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食品站
作者 | 陈海泉
说起食品站，现在有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是一个什么部门或者是一个什么机构，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它和供销社，粮管所，烟棉麻站一样，同属于国家政策性企业单位。属县商业局下设的食品公司管理。肩负县食品公司下达的生猪输送任务，掌握着一个公社的生猪收购和猪肉分配、销售的大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若谁家有人或者是有亲戚在食品站工作，那绝对是一件很自豪，并且是值得炫耀的事情。别看食品站长官不大，但那可是给个县长也不换的实权派。
蒋峪公社食品站，在原东蒋峪村羊临路的东边，和蒋峪粮管所近邻。靠公路有一个大坑，坑的北边有一条路，通向粮管所和食品站。食品站有一个大铁门，大铁门上又有一个小门，挂着“闲人免进”的牌子。几间北屋是办公室和宿舍，东边两间是屠宰车间，靠最西头的一间，从山墙上开了一个窗口，作为对外售肉的地方，窗上按装着至少是直径14厘米的钢筋，院子南边是一排临时猪圈。
那时是计划经济时期，吃肉要凭票供应，食品站收购生猪后，先平价供应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那是国家给他们的福利，不过数量都有限，好像是每人每月半斤的指标。一般老百姓如果家里有大事需要用肉，要提前托人或者是找大队干部去找食品站长，申请上肉票，一张肉票的面额最大是二斤。但有了肉票不等于肉就到了手，还要到那个窗口去排队。那个年代，有关系的人买肥肉，没关系的买瘦肉。由于贫困，人们平时很少吃到荤腥，肚子里缺油水，都想买点肥肉回家炼油多炒几顿菜吃，没有人愿意要瘦肉。为了能买到肥点的肉，有的人天不亮就去窗口排队，并且在前边的人，要紧紧抓住窗户上的钢筋，以免后面的人将自己挤出去。有时打呼挤急了，后面的人从前边人的腿空中向里钻，把前边的人能顶起来，但抓住钢筋的手决不能放松，放松了就等于前功尽弃，以至于那么粗的钢筋都被拽变了形。塞不进去的人就只有买到瘦肉的份了，甚至好不容易挨上号了，肉却卖完了，无奈只有第二天再来。
我记得当时的蒋峪食品站长叫刘子亮，是个转业残疾军人，据说在淮海战役时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了腿，走路一瘸一拐的，老百姓背后都称都他“刘瘸子”。他是个很有资格的老革命，办事很认真，脾气比较倔，公社的干部都让他三分。有好多人都像我一样，不知道公社书记的名字，却记住了他叫刘子亮，可见当时食品站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那时在食品站工作，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一般百姓想高攀他们很难，有的人走起路来都是六亲不认的步伐。
那个时代，老百姓养个猪，全靠喂地瓜叶，花生秧碾成的糠，掺上少许地瓜、玉米面。有时糠也紧张，就拔野菜青草为其填肚，打猪草是学生放学后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缺乏营养，猪长得很慢，喂一头猪至少需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像像现在的猪，从小就生活在冬暖夏凉的环境里，吃着全价饲料，各种添加剂、激素四月肥什么的。但那时的猪肉由于生长期长，猪肉的确是好吃。从集市上买来的小猪崽，先喂壳郎猪，等猪长起身架子来，才开始加上点豆饼什么的，喂的胖一点，我们临朐俗语叫“膗肥猪”，有的从小受到嗑打，怎么也喂不胖，就形容瘦的像个风箱板子。
老百姓喂猪是不能算成本的，如果单纯算成本的话，可能是念不着帐的。马益著的《庄农日用杂字》里就说过：“养猪图攒粪，挣钱是枉言”，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换个整装钱。一般情况下，卖个猪都有大使项。那猪没卖之前，钱早已经计划好了，不是盖房就是给儿娶媳妇，那是不舍得乱花一分的，但那时候生猪市场不允许个人经营，必须要卖到食品站去。因为是垄断经营，食品站人员手握特权，老百姓卖猪时必须小心翼翼，陪着笑脸，大气也不敢出。老百姓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一切都是食品站说了算。不过，老百姓每卖一头猪，食品站会发给二斤肉的票，作为奖励。若是有人偷偷杀猪，被举报后，会被罚款、批判，甚至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帽子游街示众。
那时每个村都有生猪预购任务。记得我们第二生产队，养了十几头猪，有一头养了两年多，长的特别大，有五六百斤重。生产队没有地排车，手推车又盛不开，这可难住了大家，最后有人想出了办法，将两辆手推车并排绑在一起，把猪放在中间。四五个壮劳力各有分工，抓耳抱腿拽尾巴将其扑倒。在猪的拼命挣扎和尖叫中，将它五花大绑，合力抬了上车子。几个人前呼后拥的赶往食品站。由于道路崎岖不平，又加之车子不好掌握，等送到食品站，人已是气喘吁吁，满头大汗。队长陈延溪赶紧请验级员来验级、过磅。一般情况下，猪越重打级越高，最好的是一级，还有二、三级等，好像是不到110斤不收购。还要兼顾到猪的肥瘦等。这个规定表面上看来很合理，但实际执行中，就像黄烟打级一样，验级员对等级的判定有很大的自主权，人为的可操作性很大，打几级要看他的心情。所以一定要陪着笑脸迎接着他，没话找话的奉承他几句。要不他说你的猪太瘦，出肉率低，打不上较好的等级，要不说你喂的太饱了，先放在临时猪圈里，等到下午再过称，那可就苦了卖猪人，猪拉尿掉称不说，还要陪在那里不敢走远。我们队长有经验，提前买了一盒“琥珀”牌烟卷，在当时那是最好的烟卷，三毛九一盒。先抽出一支哈腰递给他，从兜里摸挲出火柴给他点上，他也不拒绝，理所当然的享受着别人对他的尊敬。队长又瞅准机会把烟塞进了他的衣兜里。把猪抬在磅上，一称600多斤，在那时是绝对的“猪王”。那验级员摸摸猪的脊背，捏捏前胸，也不吭声，只见他拿剪刀的手一转一转，“咔嚓、咔嚓”娴熟地在猪身上剪上等级和重量。这是卖猪人心情最紧张的时刻，大家瞪大眼睛看到底是打了几级。如果结果在意料之中，或者是高于意料，卖猪者激动之心溢于言表。如果是打低了，则垂头丧气，满脸的失望和尴尬。这次我们生产队的猪打了个一级，说明那盒烟没有白送。队长一高兴，请大家去北边的供销社饭店，每人吃了一盘三毛钱的小炒肉。
那时的毛猪是按级论价，因年代久远，忘记分级的价格了。只记得猪肉是七毛二一斤，生猪下货肠子是一毛八一斤，同现在的价格没法比较。但在那个比较贫穷的年代，要吃上一点肉，还是一件很奢望的事。
我们村张存友的二叔在食品站上斑， 有一次，张存友领我们几个伙伴，一大早去食品站看杀猪。因为他叔在，人家也没往外撵。那杀猪的方式很原始，几个人把猪抬在杀床上，摁住头腿，那猪好像是知道寿数已尽，惊恐的双眼通红圆睁，求生的欲望促使它拼命的挣扎，嘴巴也张到了极限，竭斯底里的大声嚎叫着，像在向人们宣誓着宁死不屈的意志和决心，但绳捆索绑使它力不从心，只有任人摆布宰杀的份了。那杀把子将尖刀横叼在嘴里，膝盖顶住猪头，一手用力捹住猪嘴，那猪叫不出声了，只能发出吗咽的声音，另一只手像征性地拍拍猪脖子上的土，取下嘴巴里的尖刀，从猪脖子上顺猪心脏方向用力捅去，“扑哧”一声血立刻喷涌出来，淌在了下边放有盐和水的瓷盆里，随即用刀把在里边转动几圈。那猪叫声渐弱，一命呜呼，我们都看得心惊肉跳。随后在猪后腿上割上一个小口，用铁捅条皮里肉外旳周身捅几下，嘴巴对准小口用力吹气，一会那猪就象皮球一样鼓了起来。将猪抬在大锅边上，浇上热水，用铁刮子刮干净毛。随后用肉钩子将其吊起来，三下五除二卸下猪头，开膛破肚。记得最清楚的是开膛后，那个人从猪的胸腔里，择出一块如里腔油似的长条东西，还冒着热气，他既像是向我们炫耀，又像是在馋我们，张开嘴“稀溜”一下吸了肚子里，我们那早已充满口腔的液体，也配合着他夸张的动作不由自主的“咕咚”一声咽了下去。
改革开放后，老百姓养猪的多了起来，蒋峪食品站搬迁到了蒋峪北岭南边，公路以西的一个大院子里。我家养了一头猪，卖给了食品站，但是当时不给钱。要等三天后去食品站支取。因那时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高，企事业单位的福利肉票，也改为了随工资下发的肉价补贴，猪肉不好销售，因此食品站推出了诸如解放初期的“爱国肉”政策，老百姓每卖一头猪，心须要割10斤肉，才能支到卖猪钱。我去找那个卖肉的，下午三点多了，他还在床上面朝墙睡午觉。我轻声的喊了他二声，忚眼也没睁，朝我吼了一声“没看着我在困觉”！没办法我耐住心烦，又等了十几分钟，他睁开眼睛突然忽地坐了起来，一看认识我，感觉很不好意思的样子。那个时候的人就喜欢吃瘦一点的肉了，他红脸吐噜地给我割上了一大块后腚座。
时光匆匆，一晃过去了4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农民再也不用被强制上交公粮，给食品站送生猪了。农民可以自由的买卖生猪等一切商品。猪肉市场上，生肉熟肉、肉制品，琳琅满目，任你挑选。愿意绞肉馅的免费给你绞好，猪骨给你剁块。有人嫌机器绞馅不好吃，七贤一带卖肉商户不用绞肉机，带看案板菜刀，负责给你剁好，服务可谓到家。国人猪肉消费量也由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每人不到1.5公斤，到2021年的国家公布的统计数字，人均消费40公斤。市场放开后，食品站也没有了当年的辉煌，由垄断型转为了服务型，为卖肉商户提供集中屠宰服务，食品站这个名字，也逐步淡岀了人们的视野，真乃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现在的生猪收购和屠宰，己摆脱了作坊式的原始方法，那些大型的现代化屠宰场，承担着国家猪肉储备和市场供应工作。据说得利斯集团的的一条龙流水线设备，屠宰前要先给生猪洗澡，听音乐，让生猪得到“临终关怀”，在悠然自得中瞬间电晕，使其失去知觉，犹如“安乐死”。有专家说，生猪在屠宰时若受到惊吓和痛苦，身体会产生一种毒素，影响猪肉的口感，吃了对人体有害。咱普通百姓没必要去纠结专家说的对与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宰杀方式肯定是不那么残忍粗暴，猪临死前也不用那么惊恐痛苦了，这也是国外一直强调的动物福利，“人道主义屠宰”。
时间的大漠滚滚而去，历史的长河悠悠流过。 抚今追昔，我们不能忘记了那个时代，那些已完成历史使命或者是不再辉煌的政策性企业，他们曾经为国家经济的调控，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为保障百姓生活的稳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现在我们的国家已踏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老百姓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作为老一代人不能忘记过去，年轻一代要珍惜今天的好日子。那披星戴月排队挨号买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自豪吧！我们都赶上了这个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