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县二中往事
潍县二中坐落在原潍县境内的双杨公社双杨店村，有50年的建校历史。2002年，学校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潍县二中当时为县级管理重点中学，作者作为一个农村贫困生，得到了潍县二中老师们的特殊照顾，与他们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乳燕恋巢，母校情深，在这里的三年初中生活，成为作者挥之不去的眷恋。即便在迷茫中结束了初中学业，但母校却依然时时荫庇着二中毕业的孩子。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更是留下了人世间的无尽故事。
本期撰稿：孙兆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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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校园大开眼界
与友校的排球比赛。田源 绘
1965年，作者考入潍县二中读初中，在本村里是当年唯一一个被录取的中学生，可谓不易。庄严的升旗仪式、副校长动人的讲话，令作者热泪盈眶。在一个农村娃的眼里，一切是那么新奇：苏式建筑的教学楼、晚自习头顶上的荧光灯、神秘的器材室、实验室、图书馆，萧萧白杨林荫道，都为校园平添了一丝文化气息。
庄严升旗仪式里 成为“知识分子”
1965年暑假，笔者接到了潍县二中的初中录取通知书。偌大的潍县有23处公社，但仅有4所中学，每年招生名额总计不足1000人，且国家规定：每名考生只有一次考试升学机会。200余户的村庄里，这一年只有笔者一个新录取的中学生，激动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暑假结束后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按照通知书的要求，笔者背上一个脏兮兮的粗布饭袋，里面是家人早为笔者准备好的地瓜干面窝窝头，走进了潍县二中的校园。走进学校正门，是一个不大的花园，花园里的旗杆上，伴随着国歌的旋律，一面国旗冉冉升上了晴空，新入校的216名中学生列队对着五星红旗行注目礼。
升旗仪式由副校长孙杰川主持，他身材高挑，戴一副琇琅边眼镜，一派儒雅风度，他仅语调温和地讲了几句话：“咱们学校是1952年建校的，当年春、秋两季招的生是你们一级、二级的校友大哥哥、大姐姐，从那年以后，学校有了与公元纪年同步的特点（从1953年开始，每年招一级学生）：1965年入校的新生，是学校的第15级同学。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中学生了，按照国家规定，进入了知识分子的队伍！”
也许是当时农村少见如此庄严的升旗仪式，也许是“知识分子”这顶桂冠使然，站在队伍末尾的笔者竟流下了泪水。升旗仪式后，笔者快步走到教务处贴出的新生编班榜下找自己的名字，笔者被编入了15级2班，班主任是仲跻元老师。
教室是苏式建筑 晚自习开“电棍儿”
东西横列的一排“腰屋”把校园分成了前后两个大院，后院为生活区，是教职员工宿舍、学生宿舍、会议礼堂、学校食堂等所在，全为传统的中式建筑。前院为教学区，两排东西横列的青砖红瓦宽大教室。20世纪50年代，中苏正处于“蜜月”时期，国内教育推行凯洛夫教育学，连教室结构都是苏式的，北面墙几近被宽大的玻璃窗占尽。与之相比，南面的墙壁却大有不同，窗扇足足窄小了一半，全是半透明的毛玻璃，前苏联地处东欧，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据说这样才可保持室内的光线均衡，被照搬了过来。
晚自习的时间到了，不知谁按下了开关，绿荧荧的灯光亮了，抬头一看，柱状的荧光灯吊在头顶上，同学们都叫它“电棍儿”。
后来，仲跻元老师说，这是1953年上级政府拨款，一、二级校友师生参加搬砖运石建起的“苏式”教室。
教室之外，还有一处大屋顶带走廊式建筑群和一处“工”字形建筑，同样是苏式的。大屋顶建筑是教师办公的各教研组所在，“工”字形建筑则做了图书室和理化、生物课实验室，每当这几门课程上课之前，课代表总到这里搬显微镜、动植物标本等教学仪器，神秘感油然而生。此时，学校巳经建校10余年，早年校友栽下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满院萧萧白杨的吟唱，更添了一份文化氛围。要知道，此时学校比邻的双杨公社党委夜晚仍点煤油灯。走出“黑屋子、土台子”小学的农村孩子，在这样的“洋校”环境里，真是眼界大开了。
意外得知入校成绩
与老师结不解之缘
“洋校”什么都是新鲜的。开学第一周，上体育课，同学们排成队列，由班长带队穿过教学区向操场走去。占地五六亩的操场在教学区的西面，学有专长的体育老师早等在那里，课代表提前搬来了鞍马、跳箱、垫子等体育教学器材。空旷的操场上只有几对简陋的篮球架，一组立柱黑白相间的门式设施——几经询问，才知道这是足球运动中的球门。
队伍走过校园，忽然从大屋顶建筑群里走出了一男一女，携手姗姗而行，长到十几岁的农村学生，谁见过这样的场面？这一来，队伍走不动了，纷纷向他们投去了好奇而害羞的目光，任班长大声喊嚷着催促也不管用，嘁嘁喳喳的议论响成一片。没有人知道这是一对新婚燕尔的教师伉俪，二人都来自名牌大学。
正在同学们注视他们时，男老师突然喊出了笔者的名字。听到喊声，笔者赶忙站出了队伍。他远远地向笔者微笑道：“认识了，最矮的一个。”然后携起妻子的手缓步离开。真没想到，这一声喊，让笔者和这位老师结下了不解之缘。
课外活动的时间里，老师找来了。他自我介绍叫叶世超，是语文教研组组长。在升学考试中，笔者的语文成绩在800余名考生中是第一名，他负责阅卷，于是记住了笔者的名字。他鼓励笔者努力学习，以后好在语文方面有所造诣。也许，这就叫缘分，整个初中三年，叶世超老师从未给笔者任过课，也没有担任过班主任，然而，结下的情缘却延续到了笔者的后半生。
星期六的下午，后院的砖铺操场上，迎来了一场与友校的排球比赛，如同足球一样，笔者还是第一次见到，与同学们一起到现场，给学校的代表队加油助威。比赛激烈，两队得分攀咬着上涨。关键时刻，初三年级一位叫于乐明的同学上场了。他的每一次发球都给对方致命一击，随着他手中圆圆的皮球发出，全场爆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欢呼，整个操场都沸腾了，呼喊声直上云霄。这时，笔者听到身后有人感叹：“一波可怕的涌动春潮！”回头一看，又是那位叶老师。
从此，笔者记住了“春潮”这个动人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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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发苦读志在名校
在音乐教室上音乐课。田源 绘
《黄河大合唱》总谱
潍县二中任课老师认真负责，学生的学习氛围浓厚，但也不乏青少年的活泼，20余平方米的《春潮》黑板报展示学生投稿；美术、音乐老师用自己的方式为学生们带来优质的艺术教育。学生们为美术老师的速写水平惊讶，在音乐老师激情弹唱下留下动人的泪水。
被任命校报副主编
把北大清华当目标
学校里有一块黑板报，名《春潮》，是学生展示习作的园地。后院会议礼堂南端的墙壁上，四大块黑板占了20余平方米，每周一期的《春潮》报就在这里用粉笔字刊出，由语文教研组主办，3个年级的600余名学生踊跃投稿，选稿后再由学生缮写员用粉笔抄在黑板上。偶尔，教美术的李述之老师也来凑趣，画上粉笔画插图。如果画的是人物，师生们一定会看出酷肖某班某位同学。文章刊出了，撰稿同学的脸上焕发着荣耀的光彩，可以说一段时间内，《春潮》就是潍县二中的校报。
入学后不久的一天，班主任仲跻元老师通知笔者，叶世超老师让笔者到语文教研组去见他。叶老师交给笔者一个课外活动的重要任务：担任《春潮》的副主编。主编是叶老师，笔者是学生中的两名副主编之一。副主编负责从600余名同学来稿中选稿。接到任务，笔者激动得心快要从胸腔里跳出来，回到教室，看到每一位同学的脸上都是羡慕的表情。
就是这样一个副主编位置，燃烧起了笔者心中的激情。在作文本里，笔者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写着：“清华、北大是我的奋斗目标。”作文被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讲评了，或许是要挫伤一下我这份“狂妄”，任课老师给出的批语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思想不可有，要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坚定信念。”兜头泼下一盆冷水，令笔者哭笑不得。
练发音练肿舌头
同学由此得雅号
燃烧着激情的何止笔者一个人？说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当时的口号，“一颗红心”是说听从祖国挑选，“两种准备”是说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和上大学同样光荣），但从走进校门的那一天起，多数同学都只有一种思想准备：上大学。
整个学校都处在奋发苦读的浓烈氛围里。从建校之初到笔者这一级，潍县二中开设的外语课程是俄语，有一个特别难的发音是“卷舌音”，舌尖抵住上颚，气流从胸腔里发出来，吹动着舌尖轻轻颠动。这可难倒了我们，气流的大小、舌尖的软硬、上抵力的轻重，都是难以掌握的。为了突破这个难关，同学们练肿了舌头，连任课老师都在反复地练习。一个女同学的舌头因为练肿了，课堂上回答问题时，拙笨地将卷舌音读成了“米尔”，引来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自此，她得了个“米尔”的雅号。“米尔”也成为了发奋苦读的代名词，谁的作业没有完成，往往会自嘲地说：“还没‘米尔’完呢。”吃完早饭，从后院走往前院，学习成绩糟糕的同学一脸愁苦：“又要开始‘米尔’了。”
分秒计较自习课
难忘老师诵诗声
在如此浓烈的学习氛围里，任课教师自然也很重视学科成绩，分分秒秒地计较着学生的学习时间。没有办法，教务处只得作出了硬性规定：晚自习属于数学、物理、化学三科，早自习属于外语、语文两科，下午最后一节为自习课，用来复习政治课内容。其他副课没有排上号。
因同属于写读并练，早自习被严格分成两半。时间一到，教语文的于效经老师查课来了，一片“卷舌音”的俄语练读立刻被语文替代。于效经老师不放心，徘徊在教室外面一刻不离地监督着，嘈杂的读书声响起来。那时的于老师风华正茂，刚刚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本科学历，是全县新上任教师中的凤毛麟角。
突然，同学们的读书声停止了，于效经老师在教室外面抑扬顿挫地朗读着：“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够我走来也够我看。”“社会主义道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这是当代大诗人贺敬之的诗作《回延安》，选入了我们这一级的初中语文课本。
整个校园似乎变成一片宁静的海洋，只听他一个人动情地朗读。多少年后，这样的朗读声还在撞击着许多校友的心灵。
弹唱《黄河大合唱》
歌声琴声动人心弦
主课是这样的分秒必争，副课同样潜流涌动。进入中学，原来小学里的图画课改叫“美术”，唱歌课改叫音乐。美术教师李述之放下师道尊严，把课堂开设得生动活泼，不像其他课堂上那样有严格纪律要求，同学们谁都可以与他自由对话，对话的同学可真是幸运，李述之老师拿起粉笔，三下两下，黑板上就出现了这位同学的音容笑貌，看得全班同学大为惊讶，原来中学里的美术课是可以这样上的。
音乐教室设在一间简陋的仓库里，有着一架简陋的脚踏风琴。风琴上方的正中央，悬挂着音乐大家聂耳和冼星海的画像，这是李述之老师的碳素铅笔画作品。开学第一堂音乐课就在这里上的。开宗明义，任课老师用简单的语言讲解了音乐与唱歌的不同。然后，他在那架风琴上脚踏手按，演奏了《黄河大合唱》，深沉的旋律，慷慨激昂的节奏，行进到高潮，老师放声高歌，仿佛在说：“孩子们，这就是音乐！”
孩子们哭了，毕竟是中学生了，已能听懂曲中意。
两位老师分别组织起自己的“精英团队”，几名新生被选进了学校歌咏队，星期六的下午，嘹亮的歌声唱响了后院会议礼堂的舞台。夕阳给这座临近田野的校园披上了霞装，“课外活动美术小组”的同学们则支起了画架，校园里一株株参天白杨树成为他们临摹的对象。一艘艺术院校高才生的航船，悄悄地走出这座小小港口，向着明天乘风破浪地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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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艰难师生情深
李邦卿校长
潍县二中旧址
学生宿舍比较简陋，三十几个男生挤在三间大筒子屋里。当时生活困难，一周有一半时间，农村的学生都从家里带咸菜罐和地瓜干面窝头。为给学生增加营养，学校按国家规定，给每个学生供应四两豆油，学生们却偷偷把油带回家。叶世超老师见作者啃发霉的地瓜干面窝头，于心不忍，便把他的粗粮饭票省下来全部给了作者。
班主任搬进男生宿舍 用俄语给学生下指令
走进生活区的后院，突然就没有了“洋校”的风格。除了那座大屋顶的会议礼堂，全是瓦檐草顶的砖混结构房屋。
1948年潍县解放，为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华东局因陋就简在这里建起了“大华鬃厂”。1950年，工厂迁走，这里改作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医院。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尾声后，医院撤销，1952年建校的潍北中学迁到了这里，随校而来的吴广文老师，在大院东大门上写下了“潍县二中”的门楣，这里变成了历史悠久的“潍县二中”。
随后，苏式风格的教学区建成，学校实行寄宿制，后院大部分房间改作学生宿舍。为了容纳更多的学生，国家用心良苦，投资购置了上下两层的叠层床。这下热闹了，笔者所在的15级2班三十几个男生挤在三间大筒子屋里，一张纱窗挡住了夏天的蚊虫叮咬，吃喝拉撒全聚集在了这里，五味俱全，并且成为班主任日夜挂心的“是非之地”。
仲跻元老师是模范班主任，把自己的单身铺盖卷搬进了男生宿舍。他是教俄语的，见缝插针，把课堂用语带进宿舍。晚9时，全校熄灯，他轻轻讲了一句俄语：“отпускной(休息了)”，如果谁还在作小动作，他会讲得更轻：“Ведисебя тихо(请安静)”。静谧的清晨，工务员撞响起床的晨钟，仲老师又发出指令：“встать（起立）！”任何语种都是难以精准互译的——他把课堂上的“起立”搬了过来，喊大家“起床”。贪睡的我总是赖着不愿意起，不知听了多少次仲老师发音标准的“ещё раз（再一次，再说一遍）。”
为保证学生健康成长 豆油滴进咸菜罐
学校里虽然设有学生食堂，但在那个刚刚走出“三年生活困难”时期的岁月，参与集体伙食是每一个农村家庭沉重的负担，用粗布面袋背来的地瓜干面窝头和一小罐咸菜是同学们三天内的全部口粮。学校规定，星期三下午，农村学生可以请假不上晚自习，回家背回后面三天的口粮。周而复始，即使离家10多公里的学生也概莫能外。
为了让这些“祖国花朵”健康成长，国家勒紧腰带，给每个中学生每月供应四两豆油。这可是紧缺物资，家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兄长常年断了油星，四两豆油捎回家去，成为了全家的顶级食品。为了保证豆油用在正在身体发育的学生们身上，伙管室的王主任想出了办法，用伙房的大锅把豆油熬熟，按批次滴沥在了每个同学的咸菜罐里。即便如此，学生们仍然舍不得“享用”，星期六下午回家时，仍从罐里把可怜的油星沥了出来。老师们心知肚明，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潍县二中是重点中学，实行国家助学金制，通过评定，家庭有一定困难的学生每人每月享受助学金1-5元不等，除了非农业家庭人口，大部分学生享受到了助学金。为了及时收齐每学期2.5元的学费保证学习用品，班主任仲跻元给每名同学立账，助学金由他统一保管使用。有一次，仲老师突然说笔者的助学金用完了，笔者深信不疑。过了几天，仲老师却来道歉，说笔者账上的助学金又查到了，还有6.5元。这6.5元让笔者牢记了一辈子，当时仲老师的月工资只是27.5元，6.5元可真算得上一个诱人的数字。
一巾一盆来之不易
为拿回校脚底起泡
初一上学期快结束时，原潍县文教局长李邦卿来校出任校长。李邦卿有很多办学的创新思路，到任伊始，就把自己收藏的《联共（布）党史》捐献给学校图书馆，并推荐为高年级学生的课外读物。另外，李校长随即召开了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小组会，鼓励他们不要受到“唯成份论”的压抑，努力学习，成才报国。
早操过后，早自习之前，男女同学都涌向学校里的几口水井，在那里完成一天之中唯一一次洗脸，脸盆却是同学们中间的罕见物品。李校长费尽脑筋，利用学校勤工俭学的收入，要为每一位同学配备一个脸盆、一条毛巾，后来总结为“一巾一盆”制。“一巾一盆”可真是来之不易。脸盆是瓦制的，仅有常见脸盆的三分之一大小，是从坊子瓦厂订制的。为了节约运费，全班列队徒步20余公里，人手一只盆运了回来。我们班带队的当然是班主任仲跻元老师，他一路鼓励满是脚泡的同学：“这点困难算什么？前院的教室就是一、二级校友用独轮车推石料、运砖建起来的。”
老师赠送粗粮饭票
无私改善学生伙食
星期三的下午是个雨雪天，误了回家的行程。第二天中午开饭时，笔者只得在宿舍里艰难地下咽着已发馊变霉的地瓜干面窝头。为了《春潮》报的稿件，叶世超老师找来了，他在笔者面前愣了许久，说不出脸上是怎样的表情，然后无声地离开了。下午课外活动，《春潮》报新一期刊稿的时间，叶老师走来，悄悄塞给了笔者几张粗粮饭票。凭着这饭票，就可以从食堂里领出金黄色的玉米面窝头，对于长年以地瓜干为主食的笔者，真不啻于一顿金色的“圣餐”。笔者气喘心跳，害羞地低下了头。此后，整个初中一年级的时间里，叶世超老师夫妇的粗粮饭票，差不多都归笔者使用了。他多次把笔者领到他家，笔者见到了他许多文学类藏书，还见识了他大学时期创作的大型话剧《辛弃疾》手稿。
在众多同学的惊疑目光中，连笔者自己也没有想明白，叶老师何以对笔者呵护有加？可惜少不更事，连一个谢字也没有对老师说过，有一段时间，笔者甚至与他走到“反目成仇”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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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业中断秩序无存
刘金辉老师在吹箫。田源 绘
“文革”来了，校长李邦卿遭到“批斗”，差点挨上学生砸过来的麦克风；“停课闹革命”后，两派学生为争夺一处挂旗子的制高点，差点大打出手；没人代为保管助学金，学生们拿来乱花，幸好被数学老师发现，及时制止。不知不觉，三年初中过去了，15级的学生只读完了初一的课程，毕业时没有考试，也没有毕业证。
初二延期开学
会场令人心惊
1966年7月，读完初一，放暑假了。奇怪的是，暑假结束，学校也不开学。学校通知延期10天，然后又延期10天，这种反常其实早有“预告”。假期中返校那天，笔者听到校图书馆里发出愤怒的声音，全体老师开会，对几个弯腰低头的老师大声地喝斥着。
总算回到了学校，迎接大家的却是停课“闹革命”。本该毕业的初三年级学生也被召回了学校，校园墙壁上到处是标语，“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先是停课学习《十六条》，继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叶世超老师和几位教研组负责人首当其冲成为了“运动”对象。接着是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个校园沸反盈天。全校师生大会上，校长李邦卿被押上台，弯腰低头，“一巾一盆”制、鼓励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努力学习，都成了他“阴谋翻天”的“罪恶”。他在学生中一手培植起来的积极分子冲到台上，挥起讲桌上的麦克风，使劲砸向他的脖子。这一下下去，可有生命之忧，台下胆小的同学吓得闭上了眼睛。危急时刻，李述之老师走上台来，他是烈士子弟，根正苗红，平时在师生中人缘极好，是“运动”初期学校里的权威人物，他轻声说了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这只危险的麦克风才停留在了半空中。
两派争夺制高点
数学老师解争端
前院教学区变得门可罗雀，后院生活区却成为主战场，先是山头林立地成立起各种“战斗队”，又分为“保守派”“造反派”两大派系。叶老师成为“造反派”的负责人，笔者却站队在他的对立面。有几次校园相逢，他驻足留步，笔者看都不看他一眼地走了过去，一副誓不两立的架势，背后传来他一声轻轻地叹息。
后院东大门是学校的制高点，门上的附属物耸向空中，有五六米之高。一面“保守派”的旗帜插在了上面，“造反派”不干了，非要换上自己写有“东方红”的大旗，两派战友纷纷赶来，全校学生差不多全都聚集到了这里，革命口号喊声震天。不由分说，两派的领头人迅速攀上大门顶端，胸膛抵着胸膛，眼看要把对方推下去，女同学在下面尖叫。谁也没想到，数学老师徐延堂气喘喘吁吁地赶来了，他的声音大得惊人：“我建议，我建议，听着，换上一面国旗好吗？”
这一招果然有效。下面的同学让开一条道，大门顶端的两个人无声地退了下来。国旗找来了，飘扬在东大门的顶端。在这群学生心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祖国永远是至高无上的。
助学金不再统一管理 掏钱买梨时被教育
也许是厌烦了无休止的斗争，初二下半年时，运动相对沉寂下来。“保守派”被瓦解，笔者与“战友”成为受歧视的游荡者。助学金照发，再没有人替学生统一管理，变成了自由支配的零花钱。走出后院的东大门，就是双杨店村的集市。百无聊赖中，笔者与几个同学晃荡到一个梨摊上，涎水直流。正打算掏钱，背后响起了说话声：“要买梨吗？”
是数学老师孙树田。入学初期，孙树田担任过笔者所在的15级2班的副班主任，他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被定为“右派分子”，从此少言寡语，对谁都和颜悦色。这次语气却格外严肃：“知道助学金是干什么的吗？”许是为了缓和尴尬，他转缓语调，出了一道关于梨的数学难题，内容大概是一群和尚去赶集，碰到了一堆梨什么的，求和尚和梨的未知数。几个学生都低垂着头，脸涨得通红，乖乖地跟老师返回了学校。
夜晚降临，学校没有按时响起钟声，前院教室里晚自习的灯光早已熄了些时日。一缕幽怨的箫声远远传来，那是刘金辉老师在吹箫。他毕业于名牌大学，遗憾的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自知身份敏感，作了运动的“逍遥派”。
此后一段时间里，笔者的中学生活就是在这种箫声中度过的，留下了沉重的记忆。如果有一天再见到刘老师，笔者一定要问他：“那支竹箫还在吗？”
只读完初一的课程 毕业没有毕业证
1968年，在“支左军宣队”的主持下，草草恢复了“复课闹革命”。没有正规的课本，语文课学习的是各类报纸上批判“封资修”的文章。老师偶尔暂时找来毛主席诗词代替，记得是一个红色皮面的小本本。俄语课取消，早自习变成了“天天读”（读《毛主席语录》）。掌权的“造反派”不断来找原“保守派”的同学谈话，寻找“新动向”的对立面，他们内部更是四分五裂的斗争不断，大部分时间还是用来“闹革命”。
不知不觉，三年初中过去，要毕业了，13级、14级和笔者所在的15级共三届学生一起毕业。比之高年级同学，笔者还是幸运的，本应该1966年毕业的13级同学在学校里整整滞留了两年。两年时间，他们干了些什么？说是毕业，没有毕业考试，没有毕业证书。对于15级的同学倒是按部就班，可只读完了初一的课程，怎么算得上毕业？李邦卿校长正在扫厕所，学校革命委员会“你方唱罢我登场”地换了三五次，毕业证书是无人签发的。笔者奔向“名校”的梦想彻底破灭了，背上简单的行李卷，心情低落地走出了校门。一个同学要送笔者一程，路上他悄悄地说：“叶老师的一份剪报资料还在你手上，让你还给他。”笔者一时陷入了惶惑之中，资料早丢了不说，三年间多次发生的尴尬，让笔者真没脸见他。
走出好远，笔者才恍然大悟，老师在这样向他的学生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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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鼓励莫弃前程
笔者用独轮车推上硕大的粪篓，孤独地走在拾粪的路上。 田源 绘
因为年少无知，作者错失叶世超老师递来的升学橄榄枝，毕业回到家里，村里生产队分给作者拾粪的任务。学校里教地理课的谢老师特意登门，告诉作者不要放弃读书。漫长的期待里，作者在集市的棋摊上偶遇一位总务处的老师，虽不知老师姓名，却得到老师的真诚劝告：“别玩了，玩物丧志。”
年少不懂是非
错失升学机会
笔者是有过一次继续升学机会的。毕业前夕，“保守派”还残存，学校忽然传出消息：要推荐为数不多的同学进入高中或中专，名义上是集体民主讨论通过，实际上由掌权的“造反派”说了算，笔者等这些“保”字派的当然没了希望。
失望悲凉中，叶世超老师派人找笔者，他已经兼任了公社“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在教师小伙房一个僻静的地方，他说，准备推荐笔者进入中专，笔者一听，脑袋立时“轰”地一声。这意味着能跳出农家门，吃上公家粮，一个天大的诱惑，全校600余名同学都在巴望着。他直言不讳：“我实在不愿意可惜了你这个好学生。”条件很简单，限于要集体讨论，笔者要找一张废报纸写声明，退出“保守派”。这是学校里屡见不鲜的事情。
可是，当笔者彷徨着走进自己的“组织总部”时，男女“战友”纷纷围上来抱住笔者，涕泪滂沱，“在这最需要坚持的时刻，你怎么叛变了？”对于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叛变”是不能承受的“道德”重压。笔者身子矮了半截，无言地在一个小凳子上蹲下来。叶世超老师几次派人催促，甚至让人推来他的自行车，要载上笔者到潍坊城区认清“造反派”必胜的大好形势。笔者逃回到宿舍，扯上被子无奈地蒙住了头。就这样，一次升学机会失去了。
其实，笔者扎扎实实陷进一场道德骗局里。“保守派”彻底被击垮时笔者才知道，那些立场坚定的“好战友”为了求得升学机会，早暗中向对立面递交了“投降书”，只不过对方对他们不屑一顾罢了。
父亲去世前路迷茫
命运堪比失巢雏鸟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要经过大于河一段湍急的水流，这里没有桥梁，只散乱地放着几块石头用来过河。
升入中学的第二年春，笔者的父亲罹患颅癌，生命垂危。为了不耽误笔者的学习，母亲背上干粮袋，拐着缠过的小脚，把笔者送到这里过河去上学。
母子俩隔岸相望，河水湍湍而流。笔者在这边放声大哭，母亲在那边泪水涔涔。这年春，父亲去世，笔者请假送父亲“远行”，教务处主任傅允信代表学校送来困难学生救济金，虽只有寥寥几元，母亲却大为感动，半夜起来做好早饭，催笔者急急赶回学校，嘱咐笔者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不要使学校和老师失望。
初一到大学，还有着遥远的路程，却早早成为母亲心中美好的期望。毕业了，断绝了升学的道路，儿子该向母亲怎样交待？夕阳衔山，笔者还蹲在河滩上，三年用过的行李卷、干粮袋、咸菜罐沉重地放在身边，许久不愿意回家。
失落愁苦的心绪中，笔者撩拨着河滩上的草丛，忽然发现了一小鸟巢。这种鸟叫云雀，当地称“鸭栏儿”。这鸟有一种特殊的自我保护本能，受到异类骚扰时，大鸟就会连同雏鸟一起弃巢而去。可怜这些小雏鸟，当笔者触摸到它们时，它们还以为是喂食饵的父母归来了，急不可待地张开了小小的喙……
也许，笔者这一代中学生就是这样一群雏鸟，依依眷恋着母校，在时代河流的湍急浪花里，盼望着早日回到父母重新建设好的鸟巢。
拾粪任务难以完成
老师登门鼓励学生
回到村中，成为了“有文化的新一代农民”，“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潮流中，文化却没了半点用处，生产队分配给笔者的任务是拾粪。任务量初为10天拾粪2000斤，后增加至15天3000斤。由生产队组织，至潍坊市郊区（这里过往马车聚集较多），借住机井屋子、场院屋等闲置房屋安营扎寨，完成任务方可返回。生产队又规定1斤“大粪”（人粪）抵顶马粪5斤。市内人粪尿由专门部门管理，实际上是鼓励偷粪。夏日道路泥泞，蚊虫叮咬，冬季天寒地冻，风雪交加，为提前完成任务，往往深夜“作业”。浑身臭味、“粪仗”不断，身强力壮的伙伴们提前完成任务，早早回到村庄。“偷”，笔者干不来，只好用独轮车推上硕大的粪篓，孤独地走在拾粪的漫漫长路上。笔者像在二中上学一样，隔几天就要回家，用干粮袋背回地瓜干面窝头，准备打“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持久战”。
回到家中，想不到教地理课的谢老师来了，正坐在院子里等着笔者。谢老师是济宁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大学毕业生，课堂上他操起粉笔，另一只手背在身后，没几分钟，就把祖国的“分省地理图”准确无误地画在了黑板上；各省各地的特产，他讲起来如数家珍，丰富的学识令几代校友难忘。
他不是从二中来的，由于“阶级斗争”，他先被下放到村里的一处“联中”，又要被迁回到原籍，特来看看笔者。既然毕业，就不再称呼同学，他幽默地喊笔者“小伙计儿”，说他看准了，“小伙计儿”是块读书的材料，千万不能扔了书，总有一天书本里的知识是要派上用场的。
依依惜别中，谢老师走了，笔者陷入失望的、无休止的期盼中。
棋摊偶遇二中老师
劝诫不要玩物丧志
“阶级斗争”无休止的农村岁月，消磨了那一点等待的希望。百无聊赖中，笔者玩起了“车马炮”。笔者还是学校运动低潮“逍遥”时期，跟孙树田老师学会了下象棋。笔者不久就在村里搞出点小名堂，拾粪完成任务回村后，便想到双杨店集上一试身手。不想对手势力强硬，再加上七嘴八舌的帮忙，使初出茅庐的笔者大汗淋漓，手足无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正拼尽全力地应对着，“这样走要输了！”背后响起一声提醒。说话的人似曾相识，愣愣地看了笔者一会问道：“二中（毕业）的？”笔者猛然想起，是总务处的一位老师，曾给笔者上过几节课。
整个上午老师都没离开棋摊，一步一指点，帮笔者屡屡击败对手。当他站起身来时，猛然拉住笔者的手：“15级2班的，认识你。别玩了，玩物丧志。年轻，后面的时间还长着呢，干点什么不好？”学校教职员工100余人，直到现在笔者还不知道这位老师的姓名，分别时他那一脸庄重，却让笔者记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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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教室参加高考
叶世超老师给笔者送来的《唐诗三百首》，“叶航”为老师笔名。
小说《第四十一》
叶世超老师一个电话，送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可因为只学了初一一年的课程，即便在辅导课堂上，作者也跟不上进度了。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考场，发现竟然是在原教室、原座位上进行这场决定命运的考试。虽然落榜，但在班主任仲跻元老师的鼓励下，作者第二年进行二战，成为那年潍县二中唯一考入大学的毕业生。
师生重逢泪潸然 恩师送书劝上进
许是痴迷下棋的消息传到叶世超老师耳朵里，夏日的中午，他不计前嫌，大汗淋漓地赶到村中找到了笔者。风云变幻的运动中，他突然成“批斗”对象，衬衣后背上，被贴过大字报的浆糊痕迹一片斑驳。见到他，笔者满眼泪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他带来两本书：一本《郁达夫文集》、一本苏联作者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这是“破四旧”运动中他藏下的“封资修”。他没多说，只希望笔者这个当年的黑板报副主编，沿着在学校的道路走下去。
拾粪小屋里，笔者借着月光把这两本书读完了。读完《第四十一》，笔者几天都陷在极度消极的情绪里。《郁达夫文集》使笔者从此认识了这位五四时期的文坛巨匠，优美的文词、沁人心脾的沉郁感情，让笔者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里面的新编小说《黄仲则》引用了主人公的诗句原文，尽管半懂不懂，笔者仍一边哭一边读下来：
寒甚更无修竹倚，
愁多思买白杨栽。
全家都在风声里，
九月衣裳未剪裁。
这正是笔者当时的生活和心境写照。受这两本书的影响，笔者戒掉棋，开始舞文弄墨，歪打正着，不久后便在报刊上发表了“豆腐块”，虽然全是“口号式”“概念化”的句子，算不上真正的文学作品，但也成了笔者唯一的寄托。
恢复高考消息传来 辅导课跟不上进度
转眼到了1977年的夏天，笔者被县文化馆借调过去完成一个临时创作任务，正在创作组房间里冥思苦想时，办公室的人喊笔者接电话。
话筒另一端是叶世超老师。几年前他被调往潍县四中（在原潍县程章公社范家村），距离二中所在地20余公里，几年没有见面，声音还是那样熟悉。在学校听他朗诵过郭沫若的诗作《炉中煤》；后院会议礼堂的舞台上，与他同台演过《中学生》杂志上刊登的小话剧《一百分不算满分》，也见识过“文化大革命”中他那词锋尖利地与人大辩论。不过，这次他的语速急促，声音几近是喊出来的：“要恢复高考了！中央定出的方针是12个字：‘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打破了年龄界限，去掉了‘阶级斗争’的严苛政审条件！潍县一中（在原潍县县政府驻地）组织好了教师精英队伍，义务对社会上的考生进行辅导，可要抓住这次机会，千万要去参加辅导课。”
等待的希望来了。电话挂断了，冷冷的话筒还在手中握着。周围的人递过来惊异的目光：“怎么了？”
走进辅导课堂，人头攒动，目光全聚集在黑板上，老师讲到关键处，掌声雷动。唯独笔者傻了眼，那些初二以上课本里的内容见都没见过，只能照猫画虎，生吞硬剥地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一年，笔者已经25岁，早过了农村娶妻生子的年龄，可婚姻还在遥远的未来里。华山一条路，9月份到来的时候，笔者硬挺着脖子走进了考场。
在原课桌参加高考
监考老师轻声提醒
按照当地教育部门的统一安排，笔者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考场就设在二中学校里。走进考场，才发现这恰好是当年笔者所在的15级2班的教室，自己的考生编号正处在原来的座位位置上。一股酸酸的滋味涌上心头，泪水大颗地掉下来，打湿了考试的课桌。扯起衣袖揩着，真怕玷污了那张经过十年磨难才盼来的试卷。
数学考试共45分钟，笔者只用了约半个小时，没有学过的知识，折磨自己是没有用的。起身匆匆交卷，听凭命运的安排吧。监考老师轻轻走过来，声音也轻得只有笔者自己能听见：“不再看看了？时间还早，15级2班的。”猛然抬头，脑袋“嗡”的一声：认识！教务处刘进战老师。刘老师从未任过课，他是在负责训练学校军乐队时认识笔者的。他平时对谁都慈眉善目。
很明显，竞争激烈的考场上，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这位老师善意地提醒笔者。
考场再见仲老师
俄语鼓励助二战
最后一场是史地考试，凭着10年的自学积累，笔者自以为答得还可以，但心中七上八下，毕竟自学与课堂上的正规教育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忐忑不安中走出考场，笔者碰到了仲跻元老师，没有二话，他劈头就问：“怎么样？”他知根知底，为笔者这个只有初一功底的学生担心着，笔者痛苦地摇摇头。仲老师送给笔者一个苦笑的表情，然后大声地说：“‘艾笑尔拉斯’（俄语短语：再来一次）吧！”他的俄语发音依然那样标准，其中的“卷舌音”字母一点也没有改变。
不幸被仲老师言中，笔者落榜了。华山一条路是不容许回头的，只能是“艾笑尔拉斯”了。1978年，再次走进设在二中的考场。在这一年的扩大招生中，笔者侥幸被一所师范专科院校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县文化馆的创作任务还没有完成，笔者借来辆自行车，一路狂奔，去告诉家中白发苍苍的老娘。路过母校，参天的白杨树映入眼帘，笔者停了下来，真像一只艰难成长的雏鸟，从接到录取通知书的这一天算起，整整10年，才算走出了母校的羽翼庇护，要不是避开“王婆卖瓜”的嫌疑，笔者真想大声告诉母校：我给母校又带了一个“第一”。除了10年前升入学校语文试卷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时代使然，二中13级、14级、15级600余名同学中，笔者是唯一一个通过正式考试被录取的大学生。
感谢那通及时雨般的电话，感谢那句“艾笑尔拉斯”，感谢学校的助学金和豆油，感谢恢复高考的政策。应该写在这里的感谢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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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母校巨柳阴翳
新中国成立初期校友栽下的小白杨现在已长成了参天大树。
时过境迁，作者的班主任仲跻元老师已成为女儿的校长。实际上，在离开二中的日子里，二中却从未离开作者：为躲雨栖身一户人家的屋檐下，男主人是二中校友；到平度出差，接待作者的平度师范周校长曾担任过二中校长。毕业50年再回母校，虽已物是人非，校园一棵巨柳却依然绿荫浓郁，正如母校，永远庇护着老二中人。
二中校友再聚首
薪火相传几代人
1990年，女儿要上高中了，她考入了笔者的母校“潍县二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里己经改为“寒亭区第二中学”，简称“寒亭二中”。笔者到学校去看望她，刚进入校门，一张熟悉的面孔迎过来，传达室里，老校工大叔还在，他是潍县二中4级或是5级的校友，在本校高中部毕业后，因为身体的原因，留校做了校工。吊在白杨树中的上课钟，他已在这所学校里撞响了30多年。
女儿许是听说了什么，她将信将疑地问：“你认识仲校长吗？”我才知道，仲跻元老师被任命为这所学校的校长。论资排辈，仲老师是潍县二中2级师哥，数学老师孙树田则是仲老师初中时的班主任。有趣的是，15级入学后，仲老师担任笔者所在2班的班主任，副班主任就是孙老师。他像称呼我们一样，仍然直接叫仲老师的名字。
女儿的班主任是12级的校友，恢复高考后，他完整地读完了三年初中，比我提前一年考入了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任教，这样回到母校的校友，教师队伍里还有几位。后来，我见到一位4级的老校友，他说：“这有什么奇怪，我们家祖孙三代都是潍县二中的校友。”几代师生，薪火相传，成为了二中人的自豪与荣耀。要不是后来的撤销，可能要五代人、十代人同为校友地传下去。
然而，历史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潍县二中消失在时间的茫茫烟雨中，只有那些70年成长起来的参天白杨，还在迎风絮语，回忆和诉说着当年的二中。
天涯海角皆有二中人
给生产队拾粪的日子里，笔者正走在潍坊市的城区马路上，突然下雨，没完没了。笔者回到借住的小屋是不可能了，捡一户僻静干净人家的房檐，在独轮车上躺下。这个夜晚，房檐下就是笔者的“宿舍”。男主人关院门来了，是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男人。听说笔者是从双杨公社来的，猛然问：“你上过潍县二中吗？”当听说笔者曾经是学校里的学生时，他无声地退回院中，拿出几块遮风挡雨的麻袋片。雨越下越大，虽是傍晚，天已漆黑，主人再次走出来，让笔者把独轮车推进院子，在一间小厦屋里安顿下来。原来他是二中高2级毕业的，跟仲济元老师是前后级同学。
雨夜黄色的灯光下，他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在生活困难的1962年，连地瓜干面窝头都成了奢侈品，他是喝下三碗菜糊糊走进高考考场的。这一年，他成为了二中唯一一名被录取的大学生，而且是全潍县仅有的两名新大学生之一，饥饿也没有使他放弃学习。笔者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己沾沾自喜了几年的语文成绩第一名，与他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可惜后来，在茫茫人海里，再没有见到这位好心的校友。
大约是1975年，笔者跟同事到平度县吕剧团去修改一个小剧本，平度师范的周校长要请笔者与同事到家里吃饭。周校长曾担任过潍县县委办公室主任，同事是他的老部下。师范是县一级学校，校长的职务是县委书记一级的。再加上主人矜持的态度，蹭饭的笔者忸怩地坐在饭桌上，如坐针毡，尴尬得冒出一身汗。但听说笔者所在村子就在潍县二中附近，他忽然热情起来，不停询问着学校里的一些老教师，如数家珍。这才知道，担任办公室主任后，他还曾出任过一段时期的二中校长。饭局结束，他送出门来，不禁感叹唏嘘，一定要笔者代他向几位老师问好。奇怪的是，他提到的老师全都有着“右派分子”的经历。回到住处，同事告诉我，1957年，周校长在潍县经历了“反右派”的运动风雨，那时，他正担任二中校长。饭局本来是为故人相见、一释心中块垒而设的。
毕业50年故地重游
恩师肯定校友贡献
2018年夏天，毕业50年的时间节点上，已是两鬓白发的二中15级2班全体同学聚会，故地重游，走进母校旧址，来到了学校原来的操场上。沧桑风雨，这里早分作了住户人家的菜园，只有当年的一株巨柳依旧绿荫浓郁、迎风摇曳。触景生情，大家一起回到了那个“大孩子”的时代，清晰地记起入校第一堂体育课上的情景：任课的孙树田老师（兼教初一数学）详细讲解了立正姿势的要领后，为了避开夏日的照射，安排同学们列队站在这棵大树下，他自己一个人却在炎阳下作着示范，汗水流进了眼睛，他依然保持一动不动的标准姿式。
在这里留一张集体合影吧。
忽然想到，要给退休后远居济南的叶世超老师打一个电话。电话接通后，往事重提，笔者不无遗憾地说：“‘文革’荒废了我们这一代中学生，成为了最没有出息的二中人。”电话那端的声音是清晰的，全体同学听得清清楚楚：“可不能这样说！接下来的年月里，潍县于河、双杨、高里、南孙4处公社的民办教师、生产队会计，全都被咱们13级到15级的同学包圆儿了，这是了不起的贡献！”
可不是？
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时代风雨，母校永远是一棵绿荫广张的大树。
随着历史的岁月，母校逝去了，大树还在。
本期图片由孙兆颖提供（署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