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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60天前
鄌郚总编

朱瑞祥丨清末安丘的初级教育

  清末安丘的初级教育
  原创 朱瑞祥

  清代及其以前各代,县城设儒学,并在城乡开办塾学,有私塾,也有官办的义塾,义塾就是义学,赫赫有名的乞丐教育家武训,讨饭攒钱开办的学校,就是义学。
  清末,科举废止,提倡新式教育,兴办学堂,义塾都改名了,叫什么什么学堂。史料有记的,散布在全县各地的官办、私立学堂共有四十七所。
  一九〇四年(清光绪30年),“安丘官立高等小学堂”建立,校址在县大堂的东邻,文昌阁的东面。后两年,又建立了“文昌阁初等小学堂”,校址在文昌阁的后面。另一所是“常平仓巡警学堂”,校址在内城西北角的常平仓,这座常平仓是康熙二十九年设立的,为的是“积谷防饥”。另外,还有“南门里大街公立初等小学堂” “东关大街公立初等小学堂” “关帝庙公立初等小学堂” “关帝庙公立半日学堂”“ 南关大街公立高等小学堂” “西关大街私立半日学堂”。至一九〇六年,安丘城区共有官办、私办学堂九所。
  乡下的学堂共有三十八所,计有:
  担山社①麻埠庄的“私立维新两等②小学堂”。
  邢戈庄社朱戈庄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杞城社杞城村的“公立初等小学堂”和“公立两等小学堂”。
  逄王社逄王村的“公立高等小学堂”和“公立初等小学堂”。
  逄王社桃李庄的“公立初等小学堂”和“半日学堂”。
  逄王社墨埠庄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安泰社安泰村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安泰社孙泮村的“公立初等小学堂”。(1987年版《安丘教育志》记为“汶泮”)
  安泰社岞山村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赵戈社大通宫的“研新两等小学堂”(庙产)和“公立初等小学堂”(赵戈庄)。
  赵戈社解戈庄的“养政初等小学堂”。
  高戈社高戈庄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高戈社戴家埠的“公立初等小学堂”(两所)。
  高戈社周家官庄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高戈社东邵庄广济寺的“公立德新初等小学堂”。
  高戈社沙窝村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甘泉社河洼村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景芝社景芝的“公立高等小学堂”和“公立初等小学堂”。
  石泉社石戈庄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石泉社三十里铺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市留社宋官疃的“公立两等小学堂”。
  官庄社官庄村的“公立保粹两等小学堂”。
  官庄社别家屯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官庄社卞家洼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利见社(教育志记为力监)里户庄的“私立蒙养③学堂”。
  利见社朱家庄的“私立蒙养学堂”。
  白芬子社白芬子村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垌峪社水帘沟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凌河社凌河村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南逯社马郎沟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南逯社冷家山的“公立初等小学堂”。
  高崖社高崖村的“公立两等小学堂”。
  那时候岞山、高崖还属安丘。
  文后附图是一九〇六年安丘学堂分布图,看得出来,平原地区学
  堂分布密度较大,但是也兼顾了相对闭塞的西部山区。
  这四十七所学堂规模都不是很大,在校学生,多者不过一两百人,少者区区数十人,其时全县人口已达七十五万,儿童入学比例低得可怜。中日甲午战争过去没多久,清廷还没有恢复元气,这也算难为他了。
  学堂改制并不彻底,许多零零散散的私塾依然存在,补充了官办学堂的不足,官府持默许态度,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才被强令取缔,但仍有个别私塾留存至解放前夕。
  私塾的课程,以识字类的基础课本为主,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从“人之初、性本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念起,读熟了,能背诵,先生开始讲解。有的私塾学校教授《日用杂字》,更扩展了认字的范围,记的老辈人留下的一本线装本,就有“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粘粥小豆腐、煎饼随时摊”的语句,念一遍就能记住。稍大一点的学生,学《声律启蒙》《笠翁对韵》,这是两本十分相似的读物,对“对子”,写诗词要用。《声律启蒙》是清朝人车万育(字与三,邵阳人。康熙进士)编写的,是一本专门训练儿童作诗对对联、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笠翁对韵》是李漁(1611-1680,原名仙侣,后改名渔,字笠翁)仿照《声律启蒙》写来幫助作诗的韵书,里边有一半语句都用了典故。因此,学习《笠翁对韵》对写诗词用典很有帮助。
  大尚庄教会女子学堂教材《地理问答》维新两等小学堂修业文凭
  中国古代韵文十分讲究词语的声律与对仗。字形、读音和字义要“对偶”或“对仗”,俗称“对对子”。“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鱼潜藻,鹿藏蕉,水远对山遥。湘灵能鼓瑟,赢女解吹箫”,全是典故,念熟了,作诗对对儿,张口就能来。
  私塾的另一类教材是儒家经典,除了四书五经,还要读一些陶冶性情的诗歌集和理论书,如《神童诗》《孝经》《圣谕广训》《朱柏庐治家格言》等,我家原来收藏有一本明才子解缙诗的手抄本,解缙就是神童。“门对千根竹,家藏万卷书”,“出水蛤蟆穿绿袄,落汤螃蟹着红袍”,经常翻看,后来的某个时期,这本书上缴了。
  数理化几乎不学,所以那时候做买卖的请个记账先生很难。阿拉伯数字没几个人认得,見過爷爷用罗马数字记账,1、2、3、4、5、6、7、8、9、10,写成Ⅰ、Ⅱ、Ⅲ、Ⅳ、Ⅴ、Ⅵ、Ⅶ、Ⅷ、Ⅸ、Ⅹ,看着很复杂,其实很好记,罗马数字的基本字形是Ⅰ、Ⅴ、Ⅹ,一竖是一,两竖是二,三竖是三,“竖”在Ⅴ、Ⅹ的左、右边代表减或加。我們家有架老掛钟,表盘子上画的就是罗马数字。
  清末的学堂,课程教材比较西化,光绪二十九年(1903)《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科目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地理”“历史”“格致”“习字”“唱歌”“体操”等,“格致”就是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算学”能涉及到一次方程组,高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学数学,和现在差不多。八国联军把满清的闭关自守之门打碎了,外国来华做买卖、传教的更多了,基层学堂开始设置英文课。
  清朝的私塾、学堂虽然不大,但是对学生身份的要求却很严格。孔老夫子一直倡导“有教无类”,表面意思是“普遍教育,不分类别”的无差别教育,其实他还有深层意思。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篇》)意思就是,“具有中等以上资质或道德水平的人,可以让他学习较高的学问或道理,而资质或道德水平在中等以下的人,就不可以告诉他较高的学问,懂得较多的道理”, 直白的说,只要不是文盲就可以了。古代的人是以从事的职业来判定身份高低的,娼、优、皂、卒、贱民、犯官等等都是另类,他们的子弟虽然可以得到教育,但是在哪里受教育,受什么样的教育,那就要区别对待了,要想参加科举考试,不可以。
  想隐瞒或冒充行不行?更不行。学堂的结业证书上,除了校名、校长、本人姓名之外,还有籍贯、年龄、考试成绩以及曾、祖、父三代人的姓名,要是参加科举考试,还要写上曾、祖、父三代人的官阶履历、有无犯罪前科。没有照片的年代,考生的相貌都要详细描述在报考单上,什么面白无须、鹰鼻口阔之类。一旦中了举人进士,做了官,还要褒封祖宗三代,要是娼、优、隶、卒受到褒封,那可是有伤风化的。因此,考生参加考试之时,必须在履历表上注明上三代名字与身份,查明不是出身低贱的才可以参加科考。
  出身低贱的人就永无出头之日吗?也不是。贱民改了成分等级以后,放弃原来的职业,三代之后才算“洗白”,到第四代,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了。假设第三代就允许参加科考,万一中了举人,贱民身份的爷爷还是没法褒封。
  (本文参考《安丘乡土志》编写)
  注:
  ①社:清末的行政管理单位,下辖若干自然村,相当于后来的乡或公社。
  ②两等学堂:清末的小学堂,分初等和高等,合并设立者称两等小学堂。初等七岁入学,修业五年,后改四年。高等修业四年,后改三年,民国时期改为两年。
  ③蒙养学堂:不同于一般学堂,课程不只教识字、写字和古文,也有算学、格物(西洋自然科学)等现代学科。同时教授儒家经典,以培养和完善儿童的道德品质,保养性真,打好文化基础,是中国儿童初级阶段新教育的新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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