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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楼主] 发表于:2014-02-02 14:25
昌乐 刘文安

《青州历史文化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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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1楼] 发表于:2014-02-02 14:28
昌乐 刘文安

第五编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青州由国家一级政区降为二级政区,仅为青州府治所,但其海岱名城的地位依然没有变化。明朝276年间,青州是仅次于济南的山东第二重镇,且建有衡王府,经济高度发达,文化持续繁荣,创造了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升平盛世。明清鼎革,青州社会遭受巨大破坏,其历史地位有所下降,文化相对沉寂,但仍然是各种思想文化交互融合的重要阵地。尤其是进入晚清时期,青州接受西方文化的浸润,领时代风气之先,成为近代革命运动的摇篮之一,青州人民为中华文明的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章  历史概述
  第一节  明初山东省与青州府
  毛贵的红巾军在青州与元军苦战的时候,南方的红巾军如火如荼,蓬勃发展。最终都归集到朱元璋麾下,为建立朱明王朝奠定了基础。青州民间广泛传说:朱元璋少年为僧,云游四方,17岁时曾流落青州,在东高镇核桃园村崔迪家打工放牛,崔迪待他很好。朱元璋称帝后,厚待崔迪,崇荣倍至。青州西部有山,名“明祖山”,传说为朱元璋放牛之处,山北有村名核桃园,即崔迪家。明嘉靖《青州府志》这样记载:
  崔迪,字惟吉,益都人,家世业儒,通晓经史,长于理学。至正末,高皇帝曾尝幸其家,迪敬事焉。洪武初,召授青州府儒学训导,转益都教谕,擢左春坊、左赞善。谢病归乞,以教谕终其身。赐之诰命,白金文绮龙头拐杖,一品服色,以宠异之。
  这部官方修撰的府志成书于1564年,距元末明初仅200年,书中所载史实应该是有根据的。崔迪只不过是“教谕”这样的小官,却能够得到“白金文绮龙头拐杖”、“一品服色”这样高规格的赏赐,证明崔迪似乎善待过落魄时的真龙天子。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羽翼丰满的朱元璋开始北伐,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他派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带领25万大军,经略山东,北取中原。当时山东的形势是:毛贵红巾军失败后,元朝廷也认识到形势危急,便苦心经营山东,命山东东西道宣慰使普颜不花坐镇益都,指挥各路军政。徐达大军要夺取山东,关键在于攻克益都,去其龙首。徐达根据自己对战场形势的分析和明太祖朱元璋的临战指示,采取了两路并进、钳击益都的战略方针。徐达自率大军,径直攻取沂州。元朝沂州守将王宣缴械投降。徐达继续进军,兵锋直指青州。普颜不花,这位蒙古状元对元朝廷忠心耿耿,带兵出城,拼死鏖战,不胜。又坚守城池数日,力战不支。青州城破,益都平章保保投降,普颜不花便与母亲、妻儿诀别,不降,被明军擒获,不屈而死。
  徐达攻占益都后,又乘胜连下寿光、临淄、昌乐、高苑等地。在益都稍事休整之后,西向进逼济南,元军仓惶逃窜,济南不战而克。明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明军自山东起程,循运河北进,顺流长驱,元朝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十几天的时间内,明军便攻陷了大都。其后,明军又平定了山西、甘陕、四川,北征塞外。明朝统一了天下。
  朱元璋占领青州后,随即成立山东行省。“行省”的名称最早起源于金朝,其中央机构尚书省的官员到地方直接管理军政事务,称“行尚书省事”。蒙古人征服金、宋时,其首府远在蒙古高原,为了征战和统治的需要,它的中央政府机构中书省也在全国各地设置了10个临时性的派出机构,叫“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再简称为“省”。时间久了,就演变成为国家一级行政区划。朱元璋平定山东后,地方体制仍然沿用元朝的行省制度。洪武元年(1368),设山东行省,管辖青州、济南、兖州、东昌、莱州、登州6府,下辖15州、89县,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东省范围。治所在青州城,青州城遂成为明代山东行省的第一个省会。在军事上,明朝实行“卫所”制,在边关、沿海和重要军事基地,设有众多的卫和所,大者叫卫,小者为所。山东的卫所主要在沿海,有20余处。统率卫所的机构是都指挥使司,设在青州。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为加强皇帝的权力,废除宰相职位,六部尚书直接秉承皇帝意旨办事。同时,取消中央的中书省,把各地的行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最高行政长官称布政使,司法长官称按察使,军事长官称都指挥使。山东行省在改为山东布政使司的同时,把治所从青州府移到济南府。不久,都指挥使司也迁到济南。从此,青州作为山东政治中心的地位宣告结束,这种地位,已经延续了1000余年。
  山东省会从青州移到济南,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原因。首先,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地理方面的。明朝的山东政区范围非常大,不仅包括传统上的山东东部青州地区,也包括山东西部的兖州地区以及冀州、徐州、豫州的部分地区。青州位置偏于东部,西傍大片山区,不利于对西部的管理与控制。而济南位置适中,处于东西南北交通枢纽,是理想的政区中心。从历史上看,北宋曾设有京东路,范围大致涵括今天的山东,也曾把安抚使治所设在青州,但确实不便于管理,不久便分为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京东西路另设治所在兖州。在交通工具不够发达的古代,政治中心的确立,地理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还有着经济发展方面因素。先秦到两汉时期,青州地域经济繁荣,人民富庶,堪称为全国最为发达的地区,被专家类比为今天的长江三角洲。但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大批豪族地主南迁江南,带走了大批农户、工匠,也带走了先进的生产力。此后,从隋唐五代到两宋时期,青州及其以东的生产水平失去了全国领先的地位。与此同时,由于大运河的开通,也由于历代王朝政治中心的逐步东移,山东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高于山东东部,直到近代西方势力的入侵,才使山东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水平再次超越山东西部。济南靠近王朝统治中心,毗邻黄金水道大运河,便于聚集财力,加强封建统治。
  再次,文化融合方面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山东素称齐鲁,齐文化与鲁文化是两大文化传统。随着长期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发展,齐文化与鲁文化的融合不断加深。济南处于齐鲁两种文化的结合处,既承受西进的齐文化的影响,也接受南来的鲁文化的熏染,两种文化有机融合,从而形成更高层次的“齐鲁文化”,即山东文化。所以,济南作为山东的治所,更有利于山东地域文化的发展和提高。
  山东政治中心从青州西移济南,就青州而言,无疑是一种损失。但就更大范围而言,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当然,山东省会西移济南后,青州仍然在山东东部发挥着重要作用,仍然设有二级政区——青州府。同时,明朝仍在青州设立布政分司和都指挥分司,后又设青州兵备道,为按察使司的派出机构。明朝改元朝的路为府,益都路改为青州府,辖潍州、莒州、胶州3个州和益都、临淄、博兴、寿光、昌乐、临朐、安丘、诸城、蒙阴、沂水、日照、昌邑、高密、即墨、高苑、乐安16个县。后将潍州、胶州、高密、昌邑、即墨划归莱州府,仍领13县1州。
  青州府下辖的益都县,设置知县、县丞、主薄各一人,还有教谕、训导、典史等官职。县下辖乡、镇、店,镇和店为驻兵地点,乡下设约。明代的益都县范围比今天的青州市要大的多,除城区外,辖2镇6店10个乡:2镇为颜神镇和金岭镇;6店为朱良店、南仇店、口铺店、巨弥店、尧沟店、郑母店;10乡有务本乡,今天的青州北部;亲仁乡,今青州东北部;安定乡,今青州东北部;齐礼乡,今东夏、谭坊等地;孝悌乡,今郑母、黄楼;乐善乡,今青州南部;附郭乡,今青州西部和淄川、临淄的部分地区;仁智乡,今临淄的湖田、南仇等;怀德乡,今淄川的峨庄、太河等;孝妇乡,今博山区大部。
  第二节  明朝移民和近代村落
  青州乃至山东全省普遍流传着一种传说:朱元璋做了皇帝,派兵来山东搜杀了三次。杀光居民后,从山西洪洞县和河北枣强县迁来大批移民,建立了现在的座座村落。还说,移民是被官府背手捆绑成串押送而来,大小便时要申请解开绳索,所以,民间称大小便为“解手”;移民为了使自己区别于当地人,把小脚趾指甲劈开为标记,所以,移民的脚指甲是两瓣。这些传说没有多少根据,但明初移民确是历史事实。
  青州自古人口密集,但地处山东政治中心、战略要地,人口消长极为剧烈,经历了大幅度的三起两落。两汉是青州人口的第一个兴盛期,《汉书》记载:齐郡有户15万,人55万。广县面积仅为今青州市境的四分之一,有人口4万余众,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汉末至西晋末年,是人口的第一个大衰落期,期间的黄巾起义、三国纷争等战事,青州都是重要的古战场,加之灾荒严重,人丁死亡惨重,青齐诸州“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南北朝时期,人口得到缓慢增长,但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又一次大量损失人口。唐朝初年,青州7县仅存5万余人,县均不到1万。唐宋两朝,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人口迅速增长,是人口繁衍的第二个兴盛期。盛唐时期,青州7县人口达42万,比唐初增长了7倍,益都县一县人口近10万。北宋时期,人口又增加了许多,青州7县人口70余万。进入金、元两代,青州人口又大幅度衰退,野蛮的屠杀与残暴的统治,导致“饥民蜂起,十年糜沸不息”,“草茫弥望,狐兔出没”,蒙古军队占领山东,“占民田为牧地,纵牛马坏禾稼桑枣”,且金兵、蒙古兵占领城池,遇城不降辄屠,宰杀汉民如同鸡犬,因此人口锐减,十室九空,许多地方为无人之地,益都县境内余存人口不过三两万。
  朱元璋搜杀山东居民的传说,没有史料依据。相反,史书却记载了朱元璋爱护百姓的事实。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经略山东、北定中原时,朱元璋明确训谕:“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略杀人。”明朝建立后,为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大量从山西向河北、山东移民,正是朱元璋关注民生的重要措施。
  山西移民有多少?据民间族谱、碑碣记述,许多宗族的始祖追溯到明朝初年。移民原籍是哪里?民间族谱多记载来自山西洪洞。《明史》记载:“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山西省洪洞县史料记载,明洪武年间移民8次,永乐年间移民10次。移民多来自山西太原、平阳2府和泽、潞、辽、沁、汾5州。洪洞县时属平阳府,地处要道,官府在城北广济寺大槐树下办理移民手续,“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是迁民的集散地。所以民间有谚:“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查证史料,山西移民的目的地主要是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未见有山西向青州移民的明确记载,反而有从青州向东昌府移民的记载。但是民间谱牒则多记述先祖来自洪洞、枣强。原因何在?据专家研究,朱元璋死后,发生过朱棣向建文帝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役”。山东西部、河北南部是当时的主战场,在济南、德州、真定、沧州等地发生过许多惨烈的战役。许多迁徙到此地的山西移民为逃避战乱,便再次东迁,到相对安定的青州一带居住。枣强交通方便,许多河北居民为躲避战乱,也转经枣强移居青州。现民间家谱大多是清朝中叶以后修撰,沿用祖辈传说,便追溯祖源为洪洞、枣强人。
  总之,明初移民后,青州人口又有大的增长。洪武二十四年(1391),青州府有户21万余,人口169万,益都县户2.45万,人口有17.4万。此后,明朝政府采取了许多休养生息的措施,社会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青州人口进入第三个兴盛期。清朝的经济发展和“摊丁入亩”政策,带来了人口的“大爆炸”,光绪年间益都县人口达到43万。
  明朝初年的移民,对青州近代村落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青州地区开发甚早,7000年前,原始人已走出山洞,在弥河、淄河、阳河等水流两岸繁衍。今青州市境内有远古时代各种文化遗址数百处,充分证明远在数千年前,这里已是各个部族和方国的活动中心。随着人口的增长,逐渐派生出一个个村落。这些村庄,是先民们在长期活动中,从方便生产与生活,适应自然环境出发,巧妙地利用地形、地势、水源、建筑材料等条件,而选择的最佳位置。因而千百年来,代代相因,不轻易抛离故里,即使遇到灾荒与战争,人口大流徙时,新迁来之居民,也往往在旧村墟上新建家园。因此,现有的村落大多数历史相当悠久。但是,延续至今的现有村落大多却追朔到明代,这与明代的移民有很大的关系。据《青州地名志》统计,全市1153个自然村中,唐代以前几千年中建村的仅有6个,占5.5%,宋、金、元建村的有21个,占18%,明代建村的有700多个,占到62%,清代建村的有120余个,占11%,其余为无考。由此可见明初移民对青州近代村落的影响。
  第三节  城乡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明朝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其中包括奖励垦荒,大兴屯田,兴修水利,鼓励种植经济作物等。同时,在政策上适当放宽,如减免部分地区人民的租赋,对新开垦的土地承认为开垦者所有,甚至“永不加赋”。在受灾荒严重的地区开仓赈济,并且有计划地将稠密地区的人口迁移到受战乱破坏严重、人烟稀少的地区。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推行取得了很大成效。青州地区农村经济迅速复苏,局面大为改观。
  农村经济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土地的大量复垦,种植面积大量增加。明嘉靖年间,青州14县州有田近14万顷,大量荒废的农田得到利用。农田数目的增加反映了农村生产的发展和繁荣,国家的税赋也得到增长。嘉靖时,青州官府每年能征收税粮近70万石,起运上交国家47万石;征收银钞近百万锭;征收丝绵绢一万余匹,禽畜7000余只。青州成为国家的重要税源地之一。农村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商品经济的萌芽。农村开始改变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种植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用于商品交换。棉花在北部平原开始种植,并销往南方,成为棉纺品生产的原料基地。烟草种植已有记录,明初由菲律宾传入中国,随之在青州落户。当时以日晒调制,称晒烟,青州亦有“土烟”、“笨烟”的称呼。进入清朝后,引进烤烟,青州也发展为全国知名的烤烟生产基地。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人民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条件,对推动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手工业方面,明建国后废除了元代对工匠的人身奴役制度,将工匠改为轮班匠和住坐匠两种类型。政府要求轮班匠每3年为国家服役3个月,其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住坐匠每月需向政府纳班银6钱,即可全部支配自己的时间。比起元代工匠们毫无人身自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调动了手工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明初几十年,青州手工业与全国一样,也有较大程度的发展。制盐、陶瓷、石材、纺织等若干行业在全国处于重要地位。如制盐,青州府的寿光、乐安、日照均有大型盐场,每年上交的盐税就有80万锭。青州的纺织业仍然发达,嘉靖《青州府志》记载的产品就有木棉布、丝绸、山茧绸、生绢、绫、麻布等多种,益都、莒州、安丘、诸城、沂水等都是重要丝绸产地。
  图5— 1  南阳城瞻辰门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镇的繁荣。到明代,青州城规制宏伟,经济繁荣,人口众多。南阳城城墙原为土城,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已经破烂不堪。洪武三年(1370),山东都指 挥使叶大旺重修青州南阳城。洪武十一年(1378),都指挥使王德重新修筑东阳城。改建后的南阳城“增崇数尺,垒石甃甓”,加大高度,砖石筑城,城墙高 12米,护城河宽12米,城西、城北依托南阳河,更为雄壮。城四周绵延长达13里,设四门,每门双层,中有瓮城。南门叫阜财门,东门名海晏门,北门名瞻辰门,西门名岱宗门。从高处俯瞰,如卧牛形状,所以,南阳城又俗称“卧牛城”。改建后的南阳城,不但是青州历史上最为雄壮的城堡,而且成为繁华的商埠。过去,青州古城同全国大多数城邑一样,实行封闭式的里坊制,“城”、“市”分离。从宋元到明清,“城”和“市”逐渐融合,封闭式里坊制演化为开放式街巷制。明朝重修后的南阳城,是比较典型的街巷制:四门之间贯通数条主要街道,主干街道之间分布许多街巷,俗称胡同。坊墙不再存在,临街建有官衙庙堂和官宦的深宅大院,间杂许多门铺商店、手工作坊和娱乐场所,平民百姓则散住于小巷胡同。这种变化标志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历史的进步。
  第四节  明末清初的青州局势
  明王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内患外忧不断。朝廷不仅要对付日益壮大的农民起义,还要抵御东北崛起的满清贵族,内外交困,穷于应付,其政权摇摇欲坠。天启七年(1627),陕西爆发大规模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开始推翻明王朝的战争。在东北崛起的后金政权也利用明朝廷应付农民起义军之际,大举进攻中原,骚扰山东。崇祯四年(1631)十二月,明朝将领孔有德叛乱,进攻青州。知府汪乔年为保境安民,与孔有德私下联络,“馈牛犒师,令无相犯”。叛军未攻城,东去后,相继陷登州、黄县、平度,自蓬莱水城突围,越海降于清。崇祯十五年(1642),八旗军队绕过北京,进军山东,攻克曹州、濮州,镇守兖州的鲁王自杀。清兵又挥军东进,围困青州,激战数日,明守将黄桓战死,清兵攻城不克,遂东去。在这次青州保卫战中,衡王曾起过积极作用。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山东总兵刘泽清部假冒清兵攻青州,被李士元击退。刘泽清这次兵变,对青州造成极大破坏。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百万大军进攻北京。三月,明崇祯帝朱由检在景山自缢而死,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随即,李自成派权将军郭升率万余骑兵进驻山东济南,派将军姚应奉率兵进驻青州,同时任命王道成为青州防御使,冯大京为青州府尹。义军将领姚应奉带领500兵马来到青州。明军的青州守备李士元佯装迎接姚应奉入青州,乘义军摆筵席之机,刺杀姚应元,山东东部失去控制,局势大乱。姚应奉的部下赵应元只身逃出青州,到周村、索镇一带坚持斗争,很快聚集400余人,打起抗清旗帜。清政府对赵应元的活动极为重视,企图对他招抚,诱其投降。赵应元为便于活动,伪装“受抚”,继续招兵买马,筹措粮草,准备起事。
  清兵占领北京后,派户部侍郎王鳌永来青州,任山东总督,招抚明朝残余势力。杀害姚应奉的李士元,找到末代衡王朱由棷,劝他即位称帝,挑旗抗清。但朱由棷不敢冒险,甘愿听天由命,投降清兵。王鳌永进入青州,朱由棷递交了降书。起义军领袖赵应元经过一番准备,率起义军数千人,由索镇出发,经临淄向青州城挺进。用假符赚开青州城门,占领青州,镇压了担任清朝总督的王鳌永,“封府库,禁杀戮”,“四门大开,任民出入”,得到百姓的欢迎和拥护。为了联络共同抗清的力量,赵应元劝告末代衡王朱由棷,共同南渡反清。腐朽昏庸的朱由棷犹豫不决,最终拒绝了赵应元的劝告。赵应元为了坚守青州城,树旗招兵,加紧操练,青州城一时成为山东地区主要的抗清堡垒。许多抗清武装与青州联络,有的直接来青州和义军汇合,义军声势大振。
  清朝廷得知王鳌永被杀后,派梅勒章京和托带领重兵包围青州城,并令山东巡抚陈锦、总兵柯永盛联合对义军进行镇压。这时,已经暗中投降清朝的李士元也带领3000地主武装来到青州近郊驻扎,准备攻城。这次,李士元又施毒计,假意与赵应元联合抗清,派人潜入城内,谋杀赵应元,起义军失败。李士元率军进城,公开投降,迎清兵入城。随后,清政府相继镇压了各地的反清活动,青州全境纳入清朝政府管辖之下。
  清朝仍然沿袭明朝的省、府、县三级行政体系,全国内地划分为18个省,山东省下辖济南、青州等10府、11个州、96个县,省治在济南府。清初,青州府下辖益都、临淄、博兴、高苑、乐安、寿光、临朐、安丘、昌乐、诸城、沂水、日照、蒙阴等13县,并辖安东卫和沂州。雍正年间,设立沂州府,析出沂水、日照、蒙阴和安东卫归属之。同时,析出益都县的颜神镇和孝妇、怀德两乡,成立博山县。青州府仍辖11县。府署有知府、同知、通判等官员。益都县析出博山县后,地域缩小,但仍管辖到西面的临淄、淄川部分地区和东面的尧沟。今青州市境北部和南部少量村庄分属寿光、临朐。益都县下属附郭、乐善、孝悌、齐礼、安定、亲仁、务本、仁智8乡,每乡分若干约,约以方位命名,全县共33个约,约下辖村庄。
  在军事方面,顺治十八年(1661)设山东提督,驻青州府,康熙四年(1665)移驻济南府。康熙六年(1667)设青州分巡道,后改为青州海防道。康熙四十二年(1703)又改称登莱青道,初治青州,后迁往莱州。雍正八年(1730),在青州建立驻防满洲旗兵城,设将军一员,副都统一员,统率八旗兵马甲2000人,步甲400人,是清王朝派驻山东的满洲八旗兵主要部队。
  第五节  康乾盛世海岱都会
  清朝建立以后,接受明朝腐败亡国的教训,致力于巩固政权与发展经济。一方面,镇压各地的反清势力,开拓疆土,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的规模;另一方面,顺应历史形势,缓和民族矛盾,任用汉族官吏,采取召民垦荒、蠲免钱粮、“更名地”等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史称“康乾盛世”。清朝根据地域、人口、财赋、位置等因素,把府县分为冲、繁、疲、难、简若干等次。冲,是指军事、交通地位重要;繁,指经济繁荣,事务繁杂;难,指管理难度大。青州府、益都县均为冲、繁、难。清代编修的《山东通志》,对青州的地域优势是这样概括的:
  大弁南盘,振翼而临徐兖;岠嵎左贯,抵掌而控登莱。面穆陵十二之层关,凭渤海三千之巨浸。缅紴一匡之霸业,固籍人豪;揽兹四塞之岩疆,实缘地险。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青州之南的大弁山,如同巨大的帽子,翼护着徐州、兖州;向东连绵起伏的山丘,登州、莱州在股掌之中;十二道穆陵重关,三千里浩瀚大海,自古即是建立霸业的地方,豪杰辈出,控制四面关塞,地理险要。确实为山东形胜,三齐重镇、海岱都会。
  康乾盛世之时,青州府正是依托这些因素,成为最为繁华的历史名城之一。首先,城市规模逐步形成。当时青州城由4部分组成:南阳城、东阳城、东关、北城,包括附郭在内,建城总面积近10平方公里,人口约5万。主城南阳城周长13里,高3丈5尺,比当时的济南府城还长1里、高3尺。它是府署、县署驻地,城内街道青石铺设,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街旁官衙、豪宅、店铺、寺院等鳞次栉比,富丽堂皇。东阳城又称北关,宋末毁于战火,明清两朝又重新繁荣起来,尤其是建有众多的寺院庙堂,如法庆寺、定慧寺、地藏寺、城隍庙、镇武庙、菩提庵等。东关为回族聚居地,人口居住密度大,商业经济繁荣,四周建有围墙和阁子。阁子即是小型的城门,如昭德阁、东镇阁、碧霞阁、玄武阁等。北城为驻防满洲旗兵城,为满族聚居地,城南有旗兵演武场,与东阳城连接。
  城市规模带动工商业的发展。青州地处交通枢纽,是当时北京到南京的重要通道,号称“两京通衢”,也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为明清著名的商埠。南北商贾云集,建有山西、江西、绍兴等会馆。山西会馆为有名的晋商会馆,原址在东关穆家巷,占地30亩,内有关帝庙、戏楼、议事厅等建筑,规模恢弘,可见当时晋商在青州活动之盛。绍兴会馆,位于南阳城东营街,由当时来青州作幕宾的绍兴人所建,也是浙江商人聚会的场所。同时,青州的手工业也得到长足发展,丝绸业、食品业、金属铸造业等兴盛,涌现出“大三剪子”、“任家菜刀”、“隆盛糕点”等许多知名品牌。
  青州依山傍水、环境幽雅,交通方便、物产丰饶,成为许多达官贵人的理想居住之地。当时有俗语:“黄河淹九州,唯独青州不担忧”、“要想吃好饭,围着青州转”。所以,许多官宦名士看中这块风水宝地,纷纷前来购买田产,建筑庭院。于是,青州城内到处都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规格有大有小,分布遍及各处。例如:刘珝的阁老府,冯溥的偶园,房可壮的偕园,赵秉忠的软绿园,满洲驻防城的将军、都统建在城内的官邸、公馆,还有在青州经商的商贾豪宅等等。这些建筑大多典雅庄重,一般有高大的门楼,门前石狮把门,进门是影壁,主房座北朝南,四梁八柱,雕梁画栋,东西厢房,前后两院,有的还另辟花园。
  繁荣的经济和丰裕的生活,带来了文化娱乐事业的发达。城内有众多的学府、书院,有幽雅的亭榭楼阁,有宾客盈门的酒楼茶社、戏院勾栏等等。最大的城隍庙戏楼,台高8尺有余,砖石结构,小瓦盖顶,巍峨壮观。每当演出,观者如堵。寺院庙堂终日香火缭绕,位于东阳城西部的法庆寺,占地95亩,有宏伟壮观的韦驮殿、大雄殿、毗卢殿、伽蓝殿,还有经堂、法堂、钟鼓楼等建筑,僧众100余人,方丈为四品职,与知府平级。
  青州城区繁华似锦,广大农村的经济也得到恢复和发展。清初采取“更名地”的措施,衡王府的大量田地作价或免价给予原先的佃户耕种。同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免税3到5年,并进行“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改革,多次下令蠲免钱粮,农民负担减轻,与土地建立了密切联系,不再到处流亡,从而村落布局基本稳定下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富裕的乡绅和富足的农户。
  第六节  清末新政与近代工商业
  20世纪初,青州地区同全国一样,先后经历了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中日甲午战争等重大事变,帝国主义在发动军事侵略的同时,不断加深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国家主权不断丧失,清朝政府内忧外困。面临帝国主义入侵、封建统治腐败、人民群众生活困苦等严峻形势,一些有识之士思考着救国之道,广大民众酝酿着革命风暴。
  西方列强加快对中国的侵略步伐,确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山东为德国控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攫取了在山东修建铁路的权利。按照条约规定,中国允许德国在山东修建两条铁路,一条由胶澳经潍县、青州到济南,另一条由胶澳经沂州、莱芜到济南。后来,实际上只修建了经由青州的胶济铁路。铁路的修建完全由德国人承揽负责,从1899年9月开工,分段施工,到1902年修至潍县,1903年铺轨到青州,设益都火车站,1904年6月修到济南,全线通车。胶济铁路的修建,对青州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客观上说,铁路通车方便了旅客出行和货物运输。益都火车站的设立,使青州交通枢纽的地位更加突出,成为重要的旅客集散地和物资转运站,辐射南至临沂山区、北到鲁北平原的广大地区。同时,也带动了青州工商业的发展,青州城和益都境内的金岭镇、普通、谭坊、尧沟等镇村,都很快发展为辐射周边的商业中心。但是,德国人修建铁路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为了繁荣中国经济,为人民造福,完全是为侵略和掠夺服务的。
  清朝政权内忧外困,封建统治摇摇欲坠,被迫实行“变法”、“维新”。青州府在“新政”中逐步进行了一些变革,但同全国一样,“变革”的根本目的是延续清王朝的统治,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新政”除了教育变革之外,其他收效甚微。“新政”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是政治变革的重要内容。1905年,清政府打出“预备立宪”的招牌,但直到1908年才开始诏令各省成立咨议局,并提出9年预备立宪的计划。山东省成立咨议局,选出议员100人,其中青州府9人,另加青州驻防专额2人,共11人。至于“新政”中的地方自治,更是雷声大、雨点小,在青州没有什么反映。这些所谓变革新政,由于朝廷并不真心让权,进展极为缓慢,主张立宪的人灰心丧气,于是全国人民反抗清政府的斗争便走向了资产阶级革命。
  清政府“新政”的又一重要内容是编练新军。从1901年起,青州驻防旗兵也开始更换军制,更换武器,改变战术,实行马步联军演练新操。当时全国新军分为五镇,第五镇驻山东,下辖第十七标驻潍县,标下辖营。青州驻防满营共900人,当为营的编制。1905年,青州驻防满营调300名士兵到潍县参加阅兵。为培养军事人才,清政府命各省设立武备学堂。1906年,青州驻防满营设有武备小学堂1处。1907年,学生为48人。此后,驻防满营又遵照部令在海岱学堂设八旗翻译学堂1处,学生64人。
  清朝末年实行的“新政”,放松了对新式工业的控制,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方便条件。青州府与益都县在地方官员冯汝骙、曹禀明、李祖年等人主持下,设立了习艺所、工艺局等机构,倡导发展实业。府习艺所于1905年九月初一日开办,于府仓廒地段旧有房舍改建,共有工作房间45间,专门招收充军流徒以及各种犯人入所工作。官立工艺局,于1904年三月开办,利用宋传典宅西院,共有房129间。创办习艺所和工艺局,主要目的是“振兴实业、造就生徒”,培训技术人员,为发展实业服务,推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在新思潮的推动下,青州领西方文明之先声,涌现了许多兴办公司、建立工厂的实业家。1900年,由意大利传教士库尔德策划,宋传典等人筹资,在城里设立栏杆房,学习西方技艺,开始花边生产。1908年,开办“宋传典公司”,独立经营,直接与英国商人交易。1910年,宋传典同教友孙思吉、苑景涛、贾星坦四人集资,成立“德昌花边社”,把花边生产放到广大农村,传授技艺、发放原料和进行销售,盈利很大。花边生产不断扩大,销路从英国、意大利逐步扩大到整个西欧和南美地区。宋传典除经营花边外,还经营棉花、花生、核桃等土产品的出口和自行车、呢绒、棉布等工业品的进口。后来,又打开美国市场,从事发网生产,规模越来越大。
  青州的纺织业,尤其是蚕丝业有数千年的发展史,到清末又有快速的发展。清朝推行“新政”后,盛产蚕丝的青州地区缫丝厂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成为山东的重要缫丝业中心。相继出现了车站的永聚栈、铃木,北关的益记、源盛,东关的元亨义、立兴福,以及城里的益立东、益泰昌、信义、兴业、元吉、聚成、公兴泰号等丝厂。规模最大的缫丝工厂是1909年成立的裕祥福,拥有资本20万元。开办最早、设备最为先进的是元亨义丝厂。该厂故址在青州东关十字口北路西,初创于1887年,由经理康殿德主持创办。经营数十年,到20世纪初达到顶峰。丝厂设有机器房、缫丝车间、倒框车间、握丝室、木工房等,从业人员近300人。出厂的茧丝,多数销往上海、天津、北京等地。
  20世纪初,益都商会成立。不久,相继成立蚕种制造所、东益火柴公司、电灯公司、岱东铁工厂等。青州逐渐成为山东东部的重要工业城市。
  第二章  重大事件
  第一节  唐赛儿白莲教起义
  图5— 2  唐赛儿寨
  青州西南的崇山峻岭中,有座巍峨险峻的山寨,名唐赛儿寨。唐赛儿寨原名卸石棚寨,是明初农民起义女英雄唐赛儿安营扎寨的地方,故又称唐赛儿寨。远远望去,这个寨顶很象古代女人盘在头顶上的发髻,当地群众又管它叫髻髻寨。它以壮美的自然风韵、民间传说以及山峦沟壑间遗留的历史古迹,吸引着不少游人前来观光。
  明朝初年,驻兵北京的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与南京的建文帝争夺皇位。山东是主战场,人民承受着战争带来的无尽灾难。朱棣夺得皇位后,迁都北京,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对山东人民横征暴敛,农民不堪忍受,怨声载道,很快在青州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唐赛儿起义。
  唐赛儿,青州府益都县人,一说蒲台(今滨州)人。当时,青州民间有一种宗教组织,叫白莲教。饱受战乱和盘剥之苦的农民群众广泛信奉白莲教,从中寻找精神寄托和相互帮助。唐赛儿自幼生活在农民中间,深受白莲教的熏陶。唐赛儿的丈夫叫林三,所以群众称唐赛儿为“唐三姐”。结婚不久,恩爱的丈夫林三被官府逼死,唐赛儿痛不欲生,决心利用白莲教组织发动起义,为丈夫和受苦的乡亲报仇。永乐十八年(1420),唐赛儿自称“佛母”,声称能知未来成败之事,擎“天书”,操“神剑”,秘密串连于益都、蒲台、莒州之间,组织起了一支“白莲军”,聚众数千人,选择易守难攻的卸石棚寨作为根据地。
  唐赛儿起义后,青州卫指挥使高凤带兵围剿,妄图将义军一网打尽。唐赛儿充分利用青州西南山区重峦叠嶂的有利地形,设下埋伏,诱敌深入,将官兵引进葫芦谷,乘夜间卡住谷口,断敌退路,伏兵四起,将官兵团团围于狭窄的山谷中。唐赛儿一马当先,杀入敌阵,官军指挥使高凤惊惶失措,混战中被杀死,官兵群龙无首,斗志全无,顷刻土崩瓦解,全军覆没。初战告捷,鼓舞了青州附近各地百姓。唐赛儿又派部将董彦皋等人出击,相继攻下莒州、即墨、诸城,围困安丘。各地白莲教纷纷响应,揭竿而起,起义烈火迅速燃烧,大有燎原之势。唐赛儿义军则以卸石棚寨为依托,与各起义军和白莲教信众相互策应,驰骋于青州、莱州、莒州广大地区,频频出击,攻州县、杀污吏、散官财、济贫民,到处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队伍迅速增加到数万人。
  地方告急文书接连飞传京师。明成祖朱棣闻讯,十分震惊,急派京官到卸石棚寨进行招安。唐赛儿却不予理睬。朱棣便亲自选派安远侯柳升为总兵官,都指挥刘忠为副总兵官,精选5000京师精锐人马赶来镇压。柳升是朱棣的爱将,跟随朱棣南征北战,屡有战功。临行前,朱棣对柳升面授机宜,教以方略。柳升官兵包围了卸石棚寨,强攻占领了义军的水道,妄图将义军困死。这时,义军主力正在四处攻战,只有少数兵力留守山寨。在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利形势下,唐赛儿设计避免硬拼,以智取胜。她派一名叫耿童儿的年轻义军夜间逃往敌营,假装投降,向官军“告密",说义军内部粮食已空,又断了水源,打算从东寨门的旧水道突围抢水。柳升“自以大将,意轻贼,贼乞降,信之”,中了唐赛儿的计谋。他亲率主力将旧水道团团围住,准备截击。唐赛儿见官军中计,趁敌不备,夜间率义军突然偷袭敌营,留守的都指挥刘忠仓促应战,被唐赛儿一箭射中,坠马而死。唐赛儿趁势杀开一条血路,顺利突围。等柳升发现,唐赛儿早已转移,无踪无影。但经此役,义军也损失惨重,首领刘俊等百余人牺牲。
  唐赛儿顺利突围的同时,义军首领董彦皋正在加紧攻打安丘,明军死守,久久不能攻下。山东指挥使卫青不顾抗倭重任,率领兵马前来增援,从胶东地区昼夜兼程,驰至城下,攻击义军。城中守军亦鼓噪而出,起义军腹背受敌,渐渐不支,终于失败,被残杀6000余人。坚守即墨、诸城等地的义军也被鰲山卫指挥王真相继击败。至此,唐赛儿起义军完全失败。
  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经过三个月的奋战,终因官兵的强力镇压而失败了。但唐赛儿、董彦皋等义军首领安全脱险,这使朝廷仍然惶惶不安。朱棣将误了军机、“罪不可宥”的柳升逮捕下狱,对镇压义军有功的卫青等人给予奖赏,同时下令严察唐赛儿的行踪。听说唐赛儿削发为尼,朝廷便连下两次命令,将北京、山东的尼姑、女道士统统逮捕,押送朝廷审讯。但“赛儿卒不获,不知所终”。明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始终也没将席赛儿抓住。
  第二节  明代王府兴衰
  明朝,朱元璋为了巩固他的集权统治,建立了同姓诸王分封制度,企图以此来保障明王朝的长治久安。青州为军事重镇,先后有齐王、汉王、衡王就封于青州。其中,衡王府历史最长,影响最大。
  朱元璋共分封了25个王,他的第七子朱榑封为齐王,王府建在西门内龙兴寺旧址。朱榑曾率领青州护卫军跟从燕王朱棣北征蒙古,奏凯之时与诸将争功,并且性情凶暴,多行不法。建文帝时实行削藩,有人告发朱榑横行不法,被召至南京,废为庶人。明成祖朱棣起兵攻陷南京,登上皇位,为笼络皇族,恢复了朱榑的齐王旧封。朱榑重新回到青州,更加骄纵。青州府官员李拱、曾名深等上书朝廷报告朱榑的罪状,朱榑派刺客杀人灭口。后来,朱榑进京觐见明成祖,朝廷大臣弹劾朱榑罪行。朱榑竞厉声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时耶!会尽斩此辈。”不料这话触及了朱棣的敏感神经,朱棣不悦,把朱榑废为庶人。
  明成祖朱棣封次子朱高煦为汉王,原封地在云南,朱高煦不去,改封青州。但他留恋京城,未来青州就藩。朱高煦有勇力,多年跟随朱棣征战,战功卓著。但与齐王一样骄纵跋扈,横行霸道。他私自选用各卫的健壮士卒,又募兵3000余人,不受兵部管辖。他纵使自己的卫兵劫掠,官吏都不敢言。后来又私自僭用皇帝才能使用的车马乘舆器物。明成祖听说以后,大怒,历数不法事件数十条,虢夺冠服,等待治罪。太子求情,免于处罚,改封于乐安州。后谋反作乱,被废为庶人。
  衡王朱祐楎(1479—1538),明成化皇帝朱见深的第七子,母亲是张德妃。他8岁封为衡王,因年龄小,没有就藩。直到弘治十三年(1499)20岁时才到青州。衡王就藩青州,大兴土木,在南阳城中建造了辉煌的衡王府。这座衡王府第,在建筑风格、内部装饰以及人员配备上,与北京城里的皇宫很相似,只是规模小些,定员少些罢了。王府内有长史司、审理所、典膳所、奉祀所、典宝所、纪善所、良医所、典代所、公正所,还有伴读、教授、引礼、典服、承奉、宫女、内监等等,一应俱全,俨然是国中之国。衡王在青州世代相传共六世七王,分别是:恭王朱佑楎、庄王朱厚燆、康王朱载圭、安王朱载封、定王朱翊镬、宪王朱常氵庶和朱由棷。清顺治元年 (1644),末代衡王朱由棷降清。后被冠以谋反的罪名被处死,衡王府被抄。
  末代衡王朱由棷在位期间,风波艰难最多。明崇祯年间,朝廷内忧外患,江河日下。清兵入山东,数次围攻青州。在青州保卫战中,衡王曾起过积极作用。《明清史料》记载:
  逆虏大众攻青,官兵奋勇堵杀,仰仗宪威,力保藩封事。衡藩亲临城头,同部院与本院将前后斩获功级,逐名给赏花红,大张鼓乐,劝勇惩怯,众皆踊跃,人人有杀贼之志。藩王念切维城,多方鼓励,与世子暨臣督率道府厅县,宿城防御;会移督镇将领,城下列营,各分信堵防。
  看来,朱由棷在危难时机,还能挺身而出,动员将士,亲临城头,抵御敌兵。但是,在朝廷灭亡的最后时刻,朱由棷却表现了懦弱无为的劣根性。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陷北京,南京建立南明政权,成为抗清的指挥中枢。当时,青州周围义师云集,本来应该成为南京的有力屏幛。衡王府又为北方惟一没有损伤元气的亲藩,财力雄厚,若因势乘时,自可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青州守将李士元曾劝告衡王起兵抗清,被懦弱而又吝财自封的朱由棷拒绝。不久,朱由棷便向清朝廷使臣王鳌永递了投降表。此后,抗清将领赵应元、杨王休又带兵杀王鳌永,占领青州,招兵买马,抗击清兵。他们也想扶持衡王朱由棷登基,可惜事又不成。后赵应元与杨王休兵败被杀,清兵重占青州,末代衡王便成了清人刀下的鱼肉。
  清顺治二年(1645)正月,衡王朱由棷奏请入觐,清廷命候旨来朝。十一月,清廷命登莱巡抚杨声远督发衡王及至亲眷属起程,送往北京。次年五月,清朝廷借谋反为名,杀衡王朱由棷等明宗室11人。对此事,《世祖实录》记载:“京师纷传故明诸王私匿印信,谋为不轨。及行查,果获鲁(潞)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鲁王等十一人伏诛。”清廷处死衡王后,随即命令将青州衡王府的其他郡王拿送至京。这些人到北京后,再无后话,其实都被秘密处死。衡王府的其他宗室闻命后,有“破碗刎颈”者,有“数日不食”者,有“相继自缢”者。当时任青州海防道的韩昭宣也知道清廷的图谋,出于对明宗室的同情,释放了了一些衡府宗室,因此被夺官。韩昭宣回山西后,于顺治六年参加姜瓖反清起义,兵败被杀。
  第三节  青州旗兵镇江抗英
  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从此,华夏大地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华民族饱受苦难。鸦片战争中,尽管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一味妥协退让,但中国军民在抗击英国侵略军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如水师提督关天培坚守虎门炮台,提督陈化成血战吴淞炮台,两江总督裕谦在镇海以身殉职,广东三元里组织平英团等等。其中,青州驻防城旗兵在镇江抗击英军,也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页。
  英军在鸦片战争期间,从广东沿海北上,先后攻击福建、浙江、江苏等省的海防要地。道光二十二年(1842),上海吴淞口失陷,英军7000余人沿长江向南京进犯。7月,到达镇江,并发起攻击。镇江是南京的门户,形势险固,商业繁荣,居民号称10万,无论财力、人力、地势都可坚守。清朝政府调集军队,部署江防,力图一战。这时,已经在江宁(今南京)驻防的青州兵400人,在协领穆克坚、达善、伊奉额和贵升带领下,奉令调防镇江。青州兵是从2000多名驻防旗兵中挑选出来的骁勇善战之士,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民相亲爱,民恃以无恐”,在当地很有声望。青州兵初到镇江,奉镇江带兵主帅海龄的命令,守卫东码头炮台。东码头炮台在象山之麓,为英军登陆必经之地,它与焦山炮台隔山相望,是扼守镇江的门户。炮台本来有大炮18尊,子母炮8尊,其中8尊大炮已被调往吴淞。青州兵就用这仅存的武器,凭借险要地势,对英舰开炮还击,保卫镇江。
  7月15日,两艘英舰前来侦察。青州兵点燃火筏,顺江而下,敌舰惊退20余里。火筏熄灭后,英军多艘舰艇沿岸开来,象山、焦山炮台开炮轰击,击沉敌船5艘。当英军驾驶舢板企图登陆时,佐领果星阿、恒明一面指挥炮台继续开炮,一面带青州兵反击,挫败了敌军的数次进攻。
  7月18日,决战开始。敌军大批舰船麋集江面,侵略气焰极为嚣张。战役开始后,城外守军齐慎、刘允孝等部失利退却,率众逃跑。主帅海龄便令青州兵放弃东码头炮台,退守镇江,分守四门,每门百余人。当时参战的英军6000余人,编为三个旅,还有一个炮兵旅。英军第二旅在北固山登陆,直插北门城下,第三旅攻打西门。于是,400名手持鸟枪、土炮、长矛、弓箭的青州兵和千余人的地方守军,与现代化装备的英军展开了决战。7月21日中午,英军火箭齐发,东、西、北三门城楼被烧焚。地方守军被英军震慑,畏缩不前。唯有青州兵“奋勇格杀,至血积刀柄,滑不可持,尚大呼杀贼”。英军乘势搭上长梯,攀援而上。青州兵居高临下,猛烈反击,用大刀长矛与登上城门的英军展开肉搏战,有的与敌军一起滚下城墙。英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后来,英军首先攻破北固山下无青州兵把守的十三门,侧后攻击北门。大队英军进入城内,转攻北门,城外英军也用大炮和炸药摧毁北城外门,与城内的英军里应外合,城门失守。镇江城陷落后,主帅海龄投火自焚,守军失去指挥。但青州兵仍然与进城英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毙杀英军数十人,最终力不能支,才夺门而出。
  青州兵的英勇抗战,史料多有记载。协领伊奉额身先士卒,挥舞大刀砍死英军数人,自己的头部被砍伤两处,右肩中两弹,仍杀敌不止。北门失陷后,大批英军涌入城内,“一青州兵持长矛,贯一夷,未及拔,复贯一夷,矛不能举,夷拥斫之”。又记载,英军进城,“以数百人屯范公桥下,一青州兵隐桥下,突出斩二夷,力尽死之”。这次战斗,青州兵阵亡65人,重伤70余人,另外还有轻伤和失踪百余人。英军伤亡人数,据他们自己公布的数字是亡37人,伤127人,还有3人失踪,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英军损失较大的一次。由于青州兵前赴后继,英勇抗敌,得到镇江人民的高度评价。有镇江人写的《镇城竹枝词》说:
  云梯一搭上城头,火箭横空射不休,若问何人能战死,最怜兵苦是青州。
  著名诗人陆嵩写有《青州兵叹》,说:
  朝从都护耀戈戟,暮从都护鸣鼓钲,忽然贼众逾城入,奋勇独尔锋争婴。大呼杀贼贼几却,痛无继者悲填膺。洞胸穿臆尚不已,须臾白骨堆纵横。
  革命导师恩格斯在他写的《英人对华新远征》一文中,热情赞扬了镇江守军的精神。他说:
  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个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次年,镇江人民为了纪念死难将士,在镇江城西门建《青州驻防忠烈祠》,立《忠烈碑》。碑阴胪列阵亡官兵花名,知府崔光芴撰写碑文,并将碑文送与青州。青州驻防旗城也将碑文刻石纪念。是年8月,青州知府李庭扬撰写了《显忠碑》文,立碑褒奖。今二碑均移藏青州博物馆。
  第四节  捻军转战青州
  鸦片战争之后,原先遭受封建地主沉重剥削的广大农民,又加上外敌侵略带来的繁重赋税,生活更加艰难。人民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全国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清咸丰元年(1851),爆发太平天国起义,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的各地发生捻军起义。捻军推张洛行为首领,建国号“大汉”,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在河南、山东一带频频打击清军,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军的作战。当时的青州府,也是捻军和其他农民起义军的重要活动地区。
  咸丰十一年(1861)2月,捻军赵浩然部两万余人,进入山东。先与僧格林沁的军队大战于菏泽的官李庄,清军大败溃逃。3月,一支捻军进入山东腹地,又与僧格林沁战于汶上地区的杨柳集,大获全胜。捻军越鲁中山区,由博山青石关入青州境内。19日,到达金岭镇以南。当地乡团武装迎击,被击溃,死伤严重。随后渡淄河,向东进发,威胁青州城。青州知府高镇闻报,大惊失色,急调各乡团数千人在淄河东岸阻击,请求驻防旗兵给予支援。青州驻防满洲兵在佐领恒善的带领下,出动500名精干军士,在淄河设防。两军交战,近万名捻军手持丈余长矛,争先恐后,纵马冲锋。青州旗兵用鸟枪射击,打一枪换一次火药,来不及装药,就被捻军冲锋过来,防线动摇。恒善见河滩不利于防守,就招呼旗兵退守一个小山包,继续射击。乡团见旗兵退守,遂纷纷后撤,全线溃退。捻军集中兵力攻打旗兵,前赴后继,蜂拥而至。旗兵死伤大半,恒善命令突围逃跑。捻军紧追不舍,一路赶杀。500名旗兵大部被歼,佐领恒善被杀身亡。各乡团丁伤亡1500余人,团长被杀104人。捻军趁胜兵临青州城下,但是看到城池防御严密,遂放弃攻城,越境东去。
  就在捻军攻略山东之际,山东南部的幅军也活跃起来。幅军,原是一种民间结社,以失业船民和饥民为主体。由于他们“恒以匹布分幅帕头”,所以被统治者称为“幅匪”。太平天国起义后,幅军在陈玉标等人的带领下,揭竿而起,反抗满清统治。咸丰十年(1860),捻军进入山东后,幅军也聚众10万余人,在临沂山区建立据点,频频向清军发动攻击。其中一部在孙葆贞带领下,向东北发展,转战于青州的临朐、益都和兖州的莱芜等山区。
  在捻军、幅军强大声势的鼓舞下,淄川生员刘德培经过长期准备,于同治元年(1862)9月据淄川县城起义。他自称“大汉德主”,用益都生员杨训做“军师”,公开打出反清旗号,并制定了控制山东的作战计划:以淄川为基地,先取博山,次得青州,再图济南。对刘德培起义,清政府极为恐慌,命令青州知府高镇亲自率兵前往淄川镇压。刘德培进攻博山失利,固守淄川,同时向幅军求援。幅军将领刘四虎率兵救援,与刘德培义军在博山城东的石门山会合,包围高镇带领的青州官兵。两军大战,高镇险些丧命,其部将郑其勋等数十人被击毙。清政府大批援兵赶到,高镇才被解围。山东巡抚谭延襄又急调青州旗兵驻防城阿善、益都知县梅赞高带兵到淄川会剿。同时,沂州的幅军又两次经过益都县西南地区的仁河溜,增援刘德培。阿善、梅赞高所率满洲旗兵和各乡乡团,在滴水张庄、唐庄等地与幅军展开激战,互有伤亡,官军及乡团死伤200余人。幅军不能取胜,退回临朐。临朐知县吴赟设计俘获幅军将领刘四虎,押送青州杀害。
  太平天国失败后,其余部与捻军联合,坚持反清斗争。捻军分为东、西两军,东捻军在太平军将领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下,转战湖北、河南、山东等地。同治六年(1867),东捻军先后攻打兖州、泰安。随后,赖文光、任化邦率军经益都县北境,到达潍县。在潍县松树山,三次败于李鸿章的淮军。随后东去,转战胶东。10月,赖文光率捻军从莱州回师西进,矛头直指青州。青州知府大恐,急令各乡绅督办乡团,修筑圩堡,防范捻军。捻军到青州城下,见防备严密,遂转向东南,奔袭日照。在赣榆之战中再次受挫,鲁王任化邦被叛徒出卖,惨遭杀害。东捻军在重敌围困下,只好回军转战鲁中山区。12月,赖文光部又一次途径青州到寿光,在弥河与阳河之间与淮军决战,中心战场在北冯沟。东捻军被淮军层层包围,奋力突围,伤亡2万余人,被俘9000人,主力损失殆尽,首王范汝增、列王徐昌先阵亡。
  第五节 青州义和团的斗争
  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晚清社会的尖锐矛盾并未解决,人民群众反清反帝的斗争仍然继续发展。特别是外国宗教势力的侵入,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发生激烈冲突,各地的反教会斗争风起云涌。在此基础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当时青州是外国宗教活动的中心,许多传教士乃至旅游者、商人等外国人来往频繁。义和拳以外国人为斗争目标,遂开始向青州发展。光绪二十四年(1898),大刀会、义和拳依次传入青州,发动当地群众建立拳会,设坛聚众,练拳习武,演习兵法,组织反清反帝斗争。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青州大刀会与义和拳汇合,改称义和团。其反帝活动也进入高潮,城边四厢及各大村镇都有义和团组织。教会成为攻击的首要目标,“城市集镇,遍布传单,灭洋灭教,众口一词”。义和团攻打教堂,劫掠教堂财物,惩治不法教徒,不断冲击教会势力,引起中外反动派的极大惊惶。外国教会惊呼:“山东青州府大刀会,日猖獗,凡教中房物皆被劫掠。”许多传教士尤感朝不保夕,纷纷逃走避难。
  此时,八国联军正在进攻天津塘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各地义和团纷纷奔赴前线,抗击侵略者。七月十一日,经青州义和团著名领袖孙连开、刘殿元联络,从各支义和团中选拔精壮者100余人,准备赴天津抗敌。鉴于义和团武器装备低劣,连大刀、长矛也不充裕,于是在孙连开带领下,到益都县衙,围堵知县崔焕文,逼令要刀。但这一要求并未实现,反而给官府找到镇压青州义和团的借口。山东巡抚袁世凯得知青州义和团有“纠党情形”后,诬蔑青州义和团为土匪,命令当地清军杨荣泰部会同青州府严行查缉。并将益都知县崔焕文摘去顶戴,给青州知府李芳柳记大过处分。在袁世凯的一再申斥下,青州官府强打精神,会同杨荣泰所率清军,对北上反帝报国的义和团跟踪追捕。
  孙连开、刘殿元带领百余名义和团北上抗敌,经连日奋战,伤亡不断。到达博兴城时,成员减至70余人,不得不掉头回撤,计划重新组织力量,伺机二次北上。在临淄一带,被青州官军和临淄缉役夹击,虽经力战,但因武器简陋,寡不敌众,队伍被打散。孙连开被俘,被押回青州杀害。刘殿元率领部分义和团余部转移到博兴,只身进城联络当地义和团组织时不幸被捕。青州义和团北上抗敌的正义斗争就此夭折了。
  但青州义和团并未因这次失败而放弃斗争。七月底,在博兴的青州义和团余部联络当地团民300余人,攻进县城,救出刘殿元。其后,便在博兴、临淄一带继续从事反帝活动。留在青州的义和团仍继续发展组织,坚持斗争。这时,青州城内外,到处都有义和团设坛习武,可谓拳场林立,如北城校场、法庆寺、西书院街头、营子村场院等地,是义和团经常聚集的重要拳坛。1900年夏天,经义和团的发动组织,青州城内的爱国志士、学生、商人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在天主教堂前进行示威游行。7月27日夜,青州义和团袭击城内一浸礼会教堂。他们挖墙成孔,潜入室内,抢去教会物件,并焚烧教堂草屋三间。袁世凯闻讯后大怒,在给益都知县崔焕文的批文中云:“屡次恭奉谕旨,保护教堂。该令何不加意保护,仍有行窃教堂、焚烧草屋情事。殊属疏忽,仰勒限十日严辑此案窃犯,务获究办,毋再纵延干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下,青州义和团一再遭受挫折,到1900年10月,义和团活动被大致扑灭。
  义和团运动,尽管带有盲目排外的消极色彩,但它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意志,沉重打击了教会势力,历史作用不可抹煞。
  第三章  文化景象
  第一节 摩崖巨寿与衡王风韵
  青州城之南有云门山,山虽不高,但陡崖峭立,山势巍峨,漫山松柏,宛如一个玲珑剔透的巨大盆景,端放青州城南。山上景观棋布,最为知名的当为明代衡王遗留下的摩崖巨寿。
  明朝朱元璋建立封藩制度,原意是拱卫皇庭,保障朱氏王朝千秋万代不被篡夺。自明成祖朱棣“靖难”当上皇帝后,为防止各地藩王篡权夺位,重复自己的旧辙,便取消了藩王的兵权,只让他们享受爵禄,风范地方。第一代衡王朱祐楎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模范。据史料记载,衡恭王朱祐楎除去按照礼仪祭宗庙、朝天子之外,平日就是暇居斋宫,手不释卷,醉心研究琴棋书画,确为文雅之士。他特别喜欢写字,书法很精,“四体皆工”。他还“乐善好施”,社会名声很好,被他的哥哥弘治皇帝称之为“诸藩之范”。今驼山之顶昊天宫有石碑,碑顶“昊天宫”三字行书,右款“乐善子”三字,是朱祐楎之号。下刻两方图章:“皇明宗室”、“衡王图书”。再下是《重修驼山昊天宫记》,署冯裕篆额,杨应奎书丹,陈经撰文,益都知县胡宗宪立石。这一碑刻也是朱祐楎结交文人、附庸风雅的佐证。
  有明一代,青州地区道教兴盛。数代衡王崇奉道教,为青州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存。云门山摩崖巨寿,便是突出代表。这一寿字,镌刻于陡峭
  图5— 3  云门献寿
  的悬崖之上,通高7.5米,宽3.7米,号称天下之最。仅寿字下面的寸字就高2.3米,所以在当地有“人无寸高”的戏语。东侧有题款云:“大明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初九日,衡府内掌司冀阳周全写”。嘉靖三十九年(1601),时为朱祐楎之子庄王朱厚燆在位;九月九日是重阳节,为斗母与重阳帝君吕洞宾诞辰。明朝廷于这一天祀三皇、北极真武,摩崖巨寿也与这次道教祀典有关。书写寿字的是周全,直隶冀阳人,先后担任过衡王府的内典膳、内掌司,也是个书法家。细端此“寿”,笔法古朴苍劲,气势磅礴,虽千凿百斧雕成,却不露分毫痕迹,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是书法石刻艺术的瑰宝。近五百年来,前来拜寿的人一直络绎不绝,人们不仅观赏这美妙绝伦的书法巨作,更祈愿自己和亲朋好友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衡王府留存在云门山的道教活动遗迹比比皆是。自“寿”字往东数百米,有一石洞,洞上方刻有“万春洞,衡府内典膳冀阳周全开造”,此洞进深五米,内东侧雕有“陈抟老祖”睡卧石像一区。云门山阳云窟之西,有两块摩崖刻石,其一为《重修天仙玉女祠记》,仅存碑额;其二为一题记,保存完好。全文加落款共五行五十三字:“嘉靖拾叁年五月十三日,衡府内典宝贾玉曾登此山,遇道士黄云,王清富,一同发心修建太山娘娘行宫并各殿庙,永远为记耳。冀阳书。”所谓“太山娘娘”,即道教名神天仙圣女碧霞元君。云门山碧霞元君行宫,最早建于元代,经衡王府重修后,仍有元代蒙古包痕迹。
  青州城内现存有石坊两座,是当年衡王府门前甬道上的建筑,当地百姓称为“午朝门”。石坊有南、北两座,相距43.5米,建筑形式相同,尺寸大小一致。两石坊皆为四柱三门牌楼式结构,由28块巨石雕刻后组成。中门上嵌两匾,匾上题字均为剔底阳文,南石坊横匾两面分别为“乐善遗风”、“象贤永誉”,北石坊则为“孝友宽仁”、“大雅不群”。据考证,这些题字竟然是明代的大奸臣、也是书法家的严嵩所书。
  第二节  北海世家书香盛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父子兄弟共同著名于文坛的佳谈,如汉魏之际的曹操、曹丕、曹植,宋代的苏恂、苏轼、苏辙等等。明朝青州,则出现了“北海世家”冯氏。冯氏知名于世,从冯裕开始,前后6代出过9个进士,多人因跻身文坛而著名,当时被称为“北海文学世家”。最为知名者,有冯裕、冯惟敏、冯惟讷、冯琦、冯溥等人。
  冯裕,字伯顺,号闾山,祖籍临朐,出生于辽宁。其曾祖冯思忠曾带兵屯守辽东广宁(今辽宁北镇)。广宁有著名的闾山,所以人称“闾山先生”。他28岁中进士,29岁时出任松江府(今上海)华亭县知县。其时正逢水灾,田禾淹没,灾民苦于赋税,冯裕令丰收区域代替灾区交纳赋税的十分之一。此事触怒了当地豪绅,控告他“歉岁加赋”,幸亏百姓“具状辩驳”,才使真相大白。后又出任萧县知县,有惠政,晋升为晋州(今河北晋县)知州。当时,洪涝成灾,滹沱河河道南迁,而受灾地区照样按原数缴纳税粮。冯裕认真听取民意,现场勘查,给予合理调整。此后,冯裕先后任南京户部员外郎、甘肃平凉知府、贵州石阡知府、贵州按察副使等职。在石阡府,他调节了数起民族纠纷,避免了战乱。冯裕多在边远地区做官,不便携带家眷。所以,从南京调往平凉时,曾回到青州,在府城购地,建造住宅。到石阡任知府时,就把家眷安置在青州,并归籍临朐。后来,他从贵州退职还乡,闲居青州城区近20年。冯裕退隐后,家居讲学,尤好吟诗。与石存礼、刘澄甫等人,于青州北郭的禅林结成海岱诗社,作诗唱和。冯裕创作颇丰,《海岱会集》收其诗128首。
  冯惟敏,是冯裕第三子,字汝行,号石门,文才非凡,名声尤重。冯惟敏幼年即显示出卓越的才华,文章恢弘恣肆,万言立就,深得父爱。即使冯裕调任平凉知府不便携带家眷时,也携带16岁的冯惟敏一同赴任。此后,冯惟敏又游学四方,踪迹于五岳,见多识广,名噪一时。他27岁时,参加山东乡试,一举夺魁,高中解元。可惜第二年进京会试,兄弟三人,唯有冯惟敏落第。自此,冯氏家族的冯惟重、冯惟讷走向仕进之途,而才华更优的冯惟敏却回青州闲居,致力于文学创作。冯惟敏与罢官归乡的散曲家李开先、官任青州兵备副使的王世贞、书法家雪蓑道人等为文友,在散曲和杂剧创作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冯惟敏的散曲,号称明朝北曲第一人。他的散曲作品很多,大多感事而发,具有丰富深刻的现实内容,反映了社会的尖锐矛盾。在创作风格上继承了元代豪放派的传统,刚劲朴直,浅近流畅,被誉为曲坛上的辛弃疾。如他的《农家苦》:
  倒了房宅,堪怜生计蹙,冲了田园,难将双手扤。陆地水平铺,秋禾风乱舞,水旱相仍,农家何日足?墙壁通连,穷年何处补,往常时不似今番苦,万事由天做。又无糊口粮,那有遮身布,几桩儿不由人不叫苦。
  当时,山东巡抚段顾言为官贪婪残酷,民甚苦之。冯惟敏创作了散曲《戊午感事》和《骷髅诉冤》,触怒了段顾言,竞被逮捕押往济南,身陷囹圄达两月之久。出狱后,又写了《七行歌·怀凤洲使君》《多纠缠》等散曲,以宣泄横遭贪官污吏迫害的愤懑。冯惟敏的杂剧创作水平也很高,代表作有《梁状元不服老》、《僧尼共犯传奇》等。
  冯惟讷,字汝言,号少洲,冯裕第五子。25岁中进士,任江苏宜兴知县,又先后任山西蒲州知州、扬州府同知、松江府知府,官至江西布政使、光禄寺卿,可以说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任职之余,仍潜心于学术创作,编纂有《青州府志》18卷、《光禄集》10卷。特别在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成果显著,他辑录《古诗纪》156卷、《风雅广韵》8卷。此外,还著有《楚辞旁注》《诗选约注》《文献通考纂要》和《杜诗删注》等,对中国文学的探索有独到的造诣。
  冯琦,冯裕之重孙,冯惟重之孙,字用韫,号朐南,《明史》有传。他自幼嗜学,山东乡试考中第一,20岁中进士。在翰林院先后任编修、伺读学士等职,又先后任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冯琦“明习典故,学有根柢”。文章极有风采,朝野都很敬重他。每有奏疏,大家都相互传读抄录。皇帝对他也很器重。内阁缺人,皇帝想用朱国祚和冯琦两人。但首辅沈一贯非常忌妒冯琦的才能,就说“二人年纪轻轻,缺乏锻炼,要先用年长老成者”。冯琦终于没有进入内阁。冯琦郁郁不得志,且积劳成疾,16次上书,请求退休,皇帝不允。遂病逝于任上,年仅46岁。冯琦编辑有《海岱会集》《五大夫集》《北海集》,与堂弟冯瑗等人编成《经济类编》一书,收入《四库全书》,被誉为“官家经国济民之备”。冯琦死后,留下遗表上奏朝廷,仍针对当时的弊政,请万历皇帝励精图治,披阅奏章,选补缺官,推诚接下,安抚人心。词语非常恳挚。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常常追念冯琦的功绩,6次派遣朝官来青州立碑祭祀,赠官太子少保,谥号“文敏”,并追封入阁,有“死后入阁,冯琦一人”的说法。
  第三节  海岱七子诗韵长
  明嘉靖年间,刘澄甫、冯裕等文人组建海岱诗社,号称“海岱七子”,定期集会,以诗词唱和,创作颇丰。后编辑刊印《海岱会集》,共12卷,收诗词479首。青州文学创作形成群体,达到高峰。
  明初受科举八股文影响,诗文衰退,统治文坛的是台阁体,无病呻吟,文风萎弱。所以在明朝中期,文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历史长久、影响深远的诗文复古运动。著名的代表是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和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前后七子都坚决反对台阁体,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海岱七子与前后七子在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上有渊源关系,都反对台阁体空虚浮泛的无病呻吟,但海岱七子并未承继前后七子唯古是尚、句窃字摩的弊端,而是提倡推陈出新,诗歌要写性情,直抒胸臆,不重雕饰。所以海岱七子的诗作,是“对景言情,即事属辞,质而葩,逸而兴,清新流畅,不矫不艳”,成为明代诗坛上的奇葩。海岱七子成员有刘澄甫、冯裕、杨应奎、陈经、刘渊甫、石存礼、黄卿。
  刘澄甫、刘渊甫兄弟二人是刘珝的孙子,皆擅长诗文。刘澄甫,字子静,号山泉,自幼聪颖好学,先后出任广西道监察御史、山西左参议等地方官,他办事干练,为官清正,不畏权奸。后被谗言陷害,被迫致仕返乡。归家后居青州城南云门山东麓花林疃,建“山泉精舍”,赋诗作画,以文会友。刘澄甫为政多年,即便致仕回乡,也注重修身养性,关注时事,“养静以利动,养阴以厚阳”。所以,他的诗作依然忧国忧民,厚重沉毅,有唐代杜甫的诗风。如五律《观稼》:
  薄田惭负郭,晚稼望东隅。水阁摇花坞,山风落井梧。兔葵聊自慰,雀黍为谁驱?暑雨经旬日,仓箱未可图。
  虽然闲居在家,仍然关心农民的生活,田地薄瘠,庄稼晚收,水阁山风聊无精神,到处荒凉,涝雨绵绵,好的收成是没有指望了。诗人忧心忡忡,一片沉重。刘渊甫的经历与兄长不同,诗风清灵飘逸,意味深长。如《花林野趣》:
  碧水青山处处村,百花千树半柴门。山藏柳市无车马,水隔桃源有子孙。问舍地偏为得计,寻幽心远遂忘言。悠然迥出尘嚣外,垂老犹矜兴未存。
  花林,即云门山东麓的花林疃村。刘渊甫之兄刘澄甫曾在此建“范泉精舍”,优游山水。这里多桃、李、柿、梧桐等树木,花开蔓延平铺,登山远望似锦,宛如花林。直到今天,花林疃村仍然保留着“百花千树半柴门”的风情,春天,白的杏花、红的桃花、紫的梧桐花次第开放,争奇斗妍,秋天,柿树、火炬、枫林霜叶如染,火红一片,吸引着众多游客,驻步观赏,流连忘返。
  冯裕的诗作古朴自然,闲适恬淡,感事而作,如他的《东郊》:
  散步东郊外,春深景物繁。高低杨柳岸,红白杏花村。海气分阳彩,山容减烧痕。方思谷口客,移杖过柴门。
  诗人信步到青州东郊春游,杨柳依依,杏花烂漫,花开树荣草青;水气缭绕,春光明媚,红日山态绚丽;不禁想起汉朝归隐谷口的隐士郑子真,优游山水间的闲适之情油然而生。
  陈经,字伯常,号东渚,进士,累官至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他为官清正,“立朝三十年,门无私谒,卒后囊无私遗”。且性情耿直敢言,因触犯权臣,辞职回家,潜心诗文创作。陈经的诗作苍劲有力,气势恢弘,如描写松林书院的《松涛》:
  昔人曾筑读书台,台畔苍松次第栽。芸阁密围青玉幄,牙签深护翠云隈。长风夜撼千虬动,巨浪时喷万壑来。雨露尚须滋养力,庙堂今重栋梁才。
  黄卿,字时庸,进士,历官应州知州、太原知府、浙江参政、江西布政使等职。对其诗作,刘澄甫的评价是“仰之弥高”,如《题劈山》:
  神斧何年劈五峰,半空苍黛出芙蓉。夕阳灼烁蒸双壁,返照参差射万丛。岩岫欲瞑开锦色,云霞相映漾光风。玻璃影动神珠彩,罨画难成总画工。
  这首诗的用词、练句极其精辟,开头一句“劈五峰”,震耳欲聩,紧接着“半空苍黛”,满目精彩,随后“夕阳”两句,创造出一种山势挺拔而又夕阳斑斓的图画,“岩岫欲瞑”、“云霞相映”、“玻璃影动”,一串串意像窜入眼帘,目不暇接,弥高弥深,意味无穷。
  石存礼,字敬夫,号来山,城里人,进士,官至绍兴知府。他的诗作特点是“清癯”,清新自然,明白流畅,即事言情,讲求意趣,有唐代诗人王维之风。如《上大云寺》:
  山险疑无路,萦回一径通。钟声寒瀑外,塔影夕阳中。窗出荼烟白,炉分芋火红。禅房招隐处,清话几人同。
  “海岱七子”的诗作,“抒写性情,自适其适,不随风气而转移”,既不同于 “歌功颂德雍容富贵”的三杨“台阁体”,也区别于“模拟剽窃毫无性灵”的前后“七子”。抒写性情这一文学主张,与后来的汤显祖、冯梦龙、徐渭及三袁等进步文学家倡导的“性情”“性灵”说,都是一脉相承的。
  第四节  林四娘与《红楼梦》
  脍炙人口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以宝、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贵族家庭的兴衰,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多方面的社会生活。故事内容多为发生在江南金陵之事,但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姽嫿词》,却记叙了发生在青州衡王府的一段风流佳话。
  书中写道,贾政与众幕友谈论寻秋之胜,一改往日的正经面孔,说起,当日曾有一位“恒王”,出镇青州。这恒王既好色,又好武,选了许多美女,日习武事。其中有位林四娘,姿色出众,且武艺超群,遂命她统辖诸姬,称为“姽嫿将军”。次年,青州城外流贼作乱,恒王出战,兵败被戮,城内文武官员吓破了胆,皆欲献城投降。唯林四娘义照肝胆,为报恒王知遇之恩,率众女将连夜出战,杀向贼营。但因寡不敌众,最终血染沙场,柳折花残,全部殉难。
  这里说的恒王,乃确有其人,即明朝封于青州的衡王。“恒”与“衡”音同意近,曹雪芹的笔法是“假语村言,真事隐去”,故以恒王代衡王。至于林四娘,史不见经传,但青州民间有她的传说。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有《林四娘》篇,言衡王府宫女林四娘,遇难而死,鬼魂与陈生幽会,意绪风流,色艺双全,作诗“静锁深宫十七年,谁将故国望青天;闲看殿宇封乔木,泣望君王化杜鹃”,含悼念故主衡王之情。
  产生林四娘故事的青州,距离曹雪芹所在的京城千里之遥,为什么能被曹雪芹写入《红楼梦》呢?原来蒲松龄《林四娘》中的陈生,即陈宝钥,福建晋江人,曾于清顺治年间任职青州海防道;康熙元年,清廷委派陈宝钥招降南明残部,命周亮工代之。陈宝钥任职青州,留下了与衡王府故人林四娘相恋的爱情故事,蒲松龄写入了《聊斋志异》,从而也通过周亮工和曹寅,为曹雪芹所熟悉。周亮工,字元亮,江西金溪人,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因事被弹劾,贬为青州兵备佥事。周亮工是曹雪芹祖父曹寅的老师,所以曹寅很可能从周亮工处听到此事。另一种说法是:曹雪芹是从其祖母处得知此事,他的祖母李氏是青州昌邑人,而《红楼梦》中荣、宁二府祖先胶东侯贾复所封六县之一的下密所在地,也是昌邑故国,属青州,关于衡王与林四娘的故事自然也为李氏所熟悉。
  《红楼梦》中贾政讲林四娘的故事,就是以此为题,让贾宝玉叔侄三人作诗,考他们的学问。年仅13岁的贾兰先写出:“姽嫿将军林四娘,玉为肌肤铁为肠,捐弃自报恒王后,此日青州土亦香。”平铺直叙,虽无新意,也还凑付。花花公子贾环是首五言律诗,纯属应付公事。最后完成的是贾宝玉。这贾宝玉乃是天下第一情种,尊女轻男,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就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又因晴雯刚刚含冤死去而内心凄苦,听了林四娘的故事,自然触动心弦,引起共鸣。他慷慨悲歌,一发而不可收。他拟白居易《长恨歌》,写出一首三百字的《姽嫿词》。
  贾宝玉的《姽嫿词》,首先写恒王秾歌艳舞不成欢,遂命令一群美女列阵挽戈,演习骑射,欣赏她们难举矛剑的娇姿,嗅闻她们操练呼喊时的口舌之香。一个好武又好色的藩王形象跃然纸上。接着,描写恒王率兵征战,一败再败,战死沙场,将士纷纷逃亡的场面。继而,以无比崇敬的心情,饱含深情的笔触,极力写林四娘的风流隽逸,忠义慷慨,知恩图报,号令秦姬赵女,奔赴战场拼命厮杀,殉身于王的举动。最后,发出了“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阁林四娘”的感叹。身居高位,享有丰厚俸禄的文武百官,面对猖獗的贼势,却贪生怕死,束手无策,远远不及一个柔弱女子林四娘。全诗通过委婉铺叙,映衬对比,气氛渲染,议论抒情等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重仁重义,视死如归的巾帼女侠形象,读来令人慷慨悲切,荡气回肠。全诗不仅是对林四娘的赞美,更是对封建士大夫的愤慨,对女性的肯定,对轻视妇女的批判,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思想。
  《红楼梦》中诗词众多,但是,唯有贾宝玉的《姽嫿词》与林黛玉的《葬花词》不仅篇幅长,而且艺术水平也高,堪称双绝。《姽嫿词》写青州风流恒王之事,值得一读。
  第五节  山水古城十胜景
  青州经济文化的繁荣,文人骚客乃至平民百姓闲暇游乐成为风尚,由此带动了旅游活动的兴盛。青州古城,西连岱岳,东瞰沧溟,南对三山联翠、障城如屏画,北有二水绕流、抱城如隁月。名山大川,遍布四境,文物古迹,俯首皆是,青州乃休闲旅游好去处。明朝万历年间的李本纬,在青州为官,善诗文,曾做“青州十景”诗,明《嘉靖府志》收录。这10处青州胜景简介如下。
  云门拱璧。山顶陡崖峭立,高数十米,东西绵延数百米,建有东、西两处阆风亭。伫立东阆风亭俯瞰东望,茫茫绿野,村郭时隐时现;在西阆风亭跷首远眺,层峦叠嶂,浩瀚如波涛汹涌,雄浑如万马奔腾。峭壁中间有一个南北贯通的天然穴洞,近看如拱壁月门,远望如明镜高悬,白璧镶嵌。每到夏秋季节,云雾缭绕,穿洞而过,将山顶的亭台楼阁托于滚滚云海之上,犹如仙境一般,给人以奇幻无尽的遐想,故被称之为“云门仙境”,又称云门拱璧,实乃天造之胜景,地设之奇观。再加上气势磅礴的摩崖大“寿”,云门山为青州风景第一。李本纬的诗作为:
  苍翠霭朝昏,悬崖箭括存。丁开螺欲断,灵壁宝乃吞。星斗窥天阙,云霞出洞门。采真怜爽气,萝薜自堪扪。
  驼岭千寻。云门山以西2公里,便是驼山,挺拔雄奇,叠翠千寻。山顶上双峰对峙,犹如一匹伏卧的骆驼,故称“驼岭千寻”。驼山十分陡峭,石阶路多在山岩上开凿而成,有的路段则直接借助石灰岩山脊的断裂层石。路侧苍松翠柏,空气清新,美景目不暇接。驻步回首,但见古柏参天,满目青翠。山风吹过,阵阵松涛回响在山峦之间。极目望去,远处神秘的山体巨佛仰面天穹,静卧山野。李本纬诗作为:
  芙蓉凝望里,横亘立巑岏。叠翠三千尺,埋云十二盘。峰骈肩若耸,冈坦脊偏宽。怪道驼为号,丰茸紫气攒。
  范井甘泉。范公井亭,位于今范公亭公园三贤祠内。三贤祠初建于宋代,经历代修缮而成。它右邻南阳河南岸,背靠宏伟的明代古城墙,坐东向西,依势筑室,更显得恢宏高大。院内的唐楸、宋槐,老干虬枝,历经沧桑。虽然树龄千年有余,但仍然枝繁叶茂,生意盎然。树荫下是建造别致的范公井亭,六角檐古亭,木石结构,相传是范仲淹知青州时建造。李本纬诗作为:
  不朽先忧乐,棠荫出醴泉。渊源沧海窍,喷迸夜珠圆。玉虎供桑落,银瓶种杏田。床边岿颂石,井井祀高毡。
  阳溪晚钓。传说,城西门外顺河楼以南,一株枯柳形似钓叟,朝雾夕烟,遥望宛如姜子牙在渭水垂钓,等待文王,故曰“阳溪晚钓”。李本纬诗作为:
  若个蒲团坐,斜阳古渡头。忘鱼贪适瞑,盟鹭僻临幽。波蘸清风线,竿投明月钩,想应移渭钓,蓑笠不曾收。
  劈峰夕照。云门山之南有一座相貌十分奇特的山,远远望去,山峰分裂如刀劈斧砍,故名劈山,也称劈头山。每当夕阳返照,双峰分外清晰。李本纬诗作为:
  崭削崩崖断,空青两界通,分披霄漏碧,倒射影翻红。霹雳惊神斧,巉岩怒鬼工,挥戈傥有术,回照意何穷。
  花林野趣。旧址在云门山东麓的花林疃村。这里多柿树,深秋霜叶蔓延平铺,登山远望似锦,宛如花林,故名。李本纬诗作:
  醉叶萧萧落,凭高望迥殊。飘山凫上下,题水蝶威纾。桃恍仙源渡,花疑绣谷铺。秋容谁谓淡,满地足珊瑚。
  南楼夜雨。南楼,即南阳城的东南角楼,亦名魁星楼。据记载,当时这里四面白杨参天,风吹叶动,势若雨声,夜深人静,尤觉清晰,游子离客,羁旅他乡,常常到此寄托千里幽思之情怀。李本纬诗作为:
  不驾屏号驭,栏杆漏正长。如何消寂历,偏听雨淋浪。琨啸唯风榻,庾登坦月床。谁知徙倚处,疏冷湿衣裳。
  行台秋月。行台是都御史的行辕,原址在今市政府大楼以西察院巷一带。台中有正堂、穿堂、后堂、小轩,其间列植松柏,绿荫浓郁,中置陨星石,大如碾砣。清秋之夜,天高气爽,月白风清,万物寂肃,登台赏月,心旷神怡。李本纬诗作为:
  柏府悬冰鉴,晴空漾碧流。雪宫浑不夜,霜署况清疏。古木连金粟,雕甍接玉楼。乘轺如信宿,真向镜中游。
  地镜倒影。据府志记载,地镜在“府治南”,“其地中有水,倒影如镜”。每逢晴空万里,从青州城登高南眺,湖水如镜,云门山倒影其中,水气幻结掩映,犹如蓬莱的海市蜃楼。李本纬诗作为:
  一望平芜远,天光倒影凌。菱花鸾自舞,琼阁蜃为蒸。剡曲澄于练,秦宫照自冰。居然明地轴,不羡玉盘升。
  石涧冰帘。石涧,又称瀑水涧,在今青州市区西南,为南阳河支流,原有一瀑布,今不存。但在过去是著名风景名胜,特别在夏季,悬崖飞瀑,冰帘清泠,实为避暑之佳处,涧旁曾建有“冰帘堂”。李本纬诗作为:
  飞瀑挂前楹,山腰古洞清。白虹遮岸下,析木倒河倾。载酒波光润,携琴天籁鸣。何当频拄杖,坐里濯尘缨。
  第六节  西风东渐下的青州文化
  青州文化作为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成于两汉时期;到南北朝,随着士族文化的勃兴和民族文化的交融,呈现出第一个发展高潮,尤其是佛教文化达到颠峰;经历了隋唐时期的转型,伴随着庶族文化的兴起,到北宋一代,文人知青州带动了诗文创作的兴盛,这是青州文化的第二个繁荣阶段;渡过金元时期的战乱,第三个繁荣期不期而至:明朝到清初,青州文化繁荣、人才辈出,尤其是科举教育在山东一枝独秀。
  以文取士的科举教育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人才选拔途径。青州科举教育自古发达,有着完整的官学、书院、私塾、义学等教育体系,加之地方文化深厚的底蕴,在历来的科举考试中成就斐然。明清时期,省级乡试的录取名额十分有限,平均每次录取名额只有30人左右,但青州益都一县共考中举人319人,其中明朝200人,清朝119人。中举后,一般继续参加中央考试,以博取进士功名。举人如难以考中进士,也可授地方知县及以下职位。在历代最高级别的中央考试中,益都县总共考中进士约有300余人,其中许多因缺乏资料亡其姓名。今姓名可考的有166人,其中北宋进士19人,明代82人,清代50人。这些进士中,有6人位居榜首,摘取状元桂冠,在山东地区仅次于孔子故里曲阜的7人。青州状元、进士之多,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青州教育文化的繁荣。
  明清时期的青州进士,主要集中在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之间的200年间。这些进士中,官至宰相的有刘珝、冯溥,死后追赠入阁的有冯琦,做到六部尚书、守疆大吏等二品职位的有石存礼、邢玠、陈经、钟羽正、赵秉忠、房可壮等10余人。这些人科举出身,大多工于诗文,许多都有文集存世。清代中期之后,青州益都的科举考试停滞不前,获取功名的人数骤然减少,青州文化也进入一个低潮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在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进行文化渗透。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先进文化。青州地处山东要津,成为东西方文化碰撞、浸渗的中心。西方文化最早进入青州的是宗教势力。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西方天主教就有传教士来青州传教。鸦片战争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后,西方宗教开始大规模传入。光绪元年(1875),天主教神甫王保禄在青州城里南门内购置地基,建立天主教堂,外国传教士陆续迁入,成为附近各县的总教堂。到1911年,青州天主教信徒达1000余人。同时,基督教也开始传入青州。同治五年(1866),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开始在青州伙巷街布道,并办起一所教会小学,受到群众的抵触。光绪元年(1875),英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与中国牧师郑家祺由烟台来青州传教,租赁了一所公馆建立了传教所,结交文人绅士,宣传西方文化,不久发展教徒30余人。
  光绪二年至四年(1876-1878),青州遭遇大灾荒,连续三年大旱,出现了“道馑相望”、“赤地千里”、“草木皆枯”等令人怵目的惨状,史称“丁戊奇荒”。英国浸礼会认为是传播教义的难得机会,又派传教士仲钧安来青州,同时拨白银万两赈灾。凡放赈之处,皆发展教徒,并建立宗教场所。还利用赈灾款项把大批私塾改办成教徒任教的“书房”,对学生进行宗教知识教育。光绪五年(1879),仲钧安与新来的怀恩光在偶园对面办起了第一所布道堂,培养布道人员。光绪十四年(1888),已有布道堂点10多处,教徒300余人。义和团运动时期,教会受到冲击,教堂封闭,外籍传教士和部分中国传道人员逃往上海和烟台。《辛丑条约》签订后,传教人员重返青州,宗教活动又趋活跃。1907年,浸礼教会成立“青州区会”,此时是基督教的鼎盛时期。
  基督教十分重视教会教育,在青州设立10多处小学和广德书院、圣经学堂两处中学。广德书院初期设小学部和中学部,后开设大学部,发展成为集大、中、小学教育兼施的综合学校。圣经学堂又称神道学堂,主要培养布道人员,后改称培真学院。此外,浸礼教会还先后举办青州医学堂、崇道书院。这些教会学校,在进行宗教灌输的同时,也传授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对西方文明的启蒙教育有积极作用。后来,这些学堂都通过不同的途径,归入山东大学的前身齐鲁大学。为了扩大教会影响,浸礼教会在传教活动中“施医舍药”,用洋法西医治病。光绪十年(1884),英国医士武成宪在青州城里设施医所。次年,在今益都中心医院处购置房产,成立“浸礼会施医院”。光绪十八年(1892),英国医士巴德顺借青州受灾之机,在国外募捐,利用捐款扩建医院,扩大病房,增设床位,正式定名为广德医院。
  清朝末年,实施“维新”,“废科举、设学堂”,推动教育变革,近代教育兴起。1902年,青州知府冯汝骙就在松林书院创设青州府官立中学堂,这是山东最早的官立中学堂。同年,青州驻防满营都统吴延年将海岱书院改办为海岱中学堂。此外,还设有青州府私立中学堂1处,校址在城里太公庙,由地方士绅筹资创办。民国建立后,青州府官立中学堂改称青州中学校,1914年在全省中学大调整时,定名为省立第十中学。1903年,益都知县李祖年在东关王沂公故宅创办益都县立高等小学堂,当年招生60人。至1907年,益都县境内共有小学堂25处。青州还非常重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1903年,益都知县李祖年即在官立高等小学堂内附设有师范一班,之后又先后在县城内创办师范2处。1904年,在府文庙故址创办益都县立师范传习所。1905年,于夥巷街设立青州府师范学堂。民国后,青州师范与登州等地师范学校合并,建立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03年,益都知县李祖年把旌贤书院改建为“青州府官立中等蚕桑实业学堂”,这是山东实业教育之始,也是山东农业教育之首。1909年,改称中等农业学堂。是年,共有三届学生160余人毕业。清末民初创立的这些学校采用西方先进的班级教学方法,增设数学、理化、外文等学科,为现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青州文化历经隋唐五代到北宋,再到明清,不同时代,呈现出鲜明的不同特点。但作为地域文化,其内核仍然是务实进取的思想、包容开放的精神、淳朴阔达的民风。数千年来的潜移默化,已经厚厚积淀于青州人民的血液之中。今天,青州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已经熔入华夏文化的浩瀚大海,但其独特的影响,仍然在青州大地上展示它的风采。
  第四章  著名人物
  第一节  儒家名相刘珝
  刘珝(1426—1490),字叔温,号古直,籍贯为青州府寿光县阳河里,今属青州市高柳镇阳河村。他精通儒学,科举入仕,曾为皇帝讲学多年;他官至户部尚书,入内阁参预政务,担任宰相10年之久;他擅诗文、好读书,著述颇丰,有《古直文集》《青宫讲义》传世;他事亲至孝,忠厚传家,后代人才辈出。所以,刘珝病逝后,弘治皇帝御制祭联:“忠裨于国,允称一代名臣;孝表于乡,堪称三朝元老。”刘珝,作为一代儒家贤相,是青州最重要的历史名人之一。
  刘珝秉承深厚的家学渊源,自幼苦读经史,锐意仕进。正统十三年(1448),22岁的刘珝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担负为太子朱见深讲学的重任。太子继位做皇帝,刘珝继续担任宫廷讲官。做皇帝老师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讲课的程序非常严格。尤其是给太子讲学,讲授内容,先要纂辑成章,呈送皇帝批准,再到东宫给太子讲读;讲读完毕,还要理论联系实际,“以朝廷所处分军国重事及抚谕诸蕃恩义,陈说于太子。”太子朱见深做了皇帝后,刘珝讲学仍然不敢掉以轻心。要用儒家思想指导和影响皇帝,借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但要谨慎挑选讲授课题,精心准备讲解内容,还需要自己不断地研究儒家那些深奥的理论。刘珝对此做得非常成功,被誉为“讲官第一”,是当时儒学造诣最深的学者之一。
  刘珝作为皇帝的老师,也得到提拔重用。成化十一年(1475),已届天命之年的刘珝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政务。这样,刘珝进入内阁,成为“阁老”,官居宰相。刘珝辅政耿直忠介,居官清正,不拘小节,特别是入内阁之后,凡军国大事,独能果断处之,有“批鳞直前”的大无畏的勇气,丝毫没有“首鼠退后”的优柔寡断。当时宪宗皇帝的内阁有三位大学士;万安、刘珝、刘吉。刘珝素来看不起万安,曾当面斥责万安“负国无耻”。万安积忿,昼思夜想要搞掉刘珝。这时,恢复后的西厂仍然为所欲为,万安就邀请刘珝一同上书,请奏罢免西厂。正直的刘珝不愿与无耻的万安共事,没有参加,恰好中了万安的诡计。宪宗皇帝对刘珝不满,要罢免他。万安等人假装吃惊,装模作样地求情。刘珝刚直,不吃这一套,上具疏乞请退休。皇帝批准了刘珝的请求,诏令还乡。
  作为一代儒相,刘珝著作等身。他从政之余,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文,总计不下百余万言。刘珝诗文主要有诗赋、讲章、文章三大类。存世的诗赋有180余首。从体裁上分,主要是古风、七律、七绝,另有少量的歌行、五绝等。从内容上分,有感怀诗、酬答诗、鉴赏诗、应制诗等等。刘珝诗赋中最有价值的是抒发情怀的感怀之作,如《红梅图》:
  天生本是冰霜姿,缟衣不受织尘缁。何事东君厌清素,一宵幻出珊瑚枝。园林陡觉春意别,千株万株飞红雪。莫怜醉骨已如泥,要使丹心常似铁。
  刘珝借红梅自喻,傲雪凌霜,蔑视群小,冰心玉壶,坚守气节,即便屡遭挫折,“醉骨如泥”,也要“丹心似铁”,与邪恶势力抗争。但是,诗人期望的理想在那个时代是难以实现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诗人时常感受落寞和孤寂,与多数失意文人一样,刘珝诗作中有许多惆怅之作。如《一鹭图》:
  芳草垂杨荫碧流,雪衣公子立芳洲。一生清意无人识,独向斜阳叹白头。
  古人对这首诗艺术评价很高。白鹭高雅脱俗、悠然自得的形态启发了许多诗人的创作意境。刘珝借助白鹭的形象,蕴涵了深深的痛苦和强烈的愤懑,也表现了文人学士孤芳自赏、怀才不遇、落寞惆怅甚至苍凉忧伤的思想情感。
  刘珝的诗文不仅思想内容充实,还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在明代中叶文坛上有独特的地位。它上宗唐宋八大家,打破了明初“台阁体”的传统,与李东阳“茶陵诗派”趣味相投,开创了后来“性情说”诗文流派的先声。李东阳曾这样论述刘珝的诗文:“人有形,斯有气:有气,斯有声。文者,声之成章者也。刘文和公自在太学,隐然有公辅望,固已气盖一时,文名大著。”李东阳认为刘珝为文以“气”为主,“辞旨畅达,文字识职”,可以说是中肯之言。读刘珝诗文,随处可感受孟子之浩然正气,以“气”生文,自然不比寻常。
  刘珝不仅学问文章好,书法也堪称一流。他习二王、颜柳而入苏黄,杂糅隶、草、篆、楷、行,书法独创一体。今沂山东镇庙存有《东藩代祀诗序》碑,乃刘珝所书写。据专家考证,著名书法大师郑板桥的“六分半体”,“乱石铺街”章法,即师承刘珝。
  第二节  回族才子杨应奎
  杨应奎(1486—1542),字文焕,号渑谷,别号蹇翁,回族,青州府城东关人。青州回族杨氏的始祖赛典赤·瞻思丁及其先祖可麻拉丁,是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圣裔。成吉思汗西征时,以币帛聘请可麻拉丁来到中国,封为云中郡公。赛典赤·瞻思丁封咸阳王,其子纳苏剌丁封为延安王。元代,赛赤典的后裔有人曾担任益都路总管,在青州购有田产宅院。明初洪武年间,纳苏剌丁后世孙莫苏来此定居。因莫苏原世居北京宛平的羊市,故借其音改姓为杨。杨氏家族迁徙青州落户,乃受到权势威逼所致,自然不敢暴露贵族真貌,甚至定居后都不敢读书,仅以耕田为生。但是,这个仕宦世家书香门第的杨氏家族,终于不能老守田园。到杨应奎之父杨鸾,便诗书传家,进入青州府学读书。杨鸾读书极为认真,日诵数千言,考试常居第一。但累举不第,遂无意功名,以诗文自娱。
  杨应奎自幼聪颖,天性孝顺,交友厚重,豁达开朗。正德五年(1510)中举,次年参加会试、殿试,连捷登进士,授杭州府仁和县知县。在任期间政绩突出,升兵部主事。正德末年,擢升吏部员外郞。嘉靖皇帝继位之初,发生“大礼之议”,即是否认定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为“皇考”。杨应奎随尚书毛澄、侍郞王俊等联名进言,符合嘉靖帝的意图,受到皇帝的赏识,擢升临洮(今甘肃临洮)知府。当时,甘肃境内的驿站环境恶劣,驻守官兵疲惫,时常误事。杨应奎采取措施认真整顿,调节兵备,稳定了军心。他又修筑渠道,引洮水灌溉农田,百姓得利,齐声赞誉,为他树立“去思碑”。嘉靖七年(1529),他转任南阳(今河南南阳)知府。到任后正值灾荒,饥民遍野。他大力赈济灾区,救活数万人。又动员百姓开垦荒田,妥善安置灾民。任职期间,他关心教育,发展文化,重修南阳诸葛武侯祠和诸葛书院。百姓感其功德,立生祠祭祀。杨应奎还相继主持编纂了嘉靖《临洮府志》《南阳府志》,传于后世。他主修的《南阳府志》被誉为名志,受到史学家的好评。
  杨应奎幼有大志,平生博览名臣之著,常以宋臣范仲淹为楷模。嘉靖中,因遭受奸臣诬诟,被罢官回家。后在益都城内建宅院,名为“后乐庄”,庄内有“后乐园”,以此教育后人学习范仲淹忧国忧民的精神。他还编写《杨氏世谱》传承后人,为青州回族的形成留下了重要史料。嘉靖二十三年(1542),杨应奎去世,享年57岁。死后,安葬在尧王山前。
  杨应奎回乡后,曾与刘澄甫等人结“海岱诗社”,日事吟咏。青州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层出不穷,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这为诗人创作提供了众多的题材。加之杨应奎为官期间饱受奸佞打击,熟悉官场黑暗,满怀愤懑之情,从而在历史题材中找到发泄的机会。如他的七律《谒王沂公墓》:
  前朝人物系乡思,勋业功名世所推。下马西风伤往事,卧麟高冢惨当时。白杨袅袅吟霜叶,苍藓斑斑点旧碑。立志谁能忘温饱,孤坟瞻拜一凄其。
  宋代科举考试“连中三元”的王曾,是古代青州名相之一,由于刚正不阿,常常得罪皇亲贵胄,被三次罢相贬官。杨应奎也因奸臣诬诟罢官,所以,诗中充满悲凉情感,“下马西风伤往事,卧麟高冢惨当时”,作者凭吊古人,引为知音,凄其之情油然而生。杨应奎诗作多为田园纪趣,乡土气息浓郁,淳朴实在,吟之朗朗上口,如《渑水田家》:
  我屋近南山,我圃连沧州。田畴时雨足,禾黍正油油。闲步看青野,偶然随海鸥。何期柴门下,好客为我留。盘俎无兼味,瓦缶注黄流。一斟复一酌,宾主醉沉浮。傲然天怀间,坦率更何尤。送客出门去,北窗风飕飕。五柳亦何人,此意堪与俦。
  杨应奎因其文才,在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列专节介绍。他不仅能诗,而且善书法。安志远在《青州遗闻》中赞道:“吾邑以书法名家者,亦不多见。予尝见杨渑谷墨迹,犹有二王遗法,人多学其点画。”据说杨应奎书法之佳,名誉古城,震动王府,留下了许多民间佳话。
  第三节  抗倭名将邢玠
  明朝一代屡受倭寇骚扰,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斗争,在胡宗宪、戚继光等抗倭将领的努力下,倭寇问题终于解决。到16世纪末期,新军阀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为转移国内矛盾,制定了占领朝鲜、征服中国,对外扩张的军事侵略计划。明政府为确保自身安全,开始抗倭援朝战争。青州人邢玠在这场战争中立下了卓越功勋。
  邢玠(1540-1612),字搢伯,别号崑田,祖籍为河间望族,后迁居青州益都城南。邢玠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所居近山,比屋悬釜”,仅有“瘠田数亩”。为官后在青州城里建有住宅,即今邢玠巷、将军巷处。邢玠于隆庆五年(1571)举进士,授密云县知县。万历五年(1577),鞑靼俺答汗别有用心要去青海,邢玠上书,陈述利害关系,受到皇帝赏识,重用提拔为御史,巡按甘肃。再任山西右布政使,又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后因屡立战功,提升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带兵平定播州宣抚史杨应龙叛变,提升为右都御史。后累官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万历二十年(1592),日军15万大举进犯朝鲜,攻陷了釜山、王京(今韩国首尔)、平壤等重要城镇,危及大明疆域的安全。朝鲜王逃至义州,遣使向明朝皇帝求援。明政府命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征东提督,带领明军入朝作战,协助朝鲜军民共同抗击倭寇。经过长期艰苦奋战,接连收复平壤、开城,日军败退釜山,退居南部沿海一带。五年后,日军卷土重来,委派加藤清正、小西行长为首领,率兵14万、战船数百艘,水陆两军并进,再次侵犯朝鲜国土,窥伺大明帝国。敌军长驱直入,侵占了大片朝鲜领土,严重威胁明朝安全,形势万分危急。值此千钧一发之际,万历皇帝朱翊钧当机立断,下令将不战主和的兵部尚书石星信、通倭奸细沈维敬等撤职入狱,任命邢玠为兵部尚书,总督全军,任命麻贵为提督,杨镐为主将,率军再次入朝作战。邢玠受命以后,日夜兼程,赶赴前线。他决心抗敌,以身报国,在全体将士誓师时庄严宣誓:“必破倭,有死无二”。为了加强抗敌的兵力,邢玠调集了川浙兵,继而又调集了蓟辽、山西和陕西一带的步兵,福建、吴淞的水军,动员了全国的精兵强将,投入抗倭战争。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八月,日倭军队进犯全罗道,逼近朝鲜王京。当时明军兵少,大部队尚未赶到,初战不利,提督麻贵请求放弃王京。邢玠不允,并亲自赶赴王京,坐镇指挥,以安定民心。十一月,各路援军先后赶赴,明朝廷发放帑金犒赏援军,赐邢玠佩尚方宝剑,以御史陈效为监军。邢玠大会诸将,制定作战计划,决定分兵三路,对日军发动总攻:杨镐同麻贵分别率领左、右两军,自忠州、乌岭向东安进发,到庆州会合,专攻日军精锐加藤清正部;中路军队屯兵宜城,东援庆州,西扼全罗,以为策应;以余兵会同朝鲜军队,对顺天等处实施佯攻,以牵制日军小西行长部,防止它东援。十二月,左右两军在庆州会合,麻贵派遣部下黄庆向日军主帅加藤清正送礼,假装谈判议和,麻痹日军。而自率大兵突然发起攻击,焚烧敌营。日军败退,斩倭寇首级400余,焚死者无数,擒其勇将,拔其两栅。又趁胜进军,接连收复了开城等主要城镇,歼敌数万人。
  日军残敌由加藤清正带领逃归釜山,在岛山构筑工事,坚壁不出,困守待援。杨镐、麻贵分兵围困日军10余天。日倭无食饥甚,假装要投降,拖延时间。不久,小西行长的援兵赶到,袭击明军后营。杨镐来不及下令应战,策马西奔,明军退兵,日军遂解围。为了争取喘息补充的时间,以图东山再起,加藤清正再次求和,要求停战。邢玠识破敌人诡计,断然拒绝。为彻底消灭敌人据点,争取全胜,邢玠请求朝廷添募江南水兵增援。不久,由陈磷带领的广东援军和老将邓子龙率领的江浙援军很快开进朝鲜。邢玠见时机成熟,便“摽剑登坛”,大会诸将,兵分三路,对敌发动总攻。明军水路与朝鲜名将李舜臣的水师密切配合,将日军压缩在蔚山、泗水、顺天三个狭小区域,陷敌于困境。
  恰在此时,日本新军阀首领丰臣秀吉的死讯传来,日军无心恋战,调集战船500余艘,企图掩护逃窜。中朝联军立即发动强大攻势,重创敌人陆军;随之在露梁一带海面聚歼逃敌。中朝战船闯入敌阵,炮矢俱发,敌船着火,烟焰张天。日军海军几乎全被歼灭,900艘敌船被焚毁沉没,倭寇烧死、溺海者无数,只少数残敌逃回日本国。至此,抗倭援朝战争获得最终胜利。邢玠奉命班师回国,万历皇帝亲自登楼接受献俘,对全体出国参战将士倍加奖赏。朝鲜人民为了表彰邢玠的丰功伟绩,在釜山建造纪念铜柱,并立祠绘像常年祭祀。
  第三节  清修似鹤钟羽正
  钟羽正(1554—1637),字淑濂,号龙渊,城西北钟家庄人。他“生而警拔,嶷然卓立”,自幼勤奋好学,10岁就能写文章,每天背诵上千言,极有文才。明万历八年(1580),26岁的钟羽正考中进士,进入仕途,出任河南滑县知县。其政治才能受到朝廷重视,奉调进京,提升为礼科给事中。万历皇帝朱翊钧长期不上朝,不理政,钟羽正便上疏力陈皇帝按时临朝听政的重要,建议皇帝“先出视朝,次出听讲,章奏留中者,次第发出。斥逐张鲸,以明元恶之罚”。但皇帝听不进这些好的建议。
  当时朝政腐败,送礼之风盛行,地方官员进京朝觐时,都要向京官馈赠。对这种不良风气,钟羽正上书给明神宗皇帝,力陈其弊。他说:
  臣罪莫大于贪。然使内臣贪而外臣不应,外臣贪而内臣不援,则尚相顾畏莫敢肆。今内以外为府藏,外以内为窟穴,交通赂遗,比周为奸,欲仕路清、世运泰,不可得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为官的最大罪孽是“贪”,杜绝贪的办法就是京官想贪而外官不送礼,外官贪而京官不包庇,互相有所顾忌而不敢放肆。如今则是京官把外官当作自己的财源,外官把京官当作庇护所,交通赂遗,朋比为奸,要想使吏治清明,社会安定,是不可能的。皇帝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便敕命阁部大臣,一切公事均在朝房计议,不准在私人宅邸接待宾客。又命外官不得与京官私通,有事照章办理,办完即日出城,不得擅自逗留。
  万历二十年(1592),朝廷就册立太子一事引发宫廷斗争。钟羽正偕同李献可等人上疏请皇帝“训储”,允许皇长子接受做皇帝的教育。不料此事涉及皇家敏感话题,万历皇帝大怒,当即把李献可降为杂职,钟羽正削职为民。钟羽正罢官后,即日便身着村装野服,骑着毛驴,踏上了返归故里的道路。坚持正义而受到朝廷贬斥,钟羽正对朝政极端失望,但也表现出淡泊的心态。初回家乡,地方官员和士大夫争相拜访,他皆坚辞不见。此后,闭门读书,诗书自娱,优游山水,修身养性,闲居近30年。
  闲居期间,钟羽正“往来仰天、钓鱼台诸胜地”。青州西南有仰天山,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山中有文殊寺,深山古刹,晨钟暮鼓,异常幽静。钟羽正常常到文殊寺,一住就是数月。寺后有清静之处,是观赏月色的极佳境地。他便命人建造了“望月亭”,并题写“望月”二字,刻石嵌于亭上。此石刻长60厘米,宽30厘米,“望月”二字清奇飘逸,抒发了钟羽正心如皓月之感。后人附会其事,传言钟羽正是文殊菩萨的后身,许多士子倾慕而来,拜师求教,希冀在科举仕途上一帆风顺。
  万历四十三年(1615),青州发生大饥荒,钟羽正倾资赈济,救活1500余人。使者核实上奏,朝廷赐“代天育物”门匾。同年,吏部尚书郑特上疏,要求起用钟羽正,他说:“废弃诸臣,事关国本,抗言得罪、禁锢终生如钟羽正等作速起用。”次年,朝廷任他为光禄寺少卿,但他看到朝政腐败,一直没有到任。万历皇帝死后,朝廷马上起用钟羽正,任命为太仆卿。钟羽正对新皇帝抱有希望,赶赴京城受命。太仆卿是个肥缺,有很多“羡金”,即额外收入。钟羽正上任后,当晚便起草文件,把“羡金”全部上交,增加库银30万两。又追别项近2万两,也充实到国库。
  天启三年(1623)春,钟羽正官拜工部尚书。这时宦官擅政,太监发难。原定太监冬衣隔年一供给,但刚到六月,千余名太监就要求提前供应冬衣。他们蜂拥入署,砸毁钟羽正的公座,殴打他的下属官员,肆意谩骂而去。事后,钟羽正上疏,认为这样大伤国体,请求卸任。皇帝下诏命司礼太监“杖谪群阉”,命钟羽正照常出班视事。但钟羽正去心已定,复上言:“臣奉职不称,义当罢黜。”他连奏三本,乞求引退。皇帝见他决心已定,就批准他驰驿回籍。崇祯十年(1637),83岁的钟羽正在故乡去世,朝廷赐官太子太保。墓冢在今青州城区西部,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五节  赵秉忠状元传名
  赵秉忠(1573—1626),字季卿,号琪阳,青州郑母人。赵秉忠生于父亲任职的山西文水县官舍,后随父亲返乡,继续读书。万历二十六年(1598),时年25岁的赵秉忠殿试考中状元,可谓风华正茂,少年得志,随即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但不久因父亲去世,回乡丁忧三年。万历三十一年(1603),丁忧期满的赵秉忠回朝复职。并多次出任乡试主考官,他所录取的考生中,如张玮、姚希、周顺昌等,均为一代名臣。赵秉忠声名大增,升迁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担负为皇帝讲解经学的任务。不久,赵秉忠迁任礼部侍郎,掌管詹事府。但从此以后,赵秉忠的仕途并不顺利。
  万历死后,泰昌皇帝短命,天启皇帝即位,重用宦党头子魏忠贤。东林党人同魏忠贤展开斗争,名臣杨涟弹劾魏忠贤24大罪状。但天启皇帝完全听从魏忠贤的,将杨涟罢官囚禁,最后虐杀。因为杨涟的奏疏出自赵秉忠门人缪昌期之手,缪昌期下狱论死,赵秉忠也难脱干系。魏忠贤数次当面责问。赵秉忠鄙视宦党,不为置辩。魏忠贤愈加嫉恨,多次在皇帝面前说赵秉忠的坏话。皇帝曾是赵秉忠的“学生”,对他印象良好,就说:“你说的是那个穿短袍讲经学的吗?我看其人忠厚,正要重用他呢!”但是,赵秉忠看到国事日非,不愿同流合污,便多次上书请求致仕还乡。皇帝批准了他的辞呈,加官为礼部尚书,派驿官护送回家。
  赵秉忠回到青州,住在城内状元府。据《青州明诗抄》载:“尚书故第在城内青龙巷软绿园,内有浓翠轩。公忤逆珰,罢归园居,著书甚富。当万历戊戌大魁后,建坊于第前,莲塘在公第后。”清代青州名士段赤亭曾作诗咏软绿园云:
  十亩林塘学士居,绳溪妙句托双鱼。封章不惜弹中贵,浓翠轩头好著书。青龙巷口状元坊,笑卷珠帘熨篆香。软绿园中歌舞罢,空余翠盖拥红妆。
  诗中所说的青龙巷,在今青州市区东关。赵秉忠归家不久,魏忠贤大肆迫害东林党人,相继罢免了一大批具有正义感的朝臣。赵秉忠难逃厄运,被削籍夺俸。天启七年(1627),53岁时的赵秉忠愤懑而死。崇祯初年,朝廷为赵秉忠平反,恢复原官,赠封太子太保,按大臣规格重新安葬。赵秉忠创作颇丰,著有《琪山集》12卷,诗、文各6卷,另有《江西舆地图说》1卷。
  赵秉忠的政绩长期鲜为人知,但他遗留至今的殿试状元卷却蜚声国内外。状元卷以绫装裱,为一折子式书册,每折8开纸大小,共23折,长3.48米,宽46厘米。正文前有其本人简历,后有三代简介并开具所学经书。正文以1厘米见方的馆阁体小楷书写,共2460字,字迹端正,无一误笔。卷首有万历皇帝朱翊钧以朱笔御批:“第一甲第一名”,卷尾列有9位阅卷官的职务、姓名,加盖了弥封关防。故宫博物院王以坤、冯华两位老专家对该殿试卷进行了鉴定,他们在鉴定书中写道:“明赵秉忠试卷,真迹。到目前为止,故宫宫廷档案还是空白。目前我们国家明代殿试卷发现的只有这一份真迹,可以说是无价之宝。”遂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古代的殿试,也称对策,就是在皇帝面前答题。赵秉忠的殿试卷,尽管对万历皇帝有不少溢美之词,但也提出的“天民说”作为此篇对策的精华。他主张统治者必须励精图治,以民为本,勤政为主;再辅以法治,整改吏治,安抚百姓,天下才能太平安乐。为此赵秉忠又提出了“立实心”和“举实政”的论点,也就是以法规治理国家并且加强道德教育。他认为二者并举,才能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正是赵秉忠的这些闪光思想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赏识,钦定为状元。
  状元卷原为赵氏后裔保存。历经380年风雨沧桑,直到1983年赵秉忠13代孙赵焕彬把它捐赠给青州博物馆。作为宫廷机要档案,如何流入民间?后人猜测,赵秉忠罢官回乡前,担心这份殿试卷被魏忠贤等人当作把柄,构陷自己,便利用担任礼部侍郎的职务之便,将其偷偷带出,藏于家中。幸运的是,这一举措使状元卷逃过了明末北京宫廷档案毁于兵火的罹难,从而使今天的人们得以欣赏这件绝世国宝。
  图5— 4  赵秉忠状元卷
  第六节  冯溥与偶园
  冯溥(1609-1691),字孔博,又字易斋,是冯裕的七世孙,北海世家的后起之秀。幼负才气,8岁就能读懂《左传》及秦汉以下古文。年龄稍大后,便博览群书,穷极经史,凡天文地理、兵书图纬无不涉猎。明清鼎革,30岁的冯溥考中进士,历任庶吉士、编修、宏文院侍讲学士、吏部右侍郎、刑部尚书等职。康熙十年(1671)授文华殿大学士,任职内阁12年。康熙皇帝十分信任冯溥,赞扬他“端敏练达”、“勤劳素著”,是“辅弼重臣”。
  冯溥在朝期间,康熙皇帝幼年登基,鳌拜等辅政四大臣专擅朝政,骄横跋扈,任意诛戮大臣,“中外莫敢撄其锋”。但冯溥“持正不阿”,并屡陈富国安民之策,多次向皇帝建言,被康熙帝“倚以为重”。康熙五年(1666),有人建议朝廷每省派遣大臣2人,另设官署,监察总督和巡抚。冯溥上疏反对,指出,国家既设督抚,任以重臣,今又不信任,再派两大臣前往监视,实无必要。皇帝听从了冯溥的意见,另设官署之事遂作罢。次年,冯溥升任左都御史,向皇帝提出很多治国安民建议。康熙八年(1669),江南发生捕役诬陷良民,非刑拷打致死人命一案。冯溥上疏建议,为使百姓安居乐业,要省刑、薄税。他指出,省刑,并非对罪犯姑容宽恕,而是不要株连无辜和无限拖延结案时间,提议以后除叛逆外,不得提究多人,牵连无辜。薄税,并非免去应交的赋税,而是把每年征收赋税时间延至夏秋之后。根据他的建议,康熙帝命刑、户二部做出改进决定。
  冯溥主张严惩贪官。户部属官陈魁,用户部印行文冒领直隶清苑等县地丁钱粮。事发后,冯溥建议严加处理,以惩前毖后。他还主张积粮备荒备战。康熙十一年(1672),直隶、河南、山西、陕西麦季丰收,秋禾茂盛,民间粮价便宜。他建议趁丰收之时,大量积蓄粮食,以备荒年。特别是地处边境的陕西,更应多积粮,以充实军储。
  冯溥为人重大义而不拘小节。民间传说:今青州市区有伙巷街,相传为冯、房两大家族退让垒墙形成的。原先,冯府与房府毗邻,两家为垒墙发生纠纷,寸土必争,各不相让。两家主人都在京城担任要职,势力显赫,地方官吏不敢决断。冯府家人写信,驰告冯溥。冯溥回信,仅有一诗:“千里捎信为一墙,各让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见信,冯府退后数尺垒墙,房府见此,也退后垒墙,两家和好。两府之间便形成了街巷,空地变通衢,名之伙巷街。
  冯溥承袭北海世家的诗书风尚,博雅多文采,精于诗章。他的诗作不求雕饰铺陈,有幽雅淡泊之气。尤其是他的边塞之作,苍劲悲凉,凄婉动人。如《再寄李吉津辽左》其一:
  十月风吹塞角哀,行人泣望李陵台。饥鸟啄雪群狐立,此代曾淹异代才
  图5— 5  偶园一角
  冯溥且喜爱悠游山水,陶冶情操。在京做官期间,得元人万柳园地一处,在里面种植柳树,取名“万柳堂”,闲暇之日,召集文人名士,在此吟诗作赋。告老还乡之后,在原衡王府花园旧址,辟建园林,“筑假山,树奇石,环以竹树”,取“无独有偶”之意,名曰“偶园”。冯溥在此优游著述,达10年之久。著有《佳山堂集》传世。83岁病逝,赐祭葬,赠太子太保,谥“文毅”。
  今冯溥辟建的偶园已成为青州旅游名胜。偶园的规模不是很大,但结构紧凑,布局得体,山水相映,别有情趣。其亭山布置,以三峰假山为主体,亭阁棋布,怪石嶙峋,泉水叮咚,溪流潺潺,竹林萧索,松柏森森,花木荫翳,曲径通幽,确为北方园林之胜景。据我国著名的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考证:偶园内的假山,为明末清初叠山家张南垣设计。偶园,是我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康熙风格人造园林。
文史千古秀 功名上景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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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2楼] 发表于:2014-02-02 14:29
昌乐 刘文安

第六编  中华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之后,青州相继在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军的控制之下,战乱不断,山河破碎,民生凋零,人民大众饱受苦难。但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青州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前赴后继,英勇斗争,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胜利凯歌。1948年,美丽的青州最终回到人民怀抱,从此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
  第一章  历史概述
  第一节  北洋军阀时期的青州
  进入20世纪,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革命先驱孙中山顺应历史潮流,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古老的青州成为革命中心之一。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人曾发动了“青州独立”运动,为中华民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达成妥协,南北议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革命成果被窃取,青州遂纳入袁世凯北洋军阀统治之下。1913年2月,北洋政府在全国废除府、州、厅,改设道。各地挂民国五色旗,改用公历纪年。青州府被废除,设立胶东道,益都县隶属胶东道。1927年,废道,益都县直属山东省管辖。益都县行政机构称县公署,置知事1人,下设交涉员、办事员。办事机构有总务、民政、财政、司法、巡警各局和劝学所。1918年设财政管理处,1919年设警备队,1920年设劝业所,1923年劝学所改教育局,1925年劝业所改实业局。1928年巡警局改公安局。此时益都县管辖范围同清末,东至尧沟,西到湖田,南至赤涧,北至段村。民国初年,县内沿用清朝的乡约制。
  辛亥革命以后,山东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基本上沿袭了清朝的田赋制度。袁世凯上台后,旧赋之外又加新税,更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他通令各省“将旧税速速恢复,新税一一通行”,除属于中央的“国家税”外,各省还“可自行筹画”,征收各种名目的“地方税”。1912年,山东省财政司颁发“征解丁漕暂行章程”,规定地丁征银一两,按制钱4800文征收。自此,苛捐杂税逐年增加,国家税既不容稍有短绌,地方税更漫无限制。青州地区同全省人民一样,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又重新陷入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水深火热之中。各地人民纷纷开展抗税斗争。1912年3月,驻防青州城东坡子村的巡防营哗变,入城抢劫官钱局,随后散去。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导致1913年的“二次革命”,青州成为二次革命的重要基地。革命党人赵同普受陈英士、陈其美之命,担任鲁东讨袁军支队司令,称“桃园军”,谐音“讨袁军”。他与赵惠斋、刘德铭等在青州组织机关部,联合附近民团数干人,从青岛购得一批火药,拟于8月1日誓师起义。不料事机泄露,北洋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得到密报后,立即派军至青州围剿。当时,革命党人在机关部者仅有赵同普等20多人,仓促应战,巷战多时,终因寡不敌众,被捕,随即解往济南,不久英勇就义。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强占胶济铁路。 10月5日,益都火车站被日本军队侵占。11月,驻青岛的德军投降。从此,德国对胶济铁路的权利以及在山东的一切侵略权益,便被日本抢夺代替。日本占领益都车站后,利用铁路之便,随即在青州驻扎军队。1914年10月,日军在益都车站设“电信办事处”,经营电信业务。1915年,日本商人在益都火车站开设“铃木洋行”和“小林洋行”,贩卖毒品、枪支、弹药、铜元等,对青州进行经济掠夺。日军的暴行,激起青州人民的强烈反抗。1916年正月,窦楼村村民赶走强行砍伐祖茔松树的日本商人,驻益都车站的日军派兵镇压,村民窦延清等5人被绑架拷打,利诱威逼。5名村民据理力争,坚贞不屈,日军无奈,只好放人。2月,葛口村村民拦截收购制钱的日本商人的手推车,日军报复,逮捕村民葛中信,砍去双臂,葛中民不屈,伤重死去。1917年,益都车站两名华工因迟到被日军关押,全站华工罢工抗议,迫使日方释放被押工人,并公开道歉。青州人民的抗日斗争,引起当局的不安。1918年5月12日,山东代督军张树元电告北洋军阀政府,将青州定为“特别戒严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太平洋会议”协议,中国军警收回胶济铁路,日本军队从益都车站撤走。“青州平民学会”发动近千名学生提灯游行,庆祝胜利。1925年5月,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青州党团支部于6月12日组织全城学生集会,会后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并派出代表,到寿光、广饶等10县进行联络,联合罢课,还发动捐钱捐物,支援上海、青岛的罢工工人。
  民国初建,进行第一届国会选举,山东成立第一届议会,青州人史禾书当选为议员。1921年省议会改选,成立第三届省议会,议长为青州人宋传典。宋传典经营花边生产,成为巨富后,开始谋求政治利益。这时山东的政治局势十分混乱,省议会成为各派政客争权夺利的场所。青州是当时山东地方派政团“济社”、“民治社”的主要基地,宋传典是其领袖。在第三届议员选举中,青州人宋传典、陈鸾书、张培玮当选为省议员。1922年秋,在当时的省长熊炳琦支持下,青州人宋传典、陈鸾书当选为正副议长,宋传典推荐青州人李有典出任议会秘书长,从此,省议会掌握在青州人手中。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进入北京,任命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这一任命,受到了青州人陈鸾书等部分山东议员的强烈反对。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北伐军进驻山东,张宗昌逃跑,国民党益都县政府成立,结束了北洋军阀对青州的统治。
  第二节  国民党对青州的统治
  国民革命军驱逐北洋军阀,占领益都,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之下。1930年,爆发蒋、冯、阎大战,青州成为新军阀混战的重要战场。大战开始,蒋介石委派韩复榘负责山东防务。6月,晋军阎锡山部进攻山东,韩复榘退守淄河以东,驻军青州,与阎锡山的代表商谈议和。议和未成,两军在淄河交战,韩复榘抵抗不住,东撤,晋军进驻青州城。不久,韩复榘反攻,交战于弥河闵家庄,晋军战败退走。蒋、冯、阎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任命郭肇阳为益都县长。国民党基层政权与北洋军阀不同,它废除乡约,在益都全县设立10个区;区辖乡镇,有集市者称镇,无集市者称乡,设乡镇公所,置正副乡镇长;乡镇辖村,设村长;5户为邻,25户为闾,置邻长、闾长。1935年,益都全县共有48镇48乡。
  1931年10月,杨九五被韩复榘任命为益都县长。杨九五,又名杨福林,河北迁安人,担任益都县长达7年之久。在任期间,残酷镇压革命,曾率领军队“清剿”共产党领导的“益都暴动”,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时,积极组建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训练警备队、民团等反动武装,大力搜括民财,为国民党统治服务,被国民党政府表彰为“模范县长”。
  当时,青州境内豪强争霸,盗贼四起。土匪头子窦宝璋、刘黑七、衣来好等,继续为非作歹,骚扰百姓。杨九五曾亲自带警备队到王坟剿匪,不料中了土匪埋伏,差点丧命。从此,杨九五对土匪恨之入骨,大开杀戒,凡是沾上土匪边的,一律杀掉,就是为土匪看过病的医生也不留情。旧社会,吸食大烟毒品是社会痼疾。杨九五采取严苛手段,大力惩治吸毒。他贴出告示,规定:吸毒一次,盖火印警告;吸食两次,再次警告;如吸食三次,不管什么理由,一律拉到河滩执行枪决。杨九五杀人,从不请示报告,仅枪决吸毒人员就达1000多人。爱国将领冯玉祥来青州时,曾劝告:“杀人要慎重,不能草菅人命!”杨九五却说:“矫枉必须过正,锄草时免不了铲棵苗子。”依然我行我素。
  抗战爆发,日寇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国民党不战而退,山东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为日军占领。1938年1月,侵华日军进攻青州,杨九五执行韩复榘的命令,一枪未放,弃城而逃。到沂水后,把队伍解散,自己逃命去了。日寇占领山东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主席沈鸿烈率领下避驻沂水一带。此时,杜华梓为国民党益都县长。杜华梓,青州涝洼人,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叛变。他带领国民党一班人马,先在青州北部活动,难以立足,转移到青州南部。但他们只会搜刮民财,见到日寇望风而逃。所以当时有民谣说:“杜华梓吃卷子(馒头),见了鬼子倒埝子;李人凤吃煎饼,见了鬼子杀干净!”李人凤,临淄人,共产党员,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副司令员。这首民谣形象地展现了国民党假抗日、共产党真救国的历史事实。杜华梓在青州仍然无法立足,带领几十个人和一些枪支逃到临朐。结果,被另一支国民党武装张品三部包围缴械。杜华梓到沈鸿烈处告状,最后,不了了之。
  1939年11月,国民党任命吴芳亭为益都县长。吴芳亭,临朐人,抗战开始后,任国民党临朐县督导团团长。他接任益都县长后,收编黄楼的地方武装陈有诰部,进入益都县东南境,推行县政,不断制造与共产党抗日武装的磨擦。后与陈有诰发生冲突,吴芳亭的县政府迁到西南山区活动。1942年4月,吴芳亭去职,由国民党保安十五团团长张品三接任益都县长,仍然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抗战期间,国民党张景月部占据寿光,所属的徐振中顽固派,也不断在青州北部制造与八路军的磨擦。徐振中,原名徐成安,朱良村人,1938年底拉起一支300余人的队伍。经共产党员彭飞的积极工作,改编为八路军三支队十团一营,徐振中任营长。后受张景月高官厚禄的诱惑,叛变投靠国民党。后又与日寇勾结,在朱良臧台修筑据点,对抗八路军。1940年10月,八路军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率部讨徐,一举全歼,仅徐振中带领20余人化装逃跑。此后,徐振中继续流窜青州北部,收容各种散兵游勇,抓丁扩军,造枪造炮,又组建了一支千余人的武装。他坚决与共产党为敌,疯狂屠杀抗日军民,制造了东朱鹿等地的一系列惨案,杀害干部群众两千多人。抗战胜利后,徐振中先后任国民党36师副师长、警备四旅少将旅长兼临淄县长,继续派部队和还乡团骚扰益寿县群众,杀人抓丁,反攻倒算。在济南战役中,徐振中被生俘,被益寿县人民政府处决。
  经过8年抗战,中国人民取得最终胜利。国民党益都县长赵子贞进入青州城,与日伪合流,但随即被八路军赶出城。1946年7月,国民党第八军占领青州城,青州北城满族人关国启任国民党县长,不到半年,即被我军驱逐出城。1947年8月,国民党第九军又一次占领青州城,其20集团军少将处长关裕祥兼任益都县长。到1948年3月,解放军再次解放青州城,青州人民彻底摆脱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
  第三节  日寇铁蹄下的青州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沿胶济铁路东犯。国民党益都县长杨九五弃城南逃,日军侵占青州,派500名日寇驻守益都火车站,青州沦为日寇铁蹄之下。日寇占领青州期间,犯下了种种罪行。
  日寇占领青州后,为巩固其殖民统治,对付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在军事上残暴镇压,疯狂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38年1月,日寇400多人侵扰朱良、段村。段村3名农民杀死日军骑兵一人,日军疯狂报复,在廉颇村杀害村民15人。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青州城后,不久又占领临朐县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田庄惨案”。日军山本中队先到金家楼子,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全村200户人家全被烧光。日军又攻击田庄,村民100余人向北逃去,刚出村口就被日军团团围住。日本中队长山本指挥日本兵用机枪对准人群,机枪响过,48个青壮年倒在血泊之中。太阳落山之时,日军放火点燃了村里房屋,带着抢来的鸡、羊、衣物离开了田庄。
  日本侵略者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方针,积极筹划成立伪政权。1938年3月,成立伪山东省公署,伪公署下设道、县公署,设伪道尹、县知事。青州沦陷后,成立伪青州道道尹公署,汉奸方永昌任道尹,成立伪益都县公署,丁逊斋等汉奸先后任伪知事。在日军控制的县境范围内,建立区、乡政权,称区、乡公所,村实行保甲制,10户一甲,设甲长,10甲一保,设保长,10保一联保,设联保主任。同时,强化户口登记制度,核发“良民证”,居民外出经过日军据点,要出示“良民证”,并向日军岗哨行礼,如稍有不慎,轻则殴打,重则以八路嫌疑拘捕。
  日本侵略者实行“以战养战”的战略方针,在经济上对占领区大肆掠夺。其掠夺的首要目标是粮食。日伪军实行粮食统制,规定粮食、秸秆为军用物资,不准百姓私藏、贩卖。在城区实行粮食配给,量少质差,仅能糊口。日伪军在军事“扫荡”的同时,大肆抢劫粮食,使根据地经常发生粮荒。日伪政权还通过商店、合作社强行低价收购麻、棉、油、等农产品,在益都火车站设立“皇军供应处”、“皇军慰安所”,为过境的日军提供粮草、肉类、鸡蛋等物资。在工商业,日本侵略者通过“军管制”的方式进行控制,在青州先后建立益都发电所、华东交通株式会社益都营业所,设立所谓“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办事处,发行纸币,实行金融控制。此外,为对抗日军民进行经济封锁,还对西药、火油等物资实行配给。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青州各行各业萎缩萧条,青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第四节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
  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93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性的抗战爆发。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八路军115师一部进入山东,与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抗日武装一起,先后开辟了鲁中、胶东、清河等根据地。
  国共合作后,经过党的努力营救,国民党释放政治犯。许多获释的共产党员来到青州,宣传抗日主张,组织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月,中共益都县委重新成立,全力组织抗日武装。通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教育、争取国民党地方势力支持抗战,相继在青州北部组成两支抗日武装,分别编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十二中队和十七中队。4月,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300余人会合,在东朱鹿村组建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十支队,李云鹤任司令员,胡维鲁任政委。后整编为八路军三支队十团。在青州西南山区,1938年8月,打入国民党顽军翟汝鐗部的共产党员冯毅之、孙同山,击毙敌副司令,拉出500余人,改编为八路军第四支队新编第一营,冯毅之任营长。从此,党组织有了自己的抗日武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北部平原和西南山区两片抗日根据地。
  北部平原抗日根据地,又称益北抗日根据地。包括何官、高柳等地以及周边的部分地区,与广饶、寿光、临淄等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是共产党领导的清河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10月,成立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马巨涛、韩洪甫先后任书记,隶属清河地委。同时成立四边县行政办事处,杜振东任主任;建立四边县抗日武装六大队,李有典任大队长。这样,四边县形成了党政军群配套的根据地,下辖8个区委,7个区公所。1940年4月,四边县委改为益寿县委,书记韩洪甫;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益北行署,李有典、赵治安先后任主任。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益北抗日根据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南部山区抗日根据地,亦称益都抗日根据地。主要包括以著名的抗日堡垒长秋村为中心的西南广袤的山区,隶属共产党领导的鲁中抗日根据地。1938年8月,冯毅之组建八路军第四支队新编第一营后,根据地开始形成。10月,成立中共益南工委,随后,改为益都县委,陈锡德任书记,隶属鲁沂地委。组建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冯毅之任县长,同时成立益都县参议会,冯旭臣任参议长。到1940年,益都县委下辖5个区委,3个区公所,同时先后建立益都县大队、第二游击队、第二县大队等地方武装。
  两大根据地建立后,抗战形势呈现为极为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共产党和八路军既要同强大的日军、伪军作战,还要对付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军队顽固派,以及形形色色打着抗日旗号的散兵游勇、民团土匪等。在西南山区,主要有国民党军队秦启荣、吴化文部;北部平原,主要是国民党保安十五旅张景月部。对国民党军队,我党积极做工作,晓之以理,谕之以义,坚持联合抗日。但对坚持反共的顽固派制造的骚扰磨擦,则坚决予以回击。对形形色色的地方势力,则尽量争取加入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1940年5月,日伪军对南部山区抗日根据地进犯。冯毅之指挥根据地军民,在长秋村两次击溃日军,打死日军小队长小林,日伪军多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弹药若干,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同年8月,国民党顽固派徐振中公开投靠张景月。暗中与日伪军勾结,在臧台大修据点,与人民为敌。八路军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亲率部队,在益寿县六大队配合下,发起臧台战斗。歼灭徐振中部300多人,给予顽军极大打击。
  1941年到1942年,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难的时期。日伪军疯狂推行以“治安强化运动”为内容的“大扫荡”,调集重兵,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进攻、夹击和封锁根据地。根据地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日渐缩小,抗日军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考验。1941年10月,1000余名日伪军进犯山区根据地长秋村一带,冯毅之带领抗日军民顺利突围,但根据地许多村庄被敌人“蚕食”。1942年7月1日,日伪军5000余人再次对北部平原根据地四边县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根据地大部沦入敌手。为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两大根据地的党组织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在党内认真进行了以整风学习为重点的思想整顿,把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和领导核心。对敌斗争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机动灵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在被蚕食的地区村庄,有效地展开了对敌瓦解分化工作,普遍建立为我所用的两面政权。在军事上,采取敌进我进的游击战略,组建武工队,以灵活出击、频繁袭敌的战术,不断给予敌人突然打击,使敌占区变成了游击区。
  经过艰苦斗争,使抗战形势逐步向有利于我方转化。1943年夏天,四边县根据地军民配合清河军区发起夏季攻势,取得重大胜利,北部平原四边县根据地大部收复。1944年3月,鲁中军区发起第三次讨伐国民党顽军吴化文部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南部山区抗日根据地迅速收复。到1944年11月,两大抗日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据点全部拔掉,青州地区的抗日形势迎来了彻底胜利的曙光。
  第五节  青州城的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抗战终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可是,蒋介石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青州人民面临着新的考验。青州,是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进行了反复的较量,终于使美丽的青州最终掌握在青州人民自己手中。
  日本投降后,共产党抗日武装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保卫胜利成果,消灭拒不投降的日伪军。8月,鲁中军区部队解放临朐县城之后,军分区司令员孙继先率领鲁中军区12团、山东军区独立1旅在青州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发起解放青州城的战役。此前,独立1旅在王道旅长率领下,已经围歼了益都火车站的守敌,并沿铁路东西扩展,切断了敌军东逃退路。益都县的地方部队也攻占了云门山,占据了城西北的镇青门,防止敌军向西逃窜。同时,益都县委敌工部也将敌军在城内的布防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解放青州的战役开始前,孙继先司令员按照情报,对兵力进行了周密部署:12团1、3营担任主攻,2营担任佯攻,选择城东南角为主攻突破点。21日晚8时,战斗打响。12团3营8连首先登上城墙,打掉敌军的指挥中心魁星楼。随即各路攻城部队相继攻进城内,经过半夜激战,一举解放青州城。共歼敌2000余人,活捉保安大队长王葆团,缴获炮2门,轻重机枪20多挺,长短枪2000余支,还有大批的弹药、车辆、战马、粮食、布匹等。青州城第一次回到人民手中。
  解放青州城后,设立青州市,辖城里、东关、北关三个区。陈锡德任中共青州市委书记,冯毅之任市长。与此同时,随同攻城部队一起行动的益都县委也迁入城内。新成立的的青州市政府宣布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官僚资产和敌产,同时采取措施,发放贷款,发展生产,救济贫民,加强治安,青州城一片欢欣景象。国民党军队不甘失败。9月9日,趁我军主力离开之际,与敌伪合流,一度窜入青州城。我鲁中部队反击,很快把敌军赶走。军区独立1旅改编为第10团,驻守青州城。11月24日,10团攻打普通车站,歼灭拒不缴械的日军,毙敌10余人。驻益都车站的日军闻风丧胆,撤离到张店。至此,青州地区全境在人民军队的控制之下。解放区人民欢欣鼓舞,纷纷成立工会、农会、商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反奸反霸斗争,发起土地改革运动,组织变工组和副业合作社,恢复发展生产。
  1946年1月,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违反停战协定,从九江用美国军舰海运其精锐部队第8军到青岛。然后沿胶济铁路西犯,抢占青州谭坊、巨弥一带。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国共和谈破裂。驻山东的国民党第8军、第73军、第96军,大举进攻胶济铁路沿线解放区。国民党重新占领青州城后,恢复反动的益都县政府,关国启任县长。他支持城乡恶霸地主反攻倒算,杀害翻身农民。同时,国民党部队不断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国民党第8军配合徐振中部,一度占据益北解放区,并建立保甲政权,残害人民。解放区人民奋起反击,将其赶走。国民党独立10师一个营,北犯解放区。在城北十八里屯村,被益寿县独立营击溃。
  1947年1月,我华东野战军取得莱芜大捷,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解放军于2月24日乘胜光复青州城,青州人民获得再次解放。益都县和益寿县民主政府慰问再次解放的地方干部和烈军属,救济贫困农民,开展诉苦活动,发动群众,反奸防特,保卫麦收。1947年7月,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发起南麻战役和临朐战役。青州人民出担架、小车夫,妇女加工军粮、做军鞋,积极支援解放军。陈毅、粟裕在青州境内指挥战役,与青州人民结下了深厚情意。因天降大雨,弥河水暴涨,解放军在临朐战役中受挫。陈毅、粟裕率华野主力转移,离开青州。8月5日,国民党第9军占领青州城。青州500多名地方干部、烈军属和革命群众转移到黄河以北。国民党益都县长关裕祥等人,组成“特种汇报会”,收集情报,组织“还乡团”,血腥镇压屠杀人民群众。中共益都县委领导群众坚持斗争。组织地方武装和武工队,严厉打击残害群众的敌还乡团和保甲长。
  1948年初,国民党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3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发起胶济铁路西段春季攻势,一举攻克张店、周村等15座城市,乘胜向潍县推进。驻青州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仓惶逃往昌乐、潍县。鲁中军区配合主力,收复青州城,从此青州全境最终永久地掌握在人民手中。益都县委、县政府随即进城,成立青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张福堂、黄林任正、副主任。县委机关进城后,张贴“安民告示”,拆除城内工事,颁布税收政策,稳定工商业人士的思想。同时,组织地方武装清剿国民党残余部队及土匪、特务,建立民主政权,安定社会秩序,扶助农民恢复发展生产。8月,青州市重新成立,归华东局领导,陈光任中共青州市委书记,冯毅之任市长。中共益都县委及其机关迁往五里堡村。
  1948年青州解放后,境内同时存在着青州市、益都县、益寿县、益临县等县级人民政权。青州市,于1945年8月青州城第一次解放时设立,隶属鲁中解放区。管辖城区:设城里、东关、北关3个区。1946年6月,国民党整编第8师占领青州城,青州市撤销。1948年2月,青州城最终解放,华东局进驻青州。8月,重新设立青州市,直属华东局领导,辖城中、东关、北关3个区。1949年1月,华东局决定将青州市并入益都县。益都县,于1944年7月在西南山区孟埠村重建,1945年8月青州城解放,县委、县政府进驻青州城。国民党第8军侵占青州城后,益都县委、县政府退出城区,在西南山区活动。1948年3月,彻底解放青州城,益都县委、县政府随军进驻青州城。8月设立青州市,益都县驻地迁到五里堡村。1949年1月,青州市并入益都县,县委、县政府迁回城内。益寿县,于1945年9月在高柳东水渠重建。1948年春,青州城彻底解放,益寿县委、县政府移往孙家庄固定地点办公。益临县,成立于1948年7月,驻地在郑母。
  新中国建立时,益都县管辖今青州市境内铁路以南、弥河以西的地区,下辖城关、阳河、弥河、章庄、马庄、仁河、龙山、文登、普通以及今属临朐县的方山,共10个区,县政府驻地在城区。益寿县管辖铁路以北地区,下辖高柳、张孟、大尹、口埠、臧台、马兰、龙泉7个区,驻地在高柳孙家庄。益临县管辖弥河以东地区,下辖弥东、郑母、香山、尧西以及今属临朐县的龙岗、营子、尧山、柳山,共8个区,县委县政府驻郑母。1952年6月,县级行政区划进行大规模调整,撤销益寿县,将边线王、三元孙等23个村庄划归寿光县,其余归属益都县。撤销益临县,将尧山、柳山、龙岗、营子4个区划归临朐县,尧沟等26个村划归昌乐县,其余归属益都县。原益都县的方山区划归临朐县。经过益都、益寿、益临三县合并后,益都县的管辖范围与抗战前民国时期相比,东西距离缩短,南北距离延长,面积略有缩小。东部尧沟等26个村归入昌乐,西部淄河以西金陵镇等108个村庄划归淄博。北部从寿光划入41个村庄,南部从临朐划入92个村庄。全县面积1569平方公里,总人口48万余。
  第二章  重大事件
  第一节  “青州独立”运动
  在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革命中,青州是一个重要基地。1907年,同盟会会员、留日学生齐树棠来青州官立中学堂任教。他积极发展同盟会会员,会员数量占到学生的三分之二。此外,在青州神道学堂和桑蚕学堂中,也发展了一定数量的同盟会员。这些同盟会员,大都成为辛亥革命骨干力量。为发动武装起义,齐树棠联络学生赵象阙、赵锡九等成立同盟会分部。随后,便秘密筹款购枪,作武装反清起义的准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了高峰,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但山东济南等地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寂然不动,封建反动势力仍然猖獗。后经过革命党人的多方努力,各界召开大会,宣布山东独立。不料,山东巡抚孙宝琦出尔反尔,旋即又宣布取消独立。这样一来,直接影响到青州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青州以及胶东一带远离袁世凯统治中心,许多革命志士云集青岛,密谋发动武装起义。大家共同推举来自青州的赵魏为山东革命军总司令。期间,经商议确定:由赵魏、邓峻德、王永福等负责“青州独立”。计划确定后,赵魏等人议定了光复青州的具体计划。会上,赵魏精辟地分析说:“青州为山东心膂,下青州,西可直捣济南,东可控引胶沂,一举而鲁俱,大功可成矣!”与会者一致同意赵魏的主张,决定1912年1月19日在青州宣布起义,先夺取北城旗兵枪械库,然后抢占青州城。
  会后,由原籍广饶的邓峻德密信给广饶县大王一带的同盟会员李郁廷、李少卿、张筱藩等,联络革命青年数十人,潜伏在青州城附近。另外,赵魏、邓峻德等带领聚集在青岛的60多名革命志士,分三批乔装改扮,乘火车西赴青州。井函电寿光、昌乐等有关州县的革命同志共总计1000多人,务于1月19日前全部齐集青州,以备响应攻打青州之役。在这之前,由王永福组织的部分革命志士,已潜往青州城各旅店中,作为内应。攻城所用枪支、子弹、炸弹及军装、物资等,绕道秘密运往青州神道学堂,交由尹学聪等人暂存。
  1月15日.驻各州县的l000多名革命军开始向青州集结。这天,赵魏身穿西装,手提皮包,从青岛乘车西行。16日到高密,17日抵潍县。18日临近中午时分,赵魏由坊子上火车,下午约两点半至青州。当他走下火车,见各路革命军已全部着清兵服装,会集在此等候。他当即召集各路革命军首领开会,布置攻城任务。会后,对大家说:“你们既然穿上了清兵服装,就没有必要与我同行,干脆从大路前往,我可以从夏家庄到达攻城地点。”可是未曾想到,革命党人的上述行动早已被驻防在北城的清军察觉,加强了戒备。当赵魏满怀破城壮志,行至夏家庄时,遭到跟踪他的暗杀人员瑞曾的枪击。赵魏头部中弹,随即壮烈牺牲。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大家忧心如焚。王永福、邓峻德、尹学聪等在城里一丁姓居民家中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李有典到城东坡子村策反登州总镇在青州的驻防营,配合革命党人提前于当夜举事。结果李有典被兵营扣留,一去不归。驻青州的清军更加警觉起来,到处搜捕可疑人员。当夜9点左右,又包围了驻扎革命力量最集中的神道学堂。神道学堂是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清兵不能随便入内。在双方交涉下达成协议:明日放假遣散学生,由校方出资给学生购买车票。第二天一早,英籍校长卜道戍、美籍副校长赫士,一前一后率学生赴车站登车,各返原籍。至此,青州的“独立运动”宣告失败。
  第二节  南北城军阀混战
  1925年,山东督军郑士琦去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派土匪出身的张宗昌出任山东督军。张宗昌统治山东,大肆搜刮民财,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除正税、附税、附捐外,还有军事、剿匪、河工、赈济等特捐,总额是民国元年的10倍。为开征税源,还命令农民种植罂粟。青州一带民不聊生,盗贼四起。农民饥寒交迫,纷纷反抗。张宗昌为扩充实力,对抗南京政府的北伐,组建直鲁联军,大肆收编各种杂牌部队。青州的驻防旗城兵士接受改编,成立旗兵团,副都统吴延年任团长,共有1200余人。1928年春天,国民党的北伐军进军至鲁南,张宗昌命令旗兵团赴前线作战。吴延年派出两个营的兵力,与北伐军一战即溃,官兵大部逃回。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北伐军向北扩展,借口保护侨民,向济南开炮,造成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随后,日军占领济南,并向蒋介石提出,胶济铁路沿线30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政人员。蒋介石妥协退让,山东省政府迁到泰安。国民党益都县长李郁庭,也率县政府迁往弥河闵家庄。县政府撤离青州城后,城内分别为三伙部队控制:吴延年的旗兵团占据北城,并有部分人员驻扎在城区西皇城;刘振标的警备队占据城区北部,队部设在县府大堂;东门里驻有以薛德周为首的民团,团部在天齐庙。三股势力展开疯狂的争战,青州古城成为群凶恶战的战场,酿成有名的“南北城之战”。
  吴延年有日本人撑腰,野心勃勃,想独霸青州。便与薛德周的民团联合,企图一举消灭警备队。刘振标感到警备队势单力薄,便先发制人,设下埋伏,将外出返回的民团首领薛德周等人打死。随后,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把潜伏在青州驼山一带的临朐土匪窦宝璋一伙接入城内,联合向东门里民团展开攻击。民团人多枪少,缺乏训练,实为乌合之众,经一夜激战,民团被击溃,退出青州城。土匪窦宝璋进入青州城后,便反客为主,自封为益(都)临(朐)保安司令,把青州城看作是自己的天下。他招纳流窜山区的大小匪股入城,短短的几十天,就组建了8个团,实有兵力近2000人。这些土匪在城内到处绑架抢劫,强奸民女,闹得乌烟瘴气。居民苦不堪言,纷纷逃离城外,以避匪祸。北城旗兵团的吴延年,见窦宝璋势力日渐壮大,十分惊惶。便联合寿光的失意军阀朱潘藻、诸城的“飞虎将”张来有等部,聚集北城,伺机消灭窦宝璋。
  1929年旧历年前夕,朱潘藻、吴延年、张来有等组织力量,兵分三路,在青州城的北门、西门、东门向窦宝璋发起全面进攻。朱潘藻曾任济南城防司令,所带300余人有一定战斗力。他负责主攻北门,沿北关大街向南打。土匪窦宝璋亲率土匪骨干拼死抵抗,展开激烈的巷战。朱潘藻部攻至北门万年桥,但也伤亡严重。窦宝璋退守城内,坚闭城门,居高临下,与朱潘藻相持。这时,进攻东门的张来有“飞虎军”进攻失利,被城内窦宝璋部队反击,狼狈逃窜,不知去向。攻打西门的旗兵团出师不利,重机枪哑火,迫击炮自爆,进攻受挫,兵败退回北城。朱潘藻得知两翼失利,被迫撤退。窦宝璋部从北、东、西三门出击,夹攻朱潘藻,并趁机劫掠北门大街店铺。
  朱潘藻兵败,率领残部逃回寿光。吴延年退回北城,外有窦宝璋的威胁,内有部下的不满,只好收拾细软,携带家眷,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往青岛。窦宝璋趁机进攻北城,将旗兵团所有枪械全部缴获。整个青州城遂为窦宝璋占据。窦宝璋部队系惯匪组成,多为亡命之徒,加之连打胜仗,更加无法无天,青州人民饱受蹂躏之苦。经此战乱兵祸,城区人口锐减。
  1929年5月,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来青州收编窦宝璋。窦宝璋所提条件太高,收编未成。国民革命军46师25团进驻青州,窦宝璋等分散逃窜,继续在山区为匪。县政府从闵家庄迁回城里,青州城区遂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节  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呼唤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这次伟大的革命。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辈,开始创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920年秋冬,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此时,王尽美、邓恩铭就到过青州,与魏嵋一家接触,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在益都蚕校任教的魏嵋及其次子魏复中、长女魏复丽,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参加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作为“一大”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结束后,王尽美、邓恩铭又先后5次到青州,创建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1922年8月,青州籍印刷工人郝永太在济南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共产党员王翔千来青州,在省立十中任教,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5月,时任中共青岛特别支部书记的邓恩铭,来到青州省立第四师范,与学生王为铭研究《胶澳日报》的征文问题,并赠送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邓恩铭这次来青州虽然时间很短,但在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自此,加快了青州的党、团建设步伐。5月29日,党的外围组织“青州平民学会”召开成立大会,拥有会员27人。6月,省立四师发生学潮,与反动校长开展斗争。10月,王翔千介绍省立十中学生李殿龙加入青年团,后又有刘俊才等十几人加入,组建为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州小组。
  1924年4月,担任中共济南地委书记的王尽美来到青州省立十中,向学生进行演讲,讲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介绍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指导学生成立了青年团青州支部。青年团青州支部,是共产党领导的青州第一个基层组织,由刘俊才任干事长,并创办支部刊物《平民课》。同时,邓恩铭第二次来青州省立四师,发展王为铭为青年团员。不久,广州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青州区党部成立。根据党中央的决议,青州青年团全体成员登记为国民党员,但保持组织和活动的独立性。王元昌任青年团支部书记。12月下旬,王尽美第二次来青州,以孙中山特派员的身份,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接见国民党、青年团、学生会、商会的负责人,动员各界联合,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同时,指导青年团的部分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建立中共青州支部,杜华梓任支部书记。随后,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王尽美第三次来青州,组织召开追悼孙中山大会,省立十中、四师的学生及各界人士参加。
  1922年到1925年期间,党的创始人王尽美、邓恩铭数次来青州,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宣传了革命真理,创建了党的组织,革命火种开始燃烧,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1926年10月,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建立,宋伯行任书记,杜华梓任组织部长,商勤学任宣传部长,下辖城关、圣水、涝洼三个支部。同时成立共青团益都县执行委员会,王元盛任书记。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爆发后,青州党组织选送吴振东、丁祝华等多名同志到广州,参加农民讲习所的学习,聆听毛泽东、彭湃的报告。北伐军攻克武昌,青州又有一批团员和青年赶赴武汉和广州,参加北伐军。1927年4月,成立中共青州地方执行会员会,下辖益都、寿光、临淄、广饶、临朐、昌乐等县的党组织。青州的党、团组织成立后,积极领导各界人民反对军阀张宗昌的残暴统治,策应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1927年4到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陷入低潮。8月,党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决定开展武装斗争。青州党组织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派出陈华亭、王希增等到济南等地的军事院校学习,为开展武装斗争培养骨干。1928年初,宋伯行被捕,惨遭杀害。杜华梓、商勤学先后叛变革命。青州的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2月,中共山东省委派人来青州,与仅存的益都东朱鹿支部取得联系,建立益北特别支部,负责益都北部和寿光部分地区党员的工作,直属省委领导。益北特支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坚持斗争,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领导群众抗粮抗捐,烧坡抢坡,罢工罢市。为争取群众,益北特支派人打入民众组织“红枪会”,取得领导权。益北特支及阳河村共产党员刘子科组织农民60余人,在臧台插上红旗,举行武装暴动,被国民党寿光保安团残酷镇压。
  1929年8月,共产党员马适安从北京来到青州,在省立四师任教。期间,马适安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辅导学生阅读革命书籍,编辑印发进步刊物。1930年12月,中共省立四师支部成立,马适安任支部书记。四师党支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进步学生中成立“左联”、“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外围组织。还派出党员到火柴厂及城郊村庄发动工农群众。1931年5月,四师支部为配合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组织200余名学生,举行飞行集会,呼喊口号,散发传单,聚众演讲,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国民党省党部密令益都县党部镇压四师共产党的支部,马适安等闻讯转移。不久,四师支部重新建立,牛玉昌任书记。1931年夏天,中共山东省委派段亦民到益都整理党团组织,建立益都特别支部,段亦民任书记。此后,又相继建立省立十中等多处支部。
  1932年5月,中共益都县委重新成立,段亦民任书记,下辖12个党支部,100多名党员,青州的革命形势又进入高潮。在大好形势下,青州党组织发动了震惊反动派的“益都暴动”。
  第四节  “益都暴动”
  发生于1932年8月18日的“益都暴动”,是青州共产党人领导的一次革命行动,是在白色恐怖下人民群众反抗黑暗统治的武装斗争。
  1932年5、6月间,中共山东省委军委书记张鸿礼到青州,传达省委的决定,部署发动武装暴动。张鸿礼批评了认为北方落后,不能发展红军的观点,要求益都党组织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争取一地或数地边沿地区首先胜利”,“扩大百万红军到抗日前线”的号召,尽快发动起义,组建工农红军。当时,中共益都县委书记段亦民认为条件不成熟,反对仓促行事。但是张鸿礼听不进这些反对意见,强行撤销了段亦民的职务,另行任命王经奎为县委书记。并成立了暴动指挥部,由郑心亭任总指挥,冀虎臣任东乡指挥。不久,张鸿礼又到青州,与郑心亭、王经奎等研究暴动的具体计划。研究决定,暴动于8月18日7时在郑母和城区同时发动,城区的革命力量负责占领县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郑母的同志负责解除民团武装,占领区公所,建立地方苏维埃。同时建立工农武装,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游击战争。
  8月18日凌晨,郑母按时发动暴动。郑母、崇家庄、吉林、山前李、宫家庄等十几个村的近百名党员和群众参加了暴动队伍。吉林村党支部书记赵文光率3名党员直奔郑母区的民团三分队,与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陈华亭里应外合,解除民团的武装,收缴11支钢枪,1支手枪,随即带领暴动群众赶赴区公所。与此同时,冀虎臣带领农民武装进入区公所,与区长助理贾希尧商谈解除国民党武装问题。不料贾希尧突然变卦反悔,不愿配合暴动。冀虎臣当机立断,开枪打死贾希尧和民团分队长张官云,同院内团丁30余人展开搏斗。但是,暴动的农民武装枪支很少,只有大刀长矛,加之缺乏军事素养,最终寡不敌众,暴动失败。冀虎臣等越墙突围,撤出战斗。又集合被打散的人员30余人,拉到弥河一带,准备与城区暴动队伍会合。但此时,城区因准备不充分,暴动没有如期发动。冀虎臣难以与城区党组织联系,只好下令队伍分散转移,自己只身去青岛暂避。为了取得同党组织的联系,冀虎臣历尽艰难,辗转大连、沈阳、哈尔滨等地。1936年2月,冀虎臣在察哈尔省永宁城组织抗日武装,被伪满骑兵包围,激战一夜,壮烈牺牲。
  国民党益都县长杨九五得知郑母暴动后,亲自带民团和军警数百人,对郑母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清剿。先后被捕的起义群众及其家属30余人,许多无辜者也被牵连进去。吉林村有位教书先生名冀有才,国民党军警为冒名领赏,硬说他就是冀虎臣,结果被押到济南杀害。同时,国民党在城内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段亦民、耿贞元、郑心亭等20多名党团员和互济会成员被捕。经杨九五审讯后,共有27名被捕党员和群众被押送济南,其中近20人被杀害。青州的党组织又一次遭到重大破坏。
  “益都暴动”是在党内“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一次盲动行为,但它表现出了青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暴动失败后,他们没有被吓倒,前赴后继,继续斗争。
  第五节  云门山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云门山发生过一次激战,是解放战争期间青州境内最为著名的战斗。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7月,国民党第8军侵占青州城,并向我鲁中军区部队驻守的云门山发起攻击。当时,中共青州市委和市政府根据鲁中区三地委指示,为避开敌人锋芒,让出青州城,部队转移到城南山区坚持斗争。鲁中三军分区警备5团,从弥河西岸撤到城南的市庄、宋家阁、花林疃一带。警备5团2营5、6两个连奉命轮流防守云门山,监视并牵制敌人。
  云门山位于青州城南,海拔421米,是青州著名的风景胜地,遍山青松古柏,到处古庙碑阁,人文景观十分丰富。而且山势陡峭,易守难攻。居高了望,还能观察青州城里和火车站的敌情,是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军的必争之地。7月下旬,6连接替防守,连队组织指战员在山上构筑防御王事。同时,团部和青州市委派出便衣人员,密切观察敌人动向。到8月上旬,守山部队已筑好工事,严阵以待。同时,警备5团根据侦得的情报,判明敌人即将进攻云门山。全体指战员同仇敌忾,认真做好战斗准备。
  国民党第8军号称王牌军,是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全部美式装备,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战斗力很强。而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较差,每支枪的子弹不过40发,仅有的一挺轻机枪,也不过500发子弹。主要武器是手榴弹,每班配有3支枪榴弹筒。战前,营教导员杨德中上山进行战斗动员,检查防御准备。具体指挥战斗由副连长石玉明负责,一线防御兵力为一个排,战斗部署是:1班防守东山头,并配备轻机枪,2班在云门洞北口设防,阻止敌人的正面进攻,3班驻守主峰,策应全局。
  翌日拂晓前,国民党第8军1师2团3营在副军长兼师长汪波的指挥下,向云门山发起进攻。该营营长郑安关是国民党著名将领郑洞国的侄子,作战骁勇,所部3营也是精锐部队。进攻前,国民党2团团长周藩指挥团直属炮兵在南门两侧城墙上用炮火掩护。进攻部队各连都配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早上7时,敌军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从北面、东面蜂拥而上。解放军指战员沉着应战,为了节省子弹,待敌人冲到300米以内时,才齐射开火。一阵猛烈反击,敌人攻击受阻。排长王安春,用步枪专打敌人的指挥官和冲在前头的亡命徒,一连击毙13个敌人。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战士们看到有大量敌人进入了陡崖下的布雷区,便拉响拉雷,一声巨响,炸得敌人蒙头转向,血肉横飞。敌军疯狂地用迫击炮和重机枪进行火力压制击,云门山上空弹如雨下,硝烟弥漫。有些庙宇、碑碣和松柏被炸得狼藉不堪。到中午,敌人连续发起6次冲锋,均被击溃,死伤惨重。同时,防守部队也有伤亡,且子弹即将打完。防守云门洞北口的2班伤亡最重,全班只剩下两人。副连长石玉明命令收缩阵地,2班的两名同志撤到了山顶。
  敌人继续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发起冲击,逐渐迫进了阵地前沿。守山战士居高临下,将一束束的手榴弹扔下山去,阻击杀伤敌人。到此时,敌人的十多次冲击虽然都被打下去了,但指战员已伤亡近半,弹药也基本打完。为了不作无谓的牺牲,副连长石玉明按照战斗部署,命令一班掩护,2班、3班撤退。下山中,继续与敌军激烈战斗,石玉明中弹牺牲。
  这次战斗打死打伤国民党精锐部队第8军100多人,给敌人的嚣张气焰以沉重打击。驻守的6连1排也牺牲20余人。战斗结束后,警卫团的首长为表彰6连1排的光辉战绩,在桑村召开了庆功大会,表彰了1排全体指战员。警备5团继续坚守在云门山周边山区,担负着牵制敌人南犯的任务。
  第三章  文化景象
  第一节  “五四”运动浪潮
  青州博物馆珍藏着一件珍贵文物,即山东省仅存的“五四”运动旗帜。该旗长90厘米,宽87厘米,上面写着“拒绝鲁案直接交涉,废除二十一条件”15个正楷大字。它见证了青州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在“五四”运动中的革命行动。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举行会谈,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会。但西方列强却要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并制定了21条和约内容,让中国代表签字。消息传来,全国激愤,从北京开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北洋军阀竟派兵镇压。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青州是“五四”运动抗议浪潮最为蓬勃发展的地方之一。当时,除济南外,青州是全省学校最为集中的城市,有省立第十中学、省立第四师范、省立甲种桑蚕学校、教会守善中学、师范讲习所等,另有若干高等小学。
  在北京“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各校学生自动罢课,互相串连。5月26日,青州在法庆寺举行万人大会,声援北京学生。到会的除爱国学生外,还有工人、农民、商人和爱国绅士。各界人士纷纷登台,抗议西方列强的暴行,痛斥北京政府曹汝霖等人的卖国行径,并分析了山东面临的危险处境,闻者无不动容。大会进行期间,省立十中学生杨同照登台演说,慷慨陈词,言语激昂。他咬破手指,当场血书“赤心报国,身死志存”8个大字,台下万人群情激愤,会议达到高潮。到会学生和群众,多年生活在胶济铁路沿线,耳闻目睹外国侵略者的种种罪行。本来希望通过参加世界大战,收回中国主权。竟然听到中国外交失败,收回路权无望,许多人失声痛哭,会场充满了不可抑止的悲壮气氛。
  这次大会,会场内有一个由爱国商
  图6— 1  五四运动旗帜
  人组成的特殊分队,每人举着一面用国产细棉白布书写的旗子。其中,就有北门里裕咸铺的老板李相东先生。李相东先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书写一笔好字。这天清晨,他将自己铺面里的白布撕下一段,工工整整写上“拒绝鲁案直接交涉,废除二十一条件”15个正楷大字,做成一面旗帜,带着这面旗帜参加大会。游行示威中,他不断摇动旗帜,高呼口号。会后,把旗帜插在店铺门前,以示抵制日货,并向死难者致哀。后来,李相东先生将这面旗帜小心珍藏起来,直到1962年,捐献给博物馆,以作“五四”运动的永久纪念。
  法庆寺举行的声援大会,通过了“致北京政府和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的专电,强烈要求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成立了“青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起抵制日货活动。会后,各界公推调查员20多人,到城厢各商号查禁日货。各校的学生则成群结队,到大街小巷示威游行、演说宣传。
  学生游行队伍到达日军控制的火车站,与日本人发生冲突。日军竟当场抓捕了十中学生马忠怀。这下激怒了广大学生和全城人民,各校学生当天结队冲进县衙门,打着白布大旗,静坐请愿,要求县知事同日本人交涉,立即释放爱国学生马忠怀。提出的口号是:“不见马忠怀誓不回校。”全城商界的爱国人士也走上街头,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各店铺轮流给请愿的学生送水送饭,支援学生斗争。斗争夜以继日,持续了三天三夜。北洋军阀驻青州的第五师部队,出动一个营,对学生进行弹压。在城东门与游行学生相遇,学生们大义凛然,慷慨陈辞,对士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部队退回了营房。在学生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强大压力下,日本人不得不释放马忠怀,斗争取得胜利。
  6月,青州的学生联合会组织宣传队,分别到邹平、桓台、临淄、博兴、寿光、潍县等地进行爱国宣传,协助当地学生开展抵制日货活动。还派代表分别到北京、上海、济南等大城市,进行联络,把青州的爱国运动融入全国运动的洪流。
  第二节  冯玉祥将军青州行
  “九一八”事变后,爱国将领冯玉祥积极主张抗日,但自己的抗日主张难以实现,又不愿与蒋介石同流合污,于是愤然辞职,到山东泰山隐居,一边读书,一边到各地视察,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活动。1934年5月30日,冯玉祥结束了对胶东地区黄县、蓬莱等地的视察后乘车由东向西进入青州境内。当时的益都县县长杨九五、驻青州国民革命军团长侯兆麟及其他官员赶往车站欢迎。冯玉祥径直来到范公亭,瞻仰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和军事家范仲淹。国难临头,冯玉祥激愤难平,思绪万千,禁不住挥毫泼墨,题写了隶书对联:
  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
  忧乐关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
  后来,人们怀着对冯将军的崇敬,将该对联全文刻制成碑,立在范公亭的一侧以示纪念。离开范公亭,冯玉祥将军来到省立第十中学,对学生进行抗日演讲。这天,十中师生及附近省立第四师范的师生,老早就齐聚在十中校园内,恭候将军的到来。只见冯玉祥将军留着未加梳理的背头,身穿一件肥大宽松的浅蓝色粗布衣,脚蹬一双打着皮包头的布鞋,手里拿着一顶草帽,憨厚的脸上满是风尘。跟师生们一见面,冯玉祥便首先作了实实在在的自我介绍,给人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他亮开嗓门说:“我是从泰山上下来的老百姓,眼下和你们一样,也是个念书的。只是教师有七八位,学生只我一人。”接下来冯将军讲:
  念书为什么?就是为学点本事,长点见识,打日本,救中国。我不是鼓吹读书救国,那是闲扯蛋!坐在那儿死啃书本能救国吗?得干,得有行动,真枪实刀的抗日行动!咱们中国人被小日本欺负惨了,欺负得跟软鼻涕一样。日本人凶是凶,其实打起仗来笨得像狗熊。我们有祖传法宝《孙子兵法》,在战场上动动心眼儿就能收拾他们,用不着怕,拉起队伍跟他们干!可是,我那位老弟(指蒋介石),不指名你们也都知道是谁。他就不敢碰日本鬼子一下,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带着大队人马到江西剿共,打中国人,把整个屁股让给日本人去打。
  讲到这里时,冯将军气愤至极,回头看看坐在台上的杨九五,续说:
  就说这位益都县长吧,执行上头命令不打折扣,天天剿共产党,抓土匪。我看抓的、杀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庄户老百姓。照这么下去怎么行!咱们中国四万万同胞不当亡国奴才怪!
  杨九五曾残酷镇压了共产党领导的“益都暴动”,听到这里,红着脸低下了头。这时,后面又陆续赶来一批听演讲的学生,冯玉祥踮起脚,摇摇草帽,亲切地同他们打了下招呼,接着又讲:
  前年,我在张家口拉起抗日同盟军,也打了几个胜仗。后来不是败在日本人手里,而是让人在背后捅了一刀,队伍才“哗啦”了。我上了泰山,有朝一日总要拉起队伍来,还要和小日本儿见个高低!到时候,我欢迎同学们到我的抗日队伍中来,男的、女的都要,能扛得动“八斤半”就行!我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立志用铲子铲掉一切世间的不平。有志的青年们,跟我来呀!
  图6— 2  冯玉祥将军青州演讲
  讲到这里,冯将军做了个用铲子铲地的动作。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震天动地的抗日口号声中,冯玉祥面带笑容地走下台来。这时,第十中学校长朱俊声迎上前去,要求与冯玉祥合影留念,并请他为学校题词,冯将军一一应允。在学校办公室,冯将军挥笔写下了“还我山河”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冯玉祥将军在青州期间,还为山东省立第四师范附小创办的校刊《教育动向》题写了刊名。当天下午,冯玉祥将军离开青州。
  第三节  马鞍山忠烈英魂
  在青州西南山区层峦叠嶂之中,有个百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这就是“抗日堡垒”长秋村。在艰苦的抗战年代,它屹立于硝烟烽火之中,打不垮,摧不烂,浴血奋战八年,是青州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旗帜。同时,它也哺育出了一批抗战英雄,冯旭臣父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冯旭臣本来有一个殷实富足的家庭:青砖小瓦的四合门院,衣食无忧的田园收入,三子一女的美满生活。但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忧民意识,在任长秋乡乡长期间,就多次捐资助学,扶困济贫,在村民中享有崇高威望。更为难得可贵的是,他支持在外求学的儿子冯毅之追求真理,走上革命道路。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冯旭臣当选为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长。长子冯登奎,任八路军修械所所长。次子冯毅之,时任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在淄河流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三子冯登恺也随军战斗。女儿冯文秀加入共产党,任长秋村、蓼河区妇救会会长。二媳孙玉兰,也是中共党员。冯旭臣一家,可谓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
  当时,冯毅之经常带领八路军地方部队在淄河一带转战,同敌人开展游击战。长秋村多次遭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洗劫,冯家被焚掠一空,被迫日居山沟,夜宿林莽,备受艰辛。1942年10月,日伪军开始残酷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冯旭臣带二媳孙玉兰,女儿冯文秀,孙女新年、芦桥、平洋等一家6口,转移到淄川县口头镇东马鞍山上。当时一同上山的还有八路军的一个班和28名伤病员,还有部分抗战家属。冯旭臣上山后管理伙食,冯文秀任文化教员,孙玉兰护理伤病员。冯旭臣一家与战友们同舟共济,相互勉励,共同承受着敌人“扫荡”带来的巨大困难。
  11月9日,日伪军得到情报后,2000多人突然包围了马鞍山。两架敌机轮番轰炸,十多门迫击炮、几十挺机枪齐射。我军指战员、伤病员奋起抵抗。担任战斗指挥的八路军四支队二团副团长王凤林,是锯掉一腿的重伤员。王凤林身残志坚,沉着应战,机智指挥,挫败了敌人白天的进攻。可是狡猾的敌人趁着夜色,把重机枪和大炮运到靠近马鞍山的孟良台和后峪岭上,并封锁了山下所有通道,马鞍山军民陷入重围之中。
  第二天,在3架飞机配合下,敌军狂轰滥炸,摧毁了马鞍山的防御工事。随后,又开始疯狂进攻。八路军指战员顽强抵抗,还能活动的伤病员及抗战家属也全部投入战斗。冯旭臣冒着弹雨,从东峰到西峰,送水送弹,鼓舞斗志。冯文秀在猛烈炮火下,唱歌、喊话,激励斗志,传递情报,救护伤员。傍晚,由于叛徒的投敌出卖,敌人攻上东、西两峰间的南天门,占领马鞍山的“马鞍形”部位,抗日军民被敌分割包围,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但英勇的战士们仍然固守两峰,誓死不投降。弹药用尽,即用石头阻击敌人。当冯旭臣与女儿一起搬运石块时,不幸中弹牺牲。女儿、儿媳、三个孙女也在战斗中相继身亡。高山低头,为烈士送行,松涛呜咽,为英灵志哀……
  日寇投降后,博山县政府在马鞍山建烈士塔,正面题“气壮山河”,侧面刻烈士名单,其中有冯旭臣一家6口。1946年,益临淄博四县民众发起,对马鞍山烈士重新安葬。冯旭臣一家烈士迁葬故乡长秋村,建碑纪念。 碑上方横书“民族光辉”,碑文题为 “旭臣老先生暨其子媳烈士墓碑志”,碑文结尾称:“先生可谓抗战中的先进模范,媳女是巾帼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将与日月同在,与马鞍山并存不朽”。同年5月,鲁
  图6— 3  长秋村一门忠烈
  中军区行政公署参议会向冯旭臣的遗属敬赠金字大匾,上书“一门忠烈”。
  第四节  华东局在青州
  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内战阴谋,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命令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率领山东主力部队7万余人和地方干部4千余人跨海赴东北,华中新四军主力北上山东,巩固山东根据地。12月,中共华东中央局正式成立,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的党政工作。华东局机关开始驻临沂,1947年转移到诸城、五莲一带。华东局成立后,积极领导山东地区的军事斗争,先后取得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重大胜利。
  1947年6月,华东野战军发起临朐战役,攻打国民党精锐部队第8军。陈毅、粟裕的华野指挥部就设在青州市弥河镇境内,在紧靠临朐的清凉山设指挥观察所。据当地百姓说,陈毅曾居住在闵家庄一幢青砖小瓦的二层小楼里。当时,华野的炮兵阵地也设在弥河镇闵家村西的柳树林,陈毅担心敌人报复回击,村庄遭殃,就指令转移炮兵阵地,保护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陈毅同志关心群众,一切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的优良作风,给闵家庄乡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临朐战役虽然取得消灭敌军一个团的胜利,但时遇大雨,河水暴涨,没有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8月4号,陈毅、粟裕等从临朐前线撤出,到达青州城东的陈家庄。在这里,陈毅、粟裕起草了向中央的报告,总结了没有打好临朐战役的教训。随后,华野指挥部经临淄、索镇到达郭店,渡过黄河,开始新的斗争。
  1948年3月,青州城最终解放,华东局机关和饶漱石、张云逸、许世友、曾山等领导人进驻青州。同时进驻的还有华东军区机关。当时,新成立的青州市和益都县都直接归属华东局领导。华东局机关驻青州城南闵家庄。闵家庄离城15公里,东濒碧水荡漾的弥河,西望连绵不断的山岭,有数百户人家,街道整洁,绿树成荫,瓦房连片,楼房数座,四周还有三合土的围墙。这个村庄在当地小有名气,村中闵姓是古代圣贤闵子蹇的后裔。1928年,日军占领青州火车站时,国民党县政府曾驻此地,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韩复榘与阎锡山的军队也曾在此摆开阵势,展开激战。
  华东局进驻青州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军支前,组织担架队、小车队,筹集物资,支援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同时,华东局还积极领导地方的党组织建设、肃匪反特、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济困救灾等工作,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美好家园。
  华东局在青州设立过若干工作机构。华东局财贸委员会驻城南涝洼村,曾山同志任主任。华东局财办所属邮政管理局驻青州城里,下设邮电学校。在大官营村建立华东保育院,集中教育培养烈士遗孤和领导干部的子女,曾山同志的夫人邓六金任协理员。成立华东交通局青州办事处,所属交通学校在城北裴桥村。以华东野战军随军卷烟社为基础,成立利华烟草公司,后留在青州,改称青州卷烟厂。
  1949年3月,根据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华东局与华东军区从青州南下,迁往上海。华东局南下前夕,重新成立中共山东分局,任命康生为山东分局书记,隶属华东局领导。随后又公布康生、张云逸、许世友等为山东分局委员。同时,改驻在青州的山东省政府委员会为山东省人民政府,推举康生任省政府主席;成立山东军区,张云逸、许世友、袁也烈分别任正、副司令员。济南解放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山东军区由青州移往济南。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在青州驻留一年的时间,给青州带来了繁荣和昌盛,也给青州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文化财富。
  第五节  红色文化丰碑永存
  近一个世纪以来,旧中国内忧外患,革命斗争趋于高潮。青州,是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区之一,因而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这种极具特色的红色文化与青州传统文化交互融合,构成了当代青州人民的精神家园,
  红色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其精神文化包括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传统,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物质文化则包括反映革命史实的遗址、实物、纪念地以及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等。青州的红色文化对激励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也是今天建设“三名一强”新青州的宝贵财富。
  青州市风景如画的云门山下,苍松翠柏环抱之中,坐落着肃穆庄重的烈士陵园。在这里,安详沉睡着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许多革命烈士。每当人们欢欣社会发展的蒸蒸日上,品味美如醇酒的幸福生活时,时常缅怀这些用鲜血和生命为新中国铺路的先驱们。
  上世纪20年代,青州是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魏复中,东圣水村人,魏嵋的次子,1925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组织农民协会和童子团,自编歌谣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我们种麦子,人家吃白面,还把白面嫌;我们忙养蚕,人家穿绸缎,还嫌绸缎不美观;人家享富贵,我们流血汗,大家联合起来呀,打到土豪劣绅和贪官!”他经常栉风沐雨,不避艰险,在街头、工厂、农村宣传革命,积劳成疾而病故。宋伯行,潍县人,魏嵋的女婿,中共益都县委第一任书记。1928年4月,被军阀张宗昌逮捕,遭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在济南纬八路刑场就义。在被押赴刑场时,他慷慨陈词:“我是为主义而死,死的有价值!”赵鲁玉,女,东关青龙街人,赵太侔的胞妹,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济南、青岛登第开展工人革命运动,时常带领工人走上街头,宣传演讲,揭露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罪行。因叛徒出卖,追捕,出狱后流落大连、哈尔滨,在贫病交加中去世。赵文秀,字俊升,魏家庙村人,1924年春,经王翔千介绍加入共产党。1927年,遵照党中央指示,在南京领导工人运动,响应北伐战争,在与军阀作战中,英勇献身。李耘生,广饶县人,在省立十中读书期间入党,历任济南团地委书记、青岛团地委书记、中共武汉硚口地委书记、武昌市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南京特委书记等职。1928年不幸被捕,以“共党嫌疑犯”被判10个月徒刑。1932年再次被捕,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7岁。李春荣,十字村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在青州东益火柴公司开展工运工作。1928年5月组织“高唐暴动”,在与数倍敌人的战斗中,奋勇抵抗,多处负伤,终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段亦民,临朐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1931年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来青州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益都特别支部,任书记。益都暴动失败后,段亦民不幸被捕,押赴济南洛口刑场就义。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青州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革命英雄层出不穷。刘旭东,高柳南段村人,抗战爆发,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段村党支部第一任书记。1939年,任四边县七区区委书记,后担任益寿县委组织部长。1941年,徐振中勾结日寇制造了“腊八惨案”,刘旭东惨遭杀害,其四弟刘冠亭、三弟刘芝亭、子刘汉鼐、侄刘汉鼎、刘汉玉、侄女刘美兰、堂侄刘汉仪、儿媳王秀美,都是共产党员,先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一家被誉为“一门九烈”。马德胜,朱家石羊村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任特务大队长,并加入共产党。他带领特务大队,在敌后频繁活动,打据点,闯洋行,多立奇功,为部队搞到短枪百余支和大量的弹药物资,1941年因枪伤恶化牺牲。于素梅,女,东朱鹿村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送独生女儿参加革命队伍。1941年,日寇进攻根据地,环境恶化,她积极组织民兵自卫团、农救会抗击敌人,救护八路军伤病员,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联系工作。后被敌人逮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革命先烈创造的红色文化得到人们的传承和发扬,也为青州留下了丰富的传统教育题材。青州博物馆设有专门的革命斗争展馆,搜集并展出众多的革命文物。高柳镇的段村烈士纪念祠,经常迎来瞻仰革命先烈的青少年。华东局保育院在大关营村和天主教堂的遗址,也时常让人缅怀那艰苦斗争的革命岁月。
  青州的红色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方兴未艾的红色旅游,繁花似锦的红色文艺活动等等,正是发自人们内心的渴望和心灵的呼唤。人们羡慕那些有理想、有信仰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渴望从那些物质贫乏但精神富足的革命者身上发现生命的意义和快乐的真谛。红色文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理想和信仰拼搏奋斗。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革命者感天动地的丰功伟绩,革命旧址、遗物展现的震撼心魄的场景,永远都是感动和教育后来人的最佳教材。
  第四章  著名人物
  第一节  革命先驱魏嵋
  魏嵋(1852-1929),字蜀峰,东圣水村人,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饱读诗书,学识渊博,且精通外文。他深受新文化的影响,思想开明,追求进步。他反对缠足陋习,说服女儿和儿媳带头放脚,被誉为“魏门新风”。他目睹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给青州人民带来的苦难,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和反抗压迫思想。1875年,青州遭受风灾,农民歉收,而地方官府依然强征暴敛,闹得民不聊生。魏嵋同情农民,发起了著名的青州抗粮抗捐运动。为此他被投进监狱。但这些磨难,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
  1903年,魏嵋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四子魏子庄一起参加兴中会。1905年,又加入孙中山亲自缔造的同盟会。当时,魏嵋在青州桑蚕学堂任教,他利用讲坛宣传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向学生和民众灌输进步思想。1911年9月,为响应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的号召,年已六旬的魏嵋亲自带领儿子魏子庄和当地同盟会员,转途青岛,赶到上海,参加“淮泗讨虏军”。“淮泗讨虏军”配合武昌起义部队,从上海出发到安徽凤阳,同广东、浙江的友军一起北伐,对清兵展开攻击。四个多月的时间,魏嵋父子转战淮河南北,经过固镇、宿州、萧县、徐州、夹沟等多次战斗。对这次辛亥革命北伐战事,魏嵋先生留有《实行革命事迹》一文,真实记录了战事的激烈和战争的艰苦。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依旧,人民苦难依旧,魏嵋也陷入苦闷之中。这时,在外读书的子孙带回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从中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比旧民主主义革命彻底,从而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把救国拯民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1920年,魏嵋和他的次子魏复中、长女魏复丽,与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建立了联系,参加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魏嵋热情支持子孙参加革命组织,全家为此也作出了巨大牺牲。1924年到1926年,他的5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孙子和两个孙女都先后参加了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孙女婿宋伯行是中共益都县委首任书记。他自己也积极要求入党,但组织考虑他73岁高龄,劝他留在党外,便于从事统一战线工作。魏嵋的家,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之家,党的许多重要会议,都在他家举行。魏嵋倾力资助革命,将家中土地出卖了大半,即便家境衰落下来,仍不遗余力支持革命。
  1927年以后,青州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魏嵋先生的次子魏复中、孙女婿宋伯行先后牺牲。但他相信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仍然坚定不移地教育子孙跟党走,将革命进行到底。1929年,77岁高龄的魏嵋先生离开人世,走完了光荣革命的一生。
  第二节  山东巨富宋传典
  近代青州领西方文明之先声,民族资本主义较早萌芽,涌现了许多兴办公司、建工厂的实业家。其中最为知名的是宋传典及其儿子宋棐卿。宋传典(1875-1930),原名宋华忠,字徽五,青州市五里镇宋旺庄人。他幼年家境贫寒,跟随父亲卖柴草为生,常无粮断炊。母亲因上树摘树叶充饥,坠地身亡。英国传教士库寿宁建广德书院,宋华忠随父亲到广德书院当佣工,受库寿宁资助,在书院读书,并改名传典,取“传播耶稣经典”之意。宋传典天资聪颖,学习刻苦,结业后留校任教。
  1900年,由意大利传教士库尔德策划,宋传典等人筹资,在城里设立栏杆房,学习西方技艺,开始花边生产。1908年,开办“宋传典公司”,独立经营,直接与英国商人交易。宋传典把花边生产放到广大农村,传授技艺、发放原料和进行销售,盈利很大。花边生产不断扩大,销路从英国、意大利逐步扩大到整个西欧和南美地区。宋传典除经营花边外,还经营棉花、花生、核桃等土产品的出口和自行车、呢绒、棉布等工业品的进口。后来,又打开美国市场,从事发网生产,规模越来越大。
  1919年,宋传典在青州南门里购地25亩,成立德昌花边社。建楼房两幢85间,平房100余间,购民宅13处,作为生产车间,在厂工人达2300人。并在临朐、昌乐、寿光、即墨、潍县、青岛、烟台、河北安平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组织广大农村妇女从事花边、发网生产,号称10万织花女。德昌公司对产品质量要求严格,从未发生过退货现象,在国际市场上一直享有盛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宋传典趁机增设德昌缫丝厂,创办德昌肥皂公司、德茂棉花栈等。至1920年,宋传典的资本超过百万元,成为青州首富,也是山东为数不多的巨富之一。宋传典对青州的最大贡献,就是使花边、发网产品成为青州地方知名品牌。“青州府花边”,一直是青州的传统出口产品,被称为“抽纱之王”。
  宋传典巨富后,开始谋求政治利益。1923年,他耗资28万元,靠行贿手段当上山东第三届议会议长,任职6年。任职期间,他操纵地方军阀和行政官员,凭借外商势力,扩大商业运营。又插手运输等多个行业,还在济南创办“德昌洋行”,逃避税收,摄取高额利润。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军进驻山东,宋传典以“附逆”罪被通缉,逃往上海。1930年病死。他死后,其长子宋棐卿继承了他的家族产业。
  宋棐卿(1898-1956),名显忱,字棐卿。他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中国的毛纺织业,取得显著效益。宋棐卿幼年在青州读书,18岁时离开青州考入齐鲁大学,后转燕京大学。1920年去美国学习企业管理。1925年回国,在济南德昌洋行设毛纺部。同时帮助其父扩展德昌营业,在济南、青岛、烟台、天津等地,经营出口地毯、发网、草帽辫,兼进口汽车、呢绒等。
  1932年,宋棐卿组建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经理。他从美国进口全套设备,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生产羝羊(谐抵制洋货之“抵洋”)牌毛线,产品畅销。一年时间,公司资本已扩大到50万元,年产毛线75万磅,年营业额150万元。1934年,他聘请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王启承任公司化学部主任兼技师,加强对毛质的化验和染色的分析,大力革新技术,改良产品。还创办《方舟月刊》,大量介绍手织毛衣的技术和各种图案,以利开拓毛线市场。不久,宋棐卿的东亚公司兼并天津祥和毛织厂,除羝羊牌外,还生产有孔雀牌、五羊牌、骑羊牌等品牌,畅销全国,名噪一时。1936年7月,宋棐卿又在旧英租界建成一座新厂,生产游泳衣、毛内衣、花毛衣等针织品。数年间,宋棐卿成了华北著名的毛纺织工业资本家。
  解放后,宋棐卿曾任全国第一届政协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6年病逝于海外。
  第三节  著名教育家赵太侔
  赵太侔(1889-1968),原名赵海秋,后改名赵畸,字太侔,东关青龙街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赵太侔在青州读书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成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赵太侔参加革命,在山东军政府担任科员。不久,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专攻戏剧。回国后,应聘为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兼戏剧系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大学讲师,主讲戏剧课。
  1926年,热心革命的赵太侔毅然离开北京,南下广州,担任中央学术院学务委员和国民党青年部秘书。1926年,他随国民革命军北伐,进驻武汉,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参与了收复汉口和九江外国租界的活动。1928年,赵太侔回山东担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并兼任省立实验剧院院长。省立实验剧院存在时间仅一年,经费很少,办学条件简陋。赵太侔熟悉戏剧工作,热心学校教育,他克服重重困难,使实验剧院取得显著成绩。李云鹤(即江青)也是这个剧院的学员,在校学习一年,参加戏剧演出,曾得到赵太侔的表扬。
  1930年9月,新组建的青岛大学开学,赵太侔出任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由于他突出的教学成就和杰出的组织才能,得到全校师生的赞誉。一年后,便出任教务长职务。这时,生活没有着落的李云鹤赶到青岛,投奔赵太侔。赵太侔安排她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不久,李云鹤与赵太侔的内弟、共产党员俞启威相识,很快同居,并在俞启威的引导下加入共产党。俞启威被捕入狱,李云鹤离开青岛到上海。由于赵太侔与李云鹤的这段交往,使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吃尽了苦头。
  1932年7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改青岛大学为国立山东大学,正式任命赵太侔为校长。赵太侔认真履行校长职责,精心办学,调整院系,扩大规模,广开生员,召纳贤才,很快使山东大学成为全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赵太侔熟悉教育规律,把师资水平看作办学的第一要务。在他的努力下,当时的山东大学人才济济,荟萃咸集,如著名文学家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老舍、王统照,著名剧作家洪深、吴伯箫、田汉,著名历史学家王淦昌、游国恩,以及其他著名学者李达、丁西林、童第周等,都曾在山东大学任教或任职。
  1936年,为抗议韩复榘镇压爱国学生运动,赵太侔愤然辞去校长职务,到北平任艺术专业学校校长。抗战爆发,学校内迁。赵太侔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师生边转移、边教学、边宣传抗日。到重庆后,赵太侔曾经担任中央训练委员会处长、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等职,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继续做着不懈的努力。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复令赵太侔为山东大学校长。当时,战争刚刚结束,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占据着校址,拒不交还,教育经费不足,而币值又狂跌不止,学校左支右绌,极度艰难。赵太侔忠于职守,竭诚殚虑,聘请老舍、童第周等著名学者协力相助,在艰苦的条件下,学校规模扩大,成立了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并进行了多种项目的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
  1948年9月,济南解放,青岛成了孤城。国民党密议山东大学南迁,赵太侔坚决拒绝。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决定弃守青岛,逼迫赵太侔一同乘军舰南逃。赵太侔机智地躲进医院,逃过国民党的纠缠。建国后,赵太侔继续留在青岛海洋学院任教,并当选为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文革”中,他受到江青及其同伙的恶意迫害,于1968年含冤去世。
  第四节  祁锡堉与祁天民
  祁锡堉(1880—1939),字蕴璞,青州满族镶蓝旗人。其先祖伊璋额在中英鸦片战争中,曾带兵到镇江,抗敌有功,由协领擢升为成都驻防将军。祁锡堉就是他的四世孙。堂弟祁锡璋曾任登封县知县,退休后为青州社会名流,因坚定抗日被日寇杀害。在这样一个家族背景的熏陶下,祁锡堉自幼志向远大,读书勤奋。他父母早亡,家境贫寒。先是寄居本族人家上私塾,夜间无钱买灯油,常藉香头微光苦读,造成严重近视。后考入旗城海岱书院,又以优异成绩考取济南优级师范。毕业后在济南第一师范任教。
  祁锡堉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尤其对历史地理有深入的研究。且精通英语和日文。一生写下了100多万字的专著和论文,著有《中华大地理志》《中国文化史纲要》《国际概况讲义》《国防地理》《新编初级中学地理教本》《山东乡土教材》等专著和《中国的灌溉文化》《山东地理概要》《抗战的新局面》等论文。祁锡堉不但知识渊博,且治学严谨,教学认真。任教数十年,桃李满天下。许多接受其教育的学生成为国内国外的知名学者。他编纂的某些教材,曾被全国许多学校采用。由于祁锡堉在地理学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建树,曾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称号。
  祁锡堉具有强烈的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反抗外敌侵略的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参与了各种抗议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祁锡堉虽然精通日语,但坚决不为日本人所用,携全家撤退到重庆,继续在重庆南渝中学教书。1938年,因操劳过度,病逝于重庆,享年60岁。祁锡堉一生渴求知识,嗜书如命,收藏了大量珍贵书籍。临终前嘱言,将所藏书籍和资料奉献给国家和人民。解放后,他的妻子郝霭如遵照丈夫嘱托,将藏书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祁锡堉与郝霭如生育四男二女,均受到良好的教育,文化素养较高,各自在文教、科技、金融等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尤其是祁锡堉的长子祁延霈,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图6— 4  祁天民
  祁延霈(1910-1939),字沛苍,后改名天民。他自幼秉承博学家教,立志报国。1929年慕中国地理学家翁文灏之名,考入清华大学地理系地质专业。曾测绘北京近郊“八大处”、“斋堂”、“百花山”三幅地质图。1933年毕业后,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考古研究。参加青州苏埠屯殷墟第9至13次发掘工作,还调查青州、日照等地的古代遗址,发现了大量的文化遗存。发表《帕米尔史地考》《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山东日照考古调查记》《西康考古调查记》《山东日照两城镇大孤堆发掘报告》等许多论文。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祁延霈毅然北上,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年底加人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调新疆工作。当时,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同志,亲自赶往集结地,为到新疆工作的祁天民等40多位同志送行。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为表达自己“永作天山之民”的志向,祁延霈改名“天民”。在新疆,祁天民分配到新疆学院任秘书兼教育系主任。除了担负教学和教务工作外,他还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激发爱国学生和民众的抗日热情,组织抗日募捐等活动。这些革命活动触怒了国民党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祁天民受到排挤和打击,被调离乌鲁木齐,到偏远的哈密专区任教育局长。
  1939年12月,祁天民劳累过度,患伤寒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年仅29岁。哈密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他的墓碑上刻下“天山永孝,正气长存”八个大字,以彰显这位共产党员的气节。1946年8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大会,追认陈潭秋、毛泽民、祁天民等9位同志为“新疆死难九烈士”。解放后,经中央同意,祁天民被党史研究会列为全国500名立传人物之一。烈士遗像和生平事迹,现陈列新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
  第五节  戎马才子冯毅之
  冯毅之(1908-2002),出生于青州西南山区的长秋村,1929年考入在济南的山东省高级中学。由于他思想活泼,爱憎分明,主持正义,又聪颖好学,有惊人的毅力和超人的才华,深受师生们的欢迎。不久,就被选为全校学生会的主席。1930年春天,左翼革命作家胡也频来到了这所高中,任冯毅之的班主任和国文老师。在胡老师的带动影响下,冯毅之发挥学生会组织的作用,以进步的学生和老师为骨干,组成了一个数百人参加的文学研究会,公开进行普洛文学的研究和宣传,出版文学月刊。在纪念国耻日大会上,冯毅之代表学生讲话。胡也频老师也发表了更为激烈的演讲,引起了国民党省党部的敌视,下令要逮捕他们。冯毅之跟随胡老师,经青岛到了上海。胡老师把他送到了由“左联”举办、冯雪峰等主持的暑假文学创作补习班学习,使他有幸聆听了鲁迅、茅盾等的教诲。胡老师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但因在上海找不到工作,为求生计,于10月经山东去了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北平左联”,任组织部长,做了许多有利革命事业的工作。
  “七·七”事变后,冯毅之投笔从戎,受党组织的派遣,又回到了家乡青州,在淄河流域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后来,这支部队被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新一营,冯毅之任营长。他们招募了博山师范学校一些青年学生为骨干,队伍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插进敌人心脏中的一把尖刀,保护了淄河流域几十万人民的平安。
  青州解放后,冯毅之任刚刚建立的青州市市长。1949年2月,他调任华东局宣传部任文艺科长。时值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华东局组建代表团,由陆万美任团长,冯毅之任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于6月18日,他们一行55人到达北平。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精英荟萃,名流云集,对冯毅之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会议计划14天,实际开了30多天,冯毅之见到了郭沫若、茅盾、周扬、冯雪峰、丁玲、田汉、曹禺等著名文学家,以及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电影明星白杨、舒绣文等文艺界的名人。会议期间,周恩来副主席到会做了长达6个小时的报告,对政治形势,文学艺术工作的方针、政策、任务讲得深入浅出,情真意切,所有代表都感到惊异和敬佩。会议结束时,毛主席来到了会场,亲切接见与会代表。
  解放后,冯毅之一直在文化战线工作。由于他坚持真理,刚正不阿,曾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中更是受到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冤狱得到平反,曾出任山东艺术学院院长。
  冯毅之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戎马疆场,劳心国事,是英勇善战的抗日英雄,又是写作不辍的知名作家。他早年参加“左联”,后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擅长小说诗歌的创作,战前出版过小说集《西瓜》《母与子》《明星》,诗集《寒夜行》。晚年编辑出版了《碧血千秋——抗战日记》《冯毅之六十年作品选》《风雨沧桑一百年》等著作。
  第六节  文化将军彭飞
  彭飞(1917-2003),原名孙光学,高柳镇朱鹿村人。1932年考入省立第十中学,毕业后又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彭飞在省立四师求学期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宣传抗日思想,曾排练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等独幕话剧。抗战初期,彭飞和同学们一起,带上自己绘制的抗战形势图,步行到县城东北部十几个村庄,深入群众中间,揭露日本侵略者杀人放火、奸淫抢掠的滔天罪行。
  青州沦陷,彭飞回到家乡,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抗日武装。当时中共益都县委根据统一战线的原则,派彭飞等同志做徐振中的工作,徐振中表示愿意编入八路军。但很快变卦,投靠国民党张景月,走上与人民为敌的道路。彭飞等人随即重新归队,担任了益都县动委会教育科科长。1940年,中共清河区党委成立后,建立起鲁迅文艺宣传队,彭飞被调入工作。1942年,鲁迅文艺宣传队编入清河军区耀南剧团。两个剧团合并后,彭飞担任团长。
  图6— 5  彭飞带队演出《白毛女》剧照
  彭飞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他不仅能演,又善于编,是全队的顶梁柱。他编写的《两个神》《讨伐归来》《双寻夫》《反攻第一炮》等十几个剧目,对于鼓舞我军士气,瓦解敌伪士兵,以及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艺术传统,都起到重要作用。为了让第一线的抗日战士和根据地的群众经常看到好节目,他率剧组20余人,肩挑人扛,携带服装道具,行程数百里,足迹踏遍清河平原。他们坚持白天行军,夜间演出。演出的剧目有:《讨伐归来》《十字街头》《双喜临门》《减租》;评剧《金不换》;京剧《童女斩蛇》《王佐断臂》《打渔杀家》《文天祥》等。另外,还演出过杂耍《锯大缸》《打沙锅》等,极大地活跃了战地文娱生活,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
  1942年至1943年,日军对我清河抗日根据地实施大“扫荡”。上级决定:军区文工团团员除一部分补充到主力部队外,其余改编武工队,撤离根据地,继续区开展革命斗争。一天,剧组奉命去广饶县牛庄,为在此宿营的一支八路军部队演出。晚上,演出开始。当演完《参军乐》《逃出阎王殿》两个节目后,部队战士和当地群众依然恋恋不舍,谁也不想离去。这时,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周贯五站起来发话:“那就请你们再受些累,演一出《童女斩蛇》吧!”首长这么一讲情,彭飞马上命演员化妆出场,一直演到半夜。刚卸完妆,收拾道具,就听到轰鸣的枪炮声,敌人已经摸上来了。彭飞立即配合部队反击敌人,组织剧组安全撤退。
  抗战胜利后,彭飞率文工团负责接收俘虏,建立新政权,帮助新区做好群众工作。这期间,彭飞和张扬、张真等同志一起,怀着喜悦心情,赶写了反映八年抗战的大型话剧《八年》。解放战争时期,彭飞回到部队,先后担任新编7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华东野战军28军报社社长兼新华社支社社长,28军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0年10月,他奉命到北京筹办解放军《八一》杂志,担任编辑组长,后任副总编。1960年,调往解放军总政治部政研处任处长。1960年任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文革”中,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迫害。1975年后,彭飞曾任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副部长、顾问等职,1987年离休。任职总政治部有关部门期间,彭飞参加了《辞海》修订编写工作,还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部分章节的编写。
  后  记
  本书是在青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韩幸福同志主持下编写而成。2010年10月中旬,韩幸福主持召开编写会议,讨论编写原则,并亲自拟定提纲,确定篇目,然后由隋同文收集资料,具体执笔撰写。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于12月中旬完成初稿,最后由韩幸福统编定稿。市委书记孙忠礼十分重视本书的编辑工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意见,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弘扬青州文化,建设精神家园》。
  本书根据通俗读物《青州上下五千年》和四卷本《青州通史》改写,基础资料来自国家正史和地方志书,同时也采用了刘序勤、刘传功、张景孔、冯蜂鸣、夏名采、王华庆、李森、房永江、崔永胜等青州籍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景观性照片由阎星年、李东风、李清贵、石磊等拍摄,历史文物照片由博物馆、档案局、规划局提供,绘画由王延林、冯聚成创作,部分历史地图根据冯蜂鸣编著《青州古代沿革简史》制作。崔照忠、董广凤、刘永胜、刘伟、万金亮、刘辉等有关领导以及王世昌、刘方田、江玉坤、刘德燕等众多同志在各方面给与了大力支持。在此,向以上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撰者缺乏经验、水平有限,本书肯定存在不少谬误,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2010年12月
文史千古秀 功名上景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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