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六言诗起源与发展
文/衡石
孔融，字文举，文学家，汉末名士，籍山东曲阜市人，孔子后裔，汉献帝初年曾任北海王国（今山东潍坊市境内）之相国，人称“孔北海”。他是“建安七子”之一，也是“建安文学”扛鼎人物之一。孔融的文学成就和贡献，主要在散文而不在诗。但孔融的六言诗，开诗坛文人六言诗之先河，他分别以六言之四句、五句、六句等各成其诗，缔造了完备、开阔的六言诗的形制与格局，使后来者读辄肃然而难以逾越。也使其后之“格律论”者们企图以格律桎梏诗体，在编织平仄篱笆、于诗坛圈地为牢之时，也不得不顾忌文举声望，对其六言诗望之却步而网开一面。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伟大时代。作为汉献帝年号的“建安”虽然只有短暂的25年（公元196年-220年），而作为文学史上的“建安时代”比之却要长的多，通常又称为“汉魏时代”，是继战国后期“百家争鸣”之后，中国文学的一个空前繁荣时期，以致于形成了为这个时代所独具特质的“建安文学”，并出现了“中国文人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对此，南北朝时南朝梁臣、东莞郡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籍人士、文学理论与批评家刘勰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聘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①而其同期之南朝梁臣、魏晋名门“颍川（今河南许昌市）钟氏”之后、文学批评家钟嵘则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璨，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②
建安时代，作为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的伟大时代，其基本文学形式是“诗”、“文”与“赋”，其代表人物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阮瑀、王粲、徐干、应瑒、刘桢）。“建安文学”的特质，概括之就是以“慷慨悲凉、雄健深沉”为基本特征的“建安风骨”。而“建安文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在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在“三曹”、“七子”的大力推动下，使工整、严谨、凝练、遒劲的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诗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并达到了应有的高度。
“建安七子”首推孔融。此非单论其文学成就，而是概论其一为年龄最长，二为出身名门，三为政治另类。一般认为：“建安七子”生活的年代，起于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之孔融出生，止于汉献帝建安23年（公元218年）徐干去世，共65年。孔融身为孔子嫡传20世孙，其秉性刚正、孑然兀立，敢于为维护汉室统序而舌战枭雄董卓，出而为北海相国兼领青州刺史，入则为将作大匠、九卿少府、太中大夫等，他是“建安七子”中唯一的一个不属于“邺下文人集团”之代表者，因碍于权臣曹操擅权而被借故杀害。
孔融擅文、诗而恶赋。这是因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③孔融乃性情中人，喜率性而恣情，好慷慨以陈词。孔融的文学成就首推散文，文学史家们称其为“辞气温雅，可玩而诵”，其文章“无论陈述己见，还是驳难论敌，都感情充沛，锋芒毕露，令人感到一股强烈的气势流贯其间，大有不可阻遏之感。”④而其诗，则以四言、五言、六言皆工，言辞质朴、气韵灵活，结构精致、雍容大度，尤以六言诗为最。是于诗坛兀立，巍巍乎高山，为后来者仰止。
孔融的散文和文章传至目前者较多，而其诗作目前仅存七首。其中四言唯一，五言与六言各三。孔融六言诗三首如下：
郭李分争
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
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
汉家道微
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
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
曹公辅国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辅国无私。
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
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
两汉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过渡和转变时期。当时《诗经》以“四言体”为主的表达形式已经不能全面适应日益发展与丰富的社会生活需要，开始向专域化发展，逐渐进入了成语、祭文、诔辞和某些专门的表达领域。而“楚辞体”篇幅宏大、句法又不够规则，很难发展成为一种相对工整、固定、普遍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体制，因此也逐步融入了以赋体、骈文为代表的专门表达领域。而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社会全体，共同需要一种通体的表达形式。社会生活客观需要，催生了新的、诗歌体的思想与情感表达新形式------五言诗。五言句式，在《诗经》中就已经有了萌芽；五言诗体，于西汉“乐府时期”在民间得到迅速发展；到东汉时期，文人们又对五言诗进行了加工、提炼、工整与规范，使之成为普遍与基本的表达形体；到东汉末年和“建安时期”，五言诗已经发展到了它本身能够达到的巅峰与辉煌。同时，五言诗的成功和一统与文学的创新和发展的矛盾与斗争，又为六言、七言诗的产生准备了基础和条件，使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果说五言诗的登堂入室是以东汉中前期班固的《咏史》为标志：
咏 史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
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书诣北阙，阙下歌鸡鸣。
忧心催折裂，晨风扬激声。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
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那么建安时期孔融六言诗三首《郭李分争》、《汉家道微》、《曹公辅国》则是六言诗体制的楚楚亮相，因此孔融无愧为六言诗之鼻祖。而曹丕《燕歌行·二首》则是七言诗问世的标志：
燕 歌 行
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燕 歌 行
其二
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
郁陶思君未敢言，寄声浮云往不还。
涕零雨面毁容颜，谁能忧忧独不叹。
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催肺肝。
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仰看星月观云间。
飞鸧晨鸣声可怜，留连顾怀不能存。
历史跨越两晋，进入南北朝后，由于北方战乱不已、难奢娱乐，偏安江南之文人居闲则无聊，兴起咀嚼辞藻、朵颐声调之风，所谓“齐梁体”、“永明体”、“四声八病论”悄然兴起。至隋唐时，古典声韵学系统初成，其看家本领原是保障器乐与唱词的声调协调与搭配，尤其是为后来宋时秦淮河上商女演唱小曲伴奏与服务的预备。但部分恃才傲物的孤独文人们却对声韵“四声”进行了平仄“二元化”改造，并以此为手段，在守住“曲子词”固有领地的同时，对诗域也施行了长臂管辖。精心编织平仄罗网，将五言、七言诗体诱入彀中套牢、后以枷锁固之，并在两宋时期纵使其法力更进一步，取得了皇室的钟爱，并给予了认证与许可。在此过程中，六言诗的发展至中唐已经进入鼎盛时期，如王维的《田园乐七首》、刘长卿的《寻张逸人山居》、王建的《江南三台四首》、朱放的《剡山夜月》等。虽因神主创生之时赋予其格局之大、体制之盛不易被后来者所完全禁锢和锁定，却也渐形边缘化，成为了文坛的冷子。两宋明清之际，有饱学志士亦偶间施以援手，如苏轼《自题金山画像》、陆游《夏日六言》、顾清《题竹六言》、徐熥《舟中杂言》等：
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夏日六言：溪涨清风拂面，月落繁星满天。数只船横浦口，一声笛起山前。
题竹六言：北固谁家江岸，丁卯何处溪桥。春尽烟波渺渺，月明风竹萧萧。
舟中杂言：白云一片两片，翠微千重万重。孤客尚余短剑，青山何处疏钟。
但就诗坛总体而言，确是不被时髦文人们所钟爱，尤其是“平仄派”文人“疏”而不“钟”，亦不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所用心与关爱。就其数量而言，与五言、七言亦不啻天渊。
纵观六言诗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及其际遇，有说六言诗不够工整、固定和定型，不能称其为诗；有说六言诗不符合发声规则，没有诗的韵律；有说六言诗的句式结构呆板平直，不利于表达；亦有说六言诗缺乏明确全面的格律规范，写作时无所依据，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对六言诗的偏见和轻慢。殊不知“诗言志，歌永言。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⑤写诗其实就是思想激荡、情感澎湃之时，加以理智管控与合理疏导，按照一定条理逻辑以语言文字宣泄之表现形式。对孔融六言诗之分析与研究可知，孔融之诗有以下鲜明特征：
◆每句六字。以双音节语词为主，每二字为一意节，每句为三个意节，意节与节拍（或节奏）相同，均衡、平滑、流畅、明快。特殊（成语或专用语词等）情况下有时会出现三、四字意节和二意节诗句。
◆一首思想或情感表达完整的六言诗至少由四句构成，多则五句、六句、七句或更多，诗体对构成诗的句子总数不设上限，根据思想与表达需要而定。没有五言、七言格律诗“四绝八律”的限制与桎梏。
◆因为“建安时代”平仄尚未创生，因此“孔体六言诗”外表没有格律诗的罗网皮袍。不存在所谓“粘”与“对”的问题，也不存在“孤平”避忌和“拗句”、“拗救”、“拗而不救”的由头，更没有“一三五不论”与“二四六分明”的说头。
◆诗体形制、格局宏大。因诗句总数不设上限，所谓额联、颈联必然具有不确定性，针对格律诗的“对仗”要求也就成为了“或然”而非必然。去除首、末两联后的中间联中，其“杖”可对、亦可不对。
◆孔融六言诗体制中存在五句、七句成诗等诗句总数为奇数的情况，必然会出现三句成联的特殊结构。如《汉家道微》之“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等。这为六言诗的抒发情感与表达思想拓展出了更大的体制空间，使抒情可以更加细腻，表意可以更加完整。这种结构形制也被后来的七言诗所借鉴，如曹丕《燕行歌》之“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仰看星月观云间。”等等。
◆诗体“押大致韵”，可以“中间换韵”。我国汉字得音从最初朦胧的“上古合音”到中古以来大致的“反切注音”再到当代科学严谨的“字母拼音”，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完善过程。六言诗的“押大致韵”如《曹公辅国》，是与“上古合音”和“反切注音”相适应的。而“中间换韵”如《郭李分争》，更是为放大诗体格局与增加诗体容量所必须。尤其是以四句、五句短诗之“中间换韵”是为“孔体六言诗”之独具与特质。相形之下，在教条呆滞的格律诗体制中，是不可能完美地表达出雄浑大略和展现出恢宏气势的。五言、七言长诗中，亦存在“中间换韵”的情况，那已经不再属于格律诗的范畴。而“四绝八律”的格律诗，是严格杜绝换韵的。这也是六言诗与五、七言格律诗的本质区别。
◆六言是四言的同质发展，五言是四言的异质改造。六言是四言的意节同质化的自然增加，是对四言的横向细化与精致提高，是四言量能的扩大与表达的丰富。六言诗是《诗经》“四言体”的直接放大，就像“豪士以妾换马，耕农卖剑买牛；我看浮名似梦，却贪山水闲游。”⑥可浓缩为“豪士换马，耕农买牛；我看似梦，却贪闲游。”一样，是对四言意节与节拍的实质性继承与提升性发展，具有平稳的滑动感和句式的工整美。而五言则出现了新的三字意节且每句必然带有三字意节，节拍随之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具有明显的转折感与句式的参差美。七言则是五言的放大，诸如“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可以扩展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样，其体制变化的程度类似于六言与四言。
在总结与评价建安时代、两晋之前的古人诗歌创作情况时，刘勰曾感慨：其“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既是那时诗歌创作的优点，也是因为那时就诗坛而言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四言、五言，在一定程度上，字数的量的有限性限制了表达的空间。如果在看到后来的六言、七言的充分发展后，彦和先生再评，或许就要考虑是否还用“不求纤密”和“唯取昭晰”了。
六言诗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曾受到过“平仄”二元罗网及其“格律”清规戒律的围追与堵截，但摄于其体出正统，门第高贵而有所顾忌，使其基本上没有遭遇长期的“四绝八律”式的桎梏和格律规矩的致命性困扰。虽因此被长期视为另类，尚能独守本质、坚贞不屈、孑然生存、顽强发展。
在当代，大力倡导与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与回归的大时代、大背景下，将孔融笃定的六言诗的体制与遗风发扬光大，正当其时。而较尚在“平仄”与“音韵”的两难选择、顾此失彼的苦苦纠缠中不能自拔的五言、七言的“四绝八律”式的格律诗来说，没有历史包袱的六言诗的发展，有着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023.07.16.于学府花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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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② 据钟嵘《诗品·序》。
③ 据陆机《文赋》。陆机（公元261-330年），陆逊孙，抗之子，字士衡，吴郡吴县人。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
④ 据俞绍初辑校《中华国学文库·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17年7月北京第一版。
⑤ 据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⑥ 陆游六言诗之一。百度“陆游豪士六言”可查。
作者简介：朱华昌，号 衡石，山东临淄人。1962年生，研究生学历，教授，研究员。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政协淄博市委特聘文化文史专家，世界朱氏联合会顾问。代表作《皇明宗室宗支衍续疏》两卷，国家图书馆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