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潍北地区第一个三人支部成员,当年跟战友们播撒火种置生死于不顾,足迹踏遍潍北。他是三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九死一生,替战友见证了革命胜利、新中国的成立。他脱下军装走向教育阵地,决心教育好社会主义建设的红色接班人。他在晚年写党史、捐书籍,为关心下一代成长散尽余热。他一生严以律己,一心为公,直言敢谏,淡泊名利。他就是潍县小庄子村(今属寒亭区高里街道)的耿梅村,一个早期革命者,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本期撰稿:牟林冰
图为牟鸿礼故居、潍北第一个党支部旧址。
主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编辑:台可 美 编:许茗蕾
校对:曾艳(01-02)代进(03-04)王明才(05-06)封敏(07-08)
---
早期革命者耿梅村 壮大组织潍北遍留足迹
牟鸿礼故居中的西屋,潍北第一个党支部旧址。
一直接受新思想教育的耿梅村从小立下报国志向,在同学牟鸿礼、牟铭勋的推荐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潍北第一个党的三人支部就此成立。为了壮大党组织,他们走遍潍北,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压迫,发展起小庄子、柳科村、阙庄支部。
-
接受新思想教育 面对党旗立誓言
耿梅村,又名耿鹤林(梅村本是字,后来叫成名了),1904年生于潍县小庄子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父亲耿寿令最喜欢这个从小聪明懂事的二儿子,虽然家境比较贫寒,还是在耿梅村9岁时,送他到村北两里外的牟家院毓贤小学读书。
由于志趣相同,耿梅村与同班的牟鸿礼、牟铭勋结为好友。全国正兴起反封建、反压迫、反奴役、驱逐洋人的学生运动,老师常带领学生们举着小旗,敲锣打鼓到邻村的集市、庙会上演讲,宣传新思想。耿梅村与牟鸿礼那爆豆般干脆、响亮的演讲,常引来大众阵阵掌声,两人也成为宣传队的骨干。牟铭勋话比较少,但一直伴在两人左右,被师生们称为“演讲三兄弟”。三人曾立志长大后共同报国救民,但在牟家院读完初小后,却在各自家长安排下各奔东西。
后来,耿梅村在赵林庆老师的推荐、资助下考入潍县县立中学。他品学兼优,进一步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教育。1925年中学毕业后,小庄子已成立了小学,他被聘为教员。在教学中,他用新思想教育学生,一直苦苦思索如何踏上救国之路。这时他的中学同学有的加入了国民党,他也怀着一颗报国心加入了。
加入国民党不久,1926年夏天,从济南工业染织学校毕业回潍的老同学牟鸿礼和牟铭勋来找他,几年不见,此时三人相拥在一起,禁不住热泪盈眶。相互询问了这几年的情况后,牟鸿礼告诉耿梅村,自己与牟铭勋去年春加入了共产党,此次回来,是受党组织委派,建立家乡潍北的党组织,希望他加入党组织共同战斗。耿梅村听二人讲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救国救民的方针,又学习了党的知识,心里一下亮堂了,“终于找到一条正路”,在二人介绍下,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握紧拳头在党旗下宣读了铮铮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严守秘密,誓不叛党。
-
针织小厂里宣讲,建起小庄子支部
当年牟鸿礼按照上级指示,回到家乡牟家院建立潍北党组织,工作地点设在自己住处的西屋。耿梅村入党后,潍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三人支部——牟家院党支部马上在小西屋成立了。此时的牟鸿礼已是潍县县委委员,兼任支部书记,牟铭勋、耿梅村为支部委员。
建立支部后,三人商量以后如何发展党员和开展工作,为方便掩护工作和联络青年,牟鸿礼考虑应该进一台小型针织机,牟铭勋和耿梅村也赞同。于是,牟鸿礼以开工厂赚钱的名义求得父亲的资金支持,很快购进了机器,三人冒着酷暑,汗流浃背地在西屋安装调试,正式“开工”了。他们一面加工产品,一面购置油印机、纸墨,印刷传单。白天将针织品和传单放在提篮里,走村串户以卖毛巾、带子为掩护寻找、发现进步青年。晚上,小工厂热闹起来,很多本村和邻近村庄的年轻人聚到这里,一来是被小针织机吸引,更主要的是听牟鸿礼讲故事。刚开始,牟鸿礼讲古书上的故事,逐渐把话题转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救国救民方针上来。
因为当时是国共合作,我党的工作属于半公开,每天晚上,耿梅村都会带着小庄子村的一帮青年到牟鸿礼住处。耿梅村和牟铭勋就印传单或织产品,临散场时,给每人一份传单,新来的再送一条毛巾。
耿梅村和他的朋友们在回家的路上,仍然宣讲革命道理,很快就发展了小庄子村的耿图寿和耿为新入党,1927年春节后,小庄子支部成立了,耿梅村任小庄子党支部书记。至此,潍北有了牟家院、小庄子两个支部。不久,经上级批准原来的三人支部成员组建成潍北区委,牟鸿礼任区委书记,耿梅村、牟铭勋任区委委员,耿梅村同时兼任小庄子支部书记。为了全方面在全区开展工作,建立区委不久,耿梅村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进驻大官庄开展工作。他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就走进农户家中。跟农户聊天时,谁家有困难,他就帮着解决,很快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不久他便发展了大官庄的李国贞入党。李国贞入党后,又很快在本村和北李村发展了党员。
-
教训班发展党员,两村建起党支部
1927年7月,国民党宁汉政府合流,彻底背叛革命,与共产党为敌,全国形势进入低潮,但由于山东仍处在张宗昌统治下,国民党也无政治自由,所以,潍县党的活动还没受太大影响。为防备形势恶化,潍县县委对党员进行了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将党的工作转入地下。
1927年冬,牟鸿礼开始改造住处的北屋——建夹壁,以藏匿办公用品。仍在大官庄开展工作的耿梅村每天来回奔波20多里,早上去大官庄,晚上回到牟家院,与党员们一起印传单、修暗道,晚了就在小工厂合衣休息一夜,天明后启程去大官庄,尽管牟家院离小庄子只有2里远,但他却常几天不回家。
潍北党的工作因有小工厂掩护,直到1928年春尚未受很大影响。那段时间,牟鸿礼主要靠在潍南和潍县城里,耿梅村离开了大官庄,接过潍北区委书记的重担,带领党员们抓紧白色恐怖到来之前这一时机,千方百计寻找关系发展党员。后来他从同学处得到一个消息,国民党在潍县城设立了教师培训班,其中有不少北乡的教师,牟鸿礼当即把这一任务交给耿梅村,让他负主要责任在教训班发展党员,然后掌握其动态,扩大发展对象。
耿梅村先找到老同学管文山并发展入党,后又引于画舫见了牟鸿礼,此时于画舫正苦于寻求救国之路,听了牟鸿礼的讲解,豁然开朗,很快就由牟鸿礼和耿梅村介绍入党。这两位老同学入党后,马上被派到教训班开展工作,与反动派针锋相对地进行宣传,争取群众。
党员们不只在教训班里开展工作,还各自回村发展党员。如,管文山很快在柳科村发展党员并建立支部,于画舫很快在阙庄发展党员并建立支部。这两个支部的成立倾注了耿梅村全部心血和汗水,但他的回忆文章却只字未提自己的功劳,只简单交代了几句话:“党在教训班里发展新党员,在柳科、阙庄建立支部,正是潍县国民党反动政权开展白色恐怖的时候,这是和其他地方不同的特点。”
--
早期革命者耿梅村 工作转入地下艰难前行
随着国共两党分裂形势日益严峻,潍北区委带领党员大量散发《告农民兄弟书》,1928年,耿梅村升为县委委员,指挥潍北对敌斗争,为潍南革命活动奔忙。他被国民党全县通缉,受命暂时隐蔽之前,冒着危险找到党员,提醒他们提高警惕。
-
组织暴动抗税抗捐 发《告农民兄弟书》
随着国共两党分裂形势日趋严重,各派军阀在山东抢占地盘,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一意扩军,残酷榨取人民血汗,捐税名目多如牛毛,田赋预征到20年后。1928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领导农民抗捐抗税,组织暴动。潍县县委遂决定组织农民暴力抗捐抗税,打击反动势力,扩大我党影响。经过充分策划组织,于4月发动了潍南大柳树镇集市上的反牲畜税和砸税局斗争。党员王兆恭、成希荣带领的斧头队找准时机,斧头、棍棒齐下,砸了税摊,几个税役重伤倒地。队员们边打边喊:“打倒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胜利后,县委发布了《为大柳树反牲畜税事件告农民兄弟书》(以下简称《告农民兄弟书》)。
潍北区委抓住时机,带领全部党员大量散发《告农民兄弟书》。耿梅村、牟铭勋负责传单的刻板印刷,几天几夜不合眼。牟鸿礼带领党员们在潍北广泛散发,东到昌邑、西到寿光边界。固堤是潍北封建重镇,这里有警察局、民团局等武装机构。区委利用该镇一个贸易集市,在镇内外普遍散发,为潍北党以后的发展做了有力准备。到这年夏,耿梅村陪管文山到柳科村开展工作时,贫苦农民张德善一听说领着砸税局的是共产党,“嘿”一声笑了:“可找到你们了,非干不可!”要求马上入党。张德善入党后,又很快找到了本村管元新等农民入党。
-
危急时刻挑起重担 担任潍县县委委员
1928年夏天,潍县县委书记庄龙甲肺病加重,上级安排他到安丘杞城傅锡泽药房隐蔽治病。临行前,庄龙甲主持了县委改组会议,牟鸿礼、马宣元分任正副书记,耿梅村、任玉书、高升为县委委员。
1928年10月12日,庄龙甲被捕牺牲,潍南的斗争处于低潮。牟鸿礼根据庄龙甲生前遗嘱,将潍县党的活动中心由潍南转入潍北。因牟鸿礼指挥全县的斗争,顾不得潍北,一切工作由耿梅村和牟铭勋负责。耿梅村一方面指挥着潍北党的对敌斗争,还经常作为牟鸿礼的助手活动于潍南庄家、东曹庄、潍县城里的联络站。最艰难的是潍北的办公费用,急用钱时,耿梅村就从家里找点东西卖掉,没得卖了就卖粮食,母亲养的两只母鸡也被他卖了。
从1928年冬开始,潍县国民党加大了对共产党人的缉捕,反动派除了在潍县城四门和公共场所贴悬赏缉拿牟鸿礼的告示外,还三天两头地搜查牟家院。耿梅村和牟铭勋也成为被抓捕对象。面对严峻的形势,党的会议不只在牟家院开,耿梅村不分昼夜奔波,联络党员,不停地变换地方,寻找安全聚会场所,保证了潍北党组织的正常活动和党员们的安全。
-
领导潍北多次斗争,被敌人列入黑名单
1929年2月,牟鸿礼根据上级指示,主持组建了以他为书记的潍县第二届委员会。不久,上级调他去青岛任职,配合张英铲除叛徒王复元。动身前,牟鸿礼找到耿梅村,就潍北党的工作做了安排,他说:“作为党的领导者,我们同敌人周旋要有勇有谋。要明白斗争和生存的意义,我们同敌人斗争的目的是胜利而不是牺牲!斗争需要机动灵活,紧要关头保存实力第一。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你一定要配合县委保护好,保护好我们同志的安全……”
牟鸿礼知道此行道路艰险、生死难料,与耿梅村、牟铭勋做了短暂相聚。三人约定:“革命胜利后,如果我们都活着,就一起回来,到咱们的母校教书,教孩子们学知识、学文化,也经常领孩子们到建党原址看看,给他们讲故事,把他们培养成新中国的革命接班人。”牟鸿礼走后,耿梅村与牟铭勋、于画舫、张德善等领导潍北党员,与反动派顽强斗争,先后策划领导了阙庄女工罢工斗争、短工罢市斗争、农民吃坡斗争。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巧妙地瞅准时机,取得了胜利。
1929年6月,叛徒王复元带人到潍县,在国民党潍县公安局局长李朝英的配合下,逮捕了时任潍县县委书记马宣元和潍南一批共产党员,潍县县委又遭受一次严重破坏。由于潍北党组织防范得力,基本没受损失,但耿梅村因前期经常陪牟鸿礼巡视潍南和各个联络站,已被敌人列入黑名单,被下通缉令在全县抓捕。一天,国民党捕共队得到线报,说耿梅村要在家里召开会议,急急派30多人的骑兵队包围了小庄子村。危急时刻,本村开药铺的耿寿俊老人机智地引开敌人,并派人掩护耿梅村,让其躲过一场劫难。为保护党的有生力量,上级党组织及时通知他暂时外出隐蔽,将潍北区委书记一职交给牟铭勋。他交代工作时告诉牟铭勋,自己在河南村发展的党员于庆孝最后工作还没完成,让牟铭勋抓紧去办理。耿梅村还不忘牟鸿礼的嘱托,冒着被捕的危险,通知了能找到的党员,要他们提高警惕,注意隐蔽,机动灵活地开展斗争……
-
隐蔽他乡寝食难安,回潍寻党被捕入狱
1929年夏,耿梅村经青岛去了东北。身在异乡,颠沛流离,他时刻挂念着党组织和战友们。他茶饭不思,总寻找各种渠道打探家乡的消息。有时梦见敌人追捕战友,他大叫着惊醒,再难入眠。临近春节,一个闯关东的老乡想在春节期间回家看望父母,又为路费犯难。耿梅村就将刚用几个月劳务费买的大衣卖掉,送给老乡做路费,并请他暗暗替自己打听几个战友的情况。可惜,老乡回东北后告诉他,家乡情况很不好,敌人在疯狂抓捕共产党,他没有找到要找的人。
“九一八”事变后,耿梅村返回潍县寻找党组织。由于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党员有的被捕入狱,有的离家隐蔽,潍县共产党的活动处于最低潮。他先到牟家院找牟铭勋,家人告知已好久没有音讯,他又四处奔走,仍未找到一个同志,只好再次离家,到烟台、莱阳去找牟鸿礼的朋友牟化堂求助。牟化堂是牟鸿礼同村好友,在国民党部队任职。1926年牟鸿礼回家建党时,曾想说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虽未成,但二人仍是好友,他回家时也常在小工厂与党员们聊天,与耿梅村也很投缘。得知耿梅村的艰难处境后,牟化堂帮着找了临时落脚点。耿梅村分别在烟台、莱阳打零工糊口,其间多次回潍寻找组织均未果。
1933年春,耿梅村再次回潍县寻找党组织,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进国民党潍县大牢。坐牢期间,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劝降无效便用尽酷刑,但他宁死不屈,并牢记牟鸿礼的嘱托:保存生命等待时机。他拒不承认是共产党,说自己在外地做买卖,这次回家是办货。后有牟化堂回潍县为他担保,又经同村在廿里堡开钱庄的耿为成托人送礼才被释放。
--
早期革命者耿梅村 立场坚定不惧诱惑挫折
耿梅村带着刑伤回到家,迎接他的竟是捕共队长的威胁,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又逃离家乡,流浪于平度、栖霞、青岛等地继续宣传抗日。1937年,他发动群众,寻找战友,参加了七支队的筹备工作。大扫荡期间,他跟随部队辗转多地,多次立功。
-
捕共队长上门劝降,果断拒绝再别家乡
被营救脱险后的耿梅村,带着一身刑伤刚回到家,还没顾得上与家人说一句话,捕共队长王有德就紧跟着进了家门当说客,让他在国民党潍县党部找份好差事,保证今后衣食无忧,并能步步高升。耿梅村拒绝了他的“好意”,说人各有志,他不想做官,只想当个平民。王有德冷笑着说:“你是什么人,别人不知道,咱俩心里各自都明白,我是一片好心给你指条明路。别把话说绝,今天是有人为你担保才获自由,先好好养伤,我们后会有期。”然后带着卫兵出门跨上高头大马扬鞭而去。
见王有德一伙人离去,耿梅村的老母亲一下子瘫倒在地,嘴唇一张一合却吐不出一个字。家人急忙为她按摩胸口,耿梅村拖着那条伤痕累累的腿,跪着抱起母亲,一边流泪一边为母亲揉背。当母亲长长舒出一口气缓过神来后,颤抖地摸着耿梅村青一块紫一块的脸放声大哭:“儿啊,他们怎么把你折磨成这样?”耿梅村把母亲的头紧紧抱住,泪水无法控制地夺眶而出:“娘,都是我连累您老人家跟着担惊受怕……”母子俩紧紧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家人和闻声赶来的邻居也泪流满面。
少许,众人劝住了母子俩,家人相继问了些狱中的情况,母亲突然道:“跟娘说句实话,咱不干了行不?”耿梅村摇摇头说:“娘,除了这事,儿都听您的,这革命我不能不干,如果都贪生怕死,我们的革命怎么能胜利?”母亲一拍儿子的肩膀:“那你赶快离开家,明天就走。”
耿梅村的处境确实极其危险,没人再挽留。一家人抓紧短暂的相聚时刻,晚上吃了一顿团圆饭。夜里三更刚过,耿梅村便拜别双亲,再次踏上避难的路程,临出门母亲对他说:“别挂念家里,好好在外面照顾自己,世道不太平就不要回来!”
星月隐匿,暗夜黑沉,耿梅村忍着浑身伤痛,一颠一跛地出村向东,直到白浪河堤,他双膝跪下,向着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再次离家的耿梅村流浪于平度、栖霞、青岛等地。他一面出苦力挣点收入,一面与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设法资助进步学生,甚至利用国民党学校的讲坛抨击反动政府。1934年在平度民教馆期间,他得遇革命同志刘云鹏,两人一见如故,深夜纵论国内形势,谈及民族前途,义愤填膺,声泪俱下,不约而同地高唱《国际歌》,一时被进步人士传为佳话。
-
带领亲人参加抗日 遭“肃托”立场坚定
1937年,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耿梅村急急返回家乡投入到抗战行列。他积极奔走在潍北大地,发动群众,寻找过去的战友,费尽周折与牟耀东、牟星桥、于效辉(于庆孝)、吴益斋、于笑愚(于肖愚)等人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的筹备工作。
1938年初,作为七支队后方工作委员会成员,耿梅村一起组织参与了蔡家栏子起义,并带着弟弟耿禅林和侄子耿为平参加了七支队。抗战胜利后,他家被授予“一门三英”光荣户称号,大红牌匾在锣鼓声中挂在了他家大门上方。
七支队成立不久,因斗争需要与八支队合并,耿梅村又到了八支队,先后担任八支队秘书、组织科干事、政治教员等职。1938年秋,八支队在掖县土山与封建武装红枪会发生战斗,他不幸被俘。面对被残害的威胁,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激昂慷慨地进行抗日宣传,高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场者为之动容。在即将遇难之际,被我军解救,他因此受到组织的嘉奖。耿梅村后跟随部队转战鲁中、南下沂蒙,打了不少胜仗,这支队伍后融入八路军主力部队山东纵队。
1940年春,“肃托”之风迅速卷入山东纵队八支队,司令部钱钧司令的秘书以及参谋处三个科长先后遭逮捕,大部分参谋、侦察员甚至宣传科长、宣传队长等都成了囚犯。耿梅村感到惊讶,是自己政治麻痹未能看清,还是有人误解了革命同志?疑团还没解开,他也很快以“托匪”的罪名被关押,坐了半年多的牢。
面对一次次提审逼供,他供词就是:“我不知道‘托匪’是什么东西,只知道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要坚守誓言:牺牲个人,努力革命。”并历数自入党以来就认定一生跟党走,从无二心,拒绝指控、揭发他人。
-
大扫荡时回归部队 转战南北多次立功
直到1940年9月下旬,鬼子开始对山东大扫荡,山东纵队辗转多地与敌人周旋,耿梅村重回自己的部队,不计较个别人对他的诬陷,满怀激情继续战斗在抗日前线。重回部队的耿梅村遭“托匪”嫌疑连累被降职,在山东纵队保卫部当了炊事员。但他没半点怨言,认为干革命不分职务高低,只要能为党工作就很满足,从心里感激党组织对他的信任。由于他工作认真又有能力,不久被提拔为司务长。
1942年,耿梅村到鲁中报社当缮写,后又担任石印厂厂长、秘书、秘书处主任等职。1946年2月在华东党校学习期间,组织上对他在“肃托”中蒙冤问题作出平反决定。1947年1月,被任命鲁中报社经理部主任。同年5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我军向渤海地区作战略转移。耿梅村被派到鲁中驻渤海办事处,先后担任参谋、抗小校长、大队长等职,因工作成绩突出,两次荣立二等功。1948年7月至1949年5月,任鲁中南报社经理部副主任。
-
早期革命者耿梅村 脱下军装转战教育阵地
渡江战役开始后,后方建设亟待起步,根据组织安排,耿梅村脱下军装,负责筹建鲁中南师范,1950年被任命为临沂师范校长。他以身作则,把学生当做亲人,却对自己的子女十分“苛刻”,从不给他们特殊待遇。
-
耗费心血筹建学校,母亲离世未能奔丧
渡江战役开始,战线南移,后方建设亟待起步,组织上决定调耿梅村到筹建中的鲁中南师范工作。长年征战,他非常舍不得离开部队,但又知道服从组织分配是党员的义务,他毅然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以鲁中南师范秘书主任之职,负责该校的筹建工作,从此为振兴山东的教育事业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耿梅村赴任时,鲁中南师范还没有校长,一切筹备工作基本上全是在他没白没黑主持下进行的。仅用几个月时间,能让一所700多人的学校初见规范,创造了经费拮据、物资紧缺、人员不足等情况下快速建校的奇迹。
1950年初,耿梅村被任命为临沂师范校长。当时该校只有4个班,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教学秩序不规范。他到任后,广拓生源、整顿秩序,亲自出发外调。从酷暑到严冬,省内外各条街道上留下了他来去匆匆的身影。
也同样是在这个冬天,母亲的去世成为他永远的痛。因为当时通讯不方便,母亲去世的信函寄到学校后,正赶上他出发在外地,等办完事回校时,母亲已过世十多天,这个在牢房里受尽酷刑从不掉一滴眼泪的硬汉子,再也憋不住要喷涌的眼泪,跑到校外荒坡,朝着家乡的方向跪下大喊一声:“娘啊,儿子不孝,生不能养您,死也不能为您送行,我对不起您啊……”一边放声痛哭一边磕头,额头被地上的瓦砾割开了几道口子,血水顺脸颊流了下来……几天后,他安排好学校的工作回家祭拜母亲。这次行程是他在家停留最多的日子,共住了七天。在家乡,他慰问了牟鸿礼和牟铭勋的家人和其他烈士家属。
-
完善校规壮大规模,讲政治课引发兴趣
返回学校后的耿梅村,继续开展整顿学校的工作。到1951年底,使学校发展到十几个班,并成立了中学部。又完善制定各项规章制度,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身作则,团结广大教职员工,很快使这个学校呈现出一派上下一心、团结奋进、欣欣向荣的景象。
耿梅村有句名言:“我是做事的,不是做官的。”在战争年代,他在下级面前从不摆架子,后到教育战线,反对注入式教学方法,主张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且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
临沂师范一切走上正轨后,有位教师反映,不少学生都不愿听政治课。耿梅村便亲自上讲台,先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然后让其他同学评论这位同学答得对不对,有没有补充,最后由他做小结。由于他提的问题学生们很感兴趣,所以都争着畅述己见,也注意听别人的回答,由此学生们喜欢上了政治课。后来耿梅村在校会上强调:“从我们这个学校走出去的,是育人的人,以后需要他们培养红色接班人,现在自己都不喜欢政治课哪行,要引导啊,让他们喜欢。”
为了引导学生多种爱好和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他业余时间将十多个学生叫到家里,教他们洋鼓、洋号、大鼓、大号、小军号等乐队知识,从念谱、吹打教到如何拔音,并带学生们到围墙外一起练习。
-
调入山师言传身教 资助学生不求回报
1956年11月,耿梅村被调到山东师范学院工作,先后担任函授部主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兼系副主任、图书馆长等职务,直到1965年退休(后改为离休)。他辛勤耕耘的足迹留在山师的每个角落,独特的教育方式和以身作则的作风深深留在了学生们的记忆中。
耿梅村爱根据青少年的特点,以表扬为主,鼓励学生上进。他经常告诉班主任:“对调皮学生要善于发现他们的优点,做转化工作,一味埋怨,会让调皮学生‘论了堆’,与老师产生对抗情绪,就是教育的失败。”
耿梅村认为身教重于言教,要求学生做好的,自己先做好,不让学生做的,自己一定不做；他主持会议一定自己先到场；他安排的劳动,自己一定参加；应诺的事,一定照办；会上布置的,一定检查,从不放松和说空话。耿梅村很快就与师生打成一片,他及时了解学生困难,用自己的工资资助困难学生。受他资助的学生们临毕业集体买件小礼物想给他作纪念,他对学生们说:“作为师长,帮助你们是我应尽的义务,不要把这些小事挂在心上,你们只要记住一件事,你们的老师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你们离开学校后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建设祖国的红色接班人,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最后将学生的礼物收下,以双倍价格退还现金。
-
不给子女特殊照顾 以身作则铁面无情
他常说:“作为老师要把学生当亲人看,为他们着想,帮他们解决难题,这样做就不负良心。”然而,他却“无情”地对待着自己的儿女。他调到山师不久,老家的儿子在家人的陪同下来找他。儿子耿为国因病无钱治疗落下病根,身体很弱,大脑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要求他帮着找份轻松且力所能及的工作。可他说:“你这种情况无论分配到哪个岗位,也未必能将工作做好,会给单位领导添麻烦。”但儿子哭诉了这些年受的罪,又加上家人的劝解,最后他为儿子找了一份在后勤帮工的临时工作,且有言在先:“如干不好就回家。”
儿子上班后,他经常问后勤的主管领导儿子是否称职,领导每次都说很好,让他放心。可是,有一次他无意中听到几名工人在议论儿子,说他不好好干还时常影响别人工作。他一气之下辞掉了儿子。耿梅村决定将儿子送回老家,每月给些生活费。
送儿子登上回老家的火车,看着儿子那张无助而哀怨的脸,耿梅村的心像被无数铁爪勾着。1952年他对女儿也是这么狠心,女儿临沂师范毕业,完全符合就近分配的条件,可耿梅村觉得自己是校长,要以身作则,将方便让给别人,故把女儿分配到一个交通条件很差的偏远农村。女儿知道后质问他,心为什么这么狠?看着弱不禁风的女儿,他也心疼,但还是慢慢耐心讲道理。好歹女儿平日里受到他言传身教,后来高高兴兴地去了农村,也像他一样成为一位爱岗敬业的园丁。
--
早期革命者耿梅村 所到之处皆为育人阵地
耿梅村生活极为节俭,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资助困难同事和学生,他多次拒绝提升工资待遇,只为把机会让给困难同志。他对工作从不计较高低,只把育人职责放在第一位。退休后,他在与心脏病的缠斗中,坚持写党史,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
全家生活简朴,拒绝提升工资
耿梅村日常饭菜极简单,逢过节或过生日家人多炒两个菜,他都说:“太浪费了,以后不要这么排场。”平时改善生活,他最喜欢吃面饼卷水煮鸡蛋、麻汁凉面,这两样对他来说就很奢侈。
虽说他自1954年定级到退休一直未提过工资,老伴和孩子们也都有工资,若没有大的开支,过日子还算宽裕,但他却一直让家人吃最简单、最便宜的菜,省下来的钱全资助困难的同事和学生。
耿梅村无论什么事都为别人着想,从不考虑自己和家人。耿梅村于1954年在临沂专署工作时定为行政14级工资,调到山东师范学院后,到1965年退休,工资一直没提过。这中间有几次按比例提工资的机会,他都让给了家庭困难的同志。1964年,也就是他退休的前一年,又有一次提工资的机会,名额比例还是很小,院校领导要照顾多年未提工资和家庭有困难的老同志,召开会议要老同志自己报名申请,然后由领导按实情审批。有同事劝他:“这次别再让人了,你快退休了,错过这次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可耿梅村最终还是没报名申请,他说:“共产党员不能在利益面前向上级伸手,还是让给家庭更困难的同志吧!”结果,那些自己提申请的老同志都提了工资,只有他一人没提。
在工资这件事上,连他老伴蒋德昌也受了“连累”,蒋德昌1947年参加工作,每次提工资,院校领导和同志都指名推荐,可他不同意,先让给家庭困难的同志,就这样,直到蒋德昌离休也没提过工资,每月只拿59元。
-
改进工作方案,图书馆焕新颜
耿梅村一生从不计较工作“高低”,即便是各种原因遭降级,他都毫无怨言。他说自己的职责是育人,只要认真,在什么地方都能把事做好。每到一处,组织纪律高于一切。
1958年底,他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兼系副主任岗位调到院校图书馆任馆长。这是他多年教学工作中角色的转变,离开了讲台,他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教育事业。
刚到图书馆,他业务不熟,就虚心向馆内同志求教,经过几天熟悉情况,他发现图书污损严重,下决心先解决这个问题。他克服各种干扰,亲自到出纳台清理污损图书,并对同志们加强爱护图书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同时还到外校图书馆吸取好经验,结合本馆实际情况与全馆同志一起,制定了一套改进图书管理工作的方案。
图书馆工作节奏并不快,所以纪律比较松,人员请假、迟到现象时有发生。耿梅村上任后,首先整顿的就是松散的纪律,每天提前上班,带头打扫卫生,整理书架。从上任到1965年退休7年的时间,他从没因家事请过一天假,从没迟到过一分钟。由于他以身作则,随意请假迟到现象很快得到遏制。
在图书馆工作的7年里,他仍以平等的身份与学生们交朋友。他饱览群书,为不同专业的学生推荐实用书籍。时间长了,学生想找哪方面的书,跟他一说,他很快就从琳琅满目的书架上找出来。他还找出一些有关青少年传统教育和道德知识方面的书,推荐给学生们阅读。在长期的工作中,他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看好了那块让他发挥育人热情的阵地。退休后,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蹲图书馆上,学生们也都愿与他交流,他可以根据不同情况给学生以帮助。1970年,他拿到了院校给他补发的1200元工资,他用1000元交了党费,剩下的200元拿着到了图书馆,交给了一个有困难的学生。
-
退休更不得闲 兼顾问写党史
耿梅村退休后,被院校聘为山师附中顾问,他不满足于光顶个名或列席参加会议,而是什么闲事也管。
有段时期,学生爬墙现象严重,有的学生不走正门,以越墙而过为能事,老师都没办法制止。他听说后,便拎个小马扎坐在墙外。见有学生爬墙,他便招呼着先跟学生说话,以聊天的方式讲纪律、讲校规,三天以后,再也见不到一个爬墙学生了。那些在墙外被他阻止爬墙的学生经常去找他谈心,他也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另外,他还被院校邀请帮忙做一些其他整顿工作。
耿梅村退休期间,经常抽时间写党史,他说让青少年了解党史,是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大事。1978年夏天,他一面帮院校整顿附中,一边撰写潍县党史,因天气太热,情绪又被触动,导致心脏病复发,并伴有半身不遂的症状。经过治疗和锻炼,恢复到一气能走四五里,但手脚灵活度明显下降,手握笔就抖。医生告诉家人一定不要让他再受刺激,保持心情舒畅,更不要用脑过度。可耿梅村根本不听,说要趁自己还能拿动笔,给后人留下点史料,仍然每天坚持写一段时间的党史。他将写成的史料分别送给党史部门和报社。
1981年,他撰写的《潍县党的创建和先烈英雄事迹》在《山东师大学报》刊出,被院校列为党性教育教材。同年他还参加了山东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并以题为《潍北早期党组织及先烈英迹纪略》的文章,刊登在《山东党史资料》1981年第二期,为党史研究提供了真实宝贵的资料。
-
早期革命者耿梅村 不改党员本色激励后人
步行20公里回乡不让车接、生病不让单位报销、学生想给他办庆生会他大发雷霆,连女儿单位发的“高温茶”,耿梅村都以为是“不当得利”……这个“耿直”的老党员,连病中都节省着吃,捐钱购书,以赴当年“一起回乡教书”的约定。
-
拒绝汽车来接 步行40里回乡
1973年,一个秋高气爽的艳阳天,高里公社小庄子村的村民们得知这天耿梅村要返乡探亲,翘首盼望,生产队长也让社员早收工。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耿梅村在潍坊发动机厂上班的侄子耿为明让人捎信,说厂里的汽车会送叔叔回家。那年头农村人还没见过汽车,所以都盼着看一眼。大家一直等到下午,等来的却是一老一少两个步行者。
乡亲们一拥而上围住二人,有人问:“不是说要用汽车送你叔回家吗?怎么走着回来了?40多里路啊,你叔快七十的人了,怎么让他走这么远的路呢?早说我们套车去拉他啊!”耿为明解释说厂领导早就了解他叔叔身体多病的情况,不但要用车送他回家,还提前打听了叔叔从济南到潍坊火车站的车次,准备到火车站去接他。可头天下午,叔叔忽然到了他办公室,说:“我这些年回家乡的机会太少了,借这个机会下了车顺便走走看看改变了模样的潍坊。”坚决不让厂里的车送他回家,说送他一个人太浪费,他一生没搞过任何特殊待遇,坚持第二天一早让侄子陪他步行回家。
耿梅村在家住了4天,尽管疲劳,还是拒绝了大队干部用马车送他到潍坊火车站,依旧步行。
-
看病从不报销 不让开庆生会
耿梅村身患多种疾病,经常花很多钱买药,但从不报销。家人一说他,他会反过来教训:“当年我们闹革命的时候,都是把家里的东西变卖了作经费。”他后来又得了老年皮肤病,要到离家四五里外的历山服务社洗澡配合治疗,那时他已无法走路,按说完全可以让单位派车接送,但他坚决不让,每次都让女婿用自行车推着他来回奔波。
1983年12月8日,是他八十(虚岁)大寿,好多学生早就商量要为他庆生祝寿,学生们纷纷安排场所、商量如何集合等事宜。进入12月份才告诉他一切准备好,他一听大发雷霆:“这不是胡闹吗?我就是一个小人物、一个老师,闹这么大动静干什么?大人物也不行,一个共产党员不能搞这一套。如今这些风气很不好,我一辈子最反对铺张浪费,你们想孝敬我,就好好为党工作,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比给我过生日强百倍!”学生无奈,只好向各地发出了取消庆生会的挂号信。
-
令退礼正家风 病中捐书育人
有一段时间,耿梅村的女儿在济南市招办工作,偶尔帮别人填写志愿表或查分数,对方提两斤点心作答谢,老爷子知道又大发雷霆,立令送回。甚至连女儿单位发的高温茶之类也被误认为是“不当得利”,让女儿送回去……
有些老友开始劝他别太“耿”了,尽压给孩子一些不该有的负担。他跟老友争得面红耳赤。他说,党风不正,会使许多人为之流血奋斗的崇高理想受到亵渎,就只能用行动来抵制歪风。
从1982年开始,耿梅村身体越来越差,当年与牟鸿礼、牟铭勋“革命胜利后一起回家教书”的约定时常萦绕在脑海。牟鸿礼、牟铭勋先后为国捐躯,而他也因服从组织安排工作在外地。耿梅村怕来日无多,开始攒钱,让女儿替他一批批地购买图书。1983年,因病情加重,他住进了济南千佛山医院,为了从每月100多元的工资中省钱,在医院他也吃最便宜的饭菜。到1984年,共选购了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图书800多册,寄到牟家院小学和小庄子小学。另外,他听说小庄子小学教学条件很差,便又将节约下的1000元现金寄给小庄子小学。1985年1月22日,《大众日报》以《八十老翁捐款育人》为题报道了此事。
-
病床前细叮嘱 教后代明方向
1985年7月,在耿梅村住进医院的第三个年头,牟鸿礼的孙女牟兰贞到访他的病房,牟兰贞此行的目的是征集潍县早期党史资料。在这之前,她已经与老人有近十年的通信来往,在她的意识里,耿爷爷应该身材魁梧,具有非凡的军人气质。可面前的老人弯腰驼背,满脸黑斑,手拄拐杖步履艰难。牟兰贞抓住那双颤抖的手时,涌出了眼泪。耿梅村颤抖着手为牟兰贞擦着眼泪说:“你是个好孩子,修五(牟鸿礼字)有你这样的孙女也算是后继有人了!看见你,就好像又看见了你爷爷……”刚说两句,便也老泪纵横。
牟兰贞在济南住了6天,老伴蒋德昌怕他受刺激,不让牟兰贞提过多问题,并建议他们每天谈话不超过两小时。可即便牟兰贞不问,耿梅村也滔滔不绝,说到动情处总会泪流满面。面对蒋德昌的提醒,他总会一摆手:“你别管,孩子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是跟她说些话又能怎样,别管我,让我说吧,趁我还能说,给孩子留点口头资料。我80多岁了,与那些烈士们比,已多活了五六十年,说不定哪天眼一闭,就没法说了。”
他还讲做人的道理,讲如何面对成功和失败。当问牟兰贞是不是党员时,牟兰贞说:“以前写过申请,但因工作调动频繁,一直没实现愿望……”
短短几天里,耿梅村多次叮嘱牟兰贞:“回去就写申请,你要争取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为个人谋私利的,为个人谋私利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最后还补充:“要做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首先要做一个正派人,什么是正派人,正派人就是不损人利己!”
正是老人家语重心长的教诲,拨开了牟兰贞心中迷雾。遗憾的是,当她举起拳头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却无法将这一喜讯告诉耿梅村,老人家已经在与她分别两年后去世了。
-
早期革命者耿梅村 忠诚坦荡为民克己奉公
遵照耿梅村生前遗嘱,他的后事一切从简,他的亲友、同事、朋友,按捺不住悲痛,纷纷以悼文、悼诗形式,寄托哀思,歌颂他一生忠于党和人民,勤恳奉公的精神。后人们从《耿梅村同志纪念集》里,读懂了这位老人不忘初心,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劳耕耘。
-
遵遗嘱丧礼从简 出册子以示纪念
1987年11月10日11时30分,83岁高龄的耿梅村,走完了他的人生路。11月12日,《大众日报》为老人家的去世发了讣告。他的朋友、同事、学生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到济南,怀着沉痛的心情为他送行,并建议举行一个像样的丧礼,可是被耿梅村的家人谢绝了,因为耿梅村早在1984年就写好了遗嘱:他去世后不要举行任何仪式,不要给组织添一点麻烦。虽然大家都不忍心让老人家静静地、孤单单地离去,但还是尊重了他个人的意愿,用最简单的方式送他上路。他的生前好友和学生们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哀思。被誉为“山东教育界一代宗师”的著名学者庄维石先生现场提笔写下了悼词《赞梅村》。
人们看到庄老先生的悼词,自然又想起了耿梅村当年为其据理力争的场景:1958年,耿梅村担任山师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庄维石是中文系讲师,在“整风反右”运动中,院校个别领导以自己的偏见,要将庄维石定为“右派”。当时耿梅村对给庄维石所列“罪状”并不清楚,但在他眼里,庄维石老师是一位博学渊通,学术造诣极深的学者,而其教学更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淡泊名利、默默奉献。他无法相信这么优秀的一位讲师会是什么“右派”,于是经过反复多次调查取证,用证据证明庄维石是一位拥护共产党的正派老师,多次在党委会上据理力争,为庄维石辨白。最后他的意见虽没被采纳,且不久又被调离岗位到图书馆任馆长,但他仗义执言、主持正义的作风被广大师生传颂。
庄维石老先生的题词,启发了前来吊唁的亲友、同事、学生。大家纷纷表示,尊重老人家生前愿望,丧事从简,不搞大型纪念活动,但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各自表达哀思。众人最后一致建议出一本纪念集,为耿梅村的平生作一个传略,也发表一些悼文。
-
诗文赞歌悼念 精神感召后人
《耿梅村同志纪念集》于1988年冬完成印刷与亲友学生见面。当时山东大学的蒋维崧教授在病中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该纪念集共收录悼文、悼诗近60篇,与耿梅村共事过的生前好友,除庄维石又献《梅村兄千古》的悼诗外,还有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宫达非,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中央监委监察处处长等职的于一川分别撰写悼文。
宫达非在《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文中有这样几句:“在同耿梅村同志共事的年月里,从没有听到他对工作中的困难叫一声苦,也没向领导要求过什么……他总是很乐观、很有信心而又沉着地想方设法完成新接受的任务。在战争年代里,不顾生死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胜利之后,于平凡岗位上忠诚坦荡地工作,将任何权势、任何名利都置之度外,数十年如一日,称得上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称得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于一川是耿梅村1928年在家乡与于画舫一同发展的党员,他在《怀念梅村》一文中写道:“我与梅村相交近60年,情同手足。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见义勇为,对同志和朋友以诚相见,热情帮助别人；对自己要求很严,不为名利,克勤克俭。”
他的同事、乡亲、学生和受他教育过的晚辈也各用文字表达怀念。小庄子村党支部、村委会在悼文中写道:“梅村同志与世长辞了,他不为名、不为利,忠于党的事业,为我们家乡子孙后代树立了光辉榜样,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自《耿梅村同志纪念集》发行至今30多个冬来春往,后人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从书中读懂了老人不忘初心,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劳耕耘,字里行间永远展现着老人家坚实的脚印和永不消失的身影。
耿梅村的母校牟家院小学早已今非昔比。开阔洁净的校园,宽敞明亮的教室,先进完备的教学设施,鸟语花香伴着琅琅读书声。一进大门,展现在眼前的是潍北共产党组织创始人牟鸿礼生平简介；走进教学楼,介绍中共潍北第一个三人支部艰苦建党的多幅版面映入眼帘；走进图书室,整洁的一排排书架正面,设立了“耿梅村专区”,当年耿老捐赠的图书整齐摆放着。美好生活在先辈的拼搏奋斗中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本期图片由牟林冰、牟兰贞提供(署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