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九死一生的人
谭云鹏
代序-记梦
2010年12月4日凌晨，沉睡中的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天气阴沉，似乎是傍晚时分，周围的景物已有些模糊。我来到父亲坟前，陪伴我的是我的两个姑姑。在父亲的坟前，我跪倒在地，磕头，然后伤心痛哭。由于低着头，哭得有点喘不动气，我的大姑就用手给我解开了衣领口。然后，我还是痛哭，哭着哭着，梦就醒了。开灯一看，时间是凌晨4点。
醒后就再也睡不着，想了很多事。父亲去世已过百日，看来我该写写这个有趣的人了，他的一生平凡而具有传奇色彩，故事很多。信奉共产主义至死不变，而且自身言行距离其党的要求还很近，这样的人还真不多，父亲是其中一个。作为儿子，小时候看见父亲的时候很少，他在县城上班，经常一两个月不回家，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住在农村老家。后来，我从上高中开始就住校，然后是到外地上大学，再后是在外地工作，这期间，我很少回老家，回去待的日子也没几天。
现在想来，我们父子相处最多的日子是去年夏天放暑假后，我专程回老家伺候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的父亲，父子两人相处了32天。这期间，我问了他很多往事，他的记忆力不错，给我讲了很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这些资料弥足珍贵，我得把它记下来，算是对父亲的怀念吧。而且，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一个九死一生的人》。
蝎子蛰了“难玩头”
父亲生于1932年，三岁时，在他奶奶的娇惯下，成了一个地道的“难玩头”。“难玩头”在老家临朐方言里是指孩童性格乖张、任性、软硬不吃，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小皇帝”。
我的曾祖父去世早，年轻的曾祖母守寡，独自拉扯着尚未成年的两儿一女，艰难过活；她来自不远处的一个村子，娘家家境殷实。曾祖母是一个性格极要强的女人，丈夫去世时，她的小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才刚会走路。从此，她就不再踏上娘家门，为的是不给娘家人添麻烦，不让村里人笑话。直到我爷爷娶妻生子，她做了奶奶，曾祖母才让我爷爷用小推车推着她，她自己抱着长孙去走娘家。
这正是：
风吹麦穗刷拉拉，
木轮车声吱嘎嘎。
奶奶抱着大孙子，
今天她要回娘家。
在娘家人面前，我的曾祖母很骄傲，历经苦难20载，她终于熬出了头，她有了孙子，她自己争气，更为娘家人争了光！
在村子里，曾祖母同样受人敬重，因为她修成了正果，让丈夫这一家有了传宗接代的第三代。而这个给她带来无尚荣耀的长孙，就是我的父亲。父亲是他奶奶的心肝宝贝，捧在手里怕掉了，放在嘴里怕化了。除了他奶奶，家里任何人都无权管束他。在他奶奶的天空下，父亲很快成了“难玩头”。穷人家日子过得苦，有点好吃的总是留给老人享用。据说，当时全家只有父亲可以分享他奶奶的食物，其他人只有闻的份。
夏天的黄昏，山前炊烟袅袅，田野暮霭四围，村子里羊叫狗吠。劳作了一天，大爷爷、爷爷回到家里，大奶奶和奶奶已经把晚饭做好。他们威严无比的母亲我的曾祖母正在和她唯一的孙子玩耍，等待开饭。含饴弄孙，是老太太最幸福的事。晚饭喝稀饭吃煎饼，稀饭有两种：小米绿豆稀饭和小米红小豆稀饭。天黑时，开饭了。这天情况特殊，由于就剩最后一点绿豆，只熬了一碗饭给我的曾祖母，没有了往常父亲的那一小碗。“难玩头”发现自己碗里的竟是小米红小豆稀饭，当即把筷子一摔不干了，大声嚷道：“我要喝（音ha）绿豆饭！我要喝绿豆饭！” 我奶奶小声哄儿子：“听话，听话啊，等有了绿豆再给你熬啊。”在婆婆面前，奶奶从来不敢大声说话。曾祖母脸色不好看，但没不做声，她知道家里的难处。我爷爷见状，用带有一点命令的语气对他儿子说：“今后晌（晚上的意思）你就喝红小豆的。”“难玩头”当即火冒三丈，噌地站起身，一言不发，转身向院子里跑去，他罢吃了。去年夏天，我问父亲，当时你怎么想的？父亲对我说：“不让我喝（ha）绿豆饭，我还不喝了呢。”他从西屋出来走到东屋门边下，气鼓鼓地坐下。为了让西屋里的人看清自己愤怒的程度，“难玩头”故意挺起脖子，小脑袋要顶到墙上去。巧了，此时，在他后脑勺处的墙上，一只大蝎子正出游到此，见一大片黑乎乎、热乎乎的东西向自己身体压过来，蝎子还没有丝毫犹豫，迅疾尾巴上翘，毒针准确刺进了“难玩头”的头皮……
蝎子为“五毒”之一，排在蛇、壁虎、蜈蚣、蟾蜍之前，可见其毒性之威猛。 我老家的蝎子非常有名，作为传统的中药材，这里出产的全蝎质量上乘，为全国最佳，老家人自古就有捉蝎子卖钱的习俗。当然，这里的蝎子毒性也是最大的。蝎子蛰伤、蛰死人的事岁有发生。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蝎客》篇，曾写到老家蝎子的厉害：南商贩蝎者，岁至临朐，收买甚多。土人持木钳入山，探穴发石搜捉之。一岁商复来，寓客肆。忽觉心动，毛发森悚，急告主人曰：“伤生既多，今见怒于虿鬼，将杀我矣！急垂拯救！”主人顾室中有巨瓮，乃使蹲伏，以瓮覆之。移时一人奔入，黄发狞丑，问主人：“南客安在？”答曰：“他出。”其人入室四顾，鼻作嗅声者三，遂出门去。主人曰：“可幸无恙矣。”及启瓮视客，客已化为血水。
诸位看官，临朐的蝎子令人恐怖吧？都能变鬼成精，杀人于无形、无声，名不虚传啊。
“难玩头”一声尖叫，撕心裂肺，然后满地打滚。惨叫声让西屋里的大人冲了出来，爷爷好不容易从地上抱起乱滚儿子。剧烈的疼痛让“难玩头”身体扭成一团，哭叫声如同一只挨了刀的小猪。很快，大人弄清楚了，“难玩头”让蝎子蛰了。大家忙做一团，请郎中的、和碱水的，弄鲜桑叶白汁的，哄孩子的……最难过的是“难玩头”的奶奶，捶胸顿足，后悔莫及。她老泪纵横，哄一句孙子，骂一句儿子和儿媳妇；再骂一句自己，咒一句蝎子……都是那碗绿豆饭，害得俺孙子挨蝎子蛰……
蝎毒在血液里传播迅速，很快，“难玩头”的小脑袋肿得像个葫芦，神智陷入半昏迷状态。蝎毒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让被蛰的人感觉如火灼烧，奇痛无比。入夜，“难玩头”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全家人彻夜不眠。“难玩头”清醒时大声哭闹：“走啊，疼啊……疼啊，走啊……”半个村子的人都听见他的哭喊声。他大爷和他父亲轮流抱着他来回在街上溜达，一趟趟走，直到天亮。熬过一这夜，蝎毒的毒性减轻了，“难玩头”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
去年夏天，父亲还说，后来村里的老人都对他说，长大了别忘了你大爷，他抱着你走了一后晌（晚上）。
小蝌蚪找妈妈
“难玩头”生命力极其旺健，被蝎子蛰后不久就恢复了健康，唯一的印痕是后脑勺上落下了一块黄豆粒大小的终生不长毛的明疤。再就是留下了一个终生最爱的口味嗜好：喝绿豆小米稀饭。去年夏天我伺候他的32天里，他每天都喝也不厌。
转眼过了年，到了春末夏初时节，“难玩头”4岁了。他更加顽皮，感兴趣的事也越来越多，除了怕蝎子外，“难玩头”什么都不怕。他敢撪着牛角打滴流，他敢拽毛驴的尾巴；他喜欢抱着黄狗打滚，他追得小花猫四处乱窜……在老家院落的南面50米处，有一个大水湾，由于地处村子东头，人们就叫它“东湾”。老家村子地势西高东低，平日的雪水雨水都顺着街道汇聚于此，沉淀之后，水质清澈。全村人家的猪牛羊饮水用此，菜园浇水用此，村妇洗衣也在此。东湾狭而陡，存水很深，奇怪的是水里没有鱼只有蛤蟆。夏天的夜晚，我老家的村子真正是“听取蛙声一片”。
这天午饭后，我奶奶侍奉她那年老体衰的婆婆午睡后，端起洗衣盆要到东湾去洗衣，“难玩头”精力十足，他不午睡，他顺手拿了一个长把小瓢，他也要跟着去。我奶奶不敢惹他，一旦“难玩头”大声嚷嚷，惊醒婆婆，她这做儿媳的肯定挨吪备（责备的意思），于是只好同意。“难玩头”很高兴，他有自己的盘算，他准备去捉“蛤蟆裹脚子”。老家方言里的“蛤蟆裹脚子”就是蝌蚪。现在想来，大概是蝌蚪的形状一头圆圆，一头尖细，有点像裹的小脚的形状吧。
我奶奶来到东湾的西头，这里地势平缓，人们在水边垫了几块平板石头，挑水洗衣都在这里。我奶奶坐在石头上开始洗衣，“难玩头”在旁边的湿泥里挖个小坑，舀上水，这是他给“蛤蟆裹脚子”建的临时的家。幼儿童话《小蝌蚪找妈妈》里写道：“春风吹着，阳光照着，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暖和了，青蛙妈妈生下的卵，慢慢地活动起来，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小蝌蚪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 “难玩头”也非常快乐，他在水边追逐着“蛤蟆裹脚子”，用长把小瓢不停地舀起几粒，放进小水坑里。乐得不停地大喊大叫：“娘，我捉了一条！娘，我又捉了一条……”忽然，“难玩头”发现了几条已经长出后腿的“蛤蟆裹脚子”，他决定捉住它们。没想到，有了后腿的“蛤蟆裹脚子”在水中晃着尾巴蹬着腿，游得很快；“难玩头”用小瓢舀了几次也没舀上来，他不禁动怒了，紧紧追赶着，不觉来到了水湾的南沿。眼看着这几条有后腿的“蛤蟆裹脚子”要游到深水里去，“难玩头”不舍弃，探出身子，伸长胳膊，想用小瓢把它们舀上来。就听“扑通”一声，“难玩头”栽进水里，整个小人立刻没顶。“难玩头”咕嘟咕嘟灌了几口水，他拼命挣扎，两只胳膊拍打水，水花四溅，刚露头叫了一声“娘”，就又沉在水里。我奶奶见状，魂飞魄散，把手中衣服一甩，没喊一声，跟着也“扑通”跳进水里，向儿子奔去。她要救儿子，那可是全家的命根子。可是，我奶奶并不会游水，整个人也立刻陷进水里。娘俩相隔一人的距离，都在水里拼命挣扎，整个东湾里水花翻腾，蛤蟆和他们的孩子“蛤蟆裹脚子”都这娘俩吓得躲进石缝里，那几条有了后腿的“蛤蟆裹脚子”也不见了踪影。
时值中午，正是人们睡午觉的时候，水湾边少人走，我奶奶和他儿子命悬一线。正在此时，我本家的一位爷爷，“难玩头”的大叔恰巧路过，看到这危急的情状，跳进水里，奋不顾身把我奶奶和她儿子救上了岸，此时，她们娘俩已经喝了不少水。我奶奶惊魂未定，抱着儿子大声哭起来：“孩子啊，你要是有个好歹，娘我就不活了……”“难玩头”倒无大碍，只是指着尚在水上飘着的长把小瓢说：“娘，我的小瓢，我的小瓢。”他现在顾不上那些“蛤蟆裹脚子”了。
娘俩湿漉漉回到家，得知情况的曾祖母先吩咐人给宝贝孙子控水，控水要把身子倒过来头朝下，滋味很不舒服，“难玩头”大声哭起来，身子扭动，双手在空中乱抓，喝进肚里的水顺势流出来不少。然后老太太让人去郎中那里买“压惊丸”给孙子服用，又把儿媳妇狠狠骂了一顿，要不是身体虚弱，她就跟往常一样，会亲自动手用笤帚疙瘩打儿媳。现在，老太太做的事就是焚香摆供，感谢菩萨娘娘的保佑，感谢大仙的庇护，使得她的孙子逢凶化吉。
“难玩头”第二次大难不死。事后，我曾祖母逢人便说，他孙子是贵人命，将来会有大出息。
“操恁娘”的代价
1938年真是个重要的年份，这年一月，日本鬼子侵占了老家的县城，国民党省政府撤到老家南边的沂蒙山里躲起来；这时，共产党的八路军来了，成了老百姓的主心骨。那时节，共产党是穷人党，不仅坚决抗日，而且为穷人撑腰说话，和穷人打成一片。共产党说的话穷人特别信，我家是地道的穷人家，从此跟定共产党。
我爷爷做了八路军马保三支队的地下交通员，据父亲说，当时，八路军在益都城内有个情报站，我爷爷的任务是往来临朐和益都传递情报。我家也经常留宿往来的共产党干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天下。
鬼子来了的第二年，父亲七岁，他的好日子也到了头，这年，“难玩头”的“太阳”陨落——我的曾祖母去世了。安葬了母亲，我爷爷立即把家庭工作的中心转入对儿子的改造中，他的铁石心肠和环环相扣的行动证明了这个计划酝酿已久，烂熟于胸。改造“难玩头”行动得到了全家人的空前支持，“难玩头”由最初的惊恐、反抗、不适应，很快变为顺从、听话与懂事。角色转换之快，让改造计划变得虎头蛇尾，我爷爷原以为要用七年时间才能重塑一个崭新的儿子。这个事实证明“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育的家长；没有教育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育的老师。”的话接近真理。（前提是孩子还小，等过了青春期，这句话就是谬论了。）
转眼到了1942年，父亲10岁了，这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份，八路军的势力和地盘都严重萎缩了。鬼子扫荡、汉奸清乡，加之连年粮食歉收,瘟疫流行，老家变成了悲惨的“无人区”，“院里长黄蒿，屋里抱狼羔”是当时真实的写照。我们村子的人大多数也逃难了，我爷爷带领家人还在“坚守”。两年前，村子里驻扎了汉奸的清乡大队，建了据点。粮食奇缺的日子，全家有时靠我奶奶给汉奸“办军粮”偷偷抠一点粮食，勉强度日。所谓“办军粮”就是汉奸大队把定量的粮食分摊给每户，然后再无偿回收定量的煎饼。据父亲说，我奶奶每次给汉奸摊煎饼，第一个和第二个由于鏊子热的不均匀，摊不好，就可留下来。全家把这点粮食捻碎，掺着树叶子和蚕屎再蒸蒸吃。当然，这要冒很大的风险，一旦被汉奸发现或回收的煎饼不够重量，汉奸就会把人吊起来毒打。
尽管饥饿，孩子们还是有自己的快乐。夏天的一个中午，赤日炎炎，父亲和几个小伙伴赤条条地在东湾里戏水，他已经学会了狗刨式游泳，仰着头，双手扒插着水，两只脚不断地在后面交替打着水，砰砰作响。水湾北边的路由于少人走，长满了黄蒿，两个年轻的汉奸兵走来，站住，看着我父亲游过来，小脑袋在水中一窜一窜的样子，一个汉奸兵指着父亲，笑着对另一个说道：“真好玩，活像个小蛤蟆。”在老家的话语里，把人比作蛤蟆带有骂人的意味。父亲听到了，很不高兴。当即就狠狠回了一句：“操恁娘！”那时节，汉奸就是大爷，老百姓见了都恭恭敬敬，谁人敢骂？汉奸兵怒不可遏，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砸向我父亲，一下正中天灵盖，葫芦开成瓢；我父亲当即血染湾水，昏死过去，沉了底。汉奸兵扬长而去，小伙伴从惊恐中醒来，一个父亲本家的六哥迅疾游过来。一个猛子下去，抓住我父亲，把他拖上岸去……
去年夏天，我问这件事的后续处理结果，父亲说，他的伤口是由汉奸队的军医给包扎、换药的，没花钱。出手伤人的那个汉奸兵还在上司的勒令下，登门道歉，送上一个“糊饼子”（窝窝头），那个“糊饼子”让全家掺着树叶子和蚕屎吃了两顿……沉浸在往事中，父亲话语里颇有些自豪的味道，不仅疗伤没花家里的钱，而且还换来一个“糊饼子”；虽然差点把小命搭上。
活埋
1944年，抗战的形势越来越好，共产党八路军的势力再度壮大，解放了老家好多地方；日本鬼子已显露败像，汉奸走狗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也越来越疯狂。这年，父亲12岁。
深秋的一天，公鸡刚叫头遍，奶奶点上油灯，起床去生火做饭。过一会儿，我爷爷也起床，整理小推车，把两个装着柿子和山楂的荆条扁筐放在车上，用麻绳捆好。鸡叫二遍时，奶奶把饭做好，两碗映出灯影的“糊渎”（玉米稀粥），两个地瓜叶菜团子和一碟子香椿咸菜。爷爷用命令的口气对奶奶说：“把‘大份里’（老家方言指孩子中的老大）叫起来。”奶奶看着还在睡熟的大儿子，轻轻叹了口气。然后走到炕边，轻轻拍着大儿的肩背，说：“孩子，起来吃饭吧，你和你爷还要赶早。”父亲睡眼朦胧，但起身很快。因为他知道，今天自己又要给爷拉着车子去益都。
鸡叫三遍，爷俩出门，天刚蒙蒙亮，天上的星星闪着清冷的光，粒粒可见。65年后，我父亲还清晰记得，当时他感到身上很冷，特别是两个脚的大拇趾头；那天，他穿着一双露着脚指头的破千层底布鞋。走到庄东头的沟沿上，爷爷见四周无人，便停下来对父亲嘱咐道：“你记着，过了纸坊，人家问你哪庄的，你就说是纸坊的。记着了？”父亲点点头。因为，纸坊地处交通要道，八路军的势力还不及此。爷爷又说：“万一我出了事，你记着车把挂车襻的‘不见天’里面有个‘东西’，你拿出来交给你的两个大爷。”爷爷说的这两个大爷，就是在益都城里开烟卷铺的地下情报站的掌柜。父亲又点点头，这个，每次去益都爷爷都嘱咐一遍。
爷俩迤逦东行，过纸坊再北行，直奔益都城而去。正午时分，益都城遥遥在望。当时，益都城西边山里都是八路军的地盘了，爷爷和父亲为了避嫌，特地绕道准备从益都城东进城。没想到，就在城东杨家庄附近，被当地汉奸队以“八路探子”的嫌疑逮住，抓到了汉奸队部。这一带是汉奸陈必吿（音）（据父亲说，这个家伙在解放后镇反时在南京被抓住，枪毙了。）的地盘，巧的是，陈的三弟刚刚被来自临朐的八路军游击队打死，陈的娘痛不欲生，恨死了临朐人。陈必吿为了安慰这个老魔头，每天杀几个临朐人，把头砍下来送给他娘看。据说，这样老魔头的心里才能舒坦点。所有临朐过来的人，哪怕是要饭的，也一样被杀。当时，杀人的河滩上，打狗棍扔了一片。
爷爷推着车子，父亲跟在后边，两边是如虎似狼的汉奸，持枪挎刀押解着。来到汉奸队部的院子，汉奸立刻用麻绳把爷爷捆成个粽子，然后吊在一棵枣树上。见状，父亲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个留着大分头，镶着金牙，挎着盒子枪的汉奸走过来，用手指狠狠敲着我父亲的头，骂道：“小八路探子，叫唤什么？一会儿就送你爷俩上西天。”65年后，父亲说到此处，仍抑制不住愤怒，对我说：“操他娘，这个东西才坏唻，真不是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汉奸大金牙。65年后，我才相信，当时的汉奸还真是这种形象。原来，电影上汉奸的形象接近于真实原型。大金牙转过头，命令身边两个汉奸兵：“去，你们两个去挖个坑，他爷俩一个坑就够了。”汉奸兵得令，扛着铁锨就出了门。院子里挤满看热闹的孩子，他们丝毫不同情他们的同龄人——正在惊恐哭泣的我的父亲，他们兴奋地对我父亲说：“听见了吧？你们爷俩埋一个坑。我们一会就吃柿子和山楂了。”65年后的夏天，我问父亲：“你哭的时候，我爷爷有什么反应？”父亲说：“你爷爷吊在树上，不停地唉（音近于y与ai相拼）哼（意思是指因疼痛而发出的叹息声），唉唉地。”
过了一时辰，汉奸队长回来了，他有杀人的最后决定权。他先问了吊在枣树上的人几句话，我爷爷的对答没让他怀疑和反感，再看我父亲哭得一抽一抽惊恐的样子，汉奸队长似乎动了恻隐之心，命令大金牙他们把我爷爷从枣树上放下来，说：“你们爷俩想活命，必须在当庄找个保人。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还好，由于这几年我爷爷去益都城经常来往此地，在这里赶过集，收过杂货，还曾在一个老婆婆家借宿过，于是就说在这个庄里认识谁谁谁家一个大婶子。汉奸队长立刻派人找来了这位老婆婆。老婆婆一来，我爷爷立刻就叫道：“婶子，婶子。”看到我爷爷和他儿子，老婆婆忙对汉奸队长说：“我认识这爷俩，是本分人，常来我们这里赶集，我保他们，我保他们。”说着就去拉我的父亲。我爷爷对哭泣的儿子说：“快叫嫲嫲（老家方言，就是奶奶的意思）。”我父亲抽噎着叫了一声：“嫲嫲。”哇地又大哭起来……
接下来，老婆婆在汉奸出具的保书上画押，领走了我爷爷、我父亲，还有他们的小推车及两筐柿子和山楂。此时，天色已黑，好心的婆婆就留宿了这父子俩。第二天，正好是这个村子的集，为了不引起汉奸的怀疑，爷爷决定在集上卖掉柿子和山楂。开集不久，我爷爷远远看见汉奸队长带着卫兵来巡查。等走近了，我爷爷主动捧了一捧山楂给这个队长，并对饶命之恩表示感谢。汉奸队长说：“算你爷俩命大，早几天，谁保也没门。这两天，陈司令他娘看够人头了。”
中午时分散集，爷爷和他儿子取道往西进了益都城，办完事后，出西门走小路沿山根回到了村里。
这件事后，我爷爷和我父亲的父子关系大为改善，父亲对我说：“从此后觉你爷爷亲了不少。”这件事后，父亲的胆子壮了不少，敢作敢为更敢说。我总觉得这件事对父亲刺激很大，影响了他此后的一生。
土炸弹掀翻了儿童团长
我小时侯，就看见父亲左腿小腿肚子上有一块很大的伤疤，边缘参差不齐，像让狗啃去了一大块，表皮很薄、很亮、很狰狞的样子。后来，我渐渐知道了，这是一块“光荣疤”、“革命疤”。去年夏天，我问父亲：“我听说当时你领着儿童团，浩浩荡荡来到马家庄，见地主家关着大门，你就第一个冲上去抬起左脚踹门，结果被地主挂在门关上的地雷炸了。是这样吗？”父亲说：“胡说八道，根本不是那回事……”
日本鬼子投降后，共产党在鲁中地区建立起牢固的政权组织。很快，1946年6月，国共开始内战。在共产党的号召下，老家农民纷纷参军，基层政权也领导农民进行土改运动。我始终认为，土改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关键一步棋。因为，土改把富人的土地分给了穷人；从此，富人跟定了国民党，穷人跟定了共产党；而当时穷人占绝大多数。这一年，我爷爷由基干民兵成为共产党地方武装“益都县方山大队”的炊事班长，我父亲则当上了村里的儿童团长，父子二人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
转过年来，父亲15岁。1947年5月，老家共产党基层政权开展土改复查。所谓复查，就是再把富人的土地财产清查一遍，该分的再分掉。在老家村子北边4里地有个马家庄，这里有一户大地主，属于重点复查的对象。这天，我父亲跟随村里的干部、民兵来到这户大地主家，清查地主藏在家里的财产。此时，大地主和家人早就逃命去了，逃到国民党掌权的地方。因为山东土改有过激表现，好多地方出现了把富人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家属杀掉的现象。所以，后来国民党还乡团疯狂报复，杀了很多共产党人。
大地主家有高高的围墙和宽敞的青砖砌成的大门，很气派，很威风。大门紧闭，挡不住革命的一行人，他们砸开大门，再砸开房门，来到大地主的屋里，开始翻箱倒柜，搜查财物。我父亲看见上梁子上搁着几条袋子，鼓鼓囊囊的好像装着不少东西，因为个子矮，他就跳上桌子把其中一个袋子拽下来，然后哗啦一下就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出来。其中，一个圆柱状的东西滚落在他脚下，并冒出了黄烟。见势不妙，我父亲刚迈出右腿想躲闪，这个东西就轰的一声爆炸了，儿童团长应声倒地……原来，这个东西是这家地主造的土炸弹，他可能料到了这一步，他要报复这些穷人的作为。
土炸弹威力不大，硝烟散去，在场的人除了脸熏黑了外，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受伤了，人倒在地上，裤腿被烧烂，左腿肚子被炸烂，鲜血流了一地。救人要紧，村干部当即撕裂地主家的床单，给我父亲做了临时包扎，然后让民兵背起呻吟的伤者，一行人惊魂未定，急匆匆打道回府。
在大好形势下，革命势力遭到反动势力的恐怖袭击，儿童团长竟被逃亡的地主用土炸弹炸伤，问题大了，村里报给区里，区里报给县里。县里指示：1、严惩地主。2、好好养伤。地主早跑了，抓不到，但好好养伤是实实在在的。我父亲一下子成了革命的小功臣，革命政权勒令地主家的佣人每天给革命小功臣送三顿饭。革命小功臣住在村子民兵队的房子里，每天有儿童团的人陪着。据亲历者后来回忆，每当我父亲伤口疼得厉害时，儿童团的人就敲锣打鼓用音乐来舒缓他的疼痛。当时，我父亲脾气很大，地主家的佣人连着送了三天面条，我父亲吃够了，当即把碗摔了，他说他想吃油饼。不过，以上两点在去年夏天我和大哥曾当面问父亲是否属实，父亲坚决否认。
儿童团长被炸伤的英雄事迹，很快刊登在当时共产党的《渤海日报》上，这成为父亲一生的光荣。
被抛弃在山洞里的小革命
我父亲喝面条、吃油饼的好日子比山羊尾巴还短。随着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战略的实施，鲁中形势一天天不利于共产党，1947年7月30日，极其惨烈的临朐战役以国民党惨胜告以结束，陈毅粟裕率领疲惫之师转移至黄河以北，地方武装化整为零，躲藏在山区打游击。临朐的共产党政权及人员遭到了国民党还乡团的残酷报复，县城文庙有一口井，填进去96个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
我父亲的厄运也来到了。为了逃避还乡团的追捕，为了保存革命火种，我父亲腿伤还没痊愈，一瘸一拐拄着他的红缨枪，跟随村里的干部和民兵躲进了村子西边石门坊的山洞里。
去年夏天，父亲对我说：“大部队转移前，区里在咱村里开大会。区长问村长：‘大部队转移，你说是胜利还是失败？’村长说：‘是胜利。大部队是临时转移，还会回来的！’”62年后，父亲还是很佩服当年的村长，对我说：“他那个时候就看出来了。”意思是村长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就看到了后来的胜利。我问：“大会以后你们干了什么？”父亲说：“村长召集村干部和民兵队喝血酒。村长提着一只大公鸡，‘啪’的一声把公鸡头拧下来”，父亲边说边比划，做了一个很豪爽的动作，这个动作在电影镜头里经常出现，不是绿林结拜，就是好汉盟誓。桌子上摆着一溜粗瓷碗，盛着山果酒，村长一只手抓着两根鸡腿，一只手攥着鸡脖子，把鸡血滴进每一只碗里，然后把大公鸡一撂，端起酒碗对大家说：“革命到底，决不投降！喝！”众人端起鸡血酒，齐声应道：“喝！”皆一饮而尽。听父亲讲到这里，我直接就被革命前辈的壮志豪情所感染，内心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赞叹道：“你们是一群真正的革命者！”没想到父亲说话的语气一转，很鄙夷的说：“哼！当后晌（晚上）就跑了俩。某某跑到周村去了，某某跑到青岛去了。”
形势越来越严峻，村长、民兵队长带着大家藏进了山洞里，这个洞就是“串门洞”也叫“知府洞”，明末青州何知府曾在此隐居。过了几天，形势更加危急，还乡团就在山下伏击打死了共产党的区长和他的通讯员，暴尸荒野山道上，被蛆虫“拱”了，也无人敢去收尸。村长、民兵队长带着大家再次往西边深山里转移，他们没办法，决定丢下我父亲。民兵队长是父亲本家的一个二哥，他对我父亲说：“大兄弟，我们要转移了，你先在这里待着啊。”我爹人小没有枪，想问他们要几个手榴弹。2009年元旦时，我曾问父亲：“他们给你几个？”他突然激动地大叫：“一个也没给！拿得跟那宝一样，谁舍得给？”他们这样做让受伤不能正常走路的儿童团长很绝望。
接下来的十几天，我父亲一个人在洞里躲着，白天他一般都在洞里不出来，天黑以后，感觉周围安全了，就走出洞外，到山顶附近一个小石屋里跟一个在山上放羊的人一起睡觉。那时节，老家一带山上狼很多，他确实不敢一个人在洞里过夜。这期间，他一个人曾趁夜色到山的另一边他姥姥家拿了些食物。最孤独时，我父亲曾走出洞，来到山谷里，想找个人打听消息。去年夏天，父亲对我说：“就碰到了一个人，论辈分我叫大叔。他劝我说：‘回家吧，你是个孩子，他们不会把你咋地。’”这个“他们”就是还乡团。我父亲摇摇头，那个人又说：“我保你。”我父亲还是摇摇头。那人走后，我父亲又回到了山洞里。可以想见，这个少年是多么的孤单和不易！如果没有放羊人，我父亲也许会被狼吃掉或者饿死。解放后，父亲当了干部，但一直记着放羊人的恩情，论辈分放羊人是父亲的爷爷辈。
直到有一天，我父亲倚在洞口向西边山顶望着望着，就看见山顶上远远走来一个人；近了，看见这人穿着军装背着枪；再近了，这人竟是我爷爷。可以想象，他们父子重逢在这里，各自的心情是多么复杂！我父亲惊喜地叫道：“爷，你怎么来了？”爷爷没多说，架起儿子说：“快跟我走！”父亲的伤口已经化脓，但他顽强地跟着我爷爷，一瘸一拐往西山的更深处走去……
原来，转移的民兵终于找到了方山大队，告诉了我爷爷他儿子的情况。爷爷立即向上级请假前去搭救儿子，上级批准并让我爷爷带上了枪。
俺想俺娘了
天黑的时候，我父亲跟着我爷爷走到了方山大队的驻地，正赶上部队要转移，于是，父子二人立即随队伍出发。
黑夜中，部队行进在博山和益都交界的大山里。午夜时分，部队要翻越益都的天井岭，此时，我父亲又累又饿伤口又疼，他实在走不动了，几乎要晕厥过去。于是，我爷爷只好把身上背的炊具让别人背着，自己背起了儿子。天黑山高路陡，爬上高高的天井岭，我爷爷已经累得浑身是汗，张口气喘，他也走不动了，只好放下儿子，在路边坐着大声喘气。这时，走在队伍最后的大队李教导员（解放后曾在南京当过副司令）发现了，忙说：“老谭，你歇歇，来，我来背孩子！”不由分说，背起我父亲就走。岭上风凉，这时我父亲似乎也休息过来了，头脑很清醒。62年后，父亲对我说：“下天井岭时，我趴在李教导员的脊梁上，热乎乎的。他边走边对我说：‘小谭啊，长大了要孝顺你爷啊。’这句话我算是记着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爷爷中风偏瘫，卧床不起，我父亲在我爷爷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像伺候婴儿一样侍奉我爷爷，赢得了全村老少的夸赞。
由于部队不断转移，环境恶劣，我父亲的腿伤更加恶化，化脓生蛆，高烧不止，危及生命，只好住进了当时共产党地方武装的医院。据父亲说，这个小小的医院藏在博山的大山深处，病房也是山洞，医院里只有几个医务人员和十几个伤兵。父亲回忆说，在这里，他结识了有一个比他大3岁的伤兵，俩人成了好朋友。时节正值农历的七月底八月初，洞口外的山坡上，有山民栽种的核桃树。绿油油的叶子中间，挂满了青绿的带着星星白点的核桃。“七月的核桃八月的梨”，小伤兵和我父亲都知道，此时的核桃开始长仁了，可以吃了。一天，挡不住核桃诱惑的俩人，趁他人不注意，来到核桃树下偷核桃吃。小伤兵上树去摘，我父亲在树下接着，俩人摘了5个核桃，然后坐在树下，用石块把核桃外皮及壳敲开，吃里面白白的嫩嫩的桃仁。正吃着，医院院长走来，看到后严肃批评了小伤兵，命令他立正站着，说：“人民子弟兵不拿群众的东西，你怎么偷核桃吃？嗯？！你违反了群众纪律，知道吗？嗯？！……”但是，院长没有批评我父亲。62年后，父亲对院长这样做还是有点疑惑，他对我说：“可能院长觉得我小，又是群众吧？”父亲有些内疚，最初提出想吃核桃的是他，不是小伤兵，挨批的却是后者。父亲对我说：“没想到，吃了个核（读huo）桃（tou）让他挨了一顿好呲（音ci，训斥的意思）。”
我父亲在这里只住了半个月，伤口稳定后就出院回到了方山大队，成了一名编外战士。于是，方山大队有了一景：年纪最大的战士是我爷爷，最小的“战士”是我父亲。这时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方山大队转战在博山、益都、临朐三地的交界处，有时打敌人，有时被敌人打。一天夜里，他们刚宿营就被国民党益都县大队袭击了，部队慌忙转移，炊事班把饭锅都跑丢了。天亮后部队要做饭，我爷爷只好到附近农民家借个锅用。62年后，我父亲对我描述这场战斗说：“我跑到岭上，趴在石头后面看，国民党的机关枪哒哒哒地响成个蛋，火苗子（指枪弹射出后的轨迹）出溜出溜的。”
还有一次，部队开拔到了临朐五井，大队长做战前动员，说要拔掉还乡团的一个据点，我父亲说：“大队长杀气腾腾：‘这帮还乡团无恶不作，要坚决消灭！今天晚上打进去，你们要坚决执行命令，反抗者见一个杀一个！’”原来，这个据点就在我老家东边的村子，里面的还乡团员来自我老家村子和这个村子。除了少数骨干分子外，大多数是被胁迫来的村民壮丁，每人只发一颗手榴弹。趁着夜色，方山大队迂回到这个还乡团据点附近的深沟里，准备发起进攻。没想到，这时天气突变，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越下越大，地上一片泥泞，好多战士的鞋子陷在泥里拔不出来。而且，沟里有暴发山洪的危险。天时不利，大队长决定临时取消这次战斗任务，部队连夜返回西部山里。62年后，父亲对我说：“亏了没打，不然，咱(zen)庄里要死很多人。”
到了1947年10月底，国共之争的形势又发生了质变，共产党大部队又回来了，解放了很多地方。这时，中共益都县召开了总结表彰大会。我父亲作为英雄的儿童团长受到了表彰。县长冯毅之看到我父亲，特意把他抱在腿上，亲切的问：“想不想当兵？”我父亲回答说：“俺想俺娘了。”我父亲已经三个月没有见过自己的娘了，他说的是心里话。冯县长把我父亲从腿上放下来，爱怜地抚着他的头说：“唉，也是，你长得还没有一支步枪高。”
由于连年战乱，营养不良，我父亲身子骨长得瘦弱，个子很矮，还没有一把上了刺刀的步枪高，虚岁15的他看上去就像个十一二岁的孩子。
仨马虎
1947年下半年，临朐、益都相继获得再次解放，从此成为共产党的天下，15岁的父亲得以回到家乡与我奶奶团聚，而我爷爷所在的方山大队则集体加入了华野七纵。是年12月，惨烈的莱阳战役让七纵元气大伤。来年2月，潍县战役我军大胜。两仗打下来，鲁中和胶东的大局已定，华野主力开始向鲁西南进发，作为老兵的爷爷返回乡里，成为村里的干部和基干民兵，父亲则当上了村里的团支部书记，爷俩一起为共产党新政权工作，支援前线，直到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
父亲对我说，这一时期他工作很繁忙，很出色。他经常在几个村子的大会上讲话，发动群众；还参加文艺宣传演出，扮演的角色深受几个村子的男女老少欢迎。这是一个什么角色呢？父亲说，就是一个不求上进、吊儿郎当的二流子青年。2009年夏天，父亲曾对我说：“你（nen）爷爷不让我出去，华东军政大学没捞着去上；北海印钞厂招工也没让我去，村里的某某去了，人家现在还在上海。”“出去”的意思是外出工作，父亲的言语中流露出深深的遗憾。唉，也是，父亲当年若是去了北海印钞厂，阿拉现在肯定是上海人了。当年，北海银行在益都和临朐集中培训了一批干部、工人，号称“青州纵队”，接管了上海铸币厂，把它变成共和国的印钞厂。
1952年6月，我老家村子从益都县方山区再次划回临朐县。1953年，父亲21岁，在经历了几次想外出工作学习得不到许可后，他终于说服他的父亲我的爷爷，离开家乡到临朐县城工作了。3月，父亲与一批革命青年来到县城，组织上对他们进行单个谈话面试。父亲说：“我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叫的我。我以为派我去朝鲜呢。结果分到了银行，派我去了九山。”那时，抗美援朝还没结束。父亲分配到县银行工作，被派往临朐最南边的九山区做了信贷员。
临朐方言把狼叫做“马虎”。九山区地处沂山山脉腹地，山高谷深，树木茂密，道路崎岖，人烟稀少。由于连年战乱，死人无数，野狼成群，多以死尸为食，时间久了，这里的狼群食人知味，常常袭击放单的行人或孩子。
这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父亲在鹿皋乡办完公务，独自一人背着一杆步枪，带着公款返回九山区驻地，没想到，途中在山谷里遇到了马虎。其情景像极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过的“一屠晚归……途中两狼，缀行甚远”，只是屠夫遇到了“两狼”，父亲遇到的是“仨马虎”。2009年夏天，父亲对我说：“一进沟里，我就挓（zha）头皮。走了没多久，回头就看见身后跟着仨马虎，完了完了……”我老家凡是遭遇过狼的人，都有这种相同的感觉“挓头皮”，指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惧导致头皮一阵阵痉挛扩张，头发直竖。在我老家世代相传：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你“挓头皮”，周围肯定有马虎存在，即使它不现身。这究竟是人的一种超感觉还是狼发出了一种人听不见的声音所致？我不清楚。父亲说：“仨大马虎不紧不慢地跟着我，我只能快走，也不敢跑。”我问：“为何不敢跑？”“你一跑。马虎就知道你软蛋了，就会扑上来。”“你不是有枪吗？为何不开枪？”“我就三发子弹，打不中，就麻烦了，会招来更多的马虎，马虎还不把我撕巴了？”“撕巴”就是撕碎的意思。
天色已晚，山道两旁是密草和丛林，抬头是黑魆魆的大山，回头是闪着绿光的六只狼眼。放单的父亲背着大枪和钱袋子，借着微光疾步前行，他想，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开枪，大不了就和马虎拼了。仨马虎紧紧跟定父亲，却一直保持适当的距离。马虎是极其聪明的兽物，它们知道这青年身上背的不是烧火棍，它们在等待时机，它们有足够的耐心。写到这里，我真想把蒲松龄写过的“屠惧”改成“父惧”，“屠大窘”改成“父大窘”。这是父亲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
转机终于来了，翻过最后一道山梁，山下就是九山区驻地，可以看到灯光，听到狗吠。父亲信心大增，撒腿便跑。回首看时，仨马虎停止了追赶的脚步，蹲在山梁上默然不语，只是六只狼眼反射出的光更绿了。我想，仨马虎一定很沮丧。
2009年夏天，父亲对我说：“把我好吓，褂子都湿透了，我都没觉着；差点叫这仨马虎拾（shu）掇了。”弄湿父亲褂子的是他的冷汗和热汗。
台风要人命
1953年到1954年下半年，年轻的父亲在九山区的大山里奔波，工作很卖力，虽然遭遇了马虎，但也有惊无险。工作出色，组织上认可，乡亲们满意，父亲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在这里，一个小他三岁的乡中心学校的团支部书记爱上了他，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我的娘。一年多的锻炼期结束，父亲经受了组织的考验回到县城，从此作为后备力量被组织上格外重用。
转眼到了1956年初，临朐县及周边地区开始了第二轮“肃反”，主要是清查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历史同时兼顾镇压反革命。父亲作为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以临朐县公安局工作人员的身份被抽调到五莲县公安局参加肃反工作。这期间，他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在5月份出生了，临产的母亲是被父亲的同事用地排车送到医院的。直到我大哥满月，父亲才返回临朐。
回到临朐，父亲还是在县公安局参与紧张的“肃反”工作。7月底，上级指派一名股长带着我父亲前去青岛市公安局调查材料。2009年夏天，父亲曾对我说，吕股长是安丘人，是个老革命，枪林弹雨滚出来的，精瘦瘦（很瘦的意思），身体不好，一身伤疤，左眼瞎了，是让炮弹皮崩瞎的。完成在青岛的任务后，这二人要马不停蹄赶往上海市公安局。那年6月，上海刚刚开通了直达青岛的客轮航线，坐船去上海很时髦，价钱又便宜。这二人都没坐过船，遂决定尝尝鲜，坐船去上海。8月1日下午四点，随着汽笛声响，开往上海的客轮缓缓开出青岛大港码头，绕过团岛，驶出胶州湾，一路向东南方向的上海而去。
虽说风浪有点大，船有些颠簸，有点晕船，第一次坐船的父亲还是很兴奋。他和吕股长坐在四等舱里，这是间8人舱，同行的还有两个海军军官，四个上海娘们。2009年夏天，父亲对我说：“那时候，上海娘们都烫着发，头活像个鸡窝。嘴唇通红，活像抹了鸡血。都穿着旗袍，都穿着高跟鞋。嘀哩呱啦说着上海话，一句也听不懂。”可见，这四个上海娘们给我年轻的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
夜幕降临，轮船迎着风浪继续前行。只是风浪似乎越来越大。我父亲开始有了想呕吐的感觉，肚子里的肠子在翻转，头晕使得他脸色煞白，他努力想坐稳当，不再说话。舱内其他人也和他一样。2009年夏天，父亲讲述这一段经历时说：“船活像个秋千，忽腾升上来，忽腾跌下去。广播里说遇到台风了。”我问：“后来呢？”“那个海军军官哇地一声先吐了，船舱里那个味没法闻了，大家一个个都哇哇地吐了。”“再后来呢？”“船上有上海的公安，开始挨个人登记，问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单位的，家是哪里的，家属叫什么名。说万一船翻了，好通知家属和单位来。”“你写了谁的名字？”父亲羞涩地一笑：“我写了你（nen）爷爷的名字。”听说船要沉，上海娘们开始哭喊，声音尖锐，但很快被上海公安喝止。麻烦大了，老革命吕股长不会游泳是旱鸭子，他对我父亲说：“小谭，咱俩怕是要掉到海里喂鱼了。你年小（年轻的意思），身体好，还会水（游泳），万一能活下来，一定把这支枪带回去。”说着，股长把掖在腰间的手枪取下，郑重交给我父亲。
上海不能去了，轮船要就近靠岸避险，最近的港口就是石臼港。狂风巨浪中，客轮拼命向石臼港驶去。父亲说：“船上没法看了，所有人都趴在地上，哇哇地吐；海军军官的大盖帽子在舱里骨碌碌地滚来滚去，军官也迭不地（来不及）去拾。所有东西（指行李）都滚来滚去地。上海娘们趴在地上，旗袍头发上粘着吐出来的东西，高跟鞋都掉了，也顾不地了。”“后来呢？”我问。“我爬着跑出去，扒着船帮子哇哇地吐，浪头呼哧呼哧打着我的脸，反正是个死，死也死个痛快。没想到，船上的上海公安跑过来，大声骂我‘你不想活了？’抓着我的领子把我拖回船舱里。”我问：“没把你抓起来？”“他知道我是临朐公安。”父亲说。
原来，这次父亲遇到的台风竟是有史以来的著名超强台风——5612号台风，英文名称：WANDA,中译名：温黛。百姓俗称：八一大台风。它在1956年8月1日深夜至8月2日凌晨在浙江象山登陆，中心风力19级，瞬间风力达23级。青岛至象山直线距离700公里以上。只是处于台风的外围边缘，风力就有9级。史料记载：由于八一大台风过于强大，比预报登陆时间提前了很多，让中国猝不及防，给中国十省市造成了巨大灾难，死亡失踪5000余人，受伤17万人……
天放亮时，客轮终于安全停靠石臼港，父亲又一次死里逃生。坐船去上海而遭遇台风，这是父亲一生中惟一一次坐船的经历。上海没去成，船票也不退，鉴于众乘客因趴在船甲板上呕吐，导致身上衣服脏污不堪，船方给每个乘客发了一件白汗衫，父亲说：“每人发了一件白汗沓子。”
写于2013-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