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和散文的区别及骈文、骈赋、律赋、散体、文体赋的一些流变关系：
　　一、骈文和散文的区别：
　　骈文曾经流行于中国文坛一千八百年，有过辉煌的业绩，也遭到众多的责难，可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然而五四以后似乎消声匿迹了。很少有人写作和研究，一般文学史避而不谈，即使提到亦多谥为“形式主义”、“唯美文学”，几乎毫无价值，人们渐渐把它淡忘了。
　　但近一二十年来，骈文逐渐又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虽然比不上古代散文和辞赋研究之盛，总算在学术论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了。正因为长期不受重视，研究者对骈文的认识自然难于一致，某些概念理解和使用不同，有些新的观点尚待深入。为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引起学界对骈文的关注。
　　（一）骈文的名称：
　　究竟什么叫骈文？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罗列出二十五种，莫道才《骈文通论》归纳为十三项。我以为，其中使用比较普遍而且比较恰当的是骈体文和四六文。骈文是骈体文或骈俪文的简称，四六文可简化为“四六”。
　　有不少人把“丽辞”、“丽语”、“偶语”、“俳语”当作骈文的代词。准确地讲，它们是指对仗、对偶，属于句式和修辞方法，并非专指骈文。有人认为，《文心雕龙·丽辞》篇是讨论骈文的。其实该篇主要从修辞角度立论，所举对偶句例，有诗，有赋，有文，并不属于文体论。有人称骈文为“美文”、“贵族文学”、“庙堂文学”，那是对其性质的评估，而非科学的定义。
　　骈文在梁陈时叫做“今文”，唐宋时叫做“时文”，皆相对于古文而言，意思是时下流行的文体。有的古人称之为“六朝文”，未免以偏盖全，无视当时还有非骈体文存在。
　　如果下定义，可否说，骈文是以对偶句为主介乎散文与韵文之间的一种美文。
　　这句话包括三点：
　　1.以对偶句为主，这是骈文本质所在，舍此不成其为骈文；
　　2.对音律的要求在散韵之间；
　　3.讲究辞藻华丽的美学效果。
　　从文体角度考察，骈文、散文都是就其语言方式的大致概括，古人并没有当作具体的文章类别来使用，它们的名称出现都比较晚。“散文”一词最早使用于南宋，与之相对的是“四六文”。 “骈文”一词使用于清代，与之相对的是“散文”或“散体”。以“四六”作为骈文专集之名始于唐末李商隐的《樊南四六》，继后，北宋欧阳修、夏竦等人亦将其所作骈文列为专集以四六名之。
　　南宋始有专论骈文的著作如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 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与诗话词话同列。然而，四六文并不完全等于骈文。六朝前期，骈文多用四言单句对。梁陈以后，多用四六言隔句对。唐代骈文以四六为正宗，宋骈爱用三句以上长联，清人也有学魏晋之四言骈体者。所以，后来的“四六文”实际上是骈文的概称。
　　明代以前，有骈文别集而无总集。明代出现不少四六选本〔3〕，多为公私应酬文字。以王志坚《四六法海》较有学术价值，该书起魏晋止南宋，名取四六法式汇编之意，但并不限于四六对偶之文。清代骈文总集有：李兆洛《骈体文钞》（起李斯止隋陈，编者主骈散合一，故所选并不都是骈体）、许梿《六朝文絜》（专收南北朝短篇骈文）、王先谦《骈文类纂》（起屈原止清末，历代皆选，是目前收文最系统的选本）。
　　此外有：陈均《唐骈体文钞》、彭元瑞《宋四六选》、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张鸣轲《国朝骈体正宗续编》等等。清代仍有人以“四六”命名骈文专著，如陈维崧《四六金针》、孙梅《四六丛话》、李渔《四六初徵》、陈云程《四六清丽集》等。五四以后，学界通称骈文。
　　有人认为，骈文最早的名称是连珠。连珠是一种微型文体，始于汉，盛于魏晋，绵延于唐宋明清，有其独立的发展历史。它对骈文形成有所启发，但并不等于骈文，也不是骈文的源头。西晋傅玄《连珠叙》说：“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彻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
　　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连珠与骈文相似之处在于对仗和用典。不同之处是，连珠尚不成其为文章，每首仅几句话，表述一个简单的命题，只能算文章片断。是当时文人为模拟奏章而作的练习，故每首皆以“臣闻”开头。常常许多首连在一起，但意义互不连贯。若比之现代文体，颇接近散文诗。至于真正代表骈文初始的文章，如蔡邕《郭有道碑》，仲长统《乐志论》，与连珠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
　　(二)骈文的界定：
　　清代骈文号称中兴。骈文家为了与古文家争地盘，极力主张骈文自古有之，一些骈文选本把入选范围搞得很宽，以壮大骈文声势。有的现代学者承袭清人，竟主张，“凡不涉（唐宋）八家藩篱者，皆不得不归之骈文之列。……古文既不足以概散文，则骈文当包括汉魏赋家，以迄于宋四六，乃至近代似骈非骈之应用文字，亦皆在其中。”〔4 〕这种说法，从文体学看并不科学，必须加以厘清。
　　1、骈文和散文：
　　如前所述，以对偶句（骈句）为主的文章叫做骈文。与之相对，以非对偶句（散句）为主的文章叫做散文。作为句式来讲，骈散自来并存，往往互相搭配，自由组合。散文中可以有少量骈句，骈文中可以有少量骈句。散文骈文之分不在骈偶对仗之有无，而在其数量多少。说骈句自古有之是对的，说骈文古已存在则不妥，因为句子不等于文章。
　　某些清代学者（如阮元）从《尚书》《周易》《诗经》等先秦古籍中搜集一些对偶句子，就认为那即是骈文了。他们是混淆了文体与句式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现当代研究者有时也没有区别清楚。于景祥《唐宋骈文史》把相当一批以散句为主的文章，
　　如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袁家渴记》，范仲俺《岳阳楼记》、《严先生祠堂记》，李纲《议国是》，岳飞《五岳祠盟记》，皆当成骈文。这些作品，不但当代选家视为散文代表作，清代各种骈文选本亦未见收录。于先生也许是看中里面有少量对偶句子。倘若有对偶即为骈文，恐怕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章皆可算作骈文了。
　　应该指出，骈文和散文的区别，不仅在于对偶句的多少，还在于文章风格的追求。明王志坚《四六法海》“总论”说：“古文如写意山水，俪体如工画楼台。”现代学者钱基博指出：“主气韵勿尚才气，则安雅而不流于驰骋，与散文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则疏逸而无伤于板滞，与四六分疆。”（《骈文通义》）台湾学者张仁青说：“散文主气势旺盛，则言无不达，辞无不举。
　　骈文主气韵曼妙，则情致婉约，摇曳生姿。”这些见解相当精辟。张氏又说：“散文得之于阳刚之美，即今世所谓壮美者也；而骈文得之于阴柔之美，即今世所谓优美者也。”“散文家认为文章所以明道，故其态度是认真的，严肃的，盖以文章为经世致用之工具也。……骈文家之见解则以文章本身之美即为文章之价值，故其态度是淡泊的，超然的，盖以文章为抒写性灵之工具也。 ”
　　如此概括恐未必尽然。骈文中并不乏阳刚柔之美如骆宾王《讨武氏檄》，散文中也有擅阴柔之美如晚明小品。骈文亦可经世致用如陆贽，散文亦宜抒写性灵如公安竟陵派。究竟如何从美学上探究骈文与散文的不同，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课题。
　　2、骈文与辞赋：
　　研究者大致有三种意见：
　　(1)骈文包括辞赋，
　　(2)不包括，
　　(3)包括骈赋而不包括其他赋体文学。
　　我认为，辞赋与骈文是并存的两种文体，各自有其独具的特色和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在古代文体分类中，赋从来自成一家。在当代赋学研究著作中，辞赋并不隶属于骈文，骈文亦不被视为赋体。二者有交叉关系，那就是六朝骈赋。至于汉晋大赋和抒情小赋，唐之律赋，宋之文赋，都不宜算作骈文。
　　骈文与辞赋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从修辞看，骈文以对仗为主，辞赋以铺陈为主；从句法看，骈文以对偶句为主，辞赋以排比句为主；从音律看，骈文有时要求平仄而不求押韵，辞赋除平仄外还要求句尾押韵；从题目看，绝大多数的赋以赋命题，骈文则没有固定的文体标志；从功用看，辞赋用于描写与抒情，骈文除此二者还可议论并充当应用文。
　　铺陈是指对事物或现象的方方面面作周详的描绘陈述。排比是指三个以上句型相同句意相近的句子连续使用，是实现铺陈的手法之一。如果只有两个句型相同句意相近的句子，那往往是对仗或曰骈偶，而不能叫排比。排比是对仗的增加，对仗有时是排比的组成部分。辞赋以排比为主，也不乏对偶句；骈文以对偶句为主，也可用排比句。
　　姜书阁《骈文史论》认为“汉赋尚未成为骈体，只是骈之初始而已。”这是对的。但又主张律赋应归骈文，似欠斟酌。于景祥《唐宋骈文史》把散体赋（即文赋）的代表作《秋声赋》、《赤壁赋》等当作骈文，未免过宽。不但当代各家骈文选本没有先例，古代骈文选本亦罕见。
　　骈文和赋的界限，古代骈文家在写作中是意识到了的。如陆机《豪士赋》、庾信《哀江南赋》，前有序，为骈文，序之后才是赋的本体。只要读过这类文章，就不难发现其间的区别。序不押韵而赋押韵，序句参差而赋句整齐。如果说序是骈文，赋也是骈文，无视二者的界限，无论解释古代作品或是面对今天的读者恐怕都讲不清楚。
　　清代及台湾有些骈文选本往往兼收骈赋，那属于“从宽处理”。如同清代古文选本以散文为主也往往收少量骈文及散体赋一样。这表明古今选家文体概念有时可以适当放宽而不拘泥，并不能证明骈文、散文和赋之间没有确定的界限。古人若主张“从严处理”，骈文亦可不收赋，如王志坚《四六法海》、李兆洛《骈体文钞》、陈均《唐骈体文钞》等是。
　　二、骈文、骈赋、律赋、散体、文体赋的一些流变关系：
　　（一） 骈赋骈文的音律流变：
　　以偶对为文的手法，其源起可以追溯到前秦文。那时期已可以见早期偶对的文字形式。如《道德经》中的“虚其心，实其腹， 弱其志，强其骨”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论语》的“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大学》的 “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从这些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早期的“偶”句形式。
　　需要重视的是，后期成熟骈句的阅读节奏与这些早期“偶”句的节奏非常接近。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并且骈文骈赋乃至律赋中有关段“提引”、句“引发”的部分，如“是故、然则、若夫、而后、于是”等等词语，无疑皆是直借或鉴变于这些前秦文章。可以这样推断：赋，确实与前秦文的句式与阅读习惯有莫大干系。若说赋的比兴铺陈出自《诗》与《楚辞》的话，那其句式则与前秦文有大关系。
　　但要达到后世所公认意义上的“骈偶”，需要有相对规范的韵书做基础。因为没有韵书，实无法在一个统一的层面上规范音律。我国家的音韵体系大抵分为“上古音系，中古音系，近古音系”。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古音系”。反切注音法的出现是“中古音系”的发端，其代表为《切韵》。而反切注音虽在东汉末初见端倪，但真正“大行”是在六朝，成熟在隋朝。而在反切、四声出现之前的时期，则归为“上古音系”。那时因为缺少科学而准确的注音方法，四声未全，上古音系汉语的声调到底有几类，至今尚无定论。如《说文》《字林》之类，只是区别形体字意。也就是说，在六朝出现“反切注音法”与发现“平上去入”之前，是不可能在“声律”上做到“偶对”的，大不了只能按字意偶对。实事上，汉赋的偶对也确实是如此。
　　而后的，真正与文学创作挂钩与有关声韵规范的《声类》《韵集》《四声切韵》之类初级韵书的出现，才是点燃了“音律”对偶的火种。 “四声”被归纳，随后“八病”说的兴起，让整个六朝时代的文学为之沸腾，真正意义上的骈文骈赋便正式出场了。那时期的文人，几乎无人不写骈文或骈赋。但由于那时期的韵书多且杂乱，如《声韵》《四声韵林》《韵集》《文章音韵》《五音韵》《群玉典韵》《韵略》《音谱》《四声指归》《四声切韵》等等，竟不下10数种之多。这些韵书的具体内容到后面几乎全部失传，故要想将六朝骈文骈赋考证到具体的部分上去，是不现实的。加之六朝只是“音律”发展的萌芽阶段，故那时期的骈文与骈赋虽已具备平仄与韵律上的基本要求，但离完善与真正规范还差一步。由声律的规范，到4,6句式的规范， 六朝奠定了骈文与骈赋的句式基础。
　　一直到隋朝，陆法言的《切韵》出现之后，很快终结了六朝“有韵并杂”的现象。《切韵》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既承六朝之先声，亦启千年之后调。随之其后的《唐韵》《广韵》及后的《集韵》与《平水韵》等等莫不是根据《切韵》而来。《切韵》的出现，开启了真正的“格律”时代。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关系，韵书越规范，音律上亦越规范。
　　（二） 律赋与骈赋的关系：
　　毫无疑问，律赋与骈赋有传承关系。律赋大抵出现在初唐，最早期的律赋已不可考，目前所见的最早的是王勃的律赋作品《寒梧栖凤赋》，其题韵字（也就是限韵字）是“孤清夜月”——即按这四字的韵部用韵，并且这四字亦必须使用在韵上。
　　通篇赋仅仅200多字。这样既限了韵，又篇幅短小，且属对工切的赋，对于初唐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王勃的这篇律赋作品，虽然在音律上比六朝骈赋大为规范，但其句式还是以“4,6”为主。另一些句子已见散文倾向（中唐后归纳为“漫句”）
　　虽然律赋与骈赋有传承关系，但后代人论赋体划分时，皆无一例外地将律赋与骈赋分述别论。考其原因无非有三。其一是体例上，律赋有限韵的特点。其二是唐人对于骈赋的句式加以了开拓，并为句式的划分与使用找到了声律理论。其三是立意主旨上强调“为世所用”。所以说，无论是研究学者也好，还是初学者也罢，皆是将骈赋与律赋区分开来加以研究学习的。并且唐以后的骈赋与骈文，其声律与句式，非常明显地吸取了律赋的一些优点。其实是相互交叉影响的。
　　（三） 文体赋的一些浅说：
　　文体赋的发端是受唐“古文运动”的影响，这点几是公论。由于唐时韵书与音律学已经成熟，所以文体赋在需要使用骈偶的句法上要比散体赋规范些。而整体上来说，带有浓郁的前秦散章风骨。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一些汉赋手法。比如设问作答，但是却比汉赋要灵活许多。所谓文无常式，所以若一定要将文体赋划一个大框框小框框出来的话，反到是一种“狭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