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板快书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是：清道光六年(1826年)，进京赶考的落第举子三十六人（一说十余人），由运河乘船自京师返乡，乘船遇雨，滞留在临清客店。出于落第的失意，旅途的不畅，世道的不公，激起了这帮士子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为出胸中恶气，众举子以当地流行的武松故事为题材，此一言彼一语的编成了唱词，借“无稽小说”之谈，大肆嘲讽社会和政府，成《武松传》最初之脚本。在临清编的《武松传》，由作者之一的李长清记录并带回了茌平县南岗子王庄老家，李长清是傅汉章的表叔，李便把书传给了会唱山东大鼓的傅汉章。傅汉章潜心钻研，充实发展，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曲阜林门庙会正式演出，“唱武老二”（即山东快书）遂正式问世。
山东快书产生不久，便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很快传遍全省全国。早在清朝末年，戚永立等名家就曾到上海、南京、苏杭等地演唱。解放前山东快书艺术大师高元钧在上海、南京一带演出因包“袱皮”薄、炸“包袱”多，所以又被称为“滑稽快书” ，1949年高元钧先生才把“唱武老二的”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
山东快书在号称“武老二”阶段，主要在农村流传，属于农民艺术，格调粗犷、质朴，甚至有些粗俗，活动范围大致局限于鲁中一带，时间约在百年以上，后进入城市，向市民艺术发展，原有的粗犷质朴、泥土气息的格调，受到相应消削弱，沿着这样的发展道路，逐渐形成了“高”、“杨”两个快书艺术流派。
山东快书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在山东广大的农村大地上，活跃着一支山东快书延长队伍，他们仍保留着粗犷甚至粗野格调的演出，依然深得农民听众的喜爱。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创造竹板山东快书的“于派”创始人于传斌。
一、于传斌其人及于派山东快书的形成
于传斌，1897年出生，山东济南平阴县洪范池镇纸坊村人，艺名于小辫，明万历大学士阁老于慎行（于慎行[1545～1607]明代文学家、诗人，字可远，又字无垢。平阴县东阿镇人。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元年（1573年）（穆宗实录）成，进修撰，充日讲官。后升礼部右侍郎、左侍郎，转改吏部，掌詹事府，又升礼部尚书。万历三十三年诏为詹事未上任，后朝中推出7位阁臣，首为于慎行，诏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归家，后卧病不起，起草遗疏，请皇帝“亲大臣，禄遗逸，补言官”。数日病死，年62岁，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于慎行学有原委，贯穿百家。神宗时词馆中以慎行及临朐冯琦文学为一时之冠。著有《谷山笔麈》（18卷）、《谷城山馆文集》（42卷）、《谷城山馆诗集》（20卷）、《读史漫录》（10卷），编纂《兖州府志》。）第十一代侄孙。自幼家贫，母早亡，年少随父在河北、山西先做小生意无成，后以讨饭为生，受其父影响，以两片牛胯骨敲击伴唱乞讨。后父亡，于传斌孤独一人仍以要饭为生。他生性聪慧，记忆力特强，有说唱天赋，敲牛胯骨讨饭时锻炼和表现出了极强的说唱能力。
他在老家乞讨时，见到平阴东阿镇新庄的大鼓艺人老陈门的孙长瑜（外号“孙古现”），表演说书，因见其说书能挣饭吃，便拜其为师，学习淮海大鼓（俗称干砸鼓），他凭着天子聪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蛤蟆传》、《河间府》等书。但因其性急倔强，不习惯大鼓拖腔拉韵哼哼唧唧的唱法，转拜傅长泰学习山东落子，学成后，独立演出，转遍了聊城、菏泽、济宁、曲阜、泰安等鲁中、鲁西南一带，并崭露头角。
演出期间，于遇到曲阜马玉恒演出“武老二”，喜其艺术格调豪爽快捷，而自己性格又正如此，深感兴趣，便主动与马玉恒交往，恳求传授山东快书技艺。马向于传斌简约介绍了快书演唱要旨，谦虚的说名师出高徒，推荐他去济南，拜号称“书坛三大将”之一的杨凤山为师。因杨已得卢同武真传，技艺出众，为人宽厚，极愿与同行交流，找他拜师求艺不会遭到拒绝。于传斌遂赶往济南杨凤山常年演出的新市场（南岗子），一见杨凤山的演唱，便十分倾心。于传斌悄悄听书十余日，白天听书，晚上回到旅店认真模拟苦练，待有进展后，便买上茶叶点心，登门请罪要求拜师。杨以其为人坦率诚恳，与于结为挚友。于传斌颖悟过人，得杨悉心传授，尽得要领。
数月后再返曲阜，与马玉恒“合穴”演出，大受欢迎。经过不断研究实践，富于创造的于传斌，逐渐洞悉快书的诸般演唱诀窍，及广大农民听众的欣赏心态，从不甘墨守成规的他，决定要标新立异，让自己的演唱不落流俗自成一格。他首先感到伴奏钢板音量太小，难以形成强烈地急风暴雨的气氛，不能吸引听众并难与自己演唱格调和谐，所以他保留了唱落子时已经熟练使用的大竹板，从大小粗细不同的木梆和木鱼能够发出高底不同的声响受到启发，经过反复实验终于找到缩小竹板的合适尺寸，使它能够发出清脆的类似板鼓的声音，与大竹板沉重响亮的声响配合，出现了比较理想的反差效果。乐器改造好后，他又参考高调梆子开台锣鼓点，经过不断实践演化出说书用的开场大过门，并压缩钢板点法用两页小竹板打出间奏小过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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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四页竹板配合，效果非常火爆，令人耳目一新，听众无不叫好。“于派”竹板快书因而由此奠定了基础。
竹板伴奏创造成功后，于传斌进一步发展“武老二”的粗犷风格，在杨凤山、马玉恒等演唱风格的基础上，求得与自己艺术追求相应一致的发展。他主张师法自然，不事雕琢，根据演唱内容自由发挥。他唱过大鼓、落子，有着长期艺术实践经验，和深厚的农村生活底蕴，演唱起来看似随意性很强，其实一切均在规矩之中。他身材高大，曾练过拳脚，动作架势豪放洒脱，听众说他大眼一瞪跟两个酒瓯一样。他唱板结合严密，字如串珠，演唱从不惜力，动作夸张，一回书下来褂子湿半截，模仿趟镣、崩镣形象逼真，表演抬轿时大板往肩上一搭，合扇合扇的几步动作更是令人叫绝。他习惯伸出两个手指比划着唱：“这个点儿，这个点儿，来了好汉武二郎。”有人夸他整个演出，就像一幅大写意的英雄图，浓墨重彩，酣畅淋漓，气势恢宏，看后令人尽吐郁闷之气，心胸为之一快，印象深刻，久久难忘。于传斌的快书表演中，充满了强烈的爱与恨，他说到武二郎等英雄好汉时，从气质、声调、语言、面部表情和动作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他对英雄人物的敬仰与钦佩；说到李家五虎、方豹等人物时，又表现出咬牙切齿的痛恨与鄙视。他表演时精神饱满、吐字清晰、嗓音洪亮，把作品中的人物活灵活现的展现在观众面前，非常强烈的唤起人们的共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于派”山东快书已经达到成熟阶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于传斌在陶城镇说书结识了姑娘徐凤英，与之结婚，生有三女一男，于传斌也便用其竹板说唱艺术养家糊口。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他携妻女转遍了大半个山东，后把妻女安置在家。虽然于传斌生有一男三女，但由于家贫，家境惨然。儿子小时生病成为哑巴，后修水库得病感染医治无效而死；大女儿嫁到邻镇，由于丈夫虐待，跳井身亡；二女儿随丈夫远赴天津；小女儿嫁到同乡。于传斌的夫人徐凤英在于传斌去世后随二女儿去了天津。
1947年于传斌由老家带领大徒弟高庆海去济南，经长清逗留数月，后进入济南演出直至去世。
于传斌一生清贫，晚年染上酗酒习惯，同时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住在徒弟张庆海家里，靠其服侍起居，照顾晚年。1952年，于传斌因饮酒过量，夜间自吊铺摔下，殁于济南人民商场书棚内。张庆海便把于传斌遗体送回洪范老家，进行发送。
于传斌虽离世，但他创立的“于派”竹板山东快书却流传甚广。
二、于传斌的演唱特点
于传斌演唱与别人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第一、于演唱不打钢板（铜板）伴奏，而是打四块大小竹板，打的伴奏点是戏曲中的锣鼓经，有着非常强的音乐感，竹板声音清脆悦耳，花点繁多，节奏感强，给人非常好的审美享受。而他在演唱开场前先打一阵竹板，观众不断叫好，打完竹板接着收钱，收完钱才开口再唱，就像唱一回书目后，收一次钱，然后再唱一样。打板收钱，是其他快书艺人所没有的特色。
第二、甩辫子盘头，这是于传斌的高超技巧。于传斌曾留过大辫子，由于杨凤山是大辫子，被称为“杨大辫子”，所以于传斌不能和自己的挚友“抢名号”，后来他剪成了小辫，便有了艺名“于小辫”的称呼。但他在留有大辫子时，演唱过程中说到兴奋处，把头一甩，大辫子顺势一圈一圈盘在头顶上，然后他用手抓住辫稍，把辫稍在头顶掖住，整个动作一气呵成，非常漂亮，能引起观众热烈掌声。
第三、于传斌身材高大，曾练过拳脚，身上功夫厉害，演唱过程中，动作架势豪放洒脱，跳转、飞脚，十分到位，异常优美。
第四、于传斌在演唱时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特点，那就是说书时不喝水，身后有一张小条桌，桌上放着一壶酒和一小撮花生米，他演唱前把一粒粒的花生米捻去皮，分成两瓣，再把每瓣一分为二，掰成更小的粒，观众不仔细瞧，根本看不出是花生米。演唱中随着说唱动作一回身的同时，一小粒花生米已入口中，手法之快让人叫绝。既不耽误打板和动作，也不耽误说唱。当起了大的包袱或中场休息，他不像别的快书艺人演员一样喝水润嗓，而是拿起身后条桌上的酒壶，以酒润嗓。
第五、于传斌有一门绝技，在说到武老二时，他把竹板往腋下一夹，腾出两只手，伸出食指和中指，两个有神的大眼睛盯着这两个能弯成三道弯的手指，配合着台词，把武二郎的英雄气概表现的淋漓尽致。三道弯是两个手指和常人一样自然半弯曲，但指尖一节却能向上呈反方向弯曲，他的这门手指三道弯，其他人包括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