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名著解读：王筠《教童子法》
王筠(1784—1854)，清朝山东安邱人，字贯山，号友。他少喜篆籀之文，长成之后博涉经史，由于深受清代考据学的学风影响，对文字考证的研究很有兴趣，而且很有造诣。后跻身仕途，先后在山西乡宁、徐沟、曲沃等县任过知县官。王筠在为官之暇，仍手不释传，潜心研究文字学，形成了关于汉文字结构以及音形义特点的独到的文字理论，著述有《说文释例》30卷、《说文句读》30卷、《说文系传校录》30卷、《文字蒙求》4卷、《正字略》2卷、《毛诗重言》1卷(附《毛诗双音叠韵》1卷)、《夏小正正义》4卷、《弟子职正音》1卷，此外有《蛾术编》、《禹贡正字读》、《仪礼郑注句读刊误》、《四书说略》等。在中国传统旧学体系中，文字学素被称之为“小学”，它与高层次的经典著作的义理之学相比，属于基础的学问功夫，只是学问的必需工具和手段。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把识字辨音明字义的教学称为“小学”教育，以区别于传授经传义理为内容的“大学”教育。王筠在长期的文字学研究中，十分注重根据汉字的特点和儿童的心理特征来探讨“小学”教育和儿童教学方法，并在总结前人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著名的《教童子法》。
《教童子法》(1896)是一单篇著述，共6000余字，它系统地论述了当时的小学教育，颇有见地阐述了儿童教育及教学的基本原则和有关传统语文教学方法的主张，并以洗炼的笔墨总结了我国古代儿童语文教学的宝贵经验，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小学语文教学法专著。
《教童子法》最初刊刻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96)，后有多种单行本流布民间。元和江氏刻本《灵鹣阁丛书》第一集曾于辑录。196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亦选辑此文，文前录有江氏按语：“此友先生《教童子法》，旧附《四书说略》后。余以其可砭俗师也。校而刻入丛书中。有极陋极迂处，而极通处甚多，不得不为善教者。近见德国学校章程，纲举目张，皆实事求是之学，教童子尤严密。国之新者学必新，教人者尤当知之也；岂此十一叶书即可为童子师哉。丙申(1906)八月江标记。”可见，《教童子法》在本世纪初的影响，其余力甚在。199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的清代部分分册亦全文收录了是著，可谓日今尚存的最佳本。
《教童子法》首先对当时的童子教育提出批评，以为延无知师教童子“只可谓之猎食”。主张“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这一观点是针对当时的儿童教育没有把儿童视为儿童，而一味追求科举考试的急于求成教学方法而阐发的。王筠指出：“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因此他主张儿童教育必须根据儿童的性格特征来实施教学方法，使儿童在“书中得有乐趣”，即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充满快乐和兴趣。然而，“今之教者，弟子入学视为废才，到十三四岁则又视为天才，何也？书不取其多，不取其熟，不取其解，但念藏经而已，是废才也；忽然十余岁便使之作文，岂有生而知作文者乎?是天才也。然其教其文也，仍以废才教之。”教学不知循序渐进。不知按照知识增长的内在逻辑顺序，忽贪读而不解，学生不明文义，不知文理，忽又令其作文，更加以作文指导，只是以“俗不可耐之文”为范，从而使学生日学日愚，视学业为畏途。虽然“尽费师傅蛮力”，而“钝者终身于此”。
有鉴于此，《教童子法》主张顺性自然和循序教学的原则方法。顺性自然，即“教弟子如植木，但培养浇灌之，令其参天蔽日，其大本可为栋梁，即其小枝亦可为小器具”。学生的素质有差别，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才施教，循循善诱。如“有小才而锋颖者，可以取快一时，终无大成就；有大才而汗漫者，须二十年功，学问既博，收拢起来，方能成就，此时则非常人所及矣，须耐烦”。这就是说，教师要根据学生的才质不同，顺其自然而着意培养，尤其要注意那些“大才而汗漫者”的耐心教育，应有长久的教育计划。对于“笨拙执拗之弟子”，应当“多方以诱之。既得其机之所在，即从此鼓舞之，蔑不欢欣而惟命是从矣”。教师应当注意把握诱导学生好学的动机的本领，鼓舞落后学生，培养好学兴趣，是十分重要的方法和原则。如果“日以夏楚为事”，则弟子因苦而厌学，教师亦因劳恼而无功。所以，“教子者当别手眼。”
《教童子法》指出，成功而富有艺术性的教学方法，其依据除学生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之外，正确地认识教学内容的知识特点、结构、逻辑，以及根据这些采取适合于学生增进知识的方法，是十分关键的。儿童教学的内容，主要是识字、读书、作文、写字以及德行训练等。王筠主张这些教学，应当使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其知识增长统一于教学过程中，使教学计划、方法、步骤有机结合，以形成完整统一的整体。
如识字教学，在程序上应当根据汉字的特点，先取象形指事的字教之。教时要采用直观性原则，“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待此类纯体字认识后，就教认识合体字。在认字时注意字义的讲解，由易到难。讲解时不必尽说正义，只求学生对字义有基本的掌握。学生理解力强的，可以随学随讲，若理解力差的，可待学得千余字后再讲字义，学至两千字后再教读书。读书时亦要讲字义、句义及文义，以学生理解和掌握为标准，讲解的深浅亦随学生已有的知识程度定，如果学生对新知识很生疏，则应逐字讲解。总之，学生识字要配合字义的讲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巩固识字教学效果。在学习进度上，《教童子法》主张：“八九岁时，神智渐开，则四声、虚实、韵部、双声、叠韵，事事都须教。兼当教之属对，且每日教一典故。才高者，全经及《国语》、《国策》、《文选》尽读之；即才钝，亦《五经》、《周礼》、《左传》全读之，《仪礼》、《公》、《谷》摘抄读之。才高者十六岁可以学文，钝者二十岁不晚。初学文，先令读唐宋古文之浅显者，即令作论。以写书为主，不许说空话。以放为主，越多越好。但于其虚字不顺者少改易之，以圈为主。等他知道文法，而后使读隆、万文，不难成就也”。这些是讲识字、读书、作文的年龄分段，大体上贯彻了知识逻辑与智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教育原则。
《教童子法》在读书方法上提出了如下见解：一是讲解诘问，质疑明义。针对当时蒙塾教育只注意呆读死记的流弊，提出“读亦必讲”，读讲结合。因为只有通过教师的讲解和指导，学生才明白所读的课文内容，对内容有了理解才有益于增进知识。所以，教师不仅善讲，而且还要不时地启发诱导学生边读边思考，不断地向老师提出问题，然后老师或讲解回答，或令退“思之”，这样“不穷于答问”，则“教学相长”。“为弟子讲授，必时时诘问之，令其善疑，诱以审问，”其效果不仅是有益于学生真正读懂课文，而且能使学生培养创造能力，在作文时“必能标新领异，剥去肤词”。二是阅读教学时要注意精读强记。精读强记的方法大凡有四种，其一为札录熟诵，即每读一文一书，凡遇有精彩段落，就随手摘录下来，熟读必记。其二是在阅读时眉批圈点，“即读经书，一有所见，即写之书眉，以免他日涂改”。这就是通过眉批圈点的方法，促进思考，促进学习有心得。“若所读书都是干干净净，绝无一字，可知是不用心也”。其三是将熟读之文，每日在心上过一遍，亦即所谓默诵。其四是对已阅读和理解的课文，用“连号法”背诵，温故知新。所谓“连号法”即“初日诵一纸，次日又诵一纸，并初日所诵诵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如是渐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诵，每日皆连诵十号，诵至一周，遂成十周。”用这种方法强记，实际上是现代心理学所强调的强化记忆法。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却行之有效，故今外语教学多采用之。
关于作文教学，《教童子法》主张：“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呛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这就是说，初教学生作诗文，要让学生放开思想，只要言之有物，不说空话，就让其尽量表达。开始学作文，教师不要给予学生框框太多，但要时时“加以衔辔”，最好只对学生使用虚词不当之处“少改易之”，但不要对作文改动过多，否则挫受了学生的创造性。待学生记叙、说明文的写法掌握基本功之后，就开始涵养诱掖，待其自化，慢慢提炼，于是文章的意境必然大有长进，以致由放而约简。《教童子法》将这种由放而约的训练方法，比作蚕由卵到蛹，再由蛾而成蚕的过程。它反对当时一味模仿时文的套写方法，以为“时文之法不能达其所见”，尽管或能藉此捷幸南官，乃至入翰林，但遇实用于政事则毫无裨益，“至于出丑败坏，屈抑多士”。因此，作文的训练要以熟读古文史为基础，要在得其作文的要领，而不是拾人牙慧，学时文皮毛。文章的格式是作文的规矩，“规矩者巧之所从出也，得规矩而失其巧，于义何居焉？”作文的目的是为表达自己思想的，一味地模仿作文规矩，既使徒有作时文的形式而不能表达思想内容，这样的文章又有什么用呢？“规矩易见，故以为式，欲其穷思毕精、驰骋于规矩之中，非欲其憔悴枯槁窘束于规矩之中也。”《教童于法》主张作文训练贵在学生自有思想，以掌握基本功为要旨，只有掌握真本领，“凡功名无论大小，得之必学业长进”。总之说来，作文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获取功名，因此《教童子法》仍以学作八股文为作文教学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自然是不可取的。但在另一方面，《教童子法》指出，初学作文时，要注意循序渐进，如属对诗文，应由两字对仗学起，逐步三四字，以至提高到一句诗。学会对仗的基本功后，再教以声韵技巧，由此掌握作诗的本领。这种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训练方法，是符合语文教学原则的。
《教童子法》作为我国古代传统语文教学方法的论著，它总结了前人的许多宝贵的语文教学经验和方法，对于指导当时的蒙塾儿童教育特别是语文教学克服流行的陋习和不合理的作法，以提高教学效果，应当说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它所论述的教学目的是封建传统教育的“功名、学问、德行”，并认为“设命中无功名，则所学者无可以自娱，无可以教子，不能使乡里称善人，士友称博学”。很显然，这种为学目的是落后于时代的。在当时，西学与新学的教育已兴起，士林皆以实学为功，以救亡图存为己任，而《教童子法》却恪守传统学习目的，并囿于八股时文陋习，极力推崇汉经唐诗及宋明文章之事，表现了作者的保守主义的文化与教育立场。
（张志勤）
教童子法-清-王筠
《礼记》，有“心丧三年”，是师与君父同也。乃世之教童子者，只可谓之猎食，而父兄为子弟延师，亦以其幼也，而延无知之师，曾不闻王介甫先入为主之说，是自误也：不敢望子弟为圣贤，亦当望子弟为鼎甲。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字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讲又不必尽说正义，但须说入童子之耳，不可出之我口，便算了事。如弟子钝，则识千余字后，乃为之讲；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读亦必讲。然所识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则此时合为一句讲之；若尚未解，或并未曾讲，只可逐字讲之。八九岁时，神智渐开，则四声、虚实、韵部、双声叠韵，事事都须教，兼当教之属对，且每日教一典故。才高者，全经及《国语》、《国策》、《文选》尽读之；即才钝，亦《五经》、《周礼》、《左传》全读之，《礼》、《仪》、《公》、《谷》摘抄读之。才高者十六岁可以学文，钝者二十岁不晚。初学文，先令读唐宋古文之浅显者；即令作论，以写书为主，不许说空话；以放为主，越多越好；但于其虚字不顺者，少改易之，以圈为主；等他知道文法而后，使读隆万文，不难成就也。
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读书一两年，即教以属对。初两字，三四月后三字，渐而加至四字，再至五字，便成一句诗矣。每日必使作诗，然要与从前所用之功事事相反。前既教以四声，此则不论平仄；前既教以双声叠韵，此则不论声病；前既教以属对，此则不论对偶，三字句亦可，四字句亦可，五句也算一首，十句也算一首，但教以韵部而已。故初读诗，亦只读汉魏诗。齐梁以下，近律者不使读。吾乡非无高才，然作诗必律，律又多七言，七言又多咏物，通人见之，一开卷便是春草秋花等题目，知其外道也，掩卷不观矣。以放为主，以圈为主。等他数十句一首，而后读五七言律，束之以属对声病不难也。
诗题颇难，必古人集中所有之题，乃可使学子作。忆袁子才《诗话》，言某人集中有《书中干胡蝶》诗，大以为笑。我尝见此集，工夫极好。只是耳目蔽塞，咏物诗本不宜多作，然杜工部《花鸭》、《苦竹》等诗，寓意深远，又何尝不好！吴梅村《莲篷人》、《桃核船》等诗，则不如不作矣。我见何子贞太史教其侄作诗，题目皆自撰，以目前所遇之事为题，是可法也。时下题难得，则教以《文选》咏史诸篇，而所读之书，无往非题矣。咏物题太小，与画折枝草虫一般，枉费气力，如有孝子慈孙，以示操选政者，其入选也仅矣。此亦由师不知是魔道，未尝告之而然。
凡每日属对，必相其本日所读，有可对者，而后出之，可验其敏钝；即或忘之，亦教责之而无词也。
小儿无长精神，必须使有空闲。空闲，即告以典故，但典故有死有活。“死典故”，日日告之。如：《十三经》何名？某经作注者谁？作疏者谁？《二十四史》何名？作之者姓名？日告一事，一年即有三百六十事。师虽枵腹，能使弟子作博学矣。如闻一典，即逢人宣扬，此即有才者，然间三四日，必须告以“活典故”。如问之曰：“两邻争一鸡，尔能知确是某家物否？”能知者即大才矣。不能知而后告以《南史》（忘出何人传中）：先问两家饲鸡，各用何物，而后剖嗉验之。弟子大喜者，亦有用人也，自心思长进矣。
今之教者，弟子入学，视为废才，到十三四岁则又视为天才：何也？书，不取其多、不取其熟、不取其解，但念藏经而已，是废才也；忽然十余岁，便使之作文，岂有生而知作文者乎？是天才也。然其教以文也，仍以废才教之，曰：“'读二十艺，三十艺。”然以一字不讲之胸，即读俗不可耐之文，庸能解乎？费尽师傅蛮力，使之能解，钝者终身于此，芹不可掇；敏者，别读佳文。夫费数年之功以粪浸灌其心，又费数年之功以洗濯其粪，何如不浸而无庸洗之为愈乎！且此乃俗语“鬼扯腿”之说也：当应读书之时，不多读、不勤讲，而以时文龠乱之，是文扯书之腿也；当应学文之时，又念经书不熟不解，无作料光彩，则又欲温习，此经扯文之腿也。意不两锐，事不并隆，何如分致其功之为愈乎！
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其俯首乐从。且弟子将脱换时，其文必变而不佳，此时必不可督责之，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譬如蚕然，其初一卵而已，渐而有首有身，蠕蠕然动，此时胜于卵也；至于作茧而蛹，又复块然，此时不如蚕也；徐俟其化而为蛾，则成矣。作文而不脱换，终是无用才也。屡次脱换，必能成家者也。若遇钝师，当其脱换而夭阏之，则戚矣。诸城王木舟先生（名中孚，乾隆庚辰会元。）十四岁入学，文千余字；十八岁乡魁第四，文七百字；四十岁元，文不足六百字矣。此放极必收之验也。
识字必裁方寸纸，依正体书之，背面写篆独体字，非篆不可识，合体则可略。既背一授，则识此一授之字，三授皆然。合读三授，又总识之。三日温书，亦仿此法。勿惮烦，积至五十字作一包。头一遍温，仍仿此法。可以无不识者矣，即逐字解之。解至三遍，可以无不解者矣，而后令其自解。每日一包。此无上下文，必须逐字解到茁实，异日作文，必能逐字嚼出汁浆，不至滑过。既能解，则为之横解：同此一字，在某句作何解，在某句又作何解，或引伸，或假借，使之分别划然，即使之展转流通也。
教弟子如植木，但培养浇灌之；令其参天蔽日；其大本，可为栋梁，即其小枝，亦可为小器具。今之教者，欲其为几也，即曲折其木以为几，不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底，迨其生机不遂，而夭阏以至枯槁，乃犹执夏楚而命之，曰：“是弃材也，非教之罪也。”呜乎，其果无罪耶？
佳弟子多有说不出口底苦，为父兄者亦曾念及乎？督责以时文、排律，白折红行，捷南宫，入翰苑，父兄泰然以为善教矣！敷奏一事，则时文之法，不能达其所见也，自恨读史之不早也；公燕分体赋诗，则排律嗫嚅之词，不足道其情也，自恨《文选》之未见也。且有不知自恨者，侥幸主持文衡，不知《四书》有《汪氏大全》、《陆氏大全》、《王氏汇参》也，而调取至愚极陋之体注，遇典故则使房官检查，不知典籍浩如烟海，绝无主名，何处检也？又不知诗、经文，或作赋，或作四六，皆才人之笔，而以为文体不正。遇有知者，一屋为笑矣。不知早教以读书，则古文正有益于时文，至于出丑败坏，屈抑多士，岂非父兄之教不先乎？
截得断，才合得拢。教子者，总要作今年读书，明年废学之见，则步步着实矣。识字时，专心致志于识字，不要打算读经；读经时，专心致志于读经，不要打算作文。然所识之字，经不过积字成句，积句成章也。所读之经，用其义于文，为有本之文；用其词于文，亦炳蔚之文也。如其牵肠挂肚，瞻前顾后，欲其双美，反致两伤矣。
《蒿庵闲话》曰：“历城叶奕绳，尝言强记之法，云：'某性甚钝，每读一书，遇意所喜好，即札录之，录讫，乃朗诵十余遍，粘之壁间，每日必十余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闲步，即就壁间观所粘录，日三五次以为常，务期精熟，一字不遗；粘壁既满，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笥中，俟再读有录，补粘其处，随收随补，岁无旷日，一年之内，约得三千段，数年之后，腹笥渐富。每见务为泛览者，略得影响而止，稍经时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约取而实得也。’”
又曰：“邢懋循尝言：其师教之读书，用'连号法’：初日诵一纸，次日又诵一纸，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如是渐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诵，每日皆连诵十号，诵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即中下，亦无不烂熟矣。又拟题目若干道书签上，贮之筒，每日食后，拈十签，讲说思维，令有条贯，逮作文时，遂可不劳余力。”
沂州张先生筠之父执李荆原（名轸映），先生师也。尝言从学时，每日早饭后，辄曰：“各自理会去！”弟子皆出，各就陇畔畦间；比反，各道其所理者何经何文，有何疑义，张先生即解说之。吾安丘刘川南先生（名其旋），十余岁时，师为之讲书数行，辄请曰：如此，则举某章反背，师令退思之而复讲，如是者，每日必有之，半年后，师遂不穷于答问，是谓教学相长。然此等高足，那可多得！故为弟子讲授，必时时诘问之，令其善疑，诱以审问，则其作文时，必能标新领异，剥去肤词。
泰安赵仁甫相国（名国麟），作一讲时文书（忘其名，亦未见其书），凡十二卷：泰安刻九卷，济宁知州徐树人（名宗干）补刻三卷。闻泰安人初宗法之，以致数十年无捷南宫者，遂弃之。我以意揣之，必因仁甫先生于每种题，皆录成宏正嘉文以为式，从而学成宏，以至不中也。可谓痴绝。规矩者，巧之从所出也。得规矩而失其巧，于义何居焉？试问仁甫领乡荐、捷南宫之文，岂皆成宏体乎？然必选成宏者，其文无支蔓，规矩易见，故以为式。欲其穷思毕精、驰骋于规矩之中，非欲其憔悴枯槁、窘束于规矩之中也。时文行已五百年，穷极才思。尚怵他人之我先，而乃袭先正之貌，落孙山之外，反咎仁甫之作法于凉，岂不谬乎！今日者，如得其书甚善；不然者，亦必胪列数十种题目，上书其名，下书其题以实之（如顺纲题，吾日三省章；倒纲题，贤贤易色章；横担题，雍也可使南面章；过脉题，上老老三句），使弟子知题有种族，即各有作法，不致临时惶惑。安邱有名解元某，其入学覆题“视思明九句”，遂作九股，几被斥革，再覆试一次而后已，岂非师之过乎？夫门扇题，题之最易知者也，然两扇作两股，三扇之第三股，已有前半股，对上二股，后半股即不必对者，况四扇仍有板作四股者，五扇以下，必不行矣。此之不教，何以为师？
考试不必早。凡功名无论大小，得之必学业长进。若已有二等本领，而后入学，一经长进，则可中矣。若绝无根柢，幸而入学，即长进，亦三等也，三等既久，使甘心以冗自居，岂不误一生乎！学字亦不可早，小儿手小骨弱，难教以“拨镫法”，八九岁不晚。学，则学《玄秘塔》、《臧公碑》之类，不可学小字。大有三分好，缩小，便五分好也。不可学赵，他字有媚骨，所以受元聘。犹之近人作七言转韵古诗，对偶工整，平仄谐和，不以为病，一韵到底者乃忌之，所藉口者王右丞也。然此人亦有媚骨，进身则以《郁轮袍》，国破即降安禄山。虽唐人不讲节义，然李、杜、高、韦，何家不可学？必学降人乎？我所最爱者，《铁像颂》。苏灵芝字品不高，（其结体似即松雪所从出，惟少媚骨耳！）故其换笔处，易于寻求。既如“无”字，他底三横四直，其换笔之痕迹俱在，于我有益，故喜之也。最不喜者，虞永兴《夫子庙堂碑》，尚出颜柳诸贤之上，其换笔皆在空际，落纸则只是平铺，我若学之必极板作算盘珠矣。近人学之成家者，惟见李春湖先生（名宗瀚）耳。寿陵余子，不可学步邯郸也。初学文者，大题当读小名家，亦是此意。小题则必读大家，省了诸般丑态，又不可用此法也。
又有急救良方：吾乡有秀才，家贫，须躬亲田事，暇即好樗蒲，然其作文则似乎不释卷者。或问其故。则曰：“我有二十篇熟文，每日必从心里过一两遍。”（不可出声，若只是从唇边过，则不济事。）
入学后，每科必买直省乡墨，篇篇皆使学子圈之抹之，乃是切实工夫。工夫有进步，不防圈其所抹，抹其所圈。不是圈他抹他，乃是圈我抹我也。即读经书，一有所见，即写之书眉，以便他日涂改；若所读书，都是干干净净，绝无一字，可知是不用心也。
桐城人传其先辈语曰：“学生二十岁不狂，没出息；三十岁犹狂，没出息。”
孔子善诱。孟子曰，教亦多术。故遇笨拙执拗之弟子，必多方以诱之。既得其机之所在，即从此鼓舞之，蔑不欢欣，而惟命是从矣。若日以夏楚为事，则其弟固苦，其师庸乐乎？故观其弟子欢欣鼓舞，侈谈学问者，即知是良师也。若疾道<戚页>，奄奄如死人者，则笨牛也，其师将无同？
人之才不一，有小才而锋颖者，可以取快一时，终无大成就；有大才而汗漫者，须二十年功，学问既博，收拢起来，方能成就，此时则非常人所及矣，须耐烦。
功名、学问、德行，本三事也，今人以功名为学问，几几并以为德行。教子者当别出手眼，应对进退，事事教之；孝弟忠信，时时教之；讲书时，常为之提唱正史中此等事，使之印证，且兼资博洽矣。学问既深，坐待功名，进固可战，退有可守。不可痴想功名，时文排律之外，一切不学。设命中无功名，则所学者无可以自娱，无可以教子，不能使乡里称善人，士友称博学。当此时，回想数十年之功，何学不就？何德不成？今虽悔恨而无及矣！不已晚乎？
律赋以徐、庚为正宗。《醴陵集》不知有注本否？《子山集》注本二，其一佳，我忘其名，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即知之。章岂续（名藻功，康熙中翰林，著《思绮堂文集》论四六文曰：惟唐工丽，得无尚少机神；若宋流通，或且疑于浅率。又曰：“吴园次班香宋艳，接但短兵；（吴所著《林蕙堂集》，我甚爱之，与时下风气亦合。）陈其年陆海潘江，穿如末弩。”（陈检讨《四六文集》有注本，所用典故，重复拉杂，我亦不喜。）是章氏于当时名家，皆不许可，然《思绮堂集》亦近日翰林诸老所谓不在行者，以其似有韵之文也。近刻《八家四六文集》，似吴谷人、袁子才两家为最，而吴尤当行出色，赋固以细腻见长也。朱虹肪先生（名方增）大考第一，《八月其获赋》足与律赋偶。笺中储麟趾《九日登高赋》，媲美老笔也。大约细腻波峭，是今日当行，不宜作长篇也。不要长枪大剑。六朝体，小场不废，翰苑不宜。
我幼年所受之苦，附书于此。读《四书》时，见《大学》、《中庸》注，皆题朱某“章句”，《论语》则多用朱某“集注”，不知古人注书，多名“章句”；又不知《学》《庸》是古注粗疏，朱子创为此注，则名“章句”，《论语》则多用前贤说，故名“集注”也；又不知“注”、“讠主”是古今字，转以“讠主”字为正，不敢问之师也。读《诗经》时，见《国风》一，不知下有《小雅》二、《大雅》三、《颂》四；又曰《周南》一之一，不知上“一”字承《国风》一，下“一”字对下《召南》一之二至《豳》一之十五言也，直以为呓语而已，亦不敢问之师也。读《周易》时，见二程子序，当时虽不知朱子乃程子再传弟子，无由为朱子作序，然疑《四书》《诗经》皆朱子自作序，此何以他人作序也？朱注《周易》一段末云：“今乃定为经二卷，传十卷。”核其卷数，固不符。不知朱子《本义》，本连书于程子《易传》之后，述而不作，故谦而不再作序。朱子定本，是文王《彖辞》，周公《爻辞》（二者，皆所谓《系辞》也。上画“ⅰⅰ”，下系以“乾，元亨利贞。”乾者，谓此六阳画，名曰乾也。元亨利贞者，占也。初九潜龙勿用者，周公系爻下之辞也。初者，此爻最初也。九者，阳爻名九也。潜龙者，象也。勿用者，占也。父统子业，故文王、周公所系之词，合而序之。而别以上经、下经者，乾、坤、坎、离，皆纯卦对待之象，水火者，天地之大用也；咸、恒、既济、未济，皆合卦流行之象，水火者，人身之大用也，故分两篇。既云初九，不云终九，而云上九者，此云上，则初在下矣，欲人知爻自下而上也。）分两篇居首，孔子自作者，退处于后，不敢搀杂先圣之文，圣人之谦也。（然实不敢搀杂。爻词多有韵，以《小象》搀之，则失其韵，此犹是小事。如“自天之，吉，无不利。”此承“厥孚，交如，威如，吉。”而终言之，乃合两爻为一交。《小象》无一无韵者，其文义亦有衔接者，何可搀杂？）曰《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谓之《十翼》。（《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颜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而《史记》则谓之《易大传》”。案：《大传》《十翼》两名，与上下经同，皆后人所指名。孔子时，谓之《易》，不谓之《易经》；谓之《彖》《象》，不谓之《彖传》《象传》。吕东莱于《十翼》，皆加一“传”字，非古也。彖者，释伏羲之卦画及文王所系之词也，亦多不释卦画者，故曰《彖上》《彖下》，谓此所释者“彖”，非自名所作为彖也。象者，释卦之上下两象及周公所系之爻辞也。通谓之象者，卦有象，六爻亦各有其象也。《系辞》上下，则通释文王周公所系之辞，然释其义，而不释其词，故无所附丽，而自分上下。古人所作本有名，而后人别为之名者，如《潜夫论》曰：“尹吉甫作'封颂’二篇，其诗曰：'于邑于谢，南国是式。’”此出《崧高篇》，然云二篇，则兼《民》言之，是合此二篇，谓之'封颂’也。《说文》引杨雄赋：“响若氏ㄨ”，此《解嘲》文也，而谓之赋。故《易经》但当云“彖上”云云，不可加“翼”字“传”字）
《御纂周易折中》，即用朱子旧本也。明永乐时，苏州府教授（忘此妄人之名矣），删程《传》，专用《本义》。朱子曰：“程《传》备矣者。”始录《传》于后，而《序卦传》之程《传》，本分冠于各卦之首，他不知合录于本篇，遂致《序卦》无一字注解。我虽疑之，亦不敢问也。惟十一岁从王惺斋师（名朝辂），事事皆讲，遂知用心，以有今日。夫此等可疑之事，皆属皮毛，不关大体，尚无训诲者，令我独感惺斋师。愿天下之为师者，各为其“心丧三年”计也。
我曾看俞氏选《百二名家》，是时胸中尚无泾渭，不能知其根柢所从出，派别所由分，看亦无益，是呆工夫也。王罕皆选《程墨所见集》则当看古人实功。今人不肯用，但看其文，知其路径，得其皮毛，足以标异矣。其中一题数篇者，先看其题，无不解也，看三四遗，始解其制局命意之所在，恍然曰：我今乃解此矣。又看一篇，则又不知所云，看三四遍，而后恍然曰：此题又有此制度也。每看一遍皆然，虽不能学，然亦必无肤泛语矣。
藏法于理者，上也；以法运理者，次也。上不如次，有目共见。法莫巧于隆万，但去其扭捏可厌一种，学其钩心斗角，花攒锦簇，骗得功名到手，何书不可读？必欲以时文名家，则矣。时文已被前人做尽，是以顾耕石《会墨》（君子喻于义节），并非题之正解，然今人一看知其于从前此题名作，都已见过，他又别发一义也。盖古人所作，自道其得；今人所作，如随风败叶，不但身心性命国计民生全没交涉，即用为谈资，亦令人欲呕也。
或精团气聚，或鲜花嫩柳，或流利蓬勃，无不售者；古淡艰深，皆自取其祸；乔坐衙者（天地人三股，五经五股，尤王体之类），更无论矣。
附录：《四书说略》序
道光庚戌，执友陈雪堂书来，欲我说四书数章，以教其次子。此子幼时，我曾见之，今十岁矣。闻其识字灵敏，当有可教，然我老矣。当年所读儒先之说，遗忘殆尽，独存一己之私见。即其不背朱注者，亦皆肤浅，特不欲拂雪堂之意，粗略说之；其有背注者，名曰臆说，别书于后，或待其有定见时而后示之。欲其知读者必当用心，非欲其猖狂枉行也。又撰教童子法一卷，亦附于末。安丘王筠。
附录：《四书说略》序
道光庚戌，执友陈雪堂书来，欲我说四书数章，以教其次子。此子幼时，我曾见之，今十岁矣。闻其识字灵敏，当有可教，然我老矣。当年所读儒先之说，遗忘殆尽，独存一己之私见。即其不背朱注者，亦皆肤浅，特不欲拂雪堂之意，粗略说之；其有背注者，名曰臆说，别书于后，或待其有定见时而后示之。欲其知读者必当用心，非欲其猖狂枉行也。又撰教童子法一卷，亦附于末。安丘王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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