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大历四年（769年）初秋某日，一顶官轿从潭州（长沙）定王城门附近出发，穿过人声鼎沸的闹市街头，急急忙忙赶往青枫浦（今长沙南湖港一带）。官轿里端坐的是新任潭州刺史崔瓘的幕府从事苏涣，此行，他是专门去拜访寄舟江边的诗人杜甫。
在此处的湘江边，可常看到一个郁郁寡欢之人久久地伫立于船头，一边捋着蓬乱的花白胡须，一边欣赏湘江两岸的景色。这个人就是杜甫。四年前，与他最为友善的成都府尹严武不惑之年早逝，53岁的诗人生活没了凭依，只得离开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迁往夔州（重庆奉节），再举家顺长江而下出峡，“转作潇湘游”（《去蜀》），投奔在湖南衡州（衡阳）任刺史的好友韦之晋。他在夔州吟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的绝唱后，经“九曲回肠”的荆江，一路漂泊，一路磨难，于大历三年（768年）冬末那个“舟雪洒寒灯”（《泊岳阳城下》）的时刻，入洞庭湖到达岳州（岳阳），在此游历会友两月有余。第二年早春，诗人溯湘江而上，经乔口、铜官和新康到了长沙。
那时，湘江流经长沙一段又叫青枫江，两岸有很多古老的枫树。早前，唐开元尚书丞相张九龄乘船经湘江回老家韶州（广东韶关）省亲，赋有诗云：“两边枫作岸，数处橘为洲。”（《初入湘中有喜》）春风拂面，枫树长出了嫩黄的新叶，透出阵阵馨香。“辍棹青枫浦，双枫旧已摧……浪足浮纱帽，皮须截锦苔。江边地有主，暂借上天回。”（《双枫浦》）诗人将小船系在青枫浦那两棵快折断了的古枫树下，其时的长沙，繁华地带主要集中在城南，州府、驿站、商埠、酒肆沿湘江东岸一字排开。而诗人选择青枫浦停靠，是为了与南边的权力、热闹保持一定距离，以便使自己进退自如。稍作休息，诗人赋诗一首赠与长沙地方官吏，虽然“江边地有主”，但因杜甫我也“浪足浮纱帽”，你们理应出于礼节予以款待，并给个栖身之所才是。这是等于知会长沙地方官吏，别看我杜甫是一个穷酸诗人，但也是有官职有尊严的。
唐至德二年（757年），在长安（陕西西安）浪迹多年的杜甫拜左拾遗。这是一个专门负责挑皇帝毛病的官职，官说不上大，大概居于七八品，本来，设置这样一个官职就是给皇帝装装门面的。“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底层官员们一天到晚除了阿谀奉承、俯首乞怜外，就是憋闷心烦，无事可干。许是没有什么官场经验，或者诗人压根就不想悲辛地去给皇帝小儿装门面，于是乎，真还一板一眼地较起劲来了。第二年，诗人因上书营救迂阔可笑、被谗罢相的房琯而遭唐肃宗疏远，随即被贬到华州（陕西华山）。好在严武仰慕其诗才，将之收纳后寓居浣花溪畔的草堂，并入其幕府任检校工部员外郎。
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个官职不大，且还是一个虚职。你算老几？不就是写了几首歪诗，扳什么翘？长沙地方官吏见得多了，对杜甫的这一套根本就不待见。可以说，诗人一到长沙就碰了一鼻子灰！不过，诗人只是路过而已，不几日，他便继续南下衡阳。临出发时，回想起在长沙所遭受的冷遇，不觉心寒，吟道：“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名高前后事，回首一伤神。”（《发潭州》）一想到贾谊、褚遂良这些被贬到长沙的“名高”之士，就心里不是滋味，黯然伤神。为何？只因杜工部员外郎初到长沙后，无人理睬之缘故。
南行的小船载着诗人缓缓移动，进入南岳衡山地段，随湘江的弯弯曲曲，从不同角度远观衡山诸峰，“帆随湘转，望衡九面”。青山如黛，郁郁葱葱，衡山岿然灵秀。“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盖独不朝，争长崇相望。”在描绘了衡山诸峰状况后，笔锋一转，“牵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冈”（均见《望岳》）。显然，这只是诗人的托词，实则是，他已经无力也无心去攀越衡山了。杜甫一生写有三首《望岳》。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25岁的杜甫科举落第，开始过一种“裘马清狂”的漫游生活，“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当游历到东岳泰山下时，他写下了第一首《望岳》：“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短短40个字，不仅描绘了泰山高大磅礴的气象，以及想像自己登顶后的心情，而且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年轻人特有的蓬勃向上和慨然浩气。唐乾元元年（758年），46岁的诗人因“坐（房）琯党”累，被逐出京都，谪为华州司功参军。在赴华州途中，远观绝壁华山，写下了第二首《望岳》：“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稍待秋风凉冷後，高寻白帝问真源。”这时，诗人显然不再有年轻时的那种浪漫和超脱，也没有了年轻时的那种心燥和急迫。
三首《望岳》，其旨趣、风格的不同，恰好能代表杜甫在青年、中年、暮年三个时期的心境，并可从中捕捉到诗人心迹悄然流变的脉络、轨迹。咏泰山之《望岳》遒劲峻洁，雄浑奔放，代表了诗人青年时期光芒闪烁，奋勇进取的胸襟；咏华山之《望岳》婉转含蓄，沉郁顿挫，代表了诗人中年时期彷徨失意，动极思静的状态；咏衡山之《望岳》雍容典雅、温厚稳重，代表了诗人晚年时期内敛安命，与人为善的意绪。的确，一腔热血，换来的却是放逐他乡，还有什么心思去登高望远、状物抒怀？暮年将至，生计艰难，投亲靠友，前路渺茫，还有什么能力去寻幽觅古、探访仙灵？诗人已吟不出早年那种遥襟甫畅，逸兴遄飞的诗句了。
说来也真是不凑巧。杜甫到衡阳后，才知韦之晋因前几天改任潭州刺史已启程北上赴任，一上一下，两人在湘江上失之交臂。无奈，诗人只好顺水返棹长沙，并在回途中受人邀请、盛情难却，浅游衡山。折返回到长沙后，诗人还是将船停在了青枫浦的江边，寄居舟中。青枫浦南边附近就是长沙驿（今长沙大椿桥一带），“江畔长沙驿，相逢缆客船”（《潭留别杜员外》），唐诗人韦迢出牧韶州路过长沙，就是在这里与杜甫相逢。韦之晋听到杜甫回到了长沙，很是高兴，在其府邸盛情宴请了诗人。唐开元一十八年（730年），18岁多的杜甫游晋地，在郇瑕（山西猗氏）碰到韦之晋﹑寇锡，志向相投的几位翩翩少年结伴畅游，漫议人生，结下深厚情谊。分别后虽有书信往来，然而，这一别就是悠悠39载！
随后，韦之晋到湘江边的小船上拜访杜甫，并赠送了大批生活物资。本来，羸弱多病且生活困顿的诗人是来投靠韦之晋、给人家添麻烦的，不曾想，故友如此重情！诗人喜不自禁，情绪飞扬，其心情在《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一诗里一览无遗：“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景随人迁，人随景喜。韦刺史治下的长沙，在诗人眼里像是换了一个样子，不但不再“伤神”，而且还变成了田土肥沃、古风淳和的“桃源人家”。
那次，杜甫游览岳麓山，在晋代古寺麓山寺前，他发现《麓山寺碑》是阔别20多年的故友、北海（山东益都一带）太守李邕撰文并书写的。唐天宝四年（745年），33岁的诗人回游齐﹑鲁。这年夏日，李邕自北海郡来齐州，与诗人从游，陪宴历下亭及鹤山湖亭。进入古寺殿堂，诗人又读到50多年前著名诗人宋之问题壁的诗，翠绿的青苔中，字迹依稀可辨，忧愤清晰可感……这些引起了诗人意外的惊喜与感慨，于是，他欣然写下了《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诗中极力描摹山寺宫墙的壮丽，松道的清凉，以及莲池金光和宏门高殿。“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待老夫……”重重掩掩的山林是我的肺腑，山鸟山花是我相亲相爱的兄弟，宋之问放逐岭南路过这里曾赋诗题壁，但他却并未写尽岳麓风物，仍留了一些景色让我来吟咏。
时过1240多年后的今天，这首诗中的联句“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仍题刻在麓山寺观音阁前的檐柱上，成为描绘这座古寺的千古绝响。我多次在山花烂漫的初夏登临岳麓山，也多次按照杜甫诗中的描写寻访当年的胜迹。而今，岳麓山上树林茂密，泉涧盘绕，青峰叠嶂，岳麓寺即麓山寺依旧巍峨耸立在半山亭上，不远处的白鹤泉飞流潺潺。“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岳麓山道林二寺行》）难道白鹤泉就是诗里的“玉泉”？但赤沙湖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丝痕迹了。与此同时，道林寺安在？依据刘长卿《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过法崇禅师故居》一诗的描述，道林寺应该在麓山寺右下方、今青枫峡谷口以东。现在这一带古木蔚然，地势陡峭，和杜甫、刘长卿等诗里所写很是相符，许多当地的老人仍记得起隐匿在那高楼大厦间的“道林斋”、“道林村”等地名。
文人都很浪漫率真，有着妩媚柔弱的内心，如水一般，纤净无尘。显然，年迈多病的杜甫已不再有宏图大志，只寄望像当年于成都一样，在岳麓山下结草庐渡过余生。诗人在受到韦之晋礼遇后所萌发的这一点点并不算奢望的想法，却因人事的变故，转瞬之间化为泡影。这年夏天（约在六月），韦之晋暴毙而亡。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是对诗人暮年最大的打击，用闻一多的话说就是：“公晚节命运之舛，至于此极！”（《唐诗杂论》）悲恸、怅惋之余，杜甫写下了《哭韦大夫之晋》一诗：“贡喜音容间，冯招疾病缠。南过骇仓卒，北思悄联绵……素车犹恸哭，宝剑欲高悬。”此诗回顾了两人的交往，誓言将时刻铭记韦的才高雅德。同时，借韦的离去是社稷苍生之悲，言自身因失去刚刚获得的依靠而悲，“词极哀痛”（闻一多《唐诗杂论》）。汉武帝欲招多年不被重用的冯唐，然冯已届90高龄，疾病缠身，只好弃之。诗人这里就是用冯唐来比喻自己之不遇，颠簸流离，辗转数载，好不容易和韦之晋接上头，并因他的礼遇而使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谁知韦却毫无征兆地撒手西去，奈何不“骇仓卒”、“犹恸哭”？
二
是年七月，朝廷任命澧州（常德澧县）刺史崔瓘任潭州刺史。杜甫娘舅家姓崔，崔瓘是其远亲，这有充足的理由让无处可去的诗人可以继续滞留长沙。此前，由于韦之晋的慷慨接济，他得以在长沙城小西门外的江边租佃一茅屋小楼，曰：“茅斋”。韦之晋死后，诗人的处境捉襟见肘，备极艰辛，不过，他依然以衰病之身往返湘江两岸，凭吊古迹先贤，穿行闹市深巷，体察民生疾苦。或卧病孤舟，聆听江上风雨；或蜗居茅斋，吟诗作赋畅怀。其诗被衡州判官郭受誉为“新诗海内流传遍”（《杜员外垂示诗因作此寄》），亦被韶州刺史韦迢赞为“大名诗独步”（《潭留别杜员外》）。可是，杜甫其时却落寞潦倒、凄凉冷清、忧愤郁悒、苦闷沮丧极了。
这天，天朗气清，秋色宜人。一脸愁容的杜甫正蹲在船头闷闷不乐，忽而，一顶官轿打江堤而下，直奔诗人小船而来。轿停，轿夫掀开青色镶紫边的轿帘，从里面走出一个身材高大、气度不凡的后生。长久困于江畔孤舟，诗人已是一个颇有些猥琐的老头了。这好久不曾见过的一幕，就如江上突起的一股旋风，直把畏畏缩缩的诗人吹得头昏目眩，一愣一愣的。来人不慌不忙地踱步近小船前，对着还没完全恍过神来的诗人身体微倾，双手合抱举前，声音洪亮地道：“敢问前辈乃是杜甫杜工部乎？”
“正是老夫！”杜甫悄悄地拭了一把眼角溢出的泪花，连连起身，强颜欢笑，打起精神颔首称是。问及来人，原来此人就是本文开头时说到的幕府从事苏涣。当即，诗人欠身请苏涣上船，入船舱内茶酒相待。一老一少，像久别重逢的老友，就着江上清风，吟诗唱和，无话不说，相谈甚欢，直至深夜，苏涣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但已然疾病缠身的诗人并不觉得疲乏，几乎泯灭的心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就如江中那忽闪忽闪的点点渔火。翌日天未明，诗人爬出船舱，乐然吟了一首《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庞公不浪出，苏氏今有之。再闻诵新作，突过黄初诗。乾坤几反覆，扬马宜同时。今晨清镜中，白间生黑丝。余发喜却变，胜食斋房芝。昨夜舟火灭，湘娥帘外悲。百灵未敢散，风破寒江迟。”仍不够，还在诗前《序》言里对这次会面作了详细记录：“苏大侍御涣，静者也，旅于江侧，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绝久矣。肩舆江浦，忽访老夫舟楫，已而茶酒内，余请诵近诗，肯吟数首，才力素壮，辞句动人。接对明日，忆其涌思雷出，书箧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亦见老夫倾倒于苏至矣。”
杜甫赋诗，向来喜欢词华典赡、旁征博引。在此诗和其序里，诗人高度评价苏涣其人其诗。这位“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绝久矣”的幕府从事，就像仁者一样静，隐如三国名士庞统。其诗已超建安风骨，可以与扬雄、司马相如媲美。听他吟诵几首诗作后，精神倍增，早晨起来看镜子，白发中生出黑发，就似返老还童。等苏涣“涌思雷出”般诵完，不但书箱被震到了“几杖之外”，而且，第二日耳旁还留有如雷一样的“金石声”。苏涣吟完诗，席散人离、船舱内灯灭后，娥皇、女英还在帘外悲鸣，百灵鸟依久久不敢散去，风平浪静，江波不起，整个宇宙为之沉寂……如此，怎么不叫“老夫倾倒于苏至矣”？
果真若是，这世上没不被“倾倒”的了。两颗诗心的碰撞、共振和契合，这是何等动人心魄的场景！此情此景唯有唐天宝三年（744年）李白与杜甫相遇时方可比肩。那一年，在东京洛阳天津桥南岸董家酒楼里，43岁的李白和32岁的杜甫不期而遇，闻一多曾经对这次李、杜相遇撰文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端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诗词趣话》）的确，诗人有诗人的气质，有诗的灵魂，能够于漫漫人生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投，成为志同道合的知己并惺惺相惜，那是生命最大的际遇。但如果将苏、杜的相遇与李、杜相遇作比，未免也太夸张了吧！好在杜甫是诗人，后人自当不便去计较此诗的“比兴”手法。
姑且按下苏涣的身世、诗才不表，来看一看苏、杜二人接下来的甚密过从。应该说，苏涣的贸然出现，是诗人晚年得到的一次巨大安慰。诗人寓居长沙前前后后约近两年，作诗50多首。而在唐大历四年秋到翌年春末，苏、杜频繁交往的这段时间里，诗人诗情高涨，作诗近30首，几乎每一个南来北往过长沙的官员，诗人都有诗相赠，且还追酬故人高适、寇锡，借景抒其怀，托物言其志，发幽古之思，“哀今征敛无”（《客从》）。这段时间诗人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拖着病残之躯，一边陪着苏涣遍逛长沙、倚几论诗，“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一边急不可待地向道州（永州道县）刺史裴虬等湖南地方官吏推荐苏涣：“圣朝尚飞战斗尘，济世宜引英俊人”。只要有如苏涣这样的人治理邦国，就会出现“黎元愁痛会苏息，戎狄跋扈徒逡巡”的全新局面，因此，“附书与裴因示苏，此生已愧须人扶。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均见《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递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诗人将未竟抱负和理想托付苏涣，并嘱咐其要像尧舜一样，尽快做好准备，为国为民不惜“捐躯”。
唐大历五年（770年）暮春，杜甫还有一次意外的奇遇，碰到故友李龟年。李是唐开元、天宝年间宫廷音乐机构“梨园”的大乐师，“安史之乱”后流落江南。诗人少年时寄寓洛阳姑母家中，多次在歧王李范和殿中监崔涤的府第看过李的表演。他乡遇故知，欢喜感慨中，诗人写下了《江南逢李龟年》：“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落花流水的江南风光，掩映着在颠沛飘零中重逢的两位形容憔悴的老人，这画面充满了物是人非、往事不堪回首的沧桑迟暮之感。时局的动荡，国家的盛衰，个人的悲欢，彼此的美好回忆和凄凉现状，尽在这首短诗中，不愧为杜甫七绝的压卷之作。
虽然杜甫在长沙时生活谈不上幸福，但不忙也不闲的他却因被长沙人文地貌吸引，以及所遇见的朋友，而颇有些惬意。“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往来酬唱，也还不少。然而，好景不长。谁也不会想到，时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在长沙趁夜间放火举兵为乱，不仅杀了上任仅9个多月的潭州刺史崔瓘，而且在全城捕杀刺史亲信，滥杀无辜。杜甫与崔瓘有远亲关系，臧玠肯定不会放过他。此刻，先期闻讯的苏涣并未在这节骨眼上想到交口赞誉、四处荐举他的杜甫，而是自顾自地脚一撩，先跑了。待诗人夜半闻之，战火已蔓延到江边，慌乱之中，仓促出城。“萧条向水陆，汩没随鱼商……悠悠委薄俗，郁郁回刚肠。参错走洲渚，舂容转林篁。”（《入衡州》）一家人逆湘江往郴州，去投奔沾亲带故的舅父、郴州录事参军崔伟。
杜甫到达衡阳后，听闻苏涣早已混迹衡阳街头，煞是兴奋。联想到正需要人才平定臧玠长沙之乱，于是，诗人不顾舟船劳顿，立刻写了一首诗向衡州州府力荐苏涣。“剧孟七国畏，马卿四赋良。门阑苏生在，勇锐白起强。”（《入衡州》）苏涣武如拯人急难且七国皆惧的西汉著名游侠剧孟，文堪比西汉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勇强于秦将武安君白起。从杜甫诗中的这些比匹不难看出，苏涣在诗人眼里不是一般的文武双全，而是实属难得的大略雄才。诗人如此奖掖后进，孜孜不倦地向人推举苏涣，实乃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
没有热情奔放就成不了诗人，这好像是做诗人的先决条件。杜甫的性格自然有热情奔放的一面，但终其一身，他的性格更多地表现为仁善、内敛、隐忍、严谨、刚毅等这些方面。这样性格的人，其行事风格往往是较为理性的，即使内心狂涌外在却声色不动。为何诗人打破一以贯之的行事风格，对苏涣如此“倾倒”？逃难途中，疲惫的诗人一听到苏涣的消息就来了精神、连忙赋诗推荐，这苏涣到底是何方神圣？苏涣“肩舆江浦”，造访诗人舟楫，可谓诗人晚年一件至为重要的事情，故而，不得不去翻翻苏涣的家底晒一晒才行。
据《新唐书·艺文志四》载：“涣少喜剽盗，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号白跖，以比庄蹻。后折节读书，进士及第。”“白跖”是蜀商人对苏涣的专用称呼，意即使用白弩的大盗。庄蹻则是反楚起事，史上第一个“云南王”。有一天，苏涣像是幡然醒悟，开始读书吟诗，追慕风雅。唐广德二年（764年），成为进士，累迁侍御史，澧州刺史崔瓘将之招入幕府辟为从事，后随崔来到长沙。臧玠长沙之乱后，苏涣出逃到了衡阳，俄复前往交、广（岭南），作了些变律诗献给广州节度使李勉，获得了李勉的厚待，但却没委以重任。可苏涣并不安分，在唐大历八年（773年）九月，煽动循州（广东龙川一带）刺史哥舒晃反叛，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杜甫希望他能“致君尧舜”，结果竟走上了叛逆之路，成了一个十足的反贼（此事发生时，杜甫已经作古）。不及两年，叛乱平定，苏涣与哥舒晃一起被诛杀。这固然也是“捐躯”，只不是杜甫所愿的为国为民。
杜甫不仅器重苏涣的为人，同样异常称颂他的诗才。据北宋钱易编撰的《南部新书》说：“唐人谓涣诗长于讽刺，得陈拾遗（子昂）一鳞半甲。”《新唐书·艺文志四》有苏涣诗一卷。现存诗四首，其中变律诗三首，如：“毒蜂成一窠，高挂桑树枝。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亦飞。长安大道边，挟弹谁家儿？右手持金丸，引满无所疑。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身如万箭攒，宛转迷所之。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几！”（《变律》二）“养蚕为素丝，叶尽蚕不老。倾筐对空林，此意向谁道？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祸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险孟门，吾徒当勉旃！”（《变律》三）这些谈不上有什么艺术特色，顶多只能算作愤世嫉恶、借物吟讽的诗文，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之作者陈子昂崇高美感、吟眸无端的诗歌一比，简直相差万里！至于诗人所言苏涣诗文的水平超过了建安风骨，甚至可以与司马相如并列等这些，只能算是夸张或者笑谈。
敢情被睿智、严谨的杜甫屡屡称誉的苏涣竟是一个江洋大盗、贼子逆臣和诗文平平的“货色”！这何不是莫大讽刺和荒谬透顶？观其杜甫一生，被后人非议之处几无，而在对待苏涣这个事情上，却长期遭到后人诟病。故而，有人因“名人避讳”而企图敷衍塞责过去，说什么不要去想当然地贬低前人前事，不能轻易地断言杜甫对苏涣的评价是夸张失度，决不能以苏涣后来成为反贼而认为杜甫对他的判断有误。我以为，一个人再伟大也不是神。如果硬要用杜甫伟大的诗情来塑造、掩饰、混刷、稀释对待苏涣的这个事情，那其实只会失去真实的杜甫，更会加重后人对诗人的误解，长此以往，必将以讹传讹。明摆着的，不需要去想当然，就可断定杜甫看苏涣“走眼”了！且这个“走眼”还不是一般的“走眼”，而是及其严重、完全偏离实际的“走眼”。
明人胡震亨认为，杜甫高看苏涣与他晚年的境遇有关。“苏涣以盗始，以盗终，其人何如人哉！杜称为静者，寄诗望其致主尧舜，屡赞不已，殊可怪。湖南后交游益寥落，穷途倾盖，许与遂至过滥耳。”（《唐音癸签》）杜甫晚年生活，确实十分凄然。“久客多枉友朋书，素书一月凡一束。虚名但蒙寒暄问，泛爱不救沟壑辱”。（《呈苏涣》）“虚名”、“泛爱”，说尽世态炎凉。虽然诗人当时还能收到不少书信，但写信的人大都碍于其声名，应付寒暄罢了，那些空泛的爱慕之词，对贫病交加、亟需慰藉的诗人来说，实如空中楼阁，毫无作用。老眼昏花的诗人在涸辙穷途之中，迎来了“眼睛一亮”的苏涣，岂不是“久旱逢甘霖”？殊不知，诗人的后半生就一直生活在孤寂凄清的日子里，无论是在长安、在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还是在他离蜀来湘的途中，其生活概莫不是踬踣冷清。中年以后，他其实已不适应热闹的生活，也不习惯像李白那样时时成为热闹的中心。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更倾向于过那种安身立命的清贫生活。事实证明，他不是一个耐不住寂寞、浪得浮名的人。
到底如何解释杜甫晚年为什么会在对待苏涣的问题上看“走眼”？遗憾的是，迄今1240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对诗人的不负责任。10多年前，我在读《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序》一诗时就在想：杜甫可以写出那样精妙绝伦的诗篇，为何却看不清苏涣这样一个不难看清的人？诗人曾写诗高度称誉过李白、高适、王维等人，但就是夸耀李白也很含蓄、高明，“白也诗与敌，飘然诗不群”（《春日忆李白》），绝没有像赞赏无德无能的苏涣那样露骨和不计后果。思来想去，苦苦寻觅，总算豁然开朗：要知道，当初诗人来湖南，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诗人不顾一切地称扬苏涣是发生在韦之晋暴亡之后、失去依傍的关键时刻！我敢说，倘若韦之晋不死，不管苏涣如何表现，诗人也不会拿正眼瞧他一下的。诗人对苏涣的极端溢美和近乎疯狂的推崇并不是由衷的，而只是想通过这种手段，将苏涣打造成为严武或者韦之晋第二，以觊觎飘摇的生活尽快安顿下来，且老有所依。这一答案，有诗人在这一时期的诗作为证：“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燕子来舟作》）“五湖复浩荡，岁暮有馀悲。”（《幽人》）自叹漂泊湖湘，不得出尘世。“流年疲蟋蟀，体物幸鹪鹩。辜负沧洲愿，谁云晚见招。”（《奉赠卢五丈参谋琚》）年老体衰，既不能遁世也不能用世，只需要像小鸟鹪鹩一样暂借一枝栖息于此。
李白有诗云：“空手无壮士，穷居使人低。”（《登黄山凌歊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对于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卓锥之地、鹑衣鷇食、衰弱不堪的人来说，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奔避投人远，漂离易感恩。”（郑谷《奔避》）由是，杜甫对苏涣的看“走眼”，想必今人是会去谅解的。
三
依然是这条默默流淌的湘江，再次将杜甫送到了衡阳。这个时候的衡州刺史是阳济，他颇为客气地接待了诗人，却对其发兵长沙讨伐臧玠和重用苏涣其陈辞，恍若未闻，弃之不理。热脸挨冷屁股，诗人心里五味杂陈。“五十头白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逃难》）这一首诗，将诗人二入衡阳时那萎靡颓废、酸不拉几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涕尽”还得生活不是？那就继续走吧。湘江由西而来，若是南下郴州，只能回棹衡阳下游城北改溯耒水。“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疠偏。散财因薄俗，有迹负前贤……强饭莼添滑，端居茗续煎。”衡岳这个地方虽然江阔水深，但由于地偏瘟疫多，老百姓劳民伤财后容易滋生恶俗，屡有对前贤不恭的劣迹，不如回到自家船上吃点清茶淡饭滋润。呵呵，诗人还是很善于自我调适的。很快，他就想到了曾经熟悉的京城长安和亲人长眠的故土，欲“顺浪翻堪倚，回帆又省牵”（均见《回棹》）。湘江如一条白练，一头牵着诗人向南奔避，一头牵着诗人向北怅望。可怜的诗人，一年多来就这样在湘江上徒劳无功地溯洄从之、腾挪跌宕，他的心已被这奔腾的江水磨耗得碎了。
耒水是湘江的一条支流，水清流缓。走走停停，当船行过耒阳县城40里地，抵达方田驿（今耒阳市泗门洲镇）时，突遇山洪爆发，瞬即，温顺的河流浊浪滔滔，诗人的小船再也走不动了。此处按下，来扯一扯杜甫那条船的事儿。杜甫那条船到底有多大？几乎翻遍了所有的典籍，均不见记载。无奈，我只好专门去请教湘江上的船家，按他们的说法，杜甫那条船至少有两扇蓬，一扇蓬就是一个舱。不少宋、元书里说，诗人出蜀时携有妻子和两个均已成年的儿子，那么夫妻两人睡一个舱，两个儿子睡一个舱，而两个成人睡的舱至少需要两米长、一点五米宽才行。据此推断，诗人那条船应该长约七八米，最宽处不少于两米。平日，碗筷炉灶等生活用品就放在头、尾船板下的暗舱里，生火做饭什么的可在船头亦可在船尾，还可泊船上岸。若是风大雨急，就把一个舱里的铺盖卷起来转到另一个舱里，将火炉移至舱内继续做饭，只是这个时候火不能烧得太旺，否则，就有可能烧毁船篷乃至整条船。
大雨如注，波涛翻滚，诗人的船寸步难行。在汉代，方田驿是湖南通往岭南的一大驿站，唐时，这个驿站已经废弃。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野一片荒芜，一连几日，杜家老小因水被困，饥肠辘辘。不过，耒阳县令聂某是一个好人，听闻诗人的遭遇后，赶忙差人送去牛肉和白酒，并附信一封深表关切。在这危难之际得到聂县令的资助，诗人感激涕零，当即吟诗一首，题为《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如此长的标题在唐诗里不多见，诗人这样做，明确是想让聂县令一眼看到标题，就知晓感激之情之真切。“知我碍湍涛，半旬获浩溔……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鳔。”诗人盛赞聂县令礼过北方人宰杀肥羊待客，吃了牛肉喝了白酒后，心头的愁绪就像鱼鳔一样轻。堂堂“诗圣”为了点酒肉，以至如是，莫不令人唏嘘。
从聂县令附的书信中，杜甫获悉各路大军已经开赴长沙围剿叛贼臧玠，很是激动，“问罪消息真，开颜憩亭沼”。此刻，诗人已无心再行南下，洪水迟早会退去，小船照样可以前行。促使诗人产生急于北返的强烈想法，一是长沙安定在即，二是他那一日不如一日的身体和对故乡的思念。早在上一年清明节时，诗人就“右臂偏枯半耳聋”（《清明二首》其二），这次仓惶南去，忍气吞声，忍饥挨饿，无疑也加重了病情。他预感到人生大幕将落，唯一的念想就是落叶归根，尽管故乡遥不可望。
唐大历五年（770年）夏末，臧玠长沙之乱平定。人们发现杜甫又回到了长沙，还是租佃了先前那间简陋的茅屋小楼。此刻，诗人的身体非常之差，老病复发，还伴有剧烈的咳嗽，已然很不适合吃住在船上了，茅斋成了他唯一可以安身歇息的地方。更多的时候，他就呆在茅斋里吟诗看书。因茅斋面临湘江，富有情趣的诗人便将其取了一个颇有些雅致的名字，曰：“江阁”。“层阁凭雷殷，长空面水文。”（《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山雨不作泥，江云薄为雾。晴飞半岭鹤，风乱平沙树。明灭洲景微，隐见岩姿露。”（《雨》）从这两首诗里可以看出，在江阁临窗赏景，云掩薄雾，鹤舞白沙，流潦满野，日照其中，橘洲景色忽明忽灭，麓山岩姿若隐若现。
江阁外的美景确实令人怦然心动，然而，穷处之士，何谈雅兴？无论身体还是心情，都不允许诗人去观赏窗外的景致了。面对家里四壁萧然、冷灶清锅和啼饥号寒的妻儿，他已守不住“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节操，不得不罔顾颜面，情辞凄苦地赋诗知会在湖南的亲朋故友，请求援助。“客子庖厨薄，江楼枕席清……溜匙兼暖腹，谁欲致杯罂。”（《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江阁卧病，饮食淡薄，周遭凄清，恳请崔、卢两侍御等在湘诸亲友施舍一些茶饭与酒水。的确，诗人所有的只有诗了。吟诗可以度日，可以解渴，可是，吟诗可以果腹充饥吗？
湖湘岁月，把杜甫赤诚的胸膛，划得伤痕累累。亦把杜甫折磨得心力交瘁、奄奄一息了。这个时候，对他来说，那“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年少轻狂；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概；那“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蠖屈不伸；那“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悲苦辛酸；那“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祠南夕望》）的喟然长叹；那“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羌村三首》一）的飘零无依；那“亦见老夫倾倒于苏至矣”的违心夸赞；那“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的万千感慨；那“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绝句二首》其二）的山川秀色；那“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一）的融融温情；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博大胸襟；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铿锵怒吼……那一切的一切，都已成过往，不重要了！就像江阁外湘江上飘缈的薄雾，化作了一缕残愁，两行清泪。
万般无奈、不尽哀伤深深地刺痛了诗人，大限将至却仍处江湖之远，“历国未知还”（《远游》）。“乱离难自救，终是老湘潭。”（《楼上》）如此这般，岂不是无补于邦国，无济于自身，就会老死于湖南长沙？又是一年中秋，明月皎皎，皓月当空，江上波光粼粼，偶尔有小舟在江上穿梭游弋，发出一阵阵欸乃欸乃的摇橹声。诗人静静地坐在江阁窗前，遥看江上月色。“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诗人不禁想起唐乾元二年（759年）的中秋，那时，“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攻下汴州（河南开封），西进洛阳，他的几个亲兄弟正滞留在那一带，而身陷秦州（今甘肃东南）的诗人，却只能在异乡的戍鼓和孤雁声中观赏秋夜月露，遥寄思念。
今夜家乡洛河上的月色也如湘江上的月色一样明亮吗？母亲去世后，他被寄养在姑母家。诗人依稀地记得，6岁时姑母带着他去看社戏，第一次看到公孙大娘舞“剑器”。伴着那节奏火爆的音乐，公孙大娘忽而从天而落，光彩夺目；忽而拔地而起，凌空飞舞，直把挤在人群中的诗人看傻了！来湖湘前，诗人还在夔州忆起过那次看社戏的场景：“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他受到前辈的感染，7岁就会写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十四五岁的时候，诗人开始与当地的文人雅士、官绅乡贤交往，出入翰墨场所，常得到前辈夸奖，但他并不是一个只会摇头晃脑、死记硬背的“书呆子”。洛河之滨盛产梨、枣，秋风送爽，姑母家院子里梨黄枣红，他像只顽皮的猴子，不停地爬上爬下去摘梨吃枣。“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
就着月色，诗人伏案疾书，抒不尽的思乡之愁，挥毫落纸却如云烟……不知道为什么，诗人竟然一夜无眠。清晨，江畔子规在啼，诗人明白，那是故乡对游子的声声呼唤！诗人已经在外漂泊太久太久，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唐大历五年（770年）暮秋，思乡心切的杜甫决意北归。他设计了北归的的路线，先湘江，后长江到达汉阳（湖北武汉），再沿汉水回到长安，亦可在襄阳右走唐河，直抵洛阳……“春宅弃汝去，秋帆催客归……塞雁与时集，樯乌终岁飞。”（《登舟将适汉阳》）离阁登舟，回望江阁庭院，江畔波浪狂涌，寒风吹衣。为了生活离开家乡，在外飘然，谁知却因社会动荡不安，生计也拙劣不堪。而今，有心思归，中原依是战马萧萧，只怕归家之愿亦难实现，但其归心却如同春去秋来的大雁和那停在桅杆上始终绕船飞行的乌鸦一样，坚定不移。
冷秋悄至，金风乍凛，青枫浦那两棵快折断的枫树上，叶子红彤彤的。病入膏肓的杜甫强撑着身子，颤颤巍巍地写了一首《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的诗，与在湖南的亲友告别。虽然自己“途穷那免哭，身老不禁愁”，但深深地祝愿亲友们“大府才能会，诸公德业优”。同时，他还给阔别12年后来到长沙的好友李十一送行，动情地回忆患难之时所结下的友谊：“久存胶漆应难并，一辱泥涂遂晚收。”这是诗人在湖湘相送的最后一个朋友，不觉“李杜齐名真忝窃，朔云寒菊倍离忧”（均见《长沙送李十一衔》）。
一切安排已妥，该拔锚解缆、启程扬帆了。
秋风萧瑟，残阳如血。巍巍岳麓静穆庄重，江心洲上橘子红了，江阁婷婷袅袅似顾盼，湘江两岸寂然肃杀一片。小船驶离了长沙驿下的青枫浦，一叶孤帆飘飘晃晃，渐渐地消失在北方……
四
诗人去了。这一年，他58岁，按国人的习俗，虚59岁。
家人在船舱里的枕头下，发现了一沓还带着诗人体温的手稿，展开一看，是诗人的绝笔之作。湖湘漂泊，精力殆尽，贫病悲怆，已处绝境。诗人竭尽全部心力，在颠簸的舟中，伏枕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此诗实为诀别书，也是自行拟定的祭文和遗书，是对身后事的交待、安排。呕心沥血，悲天悯人，沉着空茫，深厚悱恻。然而，即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诗人想到的仍是“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均见《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诗中回顾“安史之乱“以来的艰难国运和因救房琯而罢官遭逐后，由秦入蜀，飘零江湖的汩没生涯；倾诉心惟社稷却贫病穷老、力不从心之悲怀苦痛。这哪是什么“奉呈湖南亲友”的诀别书？分明是盛唐之音的压卷之作，亦是盛唐国运的悲凉挽歌！临危弥坚，不弃不馁，此等情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也许就是一种解不开的宿命，注定了诗人要来担当这样一个特定的角色，即使这个角色要以极其高昂的人生付出为前提，然而，心甘情愿，在所不惜。
诗人离开江阁登舟北归是在晚秋，我每每会选择这个时节去长沙杜甫江阁凭栏临江。岳麓山上白云悠悠，橘子洲头碧水盈盈，秋江如练，一路北去。诗人在出蜀时，曾经还是豪情万丈，浮想联翩：“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为何一进入湖湘，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常是剑眉紧锁、涕泪滂沱？“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清明二首》二）“老来多涕泪，情在强诗篇。”（《哭韦大夫之晋》）“悲鸣驷马顾，失涕万人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韵》）“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登岳阳楼》一诗是诗人进入洞庭、融入湖湘所作的第二首诗，但就是从这首诗肇始，一直到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无不是一个“涕”字句作结：“凭轩涕泗流”、“无成涕作霖”。难道这仅仅只是冥冥之中的机缘巧合？
杜甫江阁前的湘江隽秀、温顺。我在想，是不是温柔的湘江之水使诗人变得惆怅、悲怆了？是不是湖南这片“清绝”之地而让诗人变得凄恻、悲恸了？据《湘中记》载，古时“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见底，石如樗蒲，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我去湘江之源蓝山县紫良瑶族乡野狗岭考察过，那水都是从密密麻麻的斑竹林里点点滴滴地渗透出来的。我也去 “白银盘里一青螺”（刘禹锡《望洞庭》）的君山察看过，碧波浩淼之中的君山岛上，却是成片成片的斑竹林。“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刘禹锡《斑竹枝》）斑竹又称湘妃竹，传说是舜之二妃娥皇、女英的化身。未必湘江之水就是那点点斑竹泪汇聚而成的？否则，怎么会令刚毅的杜甫一融入湖湘就“凭轩涕泗流”？如果是，那我眼前泻玉般流过的江水里，还残存有诗人的泪水吗？在贾谊故居纪念馆，我翻开《治安策》：“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三。”在初夏的汨罗江畔，我望着舒缓江水，马上就会想起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楚辞·离骚》）原来，湖南这片“清绝”之地是无数温婉至柔、彪炳千秋的人用泪水洗濯出来的！难怪，杜甫流寓湖南这片“清绝”之地后，就会发出“万古一长嗟”的凛然慨叹！这何不与“贾生涕”一脉相承？
杜甫在湖湘留下了很多故事和传说，我曾经从位于湘江最南端的诗人足迹一路顺江寻访到洞庭。站在耒阳市泗门洲镇的耒水边，现今已看不到方田驿的影子了，也想像不出那次洪水的情形。其时，只要诗人还坚持一会儿，就完全有可能南下不返，不仅在郴州有他的远房舅父，在岭南和广州，还有不少他可依仗的亲朋故友……然而，诗人却毅然北返！这一举动，或许是掣襟露肘的诗人欲从此安贫知命，他知道自己此生已然离不开湖湘了。可难道不也是湖湘之福分？
在耒阳，至今还流传着同一个内容却版本各异的故事。说是聂县令给被困的诗人送去牛肉白酒，诗人啖牛肉白酒而死。这就是流传甚广的所谓“饫死”，亦即“胀死”、“撑死”。1971年，文、史两坛大家郭沫若封笔之作《李白与杜甫》里说，杜甫不是吃牛肉撑死的，也不是喝醉了酒掉在河里淹死的，而是死于食物中毒。“聂令送的牛肉一定很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时在暑天，冷藏不好，容易腐化。”郭早年学医，他以专业人士的眼光说：“腐肉是有毒的。以腐化后24小时至28小时初生之毒最为剧烈，使人神经麻醉，心脏恶化而死。”
《耒阳县志》则还有一说：诗人嗜酒，聂县令送来酒后，诗人“一夕大醉，宿江上酒家，为水漂溺，遗靴洲上，聂令徒置坟墓焉”。后来，在耒阳市城区以北的一个小山上，耒阳人为诗人筑起了一座虚冢，在湖湘习俗里，这样的冢也叫“招魂冢”，是让那飘泊的魂灵得以安息之所。此冢背经向南，冢周砌石栏，正面有南宋石刻横贴“唐工部杜公之墓”。诗人离世前一直渴望北归，冢向南方或许就是当地人不愿诗人离去，以此好让诗人的心永远留在湖湘。这就好比现今很多当地人对诗人“饫死”、“大醉漂溺”的说法深信不疑，唯独对“中毒而亡”一说耿耿于怀一样，耒阳人要的，只是对诗人的纪念。他们宁愿相信诗人最终因高兴而“饫死”、“大醉漂溺”，却不是“中毒而亡”那样悲苦凄惨。
近几年清明，我几乎都会去平江县安定镇小田天井湖山岗上祭奠杜甫。此处的杜甫墓亦是坐北向南，墓为圆形土堆，墓前立青石碑，上刻“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文贞之墓”。墓前是清光绪十年（1884年）重修的杜文贞祠，该祠两进一天井，内设官厅、诗社等，祠门正上方有青石匾，上刻“诗圣遗阡”四字。平江人说，诗人秋冬北归，孤舟入洞庭，因重疾复发，只得溯汨罗江往昌江县（今平江）投友求医，不幸病逝于县治寓所，葬于小田天井湖。其子宗武、孙嗣业留下守墓，平江杜氏一脉自此繁衍，至今已传60余代，多达近2000人。每年清明节，杜氏后裔会在小田天井湖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虽然杜甫之死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诗人肯定是在湖南这片“清绝”之地上故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湖南的幸运还是不幸？
宋朝注释杜诗专家王得臣有诗叹云：“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崖史》）汨罗江畔的人们将杜甫留在平江，难道就不是为了让另一位诗人屈原从此有了唱酬的伙伴？屈原与杜甫这两位诗人死于一地，葬于邻近，真是感慨莫名。在全国，杜甫墓就有8处。我分不清何处是真，何处是假，就像我不知道杜甫平江之墓是真是假一样。没有人知晓杜甫是何月何日何时何地离去的，也没有人知晓杜甫魂安何处。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正如清朝彭而述《杜工部祠记》云：“公诗在天地间，气无所不之，无不之，则随处皆公也。何必冢？”
从768年冬末到770年秋末冬初，不及两年的时间，杜甫在湖湘写了99首诗。其实，诗人留给湖湘的只有诗。而他的生命，也就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这些不朽的诗篇之中。湖湘足矣。
（《创作与评论》2014年7月上半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