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奏折里的潍坊故事
清代奏折蕴藏了巨大的历史文化信息。奏折的书写都有规范程式,因触犯书写禁忌而被严惩的事件时有发生；参劾折中透着大智慧,盲目使气的参劾之举往往会引火烧身；清代奏折中,不乏有关潍坊的舆地城镇、特产风物等故事；灾情折最容易引起皇帝的关注；拥有上奏权的官员每逢升迁、赏赐、免罪等皇帝恩遇时,往往第一时间上折谢恩,以表忠心；审案折不胜枚举,官员捍卫清正要冒一定风险；军事折中,不少潍坊籍武将被举荐升迁,受到皇帝褒奖……形形色色的奏折,令人回味无穷。
本期撰稿:李金科
主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编辑:台 可 美 编:许茗蕾
校对:曾 艳(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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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劾折是把“双刃剑”
古往今来,朝堂上的争斗从来没有停止过,清代大员之间的互相参劾和倾轧也是司空见惯,具有参劾性质的奏折也成为清代奏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参劾折里透着大智慧,那些揣透帝王心思的弹章往往会博得龙颜大悦,而那些盲目使气的参劾之举却往往会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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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棠与李卫使气争斗 上参劾折惹怒雍正帝
王棠,字尚木,诸城相州人,出生于著名的科宦之家,其祖父王钺、伯祖王锳、伯父王沛思皆中进士。其父王沛憻,雍正间官至吏部右侍郎,加左都御史衔致仕。其兄王本,官户部河南司员外郎。弟王槩,官两广盐运使。
雍正初年,王棠以举人捐授工部员外郎,正式走上仕途。王棠虽非进士出身,但其办事能力远非常人可比。雍正五年(1727)奉旨补授直隶口北道。雍正皇帝对王棠甚为欣赏,王棠引见时,雍正皇帝说:“好少年,将来大望成人的,人甚明白结实。”王棠任口北道共八年,期间屡受恩遇。雍正九年(1731),雍正皇帝下诏褒奖王棠说:“实心任事,内外臣工若皆如棠,朕复何虑。”并赏加按察使衔。雍正十一年(1733)又加授光禄寺卿衔,给钦差大臣关防,其职权与督抚相埒。
然宦海多沉浮,王棠虽富有才智,其锋芒毕露的办事风格,也得罪了大批权臣显宦,雍正皇帝在雍正七年(1729)四月十一日王棠的奏折上曾朱批说:“汝被参案件多矣!若只管存邀恩之念,则大误矣!勉之,慎之!”
王棠与众多臣工的嫌隙,特别是与雍正皇帝的另一宠臣、时任直隶总督李卫的交恶,使王棠在仕途上顿起波澜。王棠与李卫开始时并无嫌怨,但随着事态的发展,逐渐发展为水火不容。关于二人结怨的缘由,王棠在所上《奏报直隶总督李卫捏造流言污臣名节情形折》中所得甚为明了:“惟上岁高弘棨一案,伊令承审各官仅拟枷责,希图率结。迨奉命改审,疑臣奏请,遂起疾。”后来李卫因事过宣化府,王棠因病卧床未能相迎,李卫以为王棠不予接见,嫌怨益深。据王棠奏折称,李卫经常在公开场合攻击王棠,“逢人便骂”。
为此,忍无可忍的王棠失去了往日的沉稳,在奏折中直言李卫“不应捏造流言污臣名节”,而且竟然不识大体地说:“恭肯明旨询问该督,若臣果有不法或密折或露章,尽可参奏。至任意诬枉随口诋毁,臣一己之名节事小,实朝廷国法所关。”
很显然,王棠过高估计了自己在雍正皇帝心中的地位,李卫、田文镜之流才是雍正皇帝真正依任之人。雍正皇帝十分恼怒地说:“若云流言能污名节,则汝乃不知名节是何物之人。似此巧诈之术,安可于朕前施逞。如据汝奏即询问该督,则朕竟为汝等传递语言之人矣,有是理乎?蒙昧无识何至于此!”并斥责王棠说:“矢口乱道,殊属躁妄之至,齐东粗率习气合盘毕露,朕早觉汝意欲预防李卫之纠参,设为种种作用,并以先入之言惑朕听闻,故于前次奏折批谕示警。汝大误矣!倘或李卫有弹劾之举,朕必严加处分,不汝轻贷,似此尚气舞志不安分之渎奏,何益之有?”
针对王棠上奏一事,老练的雍正皇帝并没有责问李卫,而是警告李卫“同省大员背后訾怨汝者不可不详查”。精明的李卫遂于雍正十二年(1734)五月专门给雍正皇帝上折奏辩:“如光禄寺王棠,初误认为公直,与人不同,甚为刮目。后始渐觉其居心行径,实非立志中正、内外如一者。”对王棠甚为诋毁。
群臣之间的相互攻击,最终导致王棠在仕途上败北,雍正十三年(1735)被罢官。乾隆元年(1736)奉旨以云南道府试用,以侍奉老母未赴。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乾隆东巡过济南,王棠前往迎驾,蒙慰问,将有录用。同年秋,不幸“染失血病症兼感时症”,卒于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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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勋弹劾张廷玉、讷亲,有棱角且有远见
乾隆初年,朝臣最为显赫的人物,莫过于张廷玉、鄂尔泰、讷亲。可谁也没有想到,刘统勋的尖锐矛头,却直接对准了其中的两位。
乾隆六年(1741)腊月初四,乾隆皇帝照例御乾清门听政。
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刘统勋连上两道奏章,如平地惊雷,以适时、允恰、鲜见的胆识和笔墨得到乾隆皇帝和朝野上下的极力关注。
一折直指名重朝野的大学士张廷玉,认为张廷玉家族仕宦过多,请求限制桐城张姚两姓官员升转。他在奏折中说:“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小心敬慎,皇上眷注优隆,久而弗替,可谓遭逢极盛。然大名之下,责备恒多,勋业之成,晚节当慎。外间舆论,动云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此盈满之候,而倾覆之机所易伏也。窃闻圣祖仁皇帝时,曾因廷臣有升转太速之员,特谕停止升转,原任大学士王熙之孙王景曾适在其内。臣愚以为宜仿此意,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张姚两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其同姓不宗、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系亲房近支、累世密戚,现任之员,开列奏闻。自命下之日为始,三年之内停其升转,使望风逖听之人,知朝廷登进之无私,亦斯世受国恩之家,长享福禄于无尽。”
刘统勋的另一折直指炙手可热的军机大臣、吏部尚书、一等公讷亲,刘统勋在《劾尚书任事过锐折》中说:“承办事务太多,恐有失疏之处也。任事过锐,臣虑逢迎者渐众也。”
乾隆皇帝是明智之人,他深知刘统勋虽然矛头直指张廷玉、讷亲,但其有所指又无所指,毕竟张廷玉、讷亲并没有实际罪过,刘统勋的奏疏过多地只是带有防微杜渐之义。从这方面说,刘统勋弹劾二人,反而是好事,折射出朝臣的融洽和朝政的祥和,由此也可以看出刘统勋的大智慧。当时的乾隆皇帝正需要像刘统勋这样有棱有角,又能为自己解除心头之忧的股肱之臣。针对刘统勋的奏疏,心神领会的乾隆皇帝“心转以为喜”。
刘统勋的两道奏折,在当时传为佳话,后人佩服其过人胆识,更敬慕其卓越远见。《国朝先正事略·刘文正公事略》说:“公强直,历清节,洞烛几先,事之可否,微发其端,至一二十年后,始服其精识。士贤不肖,亦洞见其将来。初公论劾重臣,直声震朝野,其后张文和公果以谢恩失礼被严遣,讷公以大学士视师四川,坐偾事伏法,公言若耆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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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台御史李元直刚气逼人,遭高其倬弹劾
李元直,字象先,号愚村,高密人,康熙间以进士入翰林,与孙嘉淦、谢济世、陈法有“四君子”之誉。雍正间考选四川道监察御史,直言敢谏,与李慎修并称“山东二李”,京师称李元直为“戆李”,李慎修为“短李”。
雍正八年(1730),李元直奉命以御史巡视台湾并兼提督学政。按照惯例,巡台御史往往高枕安卧,遇事皆遵从台湾当地官员意见,但李元直反其所为,引起台湾官员强烈不满。同年六月,被祖籍高密的两江总督高其倬弹劾罢职。高其倬在奏折中说:“巡台御史李元直任性自用,接见官员多示威福。每天只把招揽状子作为工作,甚至贴出告示,让百姓告官。看到百姓聚观,就派衙役去问百姓是不是来告状的。”结果李元直被“降三级调用”,回京后雍正帝也不予召见,悻悻归里。
但雍正皇帝深知李元直的秉性,曾评价李元直“保其不爱钱,但虑任事过急”。又曾对大臣们说:“都说人才难得,李元直难道不是真能办事的人,只是他刚气逼人太甚。”晚年的李元直常常搬出雍正皇帝的这番话,老泪纵横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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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罪折犯忌讳不合规
清代奏折的书写都有一定的规范程式,又有诸多禁忌,由于奏折要经皇帝亲自批阅,所以具折官员书写奏折时,莫不小心翼翼,谨慎从事,惟恐所上奏折不合皇帝心意而受到谴责。但尽管如此,官员因触犯禁忌而被罚俸、革职、发配之事,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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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王号书写抬格 高其倬遭雍正严谴
雍正元年(1723)四月初五,祖籍高密、时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在所上奏折中两处提及“大将军王”,都抬写一格,比“圣主”的双抬低一字。奏折中的“大将军王”指康熙皇帝第十四子、雍正皇帝同母弟允禵,康熙末年曾任抚远大将军,称“大将军王”。雍正皇帝与允禵虽是同母兄弟,但二人关系并不融洽。雍正皇帝看到高其倬书写的奏折后自然极为不悦,用朱笔勾去两处“大将军王”,下侧书“贝子允禵”“允禵”。高其倬也由此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更为严重的是,此事也给雍正皇帝打击允禵找来了借口。《永宪录》记载:“元年五月辛卯,革贝子允禵禄米。云贵总督高其倬奏疏,误以‘大将军王’与皇上并写；上以贝子在军,惟以艳戒僭分为事,以致声名显奕,官吏皆畏惧如此,其禄米永行停止,其倬降职留任。”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高其倬所上奏折书写职衔时,都带有“革职留任効力行走”字样。
王号书写不能抬格,雍正宠臣李卫也犯过同样的错误。雍正元年(1723),他于奏折中提到雍正皇帝的心腹怡亲王胤祥时单抬一格。雍正皇帝朱批说:“奏折内王号抬高不得,以后不可。此是你不知礼处,不必畏惧。”宽于对李卫,严于对高其倬,个中原由不说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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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勋连上两折不合时宜 近千言奏折乾隆一字未批
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大举进击准格尔,顺利抵达伊犁。但不久战火复燃,投诚清军的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反叛,定北将军班第与参赞大臣鄂容安殉难。定西将军永常闻变后未探明虚实,即率部退守巴里坤。九月初九,永常召集各带兵大员商议军事,计划先驻扎巴里坤以图整顿。九月初十,时任协办陕甘总督的刘统勋上《奏报预备进剿准夷情形折》,这份看似普通的奏折却险些给刘统勋带来杀身之祸。他在奏折中说:“所有乌鲁木齐一带准格尔台吉宰桑等煽动情形,将军永常身经目睹。”乾隆皇帝在朱批中生气地说:“此皆无有之事,永常一切怯懦乖张,自有伊应得之罪。而汝当为有识见之人,亦如此无定见耶!”当时巴里坤军粮多由哈密运往,当刘统勋在奏折中说“臣议及驻兵哈密,省此项官驼之力以备进剿裹带”。乾隆夹批“更失之远矣”。乾隆皇帝朱批说:“大失朕望,更有何谕,实不料汝亦懦怯无识至此也。”
九月十四日刘统勋又上《奏报将军永常议处布库努特三人告称被巴哈满济所抢前来求游牧地方事宜折》,称“内外之界必不可不分,兵马之力必不可不养。在我稍有可恃,方可制服众心”。这份奏折显然又是不合时宜,也许是乾隆皇帝太过失望,他在刘统勋所上近千言的奏折上用朱笔划了一道道的划线,竟然一字未批。刘统勋连上两道不合乾隆心意的奏折,自然惹怒乾隆皇帝,结果被革职,命拏解赴京治罪,不久又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乾隆皇帝当时曾作《嘲刘统勋》一诗,记叙此事:“集赛伊犁历一过,珠崖请弃意如何?我非勤远惟观火,卿误养奸作止戈。究胜寒蝉原所谅,堪称老马可无讹 ∪牛骑进阳关矣,只恨难为叩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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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长由驿驰送李师中病故折遭申饬
乾隆二十年(1755)十二月初二,时任贵州巡抚定长奏报贵州学政、高密人李师中病故,奏请速拣贤员到贵州接办学政事务。李师中,字正甫,号蝶园,乾隆元年(1736)进士,入翰林,选京畿道监察御史,后出任山西、贵州学政,卒于贵州学政署。李师中诗、书、画皆工,画宗娄东派,朱文震称为“画中十哲”之一。
定长在奏折中说:“窃查贵州学政李师中,本年科考上游各府生童事竣回至省城,徒染风痰病症医治不痊,于十二月初一日在署身故。”定长认为学政事务不能耽搁,遂通过驿递快马报送奏折。但乾隆皇帝接到定长奏折后甚为恼火,认为定长不知轻重,小题大做。他对军机大臣们说:“今日定长奏折由驿驰送,朕意其有紧要不可缓之事。及开阅,不过报学臣李师中病故。此等折奏,以应照例齑送,乃擅动驿马,劳扰邮站,殊属不知轻重。著传旨严行申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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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湘棻因上奏不合章程被革去顶戴
李湘棻,字云舫,安丘下坡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入翰林,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鸦片战争爆发时,随靖逆将军奕山到广东,由奕山保奏赏戴花翎,以知府遇缺即选,道光二十二年(1842)选授宁国府知府,召对称旨,即日开缺,命署太常寺少卿,驰驿前往清江浦,会同漕运总督麟庆办理防堵事务,继署漕运总督。道光二十三年(1843)授太常寺少卿,仍署漕运总督,不久以三品顶戴实授漕运总督。后因丁忧归里,因在户部主事任内收受陋规,奉旨革职永不叙用。咸丰初因捐助军饷三千两,赏加五品顶戴。不久以捐办河工,赏还原衔并给二品封典。
咸丰三年(1853)三月,李湘棻以革职官员的身份通过驿递五百里专折奏报。咸丰皇帝大为恼火,认为“该员以革职大员辄复单衔由驿奏事,且折内并无迫不可缓情形,殊属妄为,著降为三品顶戴。”不知李湘棻是不是与咸丰皇帝故意斗气,竟然又擅自上折谢恩。咸丰皇帝在上谕说:“李湘棻并非现任大员,冒昧具折,当降旨降为三品顶戴。今又具折谢恩,亦属非是,着传旨申饬。览该员奏折,前载朱批有朕谓其接仗有大获全胜方准其专折具奏,今并未见贼,仍以大员自居,且衔名写出‘降为三品顶戴’,明系负气狂妄,李湘棻著其革去顶戴,仍协同剿贼。”不久李湘棻因防堵太平军不力,被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赖僧格林沁保奏赴军营效力,后又陆续赏给六品顶戴、四品顶戴,并赏还花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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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事折体现各地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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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奏折从内容上说,可谓包罗万象、事无巨细,无论是国事家事,还是地方风土民情尽入折中。清代奏折中,也不乏有关潍坊的舆地城镇、特产风物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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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巡抚李树德奏请开临朐银矿
康熙五十八年(1719)六月,临朐煤商在该县略水一带开采煤矿时发现银矿砂,临朐知县陶宣、青州府知府陶锦层层上报,时任山东巡抚李树德委派青州府通判高维岩前往临朐确查。经现场勘查,“临朐略水地方开挖煤井之处果有银砂,每砂一两约可得银二钱七八分、三钱不等”。李树德命地方文武官员看守该煤井,不许擅自开挖。并将临朐发现银矿和淄川发现铅矿之事同时上奏康熙皇帝。李树德在奏折中说:“伏思银铅之矿乃天地自然之利,如开采果有成效,则上可以充裕国课,下亦可以资赡商民。”精明的李树德在奏折中还讨好康熙皇帝说:“主子睿虑周祥,或以聚集多人,恐地方滋扰不准开采,奴才立即严饬地方官堵塞封闭,不许民间偷掘。”康熙皇帝朱批说:“铅矿且停,银矿再斟酌,果然一两砂内得三钱银,美得好矿。俗话说:一山有矿,千山有苗。真苗难遇。”
随后,李树德派人对临朐银矿进行试掘,他在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奏折中汇报说,“从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四日止,共得砂一百七十一斛,但线矿时有时无,且有坚石夹护,惟恐一时线断亦未可定”,并称颂康熙皇帝说:“主子真苗难遇之御批,诚为明鉴,万里无微不照。”康熙皇帝御批:“都览过了,皆是好矿,但不知后来如何,还出好些,能干有守之员多开几处再奏。”随后,李树德按照康熙皇帝旨意,对临朐银矿加快开采进度。他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三月二十六日的奏折中说:“自去年十月十五日起,至今年三月十四日止,共得有各种矿砂石一百三十三斛一十二两,共提炼上缴白银三百一十一两。”康熙皇帝显然对奏报结果甚为满意,朱批说:“朕即打发部院才能章京同尔商量开矿之事。”不久吏部员外郎德禄等六人奉命前往山东各地辅助开采银矿。
但山东银矿总体上并不理想,出银甚少。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李树德专折上奏山东济兖青登四府银矿开采情况,临朐略水当时开有六洞,安邱(今安丘)担山开有五洞(因以铅砂为主,当时奉旨关停)。康熙皇帝在李树德奏折上说:“总是得数无多,劳民生事,不必刨了,部官都回来罢。”山东银矿开采遂告停止。当时与德禄随行至山东的,还有时任户部郎中李卫、吏部员外郎陆师,其中陆师负责督查青州府各地矿洞。安邱人孙自务著有《陆巢云验封矿洞纪略》,详细记载了陆师奉命封闭青州府属矿洞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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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镜奏报修建青州满旗城垣营房
青州满城自雍正七年(1729)开始筹建,时任河东总督田文镜派登莱青道孙兰芬先行查勘,确定征用的土地,估算所需木料石料等。据估算,约需大小木料十五六万根之多,初议从南方采买,海运至胶州,再运往青州。考虑到“途经高密草场湖地,一遇雨水泥泞难行,车辆不能挽运,脚价倍费”,遂决定就近采买青莱二府所产榆楸槐杨等本地木材。但山东布政使费金吾不同意田文镜的观点,认为山东本地所产榆楸槐杨容易朽蛀,而且随伐随做,木性不坚。又说青莱二府当地的大树不是寺庙茔地的“荫木”,就是老民老妇留用之树。对此,坚持采买山东当地木材的田文镜向雍正皇帝专门上奏修建青州满旗城垣营房一事,其折中涉及木材的文字竟达上千字,可谓喋喋不休。对此,雍正皇帝也不厌其烦地批示了一百多字。他也不赞同在山东当地采买木材,建议可否从邻近的直隶采买,但字里行间却是充满了对田文镜的偏爱:“在东省采买榆楸等木,此四种惟槐木外原不经久,况槐又难多得,与朕意亦不相洽,此事亦急难办理者,便迟一两载亦不妨……东省采买杂木可暂缓可也。此等事卿不必过费神思,朕委差官员之意原为省卿力量办理地方正事之意也,卿可知之。”
据督建青州满城的御史偏武奏报,青州满城所用木材后来自天津采买,具体由时任巡盐御史、祖籍高密的郑禅宝经办。据偏武奏报,青州满城自雍正八年(1730)六月初六正式兴工,至雍正十年(1732)十月正式交付使用,共建有官署、公务衙门、兵丁住房、学校等房屋4824间,大城并月城通长一千零四十九丈,城门八座,水闸四座,护河石桥四座。
景芝为三县毗连之所 阿尔泰奏请加强管理
景芝镇地处高密、安邱、诸城毗临之所,自古就是商业重镇,元代曾设景芝社巡检司管理该地,明万历间尝移莱州府通判驻此。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将其与安平、颜神并称为山东三大名镇。
乾隆二十四年(1759),时任山东巡抚阿尔泰奏请将安邱县丞移驻景芝镇,令其稽查保甲缉拿窃匪,以加强景芝镇治安管理。他在奏折中说:“青莱二府交界之景芝集,系诸城、安邱、高密三县毗连之所,距城各数十里,系潍县、胶州一带商贩往来大路,人烟稠密,奸良莫辨,必须设官以安静地方。”朝廷允许了阿尔泰的请求,此后,安邱县丞移驻景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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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士民自发捐银 修筑城垣获赠匾额
乾隆初年,山东各州县奉旨维修当地城垣。乾隆十四年(1749),经时任潍县知县郑燮估算,需银八千二百七十三两,因工程浩大,原计划遇水旱不齐之年采取以工代赈方法修筑。当时潍县拔贡郭鸿文等人急公好义,认为潍县连年风调雨顺,情愿出自资修筑。当时经潍县知县郑燮共同查丈,通计残缺城垣一千八百二十三尺,城垛破坏者二千三百五十六个,又城外沙堤坍塌四百五十余丈。郑燮首捐助三百两交于郭鸿文,于当年十月初二兴工,士民踊跃参与,至次年正月修筑城垣一事大功告成。
当时潍县绅民共捐银八千七百八十八两,时任山东巡抚准泰认为潍县士民急公好义之举实属可嘉,亲自为捐银千两以上的郭鸿文,捐银三百两以上的田廷琳、郭烜纪、郭伟业等五人给予匾额,其他人则由布政使、巡道、知府、知县分别给予匾额,以示表奖。并将潍县士民捐修城垣情形上奏。翻阅《潍县志稿》,修志姓氏中,中书郭鸿文、州同田廷琳、州同郭伟业、监生郭烜纪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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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邱监生刘灃捐资助学 知州分省试用加同知衔
光绪年间,新学兴起,各地陆续涌现许多新式学堂。当时的安邱监生刘灃,急公好义,个人捐资创立高等、初等半日学堂,先是捐地四亩八分,建造房屋三十五间,并准备书籍、仪器、标本等,又捐地一百亩作为办学经费。又建房三间作为蚕桑研究所,又捐地二十亩,种桑五千余株。刘灃所捐资产,按当时市价折银一万零一百二十五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初四,民政部左侍郎、署理山东巡抚袁树勋奏报刘灃“念时艰捐兹巨款,实属急公好义”,奏请将刘灃以知州分省试用并加同知衔。光绪皇帝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晚清时期,今天的潍坊所属县市区涌现了诸多乐善好施捐助教育的人士。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原江苏句容县县丞、高密人张渠妻臧氏以捐助书院经费,奉旨建坊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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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折奏报百姓流离
有清一代自然灾害频发,各地水、旱、蝗、疫等灾害持续不断,因灾情直接关乎百姓,有关灾情的奏折也最容易引起皇帝的关注。透过一道道悲情的灾情折,我们不难想象洪水肆虐、百姓流离的凄凉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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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勋奏高密水患 上谕买牛惠济穷黎
乾隆十二年(1747)秋,山东大部分州县遭遇水灾,次年春又大旱,百姓流离失所,左都御史刘统勋奉旨与大学士高斌到山东赈灾。
刘统勋亲自查勘德州、济南、泰安、沂州、兖州、东昌、济宁等府州县。入秋以后,山东各地久旱之后大雨滂沱,特别是莱州府属高密、胶州,地势低洼,素称湖地,受灾格外严重。闰七月间,刘统勋即由济南前往高密、胶州查看受灾情形。他在闰七月二十三日所上《筹办莱郡偏灾折》中奏报说:“被水较重者,惟高密县、胶州、平度州三处,胶州、平度约计一半歉收,惟高密一县,有收之村庄无几,民情甚觉拮据。”得知高密等地水灾后,乾隆朱批说:“是不可以通省有收,而使此有向隅之叹也。况灾馑之余,亟应加意赈恤。”
刘统勋亲自带同护理登莱青道、青州知府王如玖,莱州府知府吴作哲分派人员分定村庄逐户挨查登记,查清灾情后立即给予抚恤。针对高密等地的灾情,乾隆皇帝特发上谕:“山东莱州府属高密、平度、胶州、昌邑、即墨五州县,当积歉之后,本年复被水灾,民间牛只不敷犁种,若不预备筹画,更恐坐误春耕。著加恩照乾隆十年庆云等县之例,于东省库贮本年赈济用剩银两内酌量动拨,购买牛只赏给俾小民力作有资,以示惠济穷黎之意。”
随刘统勋赈灾山东的巡漕御史沈廷芳曾勘察高密水患,其所著《隐拙斋集》留有题咏高密地方风物的诗篇。其《高密北乡作》云:“阅赈衔恩到,胶东转向西。大风沙尽走,敞露马频嘶。境僻汙莱广,春残衰草迷。人烟寥落处,云外忽闻鸡。”《过张鲁河》诗云:“雨余云散晚鸦过,击节中流放棹歌。无数垂杨还依岸,几湾曲水自成波。桥危久断轮蹄跡,港溢翻淹陇亩禾。自愧身兼疏沦职,齐东频慨泽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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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高密、昌邑水灾 巡抚惠龄报民生拮据
乾隆五十六年(1791),当时的莱州府属潍县、高密、昌邑、平度,因秋雨连绵,低洼之处多被淹没。时任山东巡抚惠龄上奏说:“间有被水歉收之处,虽查明均不成灾,然无力贫民,未免稍形拮据。”九月十四日,乾隆皇帝颁布上谕:“虽据奏并未成灾,民力究恐不无竭蹶。所有被水之潍县南台社等处一百零九庄,昌邑县任流社等处一百四十九庄,平度州傅家回社等处六十七庄,高密县张家大庄等处一百六十九庄本年钱粮仓谷、及历年旧欠,均著加恩一体缓征。其被水较重者,并著酌借耔种,以资接济。”
其实,仅乾隆朝,今天潍坊一带灾情不断,水灾、旱灾、潮灾接连不绝。据《清实录》记载,乾隆七年(1742),山东降雨频繁,诸城、潍县、昌邑、高密均有被水之乡,高密县被冲没社谷一百五十五石有奇。乾隆十一年(1746)七月,赈贷益都、寿光、安邱、诸城、昌邑、潍县、高密等县被水灾民,“青州府属弥河六月内山水暴涨,涌至寿光,将东岸冲开一百五十丈,寿潍二县村庄民田多被淹浸。”乾隆十三年(1748),水灾接踵,高密、胶州、寿光、昌邑、潍县皆有灾情。乾隆十六年(1751),昌邑、寿光、潍县因海潮陡涨,漫溢成灾。乾隆十八年(1753),昌邑、潍县又遭潮灾。乾隆二十年(1755),寿光、临朐、安邱、潍县又遭水患。乾隆二十一年(1756)昌邑、高密、寿光、安邱、平度、潍县等县秋禾俱有被淹之处。乾隆三十九年(1774),潍县、寿光沿海村庄受潮灾。乾隆四十六年(1781),昌邑、寿光、潍县又遭水患。乾隆五十八年(1793),寿光、昌邑、潍县低洼田地间有被淹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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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灾民频繁出山海关 程含章奏与密奏大不同
道光七年(1827)三月,道光皇帝接到奏折称:“山东青州府属寿光县荒歉异常,担儿肩女号呼乞食出山海关者月余无虚日。”对此,道光皇帝特颁布上谕,令山海关副都统落实“入春以来山海关一带有无寿光饥民号呼乞食络绎出关之事”。三月十八日,山海关副都统存华专折上奏称:“正月二十二日起,至三月十六日止,寿光被灾饥民共三十户,男女老幼九十九名。”并造册上报。
例如正月三十的登记册这样记载:“一户青州府寿光县七里庄住饥民王殿,年二十五岁；妻王氏,年二十一岁；子来儿年一岁。前往锦县谋生。一户青州府寿光县七里庄住饥民王显财,年三十二岁；妻李氏,年二十八岁；子福儿年六岁；大女马儿年三岁；二女套儿年一岁；父王玉福年六十四岁。前往锦县谋生。”
时任山东巡抚程含章自然收到道光皇帝核实灾情的谕旨,他在解释灾情时说,寿光地瘠民贫,内多佣工外出之人,奉天地土饶沃,即使是丰稔之年,山东包括寿光等地的民人,种麦之后多有携带家眷前往投奔者,并不独荒年如此,并表示将遣员挨庄调查。可见,道光年间,潍坊穷苦百姓密集闯关东已是常态。
而关于道光七年(1827)寿光一带的实际灾情,据程含章调查结果称:“寿光之秦城、南皮二乡,地尤咸碱,贫民向多出口谋生。本年雨泽愆期,倍为竭蹷,出口者未免稍多。或将子女分別寄存典雇,并非鬻卖。其所居均系草屋,恐为他人占住,即拆去上顶,堵塞户牖,以俟归家修盖,亦非拆屋卖料、十空六七。至典鬻衣物及掺食草子等情,乐岁亦所不免,非本年仅有之事,均不至如传言之甚。”而道光八年(1828)的一份密奏折则描绘了截然不同的灾情:“前年寿光等县因岁灾歉收,匪徒即乘间蔓延煽惑。今岁山东年成已属丰熟,而劫盗之案,仍复频闻。乐安、益都一带无赖少年,身无寸缕者,三五成群。上年疏失饷鞘重案,即系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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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河水灾形势严峻 徐会灃等联名奏求赈灾
光绪二十八年(1902)黄河在山东惠民、利津两处漫口,浸灌百余村庄,秋禾全部淹没,颗粒未收,百姓仓皇逃避,虽然山东巡抚周馥紧急筹款赈灾,但无奈地方赈款太少,灾民又多,难以迅速解决灾情。当时的山东籍在京官员徐会灃等联名上折奏请朝廷赈灾,他们在奏折中说:“转瞬已至严冬,迨至明春为日更久,数万生灵无家无食,实难全活,壮者散离四方,老弱者坐以待毙。臣等籍隶山东,谊关桑梓,闻此情实堪恻悯,惟有合词龥恳天恩,赏拨赈款以回东省灾黎,山东幸甚,臣等幸甚。”
与徐会灃联名合奏的十一位山东籍官员中,除徐会灃外,隶属今天潍坊的还有刑科给事中、诸城人王绰,河南道监察御史、潍县人陈恒庆,浙江道监察御史、潍县人梁文灿,江南道御史、诸城人徐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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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恩折帝王各有风格
谢恩折在清代奏折中也占有很大比重,拥有上奏权的官员每逢升迁、赏赐、免罪等所谓的皇帝恩遇时,往往第一时间上折谢恩,以表忠心。清代帝王的朱批谢恩折,不仅书法风格不同,用词用句也截然不同。从不同年代的谢恩折里,我们也不难看出清代历任帝王不同的处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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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回复寿光人李封:“还可出息”
李封,字紫绶,别号松园,寿光人,清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出任庐州府、镇江府、苏州府知府,历升江西驿盐道、浙江按察使、福建布政使,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内迁刑部左侍郎。
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二月,时任苏州府知府的李封入京觐见,乾隆皇帝对其甚为许可,于二十一日颁布上谕,升李封为江西驿盐道。次日,李封便上折谢恩:“窃臣山左庸愚,毫无知识,蒙皇上天恩,由庶吉士改授刑部主事,洊升知府,调繁苏州府知府。兹因历俸六年,遵例引见,仰蒙圣训周详,鸿慈优渥,复荷恩施,逾格赏赍……惟有勉竭驽骀,益矢勤慎,以冀仰酬高厚于万一。”乾隆朱批说:“好的,还可出息。”
迨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李封由江苏布政使擢升湖北巡抚,在交卸江苏布政使印务后,于六月初二自苏州启程,沿途阴雨连绵,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任所。次日,李封专折谢恩,他在折中亦如九年前一样小心翼翼:“伏念臣驽骀下质,樗栎庸才,仰蒙皇上豢养生成至优极渥,正以涓埃未效,悚惧实深,乃荷简命宠颁畀以封圻巨任,沐圣恩之愈重揣。臣分以难安,惟有勉竭愚忱,益矢勤慎,事事认真,不敢稍有怠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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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回复诸城人范廷楷:“莫以望满而自止”
范廷楷,字端植,号怡云,诸城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授户部福建司主事,累升掌广东道监察御史、户科掌印给事中,补授江西按察使,因审案致使案犯自缢遭革职,起任户部主事,外任遵化州知州。其任御史时抗直敢言,先后奏参浙江巡抚永贵、翰林汪师韩、江南粮道讬恩多。
乾隆十八年(1753)三月,原任江西按察使阿桂调回京任侍读学士,时任户科掌印给事中的范廷楷奉旨补授江西按察使。
范廷楷接到任命后,遵例恭设香案望阙谢恩,他在《奏谢补授江西按察使折》中说:“讫伏念臣一介庸愚,知识短浅,由乾隆元年进士洊历户部郎中,皇上擢用御史,拨至户垣,恩荣逾分,感激难名。上年十月奉差江右毫无报称,清夜扪心,殊多负疚。兹蒙皇上格外鸿慈,授臣江西按察使,仰邀天恩之潮擢弥切,臣心之悚惭。臣服官以来依依廷阙一十八载,今当外任,犬马恋主情何能已。”乾隆皇帝朱批说:“知道了。一切勉力为之,莫以望满而自止。更励由中以达外,则何事不可胜任而愉快耶!”
乾隆皇帝对范廷楷一度很信任。他在乾隆十九年(1754)闰四月初三范廷楷所上办理秋审案情形折中朱批说:“是足见留心,勉励,内外如一可也。”同年十月十九日,范廷楷奏报办理词讼情形折。乾隆皇帝朱批说:“好。益当留心,实力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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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朱批往往简短,回复刘墉:“览”
与雍正皇帝动辄百字的朱批相比,乾隆皇帝的朱批奏折很简单,往往是“览”“好”“知道了”一类,不是重要或紧急奏件,很少有超过十个字的朱批。
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刘墉侄刘镮之由庶吉士恩授翰林检讨,引见时乾隆皇帝问及刘统勋子孙和刘墉子嗣情况,时任顺天学政的刘墉当时正在正定府办理考试事务,接到刘镮之家书后,立即上折谢恩。
刘墉在谢恩折中说:“伏念自臣父刘统勋受皇上殊遇,深恩罕有伦比。逮臣合蒙豢养教诲,数十年间拔擢矜全,仁同覆载。而臣从无丝毫出力之处,扪心自问,时切惭惶。侄刘镮之先以赏给举人准预会试得中进士,馆选庶常,蒙恩命授职检讨。引见之际,天语垂问,睠忆臣父刘统勋子孙几人,并臣墉未有子嗣,不能过继,皆在圣慈轸念之中。臣感刻五内,莫可言宣。”乾隆皇帝只是回复了一个“览”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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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回复刘鸿翱: “三年期满再奏请陛见”
道光十八年(1838),潍县人刘鸿翱由陕西按察使升任云南布政使,上折谢恩。
他在同年闰四月初六日所写的谢恩折中说:“伏念臣山左庸才,至愚极陋,仰蒙皇上天恩,由内阁典籍补放同知,洊升臬司。上年正月赴京叩觐天颜,叠荷召见,训诲周祥。到任年余,涓埃未报,兹复蒙皇上渥沛殊恩,特擢授滇南藩司,凡此逾格之鸿施,实非梦想所敢及。”刘鸿翱还表示,在交卸陕西按察使印务后,将进京陛见。也许道光皇帝觉得他上年刚刚进京一次,这次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刘鸿翱进京途中,行至河南修武,接到朱批奏折:“先赴新任,三年期满,再奏请陛见。”
刘鸿翱由是遵照谕旨立即取道赶赴云南,于七月十三日抵达云南省城昆明,于七月十六日又上谢恩折说:“伏念滇南为边疆要地,布政使职司察考、人才、出纳、库项,兼有办理京铜采铜之事,在在俱关紧要。惟有实心实力,矢慎矢勤,随时随事认真整饬,务期理财用人聿归允当。”道光皇帝只是朱批说:“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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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喜海擢升上奏谢恩 道光回复:“著来见”
刘喜海,字吉甫,号燕庭,刘统勋曾孙、刘镮之长子,以荫生官至浙江布政使,署理浙江巡抚,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
刘喜海为官有清名,《长汀县志》记载,其任汀州府知府时,“清廉谦谨,政不烦扰,尤爱士好文,多置书籍于书院,以资博览”。灾荒之年,“发仓粟四万,设厂分粜,亲为巡视,以杜侵渔,三阅月事竣,存活甚众,升任去,各坊士民皆立主祀之”。光绪《诸城县志》记载:“喜海禀承家训持躬严正,守汀州日,以廉介自矢。汀俗悍,地瘠而贫,至有官遣吏役唆乡民械斗为索赃计者,喜海痛革之。宽严交济,务得其平,莅任数省,皆能兴利抉弊,政通民和。”
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刘喜海由四川按察使奉旨升授浙江布政使,上折谢恩并请求进京陛见。他在奏折中说:“窃臣山左庸愚,毫无知识,自高曾祖父,世受国恩,至扰极渥。臣以举人荫补部员,洊升府道,擢任四川臬司,涓埃未报,竞惕方深,复蒙恩简畀浙江布政使,闻命自天,悚惶无地。交卸后即北上趋扣廷阙,跪聆圣训。”道光朱批说:“著来见。”可惜刘喜海未能与他的先祖一样官位显达,其在浙江布政使任上,被浙江巡抚吴文镕以“风雅好古”弹劾罢职,清爱堂刘家自此再无达官显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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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案折守清正需冒险
审理大大小小的各类案件,是清代各级官员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甚至很多案件都是由皇帝亲自作决断,有关案件审理的奏折可谓数不胜数。可老百姓最期盼的,还是审案者的公平公正,《刘公案》等众多公案小说的问世并不是一种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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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报蒋洲亏帑二万余两,被刘统勋查处
刘统勋一生曾办理诸多大案要案,如云贵总督恒文案、江西巡抚阿斯哈案、绥远城将军保德案、山东巡抚蒋洲案等。
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月,山西巡抚塔永宁弹劾山东巡抚蒋洲在山西布政使任内亏帑二万余两,升任时勒派属员弥补。正奉命南下查勘挑濬运河的刘统勋,奉旨驰往山东查办蒋洲案。
当时蒋洲正在济宁查勘运河,刘统勋接到谕旨后,马不停蹄地赶往济宁传旨,革拿蒋洲并管押,随后赴济南,查封蒋洲任所资财并严查有无隐匿寄顿,后在蒋洲任所查出许朝求署德州印务书信等罪证。刘统勋曾直截了当地面讯蒋洲亏空原因,蒋洲辩解说是因修理衙门多用银两,以致亏空。蒋洲又供称,原任山西按察使拖穆齐图欠银三千两。随后,刘统勋奉旨将蒋洲急速带往山西对质。
随着案件的审理,山西官场普遍存在的亏空弊端也很快浮出水面,初步查出,山西平定州知州朱廷扬亏帑银二万余两,武职中守备武琏亦侵亏空一千余两。得到刘统勋“晋省州县中,侵亏库银,竟有至盈千累万者”的奏报后,乾隆特下谕旨说:“是该省风气,视库帑为可任意侵用,已非一日。”命将原任山西巡抚明德革职拿问,解赴山西。其蒋洲案内各犯及查出侵亏帑银的官员,“一并令刘统勋等彻底清厘”。
随后查出,原任山西巡抚明德收受蒋洲及下属古玩金银等贿赂,原任山西按察使拖穆齐图前在山西任内,与蒋洲结纳交好,透支藩库养廉银三千余两,并收取古玩银两等。最终,蒋洲、冀宁道杨龙文在刘统勋的监督下被处斩。原任山西巡抚明德、原任山西按察使拖穆齐图、太原知府七赉等都得到应有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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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国泰被参勒索属员,经刘墉查办入狱
刘墉与其父亲一样,曾参与查办了许多大案要案,素有“刘青天”的美誉,他查办山东巡抚国泰一事,曾在山东民间广为流传。
乾隆四十七年(1782),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上折参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勒索属员,以致历城等州县亏空或八九万或六七万之多”。乾隆命时任左都御史的刘墉与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和珅以及御史钱沣驰往济南查办。
四月初四,和珅一行自北京启程,初八日即抵达济南,按照乾隆旨意即迅速盘查历城县库,结果发现,银数虽与账册相符,但银色掺杂不一,又发现仓谷短少三千石,遂怀疑有挪移掩盖之举。经严讯,于易简很快交代了国泰听闻查库音信,事先令济南府知府挪银四万两弥补历城县亏空的事实。继而查出国泰勒索贪赃亦属实。据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和珅、刘墉联名所上奏折,此案查办甚为迅速,乾隆朱批说:“大奇。已有旨了。于易简有无勒索,何未奏及。”事后审明,国泰勒索属下白银八万两,继而新任山东巡抚明兴查明山东各州县亏空二百余万两。不久,乾隆赐令国泰、于易简在狱中自尽。
在济南办案期间,刘墉与和珅不止一次以诗文唱和,从和珅写给刘墉的诗中可知,和珅曾馈赠刘墉荷包、人参、伽香十八子手珠、手帖等物,刘墉也曾回赠和珅金刚经、端砚,和珅在诗中还与刘墉大谈佛法禅机。和珅作有《奉使济南馈石庵总宪荷包人参戏赠二绝》《济南差次石庵总宪见惠金刚经端砚题谢二绝》《济南临别馈石庵总宪伽香十八子手珠手帕戏赠二绝》诗。
刘墉查办国泰案清代史料多有记载。《钱南园墓志铭》载:“唯刘墉山东人,深知其弊,常与先生密商。”《郎潜纪闻》则记载:“方谳狱日,国泰忽起立詈御史(钱沣)曰:汝何物,敢劾我也。文清(刘墉)大怒曰:御史奉诏治汝,汝敢詈天使耶!立命隶人披其颊。国泰惧而伏,珅遂不敢曲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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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光鼐奏浙江亏空 急赴平阳搜集证据
清代诸城翰林窦光鼐素以正直倔强著闻,其一生仕途坎坷,与其性格甚为相关。晚年任左都御史、上书房总师傅,被和珅参劾罢职。其任浙江学政时,查办浙江亏空案,以直声闻于时。
乾隆五十一年(1786),迁延数年之久的浙江亏空案一直未理清眉目。当时窦光鼐以吏部侍郎出任浙江学政。乾隆在其谢恩折中对他说:“浙省有亏空之事,虽非汝事,不得萎为不闻也。据实奏来。”窦光鼐不久上奏说,风闻嘉兴、海盐、平阳三县亏空各逾十万,全省远远不止此数。乾隆命在浙江查办亏空案的钦差大臣曹文埴与窦光鼐彻底清查浙江亏空。不久,据曹文埴等上奏说,嘉兴、海盐亏空三四万两不等,浙江全省亏空仅二十七万余两,并没有窦光鼐所说的一县即亏空十万两之事。而窦光鼐随后的奏折中,又说仙居、青田等七县亏空累万,永嘉、平阳存在挪移勒派。面对急于结案的曹文埴和喋喋不休的窦光鼐,乾隆又派大学士阿桂赶赴浙江。
善于揣摩乾隆心思、精通官场规则的阿桂,自然与曹文埴不谋而合。窦光鼐虽然听说永嘉、平阳存在勒派,原任浙江布政使盛住进京往往携带银两动以万计,原任闽浙总督富勒浑门人婪索门包,至于勒派到底多少,具体携带银两数目,何人给的门包,窦光鼐自然无法知晓,面对绝顶聪明的阿桂,窦光鼐无言以对。随后,阿桂将质问窦光鼐的过程如实上奏。乾隆在窦光鼐参盛住进京携赀过丰一节旁批:“若如此疑人,天下无一清官矣。”在窦光鼐参富勒浑家人索要门包一节旁批说:“此则不可,若无实据,则诬人谋反亦可乎?”字里行间,很明显透露着乾隆对阿桂的信任和偏爱,浙江亏空案的最终走向已经明了。
此时的窦光鼐,如果承认风闻有误,乾隆自然会给他台阶。可生性迂执又不失正直的窦光鼐,竟说出了“不欲做官,不要性命”的狂放之言,竟然亲自星夜赶赴平阳搜集证据,因夜行急促竟然发生了水手溺亡的事故,这自然成为政敌弹劾他的把柄。浙江巡抚伊龄阿弹劾窦光鼐说:“携带多人,坐船由溪河昼夜行走,以致水手落河淹毙。抵省时,称黄梅款迹,不是丁忧演戏,乃另有呈控之案。哓哓致辩,并有不欲做官,不要性命之言。”乾隆帝览奏大怒,斥责窦光鼐“竟系病疯,是以举动癫狂如此”,“如此乖张为乱,不但有失大臣之体……着将窦光鼐拿交刑部治罪”。为防备窦光鼐气愤想不开,乾隆让和珅密谕伊龄阿说:“窦光鼐性情迂执,加以狂疾,或于拿解京途中,气愤情急,竟有自戕之事,更属不成事体。伊龄阿务委干员弁,沿途小心管押解京,毋致疏虞。”然而,乾隆皇帝多虑了。在乾隆谕旨到来之前,窦光鼐已将在平阳搜集到的大量田单、印票、借票、收帖等物证随奏折一同送往京城。
在铁证面前,乾隆皇帝自然无话可说,他令阿桂传旨窦光鼐:“即传朕旨,将伊除去刑具,免其拿问,着即带往浙省,随同查办此案。”最终,平阳知县黄梅亏空勒索属实,窦光鼐不久奉命回京署理光禄寺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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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折里武将受举荐
清代二百余年间,潍坊大地人才辈出,文武并茂,孕育了高密薛氏、昌邑傅氏等众多武将世家。从清代诸多军事类奏折里,我们可以一睹当年潍坊籍将士的耀眼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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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瓀政绩卓著被举荐 乾隆承认之前看走眼
薛瓀,字山辉,号东轩,一号玉亭,潮州总兵薛受益子,世袭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世职,官台湾总兵。
雍正间薛瓀任蓝翎侍卫,后以游击发往湖广。雍正十年(1732),湖广总督迈柱题授湖南镇竿营游击。薛瓀在镇竿政绩卓著,离任时当地人“咨嗟流涕,彷徨奔走”,为立去思碑,称颂道:“视吾竿如其家,视吾竿之事如其家事,视吾竿之士卒如其家之子女。”后任湖广总督史贻直以“汉仗好,人去得”上折保举,奉旨引见,乾隆皇帝对他的评价是:“中平,副将去得,总兵不可”。得授山西潞泽营参将,经史贻直题请留任湖南,乾隆二年(1737)授湖南桂阳营参将。
乾隆五年(1740)薛瓀升靖州协副将,乾隆十一年(1746)升浙江黄岩镇总兵,署都督佥事。其友人王玮赠诗云:“君家神箭定天山,杨仆楼船直等闲。节钺平临沧海阔,旌旗遥出浙江湾。”入京引见时,乾隆皇帝朱批说“竟可”。不得不说,乾隆皇帝当初也看走了眼,认为薛瓀顶多是个副将的材料,不料薛瓀在总兵任上也是游刃有余。乾隆十二年(1747)十一月改任福建建宁镇总兵。乾隆十三年(1748)七月台湾总兵一职出缺,时任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上折举荐薛瓀:“老成历练,才识舒展,抚御弁兵实属有方,实堪胜海外重镇之任。”遂于同年闰七月授台湾总兵,次年病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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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殿华骁勇善战 受咸丰皇帝嘉许
鞠殿华,字秋亭,安邱人,道光十五年(1835)武探花,恩赏二等侍卫,道光二十四年(1844)选补直隶提标中军前营游击,咸丰间以军功累升大同镇总兵,赏加提督衔。
咸丰二年(1852),兵部推升鞠殿华为陕西延安营参将,引见后奉旨留直隶以参将补用。同年七月,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以“营伍谙练,操守认真”上折举荐,授直隶提标中军参将。不久随钦差大臣琦善南下扬州镇压太平军,鞠殿华攻破扬州西北太平军营垒,又收复仪征。以军功升大沽协副将,连续击败瓜州太平军,赏带花翎及巴图鲁称号。咸丰四年(1854)二月二月二十二日琦善奏报军情折说:“查直隶带兵官惟提标中营参将鞠殿华,陷阵冲锋,不避艰险,其骁勇善战,一时殆罕其匹。自上年到扬以来,战功屡著,汹属戎行中尤为出色之员。此次直隶弁兵纷纷逃走,而提标中营逃兵尚少,现在良将难得,不得不为朝廷爱惜人才。”咸丰皇帝在二月二十八日的朱批中说:“鞠殿华在二年夏间推升陕西参将,引见时朕见其汉仗好,箭射有准,特旨仍留直隶,不料该员能如是出力。虽有逃兵,亦难吹毛求疵。”
咸丰六年(1856),鞠殿华随钦差大臣德兴阿收复扬州,升大同镇总兵,命在德兴阿军营帮办军务。围瓜洲时受伤,仍裹创力战,克之,赏提督衔。后因太平军攻克浦口、扬州,被革职留任。
清史馆所修《鞠殿华传》称:“鞠殿华勇敢善战,但性情暴戾,好凌辱将士。”翁同书在咸丰六年(1856)六月二十日的家书中曾提及鞠殿华:“鞠殿华者,男极爱之。然驭下过酷,都守以下无不毒捶,致帐下反戈相向。又如禁民耕种,擅杀良民数十人,至及妇人黄口,岂良将所为乎?但究系勇将耳。”后来鞠殿华终因凌辱将士而引祸。咸丰九年(1859),其属下游击冷震东受其凌辱自缢而死,鞠殿华亦畏罪自尽,一代名将竟如此了结,令人惋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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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振邦屡立战功,咸丰皇帝表扬“谋勇兼优”
傅振邦,字维屏,号梅村,昌邑虫埠村人,道光十六年(1836)武进士,咸丰同治间,长期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屡立军功,历任云南提督、直隶提督、湖北提督,卒谥“刚勇”,为清末名将。
傅振邦一生,身历军行二十六年之久,转战十一省,血战数百,收复大小城池十余座。咸丰三年(1853),因追击太平军有功,赏绰克托巴图鲁勇号。咸丰六年(1856),时任徐州总兵的傅振邦率军收复溧水县城,咸丰皇帝颁布上谕,表扬傅振邦“尽心筹画,剿办有方,实属谋勇兼优”。傅振邦也由此赏加提督衔。
咸丰十一年(1861),捻军攻入山东,在高密籍御史任兆坚的举荐下,在籍养伤的傅振邦奉旨办理山东登莱青防堵事宜。傅振邦“带病强起,轻骑减少从,先赴青州,次往登州”,与诸城、胶州、掖县、黄县等县共商防御策略,“力行坚壁清野之法,小圩并于大圩”,并劝富户捐献枪炮火药,挑选壮丁备战。八月间,捻军“大股深入东府,贼数万众,盘踞高阳一带,囤积粮草,意图盘踞”。傅振邦恐家乡一带村庄遭蹂躏,派旧部傅振鳌等与高密知县文熙合议,率领昌邑、高密、安邱三县团练,“乘夜袭破贼圩,三次叠击,由高阳之东北迎风村、鲍家屯,东南之谭家营(皆在今高密境内),复毁其三垒,斩级共五百六十名。次日列阵,连战数仗皆捷”。捻军遂分两路南逃。
光绪九年(1883)正月,时任湖北提督的傅振邦因伤疾获准回乡,二月正式去职扶病登程,三月三十日回归故里,四月十二日与世长辞。“闾里闻知,莫不感泣”。后奉旨祀古北口昭忠祠,原籍昌邑建专祠纪念。
傅振邦一族出任武职者甚多,亦有多人殉国。傅振甲,以武举任卫守备,咸丰间在杭州殉难,赐云骑尉世职。傅振鳌、傅彤飏、傅振京,俱以军功保举参将。傅万清,登州中营游击,加副将衔。傅廷臣,官宜昌总兵,署湖北提督。傅介寿,官直隶通州副将,加总兵衔。甲午战争中,傅振邦次子傅凤翔及族人武生傅朋寿、外委傅介福皆在平壤壮烈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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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占魁之母五世同堂,巡抚上折请求旌表
宋占魁,原名兆法,字捷臣,又字冠杰,号梅村,昌邑人,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武会试中式,殿试一甲第一名,成为清代潍坊少有的武状元。清代潍坊籍武鼎甲共有四人,除宋占魁、鞠殿华外,青州丁殿祥,嘉庆十九年(1814)武状元,官广西全州营参将。高密人单登龙,顺治十二年(1655)武榜眼,官江南提督。
宋占魁中武状元后,钦授头等侍卫,钦派大门当差。光绪二十一年(1895),期满后由兵部带领引见,奉朱笔圈出,授山西平阳营参将,次年调署山西抚标中军参将。光绪二十七年(1901),山西巡抚岑春煊以“干练精明、晓畅戎伍”举荐,正式补授山西抚标中军参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时任山西巡抚毓贤命宋占魁兼带抚标练军步队管带。同年七月,毓贤以宋占魁之母张氏年届八旬、五世同堂,上折请求朝廷给予旌表。宋占魁之母被赏给银十两,缎一匹。次年,新任山西巡抚岑春煊代宋占魁上折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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