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重器毛公鼎轶事
陈继勰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西周宣王时代的青铜重器—毛公鼎，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重34.7公斤。体呈半球形，立耳高大，蹄形足。口沿下饰有大小相同的单行连续式鳞纹，内壁铸有铭文三十二行，共497字，是商周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然而，在世人皆叹其厚重的史学价值和制作精妙绝伦的同时，毛公鼎背后还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和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特别是与我的六世先祖、金石学家陈介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查阅了有关书籍、报刊文章整理出此文，以供对此感兴趣的时人及后人一览。
一、 宝鼎遇主
毛公鼎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据说，是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古董商人闻讯前来看货，见内壁有密密麻麻的几百字的铭文，知是宝鼎，因为当时的青铜器不但以质、古论价，有铭文的还要按字数加价，从每字数金到每字数十金，像这样一件有数百字铭文的器物还从未见过，古董商人随即以白银300两将鼎买下。正准备把鼎运走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拦下，说是此鼎出土于他合董春生两家相交的地界上，索要属于他的一份，把买卖搅黄了。空手而归的古董商人岂肯就此罢休，回到县上，便贿赂了县官，罗织了罪名，把董治官抓进了监狱，县里来了官差把鼎运往了县衙。毛公鼎被弄到县上后，这个古董商即出重金悄悄买走了。
毛公鼎出土后的第九年，即咸丰二年（1852年），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氏兄弟之手。苏六（名兆年）、苏七（名亿年）兄弟俩在北京有家赫赫有名的古董铺“永和斋”，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有好几个大件都被苏氏所得。在苏氏兄弟购得毛公鼎之前，当时在京城颇有名望的金石学家陈介祺已从永和斋不惜重金买走“聃敦”（现通称“大丰簋”或“天亡簋”），并相约日后保持信息联络。得到毛公鼎的苏氏兄弟着实惊喜，这件铜器丝毫无损，工艺古朴无华，型态凝重大方，更重要的是内壁有近五百字的铭文。精于此道的苏氏兄弟马上致书陈介祺，陈接信后也马上汇去白银100两，言明以50两作为定金，50两作为运费，让苏雇车专程护送来京。当陈介祺第一眼看到这件宝物时，难掩激动之情，感到此宝鼎价值超出他的预想，对苏说：“宝物无价，不能以金钱比价”。成交后又另赏苏白银1000两。至此，毛公鼎的第一个真正的主人出现了。
二、 陈介祺与毛公鼎
陈介祺（1813—1884年），字寿卿，号簠斋，谥号文懿。山东潍
县（今潍坊市潍城区）人。著名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其父陈官俊（1782—1849年），字伟堂，谥号文慤。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曾任上书房总师傅，道光帝老师，道光年间任六部尚书，官至协办大学士。陈介祺自幼勤奋好学，聪颖强记，青少年时随父在京求学，道光二十五年（1835年）中进士，一直供职翰林院。咸丰四年（1854年）因不堪官场黑暗凶险而辞官还乡，专心于学问。文懿公陈簠斋在藏古、鉴古、释古、传古方面的成就为世所公认，对于铭文如此之多的毛公鼎的研究自然更为专注。毛公鼎铭文内容为：西周宣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其叔毛公为重臣，要他忠心辅佐，并赐其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
文懿公对其所藏都乐于公诸于众，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独于毛公鼎，深锁密藏，秘不示人。由于文懿公对毛公鼎只字不提，因此引起时人对此鼎是否存在的怀疑。好友吴云（平斋）曾写信询问过此鼎之事，称翁叔均（大年）曾让他看过毛公鼎的拓片，说此鼎在陈氏处，可是查阅陈氏寄给他的收藏目录并无此器，因此问道：“究竟世间有此鼎否。窃愿悉其踪迹，祈示知。”然而文懿公对此避而不答。吴大澂也曾这样表示：“闻此鼎在贵斋，如是事实，请贻我一拓本。”吴氏乃公之致交，公所藏之器拓，无不奉赠吴氏，唯独对此要求缄默不言。更有意思地是，张之洞则根据毛公鼎之拓本，断言此鼎乃一赝品。
关于毛公鼎的各种传说一时间众说纷纭，但有一点不争的事实：还是有很多人识宝爱宝。据说公曾拓制毛公鼎铭文二十份，时人闻之，争相求购而不得。更有人以五十金订其拓片，可见其受重视程度。
三、 宝鼎易主
文懿公于光绪十年（1884年）病逝，所藏文物分给了三个儿子，毛公鼎为次子陈厚滋分得。（长子陈厚锺，所生一子陈阜，乃我的曾祖父。）
文懿公辞官回故里后，曾为其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希望后辈能安分守己做学问。但是，陈厚滋之子陈陔（字孝笙）在主掌厚滋所留家业后，不顾文懿公生前的规戒，先后开办了一个钱庄，一个药铺，想以经商振兴家业。而毛公鼎多年来始终被一人掂记着，这人就是时任直隶总督的端方。此人嗜收藏，也是清末一位金石大家。他对毛公鼎覬覦已久，正在欲拥而不得之际，恰好有潍县人陈子久在京任左都御史，与端方过从甚密，又得知他的儿子陈芙衍与陈孝笙来往密切，于是通过陈子久嘱其子芙衍出面与陈孝笙交涉转让毛公鼎之事，劝说孝笙把毛公鼎卖给端方，并许价白银一万两。陈孝笙虽然违背祖训经商，但深知毛公鼎为家传之宝，更有家人时时劝诫，因此不为万两白银所动。陈芙衍无法，只好由其父转告端方。端方让陈芙衍再告陈孝笙，如果答应卖鼎，除可再多付一万两白银之外，还可让陈孝笙任一年湖北省银元局的职务。许以官、利相诱后，陈孝笙心有所动，要端方拟一纸文书作为凭证。于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陈孝笙不顾家人苦苦劝阻，硬是将陈氏收藏了58年的毛公鼎以2万两白银转给了端方。但是，此后久久不见委任书到，陈孝笙急忙持端方所留凭证申辩时，才得知那凭证上的印签不过是一枚废章而已。陈孝笙才知上当，匆忙找陈子久父子质问，陈子久父子劝他打消这个念头，说在这昏暗年月，你不过一介平民，他乃朝廷权臣，能奈他何？陈孝笙悔恨交加，遂即一病不起。
之后，文懿公的女婿、金石学家吴式芬的次子吴重熹得知后，曾题诗一首：“病史当年卧海滨，十钟万印尚纷陈。楚人轻问周家鼎，尤物从来不福人。”（【注】‘病史’：文懿公晚年自号‘海滨病史’。‘十钟’：文懿公所藏商周铜器中有钟11件，其书斋号曰‘十钟山房’。‘万印’：文懿公所藏战国、秦、汉印玺七千余方，称藏室为‘万印楼’。‘楚人’：当指端方。）
四、 叶公护宝
端方购得宝鼎后不久，被派往四川镇压“护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民国初，其后人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了天津俄国人开办的俄华道盛银行,得押银3万两。于是，不少外国人盯上了此宝，当时的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在征的端方家人同意后将毛公鼎从天津道盛银行赎出，改存大陆银行。后毛公鼎辗转到了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大收藏家叶恭绰手中，仍存大陆银行。后来叶迁居上海，鼎则移至叶氏在上海的寓所懿园。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上海沦陷，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与其他所藏文物装了七箱，寄存到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1940年，他的姨太太潘氏为了侵吞财产大兴讼事，并向日本人透露了毛公鼎仍藏在上海的消息。日本人便频频对叶宅进行搜查。叶恭绰闻讯急电告其在昆明的侄子叶公超去上海主持讼事，并谆谆嘱托：毛公鼎不得变卖，不得典押，更不得让其流出国土。叶公超到上海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毛公鼎藏到了安全的地方。日本人对叶公超刑讯逼供，羁押40多天，他始终守口如瓶，毛公鼎才未被日本人掠去。1941年，叶公超寻机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将国宝完好无损地奉还叔父叶恭绰。不久日军占领香港，叶恭绰托其德国友人又密秘将毛公鼎带回上海。后来毛公鼎被发国难财的商人所得，抗战胜利后交“伪敌物资管理委员会”处理。上海市政府聘叶恭绰为毛公鼎保管委员会委员，并从军统局领回缴南京“中央博物院”保存。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批文物迁至台北，毛公鼎也在其中，现收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随着两岸关系改善，人员往来已成常态，关心热爱毛公鼎的人，已经可以随时去台北观瞻此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