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唐在山东省文物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7）

　　王献唐在山东省文物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7）

　　报告简介
　　《山东的历史和文物—在山东省文物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是1957年2月全省文物工作会议上，王献唐所作报告，其时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该文刊登在1957年第2期《文物参考资料》上，当时在山东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关注。
　　该报告形成距今近70年，随着更多考古证据的发现，文中部分观点可能需要与时俱进，但从总体来看，瑕不掩瑜，该报告仍十分值得我们研读学习。
　　报告纸质版由威海史学界前辈张启明先生提供，文中所配图片非原报告的插图，图片形成要晚于报告，仅供参考。图片均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王献唐简介
　　王献唐（1896～1960）：中国现代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原名琯，号凤笙，以字行。山东省日照县人。
　　1896年9月24日出生，1960年11月16日逝世于济南。其父王廷霖是当地著名中医，对金石小学等均有研究。王献唐自幼博览群书，刻苦勤奋，尤酷爱金石、版本之学。他于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一度在山东专门法政学校任教。1918年22岁时，任《济南商务日报》和《山东日报》主编，1925年赴北京，开始研究目录学，并与丁惟汾等共同研究音韵、古文字。1927年，到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后改名王献唐。
　　1929～1948年，担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在此期间，他主持开展了多项研究工作，除编印该馆季刊外，还广泛搜集乡邦文献和先贤遗著，与他人合作出版了《山东先哲遗书》。他还对聊城海源阁藏书的善后保管工作。王献唐长期致力于古代文物的搜集、保护，并悉心加以研究。1930年11月，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王献唐被聘为该会委员兼秘书，参与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其他遗址的调查工作，为山东考古工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自己出资，辗转将馆藏重要图书、文物运往四川，为保护文物做出了重要贡献。其间，他还兼任中央国史馆副总纂修等职，编写了《国史金石志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山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铜器研究员等职。晚年仍常下乡勘察遗址，整理研究新出土古器物。
　　王献唐在金石学、版本学以及诗、书、画、印诸方面均有较深的造诣，著述颇富。早年刊行的有《公孙龙子悬解》（1925）、《两汉印帚》（1933）、《邹滕古陶文字》（1934）、《临淄封泥文字》（1936）、《黄县?器》（1960）等。其大部分遗著，由齐鲁书社辑为《王献唐遗书》陆续出版。其中已出版的有《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那罗延室稽古文字》、《五灯精舍印话》、《山东古国考》等。
　　以下是报告照录，如有文字差异，以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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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文物是人类历史上物质文化的遗存，有保存在地面上的和埋藏在地下的两类，不是过去玩赏的人们所说的“古董”。
　　要谈文物就离不开考古学，而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热爱祖国的今天和明天，很自然的也热爱祖国的昨天和前天，没有昨天和前天，就没有今天和明天。要使昨天、前天成为科学的历史，首先要求所用资料的明确性和具体性，第二步才有可能正确的分析、总结历史事件，才有可能引导读者从历史学习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这些资料，过去是依靠文献—书本记载，现在也要依靠有说服力的客观实物。但并不是把过去文献一笔抹杀，相反的，正要使它为客观实物服务，也要使实物为文献服务，彼此结合起来。这些都是祖国历史文化的遗产，也都是文物。
　　必须指出：历史文物之最初发现，就现在和将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在国家基本建没中，在农业建设中，地下的大小博物馆将逐渐由他们发现。发现是他们的功劳；但若就此给它打开大门，把内面的大小文物一齐搬出来，洗刷干净，全数送交政府，认为就算完成任务，那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做就使发现的文物在许多部分中将失去历史资料的明确性、具体性，也就失去了它的科学价值。所以一发现文物后，要尽可能马上局部停工，报告政府；若工程紧迫，也尽可能留出这块地方，在附近不妨碍的范围内施工。政府得到报告，就能迅速派考古工作人员来勘查。值得清理或发掘的，由他们去做，不值得的也有交代。这些地下博物馆，包括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要清理、发掘，一定要有相当的科学技术学识，并不简单。
　　我们祖国的历史，应从五十万年左右的北京猿人讲起。那时他们发明的武器或生产工具的石器，以及发明火的灰迹和烧骨，都是最古老的文物。历史不允许割断，重古轻今或重今轻古，统是偏差。因为一轻一重，就能把轻视的文物破坏。若是全国一齐这样，祖国历史就能在客观实证方面某些阶段成了空白，社会发展的过程，自然在这方面也无法衔接起来。每一个学过历史唯物论的，我想不会这样片面的、狭隘的处理文物。
　　这并不是说把它一齐包下来，而只是要求先不破坏，让那些专家们判断。也不是说我们这一代的专家就能完成判断工作，就能全部利用文物，把祖国科学的历史编写的完全正确；只是不断的向前进展，不断的发现新文物，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实在说：这一科学工作，在新中国的今天，从我们这一代才开始。

　　二、五千年前
　　这是指的山东新石器时期。山东现在尚没发现旧石器，但不能说就没有旧石器遗址。
　　山东的新石器遗址，和全国各省一样，发现的很多。在这些遗址内，已证明那时山东已进入农业生产初期，同时如畜牧、渔猎等等，也相辅而行。他们的生产工具，一般是磨制的石器，次为骨器、蚌器，在这些器具中，还有许多打线和缝纫的工具。
　　农业开始以后，逐渐发明了生活用具的陶器。山东那时陶器的特征，一般是黑色的，叫做黑陶。由于第一次出现在章丘县龙山镇，考古学者称为“龙山文化”或“黑陶文化”。其实山东的新石器遗址，可以说最大部分是黑陶遗址，尤其是日照县的两城镇遗址，直到现在，还是全国最大最好的一处。
　　黑陶文化是全国新石器时期四大陶器体系之一，其它各省也有许多黑陶遗址，不只山东；而山东的黑陶，在各遗址中能起决定作用，与它省情况不同，因而一般考古工作者多认为山东是黑陶文化的发源地。尽管遗址中也夹杂着他色陶器，但是没有决定性。
　　我还想谈一下山东的“巨石文化”。这一文化，几乎分布全世界，也属于新石器时期。大体在东亚方面有两种形式：第一式系用一块天然的扁平巨石，以二、三巨石支撑，约属早期；第二式则用四巨石支撑，象似石壁，时次较晚。因为它象一个桌子或棚屋，一般叫做“石棚”。石棚在一处，有多有少，或有“石碣”并存。上面的扁平巨石，大者或长八米多，宽六米多（辽宁省许家屯遗存）。这样重大石材，那时劳动人民并没有机械搬运，竟能从远处近处移来构成，这才被考古学者提出，称为“巨石文化”。
　　石棚和石碣等等，是原始社会的宗教纪念物，或用以建筑坟墓。欧洲的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土耳其，非洲的埃及，都有许多遗存。苏联在亚洲的部分与印度亦多发现。大体说，亚洲有两个重心：一是亚洲南部和马来群岛，一是黄海渤海区的大陆。朝鲜发现的很多，日本也有。在中国，过去和现在，东北的辽宁省已陆续出现了许多，福建、四川都有。据我听知，山东有两个县早已发现“巨石文化”，一是淄川县北的王母山，一是荣成县的崖头集。王母山有南北两峰，石棚则位于北峰。上面的扁平复石，长1.84米，宽1.16米，厚0.88米。有三个石柱式的天然石支撑，高0.70米，其一已断。上面复有碎石，在金国大定二十七年曾经掘出，于扁平石上刻有文字。石棚外发现几件打制的石器，并于其内掘出赤褐色陶片。它的构造，是属于第一式的，颇似石塚。在该县城西五里余的杜坡村，有一相传的“虾蟆石”，见于县志，也是石棚，附近发现的打制石器，与王母山类同。至于荣成县崖头集北四、五里的“石门子”有许多石棚群，也属第一式。崖头集东北十二里的“儿女石”，高十三、四米，系属“石碣”，其东有大石棚。
　　山东在新石器时期，一般是黑陶文化，石器是磨制的。另外还有“巨石文化”，石器是打制的，但因有了赤褐色陶片，仍然属于新石器时期。我特别在这方面说了许多话，是希望诸位同志回到本县去，各各注意这一“巨石文化”。它的发现，当然不限淄川、荣成两县，更不限上面所举的几省和几国家。就是淄川、荣成两县，我希望两县同志到原地勘察现状，说服群众保护，千万不可当作石材使用。同时还要指出上面的扁平巨石，因为年久，常常把支撑的巨石压在地平面以下，上面只剩下扁平巨石，或是巨石的一部份。

　　三、公元前21—11世纪
　　以上说的新石器时期，属于原始社会，现在这一项目包括夏、商、周三代。几年来我国历史学者在分期问题上未取得一致意见。从本年度起，高中历史课本由夏朝开始，说为奴隶社会，通过商朝，直到周朝的春秋末期，这是一种暂时分法，我这里不多谈。
　　夏朝
　　现在全国中所有的古文物，没有一件敢肯定为夏朝的，有也只是假段。其实未必没有，甚至于很多，可能常常见面而不敢认识，因为没有铭文替它说话，而实物本身又不会自己报名。
　　我们应在夏朝首先肯定治水有功的大禹。大禹是曾到过山东的，以后山东的历史，似乎有点渺茫，其实不然。我愿意根据两千数百年前的文献，谈一段重要史事。
　　古书上的“夷狄”是一个不好的名词。自尊为中国，轻视国外的“夷”族，这一观点，最早是由不同部落集团由战争仇视而产生的。山东人在夏朝，在商朝，在周朝某些地区，都被称为“夷”。
　　夷字古文作图片，简化为图片，变成隶字作人。本像一个蹲着的人，现在山东人尚有蹲的习惯。那时的“夷”和现在人民的人本为一字。在两千年前的黄河流域，东方和西方语音每有不同，西方念人，东方念夷，后来因为有两个音读，又别造一个夷字顶替。
　　古书上称“夷”的并不限于山东，夷字本身也不是一个不好的名词。单就山东说，夏朝的统治部落集团，进入这个区域，就把一些强有力的同姓部落安置在山东来镇抚他们。北而邻近渤海，为寿光、益都、南为潍县，再南为安丘，又南为诸城，展到黄海之滨。这是夏朝的防“夷”阵线，重点为潍县、安邱、寿光、益都。
　　以后夏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帝相，被一位“夷”族的后羿打垮了，便逃到山东，依附他的主要同姓部落，一个叫斟灌，一个叫斟寻，地区在寿光、潍县一带。后羿取得帝相的政权，又后被另一位“夷”族寒浞把他杀了，使两个儿子率师伐斟灌、斟寻，造成山东的“夷”夏大战。终于“夷”族把夏族战胜，帝相也死了，又取得最高统治政权。
　　那时帝相的老婆叫后?，怀着孕逃到她娘家去，生了少康，在今金乡地带。以后寒浞的儿子要斩草除根，逼得少康逃到曹县南部和河南接壤的地带。又后夏族一位老臣叫靡，在德县地带纠集了一部份人，和灌、寻两大部落剩余的夏族，向寒浞内外夹攻，把寒浞杀死，立了少康，少康又把寒浞两个儿子也打死了。几次夷夏战争，最后夏族胜了“夷”族，过去历史上叫做“少康中兴”。
　　两个部落大集团彼此争战的地方，绝大部份在山东。它们谁胜谁败，早已是历史上的陈迹，至于甚么“夷夏之防”，同样的也成了陈迹。我现在提出来向诸位同志谈一点轮廓，只是认为夏代的历史文物，到现在还没有肯定一件，每一个人都有义务补它的空白。在文献上既有一些“夷”夏部落活动和争战区域，或多或少的能给我们的一点线索。这并不是幻想，只要广大人民群众一齐注意，迟早就有实现补白的那一天。
　　商朝
　　商朝分为前期后期，盘庚迁殷（河南安阳县）以前为前期，以后为后期。后期有许多文物出土，并有许多发掘报告，大体尚能掌握。前期似乎只摸索到郑州的一些遗址，从商汤开国以后的社会发展变化，要从客观实物来说明，还是茫然。
　　在山东，从文献上来说，大体中部以西地带，是商朝统治者早期的活动区域。他们的始祖叫契，据说在滕县地带住过。以后又一辈祖宗叫相土，据说在泰安地带住过，称作“东都”。到了开国的汤，曾在曹县建都。又后有一位南庚，曾在泗水地带建都，地名称为“庚宗”。他们是不时迁都的。到达盘庚迁殷以后，才算定住。
　　由于这样，山东的古代文化，常与商文化有密切联系。但这不是说商文化由山东单独传去，而是它从各个方面吸取优秀文化，融会提炼而成为商文化。
　　如果有人问：既然山东中部以西是商朝统治者早期的活动地区，中部和它以东又是哪些人为统治者呢？我回答是：无论哪一地区，都是氏族不同的“夷”。山东中部和它以东，就周代的故国考证，现在的临淄、寿光、潍县、临朐、益都、高密、莱芜、莱阳、黄县、博兴、桓台、高青、莒县各处，都属姜姓统治，中心区为淄潍流域，内中只夹杂了几个残余的夏族国家。这一姜姓统治大集团中，商末出了一位姜太公，周初用以夷制夷的法子，把他封在临淄，却不称“夷”，原因下面再说。
　　商朝后期出现了玮丽的青铜器，河南安阳的商都，现在的“殷墟”是全国唯一重点。山东也出土许多，形制花纹同是一个体系。只是它一出现，就已达到相当的高度。那时我们的劳动祖先，尽管能发明、能创造，断不会十步当作一步走，一定有它演进的前期和更前期，但是现在并没找到，成了多年考古学上的疑难问题。
　　本来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发掘，就已出现新石器时期许多占卜用的卜骨，但是无字。以后济南市发现商朝的卜骨、卜龟，也是无字。河南“殷墟”却先后出土大批有文字的卜骨、卜龟，给商朝提供了各方面的重要史料，一般叫做“甲骨”，成为专学。以文字而言，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和甲骨刻辞，都在三千年前，时期最早。龙山下层遗址的陶片，间刻记号文字，有人说是祖国最古的文字，那就能古到五千年前去。但由此而到商朝后期一个悠久时间，又成了空白。
　　一般的商代墓葬，都在地下，从地面上看不见，只有工农群众在他们的劳动中，才能发现。解放以前山东发现的商墓，只是把殉葬物品拿出来，从未作过科学的发掘。至于商朝的文化遗址，当然不会少的，现仅知道济南市大辛庄和泰安满庄两处。从出土文物估计，大体是商代前期遗址而延到后期；尤其是满庄，我颇念念于文献上的那个“相土东都”。将来经过科学发掘，才有条件作出某些决定。
　　周朝
　　周朝共有八百多年，一般分作西周和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
　　西周初期在山东先后分封了齐、鲁、曹三国，主要是齐、鲁。分封的作用，首先是镇抚山东不服周王朝的“夷”民。那时山东是商王朝的大后方，商被周灭，一些国家都不甘心，周家是知道的。便封派两位大员，姜太公硬占了莱国的临淄地区，号为齐国；周公的儿子伯禽硬占了奄国的曲阜地区，号为鲁国。接着莱国和姜太公打起来了，先后七次，最后总算把齐国保住。奄国联合其它各国，也和伯禽打起来了，伯禽打不过，亏着周公率领大军救援，从河南转战到山东，虽是保住鲁国，然已筋疲力尽。
　　这便是山东历史上号称“齐鲁之邦”的来源。除了齐鲁和曹国，其余诸多区域都是商代旧国。凡是向周王朝投降的，叫做“位列王朝”，不称为“夷”，不投降的便称“夷”。齐、鲁、曹三国虽是“夷”地，当然更不称“夷”。这一办法，就是儒家那一套“夷而进入中国，则中国之”的理论根据。最顽固的是莱国，地面广大，从鲁中到鲁东北，却始终不降，也始终被称为“夷”，直到春秋时期才垮台。垮台以后，地为齐国占领，自然就不称“夷”。
　　西周仍然是铜器鼎盛时期。在山东，虽然益都、梁山、黄县各处，都出土了一批西周器，却不属齐、鲁两国。齐、鲁器只寥寥数件，似乎与两个大国的规模不称。为甚么这样？是否还蕴藏在地下？现时没有条件能说明。入春秋后，山东各国的铜器才大量出土。
　　山东在西周时期的历史资料相当缺乏，到达春秋时期才丰富起来。这亏着孔子传下来的一部鲁国春秋和三位山东人所作的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提供了那时全国的重要史料，不只山东。虽然如此，现在的莱阳专区某些地带，却在春秋、三传里找不到多少记载，而地下文物则蕴藏甚富，要我们这一代及后代子孙给它填补历史空白。
　　铁的发现和利用，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关健。春秋时期，齐国已使用铁制农具，发展生产，同时也广泛的开发渔盐之利，因而使齐桓公成为第一个霸主。但是直到现在，山东只找到战国期的一些铁器，尚没有一件能证明为春秋时制作的。它若没有铭文，只看一件锈腐的作品，很难鉴别时代，必须结合其它共生物品，方能推定。因此，只要在地下发现铁器和其它文物在一处，无论遗址、墓葬，最好不要动它，使考古工作人来清理。实在说：山东现在发现一些普通的商周铜器，尚不算什么喜事，倒是最古而有实证的铁器，每一个历史考古工作者，都眼巴巴的在那里等着要看，尽管它锈腐得不好看。
　　图片图9 威海环翠田村出土的青铜鼎
　　周代的山东文化，以齐、鲁为两大重点。一个齐国临淄故城，一个鲁国曲阜故城，地下都是一所大的历史博物馆，可能还有几个文化层。现在中央已特别指出，要全部保护，就是那些版筑土的旧城墙，尽管剩余一些残迹，甚或属于汉代，对历史考古大有稗益，也应保护。
　　谈到城墙，我就想起春秋战国期的齐长城。从春秋期起，齐国逐渐并吞其他小国，到达战国时，山东大部分是齐国疆土，鲁国则日渐衰弱。以后楚国侵入鲁南各地，齐国从春秋开始修筑防御鲁国的长城，又为防楚向东接修。西起长清的黄河涯，蜿蜒一千余里，直到胶南县的海滨。这是齐国南部的国防线，也是山东劳动人民在周朝第一个伟大工程。现在长城经过的各县，还在山上保留许多残余城墙。
　　文化的发展，自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全国性的学术思想人物比较，可以说在过去两千几百年中，是山东第一个黄金时代。一位鲁国的孔子和他先后门徒们的儒家思想，几乎整个的支配了中国封建社会。一位齐国的孙武，他的兵法，也几乎整个的支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军事家。还有鲁国的墨子及其它各家，尤其是齐国的邹衍，所谓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到他，才组成了一个整套系统，现在还遥遥支配着中医学说。尽管中医可以拿出更古老的黄帝内经等书，但怕没人敢肯定那是黄帝时期作品。目前全国都正在响应党中央提出的“百家争鸣”的号召，这个过去是指战国后期学术发展情况的名词，现已具有新意义和新内容了。那时“争鸣”的各家，当然不限山东，而山东为重点，重点的重点是齐国西城的稷门地带。齐宣王为他们建了许多房屋，每一家的首领带着一般门徒，在这里连住带吃，彼此尽量的“争”，尽量的“鸣”，造成历史上有名的“稷下学派”。
　　现在临淄古城当然没有这个“争鸣”的建筑物存在。到达某一相当时期，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一定要在临淄、曲阜作大规模的科学发掘。这个“争鸣”的地下遗址发现，排队也要站在最后边，他们要解决许多更重大的问题。

　　四、公元前221—公元207年
　　由于战国互相兼并，促使各国的经济、文化进一步接触融合，向全国统一的方向前进。秦国的始皇便在这个基础上以武力统一中国，成立了封建社会的秦朝。它原来是陕西区域的一个国家，始祖却为山东土著的“夷”人。曲阜不是有个“少昊陵”么？即出于少昊氏的部落集团。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全国改为郡县制，山东当然在内。他把周朝的大小贵族一律降成平民，统名“黔首”。又把全国一切制度统一起来，为一般历史学者所称颂。他不许人民有兵器，铜自然有了限制，因而山东在这方面只发现两个铁秤锤，上有始皇诏版，其它未见一件铜铁器。幸而他曾三次来过山东，建了自我表扬的石刻，以后秦二世又各刻上一段。始皇原刻已毁，山东博物馆一块大的残石和秦安一块小残石，都是秦二世时刻的文字，在我国现存最古的石刻，除了周代的石鼓文等，就得数着它们。
　　封建时期的农民大起义，几乎山东人没有一次不参加的，许多还是由山东人开端。秦末的农民大起义，山东人当然在内，因为没有兵器，最初拿着木竿子就干起来了，叫做“揭竿而起”，终于摧毁了秦王朝。
　　接着是汉朝，分为西汉、东汉，中间还夹了一个新朝。新朝的统治者王莽，原籍是济南。
　　由于汉初在政治、经济上对农民让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经过相当时期，手工业的冶铁、煮盐、纺织等都异常进步。这样便刺激了商业，旧日齐国都城的临淄，就成了全国五大都会之一。那时的冶铁工业，临淄固设有铁官，章丘龙山镇的汉平陵城和历城也都设铁官。两个地方距离不远，既各有专管机构，一定那时济南地带产铁甚富。我们不仅要在各个区内找铁器，主要是铁器作坊的遗址和铸铁器的工具、设备等等，那是须作科学发掘的。
　　我不想在这里详细介绍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只是指出：日照县有一个吕母堌，是新朝末期一位女子在这里起义的地点，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子起义者，应该算作日照县的光荣历史遗迹。同时还要指出：汉墓中的画象石刻能说明当时人民生活情况，能表现当时劳动人民高度的雕刻技术。全国中如四川、陕西、河南、江苏等省都有发现，但以山东为重点，重点的重点为鲁南各地。至于文字石刻，在全中国说山东也是最丰富的，重点为曲阜、济宁，一般叫做“汉碑”。

　　五、公元220—581年
　　单从上层建筑说，在两汉四百年中，是山东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从汉武帝时起，儒家学说几乎成了政治上的指导思想。由于专制皇帝的利用，山东先后出现了许多全国性的儒家人物，比任何省份都多，也分齐鲁两派。秦始皇最讨厌儒家，除了一部易经，战国期“百家争鸣”的著作一概不准人民存留，不但焚书，并有“挟书”禁令。山东的儒家却想出一个特殊方法保存孔子传下来的书，就是师徒秘密口授，记住了，念熟了，把它藏在肚子里，不露声色。这一顽强办法，倒给我国最古的文字史料，在保存方面，立了大功。汉朝他们翻身了，记住的那些书，也都用文字写出来了。他们师徒一代一代的成为专家，并由专家而做大官、小官。过去历史上所谓“汉学”，可以说山东人开始，也由山东人最后作了总结。但是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混战情况下，山东的文化人就往外跑，诸葛亮是知名的一个。直到三国以后的西晋，在北方兴起的边区民族—“五胡”，先后侵入中原，到了山东，山东的文化人以及大官僚等，纷纷过了长江，跑到南方去。这也不限山东，但是他们一去，山东的上层建筑垮了台，没再出现第三个黄金时代。新中国的新气象，当然改观。
　　自“五胡十六国”占据中原，东晋南迁以后，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南北朝”。山东地区大体在北朝范围以内，有时是彼此拉锯所在。那时社会秩序紊乱，人民生活痛苦，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就得了传播机会，山东是黄河流域东方的一个环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学生法显，从印度回国，在山东的嵘山南岸登陆，约属现在的青岛市。他在青州住了一年，写出一部有名的“佛国记”。东晋时候，还有一位全国性的佛教大师叫僧朗，来济南地带传法，在历城柳埠建造了一千多间房屋的寺庙，现尚存有两座古塔，其中的“四门塔”，是全国石建塔中最早的。大体上说：那时山东的佛教中心地带，东是益都、临淄各处的青州，西是济南市历城各处的齐州。
　　由于这样，山东各处就出现了许多石窟造象、摩崖造象、石造象以及金属造象等等。它是那时的劳动人民在祖国雕塑艺术基础上，吸取了印度、健陀罗的佛教雕塑，创造出新的雕塑艺术。这当然不限山东，由新疆向东、由东而南的一连串的石窟寺，把我们的锦绣河山点缀的更为富丽；同时也感觉到我们祖先是如何在雕塑艺术传统上勇敢的接受外来各种影响、密切结合的那种伟大精神和技巧。

　　六、公元581—1919年
　　这一时期拉的太长，因为前面说的过多，时间上不允许再多说。内中包括着隋、唐、后五代、宋、元、明、清，直到五四运动；在南北宋时期，还夹着北方一个辽国和金国。
　　我也不想按朝代说它们的历史，只是指出以下几项：
　　（一）唐朝的统治者能平定隋末起义的许多集团而统一中国，大致是乞援于兄弟民族的回族，因而许多回民从唐朝开始，历代由西方来在内地；山东当然不能例外。
　　（二）以后女真族侵入中原建立金国后，分山东为山东东路、西路和大名路。山东两字被用在行政区域上，就从这时开始，直到现在。山是指的太行山。
　　（三）山东在元末红巾起义时期，混战了二十年，加以天灾，致数十里中见不到一个人。明初朱洪武针对这一现象，开始移民，直到明朝后期。移民的来源，主要是山西，还有他处，常常先移某处，后来山东。因而山东现在的人民，有一大部分的始祖，是从山西迁来的。这也不限山东，河南及南方数省，也是如此，它们的移民来源，一般是多方面的。
　　稍谈一点文物。从唐宋以来，社会上的生活用具，主要是瓷器。一般分作官窑、民窑两种，现仅知道山东从宋朝起只有民窑，博山是一处，德县是一处。当然不只这些，以后还须大力调查，并在可能范围内，发掘古窑址。
　　一条运河由南到北，从元明到达清朝后期，几乎像一条京沪铁路和沪杭铁路。最初是隋炀帝开凿的，元代直通北京，在河南绕了一个大弯。明初一般水利家都想避免这个大弯，直接由山东通过，始终找不到好办法。最后却由汶上县一位白英老人，总结人民治水经验，想出很好的“引汶济运、调节水量”的工程计划，才完成这一任务。他给人民立了大功，人民自然不会忘掉他，因而为他立庙塑像，这是汶上县最光荣的历史文物。
　　用木版刻书印书，是我国在全世界上发明之一。过去有人说邹县纪王城出土的秦朝瓦量，用许多印子钤成始皇诏文，为印书之祖。以木版而论，应从唐朝开始。那时刻印的佛经等书，甘肃敦煌石室尚保留一些，在前清末年被帝国主义分子盗去了，并掠走大批文物。从唐而后，通过后五代、宋朝始发展起来，直到近代。我国最早的书，当从三千年前的商朝说起，从那时一个“册”字可以看出用竹木简写的。现在虽没发现商朝实物，却在长沙发现了战国期的墨书木简，在新疆也发现了许多汉朝木简。那时亦兼用丝织品的缣书，又后汉朝发明了造纸，逐渐改为纸书。但是简书也罢，缣书也罢，纸书也罢，统是依靠抄写，流传不广，直到木版刻书印书发展以后，才解决了这一困难。从周朝以来的大量古书，如若没有它，究竟现在能留传若干，实在不堪想像。这真是我们祖先一代一代立的大功，应该在他们的发展变化上看，应该在他们的雕刻艺术上看，尽管现在不刻木版书，他们的伟大劳苦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山东过去有许多明清两代刻的木版，如还存在，应该保存起来。所有的木版书，自应遵照中央指示分别抢救。我还附带谈一个文件。在清朝光绪末年，福山县的明郭康介公祠内，藏有元朝刻版公文，要“捉拿妖道刘基”。大家都知道刘基就是刘伯温，不妨访问一下，是否现在还存有这一公文。
　　中国的字和画，都是用的毛笔。这一工具，应从五千年前新石器时期开始，那时的彩陶，就是用毛笔画的。三千年商朝的卜骨，有毛笔写的朱墨字。现在长沙已出现了战国期的毛笔，比起从前在新疆发现的汉朝毛笔，又早过几百年。因为用的是毛笔，中国的字和画，就表现了东方一种特殊风格。从商周以来早已讲究写字，战国期长沙出土的漆奁，也出现了精美的人物画。至于汉朝的毛笔字，发现很多，解放以后，在两个汉墓中也发现壁画。山东梁山县是一处。我在前面已提出“南北朝”这一时期，一南一北，在书法上分了南派、北派，过去所说的“碑帖”，大体北碑而南帖。在南派中出了一位“书圣”王羲之，原籍是山东临沂人。该县还出了唐代的一位大书法家颜真卿，他写的碑现时还在平原县。至于绘画，也由“南北朝”发展至唐为南宗、北宗，彼此的画法作风多有不同。宋朝山东青州出了一位全国性的大画家李成，当时他的画就少，现在全国中竟找不到一张李成画，有也靠不住，真是憾事。以后的书画家就多了，他们常把一生精力，用在写字或作画上，自然出现许多优秀艺术人物。现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已经成立了一个“绘画馆”，不久的将来，还要成立“法书碑帖馆”，使我们祖先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字画面对着人民，内中自然包括一些山东人的作品。
　　主要的是近百年来的革命文物，另有专题报告。

　　七、结语
　　以上报告，可以说挂一漏万，而且“头重脚轻”。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从商到周，为一般历史学者“争鸣”重点，我也在这一时期另一角度多说了一些话，并指出文物的空白点。尽管因时间关系，压缩了后文，只要我们知道空白所在，人人都有义务和机会来填补它某些部分。当然，这只是可能。
　　文物是不能离开历史的。我们的保护，并非使它为过去的剥削阶级服务，变成“古董”，而是使他为祖国的今天和明天服务，成为全人民的历史科学实物例证。我们以五十万年悠久历史的继承者而自豪，以历代劳动祖先遗留下无量数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而自豪；为了祖国，为了现在和未来的全人民利益，要向蓄意破坏文物者作坚决斗争，要广为宣传教育，使保护文物成为群众性的工作，不可叫后代子孙批评我们说没有给他们留下祖传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