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县农具一厂的工作经历
何东方
进厂
1972年12月的一天，卢秀英大娘几乎是牵着我的手，把我领进了位于西坦西街上的“农具一厂”的大门。卢大娘的儿子推着小车，载着我的全部行囊——一只由我高中的同学利用废旧包装箱的木条拼凑制作、染成了红色的木箱，一只用背包带子搭起来的军用背包样的铺盖卷，跟在我们后面慢慢地走着。虽然是冬天，却没感到很冷，些许淡淡的阳光泼洒在身上，照着我那补了两个大补丁的棉袄，还有点暖洋洋的。没有风，地里的雪还没有化净，有些路段的雪还能踩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好像在呻吟。没什么心情，离开了技术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虽说是就工，却也没什么惊喜。
这次“就工”是卢大娘为了我，一天一趟跑县里去说情，好不容易才为我争来的机会，还是额外招工不按批次，到农具一厂当临时工。在那个年代，凭着政治资本吃饭，能到工厂就很不错了,哪里还容你挑肥拣瘦。卢大娘一路走，一路叮咛:“到厂里去，少说话，多干活，赶眼色。”“饭要吃饱，别疼钱，粮食不够吃，来家里拿”，“衣服要穿暖，晚上睡觉，别凉着，褥子薄了，多铺点麦穰”，“休息时回家来看看，衣服破了，让小多妹妹给你补”。卢大娘有几颗浅浅麻窝的脸上满是心疼和忧虑，每嘱咐一句，就拽拽我的手，问我听到了没有。我也就答应一声“听到了”，声音如蚊子哼哼,眼中却滚满了辛酸泪水，真想痛快地叫一声：“娘，我听到了!”
报了到出来，卢大娘再三嘱咐后回家了，看着老人越走越远踟蹰的脚步，一步三回头地挥手道别，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满腮，直到看不见人影了，我才回到厂里。在别人的引导下我找到住处——临时工没有宿舍，只有西坦小胡同中的一个破败的衣家小院，一间四处透风的小南屋成了我的蜗居之处。屋里没有电灯，点着小油灯;门上没有锁，晚上睡觉插不插门闩都行。想想我一个穷小子，除了铺盖，所有财产就是一只小木箱，箱中除了书没别的，想叫人家偷，人家也不偷，心中也就释然了。屋里阴冷，老窗户破碎的窗纸，满是窟窿，小北风吹来，啪嗒啪嗒地打着拍子，吹得油灯的火焰忽明忽暗摇曳不定，照出我的身影忽长忽短，如剑侠，如鬼魅，欢迎着我的到来。东山墙下一盘炕，看来刚扫过;屋中间一张破旧方桌，断了的一条腿用木条撑着，这便是屋中全部的摆设。房东送来一暖壶水，喝了两口，不饿。打开铺盖卷，和衣而卧，心想明天先买点窗户纸，把窗户封上再说。朦胧中满眼是卢大娘的脸，我的胳膊还抓在她布满老茧的手心里，拽一下问一声“听见了没有?”半夜的小风刮在脸上，把我冻醒了。两行泪珠已被冻成了冰棍，划得我的脸生疼。
天亮了，门冻住了，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活动开了门轴，打开了门，脸盆的水已冻成了冰坨，没法洗脸，心想到厂里去洗吧……这不算什么，我还年轻，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抡大锤
农具一厂分东院、西院。东院是后勤、食堂和职工宿舍;西院是厂房，有铸造车间、车工车间、钳工车间、铁工车间。我被分配到了铸造车间，铸造车间分两部分，是根据生产产品的不同而分的。生产水泵的大化铁炉坐落在车间大棚内，机械上料，人工浇铸;生产磨面机磨头的是小化铁炉，俗称“猪嘴炉”，坐落在车间旁空地露天里，人工粉碎铁锭，人工上料，手工浇铸。而我恰恰担任了“猪嘴炉”的炉前工，任务是打铁、配料、上料，这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凭的就是力气，要保证化铁的需要。“猪嘴炉”是由两个固定在地面的槽钢架子支撑起来，可以前后活动的“不倒翁”，前后活动由固定在炉腰间的制动杆(一根长两米、粗6厘米的圆管)来操纵的，为的是能将炉内熔化的铁水倾斜倒出来。出铁口形似猪嘴，而得名。“猪嘴炉”身高一米八，粗一米，顶端是一个巨大的铁苇笠，底部是一个50马力的鼓风机送风。它的“饭量”惊人，每天要吃掉几吨废铁、白铁和焦炭，还外加少量锰铁和石灰石，要排出一吨多的炉渣。小炉组只有三个人，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孟凡平，年纪最长，24岁，是个有经验的“老工人”，当组长负责“看火”化铁;纪玉和年龄跟我相仿，粗壮而敦实，为副组长，负责浇铸;而我既是“新兵蛋子”，又是临时工，当仁不让地当起了炉前工，所有的砸铁、上料全是我的活。
第一天上班，厂里发给我七样宝贝:一顶竹编苇笠，一套再生棉的防护衣裤，一副护脚的半截牛皮护袜，一双短皮手套，还有“三大锤”:一大锤是打铁用的两头尖、中间粗的“腰鼓锤”，是专门用于把生铁锭劈开;二大锤是十四磅的八棱石匠锤;三大锤是六磅四角锤，是用来敲石灰石和废旧白铁的。锤把一个比一个短，一把比一把粗。当我全副武装，带着三大锤来到炉旁，看到的景色着实让我心惊肉跳:鼓风机大声吼着欢快的“大风歌”向炉膛吹去，哧哧升腾的火焰，夹着蓝、绿色的闪光升起半人多高，连炉顶的铁帽都烧红了;流星般的铁末，肆无忌惮地飞起老高，落下时站在两米之外都能被它烫伤;虽然时值冬天，离着小炉四五米，都如夏天一样，令人汗流浃背，口干舌燥，皮肤发烧;小孟、小纪全是单裤单褂，外罩的防护衣也是汗津津的。用来擦汗的毛巾早已湿透，一遍遍拧着，还擦不干满身流淌的热汗和烟尘呛出来的眼泪。看着小纪把装满破碎铁锭的一柳条簸箕举过头顶，眯着眼睛，快速倒入炉顶，然后快速离开，随着倾倒料的一瞬间，一股热浪，伴随原子弹爆炸一样灰色的蘑菇云冲天而起，扑向小纪。我在想，这哪里是工作，而纯粹是在玩命，可是再看看他们毫无畏惧的表情、熟练自如的动作，心中充满了敬佩。打铁场在离小炉南侧8米开外的大沟边上，堆满了夜间卸下的铁锭和焦炭。根据小孟的指点，我搬起一条铁锭，放在地上，准备劈开，一条铁锭重 80 斤，分成四块20多厘米见方、厚6厘米的生铁块，即为“铁瓜”。“猪嘴炉”吃不下整块的铁瓜，需要把一方铁瓜劈成4块，每天要劈50至60条铁锭。除此以外，还要搭配近1吨的白铁和近2吨的焦炭，敲碎后填入炉内。因此，我的任务要完成近6吨的劈铁、焦炭和填料工作。虽然有三年多农村锻炼的基础，可是看到这一堆坚硬的钢铁和熊熊燃烧的大火，心里还是直打怵。
当我提起腰鼓锤抡圆了胳膊，狠狠地一锤砸下去，碰到铁锭的一刹那，锤子立即反弹了回来。锤把脱手而出，锤头落到了身里。再看铁锭，竟毫发无伤得躺在那里，锤头落处仅留下个小白点，似乎在嘲笑我，“看你能把我怎么办?”我又拾了石匠锤，心想，这个锤把短，好砸，抡圆大锤，又是一锤砸下去，锤头落在铁锭上，铁锭还是纹丝不动，我的手臂却被震的酸麻，虎口阵阵发疼。我火了，心想，我还治不了你了，拿起锤头，横三竖四，叮叮当当连续几下，铁锭没开，我却呼呼气喘，大汗淋漓，满脸通红得败下阵来。我脱了所有的上衣，抡起大锤正准备再干。在炉前一直注视着我的纪玉和扔下手中的活，走了过来，拌了抖粗粗的黑眉毛，瞪大了圆圆的眼睛，接过我手中的大锤，对我说:“你这样不行，累死也劈不开，劈铁时，铁锭要垫起，中间悬空，这样不用很大力，一锤就能劈开铁锭间的凹槽;劈铁瓜时，两头要垫起，要找出铁瓜的缝隙或气泡，锤头落时砸准缝隙，铁瓜就会迎刃而开;用腰鼓锤要用力抡圆，因锤长,落下就有力量，不必用力砸，只要找准落点就行。”一边说，一边示范给我看，小纪抡起大锤，只见那大锤像燕子翻飞，准确砸在铁锭上，“嘿”的一声断成两截，再一抡又“嘿”的一声成两块，断茬处亮晶晶的像是齐刷刷咧着嘴笑。然后小纪把大锤递给我说:“你刚来，不要急，摸索着干，干什么都有规律，找到了规律就会干了，你要干不完，我帮你。”随着憨厚地一笑，他圆圆的脸上露出了一对浅浅迷人的酒窝，转身回到了“猪嘴炉”前，剩下了我在默默地品味着他一番热心的话语并从他的示范中寻找答案。要想劈开眼前这一大堆铁锭、铁瓜，显然只用傻力气是不行的，凡事要找窍门，一是劈铁锭时，不能平放在土地上，一头要垫起，要倒着放，否则松软的泥土会卸掉大锤的冲击力;二是劈铁瓜时，要正着放，背面砂眼气泡裂纹多，架起两头造成中间空，大锤敲下容易裂开;三是大锤应用要得当，用力均，落点准，利用大锤自身的重量和自由落体造成的冲击力，抡大锤时要善于利用反弹的力量再次上举，只要掌握方向和落点就行，可以省很多力气。有了这三条，劈起铁来就容易得多了，到了中午，看着眼前的一小堆劈开的铁瓜，心里偷偷地舒了一口气。然而还有一项工作在等着我——上料，就是把劈开的铁瓜，砸碎的白铁(包括破铁锅、旧犁头等)和敲成拳头大小的焦炭，按21:1 的比例，用大柳条簸箕，一箕一箕地盛满举过头顶，由炉顶向炉膛中倾倒，每一簸箕的重量都在七八十斤以上。凭着三年来农村锻炼的结果，力量倒还勉强应付，只是那熊熊的烈火、烧红的铁屑，噼啪乱响的炭粒儿以及小土炉旁能烤焦人皮肤的高温，始终令我敬畏，令我不敢仰视。我眯缝着眼蹑手蹑脚，双手举起盛满料的簸箕，对准炉膛上方进料口的边缘，一股脑儿把料倒进去，转身就跑，连汗也顾不得擦，就这样身上裸露的地方——胳膊上，脖子上，胸前还是被落下闪闪的火流星烫出了大大小小的燎泡，连簸箕也几乎脱手扔掉，狼狈至极。
就是这样，还是引起了黑脸子的小孟师傅的一顿教训:“你这样上料不行，上料也有技术，每一簸箕投进去的铁和焦炭都要均匀地洒满炉膛，一层铁、一层炭，燃烧均匀，铁化的彻底，都堆在一块，容易损伤炉膛，化铁还不完全。上料时从对侧向近侧慢点倾倒，就可以保持均匀，不要怕被火星烫着，越怕烫，就越烫得重。我们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在化铁炉前被烫被烤是家常便饭。有时一双新鞋，穿不了几天，鞋底就被烫掉了，身上的水泡，那可是炉前工的光荣榜，比起车间里干活的，比谁都值得炫耀。”
伴随着鼓风机的咆哮，听着纯净蹦脆而又不同于农民的话语，心里想，这才真是铁与火的锤炼，在熊熊的炉火面前经历过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哪怕十八层地狱也不过如此。
这一天，在小纪、小孟的帮助下总算是过来了，带着全身的酸疼和晶亮的水泡，在车间里刚浇铸的铁件上烧一盆水，学着老人的样子，在厂里女职工下班后，躲在一个角落里，一盆水从头到脚向身上一浇，洗清满头满脸的灰尘、烟火色，换上自己的衣裳，步履蹒跚地走回家。俗话说“三日的膀子二日的腿”，三五天后，我就不再用他们帮忙了，时间一长，我有时也向师傅们讨教“看火”和端大勺的技术，能独当一面了。
搞技改
半年过后，我已经成为熟练工，不再用两位师傅操心了。可是有一天，突然间我却发现了一件事:县供销社的车直接把十几对磨头拉回了厂里，扔在了白铁堆中。经过了解才知道我们生产的磨头不合格，硬度不够。一对磨头勉强应用半个月就报废了。当时是计划经济，工厂产品没有竞争对手，生产出来什么产品，就用什么产品，是计划分配进行销售。买家虽不满意，也不敢说什么。我问小孟:“小孟师傅，你看这么多新磨头回炉是不是太浪费了，究竟是什么原因，硬度不够?”小孟说:“咱们磨头的配方是刘主任老一辈传下来的，配料是一直照着做，从没有改过，而且咱厂也没有实验室，没法测硬度。他们有意见找领导，不该咱的事。”看着他一脸的无奈，我想不就是铁的配方嘛，这有什么难的。第二天，我就到县新华书店买来了两本关于铸造的书如饥似渴地搜集着资料,并向老工人们探寻各种铁(如锰铁、烙铁、白口铁)在配方中的作用、含量和比例。终于，我感到心里透亮了，于是就和小纪商量，他父亲是县武装部的干部，熟人多，就请他托人负责到计量局实验室，把我们生产的磨头打一个基础硬度、柔韧度、耐磨率的基础数据以便掌握，然后准备根据各种铁的特性，在原配方的基础上，按比例进行调整并记录下来，进行比对试验。
当我们把首次实验的硬度结果告诉小孟后，小孟大吃一惊说“试验应向车间报告，过去的配方是不让我们随便改动的。”我和小纪争先恐后地忽悠他说:“我们进行科学配料，每天打一次硬度，也不破坏产品，相信只会越来越好，不会比现在还坏。目前产品硬度只有23洛氏硬度，已经很低了，只要磨头质量好起来，车间领导就不会反对，我们用事实说话。”征得小孟同意后，我们三人偷偷摸摸地开始了科学配料实验。
由于我们的配料科学，比例合适，称量有度，第一天生产出的磨头就超出了我们的预料。磨头的硬度提高了一倍，耐磨率和韧性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真可谓初“战”告捷。当小纪拿着我们从磨头上敲下的水口和检验报告单，满脸兴奋地告诉我们时，小孟师傅竟从近两米高的“猪嘴炉”旁的看火梯子上跳下来，握着拳头向我们示意，手中近三米的钢钎向炉中一插，“轰”的一声，如礼炮般的火焰腾空而起，闪闪点点的流星恰似国庆节的烟火,煞是壮观,小流星落在身上,丝毫不觉得疼,鼓风机仍在哼哼，明亮流动橘黄色的铁流沿着“猪嘴”缓缓地流入了模具，也汇入我们的心中。
我们实验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传进了领导的耳朵里，车间主任刘国本没有批评我们，却时不时过来瞅瞅，带着踏实、忠厚的粗嗓子和小虾皮眼鬼魅的微笑。
我们又连续作了几个炉日的试验和配方的改变，最终将硬度提高到了67洛氏度，就再也升不上去了，不过就这个硬度我们已经很满意了，已经达到了国家质量标准，在这个标准下，一对磨头可以维持磨面达1年。
尝到了一次甜头，我和小纪、小孟商量着，明年小炉也要像大炉一样搞机械化上料，只要自己制造一台小小的卷扬机就可以解决上料问题。这年年底，我们磨头组成为全厂的标兵和临朐县工业系统的优秀班组，从刘国本满脸的“坏”笑，可以看得出来，他还是满意的。
管仓库
刚过完年，厂里就把我调整出去了。从刚刚熟悉又有了新计划的磨头组调到了厂里的材料仓库当保管员。离开朝夕相处了一年的两位小弟兄，还真有点舍不得。这一年中除了向他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更重要的是有两个说话的伴儿。工厂里面管理严，纪律性强。上班没时间拉呱，打铁上料，天天都在铁与火的考验中生活，下班已经是筋疲力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想在蜗居中躺躺，解除一天疲劳，以利明天再干。看到别的车间，下班后姑娘小伙儿，说得说笑得笑，结伴儿上街逛商店或到弥河大桥看夜景，好生羡慕。不瞒大家说，这一年中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除了工厂就是宿舍，一条线两扇门。最喜欢的就是大雨天，可以躲在屋里看看书。也并非是“闭门谢客”，实际是“无客可寻”。尽管厂门与家门近在咫尺，但连知道我住哪里的人都少得可怜。想起鲁迅先生一句话“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而我是“缩进蜗壳作一体，任他日上三竿月下游”，很少接触外界事物，反正外面都一样。
仓库很大，里面乱糟糟的，我进来一周都摸不清什么东西摆放在哪里，谁来领料，都和领料员翻翻拉拉找半天。幸好有个王正义，是我们青岛二中的老同学，是负责厂里细软的大管家，有她帮忙才使我半天找不着的东西在偌大的仓库中现原形。但是既然厂领导信任，你自己承诺服从组织安排，工作不好做，你又能怨谁?一切只能从头开始。
有粗俗笨重的破铜烂铁、钢材、木材、石材、原料、半成品、油料、漆料、劳动保护用品，有扳手、钳子、改锥、钻头、砂轮、布轮、油壶、剪刀等劳动工具，还有网线、绳索、油布、螺栓、钉子、铆钉等消耗品。而每一种材料又按形状分管材、线材、型材、板材、原材等;每一种原材、型材又按不同规格分出大小……总之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别说整理不好，即使整理好，要想用最快速度从几百种物品型号中找出来，也得费一番周折。这些东西仅账面到实物就让我熟悉了半个多月，从一头雾水到在脑海中慢慢清晰起来。
仓库坐落在工厂的西北角，紧挨着财务科、生产科、基建科和厂长室。贵重物品仓库归王正义管;成品仓库归黄科长管，其他的乱七八糟，统归于材料库，归我管。材料仓库由生产车间改装，约200平方米。最东头是长条形、十几平方米的仓库办公室，用于出入库，记账、领料、开票、统计等，并附带贵重物品材料柜。原材料库房大门向南，两扇门是对开的高大实木门，平时铁锁把门;库房南面与成品库之间还有块近100平米的空地，空地上乱七八糟地散放着一些粗大的钢、盘圆等材料;空场的东头还有一架日晒雨淋的材料剪切机和大型钢材锯床，领料员用这两台机器可切割或领取适当的原材料。仓库里原有零零散散的几个铁架子，大部分物资都是插空堆放，毫无章法。各种材料也很少有物资标牌，所需规格的材料都需领料时随身携带游标卡尺和卷尺，现量、现找、现切。盘点时更是麻烦，常常是账上有的库里没有，而库里还有的存货，账上却找不着，只能凭印象，凭良心干活。
我和厂领导们都不熟，怕领导批评，刚一来就要这要那，因此许多事都靠王正义转达。其实我没有其他要求，就是为仓库里搭上几个架子，在空地上盖上一个棚子，棚子里也支上货架。没想到，王正义的能量如此之大，我不敢给领导提的要求，她一说就行，领导们一研究就通过了。第二天，就动工做架子了，在仓库里从中央到北墙根，足足做了三排铁货架。空地上的棚子也搭起来了，将笨重的钢锯和剪切机全部挪入了大棚内，领料员再也不用在日晒雨淋中切割材料。我和王正义别提有多高兴了，心想这些领导才是干活的范儿。
领导的雷厉风行，也感动了我们。我们说干就干，从常用到不常用的，从笨重的到轻巧的，从贵重的到廉价的，从金属的到木材的，从工具类的到消耗品，从原料到保护用品，从里到外，分门别类上架，分型分号建标签。正义是女同志，身体又弱，帮我写规格、布标签。我则和一位打扫卫生的男工人把物品一一摆上架。当然最难摆的还是那些各种型号的铬钢，又粗又长又沉，必须两个以上的男劳力来抬;还有那些圆圆的钢材、管材、盘圆，身上常常粗糙不堪，长着钢刺，不知什么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割出一条条口子，鲜血淋漓。在集中整理仓库的一周里，也不知双手被割破了多少回。王正义心细，早从医务室要来酒精、药棉和胶布。手破了，酒精一擦，胶布纱布一贴，接着干。
一周后，看着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仓库和物资摆放规规整整的货架，看着门口的新大棚，大棚下粗大的圆钢整齐地码在架子上，标牌全用细铁丝挂在架子框上，什么材料缺了，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盘点时再也不用东翻西找对不上号了。每逢领料员来领料，看到面目一新的库房，快速准确的领料速度，总免不了表扬几句，每逢这时我心里美滋滋的，不知不觉地也爱上了这项工作。面对着领导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我对老同学的倾力协助心中十分感激。
仓库的工作就是这样，当一切杂乱无章的时候，你管的是一个烂摊子，材料不是找不到，就是账、物不符，无论时间，还是精力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浪费掉，而一旦摆放整齐，存储有序，随领随取，随入随记，按时盘点，主动登记，循规蹈矩了，时间就像回归给了你自己，可以有时间去思考，有精力去琢磨，有空间去想更多的事情。
有一天，车工组的领料员带着领料单来到了仓库，希望领一根直径10米大铬钢，同型号铬钢，比要的料长出半米，领料员提出干脆全部领回去，用车床加工零件，就不必用锯再锯断了，既节约时间又节约料。我同意了，但心里老是放不下，就希望剩下半米长的铬钢能再送回来。结果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始终没见有人再把料头送回来，不知不觉中我迈开步子向车间走去，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收获真不小。不但那块料头静静地躺在车间的墙角落里，还有其他的废料也扔在一边，没人清理。我问了问车间工人，证实是剩下的料头。我如获至宝，就动手捡了起来，长的短的料头，足足捡了一小车，推回了仓库，堆在大棚旁的墙角上。从此以后我抽空就到厂房角角落落溜溜转转，捡拾废料头、废铁板、钢筋、旧螺丝等，这又成了我的一项额外的工作。废料堆逐日增大，不多的日子便小有规模，自己捡的自己有数。当领料员再来领料时，就先让他们看一看废料中有无可用之材，他们常常高兴地说:“原来这些废料都当废铁卖了，这下子都能用起来，也省的锯了。”就这样，一个捡回来的废铁堆，又为工厂创造了新价值。
每年10月工业系统和厂里都要评先进集体和个人标兵，我们仓库这一年又榜上有名，成为先进集体、红管家班组。
作者简介:何东方，山东省青州市北城人，满族，1948年7月生于青岛。1968年7月青岛二中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插队到临朐县城关街道北五里庄村。1971年12月到1973年11月在临朐县农具一厂工作。1973年11月至1977年12月在滨州纺厂工作。1977年12月考入滨州医学院，毕业后在青岛骨伤科医院工作至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