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屋纪事
作者：刘锡诚
我家的祖屋是个农村里的四合院。早年伯父和父亲分家时，归了伯父。由于整个院子缩在离大街有大约50米的屋群之中，所以平时很安静。院子坐北朝南，大门口却拐了个弯，经过一个影壁向西开着。出得大门来，还要经过一条小巷子才能来到街口。不知道是不是在风水上犯了什么忌，也不知道建院盖屋时，是否请人查过什么《营造法》一类勘舆学的书，可我从记忆时起就总有点儿感到不对劲。祖屋所在的那条南北小街上，凡是向西开门的几家，后世的遭际都不好，有的死绝了，有的外出流浪未归，有的成了地主，被斗争、被改造，家境中落、人烟稀少。伯父家虽然是贫农，在近几十年的农村政治舞台上本应处于有力地位，却也概莫能外。
整个院子由三间北房、四间西厢房（一半住人，一半是磨房）、两间东厢房（牲口棚）和一间南房（饭棚子）组成。房子有年头了，我记事时，已经显得很破旧了。天井不大，被几个粮食囤和咸菜缸占得满满的。四周的屋角角上种植着几棵梧桐树和香椿树，咸菜缸边上种着一棵石榴树。三间北屋是老屋，青砖外皮麦草盖顶，里面是泥土的，被烧火时冒出的烟给熏得漆黑漆黑的。至于建于什么年代，我不知道。我懂事的时候，伯母就过世了，只有我的祖母住在里面，帮着伯父料理家务。我父亲虽然在园子里另立了门户，但由于孩子多，又是新分出去的，家境很薄，我就常常在祖母的膝下和被窝里混生活。因此我也就对这屋子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我把它看成是我们这一家的中心。
我渐渐长大了，到外面上学，很少回家来。不算死去的，我兄弟姐妹六个中，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有上学的机会。我上了北京大学，算是鹤立鸡群，毕业后又有一份令人羡艳的工作。除了二妹以外，其他兄弟姐妹至今还得摸那些父母亲使得发黄放亮的锄把子，都还在黄土地里熬太阳。但我知道，并不是因为只有我天资特别聪颖，才如此幸运，而是因为生活窘困，没有足够的钱粮供给所有的孩子上学读书识字才成就了我。几十年来，每当想到这里，心里常常波涛翻滚，无法平静，眼泪随之夺眶而出。
伯父家的哥哥姐姐们受教育的情况倒还比我家里好些。大哥解放前是一所中心小学的教师兼主任，只是济南解放时由于不明真相，被裹胁去了台湾。二哥后师毕业担任了潍坊市一所小学校长，模范人民教师，不幸的是从1958年起，蒙受了二十四年的错误处理，长时期在劳改队干着力不胜任的重体力劳动。这两个贫农的儿子的命运给这个本来可以正常运转的家庭，带来了厄运。正当壮年然而身体衰弱的伯父，在欢腾的大跃进刚过之后紧接着到来的天灾人祸中，被活活饿死。年轻漂亮而又有知识的堂姐，贫病交加，也和伯父一样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豆寇年华上就夭折了。我和她的年纪相仿，到了清明，有谁会在她的荒坟上添一把土呢？于是，一所空荡荡的四合院，只剩下了过着寂寞日月、守活寡的年轻大嫂。
祖屋里没有了主人，断了烟火，便悄然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成了队房。寂静的小院，霎时间变成了人群鼎沸的政治中心，好不辉煌了一阵子。由于常年得不到必要的修葺，终于在一天的夜里，随着滂沱的大雨“轰隆”一声倒塌了。受过良好教育，相貌姣好，现在却孤苦无助的嫂子，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又要挣吃，又要顾穿，怀着总有一天会与稽留台湾的心爱的丈夫见面的憧憬，苦撑着那漫长而艰难的岁月。开始还有倒塌下来的檩木可以变卖，过不了几天，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换钱和换口粮的东西了。一天几分钱还不能到手的工分和虎视眈眈的淫邪的目光，逼得她不得不离乡背井，随女儿住到了别的村庄，过上了寄人篱下的悲凉的日子。她望眼欲穿也没有等到远行在外的丈夫，惆怅万端、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她抛撒过青春的郑王庄；在她离开的时候，她既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可以炫耀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
1974年春夏之交，我亲爱的父亲——一个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吃的农民，突然因脑溢血病危。接到弟弟拍来的电报，我便星夜赶回老家去，在病榻旁尽长子最后的孝心。不幸，父亲没有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便与我们告别了。母亲刚过世才两年，父亲又辞我们而去，连续两次痛失亲人的打击，使我的心情极为沉重。办完父亲的丧事，在离开村子之前，我带着悲伤欲绝的心情，只身一人去看一眼那个我曾经非常熟悉非常想念的祖屋。当我的脚步踏进那个院子里的第一刻，便惊呆了。那凄凉的景象，多么象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所写的那种鬼狐出没的荒园啊。四周的居室无一例外地都倒塌了，剩下只是残垣断壁，甚至连一块瓦片都不剩了，那棵兆示着子孙连绵的石榴树也不见了，那些据说可以引来金凤凰的大梧桐树也不复存在了，到处都是丛生的杂草和荆棘，从三两个草垛和杂草丛中间，有一条被家狗和野狗们走出来的狗道，连着村子的东头和西头。这荒园子，只有狗们可以放心大胆地从那里经过，可以肆无忌惮地撒尿和拉屎，小胆的人，特别是孩子，是无论如何不敢从那里经过的，尤其是天黑的时候。他们害怕故事里的那些游荡的野鬼孤魂捉弄人，吓唬人。
我的脑子里轰轰的乱响，什么也理不清楚。生活好象是变了一个捉弄人的戏法，好端端的一个宅院，怎么就在转眼间变成一座荒园子了呢？难道真的如风水学所说的，在那大门外小巷与大街相交的丁字路口，没有竖一块“泰山石敢当”碑碣？我不信。一块石头就能挡住外来的邪祟，一个碑碣就能镇压敢于来犯的不祥？我不信。但事实上却果真是家道中落了呀。我如坠五里雾中。
随着两岸之间民间交流的扩大，听说大哥已经回乡来看过那个年久失修因而败落的家园了。他老了，是一个收入微薄的退休教师，失去了家园，他是注定无法叶落归根的了。他带着满腔的悲凉回到台中市。他给我来电话说，他大概再也不能回来，他对于没有见到我的面而万分惋惜。二哥于1979年落实了政策，从矿山回到了教育战线，又重操旧业，他重新焕发出来的工作热情，受到学生们和同事们的欢迎，工作的单位给了他一套居室，可以在城里安度晚年。面对着那荒废了的家园，他自然也是无可奈何的。只是我的心里象被什么堵着。我写信告诉弟弟，求他无论如何要把那间祖屋修起来，哪怕再简陋也无妨。那虽不是我们的财产，却是我们的祖屋！弟弟虽然读书不多，但很赞成我的意思，已经把那屋修好，在里面堆放了一些干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