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沈葆桢是在一个车水马龙的下午突然从历史著作之中走出来的，因为一则小小的轶闻。
我是在福州的南后街听到了这一则轶闻。南后街是一条狭窄的老街，绿阴夹道，路面潮湿。卖麦芽糖的吆喝、耍猴的锣声和卤鸭、炒板栗的味道混在一起沿街乱窜。清朝的时候，这是一个繁闹的地带。街边各种风味十足的店铺至今犹存：修藤椅的，补铁锅的，售寿衣的，做花灯的，收购旧书的。裱褙字画的——一个作家告诉我，沈葆桢当年曾经在南后街旁边的宫巷开了一间裱褙字画的小店面，叫做“一笑来”。这个作家甚至记得沈葆桢当年自定的润格，例如写对联兼装潢，价格四百枚；写团扇、折扇小楷，每柄四百枚；行书二百枚：如此等等。“一笑来”是沈葆桢丁忧期间开的，店面即是宫巷十一号沈家大院的西花厅。屈指算来，当时的沈葆桢正在江西巡抚任上。一时之间，我大为惊奇：堂堂巡抚有什么必要仿效潦倒的穷酸文人，依靠卖字挣几文小钱补贴家用?
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听到沈葆桢这个名字，他是福州乡亲一直津津乐道的大人物。大清王朝的历史上，福州出过两个名噪一时的大臣：林则徐，沈葆桢。林则徐是沈葆桢的舅舅，沈葆桢是林则徐的乘龙快婿。这种姻亲关系没有多少明显的政治效应，而是给村夫野老提供了种种真伪莫辨的有趣传说。大人物与芸芸众生的差别在于，历史著作成了他们的花名册，往事如烟，一百多年前各种惊心动魄的故事如今只剩下轻飘飘的几张纸，可是，这几张纸上查得到沈葆桢。根据《清史稿》记载，当年曾国藩十分器重沈葆桢，曾经“屡荐其才”，朝廷委任沈葆桢担任江西巡抚时的诏书谓之“德望冠时，才堪应变”。当然，官衔显赫，君王的嘉许，这仅仅是一些表面文章，历史学家更乐于逐一历数沈葆桢的诸多功绩。福州乡亲常常温习的篇目是，沈葆桢从左宗棠手里接过福州船政局，赴任船政大臣——造船，招聘外籍技术人员，选拔魏瀚、刘步蟾等一批才俊出洋留学，然后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台湾，坚守城池，开山抚番，终于迫使虎视眈眈的日本人“遵约撤兵”。如此伟业，周围还能点得出几个人?
然而，我对于沈葆桢官居几品以及各种吓人的头衔提不起兴趣。大清王朝的王侯将相多如过江之鲫，诸多繁琐的官衔淹没了他们庸常的一生。这种大人物通常就是呆在历史著作里。历史学家拥有一套臧否人物的标准语言，例如民族大义，江山社稷，千秋功罪，如此等等。这些叙述多半剔去了历史人物的血肉：他们脸上的疣子和老人斑不见了，他们的哮喘、方言腔调和马褂上的污迹不见了，他们的饮食口味或者性行为的特殊嗜好也不见了。载入史册的大人物根据一定的配方制成供人瞻仰的偶像，然后按顺序摆进一个个神龛。如果企图进一步与这些伟大的亡灵促膝晤谈，一起畅怀高吟或者一起长吁短叹，那么，我们的目光必须从堂皇的历史鉴定转向琐碎的日常生活，必须想象他们内心的犹豫、苦恼、矛盾甚至如何愤愤不平地骂娘。这时可能发现，有些小事情的深长意味并不亚于朝廷的加官晋爵或者疆场上斩关夺隘。例如沈家大院，檐角高耸马头墙，宽敞的大门，雕花窗棂，幽深的四进院落和小天井，石铺的过道与两侧的回廊和美人靠——当年，江西巡抚沈葆桢为什么要举债购下这一幢大宅院?
二
青史留名是众多大人物的向往。人生如同白驹过隙。百年之后亡灵的牌位摆不进历史著作，如何在天地之间证明自己活过这么一遭?相反，没有多少人关心，那些伟大的亡灵会在哪些时刻突如其来地复活，踱出历史著作返回烟火人间。一批秘密情书的问世?一段窘迫的童年曝光?一份记录阴谋的档案解密?几张特殊的相片外泄?总之，种种意外的发现常常扰乱了历史学家的标准语言，从而将这些亡灵一把拽出发黄的书页。
沈葆桢就是因为这一则轶闻。沈家祖籍河南，南宋迁至浙江，清朝雍正年间再度迁至福建的福州。沈葆桢幼时聪慧，十六岁考取秀才，二十岁与老师同榜考中举人，不料随后两度赴京赶考皆落第。二十七岁那一年终于才取进士，与李鸿章同榜。殿试之后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这大约就是仕途的开始了。
学而优则仕，这是当年无数书生的梦想。仕途就是手执权柄。无论是号令天下、威震四方还是挥金如土、杀人如麻，权力的形式千奇百怪，但是，所有的权力共同隐含了巨大快感——主宰他人。强壮的体魄和胳膊上的发达肌肉仅仅是匹夫之勇，一副拳脚又能打开多大的空间?权力是个人能量的正当放大，一个响亮的头衔就可以弹压一大片异己之见。韩信夸口带兵“多多益善”，他的本事无非是利用权力调度许多人的能量。弄权的快感常常令人迷醉，以至于多少人轻易地把一生作为赌注押了上去。秦始皇南巡，威仪堂堂，刘邦感叹“大丈夫当如是”，项羽径直说“彼可取而代之”。狡诈也罢，率真也罢，那么多大人物总是因为权力而骚动不宁，夜不能寐。诸多权力种类之中，国家名义颁发的权力体系架构严密，势力强大，而且具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科举考试开启了书生加入国家权力体系栈道，修成正果的标志是满腹经纶兑换到了顶戴花翎。这就是踌躇满志的时刻了。沈葆桢三十六岁出任江西九江知府。听到了第一声谦恭的“沈大人”，沈葆桢的心里有几分的得意?
然而，有些奇怪的是，沈葆桢似乎不太爱惜手中的权柄。孔子说，四十而不惑。可是，四十岁的沈葆桢竟然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是公事的分歧还是私人怨恨，他毫不客气地顶撞了上司，即当时的江西巡抚耆龄。据说此公阴毒刻薄，而且出身满洲正黄旗。这次冲突一个月之后见了分晓：沈葆桢挂冠而去，理由是母亲年迈，必须侍奉左右，数千人的挽留也没有挡住他返回故里的匆匆步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某种文化性格的回光返照：不为五斗米折腰。到了朝廷再度调任他为“吉南赣宁道”时，沈葆桢仍然我行我素：“以亲老辞，未出”。这并非待价而沽，沈葆桢的确想过另一种生活了。田园将芜胡不归?我开始猜想，沈葆桢的内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三十岁之前跟随大流博取功名，四十岁之后就必须为自己生活负责了。如果这个年龄的男人仍然浑浑噩噩，大约就得浑浑噩噩一辈子。沈葆祯的后退姿态肯定惊动了皇帝，朝廷干脆任命沈葆桢当江西巡抚。褒扬沈葆桢德才的同时，任命书上还有几句情辞恳切的商量：“以其家有老亲，择江西近省授以疆寄，便其迎养”，“如此体恤，如此委任，谅不再以养亲渎请”。这些抚慰终于使沈葆桢回心转意，“葆桢奉诏，感泣赴官”。
这些故事当然可以解读出沈葆桢刚直磊落的性格。然而，这些故事是不是还可以解读出沈葆桢的柔情?福州男人沈葆桢似乎是一个相当恋家的人。他开始从权力的迷魂阵之中突围而出，归返故里是沈葆桢四十岁之后的一个不懈的突围方向。这没有什么可耻。顶天立地或者文韬武略并不影响一个人恋家。古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家与治国仿佛如出一辙。可是，沈葆桢肯定感到了二者的不同。国是皇帝老儿的，家是个人的空间。如果皇帝老儿颁布的国策与自己的理想格格不入，不如归隐家园，共享天伦。要么为天下苍生尽力，要么转
身回家尽孝，没有必要因为放不下手中的那一些可怜的权力首鼠两端。家是什么?家是双亲的白发，是娇妻稚子，是一个允许蓬头垢面或者睡懒觉、发脾气的处所；人生在世不称意，回首茫茫家何处——那就是双重的悲哀了。沈葆桢肯定明白，不论飘泊何处，身后必须有一个坚固的家。江西巡抚的职位并没有让他得意忘形。购买宫巷十一号沈家大院，无疑是提早为自己的归隐找好一个栖身之所。
三
家是双亲的白发，是娇妻稚子——沈葆桢的母亲是林则徐的妹妹，他的妻子林普晴是林则徐的女儿。官宦名门如何择婿历来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据说林则徐出身贫寒，但是一位郑姓知县慧眼识人，毅然把女儿许配给他。当时林则徐不过十来岁，前往鳌峰书院的途中遇到雷雨。他在郑家大门口的屋檐之下躲雨，信手取出老师的文章朗声诵读。郑姓知县闻声出门，一眼认定林则徐少年老成前途无量。次日郑家立即托人议亲，林母因为门第卑微而婉拒。郑家再度请人撮合，他们的诚心终于打动了林母。坊间一种说法认为，林则徐的择婿异曲同工。沈葆桢当年是林则徐府中的随从，，某一个寒冷的大年三十，林则徐要求沈葆桢誊写一份奏折。沈葆桢不断地哈手取暖，终于工工整整地誊好。林则徐突然说，奏折之中的一句必须改过。沈葆桢二话不说，重新誊写。林则徐暗自颔首，当即挽留沈葆桢过年，并且在大年初一当众宣布沈葆桢将娶走二女儿林普晴。
这种戏剧化的情节估计出自某一个民间文人的虚构。沈葆桢与林普晴是表兄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沈葆桢十三岁定亲，当然，他们的婚事最终的确由林则徐定夺。沈家的清贫可能远甚于当年的林家，但是，林则徐相中了沈葆桢的出众品行。林普晴嫁入清贫的沈家，相夫教子，侍奉公婆，针线女红，勤勉度日。为了凑齐沈葆桢赴京赶考的盘缠，林普晴典当了金镯子，从此改戴一副藤镯。没有她的悉心照料，恐怕也没有沈葆桢日后的发迹。林普晴五十二岁辞世，沈葆桢的挽联悲怆唏嘘：“念此生何以酬君，幸死而有知，奉泉下翁姑，依然称意；论全福自应先我，顾事犹未了，看床前儿女，怎不伤心。”
一些历史著作将林普晴列入奇女子，肯定是因为她性格之中的侠气。将门虎女，这种侠气很难从小家碧玉身上发现。沈葆桢任江西广信知府的时候，林普晴曾经伴随左右。一日，沈葆桢出城筹粮，太平天国大军突然袭来。城内的兵卒和衙吏纷纷出逃，林普晴率领残部冒死守城。她刺破手指写了一份血书送给玉山守将饶廷选，既委婉陈辞，又朗声疾呼。饶廷选为之动容，毅然率部飞驰解围。这即是“血书求援，广信解围”的故事。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城墙，通常的女流之辈显然望尘莫及。我猜想，林普晴端庄贤惠和非凡的气度恐怕是沈葆桢恋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宫巷十一号的女主人面目可憎，性情乖戾，沈葆桢怎么会把回家作为后半辈子如此重要的人生主题?
我同时猜想，沈葆桢恋家的原因肯定不止一个。窗明几净，笔墨纸砚，吟诗品花，倚栏观鱼，“雪天裘被偕朋辈，平地楼台望子孙”，沈家大院寄寓了多少生活情趣?当然，这些猜想很可能遭到鄙夷。铁血男儿，志在四方，雄才大略必须抛开家室的负累，儿女情长哪能有俯视天下的怀抱?所以，古人总是乐于流传种种励志的典故，例如林则徐为沈葆桢改诗。估计是一个如水的秋夜，新月如钧，沈葆桢独酌于庭院。酒酣耳热，傲气顿生：“一钩足以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沈葆桢吟诵再三，顾盼自得，择日将诗句呈送林则徐。林则徐沉吟半晌，提笔将“何必”改为“何况”——“一钩足以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顿时汗颜。显然，这个故事肯定的是大人物的襟怀志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且必须摒弃一己，以天下为已任。“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林则徐林文忠公的名句。这种观点当然无可非议。可是，天下之人，人各有志，兼善天下是一种志趣，独善其身何尝不是另一种志趣?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许多文人对于这句话耳熟能详。这犹如两种互相补充的生活理想。他们潇洒地往返于庙堂与山林之间，气宇轩昂，进退自如。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澄吾足。世事无非如此：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当然，这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想象。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文人对于庙堂充满了敬畏。权力崇拜普遍气氛之中，“独善其身”多少像是一种无奈的下策。因此，无论是隐居于江湖，还是招摇于闹市——无论是柴门草堂，野渡扁舟，还是青楼笙歌，游宴酬酢，这些文人仍然时刻支起耳朵，凝神谛听朝廷的动静。只要君王一声召唤，他们就会抛下手边的一切，飞奔而去。如果朝廷大门紧闭的时间过长，这些不甘寂寞的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搔首弄姿，制造些许响声，或者讨一两封名流的引荐信投石问路。当然，这些游戏肯定有些冒险，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当年孟浩然应邀至王维的寓所清谈，碰巧唐玄宗来访。唐玄宗听说过孟浩然的名声，慈祥地下旨召见。孟浩然乐不可支地从藏身的床铺下爬了出来，顾不上拍打身上的灰尘就兴冲冲地吟咏自己的诗作《岁暮归南山》。不幸的是，一个小小的事故发生了。唐玄宗听到了“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句子之后恼火地说：“卿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不言而喻，孟浩然的一切机会从此断送。
当然，那么长的历史上不乏几个猖狂之徒。嵇康拒绝出仕而宁可呆在茅屋前的柳树下叮叮当当地打铁，奏《广陵散》；陶渊明挂印弃官而去，情愿日复一日悠然地与青山相对而望：李白多喝了些就放肆地发酒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甚至胆大妄为到了吆喝高力士脱靴子——这些目空一切的家伙的确不太把权力放在眼里。然而，他们毕竟没有几个。绝大多数自视甚高的文人雅士面对权力的时候总是毕恭毕敬，喏喏连声。即使郑板桥或者金圣叹这种貌似耿介的家伙也时常卸下面具，动不动就感激涕零地向北叩首而拜。为什么权力场的吸附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些文人无法自持?必须承认，名利或者虚荣不是答案的全部。至少在当时，“忠”是权力崇拜的另一种表述。朝廷、天子至高无上，“忠君”也就是将自己的全部才能奉献给这些权力的象征。朝廷之外不存在清谈国事的沙龙，多嘴多舌很可能惹出杀身灭族之祸。报纸、杂志所形成的公共空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康有为、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诞生之前，众多文人只能把一腔的报国激情写成奏折，恭呈圣上。如果这些文字无法叩开朝廷的大门，长吁短叹的内容只能是怀才不遇了。诗书礼易，地理天文，从小积累的学问烂在肚子里，岂不是空活了一辈子?所以，他们只能崇拜权力——只能把自己的生命托付君王的青睐。
如此看来，沈葆桢多少得算一个异类了。他显然没有李杜的文采，书法亦无法跻身于二王或者颜、柳，另一方面，他官运亨通最终官拜两江总督——然而，沈葆桢屡萌退意。仕途一帆风顺，无数的同僚垂涎三尺啧啧有声，没有人相信他竟然被一袭官袍箍得喘不过气来。沈
葆桢推辞过左宗棠的邀请，然后向朝廷“数以病乞退”。为什么他宁可从显赫的位置上退回宫巷十一号的“一笑来”，退回诗文字画的笔墨生涯?或许，在他的心目中，玩弄权术的兴味远不如玩弄词藻?
四
《清史稿·沈葆桢传》之中，沈葆桢似乎是一个冷面铁腕的形象。从考取进士到封疆大吏，沈葆桢的人生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段落：在江西各地任行政官员，多次围剿太平军，大获全胜：返回福州担任船政大臣，创办船政学堂和自己造船；率领舰队赴台湾巡视，迫使日本撤兵继而开发台湾；担任两江总督，整肃吏治，惩盗贼，诛洋人，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总之，沈葆桢干练，精明，果决，擅长快刀斩乱麻，雷厉风行。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沈葆桢都称得上功勋卓著。他去世之后，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衔，入祀贤良词。谥文肃。
然而，我觉得没那么简单。现在，揣测沈葆桢的性格开始成了我的一个巨大乐趣，我在有限的史料里查找种种异常的蛛丝马迹。例如，《清史稿·沈葆桢传》的字里行间，沈葆桢的高大形象背后似乎拖了一条奇怪的影子。虽然沈葆桢仕途坦荡，可是他动不动就要转身离去，“寻乞归养”，“以亲病请假省视”。即使两江总督这么一个肥缺，他也要推三阻四地拖拉了五个月才到任。我估计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多少像他这么热衷于辞别官场的官员。仅仅四十五岁那一年，他先后三度辞官归养：四年的两江总督曾经六上辞疏。这时的沈葆桢有些像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喋喋不休地乞求放他回家。这是隐藏在功勋卓著背后一个闪烁不定的谜。难道那么多威风的头衔和大权在握的骄傲还是打消不了沈葆桢对于宫巷十一号的思念吗?
当然。这个谜丝毫没有减轻沈葆桢在我心目中的分量。没有理由狭隘地想象英雄哲学，仿佛他们只能诞生于金戈铁马、慷慨悲歌之间。英雄性格的另一种表现是，敢于坦坦荡荡地独行，不在乎落寞、孤单，也不在乎四周的嘘声以及掷到额上的种种奚落和嘲讽。如此之多的饱学之士飞蛾扑火般地向朝廷蜂拥而去，沈葆桢却只身走出权力体系的后门，悄然而去。这肯定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如果只有他敢于用如此执拗的形式向朝廷表示自己的软弱，我们是不是必须把这种软弱视为强硬的英雄气概?
雕花木门，四进院落，厅堂和庭院，沈葆桢的宫巷十一号内部并没有多少荣华富贵。沈家大院的正厅高层一副黑金隶书抱柱联：“文章华国，诗礼传家”。酒后挥毫泼墨，围炉吟咏诗文，大约这就是沈葆桢的莫大享受了。据说沈葆桢十分热衷于聚集船政局的下属和亲友进行联句游戏，甚至赴台湾巡视的前夕还在广聚诗友，大开吟局。这种游戏有一个特殊的雅号：“诗钟”。游戏通常是择出两个平仄不同的“眼字”，众人在限定的时间写出联句，这些“眼字”必须按照指定的顺序嵌入句子。游戏的计时器并非钟表。院子里设一木架，上悬一根细线，细线的底端挂一枚铜钱，铜钱的下方置一铜盘。细线的中央缚一炷点燃的线香。线香烧断细线，铜钱当的一声落入银盘——时限已到，这是诗的钟声。某一次游戏以“白”和“南”为“眼字”，定为第七唱。沈葆桢当时苦思不得，以至于整夜辗转不寐。挨到五更时分雄鸡报晓，沈葆桢豁然顿悟：“一声天为晨鸡白，万里秋随别雁南。”一个重权在握的船政大臣竟夜沉溺于字雕句琢，那的确是真心的喜爱了。
李鸿章曾经批评“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愚蠢地将船坚炮利视为种种“奇技淫巧”。他是洋务运动的首领之一，主张大胆“学习外国利器”。沈葆桢显然是李鸿章的同道。他肯定感受到了历史的巨大震颤。铁路，电报，信局；蒸汽机装配出另一个世界，洋枪洋炮正在重绘世界地图。如此多事之秋，吟风弄月的平平仄仄还有多少分量?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可是，守住国门和家门的肯定是舰队和炮台。建造兵舰，筹集海防经费，选派资质优秀的年轻人远赴欧洲“究其造船之方”，沈葆桢对于天下大势了然于胸。诗文、书法仅仅是一己之好，沈葆桢决不会自以为是地夸耀为济世匡时之策，他自己为之开出的价格无非二百枚或者四百枚而已。
奇怪的是，沈葆桢情愿因为二百枚或者四百枚而放弃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顶戴花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只要朝廷允许，沈葆桢的绿呢大轿就会一次又一次风尘仆仆地返回宫巷十一号，如同谢绝尘嚣返回内心。朝廷门外集聚了那么多如饥似渴的候选者，然而。这个重权在握的幸运儿为什么不愿意充当一颗坚固的螺丝钉，紧紧地拧在庞大的权力机器内部?
五
现今最为常见的沈葆桢肖像是一张一八七四年的相片，据说由法国人贝托摄于台湾。相片上的沈葆桢官服翎帽，神情冷峻地目视前方。见过这张相片的人多半会觉得，这不是一个随和而温顺的性格。很难想象相片上的沈葆桢会咧嘴一笑。或许，沈葆桢的书法可以视为一个佐证。意在笔先，书为心声。有人用“骨气雄劲”形容沈葆桢的行草，我觉得不算过誉。然而，我感兴趣的是，沈葆桢的笔迹之间可以察觉某些特殊的格调：有些倔，有些拗，有些涩，总之不像是飞流直下、快马入阵那么痛快酣畅。笔迹的精神分析学可能提供各种有趣的结论，我相信沈葆桢的性格报告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倔，拗，涩，这必然表现于沈葆桢的待人接物。沈葆桢与李鸿章曾经共同师从孙渠田。尽管李鸿章是一个不驯的角色，招惹了一大堆政敌，但是，他执弟子礼甚恭，从来不忘赔笑和打躬作揖；相反，沈葆桢经常冷着一张脸，言辞不逊。既然老先生的学识不足以服人。何必虚伪地维护那些繁文缛节?沈葆桢甚至放肆地在老先生的批语之后另加长批予以反驳，以至于气得他辞馆而归。所以，日后江南的坊间有“李文忠有礼，沈文肃无情”之说。
这种性格似乎不太像福州人。福州是一块不大的盆地，四面都望得见起伏的钢蓝色山脉。一条波光粼粼的大江穿城而过，城区四十多条内河蜿蜒交错。这里空气湿润，微风习习，暖烘烘的阳光之下，繁茂的树木四季不枯。夕阳西下，开元寺的晚钟响起的时候，温一壶老酒，调一碟螃蟹酱，煎一盘成带鱼，两碗冒尖的地瓜干饭，这就是惬意的小日子了。福州人的宴席之上汤汤水水甚多，传说多喝汤的人讲究情义。大致上这里的居民通情达理，性格温和，似乎有些智者乐水的意味。沈葆桢幼时胆怯柔弱，夜色之中倏忽的飞鸟或者瓦顶上野猫的嚎叫常常把他吓得尖声惊呼，甚至大病一场。一个十六岁的秀才、二十岁的举人如何扶摇直上，成为朝廷如此器重的封疆大吏，这是历史学家的话题，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胆怯柔弱的少年如何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角色，甚至连曾国藩、左宗棠这些大人物也不得不忌惮几分?
曾国藩、左宗棠皆为湖南籍人士。湖南人刚烈霸道、勇悍固执享有盛名。沈葆桢竟然先后与二人争执，寸土不让。这不仅由于梗直，而且明目张胆地冷傲——曾国藩与左宗棠都曾有恩于沈葆桢。沈葆桢曾经居于曾国藩帐下。
由于曾国藩的再三力荐，他终于脱颖而出。可是，日后曾国藩率部江宁酣战之际，沈葆桢扣下了江西的饷银，拒绝拨给曾国藩部下。他自恃一身清白，根本不在乎曾国藩上书朝廷告状。得罪就得罪了，大英雄没有必要动辄就回望来路，谁是先师谁是伯乐罗列一大串烦琐的谢恩名单。对于沈葆桢而言，故人的恩情又有多少斤两?左宗棠曾经三顾宫巷十一号，认定沈葆桢是船政大臣的不二人选。高山流水，乱世知己，“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甚至连鲁迅这种失利的性格也有心肠一热的时候。然而，沈葆桢似乎不太念叨这种人情世故。左宗棠转战西北边塞，很快因为清朝的军事战略布局与李鸿章的产生了重大分歧。左宗棠驰书沈葆桢，期望有南北呼应之势；不料沈葆桢竟然转身与李鸿章沆瀣一气。这一段历史公案孰是孰非如今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左宗棠三邀沈葆桢立即令人想到了刘皇叔“三顾茅庐”请诸葛亮。诸葛亮长期隐居山野，无心染指政事。然而，一旦诸葛亮答应出山辅佐刘备，那么，一诺千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使扶不起的阿斗也要扶。相形之下，沈葆桢似乎缺少这种侠义性格，即使才高八斗或者学富五车也不足以令人景仰。的确，这种比较让福州乡亲的脸上有些发烧。
然而，现在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想错了。沈葆桢的心目中，种种权力场上的交易谈不上多么珍贵。无论是所谓的人脉关系还是时髦的“团队精神”，权力体系的特征即是编织出复杂网络。权力是一种能量的集聚，因而必须是诸多部门的彼此合作，前后呼应——孙子兵法曰：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相应。权力场上的单枪匹马是走不远的。大权在手无非是占据了这个网络的核心位置罢了。然而，对于一个时刻企图挣脱权力重轭的人说来，维持权力网络的稳定和平衡显然是一种累人的负担。沈葆桢决不肯谦卑地低下头来，因为飞短流长或者左右掣肘而向别人作揖。许多人觉得沈葆桢为人峻急，独断专行，常常冒犯同僚；我宁可认为沈葆桢已经没有兴趣揣摩权力场上的形势，得失无不坦然。数十年的官场风云，谁都明白有理有节的分寸在哪里。手下养了一批刀笔吏，公文奏折之中哪儿慷慨激昂，哪儿旁敲侧击，这等文字功夫早就历练到家。然而，沈葆桢常常无所顾忌地直陈己见，不在乎各种俗世的恩怨羁绊。出于公心，纵是谬见亦坦荡磊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尽管李鸿章的好话声犹在耳，沈葆桢已经与乃兄李瀚章争执起来了——因为淮盐的销售。
“无欲则刚”。这个句子出自林则徐的一幅著名的对联。我觉得，如果用这个句子形容沈葆桢，庶几近之。
六
当年的船政局设立于福州的马尾。一条大江千回百转奔涌而至，俯伏于船政局的脚下注入万顷东海。天阔水远，心事浩茫，沈葆桢曾经在船政局的仪门上题写了一联：以一簧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
显然，这副对联的作者心很大，以至于福州这个小小的盆地根本盛不下。沈葆桢破门而出，纵横山南水北，最终流芳于史册。入驻船政局担任船政大臣的时候，沈葆桢已是壮年。海天苍苍，两鬓如霜，他一定有过如此的感叹——天下能有几个人像他那样如愿以偿?
六十岁的时候，沈葆桢病殁于两江总督的任上。这没什么可说的。人生自古谁无死?手握重权亦无济于事。即使手里的权力撬得动历史，他们也无法给自己多安排一天。无数的宏图伟业，终究无非一抔黄土。可是，沈葆桢还是心存遗憾：他还是来不及返回福州，返回宫巷十一号沈家大院。戎马倥偬，一个又一个头衔从天而降，沈葆桢的一辈子过得紧凑而高昂。可是，称心如意的日子在哪里?春花秋月，颐养天年，含饴弄孙，寿终正寝——哪怕卸任之后有几天也好。
许多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常常不堪卸任之后的尴尬日子。两股战战，丫环搀扶到园子里散步；招呼三妻四妾推几圈麻将，或者叫一台戏班子到家里吹拉弹唱，这些都排遣不了寂寥和失意。权力场上的一声咳嗽都能传颂百里，现在的雷霆之怒只能吓得住几个家仆。偶尔也有几个昔日的门生在厅堂里慷慨激昂，长吁短叹，以至于忍不住又开始连咳带喘地指点江山。但是，这种聚会后患无穷。如果哪一个好事之徒奏上一本，很可能祸起萧墙，顷刻陷于灭顶之灾。总之，甩出了权力场犹如一只游荡于蛛网之外的光秃秃的老蜘蛛，只有回忆才是唯一的安慰。
可是，身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沈葆桢却时刻南望宫巷十一号，祈盼尽早脱身。诗书蒙尘，笔枯砚凝，窗下秋菊无人赏，何况一对新燕绕梁飞——胡不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白了少年头，多病之躯已经再三发出警告——胡不归?沈葆桢入朝觐见慈禧太后，祈求告老还乡。然而，慈禧不准。“皇太后温谕勉以共济时艰，毋萌退志”。人在朝廷，身不由己。手皇的权柄甩不开，抛不得。于是，沈葆桢“自此遂不言病”。
衰朽残年，来日无多。沈葆桢有没有后悔的一刻?身心俱疲。当一个逍遥文人，放浪形骸，这个愿望此生只能是南柯一梦了。江宁阴风袭人，哮喘，腰痛，刚刚入秋沈葆桢就披上的裘衣。这个时刻，手执权柄的生活会不会突然丧失了切肤的真实感?空洞的头衔，奏折上的公文，幕僚们闪烁的眼神，这就是日复一日不变的日程。各种军机大事，无非是纸面上的几行套话和官防印章。相反，只有病痛蛇一般地愈缠愈紧。病痛最能消磨一个人的志气。权倾天下，威风八面，这有什么用?一场高烧或者数日的疟疾就可以噬芽那一副貌似强大的躯体。日暮时分，愁绪如织，沈葆桢是不是在一阵止不住的咳嗽之中突然看破了世情?也许，一切都没有发生——沈葆桢甚至没有精力总结自己的一生了。“共济时艰”是一个重托，沈葆桢必须投入全部的剩余精力。弥留之际，他的遗疏仍然在兢兢业业地谈论如何抵御倭人，如何购买铁甲船。殷殷老臣，拳拳之心，这就是沈葆桢与嵇康们的不同了。
殷殷老臣，拳拳之心，这是尽职，还是尽忠?沈葆桢写给慈禧太后的遗疏之中浩然一叹：“志事未竞，中道溘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沈葆桢留给家人的遗嘱并不愿意子孙继承未竞之业：“我除住屋外无一亩一椽遗产，汝等须各自谋生。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沈氏后人之中，能文善书者远多于朝延命官，精通书法的名家尤多。历来只有文人嫌弃自己寒酸，罕见达官贵人阻止自己的子嗣从政。我终于忍不住这种猜测：至少在内心，两江总督沈葆桢是否对于他始终供职的朝廷并不那么信任?
当然，另一些时候，我的怀疑又会转向自己——我会不会正在虚构另一个沈葆桢，或者自以为是地强作解人?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我又一次踏入宫巷十一号沈家大院。雕梁画栋犹在，然而朱颜斑驳，物是人非。雨水从瓦檐边一滴一滴悠然地落到天井，仿佛这么多年从未间断。哪一根柱子或者哪一扇窗户聚敛了沈葆桢的气息?一声长叹绕梁，老屋不语。当年沈葆桢的灵柩回籍之后，葬于福州城西梅亭村火烽山南麓。坟墓呈如意形，封土隆起，一面花岗岩墓碑。许多故事严严实实地埋在墓碑的背后，永久地销声匿迹。我猜想，历史著作也不会提供多少令人信服的答案。病痛的折磨，抑郁难平的豪气，归乡的春梦，妙手偶得佳句的狂喜，援笔疾书的气韵——这一切都不会记入历史。然而，我所要说的恰恰是历史之外的沈葆桢。
四十六岁那一年，沈葆桢因为母亲去世而匆匆从江西任上回籍丁忧。这仿佛是他生活之中一个奇怪的间隙，容许我随心所欲地增添各种情节和场面。不过，每一次虚构或者想象总是这么开始——只能这么开始：夕阳西下，福州南后街绿阴之间叽叽喳喳的归鸟聒噪成一片，这时沈葆桢缓步踱入宫巷那一间狭窄而杂乱的“一笑来”。长长的书案上已经铺好宣纸。他挽起袖子，研墨，提笔凝神。片刻之后一笔落下，宣纸上墨迹四溅，整条宫巷有淡淡的墨香弥散。
（《人民文学》200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