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予遂寻路记
范予遂(1893-1983)是诸城范家车村（今属日照五莲）人，1921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36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生时期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思想，在济南参加地下革命活动，1914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担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常务委员，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立法委员。他上书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内战，在对蒋介石彻底失望后，脱离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并于1949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后参与筹备建立民革山东省组织。他尊重共产党的领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贯彻民革工作方针，是社会各界公认的民主党派代表性人士。
本期撰稿：赵元建
图为范予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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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从事革命活动
范予遂
陈干
蔡元培
范予遂在王乐平、陈干、商震诸人的启发和影响下，逐渐萌发了反清的革命思想，为响应武昌起义，范予遂剪掉发辫，参加革命军。后考入留日预备学校乙班，学习日语。在济南第一中学时期，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到处游行、讲演、串联，活动频繁，积劳成疾。
受陈干等人影响 逐步树立革命志向
范予遂，1893年5月1日出生在诸城县范家车村（今属日照五莲）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范楸芳，有土地二十亩。范予遂兄妹8人，他最年长。二弟范煜壁读过三四年私塾，曾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后回家开中药铺。三弟范煜玖未读书，自幼务农。四弟范煜瑛，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在1930年蒋、阎、冯大混战中阵亡。
1900年，7岁的范予遂开始在本村读私塾。14岁时，父亲要求他辍学，改学织布。因其坚持读书，经再三恳求，才得父亲应允，到王家楼子姑母家，同表弟王均甫一起，跟随姑丈王季龙（清举人）读书。两年后，又经王季龙介绍，到牛家官庄小学读书。1911年，18岁的范予遂小学毕业。
在牛家官庄读书期间，范予遂的大表兄王乐平在济南高等学堂读书。他放假在家时，常向范予遂和王均甫灌输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有次，王乐平同剪发青年陈干一起回家。陈干向他们讲解剪发的意义：“猪尾巴”（发辫）是清朝统治者逼迫汉人留起来的。要革清廷的命，就要割掉“猪尾巴”。其间，同盟会员商震也曾来诸城讲学，任教于诸城东门文庙内的东吴公学，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在王乐平、陈干、商震诸人的启发和影响下，范予遂和王均甫逐渐萌发了反清的革命思想，并决心成为一个革命者。
学生时期参加革命 波折不断仍保初心
1911年农历腊月下旬，诸城仁里革命党人臧汉臣和王心源、王露（号心葵）、臧文山、钟孝先等人，响应武昌起义，夺取了清朝县政府的政权，宣布诸城独立。并派臧建初去牛家官庄小学，宣传动员青年参加革命军，前往县城，保卫诸城独立。范予遂和王均甫当即剪掉发辫参加革命军。因为县城已被由沂水来的清兵包围，他们被阻城外。
农历腊月廿四，清兵攻入城内，大肆逮捕屠杀革命党人和学生军。革命党人县长臧汉臣被杀害，并被悬首城门示众。范予遂因剪发，成为被搜捕的对象，于是星夜赶回范家车村，装假发辫后，被其父送到院西村外的祖母家；又由外祖父送到日照县汪崖村一王姓基督徒家，躲了一个多月。
1912年四五月间，王季龙把范予遂和王均甫送到济南王乐平处，要他资助两人继续读书。当时因济南公费学校不招生，经王乐平介绍，范予遂和王均甫在一朱姓老师家学习。王均甫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范予遂则考入青州农业职业学校蚕桑班，1年后毕业，又考入青州师范。此时正值济南留日预备学校招生，因该校对参加辛亥革命的青年优先录取，他随即放弃青州师范，经王乐平介绍，考入留日预备学校乙班，学习日语。
1913年3月，革命党人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特务杀害。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留日预备学校的学生也发布通电，表示拥护讨袁。当时山东都督周自齐怕学生闹事，乃托词战事形势混乱，决定解散该校，但答应形势稳定后，学生回来仍可官费上学。“二次革命”失败后，范予遂和王均甫回诸城，王乐平则逃往甘肃。
加入同盟会讨袁护国
五四运动时积劳成疾
1914年四五月间，范予遂又同王均甫考入济南第一中学。因之前深受上海宋教仁主办的《民权报》和《民主报》的影响，范予遂对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和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文章都特别喜欢。7月，21岁的范予遂经王乐平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15年《新青年》问世，范予遂阅读后，对民主与科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5年冬，袁世凯在美、日帝国主义支持下，复辟称帝。孙中山在日本发表《讨袁檄文》，蔡锷、唐继尧首先响应，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居正也在潍县代表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军讨袁。1916年3月，山东革命党人吴大洲、薄子明等人响应讨袁护国运动，在周村成立护国军，宣布周村独立。范予遂离开一中，去周村参加护国军，被任为交涉员，在胶济铁路检查行人。同年6月，袁世凯病死。范予遂深感吴军纪律太差，离开周村，又返回济南第一中学，继续读书。
1917年范予遂中学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1921年8月毕业。在大学读书期间，他深受杜威、罗素、柏格森等人学术思想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在校曾参加过无政府主义活动。学校的工学会出版了《工学》，宣传“工学主义”；提倡读书、工作、劳动并重；完全自由，不受学校制度的限制。学校让工学会会员在校学会一门技术，范予遂学会了石印术。1917年冬，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列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范予遂认为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各大、中学学生数千人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等革命口号激励下，结队前往天安门集会。范予遂和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发表演说。游行队伍受到残酷镇压，大批学生遭到逮捕。暴行激起全国义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抗议军阀政府逮捕学生，宣布辞职。上海、天津、武汉、长沙等全国许多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相继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在全国声援下，学生的斗争更加坚决。北京学生联合会决议，定于6月3日到5日连续三天，各校学生分头上街、作抵制日货的宣传，见到出售的日货当即烧毁。范予遂和高师同学一起，上街发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演说，被军警逮捕，押解到北京大学关了约一个月。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被罢免职务。五四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由于范予遂在运动期间活动频繁，积劳成疾，回家休养了一个多月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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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
王乐平
张宗昌
邓恩铭
范予遂到济南省立第一中学担任教务主任，后被任命为教育厅指导员等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王乐平主持下，参与筹备成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工作。范予遂去广东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逝世后，他力求缩小和缓和国共矛盾。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山东省党部进行改组，范予遂在宣传部长顾孟余的安排下，到中央宣传部担任干事。
进入中学教书育人
担任教育厅指导员
1921年暑假，范予遂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返回济南，在省立第一中学担任教务主任。此时王乐平在济南组织“齐鲁书社”，宣传新文化，推销进步书刊，并以书社为据点，联络各地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在青年中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济南一师学生王尽美、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等人都深受其影响，并积极参加书社的活动。
同年，王乐平因革命屡屡受挫，苦于救国无术，与王尽美、王象午等人一起去俄罗斯考察，参加了列宁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会议，听取了列宁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英、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教导。
毕业后，范予遂先后任省教育厅指导员、省视学主任，同时还兼任济南第一师范和第一中学教员。1923年8、9月间，他曾代表山东省教育会赴云南昆明出席全国教育会议。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
参与筹备山东党部
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3年冬发表了改组国民党的宣言和党纲草案。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的具体办法。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此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王乐平出席了大会，会后他受大会委派来山东筹备成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范予遂被推荐为筹委会委员，后正式当选为委员及常务委员。委员共11人：王乐平、于洪起、于恩波、阎绶春、陈名豫、蔡自声、王子壮、孟民言、丁君羊、延白真、范予遂。王乐平为主任委员，丁、延两人是共产党员。
1925年冬，王乐平受到军阀张宗昌的缉捕，离开山东去北京，后又转广州。1926年1月，范予遂去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后，因身份暴露，于3月去了湖北武汉。1926年10月，范予遂又代表山东省党部，出席了在广东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各省区联席会议。
力求缩小国共矛盾 任中央宣传部干事
从孙中山倡导国共合作，到1925年3月他在北京逝世，这一段时间，范予遂同共产党的合作共事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可是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内部分化日益明显，原来反对三大政策的右派分子重新抬头，反共活动日趋嚣张。此时的国民党政府面临严峻挑战，对外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对内必须加强统一战线，维护党内团结。在这种情况下，范予遂力求缩小和缓和矛盾。
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及各省区联席会议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青年部长丁惟汾和宣传部长顾孟余，数次邀集郭春涛、邓飞黄和范予遂谈话。他们认为国共合作不是永久的，总有一天要分裂，要求大家有思想准备，以免将来被动。顾孟余特别强调过早分裂之不利，有被反动势力乘机而入的危险。他们还谈了中央准备派郭春涛、邓飞黄去冯玉祥部队作政治工作的问题，郭、邓二人均表同意。顾孟余并谈了汪精卫、蒋介石将来一定会合作的问题——此时汪精卫在国外，是被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驱逐出去的。在范予遂离开广州回山东前，顾孟余特别向他打招呼，要他路过武汉时，把国共的问题转告王乐平。自此之后，范予遂了解了国民党准备和共产党分裂。返济之后，地方军阀对革命党人的血腥镇压变本加厉。省党部交通员史德金和朱钖金被逮捕杀害。关于国共将来分裂之事，范予遂仅和王子壮、孟民言两人谈了一下，没再声张。
1927年2月，范予遂离开济南去武汉，途经上海，遇到路友于自江西南昌回北京。路友于告诉他，蒋介石坚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自广州迁至南昌；汪精卫等主张迁武汉。并说丁惟汾和顾孟余的行动也不一致，丁惟汾来南昌，顾孟余去武汉。范予遂经南昌时去看望丁惟汾，丁惟汾告诉他：“国共分裂的局势来得很急，顾孟余去武汉有他自己的打算，我不得而知。”又说，王乐平也在武汉，并要范予遂去看看他们。范予遂到了武汉，先见了王乐平和顾孟余，向他们汇报了山东的情况。他们都要范予遂留在武汉，住青年会。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会上纠正了二中全会所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并就提高民主、防止独裁，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的原则作出决议。会议还免去了蒋介石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27年4月，汪精卫自海外回国，先在上海和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主张国共继续合作；后到武汉，以“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的极左面貌，骗取了人们的信任，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大权。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大屠杀，并在南京另组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抗。此即所谓蒋、汪宁汉分裂。
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影响下，山东省党部也发生了变化：两个国民党委员王子壮、孟民言去了南京；共产党委员丁君羊来到武汉。丁君羊来武汉后，即酝酿改组山东省党部。由组织部主任秘书陈君埔（当时汪精卫兼组织部长）和丁君羊共同商量，进行山东省党部的改组。丁惟汾任主任委员，其他委员有王象午、王志超、王少文、陈鸾书、延白真等人。自此范予遂就正式脱离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范予遂写信给宣传部长顾孟余，要求顾安排工作，遂被安排担任中央宣传部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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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汪精卫投身改组派
汪精卫
冯玉祥
施存统
北伐军攻克河南之后，顾孟余带范予遂前去河南，拉拢冯玉祥支持武汉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武汉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汉口特别市党部和湖北省党部也立即进行了改组。范予遂被指派为汉口特别市党部委员，兼组织部长和常务委员。他因受到排挤离开汉口，回到上海。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改组派总部派他到山东、河南、山西三省，组建省级党部。
跟随顾孟余前往河南 拉拢冯玉祥
1927年5月间，当北伐军攻克河南之后，顾孟余带范予遂前去河南。顾孟余此行的主要任务，是拉拢冯玉祥支持武汉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因当时郭春涛在冯军内任政治部主任，邓飞黄也在冯军内从事政治工作。顾孟余在同郭春涛、邓飞黄和范予遂三人的一次谈话中说：“武汉国民党现在处境非常困难，蒋介石调动军队包围了武汉；帝国主义的军舰聚集武汉江面，武汉受到国内外军事上的威胁和经济上的封锁；国共之间的合作关系已不能维持多久；冯玉祥的态度对我们至关重要，必须做好冯的工作。”郭春涛也就冯玉祥的反共态度作了介绍。之后，冯玉祥于一天清晨天未亮时，单独约见了顾孟余，其结果是冯玉祥支持武汉国民党和共产党分裂。这时王乐平在武汉受到一部分山东左派青年的反对，不敢公开露面，也经顾孟余介绍来河南，任省党部举办的国民党党务训练班主任。该班的任务是训练国民党骨干，到县、市党部作反共工作。
1927年6月10日，冯玉祥召集郑州会议和汪精卫会晤。6月19日又召集徐州会议同蒋介石进行会晤。这两个会议对于促使蒋、汪合流，一致反共起到了重要作用。徐州会议之后，冯玉祥打电报给汪精卫，催促他早日和共产党分裂。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了所谓分共会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分共会议后不久，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即匆匆东移，合并于南京国民党，人员也很快向南京去了。在武汉设了政治分会，作为领导湘、鄂、豫三省的机构。政治分会先由顾孟余负责，范予遂为首席秘书。后顾孟余离开武汉，改由邓寿铨负责。
担任汉口党部委员 兼任《民国日报》总编
武汉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汉口特别市党部和湖北省党部也立即进行了改组。范予遂被指派为汉口特别市党部委员，兼组织部长和常务委员。梁寒操为主任委员，刘叔模、李午云是常委，戚报捷是委员兼工人部长。组织部有委员20多人，其中有程中一（主任秘书）、洪本桑（科长）、王惠、张秀民、刘培毓等人。当时组织部的主要任务是“清党”，即把跨党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具体措施是实行国民党员重新登记；凡跨党共产党员，若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仍可登记，承认其为国民党员，否则一律清除出国民党。施存统当时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范予遂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社评《欢迎施存统同志回转家来》。
分共会议后不久，顾孟余还要范予遂兼任汉口《民国日报》的总编辑。但实际上，范予遂把总编辑责任委托给报馆经理石信嘉担负，而他的任务是写社评。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写了近30篇社评。
受排挤离开汉口回上海
跟随汪精卫加入改组派
汪、蒋合流之后，国民党中央头目相继离开武汉去南京、上海。10月间，汪精卫、顾孟余离去后，一方面因为蒋介石、桂永清军队向武汉挺进，使武汉形势日趋紧张；另一方面，也因为范予遂在政治分会受到邓寿铨等人的排挤，于是10月底范予遂离开汉口，回到上海。
1927年底，汪精卫在广州利用张发奎的军队夺取桂系地盘。失败后，汪、蒋两派在上海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会议。邵力子为秘书长，范予遂为秘书。会上蒋派监察委员对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顾孟余提出弹劾。说他们当了共产党的尾巴，不许他们参加会议。1928年1月、2月间，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属于汪派的“粤方委员”汪、陈、甘、顾都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会议结束后成立了一个民众运动委员会，以汪派委员朱霁青为主任委员，范予遂也被派在该委员会工作。
二届四中全会后，汪精卫出国。其他汪派委员多数聚在上海，酝酿筹备一个组织，改组国民党，同蒋介石争夺领导权。范予遂也随同朱霁青辞去民众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专门从事改组活动。当时由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丁惟汾）派往各省、市的指导委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汪精卫很迷信，故筹备工作基本顺利。5、6月间，出版刊物《前进》，主要由顾孟余、王乐平和范予遂负责。年底，便成立了一个叫“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组织，外人称之为“改组派”。不另选中央领导机构，仍以汪派二届中委为领导。下设三个部：总务部由王法勤、潘运超负责；组织部由王乐平、朱霁青负责；宣传部由顾孟余、陈公博负责。范予遂和张叙青、刘衡静任干事。范予遂担负组织工作，主要掌管名册。改组派总部派范予遂到山东、河南、山西三省，组建省级党部。范予遂先到泰安（当时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所在地)，找了一些熟人商谈。结果推张维中、王立哉、刘子班三人为筹备委员，以张维中为主，三人都是南京国民党派去的指导委员。范予遂在泰安月余，即去开封。商得邓飞黄（原是南京派省党部主任委员）同意，由他和王海楼5至7人负责筹建。在开封约一周，即去太原。找到南京派去的指导委员苗培成、姚大海等7人负责筹组山西省的改组派党部。任务顺利完成，旋即返回上海。这次改组派的组织工作发展很快，几乎所有南京国民党建立党部的省、市，改组派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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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争权远赴英国留学
西山会议
顾孟余
面对改组派的争权夺利，范予遂有些消极，于是赴日留学，直到表兄王乐平被刺杀，才返回上海奔丧，范予遂不愿和蒋介石搞军阀混战式的斗争，而无奈跟随汪精卫，一度陷入苦恼中。国民党五大上，范予遂落选中央候补委员，辞去道清铁路局局长的职务，在丁惟汾的推举下，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委员会委员，得以赴英学习。
平息改组派权力纷争 消极沉沦后赴日留学
1929年1月、2月间，“改组派”在上海召开了有各省、市党部代表参加的工作会议，研究推进“改组派”工作的办法。
会上有人认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一个新组织，不应由旧中央委员会领导，应由会议重新选举中央委员会，组成新的领导机构。但在酝酿中央委员候选人时，出现了争夺激烈、僵持不下的局面。几经协商也得不到解决。范予遂便和刘衡静、张叙青交换意见，共同建议总部和地方代表不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中央委员。建议受到大家的拥护，争夺中委候选人的纷争才平息。
“改组派”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虽有分歧，但在反共这个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汪精卫写过一篇文章《夹攻中的奋斗》，就是既反蒋又反共的。
这次会议之后，范予遂有些消极，决心不干改组派的工作，到国外去读书。1929年3月，他在王乐平帮助下，筹集了1000元去日本。在日本与谷锡五同住一起，专学日语。
表兄被刺回国奔丧 扩大会议失败回沪办刊物
1930年2月，王乐平在上海被蒋介石派人刺杀。范予遂即回沪参加丧葬。由于经济困难，他无力返日继续学习，故又回到改组派总部工作。这时总部只有朱霁青一人负责。顾孟余已去香港，王法勤、潘运超等去了北京。汪精卫已去香港，在勾结石友三、唐生智进行军事反蒋失败以后，正和阎锡山、冯玉祥勾结，进行军事反蒋活动。
这期间，范予遂在上海改组派总部为王乐平写了一篇传略性的基碑词，完稿后去香港征求汪精卫、顾孟余的意见。汪认为关于王乐平在武汉受左派青年反对，“中央取不问态度”一事，不符合事实，建议删改。范予遂随后就删掉了。此行顾孟余同范予遂讲了一件事，说陈璧君对范不满意，她曾对顾孟余说过“范予遂不可靠”的话。范予遂说：“这可能是1927年10月间在武汉时，我曾说过‘汪精卫忽左忽右，跑得太快，让人跟不上’，被人传给了她。”范予遂在香港没住几天即回上海。返沪后朱霁青要范予遂去两湖了解改组派的情况，于是范予遂又去汉口、长沙一趟，前后约半个多月。
从日本回国后，范予遂有些苦恼。他不愿和蒋介石搞军阀混战式的斗争，但军阀混战的局面已经形成；他想去国外又无经济能力，只得跟着汪派走。
1930年7月，汪精卫勾结邹鲁、谢持、覃振等反蒋中央委员，与阎锡山、冯玉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于9月中旬成立了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相对抗的国民政府。范予遂于8月底到北京，扩大会议派范予遂为设计委员。
9月19日，张学良通电反对扩大会议，拥护南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参加会议的中上层人员便纷纷逃到太原。当时武和轩要范予遂和他们一起去太原暂避一时，范予遂没有去，于10月间回到上海。范予遂在上海同友人谷锡五、刘旭初、赵欣初、朱益中等创办半月刊《民间》和书店“民力书局”。经费是向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工作的熟人募集的。《民间》只出了几期，书店也不过支撑了半年左右就停办了。汪精卫、陈公博、邹鲁、谢持、覃振等人去太原后，起草了一部所谓《宪法草案》，发表于天津《大公报》。以后也各自西东了。
在广州参加国民党四大
五大落选公款赴英留学
1931年5月，汪精卫利用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引起粤系军阀陈济棠和粤派政客古应芬、肖佛成等不满的矛盾，与陈、古、肖等在广州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筹备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当时南京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也正在筹备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汪精卫等所为意在与南京对抗。范予遂作为上海改组派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但会议期间，改组派和广东派发生了分裂，汪精卫当即带着改组派的代表回到上海，单独召开了改组派自己的代表大会，选举了自己的中央委员十余人，范予遂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和广东派妥协，进行和平谈判。汪精卫作为广东派的主要代表，借此机会和蒋介石勾结了起来。和谈结果是蒋介石下野，广东撤销对南京的对抗；南京、广州、上海三方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并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改组行政院，孙科任院长，陈铭枢任副院长兼交通部长。孙科上台后，因宋子文在财政上百般刁难，使孙科的财政部长黄汉梁毫无办法，于是汪精卫便于1932年1月，继孙科为行政院长。1932年2月，范予遂出席了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会议由汪精卫主持，主要议题有三：一是设立军事委员会，并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这个问题一提出即遭到李济深、冯玉祥等的反对，但因汪坚持而被通过)。二是结束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日战争。这个问题也有争论，最后因汪精卫、何应钦极力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而被通过。三是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1932年2月，顾孟余接任铁道部长，范予遂被派往河南焦作，任道清铁路局局长，同时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1935年底，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范予遂落选中央候补委员，同时汪精卫在南京被刺受伤。这时范予遂和顾孟余力主改组派退出南京政府，汪则仍积极主张留在南京政府。在顾孟余辞去铁道部长之前，范予遂先征得他的同意，辞去道清铁路局局长的职务。并以赴欧作铁路考察的名义，由道清铁路局拨款1.5万元，于1936年2月去了英国，实现了多年来想去英国的愿望。同时在丁惟汾的推举下，范予遂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委员会委员。去英期间家属的生活费用就是依靠党务委员的薪水。到英国后进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议会政治和费边改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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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爆发一改悲观态度
孔祥熙
武汉会战
西安事变发生后，范予遂主张救出蒋介石，以防国民党四分五裂。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初期，范予遂曾在报纸上公开散布过投降主义观点，但很快就改变了看法。汪精卫叛国，对他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和严峻的考验。范予遂决不投敌，但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之时，他受命阻挠林伯渠“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议案。
参与抗战问题密谈 对前景抱悲观态度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国外报纸报道汪精卫、何应钦主张讨伐张学良。宋子文等主张和平解决，救出蒋介石。范予遂立即约邓飞黄、黄少谷（此时陈铭枢、方振武、王锡礼已不在伦敦)三人联名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主张和平解决以救蒋。其目的在于：避免蒋介石死亡，使国民党陷于四分五裂。
1937年，孔祥熙以中国政府特使身份去英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一天，他同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通知范予遂和邓飞黄去大使馆。他们到时，孔祥熙、郭泰祺、汪精卫及顾孟余正谈论抗战问题。孔祥熙表示：中国如果抗战，半年就会被打垮。汪精卫也同意这一看法，并重复了蒋介石所散布的“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投降主义论调。郭泰祺则从外交上论证了英、法诸国对日本采取妥协态度，不会同情中国抗战。顾孟余也认为抗战没有胜利希望。总之，四人对抗战都持消极悲观的观点，范予遂和邓飞黄虽未发言，但也是认同的。孔祥熙还劝汪精卫枪伤痊愈后早日回国。汪精卫问范予遂和邓飞黄是否也准备回国，他们表示愿留英学习，暂不回国。
不久，陈铭枢、方振武、黄少谷、王锡礼也来伦敦，邀范予遂和邓飞黄商量，联名拍电报给蒋介石要求他抗战。邓飞黄欣然同意，但范予遂却认为打电报无用也无益，并为此和陈铭枢争论起来。范予遂的理由是：一、即使日寇打到南京，蒋介石也不会抵抗：二、中国抗战必须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才有胜利希望。现在看不出世界大战爆发的趋势，中国单独抗战是难以取胜的。因此当时范予遂没有同意在电报上签名。事后邓飞黄批评他脾性固执，得罪朋友，第二天他才勉强签了名。这是范予遂在抗战这一问题上投降主义观点的初次表露。
国难当头返回上海 抗战初期持投降主义论调
七七事变爆发后，范予遂和邓飞黄感到国难当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能再继续学下去了。于是两人一起于10月初回国。先到上海，见到了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法勤、刘守中、潘云超。他们告诉两人：蒋介石认为中国一抗战就会立即得到英、美、苏、法诸国，特别是苏联的积极援助，这样就可能很快取得胜利。当时范一方面对蒋的态度感到惊讶；另一方面认为英、法在欧洲是鼓励德、意法西斯进行侵略的。对日本也是如此。绝不会出兵援助抗日。至于苏联，也只能是精神上的支持，要其出兵支援也不可能。
基于这一认识，在抗战初期——由英国回国到1938年上半年这一时期，范予遂曾经在报纸上公开散布过投降主义观点。其中一篇，事先经汪精卫看过，并由汪介绍给汉口《大公报》发表。另一篇标题是《国际的里面》，登载在陶希圣主编的刊物上。中心思想是：如果一个国家对敌国的侵略，明知没有在军事上取胜的可能，就宁可在外交上承认失败，而不要等到在军事上被打垮之后，再签订城下之盟的亡国条约。
全民抗战改变消极态度
写信劝汪精卫不要投敌
现实很快改变了范予遂的投降主义看法：一是日寇咄咄进逼，北京、南京、上海、武汉相继沦陷，而日军仍狂进不止，说明日寇非灭亡中国不可。二是汪精卫到重庆后不久，经昆明去河内，并公开发表投降日寇的艳电。三是虽然国民党中央军节节败退，但全国人民抗日烽火越燃越旺，这充分说明华夏儿女不可侮。四是英、美、法、苏相继对德、意、日法西斯宣战，世界大战势成。
汪精卫叛国对范予遂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和严峻的考验。因为他是改组派的领袖，也是范予遂多年来一直很崇拜的人物。汪精卫的叛国使改组派失去了与蒋介石抗衡的精神支柱，也失去了靠山。他叛降日寇不久，蒋介石立即分别找改组派的人谈话。谈话内容是一样的：一是要他们对汪精卫的叛降表态；二是要大家写信给汪精卫，劝他不要投降日寇。信件全部交彭学沛，由他负责寄给汪精卫。蒋介石同时召见了范予遂和邓飞黄。两人坚决表示反对汪精卫的叛逆行为，并联名给他写了规劝信。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范予遂的行动受到了蒋帮特务的监视。他的一台收音机也被重庆卫戍司令部借口没有登记而没收。汪精卫投降日寇后不久，曾给范来过信。陈璧君也曾自香港派周化人来重庆，目的是拉拢改组派的人去香港，均被范予遂严词拒绝。
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
受命阻挠林伯渠提案
1938年7月，为笼络民心，国民党政府曾打着政治解决国共问题，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的幌子，以由政府聘请的方式，成立了一个所谓代表民意的政治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初成立时，汪精卫为会长。范予遂也参与了这一组织，并作为历届的驻会委员。
1939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该办法严格限制共产党和进步民众团体，并派遣特工人员打入共产党和进步群众组织，从事反共活动，成了蒋介石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积极反共的重要依据。自此之后，国民党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活动。
国民参政会实为国民党御用机构。因国民党的参政员占绝对多数，凡遇不利于己的提案，先由秘书长（初为王世杰，后为邵力子）或副秘书长(雷震)出面组织否决。如1944年9月，共产党参政员林伯渠出席会议，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提案。范予遂即受命登台发言，以国民党已一再声明，在抗战胜利后实行宪政，还政于民，现正值抗战时期，难以办理选举等为口实，阻挠了这一提案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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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介石背弃承诺不满
于学忠
李仙洲
朱家骅约见范予遂，要他去山东担任省党部主任委员。范予遂到任后，劝说李仙洲部入鲁未果，蒋介石反而未打招呼就令于学忠和李仙洲都撤出山东，范予遂萌生辞职之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背弃承诺，国民党威望扫地，令范予遂痛心不已，他曾致信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内战，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受蒋介石召见谈话
赴鲁担任主任委员
1942年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约见范予遂，要其去山东担任省党部主任委员。不久范予遂就接到了任命，并受到蒋介石的召见。蒋介石的谈话内容主要是攻击诬蔑共产党和八路军破坏统一，不服从命令，实行割据，积极扩充实力。因此，蒋介石要求他去山东后，务须按照国民党历次颁发的反共办法，全力对付共产党，并一再强调对他的信任，要求范予遂按中央组织部的指示好好干。并且叫林蔚交给他一个密电码，要他有事直接向蒋介石电告。最后还叫林蔚给范予遂5000元安置家务。
当年4月，范予遂自重庆动身，先到皖北阜阳，住在李仙洲的九十二军司令部。一方面与省政府取得联系，要其派人来阜阳接其入鲁；一方面作入鲁的准备，如办理良民证等。良民证是由九十二军副官处通过界首商会会长办理的，化名樊世昌，安徽籍。5月，山东省政府派一职员祝廷琳到阜阳来接范予遂，随即两人一起经宿县、济南、张店、博山，到吴化文防区，然后再到临朐县青崖上任。
召开会议传达上级指示
委任督导员赴各地督导
到任后，范予遂首先召开了两个会议，一个是省府机关国民党员大会，另一个是省党部委员会。主要内容是宣传美国对日宣战，抗战胜利在望，传达蒋介石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污蔑攻击，煽动反共情绪。同样的论调范予遂也在省府召开的职工欢迎大会上散播过。当时的省党部委员为阎实甫、秦启荣、牟尚斋、赵季勋、宋从颐、刘道元、李先良、赵士伟等人。
由于当时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为日寇侵占，国民党统治区被分割成若干块，故国民党中央在山东又设立了20多个督导区。每个区辖4至5个县，由组织部直接委派督导员进行督导。督导员有王镜阳、刘廷简、崔百朋、翟临庄、李汉三、潘维芳等人。省党部设四个科：总务科长吕建勋，组织科长张浩然，宣传科长李杰生，另外有调查统计室，主任为于宝仑。调查统计室直属中央调查统计局管辖。
协调于李矛盾未果 李仙洲部未入鲁
由于范予遂初到山东，人事不熟，各项工作主要依靠书记长阎实甫；又由于当时日寇频繁扫荡，省党部须听从省政府通知随时随其转移。范予遂感到非常被动。因此希望李仙洲的军队能尽快入鲁，和于学忠的部队联系起来，以增强山东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范予遂亲自去日照拜会于学忠商谈此事。
范予遂请于学忠打电报给蒋介石和李仙洲，催李早日入鲁。范予遂向于学忠表示，李仙洲入鲁后，他会尽力促成于、李两部的合作，以解除于对李的戒心。但这个意见遭到于学忠的婉言拒绝。于学忠一方面表示欢迎李部入鲁，但一方面借口自己是军人，不便打这样的电报。回到省党部后，范予遂又两次派人去阜阳进行催请李仙洲入鲁的活动。第一次派的是省参议员李佩贤，第二次派的是党务督导员潘维芳。范予遂又曾两次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他催令李部入鲁。在电报中范予遂说明，若李部不入鲁，则于部可能撤出山东，就会失去山东。但范予遂所作的这些活动都没有发生作用。李仙洲始终未能入鲁。
跌伤左手赴北平就医 被诬告同日伪勾结
1943年初，范予遂因骑马跌伤左手，经于学忠的军医多次治疗无效，有三个手指僵直不能弯曲。范予遂未经请示，便私自去北平就医。住北师大同学李子纲家。先后经周瑞庭、孟继懋两医师治疗。孟继懋是骨科专家。他嘱范予遂坚持长期热敷、擦药，结合手指弯曲锻炼，定能治愈。范予遂在北京治疗一周后，就买了一些外用药回到山东。
关于这件事，曾引起两次风波：一次是当时山东省党部CC派的人向国民党中央告发，说范去北京同日伪勾结，CC派头子陈果夫曾以蒋介石的名义下令彻查这一诬告。一次是1957年“反右”期间，曾有人怀疑范予遂是受蒋介石之命去北京同日伪勾结，这纯属误会。
蒋介石倒行逆施
范予遂劝说无效
蒋介石两次回电都说李仙洲一定能够入鲁。可是范予遂左等右盼，最后不仅李部入鲁未成，蒋竟不给他任何指示，而电令李仙洲和于学忠全都撤出山东。这事对范予遂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使他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他极大的侮辱和愚弄。于是在得知此事之后，范予遂也未经请示，于8月离开山东，返回重庆。到重庆后，他立即向朱家骅提出辞职。朱家骅坚决不准，范予遂也坚持不干。拖了好久，朱家骅提出一个折中之法，答应范予遂可以不去山东，而在皖北阜阳设一办事处。此时山东省政府也已迁到阜阳。于是1944年春，范予遂又到了阜阳。7月，蒋介石突然把朱家骅调任教育部长，陈果夫为组织部长。范予遂便趁机辞掉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一职务，于8月底回到重庆。此后主要从事国民参政会的活动。
1945年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举国欢腾，一片喜悦。此时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都迫切要求中国能出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局面，而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可是蒋介石却倒行逆施，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不但他多年来作的许诺“抗战胜利后，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政治解决国共争端”毫不兑现；相反，他一边全力组织对日伪统治区的接收，一边积极进行备战，意图消灭共产党。
眼看着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大旗的国民党，被蒋介石这个“三民主义不离手，总理遗嘱不离口”的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眼看着国民党威望扫地，作为一个追随国民党30多年的老党员，范予遂当时心痛万分。在挽救国民党的前提下，范予遂曾于这年10月致书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内战，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存在，政治解决国共争端。并建议改组国民参政会，增加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名额。以此为基础，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信呈上之后，石沉大海，毫无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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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山东民革参政议政
李宗仁
范予遂把主要精力放在从事议会道路的活动中，梦想实现孙中山的宪政和三民主义。为挽救国民党免遭灭顶，他提出了两条建议。1949年12月，范予遂在北京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负责山东民革的建立，积极投身民主协商，参政议政。他受到党的重视和肯定，是社会各界公认的民主党派代表性人士。
投身议会政治建设
提供民主人士名单
从辞去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到1949年上海解放，这5年时间，范予遂把主要精力放在从事议会道路的活动中。他梦想按照西方议会的模式来实现孙中山的宪政和三民主义，因此力主取消一党专政，实行各党派在和平、民主、自由、平等条件下的议会竞选，由取得议会代表多数的党组织政府。未参加政府的党派则以在野的地位，对政府实行监督。
范予遂希望国民党执政，但这只能以取得人民的信赖为前提，而不能采取封建独裁镇压的手段。基于这一主导思想，他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编着过两本小册子：一本《国民参政会》，一本《中国宪法》。此外，1945年上书蒋介石；1946年为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提供国民党内部的所谓“民主人士”名单，参与制定宪法，参加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竞选等。
为马歇尔提供名单，是在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声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失败”之后不久。一天，李振翩向范予遂和罗贡华、宋宜山、张汇文、武和轩等说，马歇尔希望他们提供一个国民党内较开明、讲民主、爱自由的人士名单。他们当即商量了一个20余人的名单，名单中有顾孟余、王世杰、邵力子、周炳琳、钱端升、张治中、杭立武等。
积极参与各大竞选
幻想实现议会政治
范予遂之所以公然不顾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积极参加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竞选以及参与制定国民党的宪法，是因为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蒋介石放弃反共不打内战是不可能的。但他断定总有打不下去的时候，那时就可以利用议会的力量，迫使蒋介石下野，再由副总统取代其与共产党谈判，成立联合政府，实现国内和平。因此在实行宪法的选举中，范予遂积极奔走，全力争取与反对CC等死硬分子的派别实行联合，与死硬分子争夺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席位。
1948年国民党副总统的选举，在第二轮两名候选人孙科、李宗仁中，范予遂积极串联支持李宗仁。结果李宗仁当选。在立法院院长的选举中，有些友人劝范予遂参加竞选，被范予遂婉拒。他积极推荐童冠贤竞选，童冠贤不负期望当选。当时范予遂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这是自己在议会活动中的胜利开端。
力求和平谈判 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
1948年，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来说是暴风骤雨之年。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相继遭到惨败。其赖以发动反共反人民战争的赌注——几百万大军，到年底已折损大半，且所谓嫡系精锐也所剩无几。南京虽有长江之险，但已陷于一片混乱。蒋介石一方面决定把国民党中央和政府机关迁往广州，一方面还妄图再用一次缓兵之计。
对范予遂来说，这是他生平又一重要的抉择时刻。淮海战役后，他认为再打下去国民党必定彻底垮台。为挽救国民党，范予遂曾打过两个如意算盘：一是上书蒋介石，建议他要求驻华美军协助防守长江，以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作为对等谈判的支柱。二是建议蒋介石立即下野，由李宗仁出任总统，宣布停战议和。
第一个建议没能实现；第二个建议因当时多方面对蒋介石施压，蒋介石终于在1月21日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李宗仁于第二天就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以毛泽东1月14日声明的八条作为谈判基础。李宗仁发表声明后，又要范予遂持他给顾孟余的信去香港，邀顾来南京赞助和谈。
顾孟余来南京后，李宗仁曾约他出任行政院长。范予遂也积极鼓动他出任。但他坚决辞谢，认为和谈不易进行，也不会成功。
几经周折，最后李宗仁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去北京同共产党进行谈判，拟定和平协定。但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拒绝了。
此间，范予遂决定留下来，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因此，趁国民党政府机关纷纷向广州撤离，他来到上海躲入马鹤龄家，直到上海解放，他又受邵力子、张治中邀请去了北京。1949年12月，范予遂在北京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建立山东民革
积极参政议政
1950年9月，范予遂受民革中央委派，担任民革山东省分部筹委会召集人，负责山东民革组织的建立。山东当时民革党员少，加上工作条件简陋，组织发展十分困难。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使命感，带领筹委会一班人，依靠各级党委，广泛联系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以中上层为主，物色和吸收了一批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思想进步、工作勤奋、符合条件的党员。由最初山东仅几名党员，发展到1954年产生第一届委员会时的近200人，到1957年6月全省已达540余人，并相继建立了青岛、潍坊、泰安、聊城等地的民革组织，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范予遂先后担任山东省民革第一、二、五届主任委员，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第一、四、五届副主席以及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他在民革长期担任驻会领导职务，带领全省各级民革组织积极履行参政党的职能；他十分尊重共产党的领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贯彻民革工作方针，在加强自我教育的同时，做好为社会服务工作，受到党的重视和肯定，是社会各界公认的民主党派代表性人士。
20世纪50年代初，范予遂多次代表组织或以个人的名义，在报纸和集会上发表文章和讲话，抗议美帝侵朝和侵略我国领空的行径，拥护周恩来致联大的抗议和控诉。他在担任全国和省政协委员期间，积极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经常提出颇有见地的提案。他还不顾年迈体弱，积极撰写
文史资料。
此外，他十分热心对台宣传联谊工作，经常写信给在台湾的老同事、老朋友，介绍祖国的新面貌；他还利用撰写广播稿和有关文章、接待来访等方式，进行联谊工作，即便身体多有不便，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希望台湾的诸老友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范予遂于1983年10月11日在济南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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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参考资料：《九十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