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川,原名于福臻,潍坊市寒亭埠头村(今属经济区双杨街道)人。1928年入党,1929年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参创地下党支部并任书记。1931年7月,他因国民党的追捕被迫中断学业,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曾担任泰安县委宣传部长,山东人民抗日第四游击队教导员、党总支书记,华东局组织科长,沂山地委副书记,鲁中南区委组织部长等。解放后主要从事纪检工作,历任华东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浙江省委监察室主任、监委书记,浙江省革委政工组党委副书记兼中共浙江省党校党委书记等职。从弄文舞墨到武装斗争,从省会城市到偏僻山沟,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建设,历经了反复磨砺和锤炼,于一川光辉、奉献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期撰稿:张建国
主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编辑:台 可 美 编:王 蓓
校对:曾 艳(01-02)代 进(03-04)
王明才(05-06)封 敏(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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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善笃学接受思想启蒙-
于一川出生在一个普通中农家庭,祖上注重文化知识和传统道德。他聪明好学,诚实善良。读书后,一直受到进步或革命教师教导,从信奉“三民主义”逐渐转到追求共产主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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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善行有碑载,上溯三代有文化
2010年一次田野调查,经济区民俗工作者在双杨街道埠头村村西公路边的沟里,发掘了一尊1931年立的“褒扬丁君世臣继配丁夫人清节懿行之”碑。碑刻有记:“翁姑患病,尝在床褥难以动移,而丁夫人侍汤药未尝或离,尤善体察病者之意,所需皆备。不数年,二老继殁,尽礼尽哀,兑全妇职。乡里皆称其孝,所生二子,教养有方,恩义兼尽……”文内“所生二子”中的老大于龙书,就是于一川的父亲。
于家几辈都出识字人,个个有作为,可谓“诗书继世长”。于一川的曾祖父于凤喈早年在外当教谕(学官名,相当于教委主任或县学校长)；祖父于世臣起初是村里的私塾先生,办事公允,擅斡旋,外号“于八须”,一捋八字胡计谋就上来,但并非精致利己,而是为别人出谋划策,很有人脉,被聘为“地方”(即地保,保护一地不受侵扰),上传下达民情官意；父亲于龙书是乡里小有名气的“才分人”,书法抢人眼、算珠落脆盘,人民公社以前当过管辖4个村经济账目的埠头乡会计。
现在,人们列数村里“坐北朝南的正经家庭”,掰着指头,于家出不了一个手掌,声望很高,可谓“忠厚传家远”。土改时,于家拥有约15市亩土地,被划为中农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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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支付听书钱,少年风骨得夸赞
于一川1911年出生,乳名川子。自小酷爱学习、好奇心强。9岁读书前,就常拉着爷爷的衣角赶流饭桥和高里集会,只为听说书艺人讲“水浒一百单八将”,而不像别的孩子那样为买吃的玩的才去。艺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檀板助势,场子总是被围得水泄不通。
那时那刻,听众不觉时间过,万事都抛到九霄云外……只听“嗵”的一声鼓响,书说完了,听客正要转身离去,却见场地已被圈起来——几个伙计散开着,扯着齐胸高的绳子,要收点劳务费。绳圈子高约4尺,低于此高度的孩子可以走出去,圈挡的只是大人,但也不是强逼:“当当当,当当当,呤格哩当,呤格哩当,抛家舍业走四方,口干舌涩换块糖,一个铜钱不算少,两个铜板你大方……”人多了,总有不自觉或确实没带钱的,一掀绳子就拱走了。
催促声中,小川子没有跑,反而走到收钱者面前,主动交上从压岁钱里挤出的1毛3分钱。对方感动,摇手:“小孩子不要钱的,不要钱的……”“不,1毛是我爷爷的,他快听完了才去买菜的”,小川子挺胸顶绳,“我快是大人了,也该交,自个定价了3分,不多吧……”收钱的人被他说笑了,一些正想“跑路”者见状,回头也把钱交上了。
说书人从此认上了小川子,以后再去集会,看到这位小听众,就把他拉到身旁,让他坐在板凳上听得更清楚。埠头村的人都啧啧称赞:“随他奶奶,真是什么家风出什么孩儿。”
小川子赶会上集回来,时常良久不作声,似乎心事重重,便问:“大人没给你买心上物,还是自个掉了铜板?”他连连摇头:“别打断,别打断,我听的古儿还没寻思好呢。”他把故事串起来了,就高兴了,爱说爱笑爱蹦跶,见了小伙伴甚至大人就自我推销:“听我说个水浒古儿吧。”别人若乐意听,他立马把听来的故事复述得八九不离十,时有发挥,趣味横生。老少爷们惊叹他是“记事钟”,赐外号“神记子”——当从水浒人物蒋敬绰号“神算子”仿说而来。成语“逼上梁山”“官逼民反”等曾是于一川后来言谈或撰文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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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会员亲授,新思想吸引学生
埠头村东5里的前阙庄小学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停科举,兴新学”大潮下创办得最早的学校之一,地处潍县五区。学校因潍县同盟会会员、后阙庄人于联英的儿子在这里学习,就请于联英找来数位同盟会同仁当“客座教师”。他们经多见广,知识渊博,有的到日本留过学,有的经过辛亥革命锤炼,少不了传授“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教学理念先进,质量高,学校因之名声大振,方圆十数里都有不顾区划限制来投学的,生源充分,尽管这里雨雪天道路泥泞,素有“阙庄泥儿,粘煞人儿”的古谚。
因此,家属潍县三区的于一川也舍近求远地到了前阙庄小学。于一川15岁考取了潍县中学。当时政治学习的主导思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一度深信不疑。
前阙庄人于清书(字画舫)老师在县中教国文(语文),时间不长,却给于一川很深的教诲,使他没齿不忘。于清书讲授梁启超文章《少年中国说》,犹如置身“角色”,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把文中极力歌颂少年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振奋国民精神的核心主题,表达得淋漓尽致。于一川聆听了,十分兴奋,一口气把全文背诵下来。于清书画了幅“金鸡独立图”,对学生说,中国的地形就像一只肥硕的大公鸡,引得帝国列强眼馋流口涎,虎视眈眈妄瓜分；现在有了“崭新的领路党”,中国一定会醒来,雄鸡傲立,长鸣东方,震撼世界。
于一川深受影响,在作文里引用李大钊“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精辟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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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乡师支部舆论作战
在于清书的介绍和鼎力支持下,于一川入党并到济南学习,创办领导了济南曾在革命低潮时唯一存在的党组织——乡师党支部。他着力舆论宣传,在思想领地上与敌人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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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阅读红色书籍,追随恩师坚定入党
于清书是在1928年革命低潮时,由潍北先期党员牟鸿礼、耿梅村秘密介绍入党的。他出身地主家庭,敢于“背叛自己的阶级,为劳苦大众翻身谋虑”,比如把家中收租得来的粮食分给赤贫户,资助家境窘迫的学生把书读下去,影响很大,从而被革命者和青少年学生仰望。他学识渊博,阐述问题深入浅出、设身处地,一言一行常起到“很见成效的牵导作用”,和他在一起“就令人有了主心骨的感觉”。
1928年秋,于一川从县中毕业,何去何从尚未定就。农家倒是没有无活可干的时候,他牵起自家老黄牛到村外放牧,遇到父兄耕地耘苗,就要过缰绳来牵墒；余暇就寻访结识诸村“念过书会讲究问题的人”,从事“只有自己知道的活动”。恰巧,于清书奉命回到老家的前阙庄小学教书。二人本来就是师生,交往更近水楼台了,于一川常跑到老师家,借读红色书籍,不断汇报读后感。于清书先是把革命文学家瞿秋白的报告文学《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推荐给他。于一川“读起来,爱不释手,思想认识有了大踏步的前行”。
于清书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又荐读马列译著,使这个“向上者”笃信共产主义理论,在于清书的发展下。这年底,于一川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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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师内创建党支部,演讲演剧宣传革命
1929年8月,济南成立了山东省第一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乡师),时值省委原组织部长、大叛徒王复元在青岛被中央特科派遣人员张英等铲除,各地酝酿重建党组织。于清书调任临时省委秘书,借机召唤在家乡发展的有初中学历的党员考乡师,于一川响应并考取了。
10月,学校开学,继而又在于清书指导下,成立了以于一川为书记、杜继善为宣传委员、姜效骞为组织委员的第一个党支部。于一川还以共青团济南特派员的身份,联系并指导济南中学、育英中学和济南师范二部等校的工作。
乡师一开课,国民党就指派政治代表张鲁焦来当训育主任。他是个国民党改组派分子,疯狂进行反动的“党化教育”宣传,使不少学生受到毒害。如何把不利局面扭转过来,党支部决定以占领舆论高地为切入点,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就采取个别交谈、小型集会,利用纪念日、节假日散发传单,特别是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汲取理论精髓,提高政治觉悟。
教育者须先受教育,支部成员学习的书籍有《社会科学大纲》《国家与革命》《史的一元论》《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等。于一川主导购买了上海“左联”宣传“普罗文学”的书籍,如美国的《石油》,苏联的《毁灭》《铁流》,高尔基的“三部曲”,鲁迅的《呐喊》《彷徨》,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苏俄考察记》以及刊物《拓荒者》《文学月报》等,组织同学们阅读和研讨。
校园内还经常有演讲、演戏活动,与反动宣传分庭抗礼。
1930年“双十节”前后,国民党当局到处组织庆祝,粉饰太平,自吹自擂,蛊惑人心,党支部针锋相对地组织演出一些反帝反压迫的节目,揭露他们的鬼蜮伎俩。于一川和周汉三演出了自编自导的小剧《挣脱》,反映两个穷困潦倒的青年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引起师生强烈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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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编纂《柔锋》 土法刻印不怠倦
支部亟需有自己“宣传革命主张、呼吁进步向上”的刊物。于是,先创办了油印小刊《红旗》,登载一些介绍红军和苏区斗争的文章,但反映面不够广,且名称“激烈刺目”,在白色恐怖下容易成为“剿灭的清晰靶子”。1931年底,支部决定将《红旗》改名。起个什么名称、经费怎么来、如何“读编往来”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要大费周章。于一川提议多起几个名字,随机变幻,换汤不换药,让敌人搞不清箭是从哪里射来的,越懵越好。刊名拟了多个,如《刚健》《锐意》《芳草地》等。于一川汲取各方有益意见,拍板叫《柔锋》:“在白色恐怖下求生存,不能像典韦、许褚那样赤膊上阵,含义要蕴藉,避免直白。‘柔’,温和,不过激,貌似儿女情长、花前月下的况味；‘锋’,崭露峥嵘,像匕首,似尖刀。合起来,就有绵里藏针、柔中带锋的气概。”
《柔锋》定为报纸样式,刊期随机而定,每期500份,资金众筹,没有稿费。编辑部成员及热心作者就利用课余时间打工,如家庭补课、饭馆洗涮、车站拉脚,甚至到“棚户区”代写书信等——凡是学生能赚钱的“窗口”都利用了起来,一分一厘地攒存,一元一毛地归拢。头几期达到了预期效果,但半年后,当编委会踌躇满志想扩大印数时,报纸的“锋”意戳痛当局,被勒令停刊,代为印刷的工厂也遭查封。
“革命不能终止,冲锋仍要继续”,上级党组织下来指示,报纸又先后改名《前冲》《炬轮》等,与敌人周旋起来,手刻油印,土法上马。于一川找了字好画佳的师生秘密编纂。支部成员、于清书在家乡间接发展的党员李乐三,挑起了刻钢板的重担,白天上课,夜间伏案,时常废寝忘食,焚膏继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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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离开乡师艰难斗争
于一川与青年学生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到南京请愿,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回来后,却被所任教的学校莫名解雇,他只好奔赴胶东栖霞革命根据地这一更广阔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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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被捕改姓名,南京请愿遭辞退
1931年4月5日,山东国民党韩复榘当局制造了杀戮22名共产党干部的“四五”惨案,其中有乡师党活动的坚强后盾于清书。支部迅即联合济南其他党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声讨游行,震慑了敌人,鼓舞了民心。7月,杜继善、姜效骞相继被捕,于一川也在敌人逮捕“另册”之中。他被迫离开乡师,经一直主持正义的校长鞠思敏介绍,到济南正谊中学附属小学任国文教员,化名俞益传。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热潮高涨起来,抗议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乡师支部和其他学校取得联系,协调行动,组织了南下请愿团,要面谏蒋介石。但受到韩复榘当局的阻挠,请愿团便在津浦路济南段进行卧轨斗争,切断南北交通数天,迫使当局同意他们南下。
12月初,济南请愿团到达南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队伍会合,迫使蒋介石走出“总统”府,当面回答学生的质问。12月17日,济南请愿团又配合北京、上海、杭州请愿学生游行示威,激愤之下捣毁了国民党党徽和中央日报馆等处。南京卫戍司令部立即派出大批军警,用枪弹、刺刀、棍棒进行血腥镇压,使30多名学生被杀,100多人受伤,60多人被捕,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珍珠桥惨案”。次日,济南请愿团被武装押解离宁回济。于一川正准备去上课,附小校长亲自给他送来了一个月的薪金,二话没说就走了。不言而喻:你南下请愿,给学校带来后患,不敢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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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根据地从戎,转赴鲁南办党报
乡师学生多来自农村贫穷家庭,毕业后回乡能谋一个教学岗位,则是学习目的。而党员学生更多的是服从革命需要和组织安排,叫去哪就去哪,不为稻粱谋。1932年夏天,于一川父亲于龙书掐算儿子该毕业了,就写信催他回去,说已从孙家小学找到一个讲台站位。但没想到儿子决意不回乡,把自己交给了革命,交给了阶级斗争,交给了抗日斗争。
1933年7月,省委组织部部长宋鸣时叛变为“捕共队”队长,全省党组织再度遭到严重破坏,乡师党支部挑起了恢复全省党组织、重建山东省委并与中央取得联系的重任。时任乡师党支部书记的赵健民骑着廉价买来的自行车,四处串联,组织革命力量。1935年冬,山东省临时委员会由书记刘仲莹、组织部长赵健民、宣传部长鹿省三,委员于一川、陈太平5人组成。赵健民又骑车数百里,从河北濮阳(今山东莘县)请来黎玉同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36年5月1日,山东省委正式成立。
该年初秋,赵健民被捕,于一川参加了一系列营救斗争,获得成功。10月,组织安排于一川到胶东栖霞抗日根据地工作,体验战场生活,锻炼军事能力,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栖霞和蓬莱、黄县、福山、招远4县交接,东连昆嵛山根据地,西接大泽山根据地,地理位置险要,是艾崮山抗日军民的政治中心,蓬、黄、掖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乃至全国建立最早的抗日根据地之一。于一川被派到这里,充分说明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和期待。他负责宣传发动工作,但时间不长就接到调令,奔赴鲁南抗日根据地,从事他擅长的舆论宣传工作,预备办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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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建党展柜提建议 拒绝突出个人功绩
自于一川离开乡师至1937年学校撤销,担任党支部书记的相继有潘复生、王文轩、姚仲明、李敬先、赵健民、张振一、李师侗、景晓村、白学光、高启云、于杰,在异常艰苦的形势下,保存、发展、壮大党的力量,乡师党支部曾一度成为济南唯一存在的党支部。学校8年培养学生700余人,其中党员161人。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走出来的学生都担任了党政军的重要职务；解放后有90多人为厅、局、地、师级以上干部,其中省、军级以上有30余人,含少将4名。乡师党支部为党组织的恢复、建立、巩固和发展保留了火种,在历史最危急最关键时刻发挥了重大作用。1945年“七大”时,被誉为大革命失败后济南市和山东省党组织的“大明湖畔小延安”“山东革命摇篮”和“攻不破的坚强堡垒”,在山东现代史和党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1988年,为迎接次年济南乡师建党60年,庆祝活动筹委会给于一川信函,说要建各届支部的业绩展柜,征求回忆文字和纪念物。于一川当仁不让,走下病床,立即回复,把几个同学兼战友的照片寄出。很快,筹方把展柜文照初稿寄来请他过目审阅。他回信说:“不要突出首届支部及他本人,我虽是第一任书记,但工作做得不如后任多……各支部应该并列介绍,文字一样多,书记的照片一样大。”他的谦逊和实事求是精神很受赞佩,意见被完全采纳。
1989年9月,纪念室开馆,于一川题写了贺词:“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我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为争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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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筹建印刷所出党报
徂徕山起义时,于一川担任下属游击队的教导员、总支书记,投入如火如荼的战斗中。《大众日报》创建时,他奉命筹建印刷所,在“四缺”条件下坚持出报。解放后,他主要从事纪检监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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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徂徕山起义,担任游击队教导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北方局发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山东省委迅速率领机关干部和济南市一部分党员,分批先后迁到泰安,和别路人马深入农村城镇,开展救亡斗争。
10月3日,日军攻占德州,战火烧到山东境内。国民党各级官员和地方富豪纷纷偕眷南逃,局势日趋紧张。11月,省委在泰安篦子店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首先在徂徕山举行武装起义。徂徕山北靠泰山,南接蒙山山脉,地处山东腹心,可以控制西面津浦铁路和南、北面几条公路等交通命脉,雄视全境。在此建立根据地,便于全省各根据地取得联系。
1938年1月1日,省委率领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约200人集聚到徂徕山大寺,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洪涛为队长,黎玉为政委。刚任泰安县委宣传部长的于一川,以泰安城南篦子店社会教育实验室主任的身份,和孙镜秋、唐寒涛一起带领邢家寨村邢铁民、邢西彬兄弟,并邢坚英等十几个青壮年参加了起义和四支队。于一川担任下属游击队的教导员、总支书记。
在起义的强大感召之下,短短数月内,胶东天福山和蓬莱、黄县、掖县起义,鲁东黑铁山起义,(微山)湖西起义等相继爆发,气势磅礴的武装斗争遍及全省,直接促成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成。
现仍健在的邢西彬(1924年生)老人回忆说:“于一川同志高度近视,可能是在济南读书时夜间秘密活动造成的。组织上就安排我当他的行军导引员,当他的眼睛吧。我总要走在他前面,背上挂一条白毛巾,他就寻觅着跟随‘白光’,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他敢于斗争到底的精神常叫我琢磨,城里来的书生也这么顽强,这就是共产党要解放人民的信念促使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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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筹办印刷所,艰苦条件下天天出报
山东省委决定创办机关报《大众日报》,任命于一川负责筹建印刷厂。
“他接受了任务后,运用曾在泰安县做地下工作的关系,从县城私人手里买到一台脚踏圆盘印刷机和几麻袋仍不完整的铅字,还请到几个排印熟练工。1938年六七月间,印刷所在蒙阴县蒙山天马场的一个庙里建成了。设备简陋、人员缺乏,连上于一川才十来个人,根本不能叫作‘厂’,充其量是个‘所’吧。但工作一直进行着,没贻误任何时机!”邢西彬回忆。
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在沂水县王庄正式创刊。编辑部设在分局驻地村南一所民房院内,南屋3间为编辑室,西屋3间为后勤部,石墙草顶,大门过道为发行所。刘导生任社长,匡亚明为编辑,于一川继续当印刷所所长兼支部书记。工作地点在庄外山沟云头峪村,还是十几个人手,石印室、油印室各有西屋3间,所长办公室在北屋3间,装订室在东屋2间,印报车间为北屋3间。报社在“四缺”(人员、经验、物资、消息渠道)的极端艰难条件下,坚持出报,通过夏蔚、坦埠邮局分发各地,冒着传送途中随时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和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日日不停。
1939年夏,日寇纠集5万兵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实施第一次大“扫荡”,报社被迫撤离到属于滨海地区的莒南县境内。厂长(印刷所顶住扫荡迁移后,改成印刷厂)由于光担任,他是于一川推荐的,不负众望,建树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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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保机密 在家从不谈工作
于一川任印刷所所长一年有余,其后工作转到“人事”部门。历任山东分局、华东局组织科长,鲁中区委沂山地委副书记、鲁南区委组织部部长等。解放后,主要从事纪检监察工作,担任过华东局纪律检查会秘书长,1952年底调任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赴杭州,先后在浙江省委的几个部门任职。
纪检监察工作是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的必要部分。党的作风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拥护与否。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处理一些案件,机密是第一位的。
于一川老伴,儿子小平、海平、和平,以及唯一女儿庆平,都不知道他成天忙什么。他三缄其口,回家“从来没有说过关于工作的事”。房子虽不宽敞,但还是坚持留出一间来,当于一川的卧室兼工作室,他亲掌钥匙,老伴想整理打扫一下,必须他在家时才行。孩子们想从他书柜里拿本书读,他一定先看看是什么书目、可不可以“外”借；若可以,他就像洗扑克牌一样,唰地打开,看里面有没有夹着“密码”。庆平爱看《参考消息》,想要出来看,遭到他“无情”拒绝:“外国人评论中国的口吻,不适合青少年接受,等允许全民阅读了,再给你吧。”
笔者曾想征求于一川的子女们对他纪检监察工作情况的回忆,都以“无可奉告”告终；于一川的许多回忆文章对此也讳莫如深——似乎该写的内容也退避三舍,缄口不言。儿女们只记得,他1963年春带领浙江省委工作组到诸暨县调查总结民事治安状况,外出20多天,回家拿着一大叠材料,坐在“共享木凳”上,毫不避人地看……到了年底,寒气袭人,他却浑身热气腾腾地进门说:“上面批了,批了,毛主席加批语了!”大家急忙围过来看,是中央“红头文件”和省委批转文件,“枫桥经验”四字赫然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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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
1963年,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枫桥镇干部群众积累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毛主席当年就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人人皆知的典型。其后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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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挚友于冠西共克时艰
于一川和于冠西结识几十年,相交淡如水,谈论有诤言。在杭州时,他们每年共同悼念战友辛锐夫妇,“文革”期间这一活动也成了“大搞封建迷信”的奇葩罪名,幸好他们凭借坚强的信念渡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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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边邂逅密友 咬文嚼字起标题
1951年,从《大众日报》副总编职位上调任《浙江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于冠西是山东莒县人。他才思敏捷,著有散文集《记者日记》《欧游纪事》《八步半的思忆》,诗歌《牧笛集》《七月雨》《林之静美》等。写作这些文字正是在和于一川相识相交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同在杭州,成为莫逆。于冠西著文往往请于一川当第一读者,抑或“责任编辑”,不得首肯不投出。
1960年春天,一日,于一川在西湖断桥邂逅于冠西,便邀他到北山街省委宿舍的家中叙旧。见墙上挂着个陈旧得变成赭色的葫芦,于冠西好奇地摸了一下。于一川说:“这是我让父亲从老家带来的。我奶奶说过,往上好几辈子就用它盛水,看到它,我就往事一串串——传家宝啊……”还没说完,“好,好,传家宝,传家宝!”于冠西连连赞叹。
原来,浙报老摄影记者徐永辉1950年冬曾拍过嘉兴七星乡二村农民叶根土一家五口衣衫褴褛的合影,10年后的这天他又去拍,而叶根土一家的居住环境、着装精神非同往昔。叶根土从徐永辉洗印的老照片中拿出1张给了出嫁的女儿……徐永辉决意跟踪拍摄下去,为农民“写”下新社会翻身的“家史”。照片引起于冠西的极大兴趣,他认为题材新颖、视角独特、主题深刻,要写“编者按”,内容已想好,只是还在考虑题目。徐稿标题《送给出嫁女儿的老照片》不合总编意。“传家宝,好!题目就叫《随嫁的“传家宝”》吧……”于冠西喃喃自语。于一川问明了来龙去脉,在旁不停推敲:“随嫁——不如叫陪嫁,‘陪’字能显出娘家的心意和希望来,动作感强。”于冠西一拍大腿,叫好:“你是我的‘一字师’!”“咱俩之间没师,虽然我比你大10岁,是诤友,是‘一直友’!”两人握手大笑。几天后,浙报副刊主要位置上,以《陪嫁的“传家宝”》为题登了照片和编者按,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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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悼念辛锐,被扣若干罪名
辛锐是于冠西和于一川的老友,她还救过于冠西的命。担任山东姊妹剧团团长的辛锐带领演出小分队正在沂水杏峪山沟里隐蔽时,敌人来此搜索。小分队负责人令大家迅速转移,时任青委青训班指导员的于冠西正患伤寒,浑身酸软无力,刚走几步就瘫倒。辛锐赶忙过来背起他就跑。于冠西很不好意思,挣扎着要下来；辛锐顾不得说话,用手扳着他的双腿,一口气翻过两道山沟。听到敌人枪声远了,才把于冠西放到一块巨石背后。此时,辛锐已经汗流满面,衣服也湿透。休息少许,他们互相搀扶着赶上了队伍。事后,同志们都认为没有辛锐的奋力一背,可能又多了个“烈士”,于冠西点头不迭,打心底里感激。
1941年12月上旬,姊妹剧团被日寇包围,辛锐负伤躲进山洞。17日她被日寇搜到时,投出了最后3颗手榴弹,壮烈牺牲。所以,每年的12月17日,于冠西都在家里举行悼念仪式。
其实,辛锐也是于一川的好友。她自编的剧本常在印刷所印刷,首先过目的就是于一川,二人还时常促膝商讨需改动的地方。得知辛锐牺牲,于一川还在山洞里举行过追思会。辛锐的丈夫陈明烈士,也是于一川的战友。
于冠西在杭,到了辛锐忌日,常邀请于一川到家一起悼念这对革命伉俪:桌案上摆放着扩印的“双烈”合影,一炷高香袅袅升烟,三鞠躬,默哀……
1966年于冠西悼念这天,于一川没顾自身“处境危险”,照旧赴约。恰“造反派”砸门来揪人,目睹老友要被扭走,就把挂在墙上的棉帽递上,叮嘱:“戴上,别冻着。”可于一川也没幸免,被“造反派”带走,增加了“走资派秘密串联,订立攻守同盟”“焚香燃纸,大搞封建迷信”的罪名,受批判、一次次写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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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铁路管政工 曲笔提倡用能人
上世纪60年代,浙江北部发现了煤田,勘探出来可缓和本省供需矛盾,助力全国扭转“北煤南运”局面。1969年,因“文革”,各方面仍混乱无序,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得以执行,形势有所好转。省革委兴建专为运煤的“杭(州)——湖(州)”铁路。在省军区副司令员戴克林(少将)任工程总指挥的领导班子里,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于一川担任了政工组组长。这项工作对于他,从“务虚”变为“务实”——干实际经济工作是一大跨越,也是一个崭新课题。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干部起用什么人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当时全国上下还没有完全解放思想,不少知识分子心有余悸,卸不下包袱,展不开思路,放不开手脚。
于一川直言建议戴克林,不要拘泥“历史旧账”,要大胆而放心地使用有技术能力的人员。建议被采纳,班子很快从机械厅、交通厅、规划厅等专业对口单位调集了技术骨干。果然奏效,从极“左”阴影下摆脱出来的技术人才“谨慎设计,大胆施工”,加倍努力,把损失的时间和工作补回来。但“抓”与“促”的关系还没处理好,还没做到相辅相成,一不留意就偏颇一面。于一川大胆提出并力主技术骨干暂免办黑板报、写决心书,保证休息好……“养精蓄锐,以待天亮”。
1970年,于一川虚岁60岁,大概也有纪念自己年入花甲等因素,他频频向重新执掌浙报的于冠西投稿。于一川回顾自己革命历程的每个阶段,都离不开用文化知识做叙述支撑,如写到一次鲁南作战,缴获了敌人一门山炮,官兵都不会用,贻误了几次战机,后来找来个读过军校的伪军俘虏现场示范教学,竟教会了我不少官兵,大大增强了部队战斗力——虽为“曲笔”,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的心可谓昭昭。
1972年2月1日,杭湖铁路经过国家验收,各项技术指标都“一票通过”。迄今50多年,兼通客车,畅通无阻无故障。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于一川的这一“务实”工作竟被批“唯生产力论”。他付之一笑,不悔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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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教子女潜心著党史
于一川爱家庭思故乡敬恩师,充分体现着他的党性原则和人性人品。他对孩子要求严格,让他们自立自强。他为高级干部管好家庭、教好子女、自身处世为人作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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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儿女有前瞻,不诩出身自奋力
于一川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和孩子们在一起。1963年,挨肩大的四个孩子懂事了,他难得抽空带他们到人民大会堂看了电影《扑不灭的火焰》。回家后,他让孩子们挨个谈体会。小孩看电影往往为看热闹,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呀,什么枪打得准、射出去厉害呀……叽叽喳喳,争论不休。于一川最后点题:“一个人出生后,路要自己走,没人能包办,没有天生的思想、立场。”他扫视一下儿子们:“你们是弟兄仨,但这是新社会,你们要同一条路,就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啊。”
于一川对子女要求甚严,从不让他们把自己的职务挂在嘴上,更不准炫耀。老二海平回忆说:“有一次,我提出要看看爸爸在北京的所有照片,想找找有没有和朱老总的合影。他一听,横眉怒对,喝了一声‘居心安在’,把我吓了一跳,到底没拿出来。听妈妈讲,他确实有一张合影。后来不知是‘文革’抄家,还是几次搬家,丢了。”孩子们读书、上山下乡、当兵、工作,于一川一概不过问,只知道谁有发展了,口头评语老是“好嘛,好生努力,再进一步”。
有时雨雪天,秘书要用于一川的车接送孩子上下学,他坚决制止:“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决不能动用公车!再说四个呀,顾不过来,送谁不送谁才是?”孩子们的穿着,一直依着“老大穿新,老二穿旧,老三打补丁,老四当褯子”的原则。所以,四兄妹谁也没有出身的优越感,个个自立自强,如今都在所从事的行业里获得不斐的业绩,如长子于小平,从事文化传播工作,参与编导的大型历史文献片《西班牙内战国际纵队里的中国人》,在国际评比中获得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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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回乡探亲,帮助解决困难
解放后,于一川曾三次回乡。第一次是1962年初,他到北京开会经过济南,拐弯回来看生病的母亲,时值百废待兴,他听到乡亲们回忆的艰苦,心情很沉重,他为提振信心说:“中央制定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巩固、调整、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困难会克服的,好日子就要来到。”
他到坡里走了一圈,看到运肥还是肩抬车推,少慢差费,低头沉思。陪同他的村支书周怀德趁机请求帮助买一辆机动车,得到他应允。很快,一部临沂产的“泰山—25”型运输拖拉机到村,大大解放了劳动力。
第二次回乡是1972年秋。双杨公社把埠头村当作沼气池普及试点,需要紧俏的水泥、钢筋等,村里再次向他求助,于一川联系昌潍地委负责人,从当地计划外购买到了这些建材。
他最后一次回乡是1979年秋,国家已把经济建设作为重点,各行各业逐步走向正轨。其时,家中已无直系亲人,是“乡愁”催他回来的。他走遍了村子的角角落落、田野的沟沟坎坎,还由乡亲搀扶着攀爬了小时候上去套知了、捉迷藏的围子墙,登高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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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著述忆往事,党史研究填空白
于一川1985年正式离休后,经常生病卧床。他不甘心“躺以待毙”,说:“我行动不便,脑子还不糊涂,还能动手写点东西。”于是,记忆的闸门打开,文字汩汩潺潺,呈现出来。离休前就撰写好的《悼念我敬爱的老师于清书烈士》一文,成了他“滴液下,笔头舞蹈的发轫之作”。随后,或是单独成篇,或是汇编入书。现在可查到的有《芳草萋萋满园春》《回忆徂徕山起义前后》《创办大众日报社》《回忆黎玉》《鲁南军民鱼水情》《历史的片段》等等。其史料价值、研究意义、文学品位兼具。
于清书1929年7月调任山东省临委秘书,后来再回青岛、潍县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押赴济南,在狱中饱受酷刑,坚贞不屈。1931年4月5日,与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刘谦初(毛岸英岳父)等22人,就义于济南纬八路五龙沟刑场。1983年4月5日,“四五烈士”就义52年之际,于一川撰写长文悼念于清书烈士,率先寄给了寒亭党史部门,引起强烈反响。于清书的事迹因年岁久远,知情者均已作古,后述多遗漏或语焉不详。于一川的文章弥足珍贵,填补了家乡党史研究上的一些空白。
于清书的家世,原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读过中学”,而于一川则记“7岁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自幼聪睿机智,勇敢过人,并富有正义感,看到那些地主老财以强凌弱迫害穷人的事,总是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博览群书,勤奋钻研,在阙庄小学和潍县中学读书时,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还能编写歌词,画一手好画,尤其爱画大公鸡,显示金鸡啼鸣、东方欲晓的寓意”。原说“教过书,在师生中很有威信”,而于一川记“他来家乡前阙任教,那时才22岁,仪表堂堂,英姿飒爽,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充满青春活力。他平易近人、热情奔放,很快就把我们吸引住了”。原说“不幸被叛徒出卖,押解到济南,不久英勇就义,视死如归”,而于一川记“1930年,潍县曹克明叛变,带敌人到潍县,于老师才被捕……我受组织指示,到济南监狱看望老师……早上排队登记,直到11时才得会面。狱卒一声‘于清书’,老师戴着哐啷作响的脚镣来到我面前。他头发、胡子很长,面色苍白。我控制不住激悲的情绪,凄声喊:‘于老师!于老师!’他看我太激动,走近铁窗口坚定地大声讲‘没关系,放心吧,胜利是我们的’”……许多细节的回忆,相较于原材料叙述的概念化、笼统性,还原了一个革命者血肉丰满的形象。这些研究,迄今还没有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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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一生甘于奉献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共产党人的奉献观,在于一川身上得到了充分诠释。他遗嘱“不要给任何人添麻烦”,然而,党永远记着为人民奋斗的人,在他去世后仍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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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家乡来访人员 再忆刘英除叛往事
1983年10月,潍县县委邀请全国各地的新中国成立前在潍县工作过的本籍和外地老干部,回故地重游,并请他们座谈当年的党政军历史,期待纠正谬误或者填补空白。于一川接到信后,十分激动,回话应诺,但被医生劝阻住了。这次云集潍县的共27人,多是地师级以上老干部。活动结束后,县委仍把汇总材料寄给了于一川。
1986年秋,参与整理老干部回忆材料的文史工作者谭家正,赴杭访谈于一川。此时他正住医院,医生认为不适宜,就在病房门口竖上了“谢绝会客”的牌子。陪床的女儿庆平俯在于一川耳旁,轻声说明了情况。他一听,一骨碌坐起来,连说“家乡来人,见,见,见”,执意要求,只被允许15分钟。谭家正代表家乡慰问,于一川遗憾材料上没有自己的回忆。不觉时间到,来客该走却又迟疑不舍,欲言还止。于一川看出,挽留说:“请留步,我欠下的功课趁机补上,你要问什么,看我能不能回答?”
谭家正此来,确实带着寒亭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即“除叛”英雄、红军师长、籍贯埠头邻村马家的刘英(1902-1932)和家乡党组织到底有没有联系的问题,虽然已有他1929年11月回乡,列席过在前阙庄党员于砚田家召开的潍县县委改组会议的说法。刘英谱名马宗显,另名马尔赛夫、张英等,有事迹记载而无籍贯可稽查,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搞清楚来龙去脉,才“对名入村”。
于一川稍加沉思,然后十分肯定地说:“他是回潍县开过会,这事是我老师于清书的入党介绍人耿梅村告诉我的。半个多世纪了,我咋还记得一个未曾谋面的人呢?因为他经历奇特,到苏联留过学,在上海中央特科协助过周恩来,在青岛击毙大叛徒王复元……在我脑海里,刘英一直是个风风火火的拼命三郎石秀形象……”访谈竟超半小时,使千里迢迢来的家乡人不虚此行,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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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病仍忧教育,意欲返乡未成行
1989年秋的一天,于一川在医院对守护的孩子们说:“我要回老家一趟。”孩子们纳闷:“爸爸回去过好几次,那时还能独立独行,现在回去,需要给您组织担架队啊!您不是向来怕麻烦别人吗,还有啥牵挂的?”“你们不能残忍了,合伙不让我回去!我挂念的事,你们不理解,不会成了你们的挂念；假如我回不来了,就把我埋在老家埠头村,挨着你们爷爷奶奶的坟!”
孩子们知道他的个性,认准的理、说出的话很难改变,何况已被他控为“残忍”了——简直手足无措,找谁说服他呢,医生?于小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到了于冠西叔叔,他刚回过莒县老家,追溯了鲁南战斗旧踪,让他来谈谈见闻,也许能解除父亲的一些思念,打消回乡的念头。于冠西听闻马上到来,没想到老友病榻竟牵念这些……
于一川对于冠西说:“我想到母校前阙庄小学去,听听老师们到底怎么教学生,看看根苗怎么长、蔓子怎么爬的。”孩子们听懵了,哪知爸爸是借用家乡俗语“根不正,蔓不正,结个葫芦歪歪腚”来表达疑惑。
于一川不忘家中发生过的一件事:孙女从学校拿回一张表格来,要求仔细填上爸妈的职务、掌管着什么、是否开厂办店、有没有私家车等。他顿时嗔怒。早听说有的学校,学生座位的前后、正偏是照着家庭背景来安排的,家长若不满意,要调换,就需要暗箱操作；还有学生考试成绩高了要摆“谢师宴”……巧立名目,层出不穷。于一川对孙女说:“你爸爸退伍后当工人,你妈妈在菜场卖菜,照实填吧。”孙女不高兴了,央求说:“他们不是什么官——我抬不起头来,写上你吧,爷爷?”好气又好笑的请求。别说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人明察秋毫,就是一般人也明白类似填表意欲何为……
这就是于一川忧心教育的原因。此时,所有人面对他的要求无言以对。经过紧急“密商”,结果是:用最上乘的医术、最管用的药物、最万全的护理,成全他的回乡之求。可惜病情加重,未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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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身后面朝北方 两千元稿酬交党费
1994年9月,于一川突患严重感冒,被家人紧急送往浙江医院,诊为脏器衰竭,调养抢救无效,不幸于10月13日逝世,享年83岁。他临终前一再要求丧事从简,不要搞遗体告别,不要开追悼会,不要告知远方的亲友,不要给任何人添麻烦。面对死神,他仍不忘诙谐:“人总是有生有死,到头来脚踏风火轮,一溜烟上天了,只是共产党人特别一点,多道手续,要到马克思的‘花名册’里填上自己的名字,我早就做好准备了。”他把积蓄的两千多元稿酬交了党费。
逝世几天后,《浙江日报》登了简要讣告,称其为“山东省济南乡村第一师范首任支部书记”“优秀的党务工作者”。10月20日,浙江省委组织部发了1200字的悼词,高度评价他光辉战斗的一生,号召人们“化悲痛为力量”,在今后的工作中作出更大贡献。家人依照他的遗愿,把骨灰葬在西湖南山公墓一个山坡的背阴,面朝北方,永远遥望家乡。
本期图片由张建国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