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老潍坊市东郊偏僻的野外,虞河西岸,乐道院西北方向,有两处面积很大的院落,由木桩铁蒺藜围成,四面透风又透亮,两大院隔一条马路东西相望,既相对独立又对称。西院全称“中国共产党昌潍地区委员会”,简称“昌潍地委”；东院全称“山东省人民政府昌潍专区专员公署”,简称“昌潍专署”。有一群人曾在这里工作生活,大院的孩子们则在这里成长,发生了许多故事。时光倏忽而过,当年的孩子现已基本退休,而在大院度过的时光和肆意欢笑的青春岁月,至今仍在记忆深处闪光。
本期撰稿:陈平
主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编辑:台 可 美 编:许茗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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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就在虞河边上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西两院地理位置示意图。 许茗蕾 制图
东西两大院位于虞河西岸不到三百米处,在胜利东街和行政街之间,东临鸢飞路,西邻潍州路。东院比西院的布局要略复杂些,两个大院在面积、方位、规模上,对等对称。除了办公区,里面还有生活区,包括篮球场、小果园等。
两院隔马路相望 面积规模差不多
东西两大院位于虞河西岸不到三百米处。记忆中的虞河约么十五六米宽,最窄处仅一二米,春天长流水,冬天结厚冰,上游还有一座小水库。
东西两院在面积、方位、规模上都差不多,比较对称。两大院大门由青砖水泥砌成,外镶水刷石,在当时算得上高大,也有些派头。
西院正门开在东边,东院正门开在西边,两大门大小相同,相对相称。对开的两扇大门垛两边,各有一带拱门的单扇小便门,一大门两小门组成“山”字形状。两大门都用厚木板竖着拼接而成,远看为中间高两边低正弦线弧型,大气、庄重、好看。门上都挂着大牌子。西院门口的牌子是白底红字,上书“中国共产党昌潍地区委员会”,东院的则是白底黑字,上书“山东省人民政府昌潍专区专员公署”。
两院大门口传达室也是一样的规格,标准的两间平房,外间办公,里间住人。十多年时间里,东院只有一个男子在这里吃住、值守。他三十多岁娶妻后,这里才成了两人居住。
西院为独立大院 东院有两个附院
两院办公和生活区有点差别,西院没有附院,除了正门,北墙靠西,还有一个门垛高大、门拱横跨,看起来很正规的北门。东院则有小南院、小北院两个附院。东院的东南角和东北角各开一个1米多宽、没垛没拱的单扇小门,两个小门分别通向小北院和小南院,两个小院隔一条路。两个附院的干部和家属通过小门进出,上下班、打水买饭。
平时,大家对只有住家户没有办公区的小北院都叫“缝纫组”；小南院比小北院大很多,且有办公区域。
东院东南角最亮眼处是露天灯光篮球场,场地为细土夯实,没有看台、主席台,有时在星期六的夜晚,一排三盏、三排共九盏的大瓦数日光灯把篮球场及外围照得铮明瓦亮,也算气派。印象中,除了工人文化宫,还没见过别处有灯光篮球场。西院也有个简易篮球场,没灯光,仅有篮球架,我从没见有人在那里打过球。
东院篮球场东南,与大宿舍区隔百十米,另有全开放、半独立式的、南北各两小排共四小排宿舍的小区域,这是西院没有的。另外,西院办公区小,家属宿舍多；东院办公区大,家属宿舍少。
东院简易宿舍整齐,家家户户种着桃树
东院进大门是东西向主路,很宽的沙石路一直顶到东头,就到了灯光篮球场。加上路两边排水沟和马尾松绿化带,这条主路约30米宽,路面平展,路沙细腻,摊铺均匀。以此路为界,基本上把东院分成两大区域:路南是办公区,路北是生活区。
东院从大门往东30米,有小丁字路口,不宽的小路往北10米路东是第一会议室。沿小路继续前行不远,隔一个花坛,南北分别坐落着两栋一模一样的两层办公楼。会议室东隔一条南北小路,有两排四座独立小平房,一座住两户。在西院则有三排六座小平房。上述区域在主路以北,布局上东西两院一样。
东院宿舍区在主路以北,从东往西有三路,每路以排为单位自南向北排列。每排宿舍是直溜溜一户接一户、无遮无拦,一眼从排头看到排尾的那种简易房。东路从南往北共五排,后面还有两栋一黄一红两层家属楼,西院则只有一栋；中路宿舍最多,看上去也最利索,从南到北共八排宿舍；西路简易宿舍最少,共四排。这种大通排的简易宿舍虽然简单,但也有好处:方便串门,尤其是小孩。出家门,三脚就能撞进对方家门,开前窗喊一嗓子,住前面那排的就能听见。
东院每家每户前都种着桃树,五月鲜桃,办公区也有。在西院,少数宿舍区有桃树,办公区是苹果。桃花开过后,从小桃青青,到桃汁满满。当大人上班都不在家时,孩子们对自家房前的桃子下了手,“明抢明夺”。全院的桃子都熟了时,统一摘下来,每家能分到两大脸盆歪瓜裂枣样的桃子。因为那些面红汁甜的桃子已进了孩子们的肚子。
让东院小孩特别高兴的是,东院的整个东部有一片大型果园,占东院面积五分之一还要多一点。这是与西院最大的不同。
西院布局相对简单,两院周围绿意盎然
西院进大门后也有同样标准的东西向沙石主路,较短,往西不到150米就到宿舍区,然后右拐北去了。拐到北头,也有一座二层家属楼(东院是两座,位置也略有偏差)。西院家属区也是简易宿舍,排间距比东院要窄两三米,房间面积也小一点。
西院南面,也有一小果园,比东院的果园小太多,不仅面积差太大,在果树的品种、数量、重视程度上也有天壤之别,勉强可以称之为“果园”。难以理解的是,西院的孩子从不理会这小小的果园,也不感兴趣。
总之,东院比西院的布局要略复杂、多变一些。
东西两院是在一个东西长七八百米,南北宽三四百米,整齐划一的片区内,周围绿意盎然,田野气息浓郁。
北面,除了孤零零的托儿所和一个仅四间屋子的小百货店外,则是一大片坟地和菜地,以后又平掉坟地改种玉米。平坟时,我们这些不知鬼神的小孩子还抵近看过。南面有一个小旅馆和菜组,再往南也是大片庄稼地。东边更是一览无余的麦子地,麦地东边就是虞河。西边也是大片大片的农作物。春天有麦苗的清香,秋天则有甜美的玉米,两大院浸润在纯净的大自然里。再往西,很远处是白浪河。小孩子对距离没有概念,总感觉到了白浪河就是到了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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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娃独自去托儿所
尿泥有多种玩法,可垒鸟窝,还可以听响。
孩子们经常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丢手绢是集体玩的游戏。
东西两大院的大人们多数在三十岁左右,都是双职工,有时忙得一天不回家,就把孩子送进大院里的托儿所。托儿所分“长托”和“日托”。长托是星期一上午把孩子送去,星期六下午接回。日托是三岁以上,星期一到星期六的上午和下午,自己去自己回。
车少治安好没人接送 孩子自己往返托儿所
63年前,当我还是襁褓里不到一岁的小不点时,先是跟随父母生活在西院；两岁多时,又搬到东院,三岁以后上了托儿所。
地直机关托儿所位于胜利东街路北,与西院生活区隔马路相望,坐北朝南,面向大路,八九米宽的南北沙石路把托儿所分成两部分,路两边各有一排三间教室。大班和小班孩子少,在路西；中班人最多,在路东。从家到托儿所不到三里路的样子,但对一步一拃长的三岁小孩来说,三里路走起来感觉三十里不止。
去时磨磨蹭蹭、散兵游勇,回来时就热闹了。
平时你推我家门、我敲你家窗凑一起瞎胡闹的小孩,一块儿放学往家走,不闹腾是说不过去的。你推搡我,我拉巴你；一会儿挤成一个团,一会儿一哄而散,成了回家路上必演的“大戏”。热闹归热闹,但在来来回回的路上,从没发生过流血事件,最严重的也就是相互推倒后,胳膊或手脚有一点小磕碰。
院里的大人晚饭后要去办公室,那不叫加班,也不叫上班,是一种风气、惯例。所以,凡日托的孩子,无论爹娘干何工作、是忙是闲,从无大人接送一说。
大人不送不接还有两个原因:一是车少。这段路上,从没发生过交通事故,就是全城区,也没听说哪里有过车毁人伤的事情。二是社会治安好。拐骗拐卖小孩,连想都不用想,彻底没有的事,小孩人身安全问题几乎不用考虑。
那时路上车辆稀少到现代人根本不信的程度。我上托儿所时,凡带“汽”的车,无论是卡车、轿车,还是大客、“面包”“拖鞋”,统统没见过；偶尔有赶大马车、拉地排车、骑自行车的路过,一天也见不了几辆,路上冷冷清清；大院里自行车也极少,顶多有两三辆用于往来东西两院传递信函及文书。私家自行车是没有的,没听说过、也没见过谁家有自行车。不像现在,一家有两辆“小卧车”都不稀奇。早期不叫小轿车,叫“小卧车”。
好好玩耍最重要,好朋友称为“老伙”
托儿所从来没有写字、背诗等事,更没课堂作业、家庭作业,全部课程就一个字——“玩”。玩分集体玩和自由玩。
托儿所设施简陋,每个小朋友只有一把小椅子,几根木棍支一块木板钉起来的那种。全托儿所除了三个年级合用一架风琴外,就再没什么教学器材,整个教室空荡荡。教室外,最豪华、最贵重、最大型的设施就是院子东墙下那架木滑梯了,有小伙伴说滑梯旁边还有一架木船型秋千,我没有印象了。滑梯不能任意滑,得大中小六个班按顺序排队轮着上,好长时间才轮上一回,所以滑不了几次。这也让我对玩滑梯渐渐失去耐心和兴趣,趁这工夫和几个玩得好的小朋友在其他地方玩“垒尿窝窝”等游戏。
垒尿窝窝,原地抔一些土成小土堆样,上面挖一小窝,对准土堆就是一泡童子尿,把尿泥垒成鸟窝样,捏鸟爸鸟妈和鸟儿鸟女,放在鸟窝里。尿泥玩够了,就将泥塑重新合成一块,塑成碗状,抡圆了胳膊倒扣着往地上一摔,“嘭”一声巨响,压缩气浪把泥碗向上爆开,软呼呼的泥巴迸溅开来。这玩法可重复多次。
集体玩是由老师领着,今天玩老鹰捉小鸡、丢手绢,明天玩“你拍一我拍二”,后天玩击鼓传花等,这些就是仅有的玩法。玩法少的原因很简单,没任何玩具。
再就是唱歌。隔三差五,老师搬来那架全所唯一的风琴在教室里教唱歌。我在托儿所学会的《美丽的哈瓦那》这支歌到现在还会唱,歌词能记个大概。每当想起大院和托儿所的往事,就不由自主哼起来。《美国黑孩子小杰克》这支歌,我就只能哼唱前两句歌词和曲调了。
最开心的是放羊式自由玩。院子权当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们是无拘无束吃草的羊,老师就是牧鞭轻扬的牧羊人。
不知别处小孩怎么称呼自己的好朋友,在托儿所及两大院,好朋友都称为“老伙”。说和谁谁是老伙,意思就是和谁谁是好朋友。大老伙,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第一大老伙,就是最要好的朋友。
说到“老伙”,就不得不说说“过家家”的游戏。一个“老伙”当爸爸,一个“老伙”当妈妈,其他“老伙”当儿女。我最爱当爸爸,因为爸爸权力最大,说了算,可颐指气使地指挥人干这干那。当爸爸可随心所欲的感觉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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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没围墙上学自在
一有风吹草动,几部砖梯同时启动,一溜烟工夫,孩子们个个翻墙而过不知去向。
上树掏鸟也是男孩子们喜欢干的事。
托儿所毕业后,小伙伴们都上了小学:工人新村小学(现潍坊市实验小学),在西院正南,从家到小学直线距离也就六七百米。大家上学放学不走大路,喜欢钻铁蒺藜、翻墙,游戏时间则自创游戏方法,喜欢养兔子；一到夏天,“下河”最刺激。
放学路上真好耍 钻铁蒺藜逛菜组
那个时代,上学按区域划分,只要满七岁,统统去所在区域内的小学。东西两院的孩子全去了工人新村小学。
自打上了小学,个个本事见长。上学、放学,从不走大路,更不走大门,而是钻铁蒺藜。小同伴把最下面那根铁蒺藜往上一提溜,我们小老鼠似的一个接一个钻出去,走田边小路直奔学校；放了学,原路返回,再从铁蒺藜下面钻进去。半个学期后,地上爬出来一深沟,连铁蒺藜也不用提溜了,直接爬进爬出即可。
小路两旁是大片大片的玉米地和高粱地,上学放学路上,有足够恣意玩闹的场地。还有一原因,学校四面开放,没围墙,钻过铁蒺藜,下一道沟,上一道坎,教室就到了,路近。再就是,铁蒺藜南是令孩子惦记的“菜组”,上学放学路上可捎带着逛逛。菜组在东大院一侧,西大院的孩子不顺路,就享受不到“逛菜组”这待遇。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两大院拔掉木桩扯去铁蒺藜,砌了三米一个砖垛的青砖墙,这也没难倒我们。找靠大树近、隐蔽性好的墙垛,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每隔四五块砖砸掉一个砖角,一部砖梯就成了。这样的砖梯制造了三四部,一有风吹草动,几部砖梯同时启动,一溜烟工夫,个个翻墙而过不知去向。砖梯一直陪伴着我们从工人新村小学毕业,本小学“戴帽”上到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转学到了潍坊二中为止,方卸下它肩负的“革命重担”。
说到小学“戴帽”,就多说几句。根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1968年初,小学六年制改为五年制,于是,把我所在的三年级劈开,一部分合到二年级再上三年级,一部分跳级到四年级。少数调皮捣蛋不入老师法眼的,统统去四年级,我就是这少数之一。若干年里还以为自己学习好、守纪律才跳的级。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
挖窝养兔互相比赛,卖兔子赚了三元钱
小学时,我们制作了很多简易玩具,自创了一些新玩法。打“尜”、打“懒”、扇宝画、滚铁环、吹柳笛、拉老杠、弹琉璃球,这是“小来来”(潍坊市区民间对玩耍程度大小的俗称)。
“中来来”是上树掏鸟、下河摸鱼、初冬滑雪、深冬滑冰、挖窝养兔,其中以养兔为最。在自家门前挖一地窝,兔子就养起来了。小女孩喜欢红眼睛长白绒大白兔,为避嫌,男孩就养“青紫蓝”。这种兔子体壮毛短,毛色青中带紫,紫中有蓝,由此得名。兔窝挖在地下,肚大口小,深七八十厘米,以弯腰探身掏到兔子屎为合适。上口小便于砌砖,得高于地面10厘米,以防大雨倒灌。养上兔子,认真劲、责任心看长,今天拔草明天摘叶后天掏兔屎,还相互较劲,谁的兔子长得快了、长得胖了……
孩子们树上树下折枝摘叶、路边室前拔草摘花,把大院弄得碎叶遍地,不久伙房门口贴出告示:半月之内,清除全部兔子。外加上家长严令在身,众兔不得不各奔前程。一个星期天正好是大集(白浪河西,现百货大楼南不远),我上集卖兔子,卖了“天文数字”般的三块钱,那是我人生掘到的第一桶金。
“下河”一呼百应 虞河里练出狗刨
“大来来”是夏天到虞河“下河”,现代的说法是游泳。下河是最刺激、最兴奋,也是挨揍风险最大的玩耍项目。
下午大人都上班去了,我们就猖狂了。只要有一个小朋友在自家门口振臂一呼“下河去了”,保准,立马后面就齐呼拉跟上七八个小孩去下河。
下河的地方是虞河发洪水时冲撞出来的水湾、河湾,水能漫到胸以上或者脖子处,出东院小北门往东直走300米就到了。
到河边就兴奋,大伙旁若无人地扒掉背心和裤衩,光着屁股下了河。一到河里就乱了套,不是我用手掌猛地推水击你,就是你在水下用脚踹我；不是你呛我一口水,就是我把你按水里灌一口水,玩得特疯狂。
我标准的“狗刨”就是在虞河里练出来的。都这把年纪了,无论到了河里还是海里,只要一入水,我就不由自主地“狗刨”上了。不知是否有人审视过“狗刨”全套动作,从整体上看,不甚雅观；从分解动作看,却有独到之美。两只手臂轮番向前伸出猛地刨向胸前,不啻于手握钢枪冲锋陷阵的勇士；半弯曲的两条腿,交替击打水面,真有点大风起兮的豪气。
虽然我后来也学会了几种游泳姿势,但不忘的还是那极具动感、美感的“狗刨”。尤其是两脚接连拍打水面发出节奏感很强的“嘭、嘭,嘭、嘭”声和冲起的朵朵浪花,更给人以美妙的听觉震撼力和视觉冲击力。我始终觉得,“狗刨”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少年体育项目。
女孩们也玩得火。房前路边随便找个地方,三人一帮五人一伙,跳绳、跳房子、踢毽子,叽叽喳喳地玩起来,女孩自有女孩的天地和风景。女孩男孩各玩各的,自成帮派,从不掺和。
熊孩子们之所以放心玩、大胆玩,是因为家长从来不过问我们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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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饱口福果园战事忙
没几天,管护人弄来看护果园的大黄狗早就被我们“买通”,见了我们不喊不叫,还舔舔这个的手、嗅嗅那个的脚。
东院果园面积大,果子丰富。孩子们为了偷摘果子,跟管护员进行了一场场果园攻防战。“吃”是很有大院特色的,日常饮食统统在伙房解决,孩子们负责打饭菜,还能吃上新鲜的毛蛤蜊、螃蟹。
果园上演攻防战 贿赂看园大黄狗
两大院最大不同在于东院整个东边从南到北是果园,主要品种有红香蕉、小国光等。也掺杂有几棵樱桃梨。果园从浇水施肥到剪枝打药,从培土疏果到采摘收获,只一个管护人负责,我们本该恭敬地叫他叔叔,因果园纷争,他可是我们的“死对头”,针对他身上异于常人的小特征,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十分不恭的外号。
围绕果园这一必争之地,我们和管护人之间斗智斗勇,展开了一场场果园攻防战。
声东击西这一招可谓屡战屡胜。果园南北长东西窄,派出一两个小孩在园子南头晃来晃去引管护人往南来；园子北端,四五个小孩窜入,上树摘果。等管护人发现,急往北边堵截,南边佯攻转主攻,孩子们进园展开二次进攻。然后,南北两支部队后撤、会师、凯旋。
乘虚而入也是屡试不爽的战法。果园西边有一道用于物料进出的大门,是用粗木棍梆扎。门外大约二三十米即是灯光篮球场。某个周六傍晚,篮球场的灯光亮了,管护人打开果园门到球场观战。孩子们趁虚而入,兵分两路,一路进门后迅速南插,一路则快速北进,押后的两个小伙伴从里面用木棍把门别死。管护人突然像被大黄蜂蛰了一般,拔脚就往回跑,跑到大门口一看,门从里面关着,没半个时辰进不了园。一旦打开门,晚了,我们已满载而归。
管护人不知从哪里捣鼓来一种毒性不大,但吃了拉肚子的针剂,悄悄打在我们容易上手的果子里。打了药的果子看不出异样,也没异味。有人便中招了,有两三个小孩连拉两天肚子。我们及时调整战术:深入敌后,打远处；出其不意,打高处。
管护人逼得实在没招,弄来一条大黄狗,白黑协同看园护果,我们一时无从下手。“援军”的到来,竟让管护人有闲心搭了一座可歇息凉快、方便观察的小凉亭。其实,管护人算冒了账。没几天,大黄狗早就被我们“买通”,不喊不叫,还舔舔这个的手、嗅嗅那个的脚。管护人得知后气得火冒三丈,体罚大黄狗三棍,逐回了原籍。
“援军”靠不住,只得另谋奇招怪法。管护人找来一些破木板,钉上鞋钉,埋在树下。很不幸,有人中计了。好在鞋钉不长,扎得不深,淌血不多。我们就往鞋里多放些干草,垫厚鞋底,一举破掉鞋钉计。
果园战事,我们成多失少。一是每次战役总有果子吃,无非是吃多吃少吃大吃小。二是从没有重伤员,顶多有点树枝刮蹭的皮毛小伤。三是从没有被俘人员。四是父母从来不知道果园战事。不过,我们有时也会自伤:让巴结毛子“巴”着了。
事过五十多年,虽不知此叔健在否,但我们给他起外号很不应该,真诚地向他道歉:“叔叔,我们错了,对不起您了。”
伙房铁钟一响开饭,孩子们负责打饭菜
果园西边是伙房,伙房是果园的半堵墙,解决全院人员的吃饭问题。
那时实行粮油定额制。大家的粮食关系都在一个集体户上,要拿现金买成饭票、菜票、油票,才能到伙房买饭。买饭票时,会计拿出账本,找出你家一栏,大人小孩的算好,把饭票卖给你。菜票简单,仅五种面额。一分二分的早饭买咸菜；一毛二毛的中、晚饭买菜,五分的通用。油票小,不盖戳,不用钱,没面额,按菜的油水大小附用。菜论份,一份两大勺。白菜豆腐一毛,一张油票；芹菜炒肉二毛,两张油票。最贵的菜二毛五。以当时猪肉八毛一分钱一斤看,这算是家庭价。饭票有一两二两半斤等面额,以票面不同颜色分四类:细粮(白面馒头)、粗粮(小米面窝头)、粗面(全麦粉,我们叫黑面馒头)、薯类(纯地瓜面煎饼)。
早中晚三个固定时段,伙房前大铁钟一响,孩子全体出动,分工买菜和饭。早饭还要拿盆买稀饭,一两粗粮饭票一大铁舀子,能盛三大碗。
每到月底,伙房门口公示本月钱粮收支等明细。年底,如收大于支,还要吃伙食结余。年底某一天,伙房门口又出告示,列明这一年卖出饭票菜票多少,收入现金多少；买进米面、蔬菜、油盐酱醋多少,支出现金多少,全年盈亏多少,最下端是吃伙食结余的通知。卖饭窗口有个外号叫“胖墩”的炊事员,总是欺负小孩不懂“人”应按“口”还是按“头”论,张口就来:“几头?”窗口外小孩边递盆边答:“四头。”胖墩叔接过盆子,“呼啦呼啦”就是两大铁勺红烧肉。后面的小孩边递盆边自报“五头”“六头”,最多到了“八头”。
这伙房厉害,只盈不亏,年底总有红烧肉吃。一次放了暑假,我们被拉去给伙房剥蒜,听几个炊事员私下嘀咕:“米面平衡、菜金平衡,还略有节余,太好办了:面亏,下面条；钱亏,蒸包子。”
毛蛤蜊螃蟹论筲卖,铁锨一抡吃个过瘾
星期天想包个饺子或擀个面条怎么办?土产公司应时应景,生产出售一种十几根棉花捻线当火芯的煤油炉,解决了大问题。
再往后,各家门前的桃树让哈虫吃光了,干脆拔掉,就地垒上溜溜一排土灶台。为此,我们小孩在秋天还增加一个任务:搂树叶。每个土灶边有一树叶垛,成了东大院一大奇观。
过段日子,伙房管理员从央子或寿光羊口等地拉回一车毛蛤蜊,六分钱一斤,家家户户分一分,土灶台就派上大用场了。说是六分一斤,其实不称量,管理员铁锨一抡,拿筲,筲满；拎桶,桶溢,通通一块钱。十年碰不上个闰腊月的,央子、羊口来了半斤四两的螃蟹,大铁锨又抡上了,一毛钱一斤,论筲不论秤,论桶不论斤,通通两块钱。赊了钱,就按炊事员说的,面条包子的找齐。
这算的不是钱,是全院一家亲的院风。真想再回大院住上一天一宿,再吃吃抡大铁锨卖的,大院气息浓厚的蛤蜊和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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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怕迟科长的两大脚
只要哪个孩子正在作,如果毫无预兆,也没任何警示,屁股上突然“嘭、嘭”挨了两大脚。不用回头看,就知道是迟科长。
东院的男孩子出了名地作,打架找茬搞破坏,周围的菜地、试验田都遭了殃。无法无天的孩子们只怕一人:迟科长。他刚正不阿,不管父母是什么人物,只要孩子犯了事,他就要管。
东院孩子最能作 只怕迟科长一人
西院的孩子在院外,也有作的,但回到自己家,作不作、怎么作就不知道了,至少作得轻,因为没听说过西院孩子作下大业的事。我只知道东院孩子能作、善作,不但在院里上墙爬屋、上树掏鸟,有时还作到了院外。能和东关大队的孩子为一只风筝或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就“切磋”一下拳脚功夫；能和虞河村的孩子以河为界,用甩布袋把石块抛向对岸击打对方；还夜袭路北蔬菜地,把人家种的半生不熟的洋柿子、顶着花的嫩黄瓜弄到自己的小肚子里,临走时还使坏地把架黄瓜的竹杆拔走,当跳高用的立杆和横杆。
就没人管一管东院这些作孩子吗?有,迟科长。
七八岁以上的小孩,都怕这个人,那可不是一般地怕,而是怕得雉伏鼠窜,怕到骨子里。只要大老远看到迟科长,不管手头干的是正事还是坏事,统统大喊一声:“迟科长来了!”必作鸟兽散,瞬时消失得无踪无影。比如哪个孩子上墙爬屋了,欺负小女孩了,拿弹弓打窗户玻璃了,折枝毁树了,泥巴乱飞了,把车库门当足球门踏了,浪费水打水仗了等等(三排房子屋头有一共用水龙头),那就等着挨迟科长两大脚吧。如果正在捣蛋的熊孩子屁股上突然“嘭、嘭”挨了两大脚,不用回头看,就知道是迟科长。即便当时没挨上,保准在过后第二天,耳边一声低沉的训斥声:“小某某,昨天又干坏事了,说,还有谁?说。”话没说完,“嘭、嘭”两脚已抵达屁股,左脚也做好了出脚准备。紧要处,唯一的选择是跑,快跑。好在迟科长从来不追,只在身后训斥:“下次再干坏事决不轻饶。”好在,迟科长从来不用手,只用脚踹。这踹总比踢来得好,踢是用脚尖,疼；踹是用脚内侧,疼得轻。我们深受其害的关键,在于迟科长到了屁股后面我们还毫无察觉。于是小孩之间有了共识:远远看见迟科长绕着走,近了看见迟科长躲着走,听到迟科长声音扭头走,提到迟科长这三个字,四周望望再走。真真地怕,全院的男孩子,没一个不怕的。
就是被猛踹两大脚,我们也没敢给迟科长起外号,这说明,我们从心里对他是既怕又尊敬。
破坏地瓜试验田,被告状惴惴不安
东院东北角十字路口,小北院东边有一大片地。记得小学四五年级时一个初春的星期天,我们几个在院里折腾够了的家伙,跑到人家这块地里又跑又跳地瞎胡来。不知谁脚下一个“鸳鸯蝴蝶踹”,竟踹出一个细长的红皮小地瓜。我们这才发现,一尺间隔左右的小土堆里,竟窝藏着一个个小地瓜。哈哈,这可好了,本就没事也要找个事闹一闹的主,可有事干了,开始了疯狂且辛劳的农田作业,一脚一个小地瓜地干开了。不出半个时辰,上下四个小布兜就装满了小地瓜。这还不算完事,腿脚快的,跑回院里喊来更多小朋友,直到把人家这块地糟蹋得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对我们来说,只要想吃的东西,均免洗。把小地瓜在裤子上擦一擦,“咔嚓、咔嚓”就下了嘴。初春的小地瓜,甜中带脆,脆中生津,确实好吃。当我们还在毫无顾忌地享受辉煌战果时,出事了。事发第二天,东院大东边,隔着虞河,靠着昌潍医学院更近的上虞河村生产队队长拿着一些小地瓜直接找到迟科长狠狠地告了一状,大意是:东院有一小捏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坏分子,妄图扼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生事物,把生产队“窝瓜下蛋”的革命试验示范基地损毁殆尽,非要揪出干坏事的人不可。
据说,迟科长当时就气得抽了风似的五官扭曲变了形,话都说不成绺了。不用猜,迟科长就料定是我们这帮小坏蛋干的。
第二天一大早,迟科长在全院坏男孩中,开始了为期一个周的地毯式大搜捕。虽里外搜得紧,卧底眼线什么的都用上了,怎奈我等串通串连口封得严。面对少线索无头绪的小地瓜案,迟科长最终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个人名义向生产队长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我们哆哆嗦嗦了一个多星期的心终于放下。
以后才知道,“窝瓜下蛋”是地瓜栽培新技术,春天种下一个小地瓜,秋天下一窝大地瓜蛋。
刚正不阿镇住全院 帮孩子建立是非观
现在回想起来,不可思议的是,迟科长仅凭一人就强力“弹压”了全院八九十个能作的男孩子,虽然迟科长让我们魂飞魄散,其实是保护了我们这些还不懂事的小孩。
一是他从来不把我们干的坏事告诉父母,父母要是知道儿子里外闹得鸡飞狗跳,还不把咱整个半死不活?二是他从来不管你爹娘老子姓甚名谁,小孩只要犯了事,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大跨步上去,朝着小屁股就是“嘭、嘭”两大脚。三是从来不告诉学校,更不告诉老师,在同学面前保住了我们本来就还没长大长圆的小小脸面。四是让心智初开的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什么是能干的事,什么是不能干的事,让我们从小建立起了正确的是非观,从根上避开了长大成人后,遭人唾弃的下场。仅从这四方面,我们要深深地谢谢他。
成年后,每当和儿时的小伙伴小酌提到迟科长时,每人的脸上还呈恐惧状,那两大脚的“嘭,嘭”声犹在耳边。这样正直正义、敢于管事、勇于担责,整天板着个吓人脸,从没露过笑模样的好干部迟科长,真值得我们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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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聚首回忆调皮时光
有个小子跑进冰面离岸二三米处跺鱼,“嘭、嘭、嘭”几脚下去,冰破了,鱼跑了,他下去了。
天性使然,小时候干了些调皮的事情:偷看邻居姐妹跳舞摔裂骨头、爬上20多米高的白杨掏鸟窝、骗伙伴为捉鱼跳入冰塘中……小伙伴如今聚会说起这些,在迟来的嘲笑、“报仇”中,旧时光仿佛又回来了。
扒窗看舞摔骨裂,道实情笑坏三姐妹
我家在东路第三排最西头。同一排的第五家,有年纪挨肩连膀的三个小姑娘。大的比我大一点,小的比我小一点。姐妹三个常在家里踏着轻盈的舞步跳舞。时年七八岁的我每当从她们家路过,只要听到屋里有“嘭嚓嚓、嘭嚓嚓”的音乐和伴着舞步的歌声,就知道三个姑娘在跳舞。每及此,似乎世上只有三个小姑娘柔曼的舞姿。我就急不可耐地拽着人家窗户的风钩,三步两步上了窗。不知风钩年久失修,还是窗框腐朽,风钩突然被拔了出来,我一下子跌落在地。
干了丑事顾不了疼,我一瘸一拐回了家。好在回家只有不到30米,没人看见。晚上老妈看我走路不利索,扒下鞋一看,左脚肿了,立即背我去了医院。老妈在人民医院工作,家离医院也不远,不到半小时就到了。透视室的叔叔们马上打开X光机透视,检查后说左脚第四指稍微有点骨裂,没大碍,回家休息,注意别活动,吃点消炎药消消肿就好了。果然没几天就好了。虽然事不大,但我妈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就没透露给任何人,三个小姑娘和家人更是不知道。
不久,三个姑娘的父亲由于工作变动调往外县,家也随之迁走。20年后,因我老父亲工作变动,我家和这三姐妹又住前后院了。重逢后一次小聚小酌,我跟她们说起往事,说漏了嘴而提及此事,三姐妹一开始听得一脸懵,弄清事情原委后纷纷指着我的鼻子哄堂大笑。
撺掇伙伴跺冰塘,爬上大白杨掏鸟窝
我家这一排东头,隔一条小路,就是南北向的伙房。站我家门口往东一看,正冲伙房,买饭最方便。
伙房后面有一个水塘,说是水塘,其实就是一个不大的水湾,夏天积点雨水、伙房排点洗涮用水而成,水塘底部还有些秋风刮进来的枯枝败叶。冬天,水塘结了一层不厚也不薄的冰,刚刚能撑得住个小体轻的小孩。透过冰,能隐隐约约看清冰下的东西。有一次,我们三四个小孩站在水塘边的冰面上,我对身边一个小孩说:“你看,你看,冰下有鱼,快用脚跺,冰破能抓鱼。”那小子不知哪根脑筋接错了,还真跑进冰面离岸二三米处跺鱼了。“嘭、嘭、嘭”几脚下去,冰破了,鱼跑了,他下去了。
还好整个水塘不深,跺鱼的地方更是很浅,也就到他腰的样子,不然能出人命也未可知。我一看出大事了,一溜烟不见了人影。那小孩也不知是怎么回的家,更不知是否挨一顿胖揍。成人后,我们几个小伙伴时常聚聚,这小孩有时也在其中,每提到伙房、水塘、鱼这几个字,他都抄起家伙要打我。
大院里有很多树,除了苹果、桃之外,主要就是毛白杨,高高大大的白杨树几乎填充了办公区每排房子的前后及家属区道路的两侧。老鸹喜欢在白杨树上筑巢,“英勇无畏”的我,曾爬过一棵20多米高的白杨树去掏老鸹窝。居树梢而临下,俯视大半个东院一排排的青砖红瓦房。树下一个叔叔看到我在树梢上左右摇摆吓坏了,还不敢大声啊呼,就小声小气地说:“还没玩够呀?快下来,你把鸟蛋和小鸟扔下来,我接着,我不告诉你爸爸。”我下来后,这个叔叔照着我的屁股就是三大脚,又说:“以后再爬树,别说是你爸爸,就是我也绝不轻饶。”比迟科长还狠。好在以后,我再没敢爬过那么高的树。
我们四季紧盯鸟儿不放。从春到秋,弹弓没闲着,大多是粗铁条弹弓,木叉的很少。虽然我也有好几支弹弓,从小到大见鸟就打,但由于笨,从未打中一只。
自办两届运动会 马路上滑冰滑雪
冬天,大雪飞扬,天寒地冻,为鸟儿所饱腹的草籽被封在雪下,喜食的小虫也早蛰伏地下以躲过冷酷的冬,鸟儿就失去了往日的机警与防范。在屋前院子一平坦处,倒扣的箩筐下撒点小米或残汤剩饭,用拴有一细长绳的20厘米左右长的小木棍支在箩筐边沿处,小绳顺势牵引到屋里窗前,专等小鸟自投罗网了。搬一小凳,坐在暖暖和和的屋子里,盯紧玻璃窗外的箩筐,紧握拴小木棍的长绳。一只两只三只,饥饿难耐的小鸟一看有好吃的,哪还顾得上周围是否有不怀好意的眼睛,就一蹦一跳钻到箩筐下面争食。瞅准时机,把手里牵着的小细绳猛一拉,小木棍倒了,箩筐完全倒扣下来,鸟儿就自投箩筐了。这是我们最文明,最安静,也是最具科技含量的非暴力玩法了。
那时,潍坊没有滑冰场,更没有滑雪场,我们就在大马路上滑冰滑雪。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中后期,院北的大马路拓宽后,摊上沥青,铺成了非常平整的柏油马路。进入深冬的前夜,总要下几场冬雨。进入深冬后,总要下几场大雪。如果下了冬雨,第二天一早,大马路准成了滑冰场；如是下了雪,大马路一定是滑雪场。雪橇冰车也简单,弄块木板,底部固定上两根粗一点的钢筋就成了。更有悬的,木屐下面弄上一根铁条,就是冰刀溜冰鞋。
大冬天的,我们把马蹄子表上好弦、定好时,在寒风刺骨、天黑得还不见人的清晨五点,就急急匆匆穿上棉袄棉裤,以三声敲门为暗号,借大马路电线杆上的灯光,排成小队围着东院跑三四圈,直到大汗淋漓。
还记得,一个年龄比我大一岁多的小朋友为总策划、总裁判、举办了马路百米、果园跳高、跳远,共三项赛事的两届运动会。百米赛就是在马路上跑两个电线杆空档(每50米一个电线杆),电线杆就是起跑线和终点线；跳高和跳远共用一个在果园里挖的沙坑,大院路北菜地的黄瓜架就是立杆和横杆。第一届,百米赛我跑第一,跳远老末。第二届,我百米跑第二,跳远还是老末。由于种种原因,第三届马路、果园运动会延期,这一延就再也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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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扛责任少年渐成长
连煤加车,1200斤也打不住。拉不多一会儿,就累得蹦跶不起来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的熏陶、学校元素的渗入,尤其是两大院清正实干向上的作风,似缕缕晨光,照亮大院孩子的人生之路,渐渐有了责任和担当。
拉煤和煤饼有心得,极考验体力和技术
那些年,城镇户口人员生活用煤按各家人口实行计划配给制。大院里,生活用煤全在集体户上,都烧了伙房的大锅,到了冬天,各家不可能有煤取暖。我妈算了一下账,把家里一个人从集体户里迁出去,自立户头,可以从粮店里买点米面和油,星期天包个饺子或擀个面条,改善一下生活；更重要的是,冬天能买1000斤煤用于取暖。每到冬天来临,妈就拿出15元钱和两张250公斤面额的煤票说:“抽个星期天,把煤拉回来。”
统一供应城镇居民生活用煤的煤建公司在城区大西边,大院在城区最东边,相隔10公里不止。到煤场后,直奔地磅排队称车重,以倒除皮计算煤净重。过完空车才可以到煤堆装煤。
还记得,好几年都是新汶煤,煤块不大不小,但炉渣多,呈暗褐色,难看,火大烟也大,不出20天就要打一次烟囱。洪山块也是块煤,煤面亮晶晶的,火大烟不大,炉渣少,烧后的煤灰呈灰白色,不难看,炉子也容易点着,只是煤块比较大,价格也稍高一些。
去时是空车,回时就沉了。连煤加车,1200斤也打不住。拉不多一会儿,就累得蹦跶不起来了。歇歇也是个事,可能歇了后来劲了,也可能这一歇更没了劲。从拉煤中还真悟出点道道来,古人一些极富哲理的话用于某一具体事上,也不见得正确。譬如,“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说法用于拉煤,就不对。谁如不信,拉一趟煤试试。
有时配给的全是煤末,或两三年烧完了煤块剩下的煤末,就只能找一个大好天,加土、加水,和成大半尺见方的煤饼,等晾干后一块块摞起来堆到屋山头上,再用塑料布盖好,等天冷时用。
煤饼和起来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关键是掺土多少。土少了,煤饼入炉后立马现原形成煤末,不透气不燃烧；土多了,煤灰结成“瘤瘤”(煤灰结成的焦痂),很难从炉子里掏出来。以我多年的经验,六分之一的土最合适。
活页文选拓展阅读,响应号召垒砌校墙
年龄再大点后,放学回到家,打烟囱掏炉灰生炉子等这些活,在父母下班前,我们已收拾停当。再后来,擀饺子皮、擀面条、熬稀饭都不在话下。还有一件看似不起眼,但影响深远的事悄然冒头:妈带回家的活页文选,被我盯上了。我最先接触的中华文化,最先看到的伟人语录,就来自这些活页文选。活页文选是将某个题目下的文章进行选编,印成书页却不装订,以便随意分合。
工人新村小学戴帽时,我们为展示能干肯干,积极响应学校自力更生建校墙的号召,自己动手脱砖坯烧砖、到昌乐采石场拉石头烧石灰,直到把校墙垒起来。为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我们还在学校地下挖掘,用自己烧的石灰加土、沙,拌成三合土加固,垒成宽一米半、高两米、长达几百米的防空洞。
离开工人新村小学十多年后的一天,偶然从学校门前经过,不知怎的,想起当年垒的学校院墙和教室前种下的那棵白杨树；走进学校,去寻觅当年的景和物、人和事,心里就有了不一样的思绪,不一样的感触,不一样的情思。青砖墙依然挺立在风雨中,还是那般正直、刚美；树依然扎根在那里,但长高了,长大了,挺拔了。目有所睹,心有所思,情有所长,意有所远。这里是开启我心智第一课的教室,浇灌我心田的第一眼清泉,照亮我路途的第一缕晨光,扬起我心海的第一樯风帆。
这就是我的小学。离开的脚步,迈了又停,停了又迈。自此,再没回去过。如有人问,还想回去看看吗?不了。回忆,让人更心动。
“作”孩长大成才 大院岁月永怀念
高考恢复后从77级到79级,两大院我们高中同级的十余名同学考上了大学。那几年,全国平均每年招收31万多名大学生,含金量极高。他们中有的大学毕业后直接考上研究生,更有奔了博士又留洋,成为远离家乡的海外教授。
有的应征入伍当了兵,几年后,军衣由两个布袋变成四个布袋,当排长的当排长、当连长的当连长。
上山下乡时代,有一位实打实地把自己知青身份干成了村党支部书记。还有一位更是生生地干成了领着男女老少干活当把头的生产小队副队长,还作为知青代表,出席了“昌潍地区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
更称奇的是1978年,年龄相差一岁多的东院亲哥俩,一同考上了本科大学。他们的母亲患有多年的慢性肾炎,没打针吃药,竟不治自愈,现在已九十挂零,身体好得没得说。这事到现在我还经常与老人家津津乐道。
这些“作”孩子,走出少年,在学习工作生活的路途中,对社会有了贡献、对家庭有了责任,有了无悔人生。故事还有很多,这些不过是夹藏在相册里,已泛黄的几张旧照片,偶尔拿出来翻一翻。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两大院从内到外有了很大变化,已都认不出来。再往后,两大院大门白底红字和白底黑字的大牌子已不在了,职能和作用已挪移他处。但对我来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怀念和刻在心底的这个地方,我快乐的童年少年时光里发生的许多永远难忘的故事。
六十多年过去了,天上的星星依然在闪烁。倾听着窗外喃喃细语的落雪声,吮吸着穿越六十年时空而来的气息……那些飘落而去的岁月——大院的日子,虽远去,但永远留在我的心底。
本期图片:田源 绘(署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