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嫡系后裔】关于陈树亮所书“万印楼”印册的声明
中共潍坊市委宣传部、潍坊市文化局：
声明人：陈建章，男，1936年生，山东潍坊市增福堂街人氏。陈介祺直系五世孙，陈秉忱之四子，共产党员。1948年底离潍坊赴济南市跟随父亲（陈秉忱，时任济南市人民政府秘书主任）享受“供给制”待遇。1956年考入河南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医师、教师，后为河南医科大学教授，现已退休。
今日获悉，潍坊人陈树亮，趁潍坊文化界纪念陈介祺诞辰200周年之际，又冒充其五世孙，赝制了什么“簠斋古印集”。陈树亮有言云：“万印楼乃清咸丰年间吾五世祖陈介祺所创建，曾名东楼，收藏三代秦汉古印章七千余方，历代帝王王妃玉玺三百零八方。现存乾隆玉玺一方，其余均存于故宫博物院。今将部分遗宝拓印装帧成书《簠斋古印集》，以系一斑供君雅赏（其中标点符号为声明人标示）。”为此，有关声明如下：
一、陈介祺五世孙中并无陈树亮其人。陈介祺有四子，即厚钟、厚濨、厚宗、厚达。长子厚钟，继承宗祠，住增福堂老宅东院（一号），幼子厚宗、厚达住西院（二号），东西两院现均为潍坊三中校园。二子厚滋，析产时购得南门里大街田氏老宅（南门里大街，潍坊解放后更名为博古街，曾又名田宅街）。在陈介祺四子中，厚达早故，无后。长子生有一子陈阜，其后有五子，孙辈较丰，男14，女14。其余二子的孙辈并不繁。陈介祺五世孙为“章”字辈，其男性人数屈指可数，本人系较幼者，在陈阜孙中排十三，“章”字辈中，除新中国成立伊始出生的陈承章、陈盛章以外，凡有幸生存者，年龄均应在70岁以上。现查点“章”字辈男性生存者中，并无陈树亮其人。曾几何时，陈树亮曾自称为“陈秉忱之孙”（详见2003年第35期《齐鲁周刊》施晓亮、吴文错、简烛所撰《惊世“万印楼”》），并杜撰了不少陈秉忱的“伟绩”（附：陈建章等上呈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潍坊市委宣传部《关于潍坊市陈树亮冒充陈秉忱之孙的声明》文稿）。既然是“陈秉忱之孙”，应属吾辈之子，乃陈介祺六世孙，难道辈分还能“与时俱进”乎？岂非天大笑话。
二、有关“万印楼”与“东楼”之说。陈树亮曰：“万印楼乃清咸丰年间吾五世祖陈介祺所创建，曾名东楼”，这一语道破，陈树亮绝非陈介祺“五世孙”。陈氏后裔五世孙，多数出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应对“万印楼”明晓其记事本末。其实，“万印楼主”中的“万印楼”，并非专指某一建筑，如同“十钟山房”，并无“山房”一样，只不过是陈介祺诸多斋号之一。当今潍坊存一误解，总把陈介祺旧宅院中东边的一座二层砖楼称为“万印楼”。这一小楼是清咸丰年间，陈介祺被胁迫捐军饷，一气之下，弃官返故里，在修建增福堂宅院时，为储藏道光帝所赐陈官俊的金瓜钺斧、牛角宫灯以及两乘八抬大轿等整套“紫禁城骑马”的礼器所建。另外，还有陈官俊病故后，由京城向家乡置灵，道光帝所赐的特允圣旨（1945年该楼被国民党之兵营所占，此圣旨为我母亲所藏，后由我二哥陈斐章携至北京，文化大革命中被迫销毁）。除上述藏品外，该楼还藏一些不甚贵重的文物，如秦砖、汉瓦、陶棺、陶片、文房四宝等。这一储库，其二层在建筑上以防盗为主，窗洞为较窄的矩形，以砖拱券，窗棂两层，外加一雨搭，临街墙无窗；木制可悬吊的楼梯，可与楼板融为一体而加锁。至于陈介祺的重要收藏，如：万印、毛公鼎、十钟、曽伯藜簠等重器，均藏于内宅上房西套间的东西两排依墙构建的木柜中，该系列橱柜分别用楸木和楠木制造，构型各异，制作考究的上下两层或三层，全是暗锁，翻开寿字图案才可见锁孔。陈介祺故居陈列馆筹建时，陈氏后裔曾对有关人士阐明此事，但当事者认为“有个具体的东西，人们好理解”。特别在刘海粟先生题写了“万印楼”匾额后，陈氏后裔也就默认了，但陈介祺五世孙绝不会将此楼当作“万印楼”而胡编乱造的。
至于“东楼”之说，是陈介祺子孙对此楼的俗称，因在宅院的最东头，故曰“东楼”。亦称“北楼”，是以区别路南的家塾南院尚存的明代建筑一小楼而言，把塾院之楼称“南楼”，故有“北楼”称谓。这与陈树亮编造的谎言截然而异，《惊世“万印楼”》一文，胡说什麽，东楼是为避免道光暗查，“仅用10天便将东楼建成，上书匾额‘东楼藏宝’并刻有方印‘东楼之主’。”陈介祺自幼谦虚好学，一生遵循的格言是“无求方觉人情厚，克己始知世路宽”。此格言当今已刊入杨春生主编的《人生圣经》（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版，第154页）。陈树亮编造这一谎言，是对先祖陈介祺的极大不敬和人身的侮辱，为此，作为其后裔，不得不提出抗议。
三、有关“万印”之说。陈树亮云：“万印楼……收藏三代秦汉古印七千余方，历代帝王王妃玉玺三百零八方，现仅存乾隆玉玺一方”。作为陈介祺直系五世孙，对于陈树亮之言，甚感惊奇。当代有关“万印”最有发言权的人，莫过于“万印”的最末一代主人陈元章（字君善，系我大伯父陈文会的长子，陈阜孙辈排行第一）。他所著《万印楼藏印始末》一文的遗稿，发表于《潍坊文史资料》第16辑（2000年印发），并收入邓华主编《清代大收藏家陈介祺》一书（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5页）。今据该文，对陈树亮之谎言予以辩非。
1、所谓“万印”，为何只有7000余方。原委还有一部分古印，本属海丰（今山东无棣县）吴式芬（字子苾，与陈介祺同时代的考古学者，曾与陈介祺同著《封泥考略》）所有。因遗失，后经他人转手为陈介祺所收。吴式芬的儿子吴重憙（字仲饴，系文学家，曾著有《石莲庵诗词》等书），以后成为陈介祺的女婿，故原属吴家的部分古印，退赠给了吴重憙，即独立成为《双虞壶斋印谱》者。这一记事，看来陈树亮其人毫不知晓。
2、“万印”之中，收有三代古玺（皇帝的印章称玺，王爷称宝，当官的称印），秦汉晋官印和私印，绝大部分为青铜质的，只有四十余方系金、玉、银纸的古印，是其中精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兵由龙口登陆，患有重症结核的大伯父，奉其母命将“万印”携至天津。其余四十余方精华，由大伯父陈文会亲自携带。在天津寓所，不幸遭窃，“汉十二字金玺”和几方玉印被盗。为此，大伯父气急吐血，病情加重，但秘不告人。直到1960年，“十二字金玺”仍未见踪迹，但有人持“祭睢”玉印一方，索价八百元售给了故宫博物院。看来，陈树亮“历代帝王王妃玉玺三百零八方”纯系杜撰。
3、“万印”中绝无“乾隆玉玺”。“万印”是陈介祺竭毕生精力所聚。这多数的古印收集，系由19岁起积累了四十余年，初广东何昆玉曾以2700余方来归以外，其余均为十方八方三方五方零星得来，集成此数，实非易事。“万印”中最有名的是“赵飞燕玉印”，原为龚自珍（字伯定，号定庵）所藏，文曰“婕妤妾赵”，做鸟篆体，龚自认为是飞燕故物。另一名贵的是“琅琊相银印”，相传明人收藏者，因避严嵩搜家欲得其印而吞入腹中，后竟无恙。但印甚巨，约有寸余，且龟纽之间附有银环，并非易吞之物，“相传”无非增加其名贵价值而已。再者，就算淮阳王宝印了。“万印”收藏均系古印，并无现代的印玺，更何况国宝“乾隆玉玺”了。“乾隆玉玺”在陈介祺所处时代，绝非能流传到民间，即使在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侵略军火烧圆明园劫走了高宗纯皇帝的玉玺，那也只能是在欧洲。更何况，当时若私人收藏纯皇帝玉玺，已构成“满门抄斩”的大罪，那么陈介祺一家就不复存在了，何尝会出现其“五世孙”乎！没想到，这位陈树亮竟如此愚妄可笑。再从奇文《惊世“万印楼”》来看，陈树亮声称：“陈介祺年少时就当上了咸丰皇帝的伴读，道光皇帝的干儿子。”陈介祺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所生，长于咸丰奕詝（1831-1861年）18岁，待咸丰帝始龀入学时，陈氏已是满25岁“诗文名都下”的成人了，岂止“年少”乎？且陈官俊所谓帝师，只不过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入值上书房”做过爱新觉罗·旻宁（后来的道光帝）的教师，以后“充上书房总师傅”，也只不过授宣宗道光帝的长子奕纬读书，并未充当咸丰帝的老师。且陈氏系汉人，既非封过侯的贵族，更非皇族，陈官俊的儿子是绝无资格“伴读”的。至于陈介祺成为“道光皇帝的干儿子”，那更是奇谈怪论，若被道光帝收为“干儿子”，即便进入了“阿哥”的行列。清宗人府的《玉蝶》中定有记录，《清史稿·表五·宣宗系》根本就无“义子”之项。陈介祺既然进入了“阿哥”行列，其后裔为何无人知晓？众所周知，清代帝后收汉人做义子、女的，只有传说中汉军正红旗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孔四贞郡主，被孝庄文皇后收为义女而被封为公主的，这也只不过是传说而已。陈树亮的奇谈怪论，只能是历史盲才会有如此的愚妄。也许，陈树亮误将“侍讲学士”官衔作为“伴读”了，实在可笑！
4、“万印”的陈氏末代主人绝无将印玺“现存”的。陈树亮声称他手头竟有“万印”中的“现存乾隆玉玺一方”。且莫说，上文已述陈介祺收藏“乾隆玉玺”绝无可能，就是任何一方现存也都是不可能的。陈介祺治家甚严，生前立下家训，教育后世子孙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与僧道无缘。他故后，家产一分为三，其子孙多为游手好闲，至民国初年，家境已败落。陈介祺幼子陈厚宗（排行十三），因吃喝玩乐，不仅将文物卖光（如“十钟”等）不说，就死后连棺材都不能备齐，而是我父亲将给我母亲因产前子痫病重而准备的棺木赠出，才草草入葬。更有甚者，厚宗之二子陈徙（排行六），至日伪时期，为了吃喝，竟将陈官俊墓田变卖，就连道光帝所赐置丧独龙杠也难幸免。至于长支陈厚钟的后裔较本分，但也坐吃山空，至日伪时期，已破败不堪。“万印”的最后主人陈元章，其父严重肺结核，闲居北平，其母又患癌症而辞世，后又因父丧携全家赴北平奔丧，当时北平常住人口甚多，又无进项，只能依靠借高利贷度日。最后因债台高筑（本、利已达四万银元），只好将“万印”由古玩铺德宝斋一枚不留地抵押成死期。至此，“万印”已全部脱离了陈氏后裔根本无“现存”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责成我父亲陈秉忱出面，依据陈元章提供的线索，将“万印”收购国有，回归了故宫博物院收藏。因此，陈树亮所谓“现存乾隆玉玺”，根本就是无据之谎言。
以上就陈树亮所书“万印楼”印册的三点声明，就纪念陈介祺诞辰200周年之机，依据历史事实，清除谎言以正视听。
声明人（签字）：陈建章
2013年元月
附：
关于潍坊市陈树亮冒充陈秉忱之孙的声明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
近日从《齐鲁周刊》2003年第35期《惊世“万印楼”》一文中惊悉，潍坊市有位陈树亮冒充陈秉忱之孙，以及“天赐园”系“万印楼”前身之说，这纯系乌有。作为陈秉忱之子，特作如下声明。
一、陈秉忱原名陈文麟，字邠臣，系清代金石家陈介祺曾孙。生于1902年，于1986年元月在京逝世，享年84岁。陈秉忱一生有四子一女，长女陈雅章，1946年病故；长子陈端章，现为山东大学医学院副研究员，已离休；二子陈斐章，共产党员，系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组长，后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务委员，离休后仍返聘在该所工作；三子陈炳章，共产党员，系山东省物价局原处长，退休后病故；四子陈建章，共产党员，系郑州大学医学院教授，退休后在郑州大学出版社任编审。其孙有五，两孙在北京，陈原（共产党员）、陈实；两孙在济南，陈虎（共产党员）、陈坚；一孙在郑州，陈刚。他们分别为工人和干部，陈秉忱之孙中绝无陈树亮其人。
二、陈秉忱幼年在家读书，未上过一天“洋学堂”。有关他的历史，在他逝世后党组织的“沉痛悼念陈秉忱同志”悼词中叙述的极为清晰；“他原籍山东潍坊市，早在青年时期，就具有革命思想，与党组织发生联系，并资助、营救、掩护过革命同志。一九三二年，他因营救共产党员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出狱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八年三月在鲁东抗日游击队入伍，任参谋部秘书主任。一九三九年五月，他长途跋涉，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任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育处注册股股长。一九四一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在中央军委工作，先后任秘书厅秘书、作战部秘书、办公厅秘书科长、行政处政治协理员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科长、机要秘书。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任鲁中行署科长、济南市人民政府秘书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办公室主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零年三月，随毛主席到苏联，担任秘书工作。一九五零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任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处长、干部处长、档案处长，主席办公厅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后，“一九七九年任中央办公厅研究室顾问、毛主席图书管理小组负责人。一九八零年起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办公室顾问，于一九八二年离休。”《惊世“万印楼”》一文中“陈秉忱与毛泽东”以及“劫后余生，旧梦犹存”两段中有关陈秉忱的叙述纯系杜撰。
三、在《惊世“万印楼”》一文中，作者写道，当看到陈树亮拿出“开国大典”照片时有“一位梳理着平头、戴着眼镜的老人，神情喜悦地站在毛泽东的身边。他就是陈介祺的曾孙、陈树亮的祖父陈秉忱。”众所周知，作者所写的这位老人，正是中央领导人之一，林伯渠，林老，而绝非陈秉忱。当时陈秉忱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办公室主任，时年44岁。该文的作者凭借道听途说，竟然造谣造到毛主席和林老的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读后异常愤慨，期望有关部门的领带，迅速追查作者和出版社的责任，挽回影响，以正视听。
四、《惊世“万印楼”》写道“1956年，毛泽东出访苏联，陈秉忱随行，会晤后毛主席亲自授权陈秉忱撰写《中苏友好协定》”这一段叙述造得更是离奇。1949年而不是1956年毛主席出访苏联，陈秉忱随行，任秘书，只是誉写过《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式两份，据有关人员回忆，两份文件就像当今电子下载一样，一笔不差。中苏签约，如此重要的国家事件，岂能由一人撰写乎？这《中苏友好协定》，何时签订过？该文作者在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竟能造的如此离奇，凡有良知的读者，都不能不为此提出严正抗议。
五、《惊世“万印楼”》还写道：“1945年10月的重庆谈判上，陈秉忱充分展现了他的才华。周恩来亲自推荐其撰写谈判纪要”这一叙述纯系臆造。1946年陈秉忱虽离开延安，是随叶剑英同志参加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任中共代表团科长、机要秘书，他没有去重庆，更谈不上由周总理“亲自推荐”撰写“谈判纪要”，如此大的政治事件，在我们全国发行的杂志上竟能违背历史地张扬，实在令人发指。
六、《惊世“万印楼”》一文所列举的陈树亮所藏“文物”和毛主席的“手稿”，我们均未见到，无可辨其真伪，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绝非陈秉忱收藏，也绝不是陈秉忱赠予的。《惊世“万印楼”》一文中，所陈述的有关陈秉忱与陈树亮的一些事，也纯属乌有，据我们回忆，陈秉忱在世也极少会见家乡人士，他根本不认识陈树亮其人。
七、“万印楼”系陈介祺斋号之一，在他编辑《十钟山房印举》成书后，陈介祺盖有“万印楼”一枚印章，从此便有了“万印楼”之斋号。因此，“万印楼”根本不存在什么“天赐园”的“前身”问题，陈介祺也绝没有“千倾庄田”的产业，他只不过是一位清代文化名人而已，他的故居今为潍坊市第三中学校址的一部分，至今尚存两个院，为“陈介祺纪念馆”。《惊世“万印楼”》的作者，竟臆造他成为“千倾庄田”的大庄园主是违背历史，极其错误的。
八、《惊世“万印楼”》一文，对于陈介祺及其父陈官俊的历史，完全是捏造的，陈官俊《清史稿》有传，潍坊市博物馆展厅中不仅有陈官俊、陈介祺的画像，且标有他们的简历，不知《惊世“万印楼”》的作者何故臆造出一个“东楼主人”。
九、陈介祺其后代目前已传八代，其子孙中也绝无陈树亮其人。
为对国家和人民负责，我们兄弟三人从北京、济南、郑州集中于潍坊，与有关领导面谈，并发表以上声明。渴望有关领导调查清楚，挽回影响，以正视听，并盼望将处理结果告诉我们。
陈端章 陈斐章 陈建章 上
2003.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