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对李世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先是李世民第五子齐王李佑于二月在齐州发动叛乱，李世民诏令李世勣率师征讨。李佑被手下齐王府兵曹参军杜行敏等人擒获，押到长安，以罪赐死。跟着是四月太子李承乾阴谋政变被人告发，参与者中包括了李世民的弟弟汉王李元昌、女婿杜荷(杜如晦次子、城阳公主的丈夫)、外甥赵节(李世民姐长广公主之子)，还有亲信大将侯君集。事泄后，李承乾被废，李元昌、杜荷、赵节、侯君集等被诛。紧接着，四子魏王李泰又为夺储而不择手段，终致被黜。
这些至亲和故旧的反叛无疑给了李世民极大的打击，而且充分暴露了他引以为傲的贞观治世下的不稳定的一面。他早年为夺储位而弑兄杀弟，虽得成功，但总归是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后来也时常愧疚不安，自然极力想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哪料到十几年后，上一代的悲剧又在下一代身上重演，并且越演越烈，几个儿子不但兄弟之间争斗不休，而且公然犯上，或起兵谋反，或阴谋篡位，都冲着他这个做父亲的来了，这无疑对他是个深深的刺激，给他带来的内心伤痛和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以至于后来在立李治为太子前，还曾发生过抽刀自杀的举动，虽然有不少人认为这不过是他为立储顺利进行而玩的帝王权术，但探究当时情境，任何人在经受这一连串的打击之后，恐怕都面临一个心理能否承受的问题，他即便真想不开，也在情理之中。
心理压力总会影响到身体健康，有一个细节可以让我们窥见李世民身体状况的变化。
李世民喜欢围猎，贞观十一年八月他和魏徵有一次对话，他说：“有许多人上书都批评我游猎过于频繁，现在天下太平无事，但也不能忘了武备，朕虽然时常与左右在后苑游猎，但并没有骚扰老百姓，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魏徵说：“陛下既然让别人上书言事，就得允许人家尽情陈述，他们说的如有可取之处，当然会对国家有益;如果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也没什么损害。”把游猎视作一种武备手段，或许还可以说是李世民为自己游猎行为找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但至少也是他保持尚武精神，展示自己雄健体魄的一种手段，在这方面，即使是魏徵，也不怎么管他。
查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在贞观十七年以前，李世民曾多次外出打猎。
其中光贞观十六年李世民就曾游猎过三次。两个月时间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校猎，我们当然可以因此而批评他荒废了政务。但这种批评其实是不公允的，因为他找了一大批像房玄龄这样忠心耿耿又能干的臣子，日常的政务根本就不用他操心，他的统治风格，更像现在的一些董事长，放权给经理人去做，自己则乐个清闲，没事去打打高尔夫。贞观时代出现了那么多杰出的政治家，与他的这种执政方式有很大关系。游猎扰乱了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这是肯定的，举行如此大规模的活动，即使他选择在冬日农闲季节，老百姓也不可避免会受到骚扰。但也证明了他体力充沛，精神状况极佳。
而从贞观十七年至二十三年驾崩，这七年当中，只见到一次围猎的记载，这除了有国事的困扰，也多少透露出一个信息，即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如前。贞观十七年，就在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后不久，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述政事得失，李世民觉得他的见解比较独到，于是“特赐钟乳一剂，谓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据考，钟乳是用来“通气生胃”即治疗消化不良的药，李世民把这种药放在身边，可见他此时的消化系统已出现毛病。
二
他对大臣的态度也因为这一连串的反叛而变得不同。
在李世民心中，恐怕从来也未想过侯君集有朝一日会叛变他。从武德元年到贞观十七年，侯君集跟随他已有二十六年，出生入死，战功卓著，而且是玄武门事变主要功臣之一，多年来一直受他重用。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武德末年，在他最困难的日子里，侯君集都没有背叛他，现在江山坐稳，尽享富贵之时，侯君集又有什么理由背叛他?所以尽管李道宗、张亮、李靖等人不断地提醒他侯君集可能会造反，他都固执地不愿相信。但现在侯君集居然真的反了，这等于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扇了他一个大嘴巴。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连侯君集这样的亲信都能造反，那么与他关系远较侯君集疏远的其他大臣们，岂不是更有可能背叛他?这简直让李世民有点寝食难安。
在此之前，李世民对朝中大臣，不论是没有兵权的文官，还有手握重兵的将帅，基本上都还是信任的，即使偶有猜疑，也不会妄下结论，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取证，才作判决，被证明冤枉的，他还能放下身段，当面赔礼道歉。比如说李靖，李靖因为太能干，在被李世民重用的同时，也让他心存忌惮。李靖被人告过几回，说他要谋反，李世民的反应先是震怒，然后找来李靖责问，但并没有因此就降李靖的罪，后来事实证明李靖是被别人诬陷了，就赶紧向他赔了不是。
但现在，李世民觉得需要重新掂量掂量臣下们的忠心了，这一掂量果然发现了问题，而且问题首先居然出在已故的魏徵身上。魏徵生前曾举荐吏部尚书侯君集和中书侍郎杜正伦，说他俩可以担任宰相一职，但现在侯君集已经谋反，这就证明他推荐的人有问题，而杜正伦因与侯君集有交往，亦被牵涉到太子谋反案中，于是李世民开始怀疑魏徵与侯、杜等人结党营私，又听人说魏徵生前曾将上谏的手稿拿给史官褚遂良看，这是彰君过显己直啊，心中自然更加不快。于是悔掉了女/JL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魏叔玉的婚事，甚至还推翻了自己为魏徵书写的墓碑。
“停婚推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另外的李世民，这个李世民与以前的李世民大不相同。贞观十七年前的李世民，虽然随着功业日隆而渐趋骄傲自满，但总体来说，还是宽容、大度、自信，而贞观十七年后，他却逐渐变得猜忌、多疑、刻薄寡恩。
三
在李承乾和李泰都倒台之后，长孙皇后所生的嫡子中只剩下一个李治，李世民虽立他为太子，但对他“仁弱”的个性却一直不大放心，他担心李治撑不起大唐的天下。为了培养李治，他将当时朝廷中的重臣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注：即徐茂公)、马周等人都任以东宫系统的官职，接着又不顾众臣的劝阻，决定在自己身体还能撑得住时，攻打高丽，试图彻底解决辽东的问题，不把难题留给继任者。
他的身体就在这一次的征战之后，彻底垮了下来。
贞观十八年十月，李世民令房玄龄、李大亮留守京师，自己率部队前往洛阳，开始了辽东征程。贞观十九年九月，辽东战况不遂人意，李世民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为由，下令班师。就在回来的途中，李世民患了重病。据《资治通鉴>的记载，贞观十九年十二月，他在离开定州后不久得了“痈疽”，即恶性脓疮，以至于只能乘坐步辇，被士兵们抬着，从定州回到了并州，又在并州休养了一个月，方才控制住病情。
而高丽方面流传下来的史料则说，李世民所患的病并非恶性脓疮，而是中了靺鞨人的毒箭。贞观十九年六月，李世民在围攻安市时，高丽将领高延寿、高惠真曾率高丽、靺鞨联军十五万人来援。在这一场战斗中，双方攻战甚烈。如果李世民真是中了毒箭的话，较有可能发生在此役之中。因为高丽、靺鞨联军溃败后，李世民曾下令坑杀了三千三百名靺鞨兵，他待俘虏向来宽厚，坑俘行为极为反常，或许是对身中毒箭的报复吧。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在安市攻坚战的后期，李世勣等人指挥军队猛攻安市，李世民作战一向身先士卒，这次战争也不例外，他离城极近，竟能清晰地听到安市城中有鸡猪的叫声，他对李世勣说：“围城这么久，城中粮食差不多吃完了，炊烟也越来越少，现在鸡猪的叫声这么大，一定是城中在大飨士卒，准备吃饱了在夜间袭击我们，应严阵以待，防备他们。”这一夜，数百高丽士兵果然缒城而下。李世民听说此事后，“自至城下，召兵急击，斩首数十级，高丽退走。”他这般亲临战场，自然十分冒险，中流矢的可能性极大。而就在此战后不久，李世民下令停战回朝。但不管是得了痈疽，还是中了毒箭，现在看来皆已不重要，重要的李世民确实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给唐朝的内政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贞观二十年二月，李世民率军从并州启程，三月返回长安。
并州离长安一千多里，他身体刚刚好转，本来需要休养，却跟着又长途跋涉，加上战争失利，心情沉郁，返京后李世民再次病倒。“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于是下诏将军国机务都交给太子李治处理。
他的记忆力明显衰弱，回到长安后，他咨询李靖：“我率那么多人马却受困于小小的高丽，为什么?”李靖回答道：“这个李道宗可以回答。”于是又问李道宗，李道宗说：“去年六月，在高延寿、高惠真率十五万人马刚来救安市时，我曾向陛下提出'高丽倾举国之兵抗拒王师，它的首都平壤必然空虚，请陛下给我精兵五千，袭取平壤，占据他们的大本营，则数十万高丽士兵可不战而降。’但陛下却没有采纳。”李世民怅然而叹：“当时匆匆忙忙的，这些事我都想不起来了。”
待到六月，他病情稍有好转，但薛延陀又乱，于是李世民又前往灵州招抚薛延陀余部。这一去又是四个月，再回到长安，已是十月，结果这么一折腾，又患了感冒，还得“专事保摄”，除一些大事外，他把政务又交给了李治。
他的情绪也开始消沉。转眼到了十二月，李世民过生日那天，他对长孙无忌等人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世人都以这一天为乐，我却感到有些伤感。我现在君临天下，富有四海，但父母都已不在了，我想承欢膝下，却已永不可得。《诗经》上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怎么能在父母'劬劳’之日，饮酒听音乐呢!”说完留下数行眼泪。此时，李世民想到的恐怕不仅仅是他的父母，他的长子李承乾已于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死于黔州，他喜欢的几个儿子李泰、李恪等人皆远在任所，又有多少儿女能承欢在他自己的膝下呢?
这场感冒持续了三个来月，即到贞观二十一年正月才好(“上疾新愈”)。但到二月，又“得风疾”，只好又去养病，直到十一月方才“疾愈，三日一视朝”。
前后算一下，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竟然断断续续地病了将近一年半时间，身体的虚弱可想而知。
四
疾病在改变李世民身体健康状况的同时，也进一步影响了他心理的健康。他对大臣早已不如先前那般信任，而病痛对一个人心理和情绪的影响，恐怕患过病的人都深有体会。他性格中恶的一面在这段时间内充分暴露了出来，他向自己的大臣们挥起了屠刀。
先是刘洎的被杀。像魏徵一样，刘洎也是一个谏臣，官至门下省侍中(门下省最高长官)。李世民一度非常信任他。贞观十九年三月，李世民亲征辽东，命刘洎、高士廉、马周留在定州辅佐李治监国。刘洎总管吏部、礼部、户部三尚书之事，权势极盛。临行前李世民叮嘱刘洎道：“我现在就要远征了，你辅佐太子，责任很重，国家安危就寄托在你身上，希望你能深入地领会我的意图。”但刘洎的回答却犯了为臣者的大忌，他说：“陛下不要担心，大臣有罪的我会立刻杀了他。”大臣有罪，即使要诛也该由皇帝下令，有司审判后方可执行，你一个侍中，怎能随便诛杀大臣呢?李世民当场就变了脸色，告诫他：“你性格疏慢而又锋芒太盛，早晚要在这上面吃亏，以后说话办事一定要谨慎。”贞观十九年十二月，李世民从辽东班师途中患了痈疽，回到定州后，刘洎和马周奉诏觐见李世民，出来后遇到褚遂良，刘洎悲伤地对打听皇上身体情况的褚遂良说：“皇上病到了这个程度，真是令人担心啊!”对刘洎素来不满的褚遂良随即向李世民诬告道：“刘洎说国家的事情不用担忧，真要出现(皇上不治)那种情况，应当即刻传位于太子，我们像伊尹、霍光辅佐少主那样尽职尽责，诛杀那些心怀异志、不听号令的大臣，局势很快就会稳定。”伊尹和霍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权臣，刘洎真要这样说，无疑有图谋专权之嫌，被别人造反造怕了的李世民自是如临大敌。他病愈之后，很快召来刘洎斥问，刘洎找到马周为自己作证，并将那天自己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马周证明刘洎所言属实，但褚遂良岂会轻易改口惹祸上身，于是坚持自己的诬奏。李世民想起去辽东前刘洎所说的话，心中到底是信了几分，于是抱着“宁可错杀，不可枉纵”的心理，下令刘洎自尽，一位堂堂宰相，就此冤死。(关于朱遂良诬陷刘洎一事见于《旧唐书》，尚存疑问。因为此段时间史官所录的起居注后来都被许敬宗修改过，许敬宗与褚遂良、长孙无忌是政敌，他品行很差，修史时多有不实，尤其是对待政敌时。)
这个时候，对李世民来说，有造反嫌疑无造反实力的文官要杀，有造反嫌疑而又有造反实力的武将当然更要杀。
熟悉玄武门之变的人都知道张亮，他很早就成了李世民的亲信，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武德年间曾受命在洛阳发展势力，被齐王李元吉探知而投入大牢，重刑之下，始终不屈，也是李世民夺储的功臣之一，先后担任过工部尚书、洛州都督和刑部尚书。贞观十九年率领水军随李世民出征高丽，立有不少战功。张亮有个毛病，喜欢收养干儿子，而且一收就收了500个。他大约是得罪了人或是有什么政敌，贞观二十年(646年)，有一个叫常德玄的人告发张亮听信图谶，意图谋反。李世民让马周按查此事，结果又有两个人出来证明张亮确实要谋反。被愤怒和猜忌冲昏头脑的李世民不理张亮的申辩，也不念张亮的旧功，说：“张亮有五百名干儿子，养这些人干什么?就是为了谋反!”于是下令杀了张亮。这当然是冤枉，因为除了那几个人证外，唯一可说得出口的证据就是张亮养了500名义儿，就这么点理由，判个流放就到顶了。
以阴谋造反的理由被冤杀的，还有左武卫将军李君羡，贞观二十二年他因小过(一说是受所谓“唐三代后，女主武王”传言的牵连，此说过于八卦，不采用)而被贬至华州任刺史，他喜好道术，到任不久即与华州一名叫员道信的方士交往密切，有时还故作神秘，谈话时支走他人，因而被御史弹劾，不久被李世民下令处死。
这些事例说明，此时李世民的心理已非常脆弱，他试图通过杀戮，把一切反叛行为都扼杀在萌芽状态中，甚至不惜制造冤假错案。因为他的这些行为，贞观初年君臣和谐论政的气氛遭到了破坏，犯颜直谏的良臣减少，唯皇上马首是瞻的人越来越多，贞观盛世耀眼的光环下，出现了大面积的阴影。
五
史书上没有记载李世民患病后都采用过哪些治疗方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疾病开始，一定是由御医按照传统的中医疗法进行治疗的。但在这些积极的药物治疗未见明显好转之后，在病痛的折磨下，李世民病急乱投医，他开始寄希望于方士的丹药。许多人都认为李世民服食丹药是为了长生不老，这未免太小瞧了他，他是不相信什么神仙和不死药之说的，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他还曾专门就此发表过一次谈话，他说：“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那时他二十九岁，正意气风发，雄视古今，大概压根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重蹈他所嘲笑的秦皇汉武的覆辙，也去服食丹药了，差别只在于前两人是主动服用的，而他则是被病痛所逼。
在贞观十九年之前，没有见到他服食丹药的记载，贞观十七年那次赐给高季辅的钟乳，不过是用来治疗消化不良的，与丹药无关。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正月，长孙皇后的舅舅、开府仪同三司申国公高士廉去世，李世民悲伤不已，决定亲自去高家吊丧，被房玄龄拦住了，说陛下的病才好不久，就别去了。李世民说：“高公与我不但是君臣，而且是姻亲故旧，他去世了，我怎么能不去吊唁呢?你别再劝了!”长孙无忌正在高士廉家，听说皇上将至，赶紧迎至中途，劝道：“陛下服用了药石，药方上要求不能临丧，请为江山社稷着想。”李世民不听，长孙无忌伏卧街头，流泪苦谏，李世民无奈，只得回宫。
服药不得临丧的禁忌，大概是方士害怕服药者会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影响药效，而所谓“药石”则为方士所炼的丹药无疑。那么，至少在贞观二十年底，李世民已经开始服食丹药了，而且他身边的重臣对此也一清二楚，不知当初决定服食时，会有一番什么样的争论。史书中没有记载李世民服用的到底是什么“药石”，但中国从魏晋至隋唐一直流行一种“五石散”(又名“寒食散”)，主要成分据《诸病源候论>所载为钟乳石、硫磺、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而《抱朴子》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即丹砂、白石英、紫石英、雄黄、白矾等。将这些矿物质研成粉末加水熬七天七夜，最终再经过某些特别的程序炼制成丹。方士们一者为了神乎其技，故弄玄虚，二者药性上也确有要求，给服药者规定了许多章法和禁忌，如行散、挥发、冷食、静息等。
这类硫化物及矿石属燥热上亢类药物，本身就有毒性，一般身体健康的人服了尚且有害，何况李世民长期病重，身体己虚弱之极，服用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六
身体的病痛、虚弱和心理上的压力、情绪上的消沉都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李世民的判断力和雄心，他对国际大势的把握开始出现问题。
他雄才大略，目睿心远，对政治形势的把握向来准确，对各种势力的制衡和变化也了然于胸，对于那些危及到政权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敌对势力，他的一贯政策是能打的就打，能拉的就拉，先后攻灭了东突厥、高昌、吐谷浑等国家和地区，对于像吐蕃那样地处高寒又实力强劲的对手则采取怀柔政策，种种有益举措，让他领导的这个帝国日益强大，四方咸服，百姓安宁。
但是现在，他的判断力开始退化。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大食(即阿拉伯帝国)兵马进攻波斯，波斯接连战败，无奈之下，国王伊俟侯遣使向唐朝求援，李世民以大食实力强大为由拒绝派兵去救。
当时整个西域已尽在唐朝版图之中，波斯事实上已经成为唐帝国与大食帝国的缓冲地带。他既已明知大食的实力强大，就想不到他们的野心恐怕不会止步于灭亡波斯，势必会继续东侵，直到与唐朝为敌?
李世民的这种对待大食和波斯战争的政策也影响了继承者。他去世后不久，伊俟侯被大食人杀死，波斯王子卑路斯向高宗李治告难，李治以“远不可师”为由拒绝。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波斯亡国，大食人继续东进。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葱岭以东的喀什噶尔被大食攻陷，开元七年，一直奉唐为尊的中亚粟特人昭武九姓向唐玄宗李隆基求救，李隆基未理。
天宝九年(公元751年)，即李世民拒绝波斯求援104年后，大食帝国终于打到了唐朝家门，唐帝国被迫与大食帝国展开决战，此时唐朝经过长时间盛世，政治已日趋腐败，军队战斗力已大不如前，决战最终以唐的失败而告终。跟着就是安史之乱，唐王朝忙于自救，再也无力顾及西域，阿拉伯人占领了自汉以来无数志士商旅用白骨铺出来的丝绸之路，伊斯兰文明开始影响整个西域，华夏文明在此则日渐衰微。
在贞观二十一年的唐帝国，尽管李世民本人病势沉重，但整个国家却因多年的励精图治而欣欣向荣，国力财力极为雄厚，军事实力正处于巅峰状态，李世民如果派出一支精兵，再令奉他为“天可汗”的西域各国出兵援助波斯，或许大食人的进攻脚步就此中止，世界格局从此改变，而华夏文明的影响则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七
但这当然不过是我们这些后人的马后炮。
当时的李世民自有他的考虑，那时他还在准备再次用兵高丽，自然不便两头作战。
而且作为一个病人，他这时候最正常的心态应该是“把身体养好要紧，其他的能不管就不管”吧。
传统的中医治疗收效甚微，服食丹药也没有效果。“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或许国外方士的丹药会有效吧。
贞观二十二年，唐使王玄策在被中天竺国阿罗那顺派兵劫掠后，借吐蕃、泥婆罗(尼泊尔)之兵复仇，大败中天竺，俘阿罗那顺回到长安，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个天竺方士那罗迩娑婆。五月，不知道是王玄策本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的主意，那罗迩娑婆被推荐给李世民。此人“自言寿一百岁，云有长生之术”，这个谎言打动了已被疾病折腾得昏头昏脑的李世民，他求生心切之下，对那罗迩娑婆深加礼敬，将他安置在金飚门内，令“造延年之药”。并命兵部尚书崔敦礼监督此事，同时派人奔赴全国各地采集“奇药异石”作为原材料。
数月后，丹药炼成，李世民服用后，不但不见疗效，身体反而中毒，病情急剧恶化。
李世民出身尚武的贵族家庭，自少年起即弓马娴熟，身体本极强壮。他患病时亦不过四十八岁，正值壮年，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去治疗，即使不能痊愈，至少也可以多活几年，只可惜求生心切，妄信方士，胡乱服药，终致不治。
八
贞观二十三年的春天，整个长安城都洋溢在一种喜庆的气氛中。
刚刚过完春节，好消息就一个接一个地来了。
正月，在击败龟兹国后，阿史那社尔俘获龟兹王布失毕和宰相那利，回到长安，李世民训斥了布失毕一番，然后任命他为左武卫中郎将。接着，西南徒莫祗等族奉表内附，这些民族所在区域被划分为傍、望、览、丘四州，隶属朗州都督府。不久，右骁卫中郎将高侃击败“不入朝”的突厥车鼻可汗，其部落相继投降。后在拔悉密部落的土地上置新黎州。二月，左骁卫将军阿史那贺鲁击败西突厥未投降的余部，唐在其地置瑶池都督府，隶属安西都护府。三月，又置丰州都督府(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命燕然都护李素立兼任丰州都督。几天后，自去年冬天就一直干旱的关中下起了绵绵春雨，李世民喜出望外，拖着病体，率领百官，来到显道门外，诏命大赦天下，以报答上天的恩泽。
但依然有不好的消息传来，比如说：李靖病危。就在这段时间前后，李世民去了一趟卫国公府，看望病床上的李靖。李靖形销骨立，赢弱不堪，昔日威风八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大将军如今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李世民看着这个为大唐攻城掠地立下无数战功的名将，这个他毕生倚重、敬仰而又时时防范的重臣，禁不住悲从中来，涕泪交流，他对李靖说：“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今疾若此，为公忧之。”他知道，李靖没有多少日子了。李靖在一个月后去世。这些年来，他眼睁睁看着他所信赖和重用的肱股重臣们一个个病倒，不治，又一个个离他而去。先是贞观十七年的魏徵，接着是贞观十九年的岑文本，贞观二十一年的高士廉。而在去年，即贞观二十二年，他一年就失去了两个宰相，一月份马周英年早逝，六月份房玄龄撒手人寰。他为这些人的去世忧伤不已，而且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这些协助他共同创造了贞观治世的政治精英如此集中地离去，无疑给了他一个强烈的信号——属于他们这群人的时代快要结束了!
九
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忙碌，他的病越来越重。三月下旬，他不得不停下手中工作，下令李治于金掖门听政。
四月，夏季来临，长安的天气渐渐地变得炎热，李世民患有气疾(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很难忍受长安夏季的高温天气，即使在他年轻力壮之时，每逢夏季也常常要外出避暑，如贞观七年、八年、十三年、十四年的夏季都是在离长安三百余里的九成宫度过，何况现在病重之时，自然更需纳凉，但九成宫太远，身体极度虚弱的他已经去不成了，于是移驾到比较近的终南山翠微宫。
终南山清凉的环境没有给他的疾病带来起色，他躺在床上，李治则不分昼夜侍候在侧，因哀伤而数日不能进食，头发也渐渐发白，看到儿子柔弱无助的样子，李世民禁不住老泪纵横。在翠微宫他做出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后一个政治举措，这个举措一直让后人对他诟病不已。他对李治说：“李世勣是个很能干的人，但你对他没有恩惠，我死后恐怕你很难驾驭他，我现在就把他贬出长安，如果他立刻赶往贬所，等我死后，你可以任命他做宰相;如果他徘徊观望，不想赴任，你立刻把他处死。”其帝王心术，让人心寒。但他为政权稳定而殚精竭虑的精神以及对儿子的一份拳拳爱心，不免又令人动容。
不久，李世勣被贬为叠州都督，这位一代名将果然聪明绝顶，他听到诏令，径直出京，连家都不回，立马赶赴贬所上任去也。
五月，丁卯，李世民已处于弥留之际。他召长孙无忌入含凤殿，他早年征战，部属无数，但能称得上心腹的，也不过长孙、房杜三人而已，此时房杜已死，唯剩下长孙，他兄弟本多，但因争储而互相残杀，只有这个妻兄一直陪在身边，已成实际上的手足至亲。他伸手按在长孙无忌的面颊上，想到或许就此永别，不禁悲从中来，想说什么，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唯有与长孙相对而泣。
几天后李世民又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到床前，对二人说：“朕现在把后事都托付给你们了，太子仁孝，你们都知道这一点，要好好辅导他!”对李治说：“有无忌、遂良在，你不用担心治理不好天下!”又对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他出力最多。我死之后，不要让谗毁之徒离间他和李治的关系。”
长孙无忌本是外戚，自古外戚当政者没一个有好下场，这一点李世民自然明白，但此时房玄龄、马周均已去世，朝中能干且能够信任的老臣已只剩长孙无忌一人，他不向长孙无忌托孤，还能向谁托孤呢?他所能做的唯有留下遗诏，尽量保护这个妻兄的安全，九泉之下见到早逝的一直反对长孙家族掌权的妻子，也算是有个交代吧。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在被病痛折磨了近四年之后，一代雄主李世民撒手西去，享年五十二岁。
（《延河 》2014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