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挚友高象九
高象九,原名高金铸,1903年4月出生于潍县西关一户贫民家庭。青春年少时,渴望知识,勤奋好学,历经周折,终得大学毕业。求学路上,遇得益友,受进步思想的熏陶,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高象九对家庭,尽心尽力,教育、鼓励多个子侄投身革命。战争年代,八个子侄为国家的解放流血流汗,直至献出生命。和平时期,幸存者个个成为了国家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高象九对国家忠心耿耿,为祖国的教育、统战事业尽职尽责,培养、引导大批进步教师和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抗战时期,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积极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往返于国统区与解放区之间,宣传进步思想,协助八路军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潍坊市政协副主席,为刚解放不久的新潍坊建设勤奋工作。1950年后,历任山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政协常委、省人大常委及山东省民盟副主任委员等职。
本期撰稿:王晓颖
主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编辑:台 可 美 编:许茗蕾
校对:刘 辉(01-02)代 进(03-04)
封 敏(05-06)王明才(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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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岁街头摆摊 十三才入私塾
高象九幼年家境贫寒,全家只有七分祖茔地,两间小房子。高象九自幼体恤家庭生活的艰难,年仅9岁就在自己家门口摆小摊,卖花生、烟卷等补贴家用。随着年龄增长,他看到“同年”的伙伴去上学,哭着也要去。父亲高康甫深知,孩子不识字难以成才。1916年,高康甫节衣缩食,终将13岁的高象九送入私塾读书,后转入潍县城里丁氏第一小学学习。上学期间,高象九一面读书,一面帮助父母亲干活。为不耽误上学,他一早起床,到集市去趸货,天亮前返回。父母勤俭持家,攒钱与好友合开了一家小铺,高象九在学校和小铺之间忙碌,直到小学毕业。这段童年的经历,父母的艰辛,在他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七十多岁时仍念念不忘、难以释怀,写下一首《自述》诗:
祖居在潍县,我家住西关。我父是铜匠,祖父当店员。我母大柳树,贫农受苦寒。我兄有两个,自幼不勤俭。姐姐脾气暴,去世因疯癫。我母四十四,生我家渐难。二嫂娶过门,与母不和睦。父母带着我,移居“大柳树”。父与侯书田,开一杂货铺。一居三年整,方回家来住。二哥开磨房,不久荒了铺；他去当了兵,债户挤满屋。欠钱三百吊,衙门把父拘；典卖还不够,亲友始凑足。家剩屋一间,二嫂三口住；父母我三人,搬到磨坊宿。粪臭蚊虫咬,无墙更难住；门房炕太小,挖墙半身屈。家中度日难,九岁摆小摊；清早南门趸,日出已回还。买米现下锅,但等卖下钱。家中常吵闹,整日受熬煎。包起小夹袄,想逃出家园。为母发现了,对其说详端。给人去放羊,不想在家园。母怜我幼小,泪流哭满面。“同年”上学去,待去家困难。趴在炕沿哭,母泣说无钱。我父常叹息,未有几个钱。买面一牲口,藉此可混饭。自己打“火烧”,炉子妻子看。钓鱼用个蛆,无本也枉然。一字也不识,长大怎么办?那年十三岁,正是丙辰年。父母下决心,送我把书念。小摊改小铺,父母把门看。趸货南门回,上学天不晚。路上遇同学,羞愧红满面。今日忆童年,令人实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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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入京求学 追求进步思想
1922年,19岁的高象九依靠姐姐家资助,考入济南正谊中学。一个好学上进、一心摆脱贫困的有志青年的梦想从这里开始了。入校后,恰逢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等共产党人经常到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学生开展活动。高象九身处浓厚的革命氛围中,受新文化新思想影响,深感北洋军阀政府的专制昏庸,向往和平、追求民主的思想,深深鼓舞着高象九。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进步活动,更加勤奋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终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
毕业后,由同乡康仰之介绍,高象九到济南津浦路工务段从事文字抄写工作。宽松的工作时间,有利的工作环境,“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受,使高象九萌生了继续学习的想法。他报考了济南山东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白天上学,晚上为单位抄写材料,在半工半读中学习了两年。
1928年,北伐军攻占济南,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五三”惨案。时局动荡,山东大学遂之停课。对知识的渴求,使高象九不愿意放弃学业,他到单位托病请了长假,在亲戚朋友资助下,转入北京中国大学教育哲学系继续学习。从在山东大学学习时,他开始接触并阅读进步书籍；进入中国大学后,每天除在班上听课,其余时间大多泡在图书馆,看了大量反映新思潮的书籍和杂志。通过自己的调研和思考,他先后在《农村月刊》《哲学月刊》上发表《中国农村破产及农民逃荒问题》《苏俄教育之特色》等文章。
由于失去工作,在北京生活没有固定经济来源,学业难以为继。一年后,高象九又回到济南,时任山东省第一乡村师范学校(简称第一乡师)校长、正谊中学董事长鞠思敏推荐,来到第一乡师担任国文教员。他一边教学,一边继续研修大学课程。1931年,高象九又回到北京中国大学参加补考,终获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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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发表文章 介绍苏俄教育
高象九在中国大学学习时,就中国现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对农村农民、教育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高象九对苏俄十月革命后的国民教育,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在《苏俄教育之特色》一文中,从“教育宗旨的人道化、教育与工作联合、教育的社会化、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重”四个方面,对苏俄教育的特点进行了阐述,认为苏俄千方百计用教育,培植青年。谈到教育设施,更是用形象的比喻,描述了苏俄在教育上的投入:“绝不吝惜费用,想着怎样设施,就怎样的不管旁的用项,就拿经费来设施。就好比从前的帝王出巡一样,不顾设备的是否奢侈不奢侈,过分不过分,只要设备的壮观就行。”
高象九在文章中谈到苏俄教育的宗旨,就是“教育人为劳动社会之一员”,“教育的理想真谛不在培植出一两个伟大的杰出人才,而在要培养出健全的人格,使人人成为社会的有益的一员”。高象九还从教育与工作联合、教育的社会化、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重等几方面,分析了苏俄教育的特点,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提到“即使理论学得娴熟的人,一用到实事上,便瞠目无处着手。”苏俄的教育则是一元的,合体的,把学和做、知者和行者看成一件事。对于教育的社会化,高象九观察到,苏俄教育是为全人民而设的,学生多是从农工家庭而来。苏俄在注重教育普及的同时,更加注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在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问题上,突出了教育特点,对于成人教育,意在为现在所用,竭力授以新的技术。对儿童教育,则训练他们认识世界的能力,培养成新社会分子。
高象九《苏俄教育之特色》一文,总结的苏俄的办学宗旨、办学理念、办学方法等,就今天看来,仍是不过时的,也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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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地下党员 接济困难学生
高象九获得大学学历后,仍在第一乡师校长鞠思敏门下担任教师。鞠思敏是位正义的爱国教育家,对受当局迫害的进步青年,总是千方百计予以保护。上世纪30年代的第一乡师校风民主,学生思想活跃,积极进取,有“红色乡师”称号。置身于学校爱国、民主、团结、进步的良好氛围中,高象九对当局的昏庸腐败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时局形势有了更加明确的判断,思想进步很快,积极参与学校的爱国行动,并热忱保护和支持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这样一所学校任教,高象九感到前所未有的畅快。他选择中国和苏联进步作家的文章做教材,向学生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赞助地下党员潘复生(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姚仲明(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进步学生创办“读书会”,他还应邀担任“读书会”的指导教师,并推荐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瞿秋白的《赤都心史》等书籍。九一八事变后,济南各校学生赴南京请愿。当时,人多车少,大批学生困聚在济南火车站,几天走不了。高象九一天几次去车站看望他们,关心学生的生活,疏导学生情绪,并慷慨解囊,接济困难学生,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们的爱国正义行为。在这次行动中,有的学生不幸被捕,他不惧风险,多方周旋,想方设法解救学生。为此,有人曾问高象九:“你是不是共产党?”
正义的爱国行动,引发了国民党当局对学校的办学理念、对鞠思敏的言行极为不满。1932年夏,当局不顾社会舆论,撤销了鞠思敏的校长职务,高象九也于即日离开深深眷恋的第一乡师,但新思想、新文化已在年轻的高象九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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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进步教师 开展抗日活动
离开第一乡师后,高象九参加了中国大学旅济同学会。在同学会主要负责人、山东省政府参议员李天倪(积极主张抗日,1937年遭暗杀)等人的周旋和努力下,高象九被安排到掖县山东省立第九中学(简称省立九中)担任校长。
上任伊始,高象九从了解的同学、朋友中,遴选品德优良、教学业务精湛者担任教师,如王卓清、李希共、田仲济、宋福图、路雨亭、周汶源、孙永清等,他们在山东一带是思想进步、博学多才的知名人士,后来大多数走上革命道路,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家的高级干部。田仲济与高象九是同乡,受聘担任国文教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政协常委、省作协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等职。路雨亭曾担任中共绥远特别区地方组织宣传部长、代理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鲁南第二战区抗日游击队。
任职省立九中校长期间,高象九保护思想进步的教师,鼓励教师组织青年文化社,创办出版综合性文化刊物《青年文化》(半月刊),主张团结救亡,办油印的《抗战小报》等。田仲济曾回忆说,高象九“对学生是比较开放的,学生课外读书、各种活动,只要不引起什么麻烦,是不加限制,而且支持的”。高象九经常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倡导和鼓励学生多读进步书籍和杂志,如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
为培育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每届新生入校后,学校要求学生每人写一份《抗日誓词》,并签名盖章,交校部留存。学校还由教师路雨亭负责,组织了救亡歌咏队,大唱抗日歌曲。每逢九一八等国耻日,学校出墙报,办抗日图片展等,以示纪念。
学校开展的一系列抗日爱国活动,曾多次受到省教育厅的指责,但高象九千方百计躲避教育厅的各种检查、询问,坚持不懈地开展爱国宣传教育,这所学校曾经培育了一大批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如胶东抗日根据地奠基人之一郑耀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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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赴胶东 共议救亡图存
1934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山东泰山隐居时,到胶东一带游历,期间来到省立九中参观,并为全体师生作了抗战救国演讲,还和他们一起照了相。也就在这次,冯玉祥与高象九作了恳切交谈,共议救亡图存之道。共同的抱负,共同的使命,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次演讲吸引了大批学生和校外人员,据当时报刊记载,演讲现场的学校礼堂,门外窗前人山人海。冯玉祥在演讲中,分析了国家当前形势,揭露了当局政府诡言浮说、阳奉阴违的真实面貌,一再激励热血高涨的国民,要站在时代最前端,与不抵抗者作斗争。冯玉祥在演讲中慷慨陈述:“近来国家危险的程度,恐比任何时期都来的严重。一方面国际形势日益紧张,远东情况展开极尖锐的对立；一方面抱定不抵抗主义的人们,根本又投降于逐渐握取东亚霸权的日本帝国主义。以上两种事态的演进,中华民族将要遭遇到不堪设想的严重袭击,与艰难困苦破灭悲哀的厄运,是不可幸免的。”
在谈到当前国家局势时,冯玉祥悲愤地说到:“东北亡了,热河失了……他们依然在那里闭眼睛说假话。国家到了这种危险的境地,他们为着维护自己的利益,为着保存自己的统治,竟玩着掩耳盗铃的把戏,来骗自己,来骗民众,想以双手掩盖天下人的耳目。”
冯玉祥的演讲,表达了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极力宣扬了抗日救国的民族精神,在师生中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
高象九的长子高传纪在省立九中读书。年仅12岁的高传纪与同学们一起聆听了冯玉祥的演讲,爱国的种子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扎下了根。
冯玉祥从学校离开后,即刻返回住地。之后,高象九出于对冯玉祥将军的尊重,曾与第一乡师同事、泰山前麓武训小学总校长范明枢一起,两次到泰山普照寺,拜访冯玉祥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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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青年奔赴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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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西迁甘肃 从事抗战服务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这年冬天,山东省教育厅电令,省内所属八所公立中等学校西迁至大后方,省立九中也在搬迁之列,高象九率领师生一路南迁。
一行人先至临沂。到达后,没有校舍,衣食无着,只好按各自意愿,将部分师生就地遣散。高象九率领剩下的老师和学生继续西行。
流离颠沛,辗转迁徙,高象九与部分师生流亡到大后方古城西安。1938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派人对沦陷区到后方的学生和教员进行登记,并从流亡师生中招募人员加入国立中学及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高象九带领师生进行了流亡登记,继而参加了甘肃天水教师服务团。他们与在西安登记的受募人员一起,由甘肃督学带领,离开西安乘火车赴藐镇,转凤翔。从凤翔出发经陇县,过关山,穿清水,历经二十多天,到达天水。
高象九来到甘肃天水的陇南战区第七教师服务团,担任团务委员兼教材编辑组组长。他带领三名成员,编辑民众课本、抗战歌曲选、团刊(半月刊)等,同时组织队员编辑不同体裁的抗日读物,如《抗战歌曲选集》《法令辑要》等。这些通俗读物及服务团的到来,对于文化教育较为落后,进步思想和先进文化传播缓慢,信息闭塞的偏僻山区,传播进步思想,鼓舞民众抗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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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遗余力资助 支持进步青年
在陇南战区第七教师服务团期间,高象九对于进步青年,仍旧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们奔赴光明,参加革命。
服务团的教师周公正、李雪樵二人找到高象九,表达了想到延安参加革命的想法。高象九当即表示坚决支持,并关切地询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当得知李雪樵经济困难后,立即拿出30元钱给他作路费。由于服务团成员来自多个省份,他们的年龄、文化偏好等存在一定差异,服务团工作稳定后,成员内部思想观念出现不一致,产生了矛盾。这种不和谐的环境,使高象九感到困惑,于是,在1938年秋辞职,回到西安。
在西安赋闲,高象九遇到了原掖县省立九中学生赵川。赵川在军校毕业后分到西安,在部队中任见习副排长,由于在新岗位工作不顺利,很苦闷。高象九便找到曾是济南第一乡师的学生,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张涛,通过其推荐,把赵川送到了延安抗大。之后,赵川参加抗日武装,走上了革命道路。
国立六中的学生尹公节等人,从四川绵阳长途跋涉来到西安,要转道去陕北公学求学,他们担心路上再遇到困难,高象九就使用掖县省立九中的印章,以介绍他们到天水转学的名义,给他们出具证明,希望沿途遇到检查时,给予放行。尹公节等人携带掖县省立九中的证明信,顺利到达了陕北公学。
1937年冬,高象九带领师生迁入大后方时,除有一大批进步教师、学生外,还带去了长子高传纪和两个侄子高传纬、高传缙,把他们送入国立第五中学(秦安国立甘肃一中)学习。国立五中学生大多是随同来甘肃的教师子女、前方阵亡将士子女、流散亲人的子女和流亡青年,师生中派别较多,学生之间也时常发生冲突。每当高传纪感到迷茫时,就写信给父亲,询问怎样才能走上革命道路。高象九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孩子,你很年轻,前途远大,到那边(指延安)去寻找光明吧!中国的希望在那儿。”
高传纪在父亲的开导和教育下,不断受到启发和鼓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为劳苦大众不再受苦,为中国不再受奴役,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他坚定地选择了站在共产党一边,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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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加入中共 牺牲抗战前线
高传纪出生于1922年,十多岁加入童子军,凭着机智、勇敢,积极参加抗日斗争。1938年山东沦陷,高传纪堂兄弟三人在高象九带领下,迁入国立第五中学学习。
作为长子的高传纪,父亲高象九对他寄予了深切厚望,他和父亲时常有书信往来。每当高传纪在人生路上感到迷茫、困惑的时候,父亲总会及时指点、引导。在父亲的不断鼓励、指导下,他刻苦学习,广泛阅读进步书籍,在学校这所大熔炉里,很快成长起来。1938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送别去前线的同学时说道:“在今天,我坚定了铁的意志:打回老家去。再会吧,在前线上,民族已到生死关头,抗战已到紧要时候,怕什么流血,说什么牺牲。朋友,让我们再会吧,在敌人的后方——游击队里。”
1939年5月底,高传纪与几位进步青年赶赴延安。出发前,他们去当铺卖掉了平时使用的被褥和棉衣,用换来的钱作路费。当他们到达陕西枸邑(今旬邑)县城以北职田镇陕北公学时,由于天气寒冷,路费也没有了,只好暂时住了下来,高传纪被安排在陕北公学53队。他们边学习,边为赴延安做准备。
直到10月份,他们取道陕北苏区米脂、葭县(今陕西佳县),渡黄河,“凭着两条腿,背着行李,走了三千多里”,到达河北阜平城南庄。这里是刚刚成立的华北联合大学,高传纪在华北联大社会科学部,担任绘画、通讯工作。
1942年,高传纪积极请求到一线最艰苦的地方去。他的一腔热血得到了学校的批准,被派到当时斗争形势最严峻、最残酷的平北地区。同年10月,被任命为龙赤县(龙关、赤城联合县)第四区区委书记。1943年4月,他在到各村组织抗日斗争时不幸被捕。入狱后,日军威迫他投降,面对敌人的刺刀,遭受着种种酷刑,他不畏惧、不屈服,凶恶的敌人放出狼狗,将他活活咬死。高传纪牺牲时,年仅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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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投身统战抗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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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陪都重庆 奔赴山东前线
1939年春,高象九来到重庆,拜见了冯玉祥将军。这次在重庆相见,倍感亲切。当冯玉祥得知高象九尚无去处时,就热情地把他留在了自己的公馆,还担心他无事可做住着不安心,就安排他做接待工作,接待来访的亲朋好友、教师和学生,帮他们解决一些求职、升学、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时达半年之久。
在这里,高象九结识了共产党的一些高层领导。受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等人的影响,高象九多次参加由东北救亡总会党团书记于毅夫、八路军办事处徐冰和臧运远、《时事新报》主笔张友渔等人组织的“华北文化界座谈会”的活动,讨论抗战等问题,高象九由此了解了更多的国内局势。
1939年冬,冯玉祥拟派支应遴到山东敌后工作,高象九一同前往,协助工作。冯玉祥介绍他们两人,到李济琛负责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处,参加对山东游击队的校阅组,支应遴任少将主任,高象九为中校委员。
赴鲁之前,冯玉祥问高象九:“你还不是党员吧?”高象九答:“国民党名声不好,我不想参加。”冯玉祥说:“国民党人都不好吗?你看我怎么样?”高象九答:“先生爱国爱民,当然是好人。”冯玉祥说:“不是国民党员,参加战地党政委员会工作不相宜,就参加上咱们一块干吧!”就这样,由冯玉祥介绍,高象九加入了国民党。
出发前,高象九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作别,办事处的王梓木接待并引荐,与办事处军事组负责人叶剑英见面,一同到一心饭店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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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阅游击纵队 阻止摩擦事件
1939年4月,抗日爱国将领、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将山东各游击部队统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张里元、厉文礼、秦启荣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司令。1940年初,支应遴、高象九一行到达安丘山区于学忠的司令部,先后对鲁苏战区所辖三个纵队进行校阅。
这期间,高象九到鲁南革命根据地见到了老朋友李澄之、李竹如、杨希文、路雨亭等,约见了省立第一乡师、省立九中的一些学生,见到了久别的参加革命的两个侄子。交谈中,高象九了解了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事迹,很受鼓舞。
高象九受到了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接见。在一次干部大会上,纵队政委朱瑞作形势报告时特意介绍了高象九,并请他作了演讲。高象九形象地把“国统区”比做严寒的冬天,把革命根据地比做花红柳绿的春天。后来,这份演讲稿以“这里是春天”为题在《大众日报》刊出。
1939年夏,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张里元的第一纵队不断袭击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制造摩擦和流血事件。高象九受派与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杨希文去做张里元的工作。他们刚到河边靠近第一纵队防地,国民党部队就开枪射击,险被击中。经过几次喊话,张里元部下才停止射击,但只允许一人过去。
高象九带领师生流亡期间,在临沂曾与张里元有过接触。那时,张里元作为山东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给师生讲过话,并且对师生的爱国行动还是积极支持的。鉴于此,高象九提出,自己独身去见张里元,杨希文等原地等候。一连几天,高象九苦口婆心劝说,张里元终于答应停止敌对行动。张里元率部南撤至郯城、邳县、宿迁一带,与日军周旋。
在山东校阅完毕后,高象九接受重托,携带一宗重要文件、信件回重庆复命,其中有山东解放区中苏友协向全国中苏友协的备案文件、中共山东分局宣传科长路万美给郭沫若的信、山东省参议长范明枢向冯玉祥报告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情况的信,以及根据地一些工作人员的私人信件。徐向前签发通行证,高象九经过皖北新四军防地,顺利回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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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重庆甘肃 一直支持抗战
高象九回到重庆后,八路军办事处邀请他给全体工作人员作报告。在军事组负责人叶剑英主持下,高象九作了以山东“国民党游击区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解放区军民一家、共同抗战”为主要内容的形势报告,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会后,周恩来接见并宴请了高象九。
在重庆,高象九仍旧在冯玉祥公馆协助工作近半年。1941年6月,冯玉祥推荐高象九到重庆水利委员会工作,之后,高象九又先后任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师兼生活指导组主任、中央银行行员子弟学校校长等。
高象九在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期间,学校中进步思想与保守思想的学生之间斗争很明显。他们利用各自所办墙报、画报进行宣传和斗争。高象九始终站在进步学生方面,尽最大努力给予支持和鼓励。高象九与校长陈之佛商量,时常邀请社会贤达名流,如冯玉祥、姚雪垠等到校演讲,鞭挞时弊,宣传抗日,激励学生们的爱国热忱。
1943年11月,在冯玉祥引荐下,经三青团中央秘书处处长宋志伊介绍,高象九到兰州担任三青团甘肃支团部监察会书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高象九辞职回到重庆,仍住在冯玉祥处。
这期间,高象九推荐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毕业的郝石林担任冯玉祥的画师。郝石林在回忆录中记道,“一天,高象九先生(冯将军好友)找校长,即恩师潘天寿先生,推荐我去冯玉祥将军公馆,接替赵望云辅导冯学习绘画的工作”,“高象九主任在领我来的路上,简要地介绍了冯将军的喜好,反复讲了我的工作内容和注意事项。他叮嘱道:‘冯将军非常喜欢绘画。如果将军留下你,让你辅导他画画,你一定要珍惜机会,好好去做。和这么有名的将军相处,这是你的福分。’”
高象九与冯玉祥结交20多年,感情深厚。1948年9月1日,从美国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的冯玉祥因轮船失火遇难,高象九闻耗悲痛万分。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骨灰安葬仪式在泰山举行,高象九怀着沉痛与敬仰的心情参加了安葬式,为这位可敬的将军、师长、挚友送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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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签发回乡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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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进步活动 宣传中共政策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历时22天的政协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及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与斗争下,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国民党承认党派存在的合法性和各党派的平等地位,确定了民主改革的总方向。
山东大学校长李澄之以中共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政协会议。高象九与李澄之是老朋友,两人在远离家乡的重庆相遇,倍感亲切,共同的理想、追求,使两人有着说不完的话。
李澄之在重庆的这段时间,高象九积极联系山东籍的进步人士,在永利银行为李澄之举行了欢迎大会,并请他作演讲,介绍其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真实地讲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山东各民主党派、各阶级、各阶层、广大民众齐心抗御外侮的伟大战果。演讲中,还积极宣传共产党的各项民主政策和团结建国的方针。之后,又通过复旦大学(当时复旦大学在重庆)学生董凤祥,联络部分进步学生,请李澄之报告山东解放区的情况。
会议闭幕后,参加会议的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介绍,高象九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会后不久,国民党撕毁协议,发动内战。在反对镇压民主的运动中,高象九多次参加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进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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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回到潍县 从事善后救济
1946年5月初,高象九随同冯玉祥乘船由重庆抵达南京。同时,李澄之随中共代表团也迁至南京。抗战八年,高象九远离家乡,无时不牵挂在潍县的妻儿老小。在南京的日子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越来越强烈,决定返回潍县。
归心似箭,高象九计划乘津浦路火车到达济南,再换乘胶济线火车到潍县,路途中要通过山东解放区。高象九思虑再三,向李澄之求助。李澄之的夫人隋灵璧为中共代表团政治委员会委员,两人爽快地答应了高象九的请求。
1946年7月,高象九的申请递交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齐燕铭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不长时间,周恩来签署的通行证送到了高象九手中。通行证全文如下:“兹有高象九先生自 经 至济南,路过解放区时,希沿途各机关、各部队予以保护及便利。此证。周恩来(印)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印)。”
这本具有特殊意义的通行证,高象九生前于1977年2月捐赠中国革命博物馆。通行证复制件及中国革命博物馆收据,由高象九女儿高云收藏。
高象九携带中共代表团的通行证,告别了冯玉祥将军,踏上了回家的路。归途中,因想看一看抗战胜利后祖国各地的变化,他临时改变了返程路线,未直接回济南,而是由南京绕道上海,后乘船到青岛,再从青岛回潍县老家。
高象九到青岛下船后,在南海岸巧遇老朋友、原西北公路局局长孙继丁。孙继丁看到多年没见的老朋友,只身一人,一件随身行李也没带,唯一的一个背包里,只有一个茶杯、一条毛巾、几件旧衣服。
在抗战胜利、国民党贪腐成性的年月,高象九一人在外,为革命辛劳奔波多年,今日回归故里,怎么什么家当也没有呢?孙继丁不能理解。当问起高象九过去的工作和生活,了解了他的境况时,孙继丁的同情、崇敬之心油然而生。
孙继丁觉得,老朋友这样两手空空回家,对不起在家翘首以盼的家人。于是就送给高象九两块绸布、一个被面,让他回家时好给大人、孩子有个交代,并关切地说道:“你回到家里,没有工作,没法养家,我已在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干副署长,潍县的第五工作队队长才辞了职,你若要去干这个差事,既有薪俸,又能照顾家,岂不一举两得?”高象九答应了这一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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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怀疑责难 离乡赶赴济南
鲁青救济分署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在全国设立的15个分署之一,第五工作队驻潍县城。善后救济的任务是救济难民和恢复农业、交通及工矿业。高象九回到潍县,如期上任了鲁青救济分署第五工作队队长。
在做好善后救济工作的同时,高象九了解到,潍县师资力量薄弱。出于职业习惯和强烈的责任感,高象九找到潍县县长杨绪钊,提议举办师资训练班,得到杨绪钊支持。杨绪钊担任潍县师资训练班主任,高象九任副主任,潍县教育科科长张选三任教育长。
高象九作为训练班“专题讲座”的主讲人,以“和平教育”为主题进行了演讲。高象九介绍了到上海时的所见所闻,其中讲到学生反内战、要和平,轰轰烈烈的游行场面,讲到抗战八年,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国家需要恢复建设,同室操戈打内战,任何教育是办不好的。高象九群情激昂的演讲,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极大激发了学员们的爱国热情。
三青团潍县分团部主任王明义得悉,立即跑到潍县东关国民党二十集团军司令部找司令夏楚中,说高象九在煽动青年反对政府；国民党潍县县党部的李某某也借机告状,说高象九不仅本人思想不正确,而且家中藏有共产党,他儿子就是共产党。
高象九的朋友得知,赶紧找到他,让他做好应对准备。第二天,夏楚中责令杨绪钊通知高象九去见他。见面后,夏楚中开口就问:“你过去干过什么?是不是共产党?”高象九说自己也是国民党的人,有在甘肃时三青团的委任状、中央训练团的毕业证书,夏楚中无言以对。不过,夏楚中自此对高象九产生了防备,处处搜集他反对国民政府的言行。
为了躲避夏楚中的再次责难,这年11月,高象九要求调到鲁青救济分署济南办事处,担任总务科长。因国民政府下发“救济物资”寥寥无几,总务科无事可做。高象九生活来源无法保障,女儿高慧因交不上学费,只好辍学,全家生活一度陷入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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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家园投入祖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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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专业特长 投身家乡建设
1948年4月27日,胶济铁路线上的重镇潍县解放了。家乡解放的消息,使身在济南国统区的高象九待不住了,他要立刻返回家乡。
5月,高象九装扮成商人,带着在济南上学的次子高潮、三子高洪、长女高慧,从济南东郊雇用一辆马车,越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沿途冒着两军交战的危险,几经辗转,颠簸五昼夜,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回到了千疮百孔,但处处充满欢乐祥和的潍县城。
回归故里,全家人喜不自胜,久别的大家庭又欢聚一堂。乡亲们人来人往,流连在高象九的祖屋中。他们依旧像过去一样,信任、依赖、拥戴着高象九。
市委书记徐冰、市长姚仲明亲自登门拜访,邀请高象九为建设新潍坊出力。高象九带部分学生流亡西安期间,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徐冰结识,姚仲明是高象九在济南省立一师的学生,熟人相见,分外高兴。高象九的胞侄、中共潍南县委书记高峰得知叔父已归,立刻回家探望,力邀叔父为革命事业再作贡献。
高象九置身于解放区军民一家、民主团结的新环境,激发了为家乡建设尽心出力的热情,决定为建设家乡再立新功。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他发挥教育专长,担任了潍坊市新华中学校长。
连年战乱,潍坊工商业百废待兴,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对党实行的一系列调整政策、措施存有疑虑。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好广大工商界从业人员的思想工作,组织上又任命高象九兼任大成印刷公司总经理、光华供销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
组织上如此信任,高象九深感责任重大。他积极奔走,为促进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之后,高象九又兼任潍坊市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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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赴济南慰问 宣传党的政策
济南解放后,高象九担任潍坊特别市各界慰问团总团长,组织潍坊市工商界优秀人士及教师等赴济南慰问,到各单位巡回演讲。
高象九率领各界慰问团在济南活动半个月,先后召开数十次大型和小型慰问会、座谈会,集体访问了济南市政府、警备司令部、教育局和几处较大的工厂,各成员分别访问了工、商、学界的同事、老友、同乡。成员们通过个人切身体会,将党的方针政策在潍坊的落实及潍坊的变化介绍给济南各界人士。
10月26日,在济南各界千余人参加的一次大型慰问会上,高象九介绍:“潍坊除了几个较大工厂一时尚难恢复外,所有工厂不但恢复了生产,而且有新的发展。潍坊的工商业者们体会到,谁早开业生产谁发财,谁晚开业谁吃亏。大家都体会到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的正确性、真实性和执行政策的认真严肃,不但民族资本不受侵犯,就是被蒋军拉到其军事机关的民营企业的机器,一经查明立即发还。”“国民党官员张天佐这样的人,喜欢在工厂投资当股东,刚解放时厂方不敢说,后来说了,但政府分辨得很清楚,实事求是,民股就是民股,国民党官员的股份就是国民党官员的股份,把二者严格区别开来,也决没有给企业经理扣上‘你勾结国民党官员’或‘你吸收官僚投资’之类的帽子。”
高象九以具体事例介绍了五个月来潍坊的变化,讲道:“潍县解放前,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先甜后苦。解放后,潍坊人民由疑虑重重到相信党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谁听党的话,及时复工、开业、复课,对国家人民和自己都有好处。”
慰问团在济南一个月,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欢迎,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的现身说法,使济南各界人士消除了疑虑,加快了复工、开业、复课的进程。随后,高象九又率领慰问团赴青岛进行巡讲,受到了一致好评。
在这段繁忙的日子里,高象九还承担了一些专业性的工作和社会任务,如税收评议会主任、胜利公债推行委员会主任、淮海战役支前委员会副主任,为解放不久的新潍坊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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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赴省城任职 投身祖国建设
1950年7月,高象九上任山东省民政厅副厅长。民政关系国计民生、为百姓解忧纾困,工作千头万绪,很多工作无章可循,为了尽快步入正规,高象九在新的岗位上,夜以继日地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专业人才,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高象九不辞辛劳,不惧困难,只要工作需要,就义不容辞地承担任务。1951年1月,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山东省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高象九担任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参与研究贯彻土地改革政策,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1952年10月,高象九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担任山东省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他还先后被选为省人大代表、常委,省政协委员、常委、副秘书长,民盟山东省委副主任委员。
高象九积极参政议政,为建国初期的山东建设积极出谋划策,为山东经济、民生快速恢复,做出了积极贡献。1953年,高象九参加了赴朝慰问团,赶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指战员。
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承载着人民的重托,肩负着工作责任,担当着光荣使命,高象九畅快淋漓地工作着。但当一闲下来,心里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结,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战争年月,高象九参加革命。为了民主和平,为了全中国早日解放,为了便于工作,高象九身份几经转换。而今,就是要跟着共产党,尽快把祖国建设好。在刚到省民政厅报到时,就向组织坦露了这份心情。
组织经过慎重研究,回复高象九:高象九先生是山东为数不多,且最早加入民盟的成员,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新中国刚刚成立,很多统战工作仍然需要他们,在民主党派里,发挥的作用更大。
高象九无论在任何境遇下,一生追求革命,追随共产党,信仰始终不变。加入党组织,这一愿望,陪伴了他整个人生过程,直到去世,留下终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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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勤克俭接济困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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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艰苦朴素 慷慨救助群众
解放后,高象九享受正厅级待遇(当时干部行政十级)。他的经济条件改善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却没改变,仍然十分乐善好施。上世纪六十年代,省民政厅有一名下属与他同乡,生活比较困难。下属的母亲跑到济南,两次向高象九借钱,为儿媳买缝纫机加工衣服,为儿子买自行车,高象九都倾囊相助。
省民政厅有一董姓职工家在惠民县,时常因黄河泛滥被洪水淹没,高象九每次都拿出积蓄,为这位职工家里修缮房屋、添置家产。在民政厅得到过高象九接济、资助的职工很多,以致后来很多年,他们都还念念不忘老领导的帮助,每逢过年过节都要到家里看望。
高象九平生不嗜烟酒,不喜外出交往,工作之余除照顾家庭外,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学习。对待学习、对待工作,总是孜孜不倦、任劳任怨；对待自己的生活,是那么的简单朴实,甚至近于苛刻。
高象九到省民政厅上任后,单位配发了一件表面斜纹、内里长毛皮的灰色上衣,他十分喜欢,合适的季节里,天天穿在身上,直到表面破了,领子没毛了,也没舍得丢弃,而是换了个黑色的表面,一直穿了近十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高象九找人做了一套呢子衣服,那是专门为出席重要场合准备的。穿的时间久了,表面磨起了亮光,找人拆开,把里面反过来,又穿了好多年。儿女们看着实在不能再穿了,做了一套新的给他,但他却一直没舍得穿。高象九一生所穿的衬衣,袖口都是补过的,领子都是翻过的,甚至内裤也打满了补丁。只有在参加会议、公务接待等重要场合,才会拿出没有补丁的衬衣换上。这样的装束,这样的生活习惯,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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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相濡以沫 父爱恩重如山
高象九与刘静中的婚姻始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人自小就被订下“娃娃亲”。刘静中出身于城市贫民,没有上过学,对丈夫的学业、事业没有太多的理解,只知道丈夫干的是为国家、为民众的大事。刘静中虽然出身贫苦,但绣花手艺在潍坊一带是出了名的,很多人家每遇婚嫁大事,都要提早讨要。当高象九在北京中国大学上学,经济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刘静中就利用自己绣花的手艺,挣钱供丈夫上学。妻子的付出,高象九没齿不忘。两人尽管聚少离多,但时间和距离没有冲淡夫妻感情。
高象九在济南乡师工作时,有空就赶回潍县,看望妻子儿女,并耐心教妻子识字,手把手教妻子学写自己的名字。在高象九的精心教授下,刘静中能读懂远方的来信。看到丈夫在外辛苦,为不能在身边照顾丈夫内疚,刘静中便将在家照顾好年幼的孩子,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作为精神支柱。
刘静中37岁时患了严重的类风湿病,常年的辛勤劳作,并发了心肌梗塞、肺气肿。到了晚年,她的关节僵硬,穿衣、梳头、大小便已经不能自理,常年卧床不起。
面对年长三岁的妻子,高象九呵护有加,一拿到特殊供应有限的食品,带回家收藏起来,只留给妻子；下班后立即回家,耐心细致地为她端水喂饭,按摩照顾；晚上坐在床前,给她讲一天的所见所闻和奇闻趣事。高象九的悉心照顾,使刘静中在浓浓爱意中暂时忘记了病痛,她在70岁时安详离世。
高象九对待妻子一往情深,对待子女威严中充满慈爱。每当子女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人生路上遇到困惑时,总是耐心鼓励、悉心指教；对子女们思想、言行中的错误,总是严厉指出问题所在。他经常教育子女“思想上要向上看,生活要向下比,要活得有志气,有奋斗目标。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诚恳做人,坚决跟共产党走”。
在高象九的影响下,孩子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骄人的成绩,都加入了党组织,配偶也都是中共党员,这让未能入党的高象九深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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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贵家风传承 儿女受益终生
高象九对子女一向严格要求。1950年末,一次出席在珍珠泉人民会堂举行的晚会。结束时天已很晚,高象九的司机早已等候在会场外。这时,他最疼爱的小女儿高云从会场出来,司机看到便招呼高云上车,高象九坚决不同意,高云只好怏怏地往家走。司机担心小女孩自己回家不安全,就慢慢跟着,几次欲叫高云上车,但他终究没能同意。
直到今天,身为山东省中医院教授的高云谈起这件事,仍然感慨万千:当年年少,她很不理解父亲的严厉。但后来,高家兄妹都成长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生活中的自律,在遇到困难时的坚强,在各自领域的成就,都印证了父亲给予孩子可贵的影响,使他们受益终生。
高象九长子高传纪1943年牺牲在抗日战场。次子高潮1943年与弟弟高洪参加学生抗日民主救国会。解放后高潮曾任中国电影乐团副团长等职,创作的电视剧《鹊桥仙》主题曲《难诉相思》等多部作品被人们广为传唱,在新影星花奖、电影金鸡奖、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百花奖中获得奖项。三子高洪曾任辽宁省经济委员会处长。长女高慧曾赴苏联留学,生物学博士,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次女高云曾任山东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教授、主任医师,现在仍为人们解除病痛工作着。兄妹四人的配偶均是国家高级干部,多是从事教育、科研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1973年春节,高象九的四个子女与爱人、孩子一同回到济南家中。当他们欢聚一堂,共度新春时,在省民政厅机关盛传着“高厅长一家9个大学生围在一桌吃水饺”的美谈。
1980年10月12日,高象九因突发心脏病在上海逝世,终年78岁。追悼会上,山东省党政主要领导参加了悼念仪式。高象九逝世后,学生孙启基赋诗《念恩师》,表达了晚辈对高象九的思念之情,也概括了高象九的高尚人生:“高峰秀丽,像东岳泰山。九九艳阳,好有一番春色。老松挺拔,师表贯千秋。留取丹心,芳溢黄河之滨。”
本期图片由高象九女儿高云提供
本期资料来源:高云回忆材料,郝石林、王春华、张东木等人的回忆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