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铜文化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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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带动收藏风气
西周晚期青铜器毛公鼎
陈介祺花费千两银子,买下后人称“抵得上半部《尚书》”的毛公鼎,并将其藏于家乡。此事轰动京师,也给陈氏一族带来了灾祸,朝廷令其捐出四万两军资。为保住毛公鼎,陈介祺咬牙卖掉当铺、府邸。陈介祺回乡后,专心收藏,他割地裂产,不惜重资收藏古铜印,一时间从者如云,白浪河沙滩大集竟出现了数百铜货郎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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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两俸银收宝鼎 重器秘藏莱章村
追根溯源,说起“潍县造”仿古铜,就不能不说到陈介祺和他收藏的毛公鼎。
陈介祺(1813—1884),潍县城里人,出身于官宦家庭。自幼勤奋好学,聪颖强记。青少年时期随父在京求学,甫及成年即“以诗文名都下”。清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人,十年后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广泛涉猎各种文化典籍,酷爱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他不惜巨资搜集文物,据后来统计,仅夏商周三代及秦汉古印一项就达7000余方。
清咸丰二年(1852),陈介祺以俸银千两购得毛公鼎,将其带回潍县。他将这一重器秘藏在一个叫“莱章村”的乡下小村里。莱章村是陈氏的田庄,有先人的坟墓和数百亩祭田。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出土于陕西岐山。敞口,双立耳,三蹄足。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9厘米,重34.7公斤。口饰重环纹一道,是西周宣王(前827—前782)初年贵族毛公歆所铸,故又称“歆鼎”。
毛公鼎是陈介祺从陕西大古董商人苏亿年处购得,腹内壁有铭文32行497字,为成熟时期的金文,甚为精美,整齐排列,密如星斗,铸录了宣王任命毛公歆为“冢宰”的册令全文,后人称“抵得上半部《尚书》”。毛公鼎归于陈氏后,尽管秘不示人,仅以拓片示于几位同好,但京师还是一片大哗,继前几年他收藏大丰簋(guǐ)之后,激起又一波更大的舆论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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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怀璧散家财 建宅置宝比羲皇
在莱章村安置后,陈介祺匆匆赶回京师朝廷。担心的果然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落在了头上:咸丰三年(1853),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太平军”饮马长江,陈兵天堑,东南半壁江山风雨飘摇。清朝廷仓惶应对,国库空虚。咸丰帝命前朝旧臣助捐军资,陈氏被令捐银四万两,超出其他官员的一倍之多。其中缘由盘根错节,但不能不说与毛公鼎有着蛛丝马迹的牵连。
陈介祺倾家荡产,接连卖掉开在外省的几处当铺,父亲陈官俊留下的一处府邸也咬牙卖出,捐资总算如期缴齐。事情过后,陈介祺欲哭无泪,万念俱灰于世态炎凉的官宦仕途,只有酷嗜的钟鼎彝器收藏成为他心头的安慰。
咸丰四年(1854),陈介祺借母亲病故回乡奔丧的机会,辞官回归故里。自回到潍县,他还是先住到莱章村,几年内足迹不入城市。然而,灾难在追寻着他的半生收藏,太平军北伐的部队已越过长江,步步向山东逼近,一日数警,风声鹤唳,荒野小村怎能给这些钟鼎彝器提供安全的庇护?陈介祺让留在京师的儿子卖掉那里的陈氏府邸,利用这笔银两在县城建起了一处虽不豪华却固若金汤的宅院,咸丰十年(1860)举家迁进了县城。书房里,他写下一副饱含金石意味的对联:
曾种桃花,不知汉魏；
犹存松菊,自谓羲皇。
坚固的宅院里有一处特殊的建筑“万印楼”。他割地裂产,不惜重资,开始收藏古铜印,决心让金石器伴随自己走完“羲皇上人”的一生。同治十年(1871),他得到一方佳印,大喜过望,不仅钤盖下印文,且在印文旁边题下跋语:“同治辛未三月廿二日壬子雨中,西泉弟得此于白浪河干市上。充足浑朴,汉印中之佳者。且两面有印,如此大者,箴同官印,犹不数觏也。”足见盛况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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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花翎开风气 铜货郎担数百人
风气首开,从者如云。不仅金石爱好者郭麐(lín)、王石京等文人成为陈府的座上宾,在“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白浪河沙滩大集上,一夜间出现了数不清的收破铜烂铁的货郎担,说不定钟鼎彝器与古印就在不起眼的破铜烂铁之中。风闻高门大户的“陈大花翎”(陈介祺捐军资后,咸丰帝赏其顶戴双眼花翎,民间俗称其为“陈大花翎”)家曾以数百两银子买下一方汉朝皇帝妃子赵飞燕的玉印,对于市井小贩,这是一个诱人的天文数字。
后来,陈介祺向诸城、高密方面的同好友人写信说:“白浪河市铜担增至数百,几无遗古。今其能者俱将就东食,若归同好,得佳拓于愿足矣。”白浪河沙滩大集上的铜货郎担有数百人之多,古铜器差不多被收罗殆尽。如今有经验的将东去你们那里寻找饭碗,如果得到珍品,送我一张上好的拓片也会是心愿上的满足了。
历史的发展有着说不清的幸与不幸,毛公鼎引来的风风雨雨,对于陈介祺来说有着人生的不幸。然而,它首开风气,仿古铜这样一枝民间文化艺术的奇葩落地生根,以至于后来绽放出灿烂的艺术花蕾,对于古老的潍县,实在是莫大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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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伦子母印名动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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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陈介祺慨叹“遗古”几近被搜罗殆尽的时候,另一位仿古铜文化史上的“开山”式人物——胥伦出现了,确切地说,“仿字”就是从他这里开始的。他的拔蜡法虽逃不过陈介祺的法眼,但其“子母套印”却令陈介祺震惊。受陈氏所藏三代彝器的耳濡目染,几年后,胥伦技艺大进,北上京师,成为不少金石大家的座上宾,并为慈禧太后制作了“六十甲子”的子母套印寿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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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蜡法仿古铜印 布衣胥伦技高超
胥伦,具体生卒年月不详。《潍县志稿·人物·艺术》有传:“号芰堂,胥家庄(今潍城区西关街道胥家村)人。少游陈介祺之门,尽见所藏三代彝器,遂精铁笔。晚年挟技游京师,王文敏为之延誉,盛祭酒昱亦激赏之。”
所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胥伦运用精巧的手艺,找来蜡块作成模型,以沙土围住,以温火炙烤。随着加温,蜡汁流出来,铜汁倒进去,稍加做锈,活脱脱一方古铜印制好。后世称这样的仿制技术为“拔蜡法”。
“拔蜡法”赝品虽瞒不过陈介祺的眼睛,可他见到“布衣”胥伦的作品时,仍然惊喜。像拉小抽屉似的,胥伦在自己制成的那方铜印上拉出了一方小印来,瞬间,在另一侧又拉出了一方。
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潍县仿古铜“子母套印”。
在民间,还有着更为神奇的传说:陈介祺购一六朝佛像,遗憾的是没有像座。胥伦暗中度量尺码,按佛像的风格制佛座,使一村妇以高价卖于陈家,陈得配座甚喜。后陈介祺请胥论前去,很高兴地把佛座拿给他看,胥伦看后,便从囊中取出另一相同像座,笑着对陈介祺说:“我再送你一个,你看如何?”陈介祺恍然大悟,才知高价所购,即胥伦所制。感叹胥伦设计新颖,构思奇妙,巧夺天工。
初见到陈介祺时,胥伦的仿古铜印技艺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陈介祺在给金石好友写信时曾多次提及:“敝邑一胥姓,其刻印能胜厂中(指北京琉璃厂)常行者而有出入。”“胥印可者尚妥,而不能作篆,刀亦弱,不可久交,甚可惜。”然而,受陈氏所藏三代彝器的耳濡目染,几年后,胥伦技艺大进。在陈介祺的游扬之下,一路春风,北上京师,成为王懿荣、盛昱等金石大家的座上宾,为其制作的仿古铜印,被名满京师的文人雅士所激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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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山人名动京师 慈禧六十寿辰献礼
盛昱(1850—1899),满洲八旗贵族子弟,爱新觉罗氏,字伯熙,名噪一时的饱学之士。光绪二年(1876)进士,先后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国子监祭酒等职。性喜典籍。收藏珍稀版本可谓汗牛充栋,藏书钤印有“圣清宗室盛昱伯熙”“伯羲父”“宗室文悫(què)公家世藏”等多种。
王懿荣(1845—1900),字廉生,山东省福山县人。为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三为国子监祭酒。泛涉书史,酷嗜金石,撰有《汉石存目》《古泉选》《南北朝存石目》《福山金石志》等。陈介祺金石密友。与翁同龢(hé)、徐郙(fǔ)、潘祖荫、吴大澄、罗振玉、刘鹗等鉴藏家和学者交流密切。慈禧御笔作画,时命其题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偕夫人与儿媳投井殉节,朝廷予其谥号“文敏”。
这就是《潍县志稿·人物》胥伦条下所记的“王文敏”“盛祭酒昱”。据有关资料记载,后来他们雅玩的印章大部分出自胥伦之手。潍县“不能作篆”的“敝邑一胥姓”一跃登上大雅之堂,举家迁往北京,时有“胥山人”之称。
光绪二十年(1894),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京师轰动,朝廷大臣纷纷搜求奇珍异宝进献。有达官显宦慕“胥山人”之名找上门来。胥伦匠心独运,制出一件“六十甲子”的子母套印,母印的印纽上端坐着观世音菩萨,眉眼间却毕肖西洋画师郎世宁为慈禧所绘画像的神色。如老蚌怀珠,母印怀抱里,整整子印六十枚,子印细小的印纽上,颐和园里的十二兽首全在上面了。进献后,慈禧太后乐得满面春风。
潍县的仿古铜制印一时名噪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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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古铜后继有人 胥伦之子继承家传
经过了一段声誉鹊起的火红日子,胥伦消失了。在车水马龙的京华之地,没有谁再追寻到这位潍县人的背影,只有在家乡的地方志书里,还留有他零星的人生足迹。
然而,仿古铜却没有忘记这位艺术道路上的先行者。
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潍县城早已更名为潍坊市,市博物馆忽然收到一封北京来信,并随信寄来一枚仿古铜印章。信是原籍潍县的家乡赤子陈秉忱寄来的。
陈秉忱(1903—1986),潍县城里(今潍城区)人,原名陈文璘,字邠(bīn)臣或邠丞,参加革命后改名秉忱。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的曾孙。他自青年时期便思想进步,1937年参加潍县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奔赴延安。他长期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工作。“文革”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顾问、毛主席图书管理小组负责人。1986年在北京逝世。
陈秉忱秉承家学,热爱收藏,书法绘画艺术造诣深厚。全国解放后,他曾返往家乡,说服动员家人将几代珍藏的曾伯霖簠(fǔ)、大丰簋等钟鼎重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秉忱在北京琉璃厂发现一枚潍县仿古铜制印。这样的铜印,陈秉忱本是司空见惯的。这次发现却让他惊喜不已,铜印的制作者竟然是胥伯元。胥伯元是仿古铜先行者胥伦的儿子。
仿古铜并没有随着胥伦的离开而消失,它依然在古都北京长时间流传着,经过历史千回百折的检验,成为登上了文化殿堂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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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巧匠可拓“蝉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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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家刘喜海、陕西大古董商苏亿年、拓技高超的陈畯几位同道好友相继离世,陈介祺不胜凄凉,而生活也不如意。不过他在潍县亲传拓技,潍县“蝉翼拓”使得拓片广为流散,推动了仿古铜艺术的发展。从一张蝉翼拓开始,经几代人艰苦探索,潍县仿古铜工艺艰难成长着,至清代后期,所出工艺品已负盛名,成为了让远近古董商和收藏家视为畏途的“潍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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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道好友先后离世 生活拮据捉襟见肘
在陈介祺开拓的漫漫金石收藏道路上,几位同道好友先他而去,离开了人间。泉壤阻隔,生离死别,知音不再,让他感到不胜凄凉。先是咸丰二年(1852),金石好友刘喜海在故乡诸城撒手人寰。由于意气相投,陈介祺早就与他“定交忘年”,当刘喜海收藏了珍贵的虢季子白盘时,第一个给陈介祺寄来了一张拓片。回到潍县后不久,陕西大古董商苏亿年走了。此人目光敏锐,可明辨真伪,在送来毛公鼎之后,又帮助陈介祺收藏了大丰簋等重器。噩耗传来,陈介祺良久无语,几年后还写信谆谆关照苏亿年的胞弟苏兆年好自为之,善为经营,牢记自己才力目光“不及乃兄”。
其实,陈介祺自己过得也并不如意。几年中,长子和夫人相继离世不说,不吝重资的收藏又使他陷入捉襟见肘的拮据之中。但他咬定青山,矢志不移。他常常想起刘喜海相赠虢季子白盘拓片的往事。真器秘不示人,原汁原味的拓片也可相赠同好,以便奇器共欣赏,疑义相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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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畯住进翰林府第 与陈介祺亦师亦友
陈畯,江苏海盐人,字粟园。又是一个像胥伦那样挟技游京华、为“稻粱谋”的小人物。小小“工匠”是难以登上大雅典籍的,历史倒是把他留在了古老潍县的一个市井传说里。
据说陈畯挟技来到京师的当年,一位喜好附庸风雅的王公贵族请他去拓一件他珍藏的青铜古玩。见陈畯麻衣布履,多有不恭。不知怎么就戳疼了这位工匠的自尊神经,陈畯拂袖而去,连完成的拓片也带走了。主人极度懊丧,亲自登门“负荆”。这下不打紧,陈畯把拓片拿出来了。在软塌塌的棉纸上,他又拓出了另一张拓片来。还未等回过神来,陈畯三把两把将拓片撕碎,两拓片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雪花”。
陈畯住进了翰林学士的北京府第,与39岁的陈介祺亦师亦友。按照约定,他是来帮助陈介祺拓印《簠斋印集》的。长卷浩浩,从桃花盛开直至菊黄蟹肥,陈畯还留在府第里。惺惺相惜,趣味相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拿手绝活,锦上添花。
可陈畯不幸作古而去,致使多少年后,在写给友人的信札中,陈介祺每每发出这样的感慨:“尊斋似须延一能拓字之友。归来每遇此等事,辄追念粟园不置。”“拓友有它事或不妥而它之。印泥半年未作,成莫助之叹。追忆粟园,岂可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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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亲传拓技 推动仿古铜发展
随着陈介祺的回乡,传拓的墨韵雅香也流到了潍县。陈介祺要组织人工制作拓片。他亲自传授:墨必佳,拓必精,不精则字失神,不佳则不耐久。以特制胶水上纸,未干先上墨一次,以不走墨为准,不可接拓；使墨浸字内或透纸背,干后再上浓墨数次乃能光彩。以墨为主,兼及银青、赭红,色紫透红,更为古雅。布包秕谷,墨浸谷隙,轻扑轻捶,墨如麻点织线,拓片状如蝉翼。在他的监制和亲自传授下,李贻功叔侄(侄子李泽庚)、陈子振、徐凤岐、吕守业等一批传拓巧匠脱颖而出。这就是后来的潍县“蝉翼拓”,意为连透亮蝉翼上的黑丝纹都能活脱脱地拓在纸上。
歪打正着,拓片的广为流散,推动了仿古铜的发展。潍县城曾以“双城”著称,白浪河穿城而过,分作城里和东关。东关又称“东关圩”。城里是达官贵人所居,东关则是贩夫走卒相聚之处。“毛公鼎”之类的原件贩夫走卒们是难得一见的,然而,挣扎的生活也磋磨出智慧。凭着逼真的拓片,他们制作出可以乱真的仿古铜彝器。当然也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据传,第一个做赝品的刘学诗是东关人,因智慧机巧,人称“刘小鬼”。陈介祺曾专有评论:“刘学诗吾同邑,从东武窃观燕庭旧藏而仿之,技颇乱真,谲而有定见,此所以为‘小鬼’与?”在丰厚利诱下,潍县仿古铜首先从东关发展起来。
1960年版的《潍坊市志》记载:“清道光末年,金石学家陈介祺收藏各种古铜器,仿古铜艺人刘学诗经常与其往来,并模仿制造古印。后来李汝颜、胡延贞钻研仿制钟、鼎等大型器皿,很受古玩爱好者赞许。”而早于它的《潍县志稿》却这样记载:“仿铸古铜始于东关李姓,所仿三代秦汉葬器,佳者可以乱真。”
商承祚,一代古文字大家。1933年,他的力著《古代彝器伪字研究》见诸《金陵学报》,文中介绍了全国16位仿彝器高手,潍县占据了10位。文中写道:李玉彬、李玉堂是兄弟俩,玉堂号瑞文,刻的字比玉彬好……胡延贞是个麻子,为了不与济南同行业的胡麻子相混,行里人都叫他“潍县胡麻子”。这就是东关圩的胡家和李家。
从一张蝉翼拓开始,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探索,潍县的仿古铜工艺艰难成长着,至清后期,所出工艺品已负盛名,成为让远近古董商和收藏家视为畏途的“潍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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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造”难倒潘祖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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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尚书潘祖荫酷嗜金石,精鉴独具眼力,被誉为“神眼”。他在面对掌库太监送来的铜鼎时却犯了难,众高手也难辨真伪,门生王懿荣献计,问此鼎是否来自潍县,由此吓退太监。传说或许有演绎成分,但历史资料记载潘祖荫确实看走眼过,收了一件潍县艺人仿制的赝品,可见潍县仿古铜技艺之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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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酷嗜金石 太后称其“神眼”
这是一个在民间流传的故事。
京城里的工部尚书潘祖荫是位十分了得的人物。他家学源远流长,祖父潘世恩是一代状元,曾为朝廷大学士,父亲潘曾绶是内阁侍读学士。他自小居住在京城,咸丰十二年(1862),这位小字“凤笙”的江南少年初入科场,便一举成为殿试一甲第三名的探花,此后,行走南书房近四十年。满腹经纶,“才子”之名,誉满九城。
潘祖荫酷嗜金石,精鉴独具眼力。
自乾隆后,皇宫中重视三代彝器为国宝。每有进献,垂帘听政的西太后便会问起:“潘祖荫是否看过。”当内臣回答已经潘学士鉴定,太后便一锤定音:“他这样的神眼看过了,怎么会是假的,收下就是了。”自此潘祖荫有了“潘神眼”的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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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库太监送来铜鼎 资料不足难辨真伪
“神眼”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潘祖荫遇上难题了。
宫里的一位掌库太监深夜拜会,抖开包袱,是一件锈色裹体的铜鼎。掌库太监请尚书大人一定要惠赐法眼,以辨真伪。“内相”大人答应重器权且留在府上,三天为限,然后拱手告辞。
第二天的书房里,包袱揭去,彝器立在了矮几上。
这是一尊小型铜鼎。立耳、方唇、浅腹、圆底。下置三个龙形的扁形足,宽而薄。足内外两侧都是繁密而遒劲的龙纹,龙尾斜卷成落地状,把整个器物支撑出了定鼎天下的气势。腹部长鼻兽纹缠绕,又显示着此器的尊贵不凡。
扁足鼎,分明是商代晚期物。对于这种带扁足的鼎,潘祖荫只在宋人的典籍记载里读到过,至于真器,连一张拓片都还没有见到。流传存亡的扑朔迷离,更显示了器物的举世难得。
潘祖荫深思了几日,密请几位同好高手共同鉴别。高手们见到这只扁足鼎,皆为之瞠目。听明尚书大人的邀请之意后,有人主张从鼎上的铭文入手,古真器铭文浑朴自然,字下锈迹入根,无矫揉造作之气。可遍观鼎体,只找出一个似像非像的“癸”字,锈迹入根不入根是无法断定了。有人走上去轻弹了一下。古器敲击声真者韵流长远,伪器短促有声无音。轻轻叩击上去,那鼎铿然有声,给出了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还有的索性把鼎捧入双手,轻轻掂放,真者轻,伪者沉,这是彝器收藏行家里手的经验之谈,可怎样为轻,怎样为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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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生献计吓退太监 潍县仿制工艺高超
为难时刻,倒是潘祖荫的门生王懿荣给他出了个主意:“当再来取鼎时,你一口咬定这鼎是从潍县得来的,真伪立刻就会辨别明白。”
三天过去,宫中太监如约找上门。
泡茶待客,一脸微笑,潘祖荫悠悠问道:“请问公公,宝器可是从山东潍县方面得来?”太监闻听脸色大变,心中暗暗叫苦,落荒而逃,连那只扁足鼎也忘了带走。事后还对人说:“这‘潘神眼’真是神眼,连来自什么地方都看出来了。”
王懿荣住进了老师的府第,伴着扁足鼎在书房里几天不出来。当潘祖荫再走进去的时候,他开口说话了:“此鼎不假!”
“不是仿制?”潘祖荫瞪大了眼睛。
“以伪仿伪,焉能为假?”王懿荣笑着说。他条分缕析,一一道来,指出了鼎上的破绽:有一足上龙爪故意做成了带蹼的雁爪。“雁”“赝”通假,许叔重(许慎,字叔重,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编撰有《说文解字》)的文字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显然,这一足是从汉代的雁足灯而来的。
东窗事发,原来太监是从宫中偷出一册《西清古鉴》,从来京的潍县老客手上换来了这件铜器。这一套乾隆秘本《西清古鉴》,著录了清代宫廷所藏的古代青铜器,由大臣梁诗正奉旨率翰林院众学士纂修,历时两年才完成。一千余件出土重器按器成图,毫厘不差,就算是其中一册也千金难求,况且宫中之物,事关身家性命,聪明的潍县商人留下了后手:谁说是彝器?分明是一件玩意儿。这个聪明的商人肯定是见过雁足灯,甚至是读过了许慎的《说文解字》。
一张毛公鼎的“蝉翼拓”是不够的。为买下《西清古鉴》,为买下全套的《宣和博古图》,潍县仿古铜艺人能一咬牙卖掉房子。这样的书籍是他们这行里的“衣食父母”。
故事也许是后人杜撰的,但历史资料确有记载:潘祖荫看走了眼,收藏过潍县艺人仿做的赝品。
时间的脚步走过潍县,走进今天的潍坊市博物馆,钟鼎盘觚,锈迹斑驳,剑戈武乐,秋风铁马,镜铭幽光,货泉如珍。雁行灯阵,流淌的就是仿铜器故事长河。现代学者研究发现,陈侯钟就曾经被潍县人仿制过。原钟铭文四周有裂痕,潍县艺人把铸成的素鼎打破,照原钟铭文刻制,重新入炉冶焊,如此精细,可谓殚精竭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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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笔钢骨金石慰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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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人生经历,让韩秀岐、郭麐成为密友,上京为幕僚不能施展才能,在故乡潍县,二人同把金石研究创作作为人生志趣。韩秀岐为陈介祺亡妻篆刻铭文；郭麐著有《潍县金石志》皇皇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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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岐京师落魄回乡 为陈介祺妻墓刻铭文
诗人有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当然,在陈介祺开拓的潍县金石学中,也有洁身自好、任沧浪之水浊清者,他们以铁笔挺直了自己的文化脊梁。毕竟,钟鼎彝器负载着的是泱泱中华民族的天地正气。
韩秀岐,潍县城里东关人,字息周。由于资料缺乏,今天已经很难断定他是否进过科场。但历史留存下的只言片语证明,这位学富五车的“韩生”确实是当过一段幕客。他熟谙历史掌故,精擅铁笔篆刻,连陈介祺也早闻其名。他也许曾一时赢得了幕主的欢心,但骨子里却是天生“自知脾性难谐俗”的,韩秀岐终弃幕主而去,回到了潍县。
起因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韩秀岐随幕主来到繁华的京师,帝辇之下,灯红酒绿。或许是幕主雅兴大发,也或许是有意撩逗这位坐怀不乱“老夫子”的铁石心肠,他遍请都下名妓,觥筹交错的宴集上,隔席送钩,眉目传情,直至月上柳梢。一番戏谑之后,幕主突然借故离去,宾客们也都挤眉弄眼地退出了酒席,使妓女与韩秀岐独处在一室。客去留髡(kūn),韩秀岐突然醒悟:这是一场恶意的戏弄,自己名为幕客,实是别人掌上的玩偶。但人地生疏,怎样走出这尴尬的境地?气不打一处来,他坐上一张矮榻,齁鼾如雷,整个旅舍都被他吵得扰攘翻天。
以谑还谑,幕主脸面全无,愠怒在心。韩秀岐不辞而别。
这一次京师之行,韩秀岐留下了莫大的遗憾,错失了梦寐以求看到《石鼓文》的机会。为此耿耿于怀,回到潍县后,再次跋涉京师。长途往返,几十两银子全做了盘缠,他只得卖掉了乡下的几亩薄田,使他一贫如洗。后来,索性改字“息舟”,闭门谢客。任命运之舟在世俗的河流上漂荡。
同治十年,陈介祺宅院的大门上挂起了哀幡,他的妻子李氏撒手人寰,弃他而去。四十载人生风雨,相濡以沫,宦海沉浮,不离不弃,59岁的陈介祺痛当何如?找人铸起厚铜板,盖在夫人的墓穴上。铭文是必须找一高手篆刻的。这时,他想起了韩秀岐。
韩秀岐却迟迟不至。东关圩与陈家只有一河之隔,却如同天涯。几番周折,他找到了昌乐县一位叫阎雨帆的人从中托求,韩秀岐这才出现在陈家。韩秀岐到来之后,直奔近前,力透铜背,刻罢大汗淋漓,未踏进客厅半步,即扬长而去。陈家人备以重礼,送到了韩秀岐的“蜗居”里,甚至答应请其再到陈宅,赠送田亩相周济。
韩秀岐一揖长谢,无语送客。哀伤中的陈介祺大为感慨。夫人的丧仪结束,他挥毫写下一副“踽凉齐饿者 俎豆古遗民”的对联,赠予了韩秀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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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遍大江南北落拓归乡 郭麐著《潍县金石志》
郭麐,字子嘉,号“望三”,潍县城里人。祖父郭启翼为进士,有《翠松堂印集》传世。“幼承家学,精六书,癖金石文字”。同韩秀岐一样,有一段幕客的人生经历,遍游大江南北,世事多变,中年落拓归来。自此“埋首穷乡,不与世接。种瓜剜菜之暇,亟思搜罗邑中文献于荒冢破寺间”。“自居乡后,不入城市者六七年,绅富戚族之门阈,内外无履迹也。独于考证篆籀、辨别碑版真伪,时一诣陈介祺家”。埋首乡间,拘于力十数年,编出了一部记载乡邦金石的大书,请教于陈介祺。这就是后来的《潍县金石志》。皇皇巨著,传流乡邦,后来,郭麐在《潍县金石志自序》中这样写道:“十数年来仅积有九十余种,稍加编次。己巳就正于陈斋太史。”“既为订其疏略,复欣然以所藏邑邑中金石属海丰张君子达尽拓相付。并嘱同里王西泉、魏新斋、陈孟五益共事采访,又续得若干种。与斋次子九兰及小儿参释其文。”
光绪初年,江南人汪鸣銮以户部侍郎衔视学山东,慕郭氏之名,亲至其家以探虚实,早起过访,相谈大为投机,不觉日已西斜。留下银两周济贫穷,坚决拒绝,许为“请奖显秩”,不为所动。直至答应为其出资刊印金石志诸书,郭氏才泪水涌出,一躬到地。
又是一位“踽凉齐饿者”!
韩、郭结为密友 均于贫困灾荒中凄惨离世
谁都不知道命运的船只会怎样漂流。汪鸣銮只因在酒宴上说了几句醉话:“信口妄言,迹近离间!”不知此话如何传到了慈禧耳朵里,她勃然作色,轻巧一道懿旨,汪鸣銮被贬回江南故乡,“永不叙用”。郭麐落进了半床书影,明月在天,欲哭无泪的境地。
差不多的人生经历,使韩秀岐与郭麐结为了密友。
一次,韩秀岐去看望郭麐,草草杯盘,共话平生,荧荧灯火,知音相对,不觉荒村中已传来喔喔鸡啼。悲从中来,郭麐陡然站起,击节而歌:“文章道义相切磋,太行可移交不变。今日之日竟如此,昨日之日可知矣。白璧黄金倘再来,依然名声动闾里。吁嗟哉,浮世悠悠谁是耐久交,乘马戴立不相抛。不相抛,得一韩生亦足豪!”
白璧黄金终于没有再来,韩秀岐死了,潍县大灾荒的年头,只得买豆皮充饥,粗粝难咽的食物夺去了他的生命。
郭麐死了,“捻军”来潍的兵荒马乱中,他先是失去了儿子和老妻,后杨峡别墅也被分割卖给了乡人,他只得到妹妹家寄居,妹妹又先他而去,一岁三哭,死神怎不向着暮年的诗人招手?
他们像陈介祺一样,把自己的精神世界献给了金石钟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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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承霖修复两尊国宝
铸客大鼎
后母戊鼎
安徽出土的铸客大鼎和河南出土的后母戊鼎,体型硕大,前者重达400余公斤,后者重达800余公斤。出土在战争年代的两只大鼎在运输中经历了种种坎坷,打开木箱后已残缺不全。在潍县修鼎高手潘承霖的手中,这两只大鼎被修复得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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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孤堆”挖出铸客大鼎
1954年,安徽文博部门的专家们前来潍坊,寻访一个叫潘承霖的人。
1933年,安徽省寿县发生大灾荒,连续几年大旱,土地干裂,庄稼颗粒无收。朱家集村外面有接连不断的高大墓冢,最大的高出地面一丈多,荒草纷披地绵延了半里路,村人称其“李三孤堆”。朱鸿初从古老的地方志书上读到,“李三孤堆”是战国时期楚国王侯的坟墓。他召集乡人说,“李三孤堆”能帮助大伙度过饥荒。乡人恍然大悟:这是要盗墓,哪是三两个人可以完成的?何况是这样的大墓冢。朱鸿初专门从河南安阳请来相墓的“墓师”。在“墓师”指点和带领下,乡人扛起锨镢,蜂拥而去。
挖到六七丈深时,“咔嚓”一声,锨镢碰到了硕大的墓椁上。惊呼声中,大量古铜器出现在阳光下,锈迹斑驳。上海大古董商闻讯纷至沓来,车轮把乡间小路碾成了沟。
寿县遂派警察局的人荷枪实弹赶到,封堵被挖开的墓口,严令追回被卖的铜器。“铸客大鼎”就出现在这批被追回的铜器中,重400余公斤。考古专家断定:它来自公元前228年楚国幽王熊悍的墓葬。经古文字专家考证,铭文有两字可辨认:“铸客”。
大鼎在安庆市的文物仓库里暂时安放了3个年头,北京卢沟桥响起了冲天炮声,日寇入侵,风声鹤唳。
手无寸铁的文物专家们惶急装箱启运,要将大鼎沿水路运往抗战大后方重庆。大炮在地上追赶,飞机在天上跟踪,运至安徽江西交界处时,船被一道水上大坝的封锁线挡住了,只得改道陆路。人手有限,哪抬得动?人们喊着号子,大汗淋漓,撬动木箱使其翻滚着前进,终于将其装上汽车。
来到重庆,大鼎存放在瑞典人安特生家中。抗战胜利后,大鼎辗转被送去南京。国民党政府本打算把它运往台湾,未来得及,解放军的冲锋号声已在南京响起。
大鼎回到安徽省的文博部门。打开木箱,在场的人目瞪口呆,大鼎伤痕累累,两只鼎足和一只器耳断裂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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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找到修鼎高手潘承霖
修鼎之人何在?专家们一时束手无策。有人突发奇想:何不从古文字领域另辟蹊径?
古文字大家商承祚的力作《古代彝器伪字研究》被摊上案头。文中记载了清代下半叶至民国初年16位古铜器铭文作伪的高手,其中10人在潍县。然而,当时不少高手已作古。根据辈分和年龄推算,专家们盯住了“潘承霖”这个名字。
不远千里,驱车北上,一行人来到潍坊市。各行各业叫“潘承霖”的人不下几十个,竟都不是大家要找的。
就在专家们买好南去的火车票时,济南同行的电话却打来了: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有一位叫“潘翰生”的技工,愿意接下修复大鼎的工程。专家们茅塞顿开:科举时代有着翰林折桂的佳话,“潘翰生”不就是“潘承霖(林)”嘛。商承祚是饱学之士,他将“翰生”写成“承霖”这样更文雅的名字是有可能的。旧时的潍县仿古铜艺人,制造赝品,多会几个名字同时并用。在商承祚的记载中,甚至有问不出姓名的仿古铜艺人。
专家又奔赴济南。果然是那位潘承霖,为名噪一时的潍县仿古铜艺人胡延贞的门徒。1951年,潘承霖受聘进入位于济南的山东省文物部门。
潘承霖来到安徽,审视这尊铸客大鼎:通高113厘米,口径93厘米,重约400公斤,圆口平唇,修耳蹄足,耳饰斜方格云纹,腹饰蟠虺(huǐ)纹,犀首纹膝。神秘而繁缛复杂的鬼斧神工,气势与力量的凸显与组合。
潘承霖使用失蜡法修复好这尊大鼎时,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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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母戊鼎命运坎坷 还原鼎耳重新亮相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的吴培文在野地里探宝,吴家祖辈有于地下挖宝的传统。探到地层深处时,探杆碰上了坚硬的东西。吴培文拔出探杆一看,带着铜锈。事不宜迟,他找了十七八个人,连挖三个晚上,抬上来一个铜锈斑斑的庞然大物。
器物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耳上饰一浮雕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周缘饰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下衬三周凹弦纹。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形体丰腴,显锋露芒。整个器体厚重磅礴。
这是震惊世人的青铜器国宝后母戊鼎,重达800余公斤,是华夏民族的第一大鼎。
安阳此时已被日本人占领。有人走漏消息,据点里的日军几次来搜索。留下去恐怕性命难保,一番商量后,他们找来北平大古董商肖寅卿,打算将这尊大鼎卖掉。肖寅卿开口出价20万大洋。因物体沉重庞大,肖寅卿要求将大鼎分割成几大块装箱。乡民们还真找来了钢锯和大铁锤。
吴培文落下了泪水,他不忍大鼎被肢解。掩藏好大鼎后,他花20大洋从古玩商处买了一尊赝品摆放在家中,之后便避祸远走他乡,直至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
也许就是在这次分割中,一只鼎耳不翼而飞。
蔡元培奔走呼号,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前身),收购、拨交、发掘,集中全国第一流珍品文物二三十万件,后母戊鼎来到了南京。此后,国民党政府仓皇逃往台湾,大鼎被落在南京机场上。再后来,后母戊鼎成了新中国的国宝重器。
“后母戊”如何由来?历史学家断定:这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为祭祀母亲戊而铸的,由于这位戊母的非凡才能,两个儿子先后继承了王位。文学泰斗郭沫若首先断定,“后”就是后来汉字里的“司”,“司”有祭祀纪念之意,大鼎是用来纪念母亲的。古文字学家罗振玉也曾有过论述:“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后世学者另有探索,认为甲骨文正书反书同字,“司”为“后”字的反写。
受北京历史博物馆(后改称“中国历史博物馆”)之约,潘承霖要去修复大鼎上的另一只鼎耳。后母戊鼎还留在南京的博物馆中。终于,他把一只鼎耳原汁原味地还给了那位皇天后土般的母亲。
当后母戊鼎重新亮相时,潘承霖登上了回到家乡的火车,去跟故乡告别,他要远赴北京工作了,就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报到。
两尊顶尖级国宝大鼎上都留下了潍坊人的手泽。在潍坊,潘承霖学艺八年,在城里大十字口经营过远近闻名的“邃古斋”仿古铜商号,与这座城市共同经历过不尽的世事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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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奔马仿件奔向世界
青铜器马踏飞燕
玄祖基与徒弟武春香仿制长信宫灯。
东汉“铜奔马”在甘肃出土后,全国第一件成功的仿古铜件在潍坊工艺美术研究所诞生。除了铜奔马,玄祖基率领徒弟们还成功仿制了长信宫灯、毛公鼎仿制品。潍坊仿古铜艺术品在日本展览中轰动了日向市,随后在北欧多个国家展出,展品随展随售,几近告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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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出土铜奔马 研究所成功仿制
1969年10月,在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了一件举世闻名的东汉时期青铜制品文物。器体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厘米。一匹奔腾的神马踏住了超越追赶而及的鸟。一经出土,立即引起了历史文物界专家学者的注意,纷纷从不同角度为之命名,有马踏飞燕、紫燕骝、天马、马神天驷、马超龙雀等说法。不同说法的分歧点,主要在于马足所踏之鸟的种类。也许是为了平息众说纷纭的争论,后来又产生了“铜奔马”的名称。折中平实中却忘记了马蹄下的那只鸟,马的神速疾驰自然也在名称中消失了。
谁也没想到,三年过后的1972年,它突然出现在了潍坊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展览橱窗里。一匹绿锈斑驳的铜马昂首扬尾,三蹄腾空,右后蹄踏住了正在原野上飞翔的一只燕子,宛若腾云驾雾,万里奔驰。不仅借翩翩飞燕衬托出了马驰如飞的神速,而且依托飞燕为底座,使重达8公斤的铜马稳稳地支撑在了右后腿的一蹄上,匠心独运,巧夺天工。直接命名为“马踏飞燕”。
一时观者如潮,纷纷奔走相告。要知道,这是一个文化贫乏到冰点的年代。展览并非原件,出自所内仿古铜老艺人玄祖基及其徒弟之手。与原件并肩而立,难辨孰真孰假。迎着时代的风雨沧桑,在那个“非常”年代,仿古铜又一件力作的出现,不啻于一个人间奇迹。
1956年,潍坊创办工艺美术设计研究室,后改为潍坊工艺美术研究所。潍坊以民间工艺底蕴深厚著称于全国,在刚刚度过“三年生活困难”时期的日子里,由国家特批巨款30万元,建起工艺美术大楼。不能不说,这又是潍坊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珍闻。研究所一成立,这里就聚集了核雕、传拓、布玩具、书画等各路民间艺术的精英,并以传艺带徒的形式继承发展着古老的传统文化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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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祖基硕果仅存 带队仿制多件珍贵文物
玄祖基(1911—1979),字子健,潍城西门里大街人,少时入私塾读书,因家境贫寒辍学。1929年17岁时,师从仿古铜艺人李懋修学习仿古铜技艺。满师出徒后,先后经营“基古斋”“金石山房”等字号,从事仿古铜工艺品制作。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仿古铜艺术出现了暂时的衰微,他以硕果仅存的老艺人身份,走进了研究所的文化殿堂。为了这一件仿制品,已是60岁的玄祖基几次远赴北京,详细揣摩了出土原件。
当这件东汉时期的奔马在潍县大地上站立起来的时候,老人与他的徒弟都禁不住热泪盈眶,当时,国内有几家同行业单位都在进行着仿制,全因站立不稳没有成功,唯独在潍坊站立了起来。这一件艺术珍品,是伴随着一个小生命的呱呱坠地而站立起来的。制作攻关时期,女徒工武春香顾不得身怀六甲,紧张地在现场操作,直至羊水破裂,才匆匆赶往医院临产。
“马踏飞燕”当年走上了秋季广交会,立即赢得了国际友人的青睐和赞赏。不光是与原件同样尺寸的仿制,为方便携带,还研制出了中型和小型的仿制品,让这只奔马春风得意、四蹄潇洒地奔向了世界。
接着,玄祖基又带领徒弟们开始了“长信宫灯”的仿制,这是一件绝妙的实用又有文物价值的灯具:一位神态恬静优雅的少女跽坐端着灯盏,情态可掬。一手执灯,另一只手上的宽大衣袖似在挡风,利用这一造型形成了灯上虹管,用以吸收灯烟。原件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县东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中,因曾放置于窦太后长信宫而得名。要把这样一件珍品仿制得惟妙惟肖,绝非易事。然而,传统的智慧和心血让它变成了现实。据有关人员回忆,在仿灯中点上蜡烛,还真能放出幽幽的烛光来。“近水楼台先得月”,后来,玄祖基师徒又研制出“毛公鼎”仿制品。
以“马踏飞燕”为代表作,潍坊仿古铜再一次叫响了自己的品牌。1979年,玄祖基收到有关部门邀请的信件,请其参加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是年5月1日,他猝然发病离世,未能赴京参会,终成其艺术生涯的莫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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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鸿恩任出国展总设计 仿古铜震惊国外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日两国开始了友好往来,潍坊与日本的日向市缔结为“友好城市”。为增进友谊,双方商定,互相在对方的城市进行异地市情展览。
时任潍坊市副市长的宋希焕亲自找市艺术馆的鲁鸿恩谈话,聘请他担任此次出国展览的总设计人。关于展览的内容,却发生了分歧,多数人建议以市内建设成就为主,诸如电子激光照排、小型农用拖拉机新产品等。
鲁鸿恩早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先后师从张仃、叶浅予等大师。他远见卓识,独持己见:由于历史原因,国内经济建设落后于日本,单从发展成就上比,怕会贻笑大方。他力主以文化底蕴深厚的潍坊民间工艺、民间风情为主要展览内容。争论最激烈时,鲁鸿恩甚至发出了“另请高明”的“最后通谍”。
市政府审时度势,接受了鲁鸿恩的建议。仿古铜艺术产品当然成为了不二选择的重要展览内容。
一经展出,整个日本日向市轰动了,展览人流如潮,人们早早等在门前。展览连续展出月余。观众在仿古铜展柜前流连忘返。他们在这些神奇的艺术品内涵中,探寻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古老文化,向往着潍坊这一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
鲁鸿恩后来回忆,在日本结束后,展览又先后在北欧多个国家举办,展品随展随售,几尽告磬。观众对仿古铜艺术品爱不释手,最多的一人一次可买下十几件。
本期图片均为资料图片(署名除外)
本期参考资料:《潍县志稿》《潍坊文化通鉴》《一座古城的青铜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