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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23-01-29 20:43
鄌郚总编

侯月阳丨昌乐人民的抗日斗争

  昌乐人民的抗日斗争
  侯月阳

  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民经历了整整14个年头的抗日斗争。而山东省是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最早、受压迫的程度最深、反抗最为坚决的地区之一。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不断以侵略山东为跳板发动侵华战争。饱受苦难的昌乐人民,始终与全省人民一起,同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因此,昌乐人民的抗日斗争,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

  一、1895年,“台湾从此归日本……”
  “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嘴里痛在心!甲午一战清军败,台湾从此归日本……”,这是昌乐县将军堂村的李云汉教授晚年在他的自传《云汉悠悠九十年》里的几句歌词。这首歌出自《新课程标准适用小学国语读本》初级第八册里的一篇课文——“白糖甜,甜津津,吃着白糖仔细忖,此糖造自台湾人。想当初,郑成功,开发台湾多艰辛,原望后人长保存。甲午年,起纠纷,鸭绿江中浪滚滚;中日一战清军败,从此台湾归日本。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嘴里痛在心!”
  昌乐人参加甲午海战者不在少数。他们为抵御侵略浴血奋战,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慷慨悲壮的海战史诗。而1937年后,他们的后人大多参与抗战。
  加之,清朝末年昌乐县留学日本的学生参加同盟会,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教诲,以复兴国家为己任。他们回到国内或回到家乡昌乐,讲解国耻史实。

  二、1919年,“中国不能没有山东!”
  1919年1月27日,法国外交部会议厅,巴黎和会就中国山东问题进行专场讨论。日本代表提出要无条件接管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在山东的一切其他权利,全然无视中国是战胜国的事实。面对日方挑衅,1月28日,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山东,是我们数千年的固有领土,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所在。山东,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块圣地。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后来,五四运动爆发了。昌乐学生联合罢课,昌乐商号民众联合抵制日货。然而,仅胶济铁路的最终解决,却是在四年之后。1922年3月28日,《中日胶济铁路沿线撤兵协定》正式签字,5月6日胶济铁路接防事宜办理完毕。1923年1月1日,北京政府派交通部次长劳之常等接收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并一切附属财产。至3月底,全路接管完毕,中国收回了胶济铁路主权。日军虽然撤出山东半岛,但仍保留日本在山东的许多特权。
  一战期间,日本以向德国宣战为由侵占山东,并在昌乐等车站驻扎军队,勾结官府人员,疯狂掠夺粮食和矿产等资源,掠夺倒卖私盐,秘密测绘军事地图,倾销日本产品,大肆培植爪牙势力。1916年6月5日,日军侵入城南五里庄,劫掠百姓财产。青年农民徐保元率30余名群众奋勇抗击,打死日军2人,遂与吕家庄、肖家庄群众追击日军,在秦家岭上打死日军8人。后日军集结兵力报复,岳之溪等组织10余村民团节节抵抗,终因武器装备差激战后撤退。此外,日本人还在山东等地继续私购制钱,冶为铜块,运往日本。1916年从青岛运出67万担,海关估价银960万两。1917年运出60余万担。此后至1928年,山东省每年有数万担铜块运往日本。

  三、1928年,“倭奴出兵犹未已,呜呼,此仇此恨大如天!”
  孙中山先生认识到:国民革命要成功,就必须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唤起民众、扶助农工;必须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须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军阀的统治。国共合作时期,1926年4月4日—6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潍县召开各县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传达“二大”精神,通过《发展全省党务进行计划》等决议,号召国民党员行动起来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了革命。
  1928年4月18日,日本为将山东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外务省借口“保护侨民”,发出出兵山东的声明书。随后,日军第六师团及海军特别陆战队从日本向青岛进发。21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本停止派兵。21日,南京国民政府据密报:张宗昌恐不能固守济南,派其参谋长到青岛与日本密约,以青岛之胶济路权益为代价,要求日本派兵驱逐北伐军,所有青岛、济南、龙口、烟台等地概归日军防守,不许北伐军驻扎济南。同日,日本侵略军三个中队自天津开进济南。24日,蒋介石命令北伐军第一集团军各军团政治部主任等:北伐军到达胶济路后,须切实保护外侨,对日本要始终忍耐,勿出恶声。由于蒋介石一味妥协退让并下达不抵抗命令,25日,日军第六师团首批部队1381人在青岛登陆,次日侵入济南,占领济南商埠区,并将日本浪人组成“义勇团”。5月2日,第六师团主力到达济南。3日上午8时,驻济南日本代理总领事同日军宪兵司令到济南城内总司令部拜会蒋介石,佯称济南日军和宪兵“今天就要撤回去”,“特地前来辞行”。上午9时,北伐军第26军宣传员韦云彬在林祥街作街头宣传时,遭日军哨兵无理阻拦。随之,日军一个小队100余人向韦及在场居民开枪,继而出动3000余人,向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残杀中国居民。中国战地委员会外交处处长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前往交涉,日军将蔡公时及交涉署内18名职员杀害(一人幸逃)。蔡公时被割鼻挖眼而后遭残杀,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5月4日,蒋介石电国民政府报告日军在济暴行经过。5日,南京国民政府召集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应付策略,决定取容忍政策,并电复蒋介石:我方态度须特别“持重”。5日,北伐军撤离济南商埠。6日,蒋介石、冯玉祥在党家庄召开会议,决定各军绕道济南渡黄河北进,命崔士杰代替蔡公时继续与日军交涉。日军得知北伐军渡河北上后,派10余架飞机跟踪轰炸,并派兵追击,北伐军官兵伤亡数十人。8日,日军开始进攻济南内城,驻城内的北伐军顽强抵抗。9日,泰安各界举行拥护北伐大会。蒋介石称,要团结救国,忍辱负重。10日晚,驻城北伐军奉命撤退。11日,日军完全占领济南,继续屠杀中国居民万余名。同日,日本政府决定“军事占领胶济路”,派第三师团以战时编制开赴青岛,武力监理胶济铁路。
  与此同时,5月6日,中共山东省委和共青团省委联合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民众书》,号召工人、农民、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动联合起来,誓死驱逐日本侵略军,要求日本赔偿损失。9日,中共中央就济南“五三”惨案发布《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作艰苦卓绝的斗争,一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铲除民众运动的障碍物国民党及其政府。10日,中共山东省委和共青团省委又发出《再告山东民众书》,号召全省民众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提出“限于一星期内日本军队撤出山东”。同日,胶济铁路总工会为反对日本侵略军血洗济南的罪行发出《告胶济全路工友书》,号召全路工友不要为日本人运送军火武器,并向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六项最后通牒,限日本在48小时内答复,否则将举行全路总罢工。
  《昌乐县续志》载,“五月二日,刘志陆溃军过境,迫提地方公款壹万贰仟伍佰元。国民军克复济南,张宗昌溃败。日军乘机攻陷济南占据胶济铁路,昌乐车站亦驻有日兵”。不久,昌乐在济学子、东尖塚张琪从济南回,言日本出兵,阻挠革命军北伐,炮轰济南城,死伤军民数千余人,杀我外交专员蔡公时,剜目割舌,死事惨烈。直到1929年2月28日,日本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定,并从济南撤军,济南事件方告结束。
  之后,时任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提议,在全省各县建济南五三惨案纪念碑,以志国耻。同年,昌乐县政府、教育局共同在县城龙王庙前建了一座纪念碑,它用孤山坚硬的花岗岩青石雕刻而成,像一把利剑刺向天空。1938年,日寇入侵占领昌乐城,立刻推倒此碑,并砸成数断,将其遗弃在荒野上。

  四、1937年,“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的部分昌乐籍军官,如时任张作霖大帅府参谋的阎拂麈将军,还有闯关东的部分昌乐籍民众,陆续回到家乡。国军军队奉行不抵抗政策,让无数国人扼腕长叹。昌乐小学生,从小就接受“国耻教育”,脑子里播下了仇恨日本人的种子。然而昌乐人民的抗日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国民党方面,县里组建联庄会训练班,地方行政人员训练班等;共产党方面,昌乐县立师范讲习所副所长李霑吾创办《破晓》杂志,北展小学刘慈源校长传播马列主义,赵家淳于村赵西林等人参与剿匪等。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开始大举进攻华北。昌乐县时马村陈迺昌在长城抗战,后随张自忠将军血战枣宜。昌乐县师范讲习所副所长李霑吾、国文教师刘慈恭、体育教师牛老师等共产党员,带领赵建平、徐华、赵世修、宋建德、赵钧、张力平等6名学生去鲁南参加了八路军,走上抗战生涯。北平的流亡学生,如齐心与姐姐齐云等离开北平,经天津、烟台、青岛、济南,到达太原,他们途径昌乐车站,或向群众作抗日救亡宣传,或进行街头演讲,教唱《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等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戏剧《放下你的鞭子》等,使这个闭塞小县城的群众耳目一新。10月,国民党当局释放山东省第四模范监狱在押的政治犯孟繁锷。
  1938年1月8日,农历腊八,昌乐县城沦陷,县长王金岳南撤至鄌郚街。张天佐率领警队丹河伏击日寇铁甲车,后撤至鄌郚街。王不肯尽守土卫民之责,弃职西去,遂有了南流转进、时马组军。
  彼时,张参加过庐山暑训团,此时又主张抗战,成为国民党地方武装的首领。张庐山受训期间,正值全面抗战爆发,他在学习中愈加坚定了抗战意志,明确了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回到昌乐后,他通过举办各种训练班,将学习的内容传达给本地干部和民众,宣传国民政府的抗战方针,努力从事抗战培训动员。县政府各部门留用人员如赵伯枢、赵华轩、程钰庆等大多追随抗战。一区张墨仙,苇沟乡长王万钟,时马乡陈会福、鄌郚乡刘世隆、将军乡乡长李焕亭,第六区区长唐玉纯等纷纷组织抗日自卫队。昌乐县联庄会训练班主任荣光治,昌乐县妇女会李佐卿、张淑媛、赵贵德、阎同芳等留在昌乐抗战。张髯农、赵建修等人参加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班后,郑琏从青岛回到家乡抗战。商家庄人赵豫章,年近七十,身虽老而爱国精神未衰,率领家人迁往南乡发动抗战。郄笃堂、郑琏等参加陆军军官军校七分校。
  张天佐听从张髯农的建议,重组区划,组建六区、四营十二连队、若干突击小组,乡区建设办事处,把社会、公安、教育、工务、农村等局所合在一起办事,凡事总要简单明了,互相接洽硏究,提升行政效率,政府与游击队面貌焕然一新。全县抗日武装总共十二连,分为三个营。营的编制只是名义,而实则均直归团指挥。第一营营长为侯毓奎,第二营营长为张震寰,第三营营长为谢茂圻(字堃之),后来增设一特务营。十二连连长为:第一连李文祥、第二连赵腾霄、第三连刘耀文、第四连初纪轩(后为陈会福)、第五连魏大存、第六连张震寰兼、第七连赵承忭(后为滕欣睦)、第八连张墨仙、第九连谢茂圻兼、第十连赵仲诺、第十一连刘世隆、第十二连张乐德。
  抗战烽火中,昌乐县坚持创办了各区小学、省立昌乐中学,省立八联中、省立临时政治学院迁来,壮大了昌乐教育的规模,尽全力发展教育以为父老开人矿。
  1938年3月,张天佐以“点名发饷”为名,制造了北展事件,扣押刘汉三。9月,张天佐见共产党员庄少云、郭家瑞、刘智堂、刘慈源、赵西林等组织八支队第29大队,见训练之农民抗日情绪极高涨,各类民众组织、训练班相继成立,农民、妇女、青年发动起来。秦锦堂不顾年老体迈,拿起钢枪振臂一呼,带领几十名子弟要保卫家乡。高崖街秦锦堂老先生在1914年作为华工领队,与秦文彪、秦树堂等几十名家族青年精英应募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高崖街的秦伯兰,汶河下游泊庄村的小学校长刘光忱,张家下坡村的张悲侠、邱益三、徐进,汶河对岸的张冠之等农民领袖也纷纷组织起自卫团。张认为,共产党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之方法颇足为法也,继之施加种种刁难和排挤。后派侯聚伍制造“大山事件”,武力驱逐二十九大队。张悲侠等只好南下沂蒙坚持斗争。赵西林等坚持在昌乐西部的临朐一带坚持抗战,领导柳山区尧山区的斗争,夜以继日地坚持边沿区武装斗争,巩固已有的根据地,不断攻打敌占区,把守鲁中解放区的大门。
  与张天佐等人较多地依赖行政命令和“区—乡镇—保甲”的基层行政体系自上而下地从民众手中征调物资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人民当家做主,为国奉献。
  1938年春,日军侵占乔官后,逼迫附近各村村民修建据点,并四处劫掠。小善地村十几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为反抗日军的残暴行径,于2月14日、15日夜晚,扛着抬杆、土炮等,两次袭扰日军岗楼。16日,国民党第六区(马宋区)区长唐汝纯奉命带着20个兵丁也开来小善地,并于当晚又一次袭扰抵抗日军。17日凌晨,受到多次袭扰的日军大发淫威,在小队长三花的率领下,由乔官据点出动,直奔小善地而来,在村西南三处地方架起筒子炮和轻重机枪,一阵狂轰滥炸后,冲破围子进入村内烧杀,发现藏人地窑子,就往里扔手榴弹。与小善地一路之隔的大善地村也同时遭难。两天内,大小善地共有26人被屠杀,169间房屋被烧毁,掠掳财物难以胜计。唐汝纯不幸阵亡,成为昌乐第一位抗日烈士。
  1938年夏,一营与日军打过几次小仗,趁着夜色掀翻铁道,在日本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袭扰刺杀鬼子,夺其枪弹。1939年秋天,张震寰在辛旺街“神仙”刘中堂的侦察帮助下,曾派小股部队突击古城的敌人,接着又偷袭了大汙河车站,除缴获不少的武器外,连敌人的皮鞋和电话机都带了回来。……这些战果,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引起各单位战士的疯狂杀敌行动。1939年,鲁苏战区成立后,51军在沂水、蒙阴、安丘一带守备。昌乐子弟多有参军者。
  1939年7月,昌乐一队鬼子7人开赴辛旺街,占据民宅,修建炮楼,并长期驻扎。他们与驻扎在朱刘店的鬼子遥相呼应,四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极大愤慨。当地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同鬼子展开了殊死较量,先后打死三个鬼子——陆军步兵曹长安部正二、陆军步兵伍长佐藤启治郎、陆军步兵上等兵中森嘉郎。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三个鬼子的名字,自然就无法报功了。据说是县长派人以立碑的名义问出来的,也避免了辛旺人的一场灾难。2005年,辛旺村村民在村子西北角的空地上挖掘蓝宝石时挖出了“奋战跡”石碑,这石碑当然不能表明这些鬼子的“奋战”,相反留下了鬼子们的侵略的罪证。
  437号战犯、59师团准尉渡边雅夫,仅1938年2月至1940年,该犯在昌乐县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区,在村上勇二的指挥下,清剿游击队,并在平源村一带奸淫烧杀,杀148名,杀妇女17名,烧房子1085间,抢牲口288头,强奸妇女180名。1938年2月至1939年10月,该犯在四区边下街南寨村少埠驻扎,以密探嫌疑犯为名杀过路8人。1938年农历三月初六,该犯亲带一小队到南郝街出发,不到天明就围困该村,强奸妇女6名,烧房子62间,烧死牛一头,驴一头,共杀人6名。
  1942年,日本鬼子部队,遭国民党51军袭击使人员伤亡。因怀疑鄌郚上东山村民为国民党51军提供军情,6月24日,夜袭上东山村,8名青壮年田姓村民被日寇用刺刀刺死。村民田三元身高壮硕,被连刺三刀滚下山沟被灌木树丛挡住藏身,幸免一死,上世纪90年代去世。同年过麦时,日军在鄌郚马驹岭李家沟一带,袭击在途中去鲁南抗日的山东纵队近百人(有部分女同志)辎重后勤机关马队一行。打死驮着箱子军用物资的马一匹。抗日队伍顺沟底边打边撤突围,双方伤亡不详。鄌郚东庄村民刘某,天亮外出拾粪,被日军巡逻队射中头部身亡。在鄌郚街,河西村钟某青年因穿制服,被日军怀疑抗日青年学生,刺杀身亡。这些仅是日寇在昌乐烧杀抢掠所犯罪行的铁证事实的冰山一角。
  1942年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三,日寇扫荡昌乐南境,日酋冈村宁次亲临张店督战部署。昌乐县游击部队主力遂以空间换时间,运动防御,转战纪山,节节抵抗,三营长谢茂圻部掩护主力被围,英勇不屈,壮烈殉国。张髯农率萧宾南部于鄌郚刘家沟、柳山血战后转进纪山。“民国二六年,日本鬼子进中原。先打开上海,又打开山海关,攻破了天津,到了济南。顺着胶济线,就把局子安。维持会的会长,设上了众机关。鬼子一来到,中国乱了班。各庄各院,出了些自卫团。头一掀铁道,第二把阵安。鬼子知道了,心里没耐烦。出发要扫荡,带着自治连。出发的目标,昌乐西南山。先打司令部,再打咱五团。打的咱五团,安也没出安。纪山上响大炮,机枪响连天。各庄各院,甩上些大炮弹。咱们老百姓,把口哭老天……”这首抗日民歌,说的正是“纪山抗战”。纪山抗战失败,正是其片面抗战路线的失败。
  其后,厉文礼被俘投降,张天佐派二营长张振寰诈降敌人,巧与应付周旋。其后,山东省政府撤至安徽阜阳,秦启荣任第五办事处主任,拟驻昌乐县皇庄。秦启荣被八路军击毙后,庞镜塘任主任,张天佐任副主任,代省政府负责山东之军政责任。彼时,仓上一带因有农科人员的指导,“谷生双穗,马下双驹”。之后,军事方面,张天佐搞碉堡政策,保存、扩大他的军事势力,仓上碉堡是他常住的老巢;在政治上,张天佐实行法西斯统治,大量发展国民党、三青团,成立反动党团组织,监视群众,侦察共产党员活动,组织暗杀团,屠杀共产党员,制造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群众。
  1943年8月3日,鲁中一团集结所有兵力,拟讨伐驻安丘之日伪和平建国军厉文礼部,茹素团驻在公路东的各中队则向八路军进攻,被八路军击退后连夜逃至昌乐张庄。8月7日,八路军李福泽部进军至茹素团防地龙王河一带,双方苦战一昼夜。张天佐认为,以游击战术出击八路军,往往疲于奔命徒劳无功,不如在各要地建筑圩堡,以逸待劳,获胜算较多,由点控制面,要作长期战争。于是,针对昌乐县地形南北狭长,中间有一条纵贯公路之特点,全县划分为两个防守区——公路以东,为东防守区;公路以西,为西防守区。东防守区,在公路以东的仓上村建立主堡、常家官庄为副堡;西防守区,在公路以西的张庄建筑母堡,杏山子、荣山子、高山子、邓阁埠、北李家河各地建立子堡,拱卫母堡,互相策应。西防守区的一切建筑工程,由冀、王正副指挥官监督实施。各围堡虽有大小之別,但其规模和设计,大致相同,均按军事原理而建筑,广阔射界,消灭死角,交叉射击,构成火网。邱勋在《昌中校刊》第二期撰文《王伯的悲哀》,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强行拉夫征收的罪行。1944年6月9日,八路军鲁中部队集结所属部队民兵,分由柳山寨、司马沟、高崖、红河等地,以排山倒海之势,实施战略反攻,讨伐伪和平建国军茹素团张庄防区,双方激战一昼夜。
  1945年7月25日,张景月派其专署秘书主任、何思源在鲁北时的旧部丁岚生至昌乐火车站接何思源至寿光防地。28日,张天佐等秘密到达了寿光尚家庄,见到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8月15日深夜,张天祚从中央社的广播里听到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次日,第一区区长、团长赵仲诺率队接收昌乐县城,昌乐县是全国第一座接收的县城。张天佐特别以电话通知各地部队和所属机构,在防卫上切不可疏忽大意!其后,张天佐派兵护送何思源赴济南就职接收。
  不久,张天佐率领卫队,由昌乐马宋沿公路向潍县进发,准备接收登莱胶道。闪闪发着亮光的自行车卫队疾驰而过,十分神气。10月21日,张天佐因救助乐道院外国侨民的缘故,出席青岛日军受降仪式。12月27日,山东省政府第五办事处副主任、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天佐赴山东省图书馆奎虚书藏出席日军受降典礼。
  1946年刚过了麦,何思源主席来昌乐县为张天佐授勋,颁发了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张天佐也颁发了一批“胜利之光”的纪念章。张天佐潍县殒命之后,蒋介石也称赞他“临戎彰果毅之才,理邑流恺悌之美”,果真如此吗?果真如此的话,抗战胜利后,人民呼唤和平,这时候他只知道有党国培植上级委任,他只知道报答他的领袖主子,却始终也不会知道――权力乃是人民赋予。

  五、1945年后,“日本投降以后”
  蒋介石号召各地乡民以德报怨,不计前仇。昌乐县政府向聚集在昌乐车站的日本人提供人道救助,提供饮水及食物。朱刘大石桥村曾遭日军集体枪杀,他们与日寇血海深仇,世不两立,村民仍来到铁路旁向日本人提供饮水和食品,日本人坐在铁路沟边子喝水吃饭休息,他们不知道,旁边就是被鬼子枪杀村民的墓地。
  昌乐作家刘锡诚先生在《八·一五的记忆》文中写道——1945年8月15日,那年我十岁,我们这些山沟里的小学生们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高兴得不得了。中国人备受日本法西斯凌辱的日子结束了,中国人终于胜利了!学校放假!庆祝胜利!同学们结伴到火车站去,要亲眼看看那些八年来站在中国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趾高气扬、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今天怎么样了!到了车站街,一向被当做县城地标的高高的车站水塔上的日本岗哨,不见了。但见一排几十个鬼子蔫蔫地坐在街边的地上,无精打采,满脸沮丧,个个像是些撒了气的皮球。战败了,缴械了,投降了,当年的威风扫地以尽。但在同学们的眼里,却还是些吃人的野物。我们放声高唱着童谣:“日本鬼,喝凉水,……沉了船,没了底,今日是个人,明日是个鬼。”被我们这帮孩子戏弄的鬼子们没有任何反应,他们认命了。也许这就是他们为战犯们当炮灰的宿命。抗战胜利70周年了,少小年纪上留给我那些记忆,却是那样深刻、那样顽强,永远不会忘记。
  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昌乐籍作家李庆锋的小说《一线天》,刘胜民的小说《丰碑》,侯月阳的散文《纪山下的思考》获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作家协会的奖励。此外,季明文的小说《崇山烽火》,唐坤然的小说《记忆的伤痕》,刘宝利的小说《遥远的丹河》,李伯京的纪实作品《昌乐抗战记忆》深受读者喜爱。
  昌乐人民在抗日斗争中,受到了教育。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只能割地赔款。北洋军阀时代,中国人民(当然包括山东人民)对巴黎和会寄予厚望,积极宣传“公理战胜强权”,但事实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因为帝国主义列强是从来不讲公理的,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不能靠列强施舍得来,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不能指望封建军阀的“慈悲”。五三惨案到卢沟桥事变,国民党反动派的“忍耐、持重、力避冲突”的不抵抗政策,苦苦地哀求国联,汹汹地五次围剿,最终让百姓愤怒失望。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政府一方面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职责”,另一方面却不容许共产党引导人民抗战。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竟然不让八路军和新四军参与受降。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了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全民抗战的磅礴之力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经过抗日斗争的洗礼,越来越多的昌乐人民集合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昌乐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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