬元调换一把。
他打开门，我想跟进去，他竟很客气地拉住我：“你就在外边等，俺麻利地给你找一把来。”
我要亲自挑一把刀刃锋利的。
他死死地堵住门口，仍然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别进去，保准给你找把好使的就是了。”
他这一手，很有点伤害了我这支部书记的面子，到了坡里跟大队长田敬芳发牢骚：“他本来很老实的样子，对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呢？”
田敬芳听罢一笑：“他保管的东西该放哪儿放哪儿，怕外人进去乱翻，你就由着他吧，这对集体有好处。”
有几次我到保管室通知田敬元参加队干部会，随后结伴奔到会场，临离开的时候，他明明把那两扇门关得严严的，锁得紧紧的，等到开罢会，时间已经深夜，该回家睡觉了，可他偏偏要绕个大弯子，到保管室再摸摸门扇上锁没上锁。每次都如是。
我嘲笑地说他：“你老糊涂，刚刚锁上的就忘记了吗？”
他毫不介意地回答我：“小心不为多余，闪失的事儿，多半出在大意上。”
被田敬元“敬如宾客”的一位女下放干部杨秀琴，有一回竟让“唯唯诺诺”的田敬远给“撅”得掉了泪。
收了麦子抢种棒槌子，起早恋晚地在坡里干活计，使得人困马乏，一收工，多一点也不愿再走。
杨秀琴给一个青年社员牵头播种。天大黑的时候，他们才卸牲口回村吃饭。正等在保管室门前的田敬元，接过装种子的布袋问：“犁呢？”“明天早上接着种，没有扛回来……”“犁放在坡里，犁上的套绳咋不拿回来呀？”
青年社员在一旁插言说：“大黑天了，谁还去偷你那一根烂绳子！”
田敬元脸上虽然仍带笑容，语气却很严厉：“你敢保险没人偷吗？快点取回来！”“明早上再说……”
“不中！要是没了咋做活？眼下队里可没钱买新的。”那青年也很倔，说了声“俺就不去取”，一甩袖子走了。
杨秀琴见田敬元要追赶那青年，恐怕吵起来，就劝说：“他干一天活，太累了……”田敬元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她的话：“累了，就兴把集体的东西扔在坡里不管？自
已的舍得不？”
爱面子的知识分子，被这几句抢白搞得无言答对，往住处走时就委屈得哭了。
吃过晚饭，我们下放干部开碰头会，田敬元走进来，把半小时前借去的手电筒放下，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这时候杨秀琴惊讶地发觉：他不仅有一股从野外带进来的潮气，手里还提着一团绳子：“这个人，真是……”
我把这一切都看到眼里，仍然只看成是他“谨慎”地尽职尽责而已，并没有视为多么高尚的行为。
三秋时节，公社接受了麦季刹不住“偷风”的教训，要求各村严加防范和看守。各村召开群众大会，让大家推选最可靠有威信的社员和干部组成护秋组织。我们东村的护秋队由男性的下放干部跟几位大队干部和社员混合编成。四个人一组，轮流值日。凡参加护秋的干部、社员每夜补助夜宵粮——地瓜干面二两。
那时候，国家每天供应我们下放干部一斤二两地瓜面的口粮，在社员公共食堂打饭吃：上午一顿粥，下午一顿粥。见不着青菜，腌菜也买不到，就用筷子蘸酱油吃。如今加上这二两夜宵补助，实在太珍贵了。四个人，八两地瓜面伙着熬成稀粥，入夜之后煮熟，围在一块按碗分着喝。喝饱了肚子再到坡里转悠。
我和另一个下放干部随田敬元及一位社员为一组。每逢轮到我们的那天，天一黑就到场院集合，我们三个或扫场边，或苫垛，田敬元就为我们点着炉火煮稀粥。等到粥锅烧住了火，他便站起身，一面拍打身上的灰土，一面走过来停在远处冲我们说：“俺
老婆子在家里给我做了干粮，俺那份粥你们二位喝了吧。”
当地的社员和干部，口粮标准虽然比我们低，但是他们守家、守业、船破有底，比我们这几个无家无业又无储存的下放干部总要强些。所以我们俩在感谢老保管田敬元赏赐的同时，也就心安理得地分着喝了原本属于他的那三、四碗稀粥。
隔一天又轮到我们组护秋，田敬元烧完了煮粥的火，对我们说：“俺闺女来看俺，给俺送来细面馅饼，俺那份粥不喝了。”说罢，他就又离开场院回了家。
一连数次，我们每次多喝了一两碗稀粥，再到坡上巡逻走动，肚子里确实好受了许多。
有一回，田敬元丢下火棍子走后，我们刚把他留给我们的稀粥喝完，公社就派人来给我下通知：立即到县城里参加支部书记会议。我跑到老保管家，跟他交待一下。
田敬元正蹲在灶前，手里捧着黑乎乎的野菜汤喝，根本不像他刚才对我们笑眯眯地说的那样“老伴给俺做了干粮。”
我见此光景，恍然大悟，随即一种复杂的感情撞击着我的心。我几乎是怒冲冲地当场揭穿老保管对我们的欺骗，怪他不该这样地照顾我们而自己挨饿。
他手捧着野菜汤碗，语气平和地说：“这没啥。你们除了干活计，还得操心，用脑筋想事情，应该多吃点，不然要损坏身子……城市人，念大书的，来到这儿陪着俺们受苦，又没个家，怪可怜的……”
听了这几句极普通的话，我忍不住地掉了泪。
从“三年困难时期”活过来的人，都有所体会和见闻，当时一口饭都是与性命攸关的事，多了这口饭就能活命，少了这口饭就能没命；那时一家的亲人，为了争一口饭而翻脸分家，视若仇敌；田敬元竟是这般暗暗地将活命的口粮让给我们这些跟他无亲无故的人，这是何等的心肠，何等的品德呀！
在东村，在昌乐，在京郊和冀东的许多村庄里，我接触到无数类似田敬元这样的农民，所以那个灾祸时期没在我的心灵里投下多么浓重的失望的阴影，更多的倒是希望的曙光。因此，当时就在东村的场院、高崖水库工地和县委会的一间小屋子里，陆续起草了《送菜籽》等几十个短篇小说；回到北京两年之后，动笔创作我的第一部长篇《艳阳天》。当写到社会主义的根子深深扎在农民心里那些情节和细节的时候，很自然地联想到田敬元，以及类似他的众多的对集体事业赤胆忠心的老贫农，所以书中“马老四”的形象就诞生了。
我深深地敬爱“马老四”的原型，所以塑造了这个形象。每逢回忆起老保管田敬元，我的崇敬之情便油然而起，写到“马老四”为了不给集体抹黑而偷偷地吃野菜的情节，我抑制不住热泪流淌，打湿了稿纸。
1987年盛夏，我从烟台转路来东村，到那座我熟悉的小屋看望田敬元老汉。临别之时，年近八旬的他，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拉住我，一再叮嘱：“明年一定带你媳妇
子来咱庄看看。”由于协助别人拍电视剧《苍生》，我被拖住两年，老妻病卧在床，不便远行，我就携女儿在今年中秋佳节前夕赶到东村。我想告诉田敬元老汉，我的女儿代表我的老妻、子孙们前来拜望他、祝福他——可惜晚来一步——今年大地回春之际，他已经在他出生的老屋里，在他浇灌过心血的土地上与世长辞了……
热情接待我们父女的是田敬元的那位风烛残年的老伴和他们的儿子田中方。
现任支部书记田志文告诉我：敬元老汉生命之火熄灭之前，又闪了一次灿烂的光亮。
去年的一天过晌，郭家庄忽然有人来前东村告诉：田中方的亲娘死了。
田中方本是田敬元老夫妻唯一的儿子，他娘怎么会死在郭家庄呢？这是一种在乡村并不罕见的，被人人传诵却又恪守不宣的秘密。原来田敬元年轻的时候娶过一房媳妇，生下个闺女不久就去世了，后续的媳妇，也就是如今这位老伴，可惜不会生养。三十八年前，郭家庄李家已经生养了七个闺女、三个儿子，又怀胎有孕，实在难以抚养，就把生下来不到十天的孩子送给了田敬元。田敬元夫妻把孩子抚养成人，供他念书供到高中毕业，又给他娶了媳妇，变成“子孙满堂”的热热闹闹一家人。此时，李家老人病故，不讲信义地揭开了这个永久都不该泄露的秘密。
敬元老伴先得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她吞吞吐吐、甚至战战兢兢地转告给敬元老汉，让他拿主意，决定该咋办。
敬元老汉打个沉回答说：“俺们把中方抚养大了，就算把任务完成了，还计较他变心不变心干啥？他有文化，又是党员，俺们还信不住他？”
当天，老两口打发田中方到郭家庄为生身娘奔丧送终，以后两家人亲密地来往。前东村人人称赞田敬元和他的老伴心好、风格高。
1990年10月3日于昌乐县高崖水库管理局
（原载《人民文学》1991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