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沟的悠久历史与村名来源考（寒馨庐札记）
原创 昭山青河
柴沟镇之柴沟自然村，俗称“柴沟街”，包括今柴沟、柴北两个建制村，位于五龙河上游，自明、清至1946年3月属诸城，其后划归高密。关于柴沟的位置、历史与村名来源，柴沟地名碑（1989年6月立）背面镌刻的文字作了这样的介绍：“在县城西南十九公里处。元末，该地沟壑纵横；北有柴村（今邱家大村），人称‘柴村南沟’。居民聚落于此，取名柴沟。”从极为概括的文字中，可以获得两则主要信息，一是柴沟于元末立村，二是柴沟乃“柴村南沟”演变而来。前些年，笔者对该地名碑上透露的信息深信不疑。但近年来，查阅了部分古代文献资料，加之作了一些村庄调查，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柴沟其实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村名来源亦非地名碑所述。
新石器时代在柴沟一带即有人类繁衍生息
今年5月中旬的一天 ，经市博物馆负责人介绍，笔者与两位文友前往柏城镇前冢子头村，见到了山东大学考古发掘项目组师生，在发掘现场和文物暂存室看到了大批出土的文物，像陶器、玉器、石斧、箭簇、骨针等，听项目组师生介绍，这些文物是以磨制石器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之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前2000年）、岳石文化（公元前1900—前1600年）时期一直延续到汉代的人类古村落文明的遗存。
据当代水利专家王德仁先生著《高密河流湖泊演化史》载，冢子头（含前、东、西冢子头三村）一带在地质时代第四纪早期（更新世）有胶河故道经过。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发祥和延续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翻阅人类发展史，不难发现大大小小的村庄常常傍河而立、逐水而栖的现象。由此，笔者不禁联想到，自己的老家柴沟，南近青龙山，村前、村西有五龙河绕流，东傍凤凰岭（俗称“东岭”，为土山），处在由缓丘向平原过渡的地区，因五龙河水和凤凰岭溪水的冲刷沉积，土质厚而疏松，且汲水用水便利，新石器时代当也有人类在这一带聚居、活动。
（1985年绘制的《高密县地貌略图》。海拔45米等高线经过柴沟村以东的凤凰岭、以南的青龙山半坡和以西的方市岭。红色标记处为笔者所加。）
可巧，日前，笔者到高密市博物馆参观，发现了相关物证。在一楼展厅的玻璃展柜里，摆放着若干件注明自柴沟镇西刘家村（原称“刘家村”）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珍贵文物，如黑陶背壶、黑陶杯、黑陶罐、黑陶豆、黑陶高脚杯、红陶鬶、白陶鬶、灰陶壶等，造型拙朴，古韵盎然，还有石铲、石锛、石斧、玉铲等，皆制作精良。徜徉、观赏、流连其间，不禁为先民们的勤劳和智慧而赞叹不已。
柴沟镇西刘家村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原文字说明中的“西刘家庄”实为“西刘家村”。
西刘家村位于方市岭东麓、五龙河西岸，且方市岭与柴沟以东的凤凰岭均处在海拔45米的等高线上。五龙河孕育了西刘家村的人类早期文明，这束文明之光自然也会照耀到与该村隔河相望的柴沟。我想，假如对柴沟大规模进行发掘的话，也会出土一批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记得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领着我和哥哥，在老家柴沟的祖居的天井里打一口深井，挖出了黄褐色的土，挖出了黄砂和蛤喇皮，也挖出了一些碎陶片，都倒掉了。不知这些陶片是否是大汶口文化或龙山文化的遗存。但毋庸置疑的是，五龙河畔的柴沟一带，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传柴沟或其东南为汉朝平昌城
柴沟或其东南为汉朝平昌城，明万历年间纂修的《安丘县志》和《诸城县志》不约而同地记述了此事。明万历《安丘县志》载：“平昌城，《一统志》云‘即汉之梧成县’。《隋书?地里（理）志》云：‘郚城，旧置平昌郡，后齐废郡置琅琊县，省朱虚入焉，大业初改名郚城。’非汉之平昌城也。汉平昌即今诸城、安丘之交，城址在柴沟。亦不载。”“不载”的缘由，乃因明万历年间柴沟已不属安丘县境。其实，最晚至明初，柴沟已属诸城县管辖。明万历《诸城县志》载：“平昌郡，即汉之平昌县，属琅琊郡；（东汉）光武改属北海郡。魏文帝黄初三年，分城阳（郡）置平昌郡，寻（不久）复省（撤销）。晋惠帝十年复置平昌郡。在今（诸城）县（治）东北六十里，柴沟东南。”清康熙《诸城县志》关于“平昌郡”“平昌县”的释义与万历《诸城县志》的说辞相同。
关于平昌故城，青州人于钦撰写、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初次刻印的地理学名著《齐乘》则称：“平昌故城。安丘南六十里。汉平昌县，属琅琊，亦为侯国。文帝封齐悼王子（刘）卬为平昌侯，后徙封胶西王。”《齐乘》又云：“郚城。安丘西南六十里。……汉为梧成县，后魏于此置平昌郡，高齐改为琅琊县，隋改曰郚城，大业末废。”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青州知府胡德琳重新刻印《齐乘》，并让益都知县周嘉猷为之审校，周嘉猷遂作《考证》六卷，附于《齐乘》各卷之后。周嘉猷在《齐乘卷之四?古迹一》“考证”中以按语的形式称：“《安丘县志》：汉平昌城在柴沟，为诸城界。又引《隋志》云：郚城旧置平昌郡，后齐废郡置琅琊县，（隋）大业初，改名郚城，即汉之梧成县。非平昌（县）也。则此条所谓（汉）平昌故城乃后魏之平昌郡，下云郚城在安丘西南六十里，实一城也。以为汉平昌县，误矣。”周嘉猷认为，后魏之平昌郡治与汉之梧成县治实为一城，将汉之梧成县治作为汉之平昌县治是错误的。看来，周嘉猷是同意《安丘县志》有关汉之平昌城在柴沟的说法的。
据说，位于柴沟村东南的北张家屯（原称“张家屯”）曾有汉墓分布。上周六，笔者驱车前往北张家屯，在该村一条东西大街的路边，喊住并寻问一位50多岁、开电动三轮车的王姓村民。他说，有一座汉墓就在这条大街的东端、一个苹果园的边下，20多年前，上面来了一个考古队，把这座汉墓挖了，好像挖出了一些东西（文物），后来把墓坑填了，现在有一户村民在上面盖起了大棚。如果明万历《安丘县志》和《诸城县志》等古代文献的说辞可靠，则汉朝平昌城址在柴沟或北张家屯的可能性都有。可惜，北张家屯的汉墓遗址现已看不到了。
另，五年前柴沟村出土的一青铜器，或与其曾为汉之平昌城有关。
记得那年夏天，经村里、镇上批准，我家四间祖屋及院子包给一个建筑商进行开发。某日挖地基，挖出了一个带柄的勺子，是青铜的，勺子的一侧被挖掘机磕破了，当时我不在现场。有一位邻亲当晚打电话给我，说了挖掘情况，并推测挖出的这件青铜器可能是烤大烟用的勺子。我说：“我爷爷好吃大烟，结果把好端端的家底吃败了。这个铜勺子应该是我爷爷用过的。”第二日，我赶回柴沟，向建筑商讨要此物，并给了他一点儿辛苦费。建筑商说这个铜勺子被人拿到马旺村找懂行的鉴定去了。住了半个月，再次问，他告诉我：“鉴定的说了，不值多少钱，也就值一千块钱。”我又给了建筑商一点儿辛苦费——两次从口袋里掏现钱（那时我还不会、也不敢用微信买东西、转账，担心遭遇网络诈骗），合计约有600元。如果他真要一千块钱，我也就给他再添上400元了，但他没诅声（开腔）。第三、第四次地问，建筑商只是说，铜勺子让在工地上当小工的某某拿去了，不好要了，云云。后来，我在某某家的门前看过这把锈迹斑斑、已破了相的铜勺子，当时某某听说我想要回铜勺子，就从家里拿出铜勺子，颇为激动地晃着给我看，并说挖出来后是他先发现的，勺子底还叫挖掘机的大铲磕了一个口子，不值什么钱，云云。
去年夏天，有一次我回老家，从一位文友那里，听说这铜勺子流落到了某私人收藏馆，馆主人还告诉他这是汉朝的熨斗，是“镇馆之宝”。我想，如果此物确为汉朝文物，则柴沟为平昌故城，又有了一个有力的、且为实物的证据。遥想2000多年前，在胶潍大地上，能用上铜制熨斗的村落，不可能是一个人口不多、交通不便、街面狭小、商业寥落的地方。
（笔者注意到，关于汉朝平昌故城所在地，也有另外的说法，如清末纂修的《诸城县乡土志》称：“平昌县故城在西北六十里，又名龙台城，俗曰城阳城，又名斗鸡台。”查高德地图，在今诸城市西北部的渠河南岸，分布着都吉台和东、西、中城阳等四个村庄。录此备考。）
五龙河曾称柴沟河
高密南高北低，主要河流的流向大致为自南而北。这些河流中，以市境西部的潍河和东部的胶河最为出名。如果要排第三的话，当属市境中部偏西的五龙河。高密籍作家阿龙为五龙河专门写了一部有影响的大部头的散文集，还有一位高密籍作家邱法玉则写了一部《五龙河》的长篇小说，去年获得风筝都文化奖。不过，很多人不知道，五龙河曾称柴沟河。
清康熙《诸城县志》（纂修于1673年）载：“柴沟河，一源出人和社北岭，一源出滕家庄孙家门前，皆西北流至郎家庄，并成一河，西北流径五龙（社），东北流至柴沟（社），正北流至高密互（呼）家庄（以北）散水泊。”清乾隆《诸城县志》（纂修于甲申年）则称：“其出县境而终不入潍者五龙河，即前志柴沟河。”可见，至乾隆甲申年（1764年），柴沟河已改称五龙河。此河为什么曾称柴沟河？大概率是因其流经柴沟社或柴沟村的缘故。
柴沟集与柴沟里
柴沟集。柴沟逢农历每月二、七日为大集。此集远近闻名，兴旺时期，安丘、诸城、高密、胶州、昌邑等地的客商和附近几十里内的农人都来赶集交易。明万历《诸城县志?集场》称诸城“八乡”有“二十五集”，且将柴沟集列为首位，与相州集、两城集、皇华集、崔家寨集、张哥庄集并列（另，“十隅”有“一十四集”）。不仅如此，该志还将柴沟集作为柴沟自然村的正式称谓。笔者老家是柴沟村，父老对周围村的乡民说起自己的村子，每每以“柴沟街”称之，自豪感满满。从明朝县志上的柴沟集，到如今百姓口中的柴沟街，其实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与周围村落相比，这里自古至今有着相对繁华的街面、众多的店铺和发达的商业流通。
柴沟里。此称谓见之于明万历年间刑部尚书、潍县人刘应节撰写的《丘（邱）橓墓表》，其中称：“公讳橓……世为青州寿光县人，系远莫考。胜国之季，有祖彦成避乱来海上，占籍诸城之柴沟里。”
里，曾为我国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云：“以县统乡，以乡统里。”唐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置里正一人。至明代改名里长。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里长，余百户为十甲，甲首十人。每年由里长一人率领十甲的甲首应役，十年轮流一遍。（《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963页）
柴沟自然村（民国时期分为柴沟东村、西村、后村，人民公社时期合并成立柴沟大队，有13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有四五十户不等）即明代柴沟里所在地，我以为。不过，可能有读者要问，柴沟里如果不含其他村，在明代能达到110户的一个“里”的法定规模吗？
据1990年版《高密县地名志》“柴沟”词条介绍，柴沟、柴北两村1989年合计有724户、2796人。考虑到高密县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有人口93615人，1989年有人口828419人（据1990年版《高密县志》和2014年版《高密市志》），后者是前者的8.85倍，再考虑到柴沟自然村坐落在五龙河东岸，土肥水美，交通便利，明清至民国时期就是诸城东北乡与高密西南乡之间几十里范围内的中心村，其户数和人口数在明朝当已达到相当规模，故将其1989年的户数和人口数不是除以8.85而是除以6，则推算出柴沟在明洪武二十四年大约有120户、470人。当然，这只是模拟意义上的测算。需要说明的是，除非遭遇战乱或瘟疫，古代的人户比要远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且每户成员多了自会分家单过，再者，当时生产力不发达，受土地供养规模的限制，一个村内的户数、人数多了，有的自会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外地垦荒，就地立村或落户。
我想，柴沟作为一个街店集聚地、集市贸易地和600多年来的基层行政单位驻地，在明洪武中后期至万历时期，其规模当不止120户、720人（以一户按6人计），其独占一“里”，是不成问题的。——明代的景芝，位于安丘、高密、诸城三县交界接境之地，万历《诸城县志》载其“居民及四五千家”，论规模和名气，柴沟比不得景芝，但柴沟自然村的户数达到连景芝的二十分之一是可能的。
（2015年10月版《高密市行政区划图》有关柴沟镇所辖区域的部分图示。在此说明一下，柴沟村委会办公室实际位于柴沟镇政府驻址以西而不是以东。）
柴沟社。此称谓见之于明万历、清康熙和乾隆《诸城县志》。明万历《诸城县志》载：“丘橓，字懋实，别号月林，柴沟社人。”据现存文献资料，该志在“八乡里社”中，第一次详细记载了每个乡的名称、居县城的方位，每个乡含哪些社，社的名称、居县城的方位、距离县城的远近，每个社含哪些村庄，对研究县以下行政管理单位和村庄的变迁可谓价值甚大。关于“八乡”之一的市苗乡，该志载：“市苗乡。在县治东北。原领社十九，后将红鸾所驿社、岳沟驿社革去，今在十七社。”关于市苗乡所辖柴沟社，该志称:“县东北八十里。社内有柴沟集、丘家大村、王家大村、吴家村、郝家村、刘家村、丘家庄、刘家庄、王家庄。”柴沟社共有九个村庄。其他社，如五龙社，该志称：“县东北七十里。社内有袁家村、范家大村、葛家村、袁家小庄、张家庄。”五龙社共有五个村庄。白龙社，该志称：“县东北四十里。社内有孙家村、丘家村、位家村、东刘家村、西刘家村、田家庄。”白龙社共有六个村庄。上述村庄，有的今已更名或不复存在。
社与里一样，也曾是我国古代地区单位之一。《管子?乘马》：“方六里，名之曰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请致千社。”杜预注：“二十五家为社。”（《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第1910页）明清时期县以下普遍实行乡社制，乡辖社，社辖村。
至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柴沟社已分为西柴沟社、东柴沟社。看来，柴沟社人口规模乃至所辖村庄比明万历年间有了不小的扩大。
柴沟练。见之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纂修的《诸城县续志》，其中称：“柴沟练，城东北八十里，领村三十一：柴沟集、前鹿家庄、后鹿家庄、相家庄、郝家村、葛家村、前西旺、后西旺、前曹戈庄、刘家村、范家大村、刘戈庄、西店、草泊、大沟崖、方市、牛市、邱家大村、后邱家庄、范木匠庄、前邱家庄、大路庄、高家村、小鹿家庄、赵家庄、马旺庄、水西庄、王货郎庄、凤凰屯、龙王庙、后曹戈庄。”这里面提到的赵家庄今为西赵家庄，龙王庙今为翻身村，小鹿家庄或为今任鹿家庄。柴沟练的办公地点，当在柴沟集，即柴沟街。不过，练作为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在清《高密县志》上并无记载。
千佛阁与崇宁寺
千佛阁。清康熙《诸城县志》称，千佛阁有三，“一在市苗乡柴沟社。”清光绪《增修诸城县续志》称：“阁在柴沟北里许，屹立五龙河干。内铜佛大小不等，建始不知何年。明邱橓未达时，曾读书其上。庑下有万历十三年庠生、赠明威将军邱云岘增修碑。殿宇幽敞，映带川原，林木明秀，为一方之胜。”另据2017年版《高密村庄大典?卷贰》“邱家大村”词条载，千佛阁始建于明初，占地10亩，有关帝殿3间、老亩殿3间、千佛阁3间2层，还有马王殿、钟楼、魁文殿等。每年农历正月十六至十八日是千佛阁庙会，前来烧香拜佛之人、赶集交易之人络绎不绝，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此千佛阁，在柴沟村北、邱家大村西南。民国时期，成了道士曹志成领导农民聚义造反、打击贪官劣绅的堡垒。据1992年版《诸城市志》载，民国二年（1913年）春，柴沟“小刀会”首领曹志成领导农民在千佛阁起义，劫富济贫，活动20余年。我小的时候，嫲嫲（祖母）曾多次讲咕，我爷爷入过“小刀会”，具体干什么她没说，我也没问。我爷爷上过私塾，会双手打算盘，他跟着“小刀会”的头领曹志成做事，估计当个账房先生绰绰有余。
崇宁寺。崇宁寺初期位于柴沟村西与西刘家村东南，其影响不亚于千佛阁。明万历年间，柴沟村与西刘家村（时称“刘家村”）同属柴沟社。翻阅明清时期的《诸城县志》，笔者未能查到柴沟或者刘家村有崇宁寺的记载，倒是有一座三教寺，明万历《诸城县志》称其“在（县）城东北柴沟集西，距城八十里”，看方位与崇宁寺相符，或为崇宁寺前身。
关于崇宁寺，2017年版《高密村庄大典?卷贰》柴沟镇“西刘家村”词条（刘术忠撰稿）载：“原坐落于村东五龙河西岸，占地约70亩，庙宇达100多间，盛时僧众100多人。……今已不复存。”一位上了年纪的当地村民告诉我，他听他爷爷讲诂，传说，有一次，五龙河发大水，崇宁寺被冲塌了，后来迁建于村西南。他领着我来到五龙河西岸，指点给我看，并说，西刘家村红色村名碑和柴沟镇法治教育主题公园对面，那个长满杂树的土堆就是原崇宁寺仅存的遗址。
崇宁寺曾为红色县学校址。1990年版《高密县志》载：“1946年夏，高密县民主政府在刘家村崇宁寺设立县学。（县长）祝恺然兼校长。”其时，高密县民主政府驻柴沟，祝恺然平时住在柴沟后村的开明士绅邱义斋的房子里办公。高密县学短期培训了一批党员干部，祝恺然等县级领导人亲自为学员上课；后因战争形势紧张而解散。高密县学实为高密党校之前身。柴沟村史馆征集并收藏了一张有靠背和扶手的旧木椅，是崇宁寺的遗物，据说，祝恺然兼任县学校长时坐过此椅，主持开过办公会。
笔者幼年时，所住祖屋北临东西大街，街对面有两户比邻而居的伏姓人家，西侧的一户男主人绰号“和尚”，长得方面大耳，剃光头，肤色白净，他常住东临平日公路的六队的菜园，为队里拨弄菜。他有一个小脚的老伴，因未生育，收养了一个闺女。我记得嫲嫲好像说过，他做过崇宁寺的和尚。有时，他被有的村民偷偷地邀去，为家里刚刚死去的亲人念念经，超度亡灵。
柴沟村名来源考
那些千百年来得以延续的村名是村庄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而村名之源，则是一个村庄最重要的遗传密码。
柴沟村名之源，据2017年版《高密村庄大典》“柴沟（柴沟、柴北）”词条载，一、柴沟立村于元朝末年，该村周围长满一种中草药——柴胡，故得名“柴胡村”。二、该村北面为柴村，柴村之南有一条大致呈东西走向的大沟，人称“柴村南沟”，明朝初年邱姓由北面柴村迁此建村，名柴沟村。（笔者按：该词条前面说柴沟元末立村，后面又说明初由邱姓迁此建村，前后矛盾。）半个月前，笔者回到老家柴沟寻访，又听到了第三说，即柴沟为柴姓立村。总结起来，其村名来源，有三种说法，即“柴胡村”说，“柴村南沟”说，“柴姓立村”说。这些说法的可靠性如何？笔者试做一些分析。
一，关于“柴胡村”说。民以食为天。柴沟地处农村，立村之时，老百姓为了解决口腹之需，当会大面积种植粮食作物，而且即使种植并售卖部分药材以贴补家用，也不会单单种植柴胡。再者，“柴胡村”即使后来进行了演变，与柴沟之名的匹配度也相距甚远。故，“柴胡村”说难以成立。
二，关于“柴村南沟”说。此说也难以成立。理由如下：
其一，柴沟人不可能将村北那道长长的具有地标性的大沟名之曰“南沟”，因“难”与“南”谐音，取名“南沟”，在乡绅和父老们的心目中会视为不吉利，即使现在，柴沟村的干部群众大多仍将村前的五龙河称为“前河”而不是“南河”，而且忌讳外村人称柴沟为“柴南”。这种心理定位和民俗意义的考量，或正是诸城、高密等地的很多南北相邻的村庄由于方位原因需要加上前缀进行区分，绝大多数会称“前某某（村）”“后某某（村）”的核心缘由，如许命名的村庄数见不鲜，如前、后邱家庄，前、后邱家大村，前、后宋戈庄，前、后方市，前、后鹿家庄，前、后西旺，前、后水西，前、后沙沟，前、后院头，前、后埠口，前、后营，前、后田庄，前、后塔庄等；至于南李家庄、南杨戈庄等为数不多的村庄的前缀之所以为“南”字，则大多是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规范地名，为了避免一个县内有村庄重名而行政干预的结果。
其二，假如柴村确是后来的邱家大村（据2017年版《高密村庄大典?卷贰》载，柴村改为邱家大村在明中期邱橓考中进士以后），那么，因为柴沟立村不比柴村或邱家大村晚或者更早（传柴沟为汉代平昌故城），而且自明清至今，该村一直为周围几十里范围内的中心村、重要集市，为社、乡约、练、乡、区、公社、镇驻地，其影响和知名度相对较高——柴沟以及含柴沟字样在内的地名屡屡见于明清时期的《诸城县志》，而邱家大村则极少出现，以明万历《诸城县志》为例，该志出现含柴沟河、柴沟社、柴沟集、柴沟等字样在内的地名12次，出现丘（邱）家大村仅1次——，则柴沟之名以及所谓“柴村南沟”，按照常理，当不会按照三里以北的柴村或邱家大村的村民的习惯称谓而命名，故不可能把自己村内那条在方位上居北、离村中心只有约百米的大沟硬生生地名之曰“南沟”（本来就避讳称“南沟”），至于外村人叫此沟什么名字，我想，因为柴沟的地位相对较高，柴沟人的话语权相对较大，外村人当会跟着柴沟人称“北沟”的。类似的例子，如高密之“南湖”，位于高密县城以南和高密南部、西南部以北，但高密南乡、西南乡的群众仍按照城里人的习惯称之为“南湖”。
其三，如果600多年前，外村人称那条北沟为“柴村北沟”的话，那么或可推断，柴沟即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邱潍远撰《邱氏族谱序》云“余先世盖袒忠定，散籍江淮西东，元至正末播越山左，寄迹斟鄩，旋适东武之柴村……”中提到的“柴村”（按：东武指诸城）。——柴村之名多次出现于《邱氏族谱序》《重修（邱氏）族谱叙》等，但不见于明清时期的多部《诸城县志》，与之对照的是，明万历年间刘应节撰《丘橓墓表》称丘（邱）橓“有祖彦成避乱来海上，占籍诸城之柴沟里。”——试想，原来用于称一条沟的“柴村北沟”，经过若干年的演绎变成了“柴沟”，并以此作为整个村庄的名称，这并非不可能。
三，关于“柴姓立村”说。 半个月前，为了写此文，笔者回到柴沟村采访了一位年近八十、从老亲论起来我叫“哥哥”的刘姓老人。他家富农出身，堂号“庙后”（他祖屋的前面原有一座大庙——不知是否是五龙庙），他爷爷活了九十多岁。在我幼时的印象里，这位留着花白胡须的驼背的老爷子，常常挎着提篮，拿着割刀子，悄没声响地、小心翼翼地到五龙河崖头上的五队的菜园里，殷勤地为生产队伺弄蔬菜。刘大哥告诉我，他爷爷说，老辈子传下来一句话，叫“柴半村，姜半店”，说柴沟是柴姓立村，后来姜氏迁入，再后来其他姓迁入。大概到民国初年，柴姓和姜姓在村里就都没人了。为什么叫柴沟，他爷爷没说。估计是因柴姓立村，加上村里有四五条沟，南北向的、东西向的都有，数着北边那条东西向的沟长、深，所以取名柴沟。刘大哥的老伴补充道，她嫁过来时，爷爷还挺劲节，常对她说“您乡下人怎么着”，当时她还疑惑，柴沟（村）又不是县城，柴沟人怎么能把周围村的人叫“乡下人”呢？她娘家是西隅，在柴沟村东边（柴沟人称“东隅”）。由此，可以看出，柴沟本地人作为街店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具有相对的自我优越感的。
通过以上分析，溯柴沟村名之源，“柴姓立村”说似较为合理。高密市夷安博物馆馆长、对地方史学素有研究的孙涛先生赞同此说。
四，关于“因貌赋名”说。我想，应该还有一种可能，即根据地貌地物特点赋名，由于此地沟壑纵横，且沟壁上多生柴木，故径取村名“柴沟”。
柴沟村名来源，因无古代文献资料可征，笔者只能就父老村民的口头传说进行比较、鉴别、推测。对耶错耶？在下不敢妄下断言，故抛砖引玉以待，恭请各位方家批正。
附：
1.为重修柴沟地名碑拟文：“在县城西南十九公里处。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传为汉朝平昌城址。明朝南京吏部尚书邱橓之始祖邱彦成自寿光迁此定居。该地沟壑纵横，柴木丛生，遂取村名柴沟；另一说，柴姓立村，故名。”
2. 笔者是邱氏后人。一次，回老家柴沟村，一位长我一辈的八十多岁的邱姓老人告诉我：柴沟、柴北两个村，若干辈了，直到现在，邱姓还是第一大姓。建国（新中国建立）初期，柴沟街仍有好几座祠堂，光姓邱的就有三座，其中邱少文那一户门的祠堂建在北沟的北崖上，是五间一色青砖到顶的砖瓦房，前出厦，两边立着明柱，挺气派，当过大队的仓库；后来，这些祠堂都拆了。邱氏老茔在柴沟村北、邱家大村西南，分南八支、北八支，每支的后代在自己的地里也有茔。
说明：1.本文提到的柴沟，一般指柴沟自然村。2.参考资料基本上已在文中注明。3.感谢姜祖幼、邱广智、胡强、代金喜、王京福等先生和孙涛、唐晓萍等文友对本文写作给予的支持或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