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作者 | 李汝勇
农历五月初十是母亲的生日，也是母亲去世后下葬的日子，假如母亲健在，今年的这一天是老人九十周岁华诞，可是母亲却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十年来，母亲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眼前、梦中浮现，那慈祥而坚定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想起母亲，每每泪如泉涌。一直想写一点回忆母亲的文章，但每次提笔，总能触动那敏感的神经，悲痛的心情难以抑制，不时掩面而泣，悲痛欲绝，难以继续。更怕文笔拙劣，无法完整书写母亲跌宕起伏的一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搁笔。随着年龄的增长，思念之情与日俱增，欲罢不能，常常打开思念的大门，心猿意马，夜不能寐。今天又是母亲的生日，再次提笔，断断续续地写了几天，终成此文。
2013年5月25日，周六下班前的傍晚，突然接到本家叔伯弟弟的电话，惊悉母亲在老家不幸摔倒，已住进当地镇医院。我立即打电话给在该院工作的同学，得知母亲经过检查，诊断为股骨颈骨折、下肢骨折！我知道乡镇医院条件有限，便请同学协调，尽快将母亲转送到我工作的益都中心医院，并将这个不幸的消息打电话告诉了大哥、三弟。那些日子，父亲也因身体不适，在当地县医院治疗，已约好星期天出院。由于当时医院正在迎接三甲评审，很少休班，即便是父亲身体不适，我也只能把他安排到当地医院，托在医院工作的同学关照，只是偶尔前去探望，本想在父亲出院时回家探望的。一直在家照看母亲的大姐，这时刚刚回自己的家中，准备收拾一下家里的东西，晚上在家陪母亲，年迈的母亲便独自一人在老家。是邻家侄媳妇听见母亲的呼救声，告知本村的妹妹、叔伯弟弟，和邻村的姐姐，姐夫、妹夫会同本家叔伯弟弟将母亲送到医院。
我当时是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同事们对母亲的治疗极为重视。就母亲的伤情，切开内固定，或股骨头置换是首选治疗方案，我事先也联系了我院骨外科主任，准备第二天作必要的准备后，下周一为母亲做手术。但鉴于母亲的年龄和体质，周一早上刚上班，医院便组织了由骨外科、心内科、肾内科等科室主任参加的多学科会诊，会诊意见是手术风险太大，确定保守治疗。经胫骨牵引、夹板固定后，第三日转到了肾内科病房（母亲原来有“通风”引起的肾功能衰竭）。不曾想母亲的骨伤未缓解，心、肺、肝、肾等器官功能障碍接踵而来，逐渐出现心力衰竭、呼吸衰竭。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到第七日进一步恶化，我们像溃败一样，匆匆将母亲转入我所在的重症医学科。又经十多天全力抢救，使用了包括呼吸机、血液净化等治疗措施，母亲还是于农历5月初8凌晨2时25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的突然离去，就像天塌地陷，令全家人无法接受。在母亲住院的20天时间里，我因为当时工作较紧张，要正常值班，便一有空余时间就来到母亲身边。大哥更是除了转入我们科的当天，回济南拿了点换洗的衣服外，日夜守候在母亲的病床前，实在累了，便在医生值班室或我的办公室里躺一会。姐姐在家照顾父亲，弟弟妹妹，还有外甥女燕燕等轮流和大哥倒班陪护。母亲躺在病床上，骨折的疼痛已令人难以忍受，身上还插着各种管子，做着骨牵引，病痛令人难以想象，但母亲从来没有大喊大叫过。后来上了呼吸机，已不能说话，且多数时间处在昏睡状态，母亲一旦醒过来，便常常深情地望着我们，似有很多的话要说。眼看着母亲遭受病痛的折磨，眼看着病情一天天恶化，眼看着死神一步步逼近，而又无能为力，那种无助、痛苦，那种煎熬，无以言表。按家乡的习俗，老人是不能在外边咽气的，纵使一千个不忍、一万个不甘，纵使仍万般期待那不可能发生的奇迹，但我们又怎能抗拒那千年的习俗呢，就在拔除插在母亲身上的各种管子的一刹那，我再也忍不住，失声痛苦。回家路上，或许是救护车的颠簸，母亲似乎显得比在科里时稍清醒一些，又睁开眼深情地看着我和大哥，我知道，母亲更是不舍。我默默地对母亲说“娘！咱们回家了，您闭上眼睛好好歇一歇吧。”那一刻如万箭穿心，那一幕在我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我从医近30年，曾成功救治过无数患者，面对重病的母亲，却束手无策！此后我多少次地责备、反问自己：如果母亲的治疗再坚持继续下去，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我便将这个想法委婉的告诉大哥，他生气地说：“回家的决定是我们共同商量，我最后拍板决定的，有什么后悔呢？”其实，我知道，大哥的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是时常这样想呢！
回到家里，母亲就一直处在昏迷状态，那天夜里，我一次次站到院子里，仰天长叹，任眼泪顺脸颊而下……。凌晨时分，母亲用尽最后一点气力，从嗓子里发出“嗷”地一声，停止了呼吸……。给母亲穿上她自己前些年亲手做好的寿衣，头戴华冠，腰系红腰带，脚穿白布袜、绣花鞋，红袄绿裤，极合体庄重，雍容华贵、古朴典雅，是那样地安详，宛如一尊熟睡的卧佛。是呀，母亲操劳辛苦了一辈子，真的是累了！后来我想，是母亲冥冥之中厚爱于她的儿女，与病魔坚强苦苦抗争了二十个日夜，使我们得以守候膝下。而发丧前后的机缘巧合，似乎在证明，这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或多或少留一丝慰藉。
母亲虽然离儿女们而去，但她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母亲聪慧而坚毅，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母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大家族，外祖父兄弟三人，行二。老大曾就职于济南橡胶厂，因过度劳累英年早逝；老三保定军校毕业后不知去向，跟家中失去了联系。外祖父母家仅有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大姨两个女儿，且大姨比母亲大八岁，出嫁较早，母亲是在长辈们的宠爱中长大的。这样的家境，养成了母亲善良、正直、坚韧、豁达、助人的个性，早年家境的殷实、衣食无忧，也与后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自我记事起，生活的艰辛、过度的操劳，已使30多岁、风华正茂年纪的母亲，显得不再年轻，性子有点急，个性也有些许张扬。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家庭妇女，既要维系5个孩子的家庭正常运转，还要照顾生病的父亲，要跟其他妇女一样，到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更要独自面对世态炎凉，母亲若没有刚烈的性格，是不行的。但母亲天生就有柔性的一面，幼时良好的家庭环境，养成了她温文尔雅的气质，无论接人待物，还是处理家庭事务，母亲都能做到大度得体，恰到好处。母亲对子女没有过多说教，总能把深奥的道理融进平常给我们讲的故事里，“岳母刺字”、“孟母三迁”、“沉香救母”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母亲做的一手好饭菜，即使在那青黄不接的日子，也总能不断翻新花样，把粗粮做到精致，尽量使饭菜可口。母亲能不断接受新生事物，后期在儿女家小住，也能很快适应周围环境，养成较好的生活习惯。透过母亲生活稳定后的言行举止，我能想象得出，年轻时的母亲，一定是有修养的大家闺秀形象，说青春靓丽、气质优雅，一点都不为过。
母亲的早年生活艰辛，却是充实的。母亲刚同父亲结婚后的一段日子，父亲年轻能干，人也聪明，日子过得还算幸福。后来各种变故接踵而至，姥爷姥娘先后去世，父亲又病重在身，母亲即要拖儿带女，又要求亲拜友给父亲治病。经过一个时期治疗后，父亲逐渐恢复，可干不了累活重活。家中孩子又多，里里外外都是母亲一个人操持，辛苦劳累可想而知。特别是六七十年代那段特殊的日子里，母亲总得起早贪黑地推磨推碾、烧火做饭、做家务，白天还要到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从来没有片刻休息时间。
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后，大姐已出嫁，我及大哥、三弟陆续上高中、读大学，仅有小妹在村里的联中读书，初中毕业后又到乡镇企业上班，平常在地里干活的，也只有年过半百的母亲。母亲既要忙地里的活，又要忙家务，照顾一家老小，生活艰辛，从没抱怨过，日子过得紧巴，却是充实的。
母亲的晚年生活令人羡慕，却是孤独的。母亲的晚年令周围人家羡慕，五个子女各自成家立业，特别是三个儿子都大学毕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也小有成就。母亲不再为生计奔波，但省吃俭用习惯了，生活质量并没有大的改善。家务活、烧火做饭都得自己干，加之年轻时操劳过度，积劳成疾，身体大不如从前，也很辛苦。父亲的成长经历与母亲迥异，两人性格差异较大，沟通较少，儿女又不能常侍奉身边，每当看到同龄人儿孙绕膝，母亲便不免伤感。我及大哥、三弟均在外地工作，虽不时回家，但总不能在母亲最需要的时候随时出现在眼前。即便是回家探望父母，母亲从不诉说生活的不易，也不让我们干家务，却总是一遍遍嘱咐我们“要好好工作”。有时把母亲接到我们家小住，她总说不习惯，便一直跟父亲在老家住，因为父亲总是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不愿意出来与我们同住，母亲是住不下的。其实我知道，母亲是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随遇而安的人，她很向往、也能很快融入城市的生活，只是担心独自在家的父亲，又怕打扰我们的生活及工作。
母亲把“三个大学生儿子”的荣耀，留给了街坊邻居的羡慕与街谈巷议，把孤独留给了自己。母亲信佛，尤其到了晚年更加虔诚。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子女们在事业和家庭方面都有了一定基础，家境也有了彻底改观，孙辈们一天天长大，母亲很是欣慰，身体尚好，也有了较多的时间，便与佛友们定期轮流坐桩，结社上供，祈求佛祖保佑家人及乡邻幸福安康。母亲把这叫做“行好”，在她看来俨然是一项“公益”事业，这段时光也是母亲较为舒心的一段时光之一。而我觉得，这种对佛的虔诚，既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期保佑家人及后世平安，抑或是母亲内心孤独的排解方式。
母亲是不知疲倦的人。记忆中的母亲总是不知疲倦的忙碌着，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地里的活，能放下锄头拿起镰，场院里，杈把扫帚扬场锨，打麦垛垜样样行。母亲那羸弱的身躯，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着，支撑起这个家。平时还倒好些，一遇到“突发”情况，母亲就更加辛苦了。麦收时节，场院里正晒着麦子，往往是一个雷声，接着便是瓢泼大雨。即便是正吃着饭，母亲也是一听到打雷声，或者看到云彩来了，放下碗筷就往场里跑，时常被大雨淋透全身。秋天晒地瓜干，常常是刚晒了一两天半干不干最怕烂的时候，半夜五更突然下起雨来，无论多远，母亲总是二话不说，带着我们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地到野外地里抢收。有时深更半夜听到鸡窝遭黄鼠狼偷袭，母亲立马披衣出屋驱赶，这可是一家的油盐钱啊。
一年秋天，母亲跟我及大姐我晚上扒了鲜玉米，在自家的水磨上碾了玉米糊，预备第二天摊煎饼。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起床来到厨房，吃着母亲刚从鏊子上揭下来的热乎乎的煎饼，看到地上有玉米糊子的痕迹，母亲更是一脸的疲惫。原来是当天晚上推完磨，我便睡觉了，母亲跟大姐将盛玉米糊子的大盆抬到厨房。母亲一早起来摊煎饼，吃力地移动盛玉米糊的盆子时，盆子破了，玉米糊撒了一地。母亲既心疼浪费了粮食，又担心一家人的早饭还没着落，悔恨焦急，收拾了洒了一地的玉米糊子，没舍得叫我起来，只是心痛地叫醒了熟睡的大姐，两人又扒了玉米、推了糊子，母亲让大姐再睡个回头觉，稍微定了定神，又开始摊煎饼。母亲摊了一大摞煎饼，简单吃了早饭，还照常到队里出工干活。
母亲是一心为家庭奉献的人。母亲生活在新旧两个社会，幼年时家境虽好，但没上过几天学，深知读书的重要，对于我们的读书学习更是竭力支持。母亲就是再忙再累，也总能在放学时，为我们把饭做好，虽粗茶淡饭，让我们能按时吃饭、上学。后来大哥、我及三弟相继读高中，每周一次或两次回家取饭，母亲总是早早把饭准备好，等着我们回家，生怕耽误我们的时间，偶尔我们没能按时回家，便托人带到学校。大年初一，母亲总是用煎饼卷着水饺吃，说喜欢吃煎饼卷水饺，这样吃着香。我们当时年幼不解，后来才明白，哪里是煎饼卷水饺好吃，分明是母亲生怕水饺不够我们一家人初一吃啊！
某一年，青州市要建缫丝厂，到小妹工作的镇办缫丝厂招工人，小妹便报了名。我们兄弟三人都离家较远，我觉得小妹还是离家近一点工作好，因为母亲身体不好，身边不能没人照顾，便把我的想法委婉地告诉母亲。母亲却对我说，家里确实缺人手，但你们兄弟几个都上了大学，有好的工作，你妹妹没怎么上学（妹妹家中行小，自律性相对较差，也是因为我们都上学，没有人上关注她，给耽误了），只要她愿意去，当娘的不能太自私，就是娘再苦再累，也让她去，将来也好有个好前程，我恍然大悟。后来青州的缫丝厂没建起来，小妹也没能来青州工作，但母亲的无私忘我，一心为家，我终身不忘，也受益匪浅。小妹没能来到我的身边工作，也是我终生的憾事。
母亲是持家有方的人。生活的艰辛，并没有压垮母亲那羸弱的身躯，不仅坚强勤劳，更是持家有方。早年父亲有病，干不了重体力活，后来身体好点了便在外工作，先后供职于公社扬水站、白塔水库、水利指挥部、农修厂、电灌站及影剧院等社办企业。无论走到哪里，父亲总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平常很少回家，逢过年过节，父亲更是要自己值班，让其他人回家。特别是后期在镇影剧院上班，越到过年过节越忙碌，家中里里外外的事，都是母亲一人在操持。
那时我们都尚年幼，除大姐早年退学，能帮母亲分担点家务，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吃穿用度，都靠母亲操持。生活艰难，往往青黄不接，母亲便将细粮换成粗粮，并尽量变着花样，把饭做的可口些，生怕我们吃不好，影响身体发育和学习。冬春季，许多家里煮地瓜干、高粱米饭当主食，母亲总是把地瓜干、高粱米磨成糊子，摊成煎饼，这样吃起来口感会好点；过年时，人家的孩子有新衣服新鞋穿，我们家里穷，买不起新衣裳，母亲总是在过年前的几天，把旧衣服拆了洗干净，用烘笼烘干后立即做好，让我们当天能穿上“新衣服”。有时因为没有换洗的衣服，我便躲在被窝里，等母亲把新衣服做好再起床；每个除夕夜，母亲总是通宵达旦，给我们每人做一双新鞋，楦好了，我们大年初一便能穿了新鞋出去拜年。望着煤油灯下辛勤劳作的母亲，各种滋味涌上心头，即盼望着过年能穿上新衣服，又生怕母亲累坏了。
那时家里没钱，生活花销都得卖几个鸡蛋支撑。平常生活还能应付，每到我们要交学费书费的时候，母亲总得去生产队里借钱，没少看生产队长拉长的脸，没少挨冷嘲热讽。母亲总是陪着笑脸，一次登门不行就两次，定然不能让我们在学校里因交不起书费，遭白眼、耽误上学。
母亲是心胸豁达的人。母亲幼年家境优越，养成了豁达开朗的性格，即使后来遭遇多重变故，也总能从容面对。姥爷的老家在较远山村，本村没有至亲。姥爷的家与我们家在同一个大队，离的也不远，父母常去探望，姥爷姥娘身体尚硬朗时，日子尚能过得去。后来，姥娘姥爷相继去世，父亲倒下了，家里失去了支柱，家境一落千丈，母亲娘家人也断了来往，姥爷去世时，下葬成了问题。按照农村风俗，出殡的时候要由家中男人领丧，姥爷的近亲没人愿意出面领丧，只好由“舅舅”出面，才使得姥爷得以入土为安。母亲和舅舅家服气较远，但却亲如亲兄妹，母亲将姥爷家的部分房产留给了舅舅，舅舅一家对我们也是多有关照。在我们兄妹的印象中，每逢过年过节，都愿意去舅舅家，从来没有亲疏之感。后来舅舅、舅母先后去世，我们兄弟姐妹跟舅舅家表兄弟妹们也时常来往。
姥爷生病治疗时欠了大队几百元钱，此后父亲几次还款，大队负责人都因故没接收。“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种种利益纠葛，以造反起家的大队领导便以此为理由，强行拆除姥爷家的房屋。姥爷家的房子是祖上留下的远近闻名的大厅房，拆除房子所得石材木料，供大队里盖了七间仓库，还有剩余。
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下，母亲也没低下头，保持着豁达的心态。母亲很少跟我们谈及过往的艰难与外祖父家的事，在母亲看来，一切皆为过眼云烟，钱财是身外之物，只有儿女们的健康快乐成长，才是最重要的。
母亲是心灵手巧、和睦邻里、乐于助人的人。母亲自幼聪颖，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小时候我们穿的衣服、鞋子、戴的老虎头帽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母亲的针线活在乡里乡亲中是有名的，中式的裤褂、鞋帽都裁剪的极为可身得体，不论大人小孩，母亲能依据脚的大小、形状剪成各式纸样子，比着鞋样子做好的鞋，保准合脚。那时前后街的乡里乡亲，时不时的带着布料，让母亲裁剪，尤其是小孩们的百岁衣，大多出自母亲的手，庄里庄乡婚丧嫁娶时做衣服，也都少不了母亲帮忙，母亲总是有求必应，乐此不疲。母亲还会绣花，不仅能在衣服上绣花，还会剪纸、做绣花鞋，绣花用的丝也是自己动手染的。后来刺绣盛行，母亲也能一显身手，不输年轻人。
母亲是个热心肠，邻居还是村里人有事，总是热情相助。正是母亲用自己的勤劳智慧，换取了庄里庄乡的尊敬，和睦了邻里，也为我们的家庭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氛围。因为家里劳力少，挣工分少，不光粮食分的少，年底分的钱也少，生活本来及艰苦，还要倾尽全力供应我们读书，免不了少部分人冷嘲热讽，但更多的是对母亲的钦佩与宽慰。由于母亲邻里关系处得好，邻居们也通过不同方式给与关照，母亲也总是力所能及的接济那些比我们更困难的人。
令母亲欣慰的是，我们没有让她失望，在各自的学习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庄里庄乡更是对母亲投以羡慕的眼光，也算是我们对母亲辛劳努力的回报吧。
母亲的一生，是辛勤付出的一生，她去世后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丰厚的物质遗产，唯有朴素的情感、默默地奉献、乐观向善的生活态度，确是给我们留下的无尽的精神财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一生。她的突然离世，让儿女们无法接受，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更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思念。母亲虔诚佛教，发丧那天是她的生日，去世时按照我国的风俗正好八十一岁，应为九九归一。而母亲发丧时阴云密布，待将母亲骨灰下葬，下葬的人刚刚回到家里，便暴雨倾盆，恰似天地同悲。虽是机缘巧合，却给儿女们些许慰藉。
母亲走了！带着疲惫，带着她的不舍、带着她的欣慰、带着她对儿女的牵挂、带着她对儿女的祝福，永远地走了。
母亲没走！她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们的心中，她的品格、她的言传身教，早已深深地烙在儿女们的身上，早已融化在儿女们的血液里，子子孙孙将永远传承下去。
我坚信，母亲是以另外一种方式与我们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