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学人刘兆吉
刘兆吉,1913年出生于青州潘村。先后在青州东关小学、山东省立第十中学、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南开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读书。在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时,参加湘黔滇旅行团,徒步68天,横跨三省二十七县。他于行军途中自觉采集民谣,编辑出版《西南采风录》,为中国第一部西南地区歌谣选集。他是我国有影响的老一代心理学家,为我国心理学的早期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教育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美育心理学、中国心理学史等领域都有很高造诣,硕果累累。特别是他创建的美育心理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里；不仅在今天,而且对未来人类心理学事业的崭新发展都有重要影响”。本期再现了刘兆吉精彩绚烂的人生以及西南联大的苦难辉煌。
本期撰稿:孙贵颂
图为晚年时期的刘兆吉。
主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编辑:台 可 美 编:许茗蕾
校对:曾 艳(01、08)代 进(02-03)封 敏(04-05)王明才(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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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南下请愿遭到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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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兆吉对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远赴欧洲做劳工,供兄弟俩读书。成绩优异的刘兆吉先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面对日本的侵略,刘兆吉两次加入爱国学生组成的南下请愿团,均遭当局镇压,这让他意识到,要抗日救亡,只有跟共产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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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充斥童年记忆 父亲血泪钱交学费
刘兆吉的家乡潘村,是青州市区西部一个偏僻而贫瘠的小山村。家中只有一亩多薄地,难以维持全家人的温饱。每年秋冬,父亲刘继孟去关东下煤窑,挣回一点卖命钱。即便如此,家里也常常无米下锅。刘兆吉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
刘兆吉自小聪明过人,五岁时便入祖父刘道正创办的家庭小私塾,与其兄弟姐妹一起读书,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等。
1926年,刘兆吉在青州东关小学毕业,考入山东省立第十中学(今青州第一中学)。
虽然是个读书的好苗子,然而家里实在太穷,无法供刘兆吉上学。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和英国来山东、河北招14万华工,到欧洲战场从事挖战壕、筑路、修工事、运伤员、背炮弹等工作。英国发布公告称:去欧洲的工人,每月可领工资12块(银圆),留在中国的家属,每月能领到10块。工人出发之前,再给安家费20块。这对于穷人、农民而言,待遇简直太好。为了全家能吃饱饭、儿子能上学读书,父亲刘继孟毅然报名,远赴欧洲做劳工。
一年后,“一战”结束,刘父九死一生回到家乡,用血泪换来的钱供刘兆吉上学。刘兆吉深知踏进学堂多么不易,十分珍惜,刻苦努力,又具天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刘兆吉虽然进了中学的大门,但父亲刘继孟辛苦挣来的钱却渐渐告罄了。于是,家里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让刘兆吉继续读书,叫哥哥辍学,去药厂当学徒。刘兆吉每周背一袋玉米煎饼、一包咸菜去城里。一日三餐,顿顿如此,学校免费供应开水。因为没有丁点油水,营养跟不上,刘兆吉患上了夜盲症,晚上走路,常常碰到树干或电线杆。有一次,父亲去学校看他,买了点荤菜,其实就是一大片桑叶上面托了三两片卤肉,刘兆吉几个月不知肉味,含在嘴里舍不得吞下。神奇的是,当天晚上,他的眼睛就能看见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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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请愿被镇压 坚信抗日跟党走
1930年,刘兆吉初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不收学费又管食宿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现山东省济南师范学校)。
第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的铁蹄踏上了中国领土。日本的侵略罪行使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爱国热潮空前高涨,人民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北京学生决定赴南京请愿,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要求。
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等学校闻风而动,也迅速组织了南下请愿团,刘兆吉毅然报名参加。出发时,每人都背上一块特制的大饼,作为路上的干粮。在去济南火车站的路上,刘兆吉与同学们受到市民的夹道欢送。
抵达南京后,2500名山东学子列队到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蒋介石被迫出来接见,但却闭口不谈动员军队抵抗侵略,只是安抚,“国家大事不用学生操心”“东三省被占问题,自有国联公正解决”等等。这番搪塞的讲话,使广大学生大为失望。为表示抗议,济南学生决定将“请愿团”改为“示威团”,在南京城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收复失地”。蒋介石恼羞成怒,派军警镇压。同学们被穷凶极恶的军警冲散,刘兆吉躲进一家小酒馆。老板见他是外地学生,连忙把他藏起来,直到夜深人静平安无事了,才让他出去。刘兆吉连夜赶回住地时,同学们十分高兴。大家见他迟迟未归,正为他担惊受怕。
刘兆吉在自述文章中说:“这次运动是地下党领导的,是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候。抗日救国是中国知识分子受良知良能的驱使……我经过参加此次运动……深信要抗日救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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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满腔爱国情 为抗日募捐被抓捕
1933年,刘兆吉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在济南任小学教员两年,但继续深造求学的隐衷铭心镂骨。两年后,他考入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用工作两年积攒下来的钱交了学费。
此时,日军正加紧对华北的侵略,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日本军用机场位于南开大学附近,震耳欲聋的飞机轰鸣,盖过了老师传播知识的声音。日本人常常到校园寻衅滋事,甚至闯进校园抓人。对于“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话,南开大学的师生有切肤之痛。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史称“一二·九运动”。12月20日,南开大学组织南下进京请愿团,准备向国民政府提出停止内战、反对华北自治、一致抗日等要求。在民族大义面前,刘兆吉又一次放下书本,跟随请愿团,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然而,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却受到了国民政府的阻截。车到沧州站,当局竟下令将火车头开走,把这些爱国学生丢在铁轨上。正值冬季,天寒地冻,刘兆吉等人待在没有暖气的车厢里,又冷又饿。但他们没有气馁,仍以饱满的热情向周围群众宣传抗日。当地群众被他们的爱国行为所感动,纷纷送来热水热饭。大家同仇敌忾,相互鼓励,热烈的场面给刘兆吉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1936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日军侵犯绥远,驻军傅作义部奋起抗击,取得胜利。捷报传来,全国欢腾,掀起了援助前线将士的募捐活动。南开大学组织师生,积极参与募捐,纷纷解囊相助。刘兆吉和同学走出校门,一边沿街宣传抗日,一边向路旁的店铺募集捐款和物品。许多店家都鼎力支持,共同抗日。然而,当刘兆吉他们走进一家花店时,刚一张口向店主宣传募捐,对方陡然变色,返身从里屋拿了一根三尺长的铁棍,穷凶极恶地直冲过来。同学们见状,撒腿就跑。后来有人告诉他们,这家店主是个日本人。
当刘兆吉他们继续募捐时,却被警察不由分说抓了起来,关进警局。事后得知,当局担心学生为绥远抗战募捐而得罪日本人。幸而刘兆吉所在哲学教育系有一位女同学,其父是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在他的斡旋下,学生很快获得释放,但辛辛苦苦募集来的捐款却被全部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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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文化血脉大学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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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南开大学停课放假。因战事,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到长沙,组成国立临时大学。开课仅两个月,日军炮火就逼近长沙。1938年1月27日,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兵分三路”,前往昆明。其中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进行“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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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战事停学返乡 得知学校将南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刘兆吉作为南开大学哲教系二年级学生,此时正在天津西郊韩柳墅,手持袁世凯1895年小站练兵时用的毛瑟枪,参加军训。事变发生,军训中止,学校决定放假,学生返乡。
刘兆吉从学校赶到天津车站,“费尽力气挤到一张车票”。站台上人头攒动,每个车门都有手持棍棒皮鞭的日本人把守。眼看火车就要开动,刘兆吉还没能挤上去。正在此时,一个戴着草帽的黑大汉向他走来,刘兆吉一眼认出是军训时另一个班的班长。班长告诉他,队长派他们来车站看看,“有没有遭难的学生兵”。刘兆吉一听,强忍着眼泪没掉下来。车门上不去人,班长就把他举起来,往窗户里推塞,最后,刘兆吉横躺在拥挤的乘客头顶上进了车厢。有人在骂,有孩子在哭,孩子的母亲还伸手打了他一拳,刘兆吉连声说对不起。直到列车开动,刘兆吉仍旧躺在人头上。只听班长在外面大喊:“你的包袱太大,窗户塞不进去,随后给你打(寄)去,打不去俺存着……”谁知这一次竟是永别,刘兆吉从此再也没听到这位班长的消息。
回到家乡,无学可上了,刘兆吉十分苦恼,只能以田间的劳动疲惫来排解求学渴望。
有一天,村里有人去附近的杂货店买东西,发现有刘兆吉的信,辗转告诉了他。刘兆吉急忙跑到杂货店,拿到信一看,是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老师的来信。信中说,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准备南迁,在长沙组建国立临时大学,让他设法去长沙继续读书。
黄钰生还在信里特别提到,如果经济困难,可谋临时工作,以维持学业。这对刘兆吉而言,不啻于天降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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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建临时大学 教授凭记忆上课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到长沙,组成国立临时大学。辗转奔波,八方聚集,学生总计到校1452人,教职员148人。许多著名教授如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吴有训、顾毓琇、燕卜荪(英国)等,齐聚长沙授课。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课。当天虽然有日本飞机前来,但轰炸不严重。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由于校舍尚未完工,学校只好租用长沙韭菜园的湖南圣经学院校舍,其余各处为:理工学院在岳麓书院,文学院在衡山。理科实验设备、场地则由湘雅医学院予以支持。
临时大学的教室尚可,但宿舍勉强凑合。男生宿舍借住清末新军的49标营房,旧式的木板楼,走起路来,地板与楼梯颤巍巍地乱抖,同学们自称“标客”。楼下潮湿,非有床不可,楼上学生,一律睡地板,只铺草席,几十人挤在一处。下雨时多处漏水,只好在被子上蒙块油布,枕畔支柄雨伞。
没有参考书,甚至连黑板都没有,学院的图书馆资料奇缺。有的教授连课本都没有,全凭头脑里的记忆给大家上课。英国人燕卜荪讲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就把装在脑子里的内容,整段整段背出来,写在黑板上,再一一加以讲解。虽然条件艰苦,但能够继续读书,同学们感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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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徒步湘黔滇 昭告“抗日宣言”
然而好景不长,开课仅两个月,日军炮火就从上海、南京、武汉逼近长沙。1938年1月27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做出决议,为了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以徒步行军的方式,组成“湘黔滇旅行团”进行“远征”,以此向全世界昭告中国教育界的“抗日宣言”:
1.本校迁移昆明时,规定学生步行沿途作调查、采集等工作,且借以多习各地风土民情,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惟女生及体弱经医生证明不能步行者得乘车舟。
2.步行学生其沿途食宿之费概由学校担任,其经学校允许乘舟车者,学校仍予以川资津贴二十元。
3.步行时概适用于行军组织。
4.每个参加步行的同学,还发一套军装、一件黑棉大衣及水壶、雨伞等日用品。
另外,步行学生到达昆明后,所缴报告成绩特佳者,学校予以奖励。
此法无疑解决了经济困难学生的后顾之忧。刘兆吉家在农村,本来经济就很拮据,战乱中又与家人完全断了联系,几乎身无分文,遂毫不犹豫地立即报名参加徒步队伍。
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专门指派陆军中将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
最终参加旅行团的有11位教师,校方由此组成辅导团,以南开大学秘书长、教授黄钰生为主席,其余成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yù)、助教李嘉言,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清华大学地学教授袁复礼,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等。
当同学们听说闻一多先生也要参加步行团时,非常担心年近四十岁的他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只听闻一多说:“国难当头,步行几千里吃点儿苦算不得什么!我少年时受封建家庭束缚,青年时到清华念书,出洋留学,回国后又在北平、上海、武汉、青岛等大城市教大学,和广大山区农民隔绝了,尤其是祖国的大西南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国家有难,应认识自己的祖国了!”1938年2月14日,湘黔滇旅行团编队。学生被分成两个大队。刘兆吉被分在第一大队一中队一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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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山涉水历经磨难 “长征”孕育联大精神
湘黔滇旅行团全部学生名单(共292人)
刘兆吉(前左三)旅行途中与同学合影
旅行团经过的中国第一座公路立交桥“鹅翅膀桥”
旅行团行军途中
闻一多(左一)步行途中写生。
二十四道拐
虽然受到不少关照,但因战乱与贫穷,湘黔滇旅行团师生所受之苦仍难以想象。刘兆吉在徒步行程中,沿路采集民间歌谣,还请闻一多做指导。一路上,师生有倾心交谈,也有观点不同带来的尴尬,但终令刘兆吉受益匪浅。1938年4月28日,经过68天的艰苦旅程,湘黔滇旅行团横跨三省二十七县,终于抵达昆明,结束了1663.6公里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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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行船遇空袭 大雾弥漫避敌机
如今,有不少文章在描述湘黔滇旅行团时,都对师生们所享受的待遇羡慕不已。比如有篇文章说:“那300多个走路的学生,在黄中将的护卫下,每走一小时要喝一次茶,每四十里要休息一次。据说有几个教授脾气特别大,护卫的官兵丝毫不敢怠慢,只有好生伺候的份。沿途过湖南境内的土匪区,政府‘照会’土匪,请他们放过学生,土匪不知书但还是识理的。进入云南,咱龙云龙主席电令沿途军政好生护卫,不得有半点差池……一路山高路险,学生们毫发未损。”好像此行比游山玩水还轻松愉快,甚至就是趁行军之机来游山玩水。事实上,湘黔滇旅行团虽然受到很好的关照,但由于战乱与贫穷,师生们所受之苦之难,难以想象。
旅行团先是坐船上行,然后徒步行军。
1938年2月20日晚7时,两艘汽船拖着九条民船,用毛绳连结成两组,载着三百多师生开始西进。计划的路线是:从长沙沿湘江而下,到临资口,溯资水而上到甘溪港,再下行入洞庭湖,溯沅水而上,到常德,进湘西……
谁知到了甘溪港后,前方水浅,不得已转向上游,先去益阳,从清水潭舍舟登陆,再徒步去常德。这样一来,使得有些本想一睹洞庭湖“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气势的师生大失所望。
1938年2月23日,湘黔滇旅行团在蒙蒙细雨中,从益阳清水潭出发,正式开始徒步西行。
一路上,旅行团可谓险象环生。
1938年2月28日,旅行团从常德走沅江水路去桃源。早上,三只大船逆流而上没多久,陆地上便传来海螺的声响:空袭警报!船上的人一时都怔住了。怎么办?团长黄师岳立即吩咐船只马上停驶,命令众人“绝对肃静”。叨天之幸,此时沅江上大雾弥漫,敌机在空中什么也看不见。半小时后,警报解除,太阳也出来了。
还有一次,队伍在五里山刚住下,便有小队长说,旅行团从常德走沅水而上的行李船被抢了,三百多个“绿林朋友”正追随旅行团而来,“计算行程,就在今晚——”大家一听,别提多紧张了。刘兆吉因为徒步之余又兼采集歌谣,一天下来,衣衫被汗水湿透,夜风一吹,浑身发冷。他见一间小屋里堆着喂牲口的干草,也不管土匪不土匪了,一头扎进去,倒头便睡。一会儿,刘兆吉被冻醒,发现小屋里坐着一个人,纹丝不动。想起睡前的消息,刘兆吉大气也不敢出,死死地盯着那个黑影。不一会儿,黑影点火抽烟,他就着火光一瞧,原来是闻一多先生!闻一多本来先进屋子,尚未睡着,刘兆吉便钻了进来,他也没有看清是谁,也没敢吱声,但一直睡不着,索性坐起来抽烟,两人这才相认,彼此虚惊一场。遂以“坐以待弹”自嘲,身处险境,聊起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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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采集民间歌谣 闻一多答应做指导
按照临时大学校方对学生“多习民情,考察风土”的要求,旅行团成立了摄影组、地质组、采购组等各种小组。刘兆吉报名参加了民间歌谣组,并被任命为组长。
刘兆吉出生于青州西部潘村,那里是民间歌谣繁盛之地,他从小就喜欢这种浅显押韵、逼真动人的民谣。这次深入西南腹地步行的机会绝佳,为此,刘兆吉还邀请闻一多作为歌谣采风的指导,闻一多欣然答应。
然而采风并非易事。为了弄清楚四五句短歌,得花上许多时间和气力,这就需要额外早出晚归。开始步行后,同学们个个累得东倒西歪,哪还有心思去采风?还经常遭到拒绝。当地人不知道旅行团是干什么的,采集民歌作何用?学生们穿的都是黄军装,农民以为是军人,老远就躲,态度生硬。同学们哪受得了这种委屈?没走几天,采风组就名存实亡,只有刘兆吉一个人坚持了下来。一来他是组长,不能跑；二来他请闻一多当指导老师,闻一多答应了,如果大家都不干,这事就黄了,对不起闻先生。开弓没有回头箭,刘兆吉硬是持之以恒,直到结束。
在行军中,旅行团一早一晚开两顿饭,刘兆吉为了采集歌谣,往往比别人晚到宿营地。他的老师黄钰生回忆道:“一路上,我是个常川的落伍者。太阳已西……好几次我在中途遇到刘君,和老老少少的人们,在一起谈话——一边谈一边写。这样健步的刘君时常被我赶上。”有时刘兆吉饿得饥肠辘辘,头昏眼花。后来他发现,每天早饭开过后,行军锅里尚有一层锅巴,于是就悄悄揭下一大块,卷起来塞进茶缸,饿了就撕一块吃,特别管饱。
除了早出晚归,多跑路,还有言语不通的问题。很多民歌都是土话吟咏,听着悦耳,但村民不识字,刘兆吉记录时便无从下笔。更可笑的,还有“假道学”。刘兆吉在沅陵一所小学通过一位四十来岁的教书先生搜集小学生所唱歌谣,结果拿到手的全是《义勇军进行曲》之类全国流行的歌曲。刘兆吉解释,民歌童谣虽是农人的土歌,但却很有民间文学价值,岂料这位先生却阴阳怪气道:“此地人民很纯朴,没有这种淫词。本乡人民富于国家观念……自抗战以来,无论学生农民男女老幼。都会唱抗日歌曲,这就是本地的山歌童谣……”
队伍过沅陵时遇到大雪,休整一周。这天晚上,刘兆吉与北大中文系学生向长清一同拜访了闻一多,提出到达昆明后,请他指导组织诗社的想法——这是西南联大南湖诗社的缘起。
天气很冷,闻一多用被子盖着膝盖,对两位年轻人侃侃而谈,刘兆吉做了详细的笔记。可惜的是,“文革”开始后,刘兆吉担心被抄家,将这些日记忍痛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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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采歌谣编入《西南采风录》 闻一多应邀作序
刘兆吉一边跟随队伍行军,一边沿途采集民谣,他牢记闻一多先生的嘱托:“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是在书本里,很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找去!”一路上,只要有机会,便向闻一多请教。
由于旅行团在黔、滇的一些路段,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所走的路线相吻合,有的墙垣与崖壁上,还依稀可见红军张贴的标语。有一次,刘兆吉在云南沾益一座破庙的墙上,发现了一首歌颂红军的歌谣:“田里大麦青又青,庄主提枪敲百姓。大麦只怕天气旱,庄主只怕老红军。”闻一多看后感慨地说:“这才是人民的心声呀,红军受人民爱戴,由此可知。”这首歌谣,后来被编入《西南采风录》。
另有一次,刘兆吉向闻一多汇报所采集的有些民谣,认为粗野甚至粗鄙,没有多少艺术价值。闻一多举例说,“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郎是庄稼老粗汉,不是白脸假斯文”。再如,“要想老婆快杀敌,东京姑娘更美丽；装扮起来如仙女,人人看见心喜悦。同胞快穿武装衣,各执刀枪杀前锋。努力杀到东京去,抢个回来做夫人”。刘兆吉表示这些诗太原始,太野蛮,结果被闻一多批了一通。刘兆吉心里不服,当天行军结束后,看见几个同学在喝茶聊天,就凑过去抱怨:“今天真是触了霉头了,被‘闻胡子’给臭骂一顿。”不料同学中却没人接他的话茬。刘兆吉有点奇怪,再往黑洞洞的屋子定睛一瞧:闻一多正坐在里面!刘兆吉吓坏了,赶紧道歉,说自己说错了。岂料闻一多回道:“你刚刚说错了什么?我没听见啊,你再说一遍?”
后来,《西南采风录》出版时,闻一多应邀作序,对刘兆吉的“不服气”给予了回应:“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直到这时,刘兆吉才领会到闻一多身上的血性和对侵略者的愤怒多么激烈。
旅行团到达贵州安顺时,部分师生在县督学的引导下,参观了第二女子小学、县立女子初中和县立安顺初中。在安顺初中的学生,听说著名诗人闻一多也来了,便成群结队来“瞻仰”这位大作家。
刘兆吉对他们说:“你们这样敬仰闻先生,读过他的《红烛》《死水》一类的新诗么?没读过的可以找来读读。”这本来是句捧场的话,为了让那些学生了解一下闻一多,没有想到却引起了闻先生的不满。等学生一走,闻一多就很严肃地对刘兆吉说:“你多话了。《红烛》《死水》那样的诗过时了,我自己也不满意,所以这几年来,没再写过诗。国难期间,没有活力,没有革命气息的作品,不要介绍给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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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月跨三省二十七县 耗时68天终会师昆明
1938年4月22日,湘黔滇旅行团走到曲靖时,有同学接到邮局留交的昆明来信,得知临时大学正式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走海路的同学已经到达昆明,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筹备与安排。
4月28日,经过68天的艰苦旅程,湘黔滇旅行团横跨三省二十七县,终于抵达昆明,结束了1663.6公里的行程。
旅行团先是受到自海路先期抵达昆明的教授夫人、男女同学的热烈欢迎,他们举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的横幅,高呼欢迎口号,又高唱着赵元任教授改编自英国一战军歌的《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引导旅行团前进。一位联大女生向黄师岳团长献上红花,四位穿着白底浅蓝花长衫的少女,袒臂抬着一个半人高的大花竹篮,献给旅行团。大家热烈地欢呼,热烈地拍掌,热烈地握手。许多市民驻足围观,道路一时拥塞。“三千里的奔波,阳光和风尘使每一个尊严的教授和高贵的学生都化了装。”前来迎接的《云南日报》记者写道:“他们脸孔是一样的焦黑,服装是一样的颜色,头发和胡髭都长长了,而且还黏附着一些尘芥。每一个学生的身上都斜挂着一柄油纸伞及水壶、干粮袋之类的家伙,粗布袜的外面套着草鞋,有些甚至是赤足套上草鞋的。他们四个一列地前进着……态度是从容的,步伐是整齐的,充满在他们行伍之间的是战士的情调,是征人的作风!”
蒋梦麟代表联大常委讲话,称此行向全世界表明,我国青年并非文弱书生、东亚病夫。
团长黄师岳中将最后一次点名,然后双手捧着花名册,交给联大常委、清华校长梅贻琦,表示他未辱薛岳省主席与三位校长的重托,将292名学生全部平安地带到昆明,此时此刻,结束了他作为团长的使命。“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在场的师生以雷鸣般地掌声向他致以谢意。
梅贻琦发表简短训话:“诸位从长沙起程68天,今天到达目的地了,沿途辛苦。风雨不曾欺凌了你们,土匪也不敢侵犯你们,完全是你们的精诚感召所致。记得你们都是翩翩年少,今日相逢却怎么都‘于思于思’,长出了胡须……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这对你们将来的责任和事业,是有如何伟大的帮助啊!”
刘兆吉应当说收获更大。此前,他对南方缺乏了解,十分陌生。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第一次接触到南方的地理环境,南方百姓的语言特色,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服饰等,成果丰厚而充实。三百多位师生,沿途饱览了不少秀丽景色:如神奇引人的桃花源,迂回艰险、为抗战立下大功的“二十四道拐”,挺拔陡峭的关索岭,气势磅礴的黄果树瀑布以及近在咫尺的火牛洞——闻一多鼓励同学们去看火牛洞内的美景。秀美迷人的黔灵山,幽深有趣的华严洞与阡陌纵横的云南坝子等,都给旅行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攀悬崖,涉急湍,清溪濯足,邃洞寻春,良宵看跳月,花朝听吹笙,唯觉壮游之乐,遂忘流离之苦矣”。而沿途所见到的贫瘠与落后,衣衫褴褛的难民,面黄肌瘦的大烟鬼,吃不饱穿不暖的孩童……这些令人心酸的景象,又大大减少了全体师生对山川美景的兴致,激发了他们振兴中华、读书报国、为抗战储备力量的强烈责任感。
西南联大荣誉校友易社强(John Israel)曾说:“从长沙出发的长征对联大精神至关重要……联大学生会经常想起那次坚苦卓绝的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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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任教与众名人为邻
1939年7月,在黄钰生教授的帮助下,重庆南开中学教务长喻传鉴同意刘兆吉到该校任教,先任南开中学教导处职员,教授语文、历史,再任教务主任、教导主任。在这所名校,他曾接待过众多国内外名人及来访团。在这一时期,他与柳亚子、张伯苓为邻；刘兆吉在妻子诞下双胞胎男孩后,经济情况更加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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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工作无着 恩师再施援手
在昆明,刘兆吉就读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早在路上行军时,他就与同学向长清商量,成立一个诗社,如今得以实现。因为刘兆吉所在的上学地点位于蒙自南湖,于是命名为“南湖诗社”,由爱好诗歌的同学查良铮(穆旦)、赵端蕻、刘绶松、刘重德等多人组成,这是联大第一个文学社团。他们聘请闻一多、朱自清为指导。刘兆吉担任社长,并在诗社刊物发表《南湖行吟》等多篇诗文。他还被推举为西南联合大学山东同乡会会长。
刘兆吉求知欲望极强,兼收并蓄,涉猎极广。不仅以优异成绩完成自己的专业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还选修了外系闻一多的《诗经》《楚辞》,朱自清的《陶渊明诗》《宋诗》,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刘文典的《庄子》《文选》,钱穆的《中国通史》,陈梦家的《文字学》,罗庸的《诗经》,王力的《现代语法》等。在一个大师云集之地,刘兆吉不放过任何机会,拼命地吸取知识,充实自己。
1939年夏天,临近毕业,刘兆吉到处找工作,却无着落。他心里暗暗着急。本来想托黄钰生教授帮忙,但此时师母梅美德正病危住院,黄先生日夜守候,刘兆吉不忍心前去打扰。几天之后,梅师母去世。刘兆吉去参加追悼会。黄钰生悲痛欲绝。对前往慰问者,只是颔首致谢,拭泪无语。追悼会结束,黄钰生站在门口送客,当刘兆吉低头走过时,被他一把拉住,告诉他:“传鉴先生(喻传鉴,时任重庆南开中学教务长)回信了,同意你去重庆南开中学教书,准备准备吧!他要你7月10号到校。”刘兆吉一生,于两次最为关键的困难时刻,都是黄钰生施以援手,助其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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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南开中学 结识多位名人
重庆南开中学是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创办的。
1939年7月,刘兆吉从昆明搭“黄鱼”到了重庆。先任南开中学教导处职员,教授语文、历史,再任教务主任、教导主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刘兆吉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督学,但由于张伯苓、喻传鉴再三挽留,刘兆吉没有回山东任职,仍留在南开中学从事教学与行政工作。
南开中学教学质量高,声誉好,当局视为样板,达官贵人都把子女送来就读。凡外国人来重庆参观中国学校教育者,官员必定带他们到南开。刘兆吉知道或参加接待的就有: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威尔基、美国国会议员华德女士、英国蒙巴顿元帅夫人、英国国会议员访华团、缅甸议员访华团等。
时在重庆的周恩来也常以校友身份到南开中学,或参加校庆,或观看演出。一次学校演出京剧《西施》,他还为师生借来全套行头。周恩来还曾给南开师生作政治报告。刘兆吉当面聆听教诲,深受教益。
其时,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住津南村11号,刘兆吉住津南村13号,张伯苓住津南村3号,三家和睦为邻。由于刘兆吉在南开大学的英文老师柳无忌,是柳亚子的公子,刘兆吉遂称柳老为太老师,执礼甚恭,常到柳家嘘寒问暖,在感情上更近一层。一次刘兆吉下课回家,途经柳家门口,听到里面有人大声喧哗,声震屋瓦而又陌生,他以为有人与柳老吵架,便径直推门而入,原来是柳亚子正与郭沫若交谈。柳亚子口吃,郭沫若耳聋,耳聋者只恐口吃者听不明白,口吃者又怕耳聋者听不清楚,因此,才有了这戏剧性的一幕。
1945年8月底,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期间曾到津南村11号,拜访爱国诗人柳亚子和张伯苓。受柳老之邀,刘兆吉到柳家欢迎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
在刘兆吉看来,柳亚子没有一点架子,两人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当柳老知道刘兆吉有意拜他为师学习作诗时,欣然允诺。此后多次鼓励并赠诗,还用自备的宣纸,挥毫将赠诗《六用南字韵》写成大幅中堂,落款处盖有两方印章,一方是“柳亚子印”,一方是“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刘兆吉喜得墨宝,精心装裱,挂于客厅,达22年之久。可惜“文革”中被人抄走,后屡讨未果,犹如泥牛入海。幸有底稿存在柳老纪念册中,现存苏州博物馆。
1949年重庆即将解放,白色恐怖日甚,国民党特务到南开中学抓捕进步师生数人,刘兆吉时任教务主任,他和副校长喻传鉴一起,与特务据理力争,并一同具结担保,使师生幸免于难。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刘兆吉立即奉张伯苓校长之命,将校产一一登记造册,并到重庆军管会,将南开中学、小学和幼儿园,全部献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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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得双生子 为经济发愁
1941年3月,刘兆吉的妻子诞下双胞胎男孩。因为营养不良,两个男孩一共才5斤多。他的儿子刘重来说:“我才2斤多,小老鼠一样,嘴小得连奶嘴都含不住,就那样活下来的。”
刘兆吉曾写过一篇散文《双生子》,记录了他在1941年那个春天等候在产房外的复杂心情。彼时的他,在交了入院费40元、保证金50元后,全部财产还剩下一张10元的法币。“我在想,我已寄出尚未发表的文章,担心它原封退还,虽慷慨的附足邮资并注明‘如不登载请退还’字样。又担心虽已发表但迟付稿费或者数目过少。妻在生产之后能否再做事情,能否再继续帮我缮写整理湘黔滇旅途上搜集的资料。授课之暇我能否预备功课,应付今春的高等考试,我目前的薪水能否养活我的妻子,提高中学教员待遇能否兑现……首都物价是否继续飞涨,留在战区的父母怎样接济……”
等到护士告诉他母子平安,而且还是双胞胎男孩的喜讯,旋即叮嘱他妻子的奶水不够,要买奶粉,而一磅奶粉的价格几乎赶上他一个月的工资时,“我感到惹下了塌天大祸,我觉得自己是杀人犯”。
而当第二天他带着鸡蛋肉松红糖去看妻子,发现妻子的神情忧虑。刘兆吉告诉她:“不要愁,我有办法了!”妻子忙问:“什么办法?”刘兆吉答道:“《西南采风录》的稿子,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通过了,稿费850元,不久就会寄来。”妻子遂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然而这却是刘兆吉第一次对妻子说谎。实际上,《西南采风录》直到1946年12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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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风录被誉现代诗三百
约在1939年春,刘兆吉完成了《西南采风录》的编著工作,其中收集了771首民间歌谣,受到多名大师的赞赏。刘兆吉邀请朱自清、黄钰生、闻一多三位著名导师作序,三人均高度评价。然而就在1946年12月出版的4个月前,对这部采风录费心血最多的闻一多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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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采风录编著 受三名导师称赞
从长沙到昆明,刘兆吉或深入村寨,或走进田间地头,或爬上云雾缭绕的山头,吃了更多苦,跑了更多路,锲而不舍地搜集山歌民谣。在两个月时间里,他共采集各类歌谣2000多首。经过分辨、整理,最后选出771首,按六大类排列:情歌、儿童歌谣、抗日歌谣、采茶歌、民怨、杂类,其中情歌占90%以上。
约在1939年春,刘兆吉完成了《西南采风录》的编著工作。所选歌谣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表现出丰富的风俗民情和浓郁的地方色彩。这是中国第一部西南地区歌谣选集。手稿经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审阅,同时受到王力、罗莘田、赵元任等语言大师的赞赏。
刘兆吉邀请朱自清、黄钰生、闻一多三位著名导师作序。朱自清的评价极高。他认为,此举不同于传说中古代天子派使者乘着轻车到民间采集歌谣,而是以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黄钰生对刘兆吉了解最多。他亲眼目睹了在湘黔滇三千里步行中刘兆吉采风的画面,“一群人,围着一个异乡青年,面面相觑,是要窥测真意。本来,一个穿黄制服的外乡人,既不是兵,又不一定是学生,跑来问长问短,是稀有的事,是可疑的事——稀有,所以舍不得让他就走,可疑,所以对他又不肯说话”。他认为,《西南采风录》“是一宗有用的文献。语言学者,可以研究方言；社会学者,可以研究文化；文学家可以研究民歌的格局和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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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序言多赞赏 肯定价值建议出版
闻一多对《西南采风录》所费心血最多。刘兆吉晚年回忆:“在两个多月、三千五百里路程中,我尽量争取机会向他请教。晚上在沿途山村农舍临时住宿地,与他讨论搜集的民歌。闻先生和学生们同样席地而坐,在菜油灯下,他忘了一天走80多里山路的劳累,高兴地审阅我搜集到的民歌。有时捋须大笑,赞不绝口。老师的期望和鼓励,使我干劲更大。”
闻一多在序文中,特别摘出6首歌谣,其中包括他和刘兆吉发生争论的那几首。这几首歌谣字面上看粗犷、豪放,也确如刘兆吉最初的认识,“原始、野蛮,似乎是在歌颂土匪强盗”,然而闻一多却透过字面看到了更深层的内涵,体察到了更重要的精神,因而他要把这“极大的感想”在“当前这时期”“尽先提出请国人注意”。
对闻一多来说,他对抗战胜利充满了自信,而他的自信,也有从这些看似“原始”“野蛮”的山歌民谣中得到的极大启示。 他在序文中写道:
感谢上苍,在前方,姚子青,八百壮士,每个在大地上或天空中粉身碎骨了的男儿,在后方几万万以“睡到半夜钢刀响”为乐的“庄稼老粗汉”,已经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如果我们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根据就只这一点,我们能战,我们渴望一战而以得到一战为至上的愉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西南采风录》,也正是在闻一多的提议下,刘兆吉才鼓起勇气将它交给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看了汇编的歌谣后说:“这些民歌不但在民间文学方面有欣赏和研究价值,在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也很有参考的价值。要编辑成书出版呀!不然就辜负了这些宝贵的材料。”闻一多更赞赏刘兆吉不怕困难、坚持沿途采集山歌民谣的毅力。他写道:
正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学校由长沙迁昆明,我们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西来,沿途分门别类收集了不少材料。其中歌谣一部分,共计二千多首,是刘君兆吉一个人独力采集的。他这种毅力实在令人敬佩。现在这些歌谣要出版行世了。刘君因我当时曾挂名为这部分工作的指导人,要我在书前说几句话。我惭愧对这部分材料在采集工作上,毫未尽力,但事后却对它发生了极大兴趣。
刘兆吉回忆说:“闻先生主动指导编选我采集的民间歌谣,并定名为《西南采风录》。在整理过程中,闻先生不厌其烦地以他渊博的语言学、音韵学知识,解决了许多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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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出版思闻师 序言手稿幸留存
由于当时处于国难时期,《西南采风录》一直拖到1946年12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刘兆吉已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
“当我拿到新出版的《西南采风录》时,片刻的喜悦,就被刺心的悲痛压抑了。因为闻师就在此书出版的4个月前(1946年7月15日)壮烈牺牲了。这是凝结着一多师心血的书呀!我捧着新书哭了!泪花中映着闻师迈着大步跨越在云贵高原山路上的身影和上课谈话时的音容笑貌。但已听不到他关心的这本书出版的喜讯了。”
刘兆吉决定将稿费全部献给闻师母。他写信给朱自清先生,表达了这一愿望。朱自清却在给他的回信中说,梅贻琦校长等人很关心闻师母及其子女的生活,已安排闻师母到图书馆工作,一家生活还可维持。又说刘兆吉,“你已是五口之家,一个中学教员,经济上也不宽裕”,劝刘兆吉不必寄钱,但会把他的善意转告闻师母。
《西南采风录》出版后,联大师生争相传阅,誉为“现代诗三百”。至今已有国内外多种版本,影响深远。然而,刘兆吉儿子刘重来家里却仅有一本原版书,还是刘兆吉的亲哥哥留给他的。这位亲哥哥当初辍学去药厂当学徒,后来参加了革命,当了八路军野战医院的院长。解放后,在南京市卫生局当副局长。1949年,哥哥偶然在苏州商务印书馆分馆看到弟弟的书,非常高兴,当即买下,并自豪地向朋友们宣传。“文革”开始后,刘兆吉被反复批斗、抄家,其中一个罪状竟然是“游山玩水”,说的正是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经历。许多资料有去无回,《西南采风录》也未能幸免。幸好哥哥没有受到冲击,得以留下这本珍贵的原版书。
被抄家时,书中掉出一些破旧的纸片没有被拿走,就包括朱自清、黄钰生、闻一多于1939年给《西南采风录》作序的手稿。战时艰苦,这些序言都写在很差的土纸上。如今,在云南师大内的西南联大博物馆,这三份珍贵手稿的复印件被裱在镜框中,整整齐齐地挂在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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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心理学教育奠基
1953年,刘兆吉第一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探亲,他知识渊博却没有架子,关心家乡的教育。1956年,他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西南师范学院第一批被吸收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在西南师范大学从事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传道授业,著书立说,学术造诣颇高,成为我国心理学早期的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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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探亲不忘本 如愿加入共产党
刘兆吉自1937年离家求学,工作,娶妻生子。虽然父老乡亲常常梦寐萦怀,然而千里迢迢天各一方,回家探亲的愿望,直到1953年才得以实现。这年6月,刘兆吉终于回到了家乡潘村。正好他妹妹刚生完孩子,刘兆吉便同父亲一道,挑着担子,一头是米面,一头是鸡蛋油条,去看望妹妹。妹妹看他累得满头是汗,笑他:“二哥这么一个大教授,还挑着个担子!”刘兆吉说:“这个本色可不能丢。”
1976年8月,刘兆吉夫妇由次子刘重来陪同,又一次回到青州省亲。刘兆吉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情况,到村中小学、联中,与师生座谈。返回时,他们在城里请摄影师拍了一张全家福。
刘兆吉有过贫苦的童年,体验过艰辛的求学之路,经历过国家遭受外敌侵略、民不聊生的时期,他对共产党怀有深深的向往与敬意。刘兆吉说,他在南开大学求学时,冒着风险,多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读了一些来自延安的小册子；在重庆南开中学任教时,又亲耳聆听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报告,认识到“中国的命运,只有靠共产党的领导,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途”。到了1949年,刘兆吉又多次参加地下党领导的爱国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从一些感性的认识扩大加深为理性认识……由于对党的认识与情感的逐渐加深,便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发挥他们的专长,给他们信任和支持。这次会议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知识分子。
2月16日,刘兆吉向教育系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10月13日,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西南师范学院第一批被吸收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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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各大高校 担任心理学教授
1946年8月,受四川教育学院院长柴有恒、教育系主任陈剑恒聘请,刘兆吉担任教育系副教授,讲授《发展心理学》等课程。从此以后,他传道授业,著书立说。
1950年7月,刘兆吉应重庆大学之聘,任教育系副教授,讲授《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后因院系调整,重庆大学教育系并入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
1952年,刘兆吉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进修班学习苏联心理学,并参与编写《普通心理学》,之后一直在西南师范学院从事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文科主任,四川省心理学会理事长、重庆市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等。
除给本科生、研究生授课外,刘兆吉还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课题在内的许多课题研究任务,他是《心理学报》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还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他从教六十年,学生遍布海内外。他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总是耐心解答,循循善诱。他严于律己却宽以待人。出众的才华,渊博的知识,辉煌的业绩,使他受到一致称颂,享有崇高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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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造诣深厚 著作成果丰硕
刘兆吉的学术造诣颇高,成为我国心理学早期的开拓者之一。他与潘菽、陈立、朱智贤、高觉敷诸先生一起,在教育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美育心理学、中国心理学史等领域都有建树。一生出版专著、主编、参编如《美育心理学》《美育心理研究》《高等学校教育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纲要》《文艺心理与美育心理》《刘兆吉文艺心理美育心理研究文选》等著作20余种,在《心理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为他人著作撰写序跋40余篇。另外,刘兆吉还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话剧、诗歌等。用著作等身形容,毫不夸张。其作品多次获国家、省部级奖项。他的《美育心理学》一书,获得全国优秀教学图书一等奖,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获得国家出版总署有特别重大贡献教授荣誉证书。
我国权威大型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有三卷收入了他的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将他首创提出并撰写的“美育心理”概念作为重要条目收入,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王甦教授把《美育心理学》誉为“世界第一部《美育心理学》,是中国心理学家对世界心理学的重要贡献。”其著作《西南采风录》作为专著条目被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将刘兆吉作为12位中国心理学家人物之一收入条目,称他为中国现代心理学家；他的著作、成果、传记还被收入其他十几种辞典中。1985年,他被收入《世界心理学家名录》。英国剑桥大学把他列入世界名人录,2001年他88岁高龄时还被第28届世界心理学大会聘为中国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1年11月,刘兆吉因病去世,终年88岁。西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在悼词中说:“刘兆吉先生的一生,是热爱党、热爱国家和人民的一生,是献身教育事业的一生,是严谨治学、不断耕耘、不断创新的一生……我们将永远怀念刘兆吉先生……”
图片由刘重来、刘梅生提供
本期参考资料:《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由几件小事认识闻一多先生》《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