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挚爱着文学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设立。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名单已于7月初公布，238部参评作品中，潍坊作家作品3部，分别是朱奎杰的《泽乡》（序号57）、张葆海的《大绸商》（序号128），以及从潍坊走出去的作家周习的《中国农民》（序号163）。记者采访到三位作家，听他们讲述创作故事，讲述参评作品。8月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5部获奖作品，虽然三位作家并不在列，但他们依然走在逐梦路上。
主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编辑：台 可 美 编：王 蓓
校对：曾 艳（01、08）王明才（02、03）
刘 辉（04、05）刘小宁（06、07）
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新闻线索并提出宝贵意见，本周刊邮箱为
56352618@qq.com本报周一至周六出版--《泽乡》：以悲悯之笔写中国近代乡村创痛
朱奎杰给记者讲解老房构造，他把房屋建筑等写进作品中。韩珺璋 摄朱奎杰是山东师范大学高密朝阳实验学校的一名教师。
《泽乡》
没有人能否认，朱奎杰是个讲故事的高手。《泽乡》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清末民初位于胶东地带胶河与胶莱河区域“百里大洼”发生的故事。甫一出手便参评茅盾文学奖，于朱奎杰是激励，也是鞭策。车沿胶莱河顺流而下，但见“草一片，水一湾”。“百里大洼”里的故事一如破堤之水，倾泻而出。朱奎杰笔下的各色人物呼啸而来，火辣辣的太阳地里，竟有不易招架的苍凉。
勾画清末民初社会“群丑图”
朱奎杰是山东师范大学高密朝阳实验学校的一名教师，用他的话说，是个“小人物”。
在相熟的人眼里，“老朱”肚子里“有货”。朋友落座，一盏茶的工夫，朱奎杰的逸闻趣事便倒豆子一样抖落出来——“老朱”精通法律，顺利拿下首次国家司法考试，要知道2002年的通过率只有6.68%；“老朱”喜欢琢磨事儿，想当年把抛物线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让四邻八舍织渔网的速度蹭蹭上提；就连乒乓球，“老朱”也打得风声水起，在高密城数得着……他把暑假调成“深居简出”模式。学校一放假，伏案创作成了他的日常——他正在写《泽乡》第二部，“挺顺利，眼瞅着就写完了”。
《泽乡》第一部酝酿良久，动笔到收工只用了半年，如有神助。去年10月，《泽乡》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并入列2022年潍坊市重点文艺作品扶持项目。今年7月，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目录公布，《泽乡》获得参评资格。长篇小说被誉为“文学的金字塔尖”。插柳成荫，朱奎杰仍旧做他的“小人物”。然而，“小人物”朱奎杰谈起“百里大洼”时移世变，却给人黄河落天纳入胸怀的阔大。
《泽乡》洋洋洒洒35万字，朱奎杰从1905年李进财逃难落户“大洼”写起。嗣后，“数条线索交叉描写，把多个事件和人物串联起来，使众多人物活动于同一空间和时间，构成一部清末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史诗”。
在这部现实主义作品中，朱奎杰以批判之笔，写清末民初的奸宄竞逐、贪赃纳贿、卖官鬻爵和人心险恶，成功塑造出一幅社会“群丑图”。外委把总胡大壮收税断案、代官行令、欺高压低、敲诈勒索；范典史放乎一己之私翻云覆雨；“大善人”吴厚德垂涎人妇柳叶沉鱼落雁之容设局“租妻”……人性在时代的碾压中扭曲变形。用朱奎杰的话说，“官不是原来的官了，民不是原来的民了”。
乱象丛生的“百里大洼”，背后是苦难深重的国家、民族。清末民初时局动荡，民不聊生，人间惨剧每天都在上演。“百里大洼”的动荡，正是中国近代乡村刺骨创痛的真实写照，“大洼人”的际遇则是中国近代农民起落沉浮的缩影。
以悲悯之笔绘小人物群像
《泽乡》是一部结构宏大的群像小说。得益于群像的流动，《泽乡》视野开阔恢弘，映射出波诡云谲的清末动荡史。
李进财是个“骨髓里早就把家族和自己的命，都拴在土地上了”的人。他逃难来到“百里大洼”，是一个闯入者，也是一把打开“百里大洼”的钥匙。朱奎杰借助故事情节的层层推进，由一人、一事及另一人、另一事，不囿于一隅却又环环相扣。50多个人物或聚或散，似断犹连，在辗转腾挪里交织融合。人性的光芒和黑暗、情感的美好和丑陋，在此一一露出原形。他们既真又假，既善又恶。人与“鬼”，肉与灵，世相与人性，一刀一刀刻画着“百里大洼”，解剖着那个时代。
长篇小说写的是命运。一部《泽乡》，塑造了一个个鲜活、浓烈却又苍凉入骨的艺术形象，奏响中国近代农民的悲歌。“百里大洼”底层小人物多是以己之身肉搏乱世。朱奎杰用平视的姿态，写小人物的悲喜人生、爱恨情仇，观照他们的进步与局限。他心怀悲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真挚、深沉的人文关怀。
朱奎杰在书中对女性的命运和生存境遇进行了刻画。梁水红、柳叶、杜春雪是三个女性典型人物。她们性格各异，如此不同却又如此相同。在被卷入同一时代洪流的那个瞬间，她们便带上了相同的宿命感和悲剧意味。
梁水红是婆家用小女儿加上卖十亩高地的钱换来的媳妇，丈夫矮小猥琐，是个“痴鸭子”。水红哭闹着跑回娘家，终因敌不过现实作罢。艳丽妖冶的水红偏偏遇上了外委把总胡大壮这个“饿牲口”。被霸占后，村里人对她指指点点，女人们则直接骂她是“半开门”。
与梁水红不同，痴柳叶倒是嫁给了心上人陈福来。陈福来对柳叶也是一片真情。无奈陈福来嗜赌如命，败光家财，遭人暗算。柳叶寻死不得，被迫租给了痴情于她的“大善人”吴厚德。吴厚德在柳叶的三寸金莲里彻底沉沦。柳叶戴上金枷玉锁，同时也成为生孩子的工具。
旧社会女性是男人的附属品，男人在的柳叶逃不掉，男人不在了的杜春雪也逃不掉。丈夫马远失踪四年，杜春雪想再嫁“小牙狗”周为仁，却无法迈过现实的坎。用牛士启对杜春雪大伯子的话说，“那杜春雪活着是你家的人，死了是你家的鬼，你是她的大伯子，是马远的长兄，你们家就你说了算”。杜春雪最终落了个子亡、人疯、被大伯子转卖的结局。
“百里大洼”这几个女性的命运里带有几分“身不由己”。他们或为了几吊钱出卖灵肉挣扎求生，或囚于金枷玉锁掩耳度日。她们也想抓住救命稻草跟命运叫板，终于还是在压抑、恐惧、困顿中没了声息。
毁灭是“小牙狗”的必然结局
“为什么不能让‘小牙狗’活着？”对很多读者而言，他是《泽乡》里的“意难平”。朱奎杰说，“小牙狗”周为仁是一个孤独的反抗者，他思想上并未真正觉醒，是出于本能反抗旧制度、旧文化。毁灭是其必然结局，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变中的生命真相。
周为仁是美与丑、善与恶的矛盾结合体。朱奎杰笔下的他清朗英武，恩怨分明，会几趟拳脚且好勇斗狠。朱奎杰说，周为仁并非不想“为人”，但找不到一条合适的出路，只能一步步被推向深渊。这是对时代悲剧的讽刺，也是对农村底层青年悲惨命运的同情。
高门大户妻妾成群，穷苦人家的愿望很朴素，哑巴老娘就盼着周为仁能成个家，膝下再熬个人。打光棍的周为仁被杜春雪选中“拉帮套”。他喜欢杜春雪，对杜春雪患病的儿子石琐也能视如己出。两个人逐渐彼此取暖、互相慰藉。打算成亲的时候，他们也憧憬过未来，有过希望。
然而，“圣徒们”是绝不会放过周为仁、杜春雪们的。在“皇权不下县”的中国传统社会，多是乡绅完成乡村治理，族长则是宗族势力的代表，有一言九鼎的威望。底层百姓深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这些人和思想抟成一只强有力的无形之手，管理着乡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扛着走”“有夫从夫，无夫从兄”，这些“常言道”如紧箍一咒，降服妇女心猿。
“圣徒们”最见不得的就是周为仁、杜春雪动摇伦常。为了银子，他们搬出国法家规、祖宗伦常。为了爱情，周为仁绑架了李进财的儿子，嫁祸“赌友”陈福来，害得人或子散或妻离。他成了表哥吴厚德的帮凶，成了推磨赚钱的“鬼”。
此后，周为仁被裹挟着，孑然一身进行着最原始、最惨烈的反抗。他假扮土匪抢劫官差，威震黑口桥，官府不容他。石琐死了，杜春雪疯了，周为仁报仇时误杀胡大壮千金，民团不容他。“他杀了人，自然是不能活了”，表哥吴厚德急于划清界限，甚至参与了对他的诱捕。表哥也是万万不能容他的。
周为仁原本可以逃离“大洼”，可他还是断送了性命——为了“给娘放下十五两银子，再问问那杜春雪是不是还疯着”。很多读者看周为仁被“串羊肉串”，绝望到如坠“无间地狱”。周为仁被高高举起，用一根断头楸木的上头对准肛门，把人“刺啦”往下一拉，树干从肛门插进肚里。周为仁疼得扭麻花，求死不能的无力感跃然纸上。朱奎杰说，“串羊肉串”是高密真实存在过的地方酷刑。他用这种赤裸惨烈的刑罚，控诉了那个命如草芥的时代。
周为仁咬断舌头，也没透露黑口桥劫道受何人指使。临死前他吐露对哑巴娘的牵挂、对李进财的忏悔。“杜春雪是不是还疯着？”这个他一直牵挂的问题，和他的人一起埋进了土里。那日，两个人成亲的好梦只当是个诳言吧。
朱奎杰遵循历史必然性原则，没落入团圆窠臼，塑造出“小牙狗”周为仁这一悲剧形象，引发读者的批判性思考。旧社会底层小人物想和喜欢的人成个家，一起过太平日子，更像是痴人说梦。
“百里大洼”是创作根基与灵感源头
莫言把“高密东北乡”安放进世界文学的版图，让世人记住了洸洋血海般无边无际的红高粱。如果说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红色的，那朱奎杰的“百里大洼”则是白色的，悲怆苍凉。朱奎杰用一首歌写下了“百里大洼”的样子：
百里大洼，衍生远古，
天垂四野，地托万物。
河织泽布，朝云暮雨，
汪洋高粱，蒹葭荷蒲。
农耕匪聚，侠客剑舞，
白银烈酒，丰乳白骨。
朱奎杰生于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被老辈们称作“大洼”。在这个极具辨识性的文学空间里，朱奎杰构建起一段中国乡村往事，方寸之间气象万千。
朱奎杰是被“百里大洼”的故事养大的，这是他的创作根基、灵感源头，是他的出发地。自明朝中后期起，移民们带着“各地的口音、风俗、智慧、技术和诡计”，陆续迁徙至“百里大洼”安家落户。多元文化在此碰撞、融合、更新、发展，“百里大洼”的故事何其精彩。“没尾巴老李”“典妻租妻”“上喜坟”“戳驴腚”……朱奎杰把家乡的历史人文、风土人情、自然风貌等信手拈来，加工升华，创造出一个血肉丰满的“文字王国”。
朱奎杰所叙之人，皆能在纸上见其声态。究其原因，人物真，拒绝脸谱化扁平化是一；语言活，方言俚语驾轻就熟是二。朱奎杰“如实描写，并不讳饰”，塑造了“猴子”等一系列善中有恶、恶中见善的鲜活人物。集市比武，朱奎杰把好汉郭忠义的仗义豁达刻画得入木三分。郭忠义的原型是高密人郭永怀。郭永怀为人仗义，武功超群，是个百步穿杨的神枪手。民国初期，他独自一人闯关东，后被张作霖招至麾下，深受器重。朱奎杰在征得郭永怀族人同意后，以他的故事作为素材，经过艺术加工，塑造出少年英雄郭忠义。
朱奎杰善于向民间学习，从《泽乡》中可见，他对方言俚言的挖掘储备是海量的。“水袖子”“瓜蔓亲戚”“大风刮不长久，亲人恼不多时”……这些长辈们常挂在嘴上的话，用对了地方，比书面语言更有滋味。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语言给人充沛的生命力。朱奎杰写梁水红，“长得像热辣辣的水红花一样又俊又浪，皮肤白嫩，个子高挑，细腰翘腚挓挲着胸，一口拿勾带弯的青岛腔”。水红的模样一下立在了眼前，或许你还会想起身边的某个人。
一部长篇小说包罗万象，需要朱奎杰既能荡气回肠，也能穿入隐微。幸运的是，“百里大洼”是个只要你愿意了解，就能挥斥八极的神奇之地。河流分布、村落布局、佛堂求签、婚嫁风俗……朱奎杰形诸笔下，读时如临其境。
近看“百里大洼”，多是命运的痕迹。它承受和包容着一切。朱奎杰把《泽乡》第二部的坐标也放在这里，那些人、事、物、理，终将把它带向远方。
向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致敬
《泽乡》是一部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全书四十回。朱奎杰喜欢章回体小说鲜明的民族特色。使用这种叙述体式创作处女作，是其有意为之。他把这称为一种致敬。用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李掖平的话说，《泽乡》的优秀之处在于它隔着遥远的时空，向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致敬，向《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等经典传统小说致敬。
朱奎杰读书杂，尤喜明清小说。他深厚的文学功底，通过《泽乡》可见一斑。翻开目录，只见小说回目标题设计精致、严谨、工整，主要内容跃然纸上。
朱奎杰捧起面前的《泽乡》，抑扬顿挫读起开篇词：“诌书扯戏君莫信，且老了少年心。古来英雄竞风流，只不过，名缰利锁又翻了新……”乡音缭绕，概说人世沧桑，一生心境变化落于纸上。一阙词，人物故事开启之前，总领全书基调。
《泽乡》语言新颖，作品中穿插诗词歌赋、方言俚语，俗与雅巧妙融合、别具一格。“北山苍苍生白云，东海茫茫浮仙山。西风劲，古道远，苍凉歌楚汉。吃罢蒲黄闲采薇，高粱酒里做神仙。草一片，水一湾，疏林绕炊烟”。精美诗词这方唱罢，《陈三两爬堂》的戏文那方登场，间或蹦出几句方言俚语，读来满口生津、饶有滋味。
因章回体的运用使然，故事常常在惊心动魄处戛然而止，让人手不释卷。放眼中国当代主流文学界，章回体小说数量并不算多。莫言曾用章回形式创作了长篇巨制《生死疲劳》，反响热烈。朱奎杰说，章回体小说兴于明清，和唐诗、宋词一样，章回体虽与朝代有关，但早已超越了朝代限定，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传承、发展。
“百里大洼”是朱奎杰生活的土地，也是他躬耕的文学沃野。盛世中华，何以中国？《泽乡》以悲悯的笔触揭开清末社会底层的深重苦难，凝视中国近代农民的生活和命运。反抗者周为仁死了，还会有后来人为那个时代敲响丧钟。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慧丽（署名除外）
--
发起于新闻灿烂于文学
2010年6月，张葆海（左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邓友梅颁奖。
张葆海从一名电工起步，考取记者，转行文化与文化市场执法工作，编写过
文史资料，从事过党员干部教育和红色文化研究……一路走来，始终没有离开“文字”这一行当，持之以恒地爱着文学，孜孜不倦地“玩”着那些有灵性的符号，创作完成多部长篇小说和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等。
从工人到记者 出版新闻作品集
1967年5月，张葆海出生在昌邑县太保庄乡（今属峡山区），从小喜欢读书，抱着《红楼梦》《西游记》等名著“啃”。高二时，他在作文课上写小说，被老师点名批评。
1986年高考预选前，知道高考无望的他干脆随心所欲地写起小说来，创作了3000多字的小说《颤抖》，排解郁闷。当年，他考入一所技工学校，学采矿专业，却难以割舍对文学的热爱。其间，参加了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文学系学习。1989年9月，他被分配到昌邑县第二水泥厂，成为一名电工。厂区坐落在昌邑最南端，紧靠峡山水库，周边全是农村，是安静的读书环境。于是，他又参加了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业余时间全部用于学习和阅读。
1991年，张葆海考入昌邑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专职新闻生涯。参加工作10周年时，他已调入昌邑日报社3年，望着案头堆积如山的稿件，摆满书橱的获奖证书，他冒出出一本作品集的想法。他买来电脑，边学习打字边整理稿件，半年多敲出20多万字的书稿。1999年9月，由他撰写的昌邑市首部新闻作品集《大地求索》出版，中国记者协会理事、国内部主任阮观荣作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转战文化系统 创作第一部长篇
张葆海对家乡的历史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一直想深入探求昌邑历史与人文，可忙于新闻采编时一直未能如愿。
2003年年底《昌邑日报》停刊，他被分流到昌邑市文化局工作。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挖掘整理地方历史文化方面，被抽调到档案馆后更是如鱼得水，白天整理资料，晚上伏案疾书。先后主编和参编《昌邑村情》《昌邑知名企业》《我们走过那黎明的河边》《天南地北昌邑人》等文献资料。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主编《神圣抗战》一书，被教育部等部门列为青少年教育读本。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诚信·和谐——改革开放30周年昌邑发展巡礼》一书，从搜集材料到设计出版，仅用8个月的时间，这部图文并茂、史料丰富的大型文献便呈现在人们面前，书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和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让人惊叹不已。
2009年4月，张葆海奉调昌邑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工作，很快创出了潍坊市文化市场执法工作的样板。文学成了业余爱好，是他心中的“痛”。“还是那句话，我爱昌邑，我熟悉昌邑，所以我离不开写作，也离不开昌邑。”他说。
早在1998年，他已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村里村外》，讲述发生在山区的村庄故事，2011年8月出版。莫言题写书名，著名作家张笑天、周明题词祝贺，先后荣获“作家报杯”全国文学艺术大奖赛金奖、中国世纪大采风征文活动金奖、第二届“风筝都文化奖”。2011年10月，出版报告文学作品集《时代风采》，其中14篇报告文学作品获全国征文一、二等奖。之后，出版中篇小说集《且听蝉鸣》，贾平凹作序。曾先后六次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文化泰斗、著名学者接见。
目前，他创作完成长篇小说《大粮仓》，讲述的是黄河滩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将家乡盐碱地、摞荒地改造成粮仓的故事。“小说总要有矛盾冲突，虚构一些不‘体面’的人和事，但县城太小，总担心有人会对号入座，所以就会限制一些思维和情节。”张葆海说，这也是身居“小地方”的作家们创作的局限性，也是文学与现实的矛盾。
编写文史大观 遍走村庄积累素材
2013年，张葆海奉命为原昌邑县委书记刘洪仁（昌邑时段1978—1983）整理回忆录。刘洪仁任职时，张葆海还上学，两人更没有见过面。为此，他到档案馆查资料，采访当年任职的村支书和机关干部，复印资料和记笔记1000多页，仅半年时间完成8万多字，得到刘洪仁的充分肯定。
2014年3月，张葆海奉调到昌邑市政协工作。当时，昌邑市政协正在编写《昌邑市乡村文史大观》系列文史资料，每个镇街一卷。张葆海主笔《北孟卷》《饮马卷》《石埠卷》《奎聚卷》。三年间，他对这四个镇街的村庄做了详细调研，对用作桥面的古碑打着手电，深入桥底逐字抄录。同时配合其他参编同事拍摄照片、走访调研，走遍了四个镇街的村庄，对每个村庄的文化资源、村情村貌等做普查，积累了大量素材。
2015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昌邑市龙池镇计划利用烈士祠东西厢房打造龙池抗战纪念馆。这是昌邑市第一个红色展馆、全国首家乡镇级承建的抗战纪念馆，张葆海主笔撰写布展文案，开始挖掘昌邑红色文化资源，把昌邑党史、抗战史梳理了一遍，特别对渤海走廊革命斗争史做了重点研究。
挖掘红色文化 写成长篇纪实小说
2017年开始，张葆海参与昌邑市党性教育基地的筹建工作，先后参与龙池镇红色文化展览中心、红色文化小镇、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等策划布展工作。为挖掘渤海走廊革命斗争史，他与几位同志一起，从招远开始，沿着渤海走廊的路线，从东往西实地探访100多个村庄，采访数十位80岁以上的老人，边走边打听，在莱州查找到运金部队过胶莱河的渡口，并确认了过河过程。
他们还先后到大连、上海、北京、济南、滨州、淄博等地采访当年的亲历者和后人，获取不少新资料，弄清了渤海走廊的具体路线以及胶东抗日军民如何夺金、运金等细节，还从玲珑金矿带回一些采金的老物件和金矿石标本。
在此期间，网上刊发了一张原昌邑县独立营政委宫愚公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的照片。查访后得知老人已于一个月前去世。宫愚公是渤海走廊革命斗争的亲历者，也是主要指挥者之一。请示昌邑市委组织部领导后，张葆海等赶赴上海，终于找到宫愚公的二儿子宫建华，委婉表达想征集“渤海走廊”相关实物、资料的意愿。“不巧的是在我们赶到的前几天，他刚把父亲的遗物捐献给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张葆海遗憾地说，好在宫建华送给他们一本宫愚公的老相册，还讲述了从父亲那里听到的一些革命斗争故事。
昌邑市都昌街道渔埠村孙阁田先后将六个儿子送上战场，“一门六英”的故事在昌邑广为人知，在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里以雕塑呈现。张葆海等经多方打听，终于与孙阁田的外甥取得联系，知道孙阁田还有三个女儿在世，了解了更加详细的细节。2019年8月23日，孙阁田两位年近九旬的女儿带领儿孙等九人来到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在“一门六英”的雕塑前拍了一张特殊的“全家福”。
2020年，张葆海还意外采访了90多岁的抗美援朝老兵董桂欣，收集了他从朝鲜带回的珍藏了68年的一枚枫叶和一张朝鲜小姑娘的照片、一张五元的朝鲜币，成为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的“镇馆之宝”。
从建馆收集资料，到撰写布展大纲，张葆海总有意犹未尽的感觉。馆内展陈资料是脉络性的，如果将渤海走廊革命斗争的史料全面呈现出来，无疑是对展馆的有益补充。于是，他又创作了20多万字的纪实文学《生命密道》。渤海走廊革命斗争的亲历者林荣桢、傅毅武等题词祝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昌邑市委组织部编辑出版渤海走廊红色文化教育丛书（全四册），张葆海任执行主编，《生命密道》为丛书之一。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齐英华
-
《大绸商》：丝绸路家国情
《大绸商》
贾平凹题写书名
张葆海（右）在中国柳疃丝绸文化博物馆体验生活。
“一部中国丝绸之乡的发展史、一部海上丝绸之路的血泪史、一部红色丝绸之路的开拓史”，一部《大绸商》融入了张葆海在昌邑生活30多年的人生感悟，小说创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且听作者娓娓道来。
一句话激发创作欲望
以绸商阎毓瑛为原型
一旦有了某种机缘，就会自生写作的欲望。对于张葆海而言，创作《大绸商》有点机缘巧合。
2020年春，昌邑市委组织部编辑的渤海走廊红色文化教育丛书（全四册）决定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4月8日，时任山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王路来到昌邑指导工作，先后参观了渤海走廊革命斗争陈列馆、中国柳疃丝绸文化博物馆等，张葆海是陪同人员之一。在中国柳疃丝绸文化博物馆，王路特别有感触：“昌邑丝绸文化是山东少有的有国际背景的题材，应该创作一部以昌邑丝绸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闻听此言，张葆海激情澎湃，这个题材他熟悉，也积累了大量素材。昌邑是丝绸的故乡。从周朝起，人们便在潍河两岸“养蚕织帛，捻线就织”。到清代中期，柳疃及周边村庄织机总数达到两万多台，从事织绸和丝绸贸易的人数达10万左右；清嘉庆年间，昌邑年出口柞绸60万匹，使昌邑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些数字早已深深刻在他的脑海中，昌邑悠久的丝绸文化早就催生了他的创作欲望，耳濡目染、日积月累的丝绸故事一直充盈心中。
此后几日，他又感到压力很大，几乎夜不能寐。早在2010年9月，山东省作协会员董云卿就创作了长篇小说《下南洋》，笔触聚焦下南洋的昌邑绸商；2010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著名作家、编剧张笑天创作了110万字的长篇小说《天之涯 海之角》，以昌邑丝绸为题材，切近“下南洋”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命运，展示了一幅风云变幻、荡气回肠的历史画卷，使广大读者读到了一部民国时期特定人群的生活记录。
如何变换角度，全方位展示昌邑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张葆海思考着，昌邑绸商除了背着“绸包”上北洋、下南洋、闯东洋、走西域，将“柳绸”推向世界外，还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店销售。清代中期，北京400多家丝绸商号中，昌邑商号约占三分之一，名气最大的就是“天有信”。他盯着“天有信”那张老照片，想了很多，遂决定以“天有信”阎毓瑛为原型展开创作。
熬夜两晚写出故事梗概 胸有成竹两次删减
“时光流经的往事之河，时常在脑海里汹涌澎湃。深沉的感动，必然凝聚成深沉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文学的意义。”张葆海迅速打开思路，熬了两晚，完成2万余字的故事梗概。怀着一点忐忑，一点兴奋，也顾不得是几点了，就立即发给了王路。
第二天，王路阅后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此后大约9个月的时间，张葆海白天忙于工作，夜晚进行创作。他没有饭后散步的习惯，这也是多年写作所致。如此，正好可以坐在桌前安心创作。那段日子，夜里零点前睡觉很少。2021年5月终于完成50多万字的初稿，初名《苍天有信》。
张葆海把初稿发给几位朋友，都建议删减到30多万字，不要超过40万字。接下来，他马不停蹄地征求意见、修改打磨、联系出版。此时，王路已调任山东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小说也交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审阅出版。
在出版社审稿期间，张葆海在《今古传奇》杂志中看到一则关于举办长篇小说大赛的启事。他尝试着投稿，执行主编王安君回复说，小说立意深远、体量丰富，杂志计划刊登，但需要压缩到10万字。于是，张葆海利用3天时间将小说缩写到8万字，标题《信通天下》，在《今古传奇》杂志2023年第1期封面配图刊登，被今古传奇传媒集团评为“最受读者欢迎全国优秀小说奖”。
能够如此顺畅地完成，得益于他参编《昌邑（柳疃）丝绸史》时积累的大量史料，及生于斯、长于斯，对这片土地的熟悉和热爱。昌邑位于渤海湾南岸，古称鄑邑、都昌，秦朝设县，宋朝定名，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建置沿革史，是著名的“丝绸之乡”“华侨之乡”“中国丝绸文化之乡”，东夷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何以如此自如，短短几天时间完成删减？张葆海说，小说原本写至抗战胜利，所以在首次缩减时将时间轴放在全面抗战爆发，而经过近一年的创作，他熟悉每行字、每个人物、每个情节，所以在第二次缩减时并没有耗费太多工夫。
三十年感悟融入小说
商业画卷诉家国情怀
早在2011年，张葆海在出版中篇小说集《且听蝉鸣》时，贾平凹就在序中说，“葆海同志是一位有着奇特语感的年轻作家，叙述很是随意率真，却不失细腻精微，情绪节奏上的轻重缓急自有照应，妙趣与感伤浑然相融。”2022年11月，《大绸商》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贾平凹欣然题写书名。2023年2月被教育部评为“全国中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推荐读物”，5月在第十三届中国文化进万家融合发展峰会暨中国作家新创作论坛荣获一等奖。
“我在昌邑生活了30多年，早已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这座城市，把自己对昌邑的爱、把在昌邑生活的人生感悟，全都融入了这部小说。”在张葆海的讲述中，在昌邑悠久的丝绸文化背景下，阎、亓、李等丝绸产业家族分分合合的商业竞争和矛盾纠葛中，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正如作家秦坤在评论中所言，小说“整体叙事节奏舒缓和紧张错落有致，描画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昌邑‘清明上河图’，歌颂了‘诚信’这个昌邑丝绸的精神图腾。”《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陈涛评价，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塑造了闫立信、亓学文、李维善等典型爱国绸商形象，巧妙融入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等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将人物命运、家族兴衰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紧密相连、互建互构，讴歌了近代中国绸商自立自强、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创业精神和抵御外敌、开辟红色‘丝绸之路’的家国情怀。”
“新时代崇尚爱国奉献，倡导诚信立业，更呼唤创业精神。”张葆海说，小说对传承和弘扬作为百年老字号民族产业品牌和昌邑丝绸文化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筹划《大绸商》等影视作品创作生产”已写入2023年昌邑市政府工作报告，期待早日搬上荧屏，正着手创作的《大盐都》早日与读者见面。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齐英华
-
用文字的碣石雕塑人物
周习在寿光采访山东第六地质队队员、90岁的刘芝香（左）。
周习创作《行走乌蒙》期间在贵州采访。
周习（右）创作《碧海金滩北戴河》时在泥河湾采访考古科学家卫奇教授（中）。
对作家周习的采访是挺特殊的一次，与记者面对面的除了周习，还有寿光、昌邑、青州等地的作家、文学爱好者，一起谈文学，谈《中国农民》，谈周习。周习纯朴、敦厚、真诚，脸上始终挂着灿烂的笑，沉稳的语调里透着谦和的姿容，在大家眼里，热爱文学的她，勤奋、执着、认真。
小说连载一炮而红
扎根国土资源文学
寿光这片土地养育了周习。20世纪60年代末她出生在这里，从小就跟着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父亲开会，读报看文件，培养了对文字的敏感。父亲在寿光县丰城公社（今属化龙镇）驻村多年，周习经常接触一些驻村干部、包片书记等，涵养了她高远的眼界、疏阔的格局，而对这一群体的熟悉也为她日后创作基层干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989年大学毕业，周习回到寿光，虽然工作有过变动，但唯一没变的是她对文学的热爱。周习说自己就是一个写字的人，从小喜欢文字，“文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很多事物只有用文字描述下来的才可以留住。”她说，内心的思想使自己义无返顾地爱文学，“文学让我有好奇心，使人们信任我”。
很多年以前，《寿光日报》编辑邱家兴二十七八岁时，二十出头的周习住在报社后面的楼上，每次写完文章，都到报社找邱家兴帮着看稿。有一次，邱家兴到周习家，一眼看到茶几上摊着一摞稿件，她就是伏在茶几上写文章的。2001年，周习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婚姻危机》，邱家兴当时负责副刊，他说：“这部小说写寿光人的生活，题目也吸引人，寿光人一定很喜欢读，我们给你连载吧。”
连载刊发后，社会反响很大，不断有人向邱家兴打听“周习是谁”，好多人抢购报纸，只为了读这篇连载，还有读者把每期剪下来，集成一本书。王瑕亦是读了报上连载的《婚姻危机》，才知道寿光有一位作家叫周习。
2005年8月8日，王瑕外出刚回到寿光，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周习，王瑕既兴奋又惊讶：“啊，《婚姻危机》的作者给我打电话了。”原来，周习经常在报纸上读到王瑕的散文，寿光要成立作协，邀请王瑕加入。王瑕说，当时感觉作家离自己很遥远，没想到能给自己打电话，8月9日，寿光市作协成立，周习担任作协主席，王瑕加入寿光作协，二人从此开始了文学的交往。
2012年，周习作为特殊人才，从寿光市国土资源局调到山东省国土资源厅，担任《山东省国土资源》综合版、《山东国土资源通讯》执行主编，同时开始接触扶贫题材，到惠民地区采写了《第一书记和他的村庄》《第一书记和他的父老乡亲》，得到业界的一致好评。2015年，周习到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2018年3月更为现名）驻会，2019年起担任中国自然资源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提携后辈 营造文学氛围
因为热爱，周习一直笔耕不辍，大作不断：著有长篇小说《婚姻危机》《少男少女》《土窑》《天干地支》等，出版了《鲁院纪事》《行走乌蒙》《碧海金滩北戴河》等多部纪实文学。而且是获奖“大户”：《婚姻危机》获得潍坊市精品工程奖，《盐碱地》获得泉城文艺奖，《少男少女》获冰心儿童图书奖、泰山文艺奖，《土窑》获宝石文学奖、首届风筝都优秀作品奖、《鲁院纪事》获冰心散文奖等。
周习自己热爱文学，还特别注重提携后辈，营造寿光文学氛围。在寿光工作的李秉桦对此深有感触。2008年，他读高中的外甥女写了一部《手绘时光》，找时任寿光市作协主席的周习写序，周习二话没说答应了，两天时间完成这项“任务”，“她没有因为是青少年写的书而婉拒，而且从序文可见，她比我们还要了解孩子。”这令李秉桦很感动，“如果没有读，写不到那个深度，她小心呵护热爱写作的孩子们的文学梦。”周习一直关注这个孩子成长，熟知她的近况。
寿光“90”后文学爱好者刘晓东是周习的粉丝，小学三年级时从报纸上看到了连载的《婚姻危机》，虽然那个年龄对婚姻不了解，也没有深入地阅读，但喜欢翻翻那些文字，由此记住了“周习”的名字。初中时，刘晓东读《土窑》，开始读懂其中的人物，开始关注周习的作品。如今，他在周习的鼓励支持下，加入寿光市自然资源作协，开始以笔写人生。
把自己活成一支笔
用脚步丈量大地
周习是一位高产、高质的作家，何以能做到这一点？答案是：勤奋与执着。
长篇报告文学《行走乌蒙》是一部反映国土资源人投身脱贫攻坚艰巨工程，在贵州省毕节市农村帮扶贫困群众脱贫的“大书”。这部作品是周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创作方法，用双脚走出来的。在高海拔的地方，她忍着耳鸣，克服晕车、呕吐等不良反应，沿着贫困山区的扶贫线路行走，走遍贵州10个深度贫困县，甚至走到云南、四川，扎扎实实地写出了那片土地的美丽、生活的艰难与改变。其间，因为紫外线太强，她又不懂防护，直到有一天右眼看不清东西了，回北京治疗3个月，才恢复视力。
为了写好《中国农民》，她忍着皮肤过敏的痛苦，屡屡回寿光乔装打扮成农妇，“混”入菜农中体验生活。对菜乡已十分熟悉，又积累了大量素材，为何再去体验？周习说，北京文坛“四大名编”之一，《十月》杂志创始人、原编审张守仁跟她说过：“周习，你想写农民，就得体验生活，你认识黄瓜叶子，可你认识这片叶子反面的脉络吗？”所以，她的作品特别注重细节，以细节的真实表现生活的真实，处理好生活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之关系，彰显她扎实的写作功底，“瞬间能永恒，历久能弥坚，我坚信真实的力量坚不可摧。”周习说。
周习曾带王瑕到张家口泥河湾考古现场采访，在那里见到了一生钟情于泥河湾考古的科学家卫奇。后期，周习带一名研究生再赴泥河湾一周，更深入地体验生活。1978年发现的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是泥河湾盆地一处内涵极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古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周习中篇小说《小长梁》中的河北阳原小长梁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第一阶上。
2019年、2021年进行《碧海金滩北戴河》创作前的采访，她奔赴燕赵大地、山海关前，在燕山山脉和太行山中出没，在北戴河畔进行细致地采访，近距离地与于福江、张建乐、张彦龙等海洋科学家接触，讲述了科学家把祖国海洋事业研究推进到世界领先水平的事迹，塑造了包括肖桂珍在内的诸多鲜明人物，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主席团委员李一鸣评价说，她“用文字的碣石雕塑了一组英雄群像”。
李一鸣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了自然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是自然资源人以资源报国的一种精神，是中华大地上那些有着铁肩膀、硬脊梁的中国人的精神。周习把自己的写作当成生存状态、生命形态，她把写作当作职业来安身，当作事业来追求，当作生命来热爱。她的心是自然的原野，在上面种出文学的禾稼。她把自己活成一支笔，写出了碧海，绘出了金滩，描写了拥有金子般心灵的自然资源人”。这也是周习高产、高质的原因。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齐英华
--
用真情为中国农民立传
《中国农民》
高产、高质的周习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2022年，对她而言是“丰收”的一年，10月，《碧海金滩北戴河》出版，12月，《中国农民》发行。2023年，她用真情、真意、真心书写的《中国农民》参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创作缘起 心心念念家乡的人和事
翻开《中国农民》，卷首12个字是世界农学巨著《齐民要术》序言的精髓——食为政首，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周习说：“我要表现的是一个具备新时代特征的优秀县委书记典型，他为政一方、脱贫攻坚，让农民致富，党的惠民政策在基层得到落实。所以引用这12个字概括出来，精炼而深邃。”
文学为时代而歌。寿光有蔬菜、有市场，周习作为寿光人，用创作回馈家乡。《中国农民》是周习从与韩永山（小说人物韩大山）交往开始酝酿的，很多年以前，她从新闻中看过无滴膜，寿光推广蔬菜大棚时，她负责写文家街道推广使用无滴膜的报道，真正看到无滴膜，认识了韩永山。
因了父辈之间的感情，她熟悉小说中的人物原型，还与韩妻（小说人物周慈姑）论起辈份，喊韩妻“大姑”。后来，她从大姑的讲述中了解了韩大山的更多细节，知道了“放风”的起因，聊底肥的使用，深入了解了她与小说原型王伯祥交往的细节等。
2006年，周习受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何建明之邀，以王伯祥为原型创作报告文学，但因种种原因未动笔。已经积累了大量素材，又是熟悉的家乡和人物，她决定创作小说，“文学作品更易普及，小说流传最广”。
以王伯祥为原型的报告文学、影视等文艺作品较多，再创作小说是否合适？周习坦言，最初的确有过担心。是张守仁的一席话打消了她的顾虑。2006年，张守仁说：“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关于寿光的报道、文学作品再多，都是你的参考资料，就像老师布置作文题目一样，同样的题目，可以有无数种写法。”
心心念念终有所盼。2009年3月10日，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在北京开班，时任潍坊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寿光市作家协会主席的周习，作为山东省唯一的作家学员参加本届研讨班。其间，书名考虑成熟，由最初的《沃野》《土生金》到《中国农民》。
而定名《中国农民》，周习是受波兰作家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农民们》启发。2009年6月，鲁院组织到江西进行社会实践，周习一路都在读《农民们》，同学们爬三清山去了，她停在半山腰，直至读完上、下两册，受益匪浅，“我也要写新时代的农民”，她决定给自己的小说定名《中国农民》，并于当年完成初稿。
熟悉题材 情节从脑中跳出来
2017年，山东省作协征集重点扶持作品，《中国农民》入选。计划不如变化快，周习调到北京，接受扶贫题材的《行走乌蒙》、河北自然资源系统典型工作者事迹为原型创作《碧海金滩北戴河》，《中国农民》的创作不得不延后。
熟悉的题材，已有初稿，2022年，她向中国自然资源作协“请假”，要全力以赴完成《中国农民》。时隔多年，要写新时代的农民，注定要有新的内容，她数次回寿光体验生活。同时选择了两名“第一读者”，一位是“70后”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位是正在攻读博士的女儿，每写完一章，她就拿给两人读，“看看农民是否能读懂，是否有阅读障碍，看看‘90后’年轻人是否喜欢读，小说能否跟上年轻人的节奏。”定稿前，她又回寿光一个多月，深入农村，到高科技大棚、种子研发中心调研，对小说进行最后的完善。
新时代文学要体现这十年，怎么处理？丈夫建议她采取倒叙的方式，于是以王为民2018年12月回老家菜乡开篇，以参加2019中国农民丰收节结束，从结构而言，看似是两年，但行文所需的细节纵向深入，甚至最远追溯到了《齐民要术》。
丰收节是世界上首个为农民设的节日，2019年山东省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寿光三元朱村举行。把王为民到现场参加庆祝活动作为小说的结尾，也是她觉得最成功的地方。周习说，最后的情节“完全是跳出来的”，她并没有在现场，“一块巨大的红团向王为民袭来”是真实存在的，这时，歌声传来……行文至此，《我爱我的祖国》这几个字从周习脑中跳出，她敲下键盘，再翻看资料，不对，现场唱的是《我和我的祖国》，再核实，她发现，真有《我爱我的祖国》这首写乡村变化的歌，她决定不改了，“这是神来之笔”。
细节感人 娓娓道来讲故事
《中国农民》是纪实的，几乎每个人物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原型，细节忠实于现实，又是文学的，用文学手法塑造人物，一个人物身上有几个人物的影子，把几个人的成就集中到一个人物身上，“文字充满诗情画意，用真实的细节感动人，突出内心所想，表达自己想看到的，饱含感情的文字就是文学。”周习说。
《中国农民》语言流畅平缓，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典型的反面人物，但又特别耐读，能被吸引着读下去，周习是如何做到的？
周习坦言，中国农民是有时代感的，新时代的农民受到从未有过的尊重。2012年12月，她参加中国作协十代会，是30年来中国自然资源作协系统唯一参会的女性代表之一，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要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去创作。”的确，《中国农民》正是她践行这一创作理念的作品，是带着感情去写作的，她对王伯祥、王乐义等人非常熟悉，彼此关系像兄弟姊妹般融洽。“其实小说中，王为民最大的对立面是贫穷，最大的矛盾冲突是他用智慧打败贫穷，不用非得虚构某个人物作为其对立面。”周习说。
而在李秉桦看来，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中国农民》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寿光的爱，写身边人、身边事，官员为民务实，农民向上向善，并没有拔高。以过黄河开篇，以丰收节结篇，“周习心有格局，小说立意高远，她希望中国农民都向善，希望中国的干部都为民，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我爱我的祖国》，她用善意的笔触塑造了农民群体形象。”
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山东省作协会员张世奇参加过《中国农民》新书研讨，7月23日又专程从昌邑赶到寿光。他说，官民一体，民风决定官风，两者相辅相成。寿光人骨子里透着一股积极上进的精神，有实现自我发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劲头。“我感受较深的寿光开发，对李红妹的描写太真实了，看出周习对农村生活、农村干部都很熟悉，写得实在。”张世奇说，小说的语言风格与思想内容具有高度一致性，语言朴实、正气、接地气，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性情，什么样的语言，非常契合，可见她体会深观察细，娓娓道来，就像面对面讲故事一样。
寿光编剧梁卫山从小说中看到了一幅朴实无华、用情感真挚描绘的真实的农村画卷，“虽然没有博人眼球的离奇情节，也没有夸夸其谈，而是用接地气的语言，客观、真实地记述了县委书记王为民以及乡镇基层干部、农民的形象，给人以正气。”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周习用作品回报家乡寿光，“通过寿光农民展现中国农民的形象，她对寿光这片土地的热爱深入到骨子里。”寿光文学爱好者李春平如此评价。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齐英华
-
潍坊作家逐梦文学巅峰
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是中国文学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荣誉，是每个长篇小说创作者都在追逐的目标。回望过往十届，连续40年，从未中断。潍坊厚植文学沃土，培育文学生态，潍坊作家作品一直走在通往“茅奖”的路上。
往届“茅奖”获奖篇目
●第一届(1977—1981)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东方》、莫应丰《将军吟》、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古华《芙蓉镇》、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
●第二届(1982—1984)
李准《黄河东流去》、张洁《沉重的翅膀》（修订本）、刘心武《钟鼓楼》
●第三届(1985—1988)
路遥《平凡的世界》，凌力《少年天子》，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刘白羽《第二个太阳》，霍达《穆斯林的葬礼》
荣誉奖：萧克《浴血罗霄》、徐兴业《金瓯缺》
●第四届(1989—1994)
王火《战争和人》(一、二、三)、陈忠实《白鹿原》（修订本）、刘斯奋《白门柳》(一、二)、刘玉民《骚动之秋》
●第五届(1995—1998)
张平《抉择》、阿来《尘埃落定》、王安忆《长恨歌》、王旭烽《茶人三部曲》(一、二)●第六届(1999—2002)
熊召政《张居正》、张洁《无字》、徐贵祥《历史的天空》、柳建伟《英雄时代》、宗璞《东藏记》
●第七届(2003—2006)
贾平凹《秦腔》、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周大新《湖光山色》、麦家《暗算》
●第八届(2007—2010)
张炜《你在高原》、刘醒龙《天行者》、莫言《蛙》、毕飞宇《推拿》、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第九届(2011—2014)
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
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
●第十届(2015—2018)
梁晓声《人世间》、徐怀中《牵风记》、
徐则臣《北上》、陈彦《主角》、李洱《应物兄》
“茅奖”连续40年
共48部作品获奖
茅盾文学奖是我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每四年评选一次。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于1982年评出，至今已评选十届，共48位作家的48部作品（含2部荣誉奖）获“茅奖”，张洁是唯一个有两届两部作品获奖的作家，分别是第二届《沉重的翅膀》、第六届《无字》，《都市风流》的作者为孙力、余小惠2人。48位作家中，河南籍作家最多，共8人，山东3人3部作品斩获“茅奖”，其中，潍坊籍作家占1席，即莫言的《蛙》。日前，第十一届“茅奖”5部作品已公布。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茅奖”是衡量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创作实绩和艺术水平的重要标杆，长篇小说创作者将其作为至高目标来追求，读者以“茅奖”作品为阅读首选。
“茅盾文学奖评奖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获奖作品应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展现中国精神。对于深刻反映时代变革、现实生活和人民主体地位，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作品，尤应予以关注。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鼓励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鼓励探索和创新，鼓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审视“茅奖”评选标准可见，写作方向应展现“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每届获奖的作品正是“题材、主题、风格多样化”的不同排列。
每届“茅奖”结果出炉都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评论，《传记文学》2022年第6期刊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原副主编、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曾镇南口述文章，谈自己的看法：“‘茅奖’评选有它的历史依据，是当时整个社会政治思潮、文化思潮、艺术思潮的一个自然发展的结果，它是各种意见的融汇、互补、综合……经典不经典，主要还是看时间，时间才是最公正的评论家。文学不文学，最终还得由历史学来校正。回顾了我所经历的‘茅奖’评奖情况，我想起了鲁迅当年所说的‘文坛是无须悲观的’我们应该自信而乐观地前行。”
潍坊多部作品参评“茅奖”
根据评审程序，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向中国作家协会团体会员单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出版社、大型文学期刊和重点文学网站征集作品。到底潍坊有多少作家作品参加过“茅奖”评选，暂时没有准确数据，记者仅根据可查信息进行了粗略梳理，2003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选，23部入围作品中，莫言的《檀香刑》以全票排在第1位，但遗憾并未走到最后。直至2011年8月，莫言的《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他站到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
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中，包括穆陶《戊戌变法》（序号126，作家出版社推荐）、邱文英《麦穗》（序号135，济南出版社推荐）、周习《天干地支》（序号228，中国自然资源作协、山东画报出版社联合推荐），这三部作品皆于2018年出版。
穆陶曾任潍坊市文联秘书长、潍坊市首届作家协会主席，文学创作以历史小说为主，被评论界称为当代历史小说的“婉约派”，《戊戌变法》他耗时八年创作完成，为纪念戊戌变法120周年而作，“对英雄的纪念与尊重，是为了培养英雄意识，为了造就国家精神，为了将社会推向前进”是他的创作初衷。
高密人邱文英自2015年起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她的《麦穗》围绕一个高密西乡女性麦穗苦难而富有传奇性的一生编织情节，重点围绕麦穗和国安的感情苦旅展开故事，同时串连起其他若干人物和事件，形象地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十年间高密西乡的风俗画和世情图。
周习的《天干地支》刻画了一个叫梁园的村党支部书记，放弃教师职业回家种地，搞科学技术，积极与国内各农业院校挂钩，实验小麦良种的故事，深刻阐释了“民以食为天”这个朴素、颠扑不灭的真理。
扶持奖励文学创作
长篇小说成果颇丰
“茅奖”既是中国文学的高峰，也不是一日能登顶的，能从数百部作品中评出四五部作品，其间必是经过一轮轮筛选，对于潍坊长篇小说创作者而言，“茅奖”是一个高远的目标、前进的方向，他们将继续为人民创作、为时代放歌、用作品立传。
厚植文学沃土，培育文学生态。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万木葱茏才会有参天大树，大树由幼苗生长，有名从无名走来。”
潍坊文学的森林郁郁葱葱，长篇创作的幼苗才能茁壮成长。1984年，潍坊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统一组织文学创作。1985年后，潍坊长篇小说创作异军突起，至1990年，先后有《明天的呼唤》《碧血红泪洒梨园》《唐赛儿》《野色》《熊岛历险记》《红颜怨》等15部长篇小说出版，1991年至2012年是潍坊市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期，有《林则徐》《屈原》《春华秋实》《花落归根》《乐道院集中营》《泅渡》等29部长篇小说出版。今年以来，曹成《清水赋》、宋兆梅《古琴》新书研讨，王威《乐道院》（与衣向东合著）全国首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对文学创作而言，扶持是强基固本的重要举措。进入新时代以来，为进一步完善潍坊市优秀文艺作品生产管理机制，提高文艺创作的组织化程度，支持和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推出更多潍坊题材、潍坊主创、潍坊出品、潍坊形象的优秀文艺作品，印发《关于加强重点文艺作品选题策划和优秀文艺作品扶持奖励的九条措施（试行）》，扶持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诸多文艺作品；为进一步加强对中青年骨干作家的培养和扶持，推动文学精品创作，按《潍坊市签约制作家管理办法》，评选签约制作家，截至目前已签约两届四批17人。
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潍坊文学源远流长。潍坊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共同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齐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