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幽州节度使刘济及墓葬》||文/赵润东||【京西纪事】第428期
原创 来自 京西纪事 2022-10-28 07:27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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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28日 第117期 总428期
古镇长沟，名扬京畿，位于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的结合部，地处两省三地交汇之枢纽地带。自古以来，“青山叠翠，绿水环流”，商贾云集，资源丰富，古迹较多，历史悠久。
唐朝疆域图
公元2013年6月22日上午，北京市文物局、市文物研究所、房山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委员会与北京电视台《这里是北京》栏目合作，就该镇坟庄村发现的唐代大墓墓志开启进行了现场直播。节目播出之后，引起社会公众极大关注和兴趣。
2014年1月4日上午，北京电视台又作了现场直播。结合史志及诸位考古专家论证，现归纳整理成篇，以求方家指正。
壹
长沟镇位于房山城西南16公里，距北京城区56公里。刘济墓位于该镇坟庄村西北的一座小土包上。多年来，坟庄村的来历以及坟中所葬的历代人物始终是个谜。近期发现的唐代大墓引起了专家学者和人们的极大兴趣。
首先，为什么叫坟庄呢？所谓坟庄，是指墓葬群落之地。据《房山区地名志》载“明以前成村。因此地多达官显贵的坟墓，尤以西冈上鞑靼坟为最，护坟人居此，渐成村落，初名‘坟冢’，亦为‘坟中’，后演变成今名。”由此可知，坟庄一带自古至今埋葬着不少达官显贵。
要想了解坟庄村的情况，首先要了解一下长沟镇的历史沿革及概况。长沟古镇，历史悠久。追溯其所属沿革，则沧桑历尽，源远流长。由于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此地东西交汇，南北贯通，商贾云集，贸易繁荣。也正是因为如此，历来被誉为京郊鱼米之乡，且自古以来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206年，刘邦即帝位，建立汉朝，推行郡、国并实行郡、县二级政权制，在秦郡县基础上更为增多，将秦之广阳郡的蓟城及其以南包括大兴全境建立广阳国，其余以涿县城关为治所建立了涿郡，涿郡属幽州，辖良乡、西乡等29个县（包括侯国），其中西乡侯国，又称西乡县，即现在的长沟镇，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汉高祖刘邦封二十九县之一的西乡县。又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乡，侯国。莽曰移风。”《汉书·王子侯表》记，西汉末，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封“广阳顷子”（即今良乡东广阳城附近）刘建之子刘容为西乡顷侯，封广阳王子刘发为阳乡侯。西乡侯国辖地为涿郡，北境包括今房山区大部地置，其都邑即今长沟古城。
西乡县一直隶属范阳、幽州。由于历史变迁，称谓又多有改变。如范阳郡，是中国古代的地名和行政区划名。范阳在历史上所辖区域多有变动，约在今北京市和河北省保定市北部。从唐大历四年（769年）起，所谓“范阳”则仅限于涿州范阳县，为涿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涿州市。而广义上的范阳有时和幽州通用。范阳故城于秦代建成，在今河北省定兴县南 20公里的固城镇。
西乡古城，位于今长沟村东250米处。现在古城遗址仍较清晰。经专家勘察，该城呈方形，每面长约500米，城址地势较高，周围地势较低。墙体最高为5米，厚度25．6米。古城遗址曾出土大量汉代陶器残片。可想当年西乡古城兴旺之盛况。这座古城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是北京通往涿郡、易州的交通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到了东汉时期，王莽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涿郡为垣翰。东汉建元五年（公元25年），复为涿郡，西乡侯国废置并入涿郡，涿仍属幽。《方舆纪要》记载：“西乡废县在州（涿州）西北二十里，汉置属涿郡，后汉省，或谓之都乡城。”又有《日下旧闻考》记：“西乡废县在州西二十里，长沟村北有城遗址，土人呼为古城或即其地。”西乡县几易变迁，西汉置而东汉废。“（武帝子）济阳怀王弦，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封西乡侯。”(《三国志·济怀王弦传》）据此，涿郡之西乡侯国曹魏时又复置。“唐代侨置慎州及降龙县、黎州及黎县于此。”而置长沟镇始见于清代与民国年间。（见《房山地名志》）宋金时期，北京改为中都，涿州为中都路所属，领范阳、固安、新城、定兴、奉先（今房山）等五县，元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涿州仍领范阳、房山二县。明洪武初（公元1368年）废范阳县并入涿州，涿州只领房山一县。至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因房山直隶顺天府，涿州不在领县。自此，长沟隶属房山县而不受涿州所辖。
唐幽州范阳郡，本涿郡，天宝元年（742年）改置。治蓟县（今北京市城西南）。又为方镇名，本为幽州节度使，天宝元年亦改为范阳。宝应元年（762年）改幽州节度使，并兼卢龙节度使。又幽州本有范阳县（原涿县，唐改）。大历四年（769年），与固安等县扑克幽州析出，置涿州，以范阳县为治所。范阳县、范阳郡、范阳国、涿郡、涿州等等，历史上此地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从以上资料看，涿郡也好涿州也罢，包含了北京南部、河北涿州市、河北省定兴县等地，隋大业三年幽州改称涿郡后，地盘又包括了：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北京城西南、河北省涿州市、天津武清、昌平、河北涿鹿西南、北京市通州区等地。
那么，节度使又是什么官职呢？所谓节度使，意为节制调度。唐朝武官的一种，主要掌首军事、防御外敌，开始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也开始过问民政，同时独揽民权、军权、财权。唐代节度使渊源于魏晋以来的持节都督。持节都督出征时是一军统帅，屯驻时是军区首脑，对所统将领及州郡长吏都有节制以至生杀之权。范阳节度使，又称卢龙节度使、幽州节度使，是唐朝在今河北地区设置的节度使，天宝十节度使之一。唐朝后期节度使势力大大加强，常常会叛离朝廷，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唐幽州节度使安禄山与史思明的叛乱便可见其权力之甚。
安史乱起，唐廷为了平叛，内地也相继设置节镇，增至二十余道，不置节度使处亦置防御使，防御使不赐旌节，多以采访使兼领。其后，采访使改名观察使，例兼都团练使或都防御使，兼理军民，成为地位略低于节度使的地方军政长官。节度使的僚佐有副使、支使、行军司马、判官、推官等，将校有押衙、虞侯、兵马使等。由于观察使是采访使的改名，故唐代后期节度使例兼所在道的观察使。
据史料记载，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设置幽州节度使，负责防御奚、契丹，治幽州（范阳郡，今北京）首府，统辖幽州（治今北京），蓟州（治今天津蓟县）、妫州（治今河北怀来）、檀州（治今北京密云）、易州（治今河北易县）、定州（治今河北定州）、恒州（治今河北正定） 冀州、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北）、沧州治今河北沧州）等9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范阳、河东、平卢为根据地，发动叛乱，建立大燕，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结束后，改为幽州节度使，因领卢龙军，又称卢龙节度使。
贰
刘济（公元757—810年），字济之，幽州（今北京）人，生于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唐德宗、顺宗和宪宗时，出任幽州卢龙节度使。按族谱考证，刘济为蜀汉昭烈皇帝二十一代孙。
济出生在757年，正处在“安史之乱”时期。当时，范阳被叛军燕军占领，随后又被唐肃宗收复。763年，燕军败亡，范阳改名为卢龙，名义上虽然归属了朝廷，而实际是先后被李怀仙、朱希彩割据。到了772年，朱希彩被杀，刘怦的表弟朱泚取而代之，刘怦先后在朱泚和其弟朱滔帐下效力。785年，朱滔去世，刘怦继任。刘济是刘怦的长子，还有两个弟弟，即刘澭和刘源。刘济年轻时曾去长安，通过殿试，后士及第。之后，在父亲刘怦手下曾任幽州参军事、范阳令。兴元初任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刺史。当年，刘怦病倒，在他身边的刘澭很快从莫州召回刘济，支持他继任。在位的唐德宗任刘济为留后。不久，刘怦病逝，刘济便继任了幽州节度使。
当时，正是藩镇割据的时期，唐王朝失控且难驾驭全国局面。身为幽州节度使的刘济，尊重朝廷，经常纳贡，毫无诸藩镇军帅恃权骄横不法之劣迹，同时加强边防力量，以抗击不时前来侵扰的少数民族武装。因此受到唐德宗的信任和重用，被授以兵部尚书的荣誉职位。但不久，刘济就卷入和弟弟刘澭的争执之中。原因是，刘济刚继任时，任刘澭为瀛洲（在今河北河间）刺史，并许诺以他为继承人，但很快又任长子刘绲为幽州副节度使，显然是要让刘绲接班。792年，心怀不满的刘澭向德宗表示臣服，并贡献兵员协助长安西面对吐蕃的冬季防务。刘济得知消息十分生气，于是攻打刘澭。794年，刘澭不敌，弃瀛洲，率所部军民向西逃到朝廷控制区。796年，大批节度使被授予荣衔，刘济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宰相荣衔。
800年，时任涿州（在今河北保定）刺史的刘源也出来反抗哥哥刘济的命令，后被刘济击败俘虏，并送往长安。唐德宗给刘源封了个小官，让他留在长安。806年，唐宪宗在位，刘济被授予更高的宰相荣衔——侍中。807年，刘济和邻镇成德节度使王士真、义武（首府在保定）节度使张茂昭发生冲突，宪宗派给事中房式前往调停。809年，王士真去世，宪宗起初并不想遵循德宗先例由其子王承宗继任，直到王承宗许诺将成德镇的两个州府归还朝廷。但王承宗食言，宪宗于是讨伐成德。刘济派到魏博（在今河北邯郸）的使者谭忠成功说服当地节度使田季安不参与此事，随后又说服刘济本人攻打成德，指出如果刘济不出兵，宪宗会认为他是王承宗的同谋。810年春，刘济率本部攻打成德，打下许多城镇。宪宗又授予他中书令的宰相荣衔。
刘济让次子刘总随征，刘绲在首府留守。当刘济到饶阳（在今河北衡水）时，病倒了。刘总和张玘、成国宝合谋，矫诏称宪宗不满刘济缺乏进展，要用刘绲取代他。刘济震怒，处决了几十个和刘绲相好的军官，召刘绲前来。刘总在酒里下毒，毒杀刘济，又假借刘济之命杖杀刘绲，控制了卢龙镇和军队。宪宗赠刘济太师，谥“庄武”。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说： 当时北京地区有刘、韩、马、赵四大家族。从唐至金，刘氏在北京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前后约有400年，刘济和他的父亲刘怦、儿子刘总三代均是幽州卢龙节度使。关于刘济的死，北京市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吴梦麟透露，会武功的刘济是被儿子刘总毒死的。当时刘济病倒，二儿子刘总密谋夺权，便派人假装朝廷使者散布谣言，说朝廷认为刘济延误军机，废除节度使一职，让长子刘绲接任。病中的刘济听说此事，绝食明志，后因口渴喝水，刘总暗中向水中投毒，使53岁的刘济中毒而死。不明情形的刘绲遵照父命前往安平，刘总假以父命半路杖杀其兄，自统军务。
杀父夺权也成为张夫人墓志比刘济豪华的解读之一。在这座合葬墓中，刘济妻子张夫人的墓志雕刻精美，阴刻描金篆书，创斜刹浮雕彩绘十二生肖图已间以浮雕、彩绘牡丹花图案。比起夫人墓志的豪华，刘济的墓志却很简单。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墓志级别女强男弱令人费解。对此，吴梦麟认为，或许正因为刘总弑父后做贼心虚，急忙下葬父亲所致，张夫人因比刘济晚死，儿子为了尽孝进行了精心准备。
叁
刘济墓背靠上方山，濒临拒马河，背山面水，凿山为穴。墓葬规模较大、形制特殊，在北京如此大规模的唐代墓葬发现极少。墓葬中出土的大型彩绘浮雕十二生肖描金墓志异常珍贵，在目前发现的唐代墓志中，全国也没有能与之匹配者，实属罕见。墓葬中出土的彩绘须弥座石质棺床、彩绘石俑，也都十分珍贵。
大墓长近40米、深5米，由墓道、墓门、前庭、前甬道、耳室、壁龛、主室、侧室、后甬道及后室等组成，全长34米。墓道残长10多米，斜度较大，呈现唐后期墓葬的特征。
顺着墓道斜坡而下。两侧壁表面用白灰泥抹面，上绘壁画。墓道尽头是墓门，上部损毁严重，仅剩两侧外部墙体。进了墓门，前庭两侧各有一长方形耳室，用来放置随葬品。随葬品大多已被盗掘，仅残存铜饰件、动物骨骼、木板灰等遗物。再进深，经过前甬道北端，东西各有一个壁龛。前甬道北部尽头是主室大门，仅存石质门槛、门砧和东侧立柱。墓葬遭到多次盗掘。据工作人员透露：墓葬最早的盗洞大约是金代甚至更早时候。几乎处处有破损。市文物局提供的材料显示，墓门上部损毁严重，仅余两侧外部墙体。从砖墙立面上可看出仿木构做法，上有彩绘，推断此处原有砖砌仿木构门楼式墓门存在，整体结构，已不详，只是原有木门已被毁。墓门处用砖封堵，封门砖为南北并列三排“人”字形砌筑，上部被盗掘。墓门北侧为前庭，上部的陪葬品也不能幸免。在东、西耳室均放置随葬品，原有木箱、食盒等，已被盗掘，现仅残存铜饰件、动物骨骼、木板灰等。
主室发现的须弥座式石棺床保存完整，有大量浮雕彩绘金刚、瑞兽图案，制作精美，在我国同类型考古遗迹中罕见。主室位于墓葬的中北部，平面似椭圆，上部被毁，顶已无存，从墙体砖砌筑形式判断，原主室顶部应为穹窿顶结构。壁面均抹白灰，绘有壁画，为红、黑、黄绿等多种颜色绘制的人物及花卉图案。
在主室的北部中央放置有石棺床，棺床上原放置有石椁木棺，也颇为引人关注。石棺床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由6层石条拼合砌筑而成。每层形式各异，或浮雕金刚脸及瑞兽造型，或彩绘莲花及牡丹图案形象。第一层雕刻白是金刚面部，既有人面，也有兽面，有的瞠目，有的含笑；第二层雕刻的是祥云纹；第三层是颇具唐风的牡丹花纹饰；第四层是瑞兽；第五层是彩绘牡丹；第六层又是祥云纹。第五层和第六层有些地方描绘了墨线，并未完成浮雕。专家推测，这可能跟当时下葬匆促，没来得及完成石棺床的制作有关。专家介绍，这一多达6层棺床较为罕见，即便是明清时期的帝陵，棺床也只有1层砖石。唐代对官员的墓葬规制有严格规定，僭越使用是大罪。身为正三品以上官员的刘济的这座6层结构汉白玉石棺床虽然罕见，但并不违规。石棺床造型类似佛教的须弥座，这佐证了刘济信佛。云居寺内就收藏有刘济捐资雕刻的石经。
主室被破坏严重，随葬品仅有部分残留。石椁已毁，现仅余部分石构件。东南侧还有石质长明灯1盏。
刘公墓志发现于前甬道北侧隔墙和主室门之间。盖顶部阴刻有“唐故幽州卢龙节度观察等使中书令赠太师刘公墓志之铭”，6行，24字，篆书。志盖表面装饰精美，四刹阴刻文吏怀抱十二生肖形象，四角阴刻牡丹花图案。志石与盖相扣，长方形，四边立面阴线刻画卷叶牡丹纹样。考古专家就是根据这行文字，在《全唐文》里边找到了这座古墓的完整墓志记载，从而揭开了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与大墓同时开启的另一墓志为刘济夫人张氏。墓志盖上镌刻描金篆书“唐故蓟国太夫人赠燕国太夫人清河御夫人祔志铭”。该墓志装饰精美，四刹浮雕文吏怀抱十二生肖造型，间以浮雕彩绘牡丹花图案。据专家介绍，其中“祔”字说明这不是唯一的墓主人，应该是后葬进来的。
刘公夫人墓志保存情况稍差，志盖一角有磕碰缺损。刘公夫人墓志位于刘公墓志外侧，证明其死亡时间晚于她的丈夫。其表面装饰精美，四刹浮雕文吏怀抱十二生肖造型，间以浮雕彩绘牡丹花图案。志石为正方形，四边立面阴线刻画卷叶牡丹纹样。边长163厘，边厚8.5厘米，顶厚约15厘米。志盖呈盝顶式，阴刻描金篆书21字。志石为正方形，四边立面阴线刻画卷叶牡丹纹样。志石铭文为墓主人生平、家世的介绍以及时人对其的评价。
石棺床类似棺材的造型，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由6层石条拼合砌筑而成。每层形式各异，或浮雕金刚脸及瑞兽造。型，或彩绘莲花及牡丹图案形象。石椁已毁，现仅余部分石构件。其中南侧立板造型最为精美，中部雕刻有仿木构假门，浮雕出门框框、门簪、门扇及乳钉、门锁等形象，并施以彩绘。
墓葬壁画内容主要包括乐舞表演、家居生活、彩绘建筑丫侍女、动物、植物等，描绘了当时的生活习俗、服饰特色、娱乐方式与建筑风格等，是研究北京地区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贵族生活和精神追求的重要资料。
据史书记载，刘济不但武艺高强，英勇善战，还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他在任期间，曾在幽州设置州学，大力发展儒学教育。他还是一个虔心佛事的佛教徒。如舍宅建寺，将当年宣武区白纸坊的旧邸改建成崇效寺。从唐贞元年间至元和四年间，在云居寺镌刻《大般若经》580余卷，并且撰写《涿鹿石经山堂记碑》，记述刻经及运至石经山封存洞中过程。由此可见，刘济应该称作是唐代幽州一位开明勤政的高级地方官，他对地区的政治稳定，文化发展都曾做出过贡献。
刘济墓志盖顶部阴刻篆书“唐故幽州卢龙节度使观察等使中书令赠太师刘公墓志之铭”。铭文第一行为“开国男归登书并撰额”。据史书记载，“归登”为当朝工部尚书，擅长多种字体。“开国男”是归登的爵位。墓志上还刻有“权德舆奉”等字样，权德舆（字载之）即当朝宰相，当时的文坛泰斗，着有《权载之文集》，人们熟知的柳宗元、刘禹锡皆出自其门下。从上面文字可以得知，工部尚书归登书并撰额、宰相权德舆奉诏为刘济撰文，可见皇帝对刘济的恩崇之盛。
然而，墓志文上为何只有权德舆撰文而不见归登书丹的记载？据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孙继民解释，“在唐代，体例完备的墓志铭一般标注有撰着人、书丹人和镌刻人。其形成过程通常先是撰着人根据志主的有关材料撰成文稿，然后是书丹人将撰毕的文稿用朱砂誊抄于志石之上，最后由镌刻人依据书丹人的笔画刻字成铭。因此，出土的刘济墓志应是权德舆撰文在先，归登书丹篆额在后，史籍所载的刘济墓志文不见书丹人归登也顺理成章。”（《中国文化报》2013年8月15日）
那么，关于刘济的下葬时间，全唐书的记载和《权载之文集》的记载有所出入，一说为“冬十一月”，一说为“冬十月”。而出土墓志镌刻为“冬十一月”。由此可以确认，农历七月刘济去世，十一月下葬。为什么间隔三四个月时间呢？其原因主要为墓穴选址与建筑时间所致。从刘济墓精美棺床来看，第一层和中间部分为精美浮雕，而其他四层只有墨线和彩绘线条，没有雕刻。说明由于时间仓促而导致墓穴建筑不到位。
关于刘济的死，能够引起朝廷的重视，并且命工部尚书归登书丹撰额、宰相权德舆撰文，规格为何如此之高？据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文博专家吴梦麟介绍，“根据历史记载，刘济武功极高，一生南征北战，可谓唐代晚期一位难得的武将。”“刘济坐镇幽州二十余载，死后朝廷命宰相权德舆为其撰写墓志。”由此可以看出，刘济生前执政还是深得朝廷赞赏和认可的，否则，恩宠怎能如此之盛？
而对于人们好奇的六进墓室的最后一间为何会有6枚金代大定通宝，专家推测这可能是金代盗墓者所留，也可能是金代刘济墓重修时所留。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孙继民则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即刘济墓为金代迁葬。他说刘济的父亲“刘怦始葬地在南苑，而刘济墓在房山，两地相隔几十里。是什么原因造成父子两人葬地如此遥远？是父子二人本来各葬一方，还是父子二人始葬南苑，金代时一起迁葬于今长沟镇的坟庄？”而如果是迁葬，他推测，长沟镇坟庄一带就不应只有刘济墓。
刘济石椁的挡板上有一只展翅的大鸟
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济墓发掘工程负责人程利介绍，历史上关于刘济生平的描述，主要记载史料为刘济在世时的宰相权载之编写的《权载之文集》及后世编纂的《全唐文》，而刘济志文的解读为史料的补充修正提供了重要参考。事实也证明，将3份史料对比。墓志文的发现更客观地还原了刘济的真实职位及历史事迹。志文与《全唐文》和《权载之文集》比照，在字数、字的写法等方面出现了很多有趣之处。刘济墓志石刻有楷书志文1543字，其中正文1392字，比《权载之文集》和《全唐文》中的“刘公墓志铭”记载的文字都多。另外，刘济墓志上记载“公姓刘氏，讳济，字济”，而在仪载之文集）和《全唐文》中，刘济的字均被记录为“字济之”。墓志上的记载却《新唐书》一致，故初步考证刘济的表字应为“济”。
附：小西天石经堂记 唐人 刘济
我唐十有一叶圣皇帝继明昭宣光被四海彝夏作又神人以和迄今己丑岁凡五祀矣方隅守臣乐其天地大德罔知攸报济封内涿州有涿鹿山石经堂者始自北齐至隋沙门静琬亲层峰灵迹因发愿造十二部石经国朝贞观五年涅盘经成其夜山吼三声，生香树三十余，本月暴水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构成云居寺焉。暨天宝开元圣文神武皇帝第八妹金仙公主特加崇饬迩之人增之如蚁术焉，有为之功莫此，而大济遂以俸钱奉为圣上，刊造大般若经以今年四月功就，亲自率励与道俗齐集于石经峰下，忭等香积而香云媛空会同华严，而珠雨满地，金篆玉版灿如龙宫，神光赫赫，宇宙金色焉。于是一口作念万人齐力，岩壑动，鸾凤舞……摇之以跻乎？上方缄于石堂，必使劫火烧而弥固，桑田变而不易或祝兹圣寿寿愿，高于崇山峻岭。缄彼石经经愿延于沙界鸿祚。万福与天，无垠圣寿无疆明矣。幕府众君子同称赞之。
赵润东 男，汉族，1955年6月出生，北京房山人，大学学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房山区文联理事、房山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酷爱文学与史地民俗文学，1978年始发表文学作品。在20余家书刊发表论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碑文、楹联等500余篇，近400万字；撰写《古塔风韵》、《古刹常乐寺》、《红螺三险》、《张坊古战道》、《皇后台》等5部电视专题片脚本，在北京电视台和房山电视台播放。着作有《琉璃河古镇史话》（200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琉璃河民俗风物》（201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名镇阎村史话》（2006年北京燕山出版社）、《中华瑰宝汉白玉》（与人合作）(2011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另外撰写出《古镇张坊史话》、《名镇韩村河史话》、《京畿满族第一村—固村》等以及“漫话系列”、“历代名人在房山题诗并撰文系列”，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创意产业以及旅游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好评并产生较好影响。作者被收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