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艺术史上的瑰宝—昌乐汉画像石
汉画像石是两汉时期装饰于墓室、墓祠、墓阙、石棺、摩崖等建筑物上，以石为质地、以刀代笔，或勾以墨线、涂以彩色的特殊艺术作品，是我国文化艺术史上的瑰宝。昌乐汉画像石数量最多、历史跨度最长、艺术成就最高，是瑰宝中的瑰宝。
(一)
昌乐汉画像石，经文物部门征集发掘和探明的大约有300多块，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文字刻石，大多为题记，主要为洞室墓竖井式墓道的封堵石，少数见于墓室，个别见于与墓葬有关的石佣或神道碑,字体为小篆或隶，都十分随意率真，古朴苍劲。
一类是画像石，分两种题材。一种是描写天上的神仙世界的，除了云雷纹、花叶纹、蟠龙纹等装饰图案外，常见的有翼龙、翼虎、仙鹤、太阳鸟，伏羲、女娲、神树、神马、神人、力士，仙人行空、仙人乘马、仙人乘龙、仙人骑虎、龙车、灵禽异兽等。画像石墓的墓门和门楣上常刻有铺首衔环、羊首，并配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吉祥物，作为门户的标志，目的是为了驱鬼避邪。这些内容的画像，表达了墓主希望死后能够升仙和享受仙境生活的强烈愿望。一种是描写人间现实图景的，是墓主人生前享乐生活的记录。这类汉画像石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如迎来送往、车骑出行、迎宾拜谒、庖厨宴饮、乐舞杂技、驰逐狩猎、亭台楼阁、门卒侍卫等。它广泛地反映出墓主生前拥有的各种财富和生活状况。
总之，昌乐汉画像石内容丰富，取材广泛，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状况、风土民情、典章制度、宗教信仰等，不仅是精美的古代石刻艺术品，也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
昌乐汉画像石作为典型的丧葬艺术品，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奇诡丰富的想象，去描绘远古神话世界和现实生活，不仅使这些画像具有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魅力，而且充溢着一股朴野古拙的力量。那诡异的神人、神兽，让人充满好奇和猜想。那庞大的狩猎场面、忙碌的庖厨操作，简直使人如身临其境。特别是那一幅幅气势磅礴的车马出行图，用准确而简练的线条，将奔马的神骏、骑吏的紧张、出行主人公的雍容，巧夺天工般展现在人们面前。
昌乐汉画像石也是当时群众性造仙运动的浪漫主义思想幻化出的一束最绚丽夺目的艺术成果。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将死亡描绘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而是对另一个世界充满了达观和美好的描绘。另一方面，它又力图表现人们对生命战胜死亡的渴望。将个人的生死放到宇宙世界的永恒变化中去进行表现，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命题。
目前昌乐出土的汉画像石，以东圈汉墓的为最早。东圈汉墓位于首阳山北侧，曾出土过大型车马坑和被盗墓贼毁坏的金缕玉衣，其规格之高为昌乐汉墓之最。出土文物中有“淄川后府”封泥印和刻有“淄川北宫”铭文的铜灯。据考古学家研究，这是淄川王墓，墓主可能为刘志或刘建其中的一个。另外还发现了“故北海相掾栗伯世之神道”碑。考古发现证明了历史典籍记载的真实性，在两汉时期，昌乐就是“淄川国”和“北海国”，古剧城就是不同时期两国的国都。
据淄川王刘志和刘建的生卒年代，可以推断昌乐汉画像石的起始年代，应在西汉武帝时期。再根据有些汉画像石的形制、精细度、题材、内容、风格和雕刻技艺，可以推断昌乐汉画像石的时代下限，应在东汉晚期。所以昌乐汉画像石的时间跨度很长，大约有300多年之久，基本包含了汉画像石的发生、演变和衰亡过程。昌乐汉画像石是中国汉画像石的典型代表，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研究价值。
(二)
根据昌乐汉画像石上的铭文题刻及有关史籍、资料研究发现，昌乐汉代画像石的制作，大体是按以下七个工序进行的。
第一，首先由丧主或死者亲友雇请“画工”“良匠”，设计墓室和画像石，并让他们组成工匠集团承担墓室建造和画像石雕刻制作任务。
第二，由雇请的画像石制作工匠，到附近的山上挑选、开采适于雕造、石质细腻的优等石料。
第三，由石匠根据建筑的设计图对选取的石料进行加工，使石料变为符合设计要求的建筑构件。
第四，由被称为“画师”的画工在磨制平滑的石面上，用墨和毛笔以准确有力的线条绘出画像的底稿。
第五，由石匠严格按照画师在石面绘制的墨线画稿，用凿、錾等工具刻出图像，使其具有凹凸的立体效果。
第六，将雕刻好图像的石材按照设计图拼装成墓室等石结构建筑。
第七，由画师对石结构建筑上刻好的图像施彩着色，使之具有与帛画和墓室壁画同样的视觉色彩效果。
上面的画像石制作工序，是针对一般汉画像石而言的，像东圈汉墓凿山而成的墓穴，它的制作，肯定是先由“画家”设计出墓室的形制，石匠在山中凿出墓道、墓室，然后再由画工在墓室的壁面上画像，最后由石匠进行刻字雕画的。
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主要有线刻类技法和浮雕类技法。线刻类技法刻成的画像石，物象的轮廓和细部全部用线条来加以表现。这种画像石作品，就像以刀代笔的线描绘画，从拓片看，这类作品就是一种白描画。浮雕类雕刻技法，为了表现物象的质感，不仅要将物象面以外的余白面削低，使物象明显浮起，而且要将物象面削刻成弧面。
线刻类技法，又可细分为三种。
一种是阴线刻。即在石面上直接用阴线条勾勒出图像。这种技法作品的最大特点，是画像表面没有凹凸，物象与余白在一个构图面上。这是汉画像石最基础的雕刻方法。
第二种是凹面线刻。就是在石面上沿物象的轮廓线将物象面削低，使物象面呈凹面，物象细部用阴线来表现的雕刻技法。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到东汉早中期。
第三种是凸面线刻。这是一种与凹面线刻截然相反的雕刻技法，在磨平的石面上，将物象轮廓线以外的余白面削低，使物象面呈平面凸起。物象细部再用阴线或墨线加以表现。这种技法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由于这类作品雕刻精美，图像华丽，因而历来为金石学家所重视。
浮雕类雕刻技法，也可细分为三种。
一是浅浮雕。这是一种物象浮起较低，物象细部用阴线刻来表现的浮雕技法。这种技法，从西汉到东汉晚期广泛流行。
二是高浮雕。这是一种物象浮起很高、立体表现突出的浮雕方法。这类作品，因具有较强烈的立体感，一般多配置在门扉或门楣等比较醒目的位置。
三是透雕。这是一种在高浮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物象的某些部位镂空，使作品接近于圆雕的浮雕技法。
对于昌乐汉画像石的构图来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它的空间透视法。在昌乐汉画像石中，使用了散点透视构图法和焦点透视构图法两种空间透视构图方法。散点透视构图法，在汉画像石中有四种表现形式，即底线横列法，底线斜视法、鸟瞰斜视法和上远下近鸟瞰法。焦点透视构图法与散点透视构图法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只从一个固定的视点去观察和捕捉物象，而后者为了对物象实现等距离透视，必须不断移动和变换视点。这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一大特点。
昌乐汉画像石的边饰和花纹装饰艺术，也是画像石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装饰图案，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以简单的几何形图案为主;东汉中晚期，不仅出现了极富变化的卷云纹、花瓣纹和连璧纹，而且出现了由几种图案互相重叠而组成的复合装饰花纹，使主体图案极为华丽典雅，大大提高了画像石的艺术观赏性。
由于各个分布区的汉画像石的制作工艺不同，使画像石在东汉时期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风貌，有的细腻精美，有的壮阔雄大，有的简洁凝重，有的飘逸潇洒。而昌乐画像石艺术风格的前后变化，证明了昌乐汉画像石艺术是水平最高、对其他地区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
由汉画像石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汉代绘画艺术原则，为汉以后的墓室壁画、特别是中国画所继承。其中，上远下近散点透视构图法，成为中国画的标准透视构图模式;而填白也成为魏晋到唐宋时期绘画的主要构图原则。
(三)
在中国美术史上，汉画像石永远是一座巍然屹立的艺术丰碑。这座丰碑对后世美术的影响极其深广，无论是审美趣味、绘画理念，还是造型、笔法、着色、润染、透视艺术，都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不但影响了中国画，还影响了西方画。西方现代派绘画大师毕加索就是直接汲取了汉画像石的绘画理念和造型、透视艺术，创作出了大量惊世骇俗的西方现代派美术作品。
汉画像石艺术，对昌乐美术发展的影响更直接深刻。最著名的当属被尊为“古今第一”的五代宋初山水画家李成，他的画直接秉承了汉画像石的绘画理念和造型艺术特色，多画郊野平远旷阔之景，画法简练，笔势锋利，惜墨如金，气象萧疏，烟林清旷。尤其是散点透视法，更是应用到了极致，他所画的亭楼阁榭，无论远近俯仰，皆飞檐之象。他之后的昌乐着名画家翟院深、郭乾晖、郭乾佑等也都秉承了这一绘画传统。
被称为“石雕石刻之乡”的朱刘，千百年来一直传承弘扬着这门技艺，历代都有大量从业者，并不乏雕刻大师和技艺高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朱刘街道的张安南、方文俊、李象玉等石雕艺人就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刻制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重要石雕的制作。五图街道的肖光平，是后起的优秀石雕石刻艺人，技艺精湛，闻名海内外，是石雕石刻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近年来，他先后为山东省博物馆、泰山风景区及其他城市刻制了大量石碑。其中复制的有着名的东岳石碑、郑板桥的城隍庙碑、烟草经纪碑等，这些都是国家级的着名石碑。他还作为我国文化使者先后到日本、韩国设计制作了五百罗汉石雕、徐福东渡壁画等大型石雕石刻工程。
昌乐汉画像石，是中华艺术的瑰宝，也是昌乐辉煌历史文化的印记和见证。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一定会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昌乐石雕石刻这一精湛的技艺，也一定会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发展和弘扬，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增光添彩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