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鼎(1901—1948) 字禹铭。山东省安丘市万戈庄人。幼年家贫，由外祖母供应上学，先后就读于安丘德育中学、潍县广文中学(今潍坊二中)和齐鲁大学。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专业。1930年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任职。其间，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安阳后岗等著名遗址的发掘。1933年赴英国留学，1937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云南、四川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齐鲁大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和图书馆主任等职。
吴金鼎一生中有著作《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平陵访古记》、《摘记小屯逸西之三处小发掘》、《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中国史前陶器》等等，其中1928-1929年的平陵考古可以说是吴金鼎田野考古的起点，此后他从1930年开始加入史语所工作，到1948年其不幸因病逝世的这十几年时间内，他的考古足迹遍及山东、河南、云南、和四川各省，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的，主要有三大范畴：1、对龙山遗址的发现及城子崖的发掘；2、对中国史前陶器的认识和评价；3、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开拓。
1、龙山文化的发现及城子崖的发掘
一提到龙山文化，便能想到黑陶文化，他是吴金鼎先生在1928年于山东省章邱县进行调查时，在龙山镇以东武原河畔称为“城子崖”的台地上，发现了这个遗址，知道它自成一文化系统，与中原及西北的彩陶文化是不同的。随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及刘屿霞对城子崖进行了发掘，并编著了考古报告集《城子崖》。此书虽是众人合力之作，但是纵观全书。吴金鼎对这一报告有极大的贡献，此书共有七章，吴金鼎就独自撰写了第二章《城子崖地层之构成》及第四章《陶片》，与别人合写的有四章。
该书中的大部分初稿是由他所预备出来的，由于他是发现者，所以他的田野工作十分卖力，他对考古工作的专注、热诚和贡献是不能忽略的。正是他发现城子崖，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才得以正式出现在中国考古学的领域内。在城子崖的两次试掘中，吴金鼎采用了当时已经是很具水准的发掘技术，对现象的处理得非常精细。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城子崖黑陶文化层的发现更具有震撼的影响力。因为当时的中国的考古学界，正在为中国文化的起源及中国文化西来说争论不休。不少考古学者认为中国河南省发现的彩陶与西方古代文明所生产的陶器纹饰相似，便断定仰韶文化是源于西方或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而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也是由西至东传播而来的。这种说法虽然受到不少的质疑，但在没有考古证据支持下，中国文化西来说仍然十分流行。然而当吴金鼎在山东发现一个全新的文化遗迹后，发现该遗址的先民所能制造出来的精美的陶器，虽年代比彩陶要晚，但却与河南省小屯村发掘出土扩批殷商文化，在年代承传上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吴金鼎的发现，不但为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考古学者打了一支强心针，同时激励了更多考古学家探求中国文化的起源，为中国考古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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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中国史前陶器的认识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吴金鼎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贡献，是带着这些经验，为中国史前陶器及陶片作“每进一步”的研究。吴金鼎对中国史前陶器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中，《摘记小屯迄西之三处小发掘》和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两文中。而其中以《中国史前陶器》更为精辟。
《摘记小屯迄西之三处小发掘》为其1932年6月写成，是吴金鼎对自己在殷墟参加的两次发掘的初步体会，他在侯家庄高井台子发掘后，将仰韶期遗存与龙山期遗存进行比较，结果他认为仰韶期的彩陶极小，颜色单纯，形状简单。骨角器以天然材料略加磨修而成，没有蚌器，石器也极为单调。反观龙山期遗存有刻纹黑陶，骨、蚌、石器皆有之，形制也较复杂，并且有龙山式卜骨。吴金鼎由此推论，龙山文化校仰韶文化有进化。
英国留学期间，吴金鼎尝试从陶器生产的技术角度对高井台子的出土陶器进行比较。遗址所出的红陶对比仰韶陶器时，吴金鼎认识到：甘肃青海之彩陶其形制实与山西河南所出者不同。二者究竟是否一种文化，实尚有问题。遗址所出的黑陶对比龙山陶器时，吴金鼎又指出，高井台子之黑陶，即有数方面与山东龙山之黑陶不同。这些分析方法和宝贵经验，均为其撰写中的博士论文注入了新的元素。1938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在伦敦出版成书，这亦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研究中国史前各地区陶器的专书。此书虽然只是对陶片进行了分析，但其目的是要凭借实质的考古证据，解决当时考古学界争论不休的中国文化起源问题。
1928年他在山东省章丘县进行调查时，在龙山镇 <
http://baike.so.com/doc/5337130.html>以东武原河畔称为“城子崖”的台地上，发现了这个遗址，知道它自成一文化系统，与中原及西北的彩陶文化是不同的。1930至1931年史语所便请吴先生和考古组主任李济先生等人，一同去进行两次的发掘，这两次的收获，后来由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及刘屿霞编着了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城子崖遗址上层为东周时代遗址，下层是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该遗址被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山东龙山文化”，或称典型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开创性意义，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1931年春吴金鼎与梁思永同到安阳参加殷墟第四次发掘。最初他们同在小屯工作，为了发展更美丽的远景，他们于四月离开小屯，分别向东西寻找他们的理想地点。梁思永向东选择了后冈遗址；吴金鼎向西选定了四盘磨遗址。这遗址现象单纯，结束发掘后，他便带着工人东来，帮助梁先生工作。隔年春，吴金鼎到河南安阳参加殷墟第六次发掘，仍执意寻找新遗址的计划，但都不理想。之后，他往鲁南，获凤凰台龙山期遗址一处，鲁都、胜城等周汉遗址六处。他又到鲁东调查，获昌城、于陵等周汉遗址，参观了潍县制造铜器工作。他的足迹，差不多走遍山东全省，在当时也是知道全省考古遗址最多的第一人。
1933年秋山东省政府派他前往英国伦敦大学进修研究，在留英期间以英文写成了一部《中国史前陶器》（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 Kegan Paul, London, 1938），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史前陶器最详细的参考书。为了做这研究，吴先生翻遍了所有中国史前陶器的书藉，观摩了几万片已出土的陶片实物，还特地在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此外，吴先生利用在国外的机会跟随英国考古学家泰斗彼待教授(Prof.E.W.Petrio)到巴勒斯坦进行发掘工作。
3、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开拓
1937年吴金鼎荣获博士学位回国，史语所已迁至长沙。虽值敌机轰炸，但他在十二月间仍与梁思永等调查小吴门及北关外。来年他随史语所迁往昆明，继续他的考古调查工作，十月间中研究史语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合作成立苍洱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为团长，王介忱（吴夫人）及英国考古学博士曾昭燏小姐为团员，从事大理及洱海一带的考古工作。在吴先生主持下开了“女性考古”的先河，曾、王二位女士在大理一带，指挥马龙、佛顶甲、龙泉等七处遗址的发掘，在这地区没有男人下田工作，发掘的工人都是女性，造成了考古史上的新纪录。他们把这一带的工作写成《云南苍洱考古报告》，这本报告很特殊，插图都是用木板刻印的。
1941年春因滇缅公路吃紧，史语所由昆明迁往四川 <
http://baike.so.com/doc/2871728.html>，中央博物馆、营造学社也都迁来，这三文化团组织川康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任团长，从事川康境内考古工作。此时发掘经费拮据，这是考古最艰困的阶段，吴金鼎尚能乐于处之。
琴台整理工作团是吴金鼎最后带领的考古工作，结束后，他不但离开了史语所，也离开了考古。他觉得抗日比考古工作更重要。抗战胜利后，他应母校之邀回齐鲁大学主持复员工作，同时兼任多职，自喻“到济后如力挽之牛”。复员事情办妥后离校去“挖古”是他的梦想，但当后来他被证明患上无法可治的胃癌后，这梦想终未实现，在他四十八岁的1948年9月18日便长辞人世了。其主要著作有：用英文写成的《山东人体质之研究》（1931）和《中国史前的陶器》(1933)，以及与他人合写的《城子崖》(1934)和《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194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有他的事迹介绍，称他是最有成就的现代考古学家之一。他没有后代，留给人们的只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