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窗记 张洪伦 自古求学者，难忘寒窗苦。 笔者每忆自己上学路，总有些莫名的感慨：不记下来，徒增缺憾，于心不舍。 我出生在一个苦难的家庭，父亲张锡法于建国前夕，担任过村农救会会长。年幼的兄长张洪森，与父母跟还乡团周旋，让父亲躲过被活埋劫难过程中，被摧残致死。意外丧子之痛，又摧垮了父亲原本瘦弱的身体，干不了重活。三个姐姐和我们兄弟四人，都是些“半大孩子，扩骆猪”（吃货）无疑加重了原本贫困家庭的负担。直到九岁那年，即1954年，在政府的救助下，得以减免学费，才迈进了学校大门。 学校设在临近一里路远的埠西村，是一处比家庭院落大不了多少的小学。每天天蒙蒙亮，我和同村的七八个半大孩子，结伴匆匆奔向学校。夏天还好，一到冬天，就成了我遭难的时候。从小我就生就了一双“汗脚”，晚上睡觉脱下的袜子，总是湿漉漉的。早上再穿时，几乎有了冰渣，一穿上它，一双脚就冻得受不了。到校跑操时直觉袜子里化冻了，滑滑的。进教室上课，一度化冻的袜子又开始上冻了。冻得双脚犹如猫咬一般疼。 一冬天学校基本不点火炉，只有在特别冷的时候，各个教室才按上一个小小的煤炉取暖。一天傍晚，就要放学时，夏老师发现本应停烧的煤炉又添了些煤块。大高个的夏老师，穿着青布衫，平日就不苟言笑，嘴里镶这几颗金牙，挺有严师范。当时学校很穷，惜煤如金的夏老师非常脑火，当问明了一位姓马的学生擅自向火炉添了煤后，即蹀躞着个脸，给予了严厉批评。没想到这位马学生涨红着脸，猛得徒手从火炉里抓起了燃烧的煤块，一时烧疼的手几乎摇甩着把煤块带出了火炉，烧得他哇哇大哭。一旁里，老师一面制止了他抓煤，一面也陪着掉了泪。在场的学生也都有声无声地哭泣。回想到这一幕，内心不免响起了一种旋律：小小的年纪，小小的失误，无言的泪水，流转着压抑的局促。老师的爱，学生的怨，谁能说得清！ 每天回家做作业，我常趴在院子里的石磨上，借着落日的余辉进行。最难忘的一天是天上飘着雪花，冻得两只手发红、生疼直到作业做完。因为屋里实在找不到可以做作业的地方。家里人口多，基本上都睡在一个大火炕，按着一口铁锅，烟熏火燎的。加上锅碗瓢盆碰撞声、人的说话声，很拥挤又难得安静。 刚入校时，连块低廉的写字石板都买不起，就捡拾破碎的瓦罐片子写字。石笔供不上，就用小块的瓦罐片磨出尖头替代。什么铅笔、钢笔、本子等学习用具，对一个刚入校的穷学生来说，无可企及。 然而，那时上学的学生，反而特别用功，上班总是安安静静的，下班也老老实实的。课本知识都觉得学的挺轻松，难免有些精力过剩。及到上完小5年级时，什么《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浒》、《西游记》等书籍及相关的连环画册，成了大家相互借阅，近乎迷醉的课外读物。东埠西村的同学张丰吉，竟然从头到尾能侃侃而谈，常向同学们啦起四大名著。由于听迷了，每到星期六放了学，我等10多个学生都自发地去他家，啃砖头厚的书本，通常是轮着朗诵，别人静听。亦或听张丰吉“说书”。 那年代乡镇级，最高学府不过一处高小，大部分学生至此为止。或因家里穷，或因考取全县仅一处中学难得录取而辍学。但是，大多保持了爱读书求上进不甘平庸的学习精神。 1959年，辛寨公社破天荒地建起了历史上第一处乡镇级中学，尽管自己幸运地考取入校，成为一级一班学生。然而，仅仅上了半月就因家庭困苦等原因，被逼辍学了。 1959年农历7月21日，是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下午，我背着格外沉重的书包，走出了辛寨“临朐七中”的大门，二里多的回家路，几乎滴满了我的泪水！谁说寒窗苦？可我还没有上够啊！ 回家后不几天，才13岁的我，因父亲年老体弱，村干部叫我替父出夫—参加丹河水库修建工程。因年龄小还推不动独轮车运土，被分配在大坝顶上撵着一具四个牛拉着的大石滚子压坝。下班睡觉的卧铺，安排在了土埠店村。深秋的一天下午，西北风亦称“顺河风”越刮越大，高处不胜寒，处在坝顶上的我，措手不及没穿棉衣，仅穿着夹裤夹褂“双层单衣”，直冻得浑身发抖打颤颤。见了村干部说请假回家拿棉衣，没想到被训斥为：“你不是还在学校梦里吗？来出夫还捎着书本！”而拒绝。就在我颤抖着身子继续撵着牛压坝之际，辛寨兵团的团长岩会太走了过来，他足有1米8的大个子，细腰直背的，长得很帅气。一见面就关切地问：“你是哪村的？”，“龙泉官庄”，：“你咋没穿棉衣？”，“请不下假回家拿”，听我这么说，他爽快地说：“你快回卧铺吧”。一听到这里，我的泪水刷地一下模糊了双眼。 十年后我在辛寨公社时，为报恩，我专门买了礼品到黑山头村去看他，年事已高病卧在床的老岩，深感意外。我说：“为了你保护了一个爱读书的人”。 真正步入农夫生涯，我也没能屈从趴下，每有阴雨天不能下坡，尤其每到冬天农闲之时，埋在我心中的读书欲，总会不可抑制地蠢蠢欲动，我几乎借遍了全村各户的闲书。上过大学的芳邻张乐斌，专门抱来了他在校学过的课本。辍学了，老天没能让我在“有失”中万念俱灰，而是让我在“有得”中，挺直了人生。 19岁那年，自己的一篇“处女作”登载在了《农村大众报》，自此爱上了自学撰文。 1970年，县委宣传部的冯恩昌老师，主持办通讯员学习班。自己幸运地被选中。结业后又被提名推荐在了家乡的公社，担任了专职通讯报道员，经过了10年犹如上了大学般的专业写作历练。1980年去了县贸单位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上了汉语文学函授班，当结业证书发到手，据说可抵大专文凭时竟然有了莫名的激动，深切地感悟到，这都是少时苦读寒窗造就了一种顽强精神，保持了进取不竭的求学本能，获得的佳绩。 苦读寒窗，可以终生受益。至少能以养成敢于挑战命运的勇气，不至做命运的奴隶。2009年夏天，老伴王立美，突发脑溢血，动了开颅手术，命是保住了，但落了个严重偏瘫的后遗症，至今9年了，依然靠人护理。突发灾难让我惊醒：这是我们属于“医盲无知”所致，进而使妻子走向“死于无知”之路。因为看了有关医学知识，才明白这种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真是学无止境啊！学习是一个人终生安身立命的要务啊！ 于是，当年苦读寒窗的劲儿再次有所恢复。2015年我依据自己探讨脑中风病因的学习成果，写出了叙事散文《大难之下》一方面，揭示了在社会现实中，人们盲目消费的的可怕弊端：“随着改革开放解决了温饱，割肥肉，熬猪油，吃个肚儿圆，吃个啤酒肚，一度成为时尚”潜在的脑中风正一步步向人们走来；反映了脑中风的可怕：“脑中风放言：我跟人类挺亲 ，没有太大距离 。我有底线良知 ，也有一定脾气 。我尊重低碳生活 ，推动生活节制。我厌恶声色犬马之士，看不惯其生活奢侈。他们挥金如土，他们花天酒地。凡盲目消费者，总留给了我的位置 。我先给予警钟以提醒，升高其血压和血脂。假如他们感觉挺良好，满足富态和胖体。我再调剂其血浆，悄然添加些栓子。有人偏偏很牛气，对我漠然而视之。既然无视我存在，我终于不会再客气。我以悄然潜入之方式，让他血管出问题。或赋予血栓，或给予溢血，瞬间使他失语失意识。习以为常了，多少偏瘫者卧床不起。屡见不鲜了，那些家破人亡的哭泣。”有人说这篇散文，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以致《中国散文大系》编辑部，将此篇收录为叙事卷，并给予颁发了“当代最佳散文创作奖”。 值得一提的是，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我等兄弟四人，尽管都没能上过高等学府，最高学历的不过初中毕业，但是从寒窗走出，步入社会，都不弃自学，提升了人生价值。三弟洪毅，完小毕业，当兵靠自学担当连队宣传员，两个月就加入了党组织。复原后就业县焦化厂，积极学习和主办黑板报宣传等，被调出参加县下乡工作队，后被调入工商部门工作；五弟洪武，初中毕业后，竟然将一部新华字典全部抄写了一遍。以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被推选为供销社职工。 如今，当兄弟们在一起，回首少年时代都经过寒窗苦，看一看现在有三人得以退休，过上了小康的日子。挺欣慰的。寒窗苦不算苦，寒窗苦亦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