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的战争(外一章)
作者：姜佃友
大概是2000年前后，母亲老说眼眶子疼，眼睛发涩发胀，头也隐隐作疼。检查来检查去却查不出症结所在。后来姐姐偶然发现母亲的颈椎处比一般人略高，其时母亲已有脖子转动不灵便的倾向，一拍片，原来是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的缘故。
从此，母亲，不，是全家人同骨质增生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一打就是八年。八年的时间，简陋的小米加步枪把装备精良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都打跑了，而今我们用尽了各种办法，母亲的颈椎却未见好转。相反，那个一家人千方百计让它消失的隆起却越来越饱满，越来越高耸——这明目张胆的挑衅让我怒目圆睁，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
透过隆起的颈椎处，我分明看见一条蜈蚣一样的蠹虫，正把毒须伸向母亲的奇经八脉，一点一点地吸取着已经不多的精气。母亲老态龙钟的生命被它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母亲的身体一点点干瘪，维持生命的精气神，正竭力苦撑着最后一方小小的阵地。
“你们别管我了，什么时候活够了什么时候算完。”母亲垂头丧气地安慰着我们兄妹四个。
我的心刀绞一样的痛。不，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我养我的母亲就这样被轧干，我要斩断那只伸向母亲的罪恶毒手。
刚开始，我选择的武器是膏药和外用药水。麝香透骨膏、石虎膏、骨刺膏、鹳草膏，霍氏祛痛液、骨质增生外敷灵，还有各种各样黑乎乎的民间狗皮膏药——2007年5月底我还在北京时，看到北京电视台播放一种“吾泰”牌蚂蚁透骨膏的广告，当即买了两盒寄回家。妹妹回信说天太热，贴不住，只好等到天气转凉时再用。后来想想，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效果。这些膏药和药水治疗一般的筋骨扭伤消肿止痛尚可，对母亲铁疙瘩一样的颈椎增生爱莫能助。它们像清凉油、六神水，只是让母亲暂时感到一阵清凉罢了，尔后疼痛又反扑过来，如滚滚海潮，似凛凛朔风，以更锐利的长矛戳刺着母亲的筋骨。
但是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后来就给母亲内服消炎消肿化淤的西药和中成药，什么芬必得、万通筋骨片、布洛芬、抗骨质增生丸、天麻丸、舒筋活络丸、虎潜丸——这些药电视广告一律做得一言九鼎，无不是药到病除，效果百分百，数个疗程下来，未见丝毫好转。有些还适得其反。虚假广告真是害死人，真恨不得把厂家和那些做广告的名人主持人撕个粉碎，打他个稀巴烂。
后来就双管齐下，外贴内服。各种白色的药片和黑色的药丸用过无数，可它们的尖牙利齿，不但啃不动铁疙瘩一样的增生，还把母亲的胃侵蚀得千疮百孔。母亲揉着心口窝，摆摆手有气无力却恶狠狠地说：“罢罢罢，由它折腾去吧，大不了和它同归于尽。”母亲说这话时充满了对生命的无可奈何和对增生咬牙切齿的仇恨。如果增生是摆在眼前的一样东西，不管是铁还是钢，母亲一定饿虎一样扑上去，把它生吞活剥置之死地而后快。
听说做手术效果不错，大家都劝母亲试一试。方法是把皮肉割开，用锋利的刀片把骨刺一点一点剔出，可以维持好几年不发作。母亲不答应。一开始她心痛钱：“啧啧啧，就这么个小手术要花一万多，那得几年才能挣回来呀?”兄妹四个闻言一齐“讨伐”她：就是花个五万六万的能治好了，也值得!是呀，母亲才六十来岁，正是安享晚年的好时候。而且兄妹四个都知道“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即使花再多的钱也值得。一家人好不容易把母亲的思想工作做通了，说是等天凉了就去动手术，从济南请个专家来做，放心。可是过了没几天，母亲又反悔了，死活不愿意去。原来她打听到邻居的一个远房亲戚，前几年曾动过这种手术，结果碰到了神经，人瘫痪了。母亲这么一说，兄妹几个都沉默了。这下没法子劝了，要是万一真有个好歹，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罢罢罢，还是采取保守疗法吧。
兄妹几个都成了药店里的常客。一向最讨厌广告的我对每一条治疗颈椎的信息紧追不舍，还专门买了个小笔记本，一字一句把那些广告地址和电话牢牢记下来，打电话询问，登门造访，上药店咨询，把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药盒子走马灯似地往母亲家里拎。给母亲一遍遍解说用药的剂量和方法，不厌其烦。如果是膏药，我会把毛巾湿了，给母亲擦干净皮肤，贴上。如果是外用的药水，我会亲自给母亲擦药，按摩，只有这样药液才能渗透肌肤，直达病灶。父亲向来跟母亲话说不到一处去，谁也不让谁，争来吵去五十多年了，常常是母亲要他向东他偏向西。一开始他对给母亲擦药这些琐碎的小事不屑一顾，可是这些活不是母亲一个人能干得了的，我每天往家跑，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父亲不忍心我一天到晚跑个不停，因为毕竟我还得工作，养家糊口，还得给孩子做饭，就渐渐接替了我。可是他自己动脉硬化、高血压、高血脂、风湿病，数病缠身都已经二十多年了，每天光吃药片就一大把，自己照顾自己也是勉力为之，这么辛苦实在是难为他了。
听说西安咸阳有种诊疗仪不错，姐急三火四地买了来，花了六百多元，却只是隔靴搔痒;看广告里哈慈五行针说得是头头是道，妹妹跑到专卖店里搬了一套，却也只能暂时去痛。
就连妹夫也加入到这场战争中来。去年他去新加坡旅游，看到有卖一种红色的铁树提炼油的，当地导游说是对跌打损伤、骨质增生有奇效，他当即大瓶小瓶的买了一大兜子。妹夫一向心粗，唯独这次心细了一次，哄得老母亲笑逐颜开。
我在北京工作的那几年，幸亏父亲没出什么大问题。他的浑身痛是多年连续吃药的副作用，想不到后来讨到一个民间偏方，竟然歪打正着，治好了。这是我在北京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记得听到这个消息的那晚，从不喝酒的我喝了半瓶二锅头，一连好几天头都痛，可是心里那个高兴呀，干工作也格外起劲。可是母亲的颈椎始终不见好转，它像空气一样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是我永远的心病。倘打电话知晓母亲这段时间无大碍，我便释然;一旦听弟弟妹妹说母亲最近病情加重，头晕眼花得厉害，我一天到晚便没好心绪，晚上睡觉睡不踏实，工作起来丢三落四，由此挨过老板的骂，遭过同事的白眼，也被罚过奖金。
母亲的颈处隆起，是我无处不在的痛。那丛微微的隆起，简直就是一座泰山，压得我连走路都无法轻松。我要是石敢当多好呀，泰山于我眼中不过是小菜一碟，举手一推，坚石顷刻瓦解。或者是哈利伯特也行，拥有一颗神奇的魔法石，关键时刻总能逢凶化吉，遇水搭桥，逢山开路，魔法石一举，母亲的增生顷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惜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一个连母亲的颈椎增生都束手无策的一介平民，一个文弱书生。我眼睁睁看着那座大山把母亲往土里压，土都埋到胸膛了，我眼里只能写满无奈和悲哀。真是悲哀呀，人类可以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却对小小的病菌无能为力。
在百度上打上“母亲的病痛”五个字，561000条信息一页一页展示着一个个孝子的赤胆衷心。“母亲的病痛我的心痛!”“谁能帮我母亲解除病痛重金酬谢!”“我给您下跪了，求求您去除我母亲的疼痛!”甚至有一个少女“辍学为母治病”，为了母亲的病“做什么都愿意”。 这些热辣辣的文字，这些蘸着血水和泪水写就的文字，除了让我唏嘘感动之外，还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我多么想把母亲颈椎上的隆起挪到我的颈椎上。我还年轻，我的肌体尚健康，还禁得起几番折腾。我还有时间，我能忍耐疼痛的折磨，我要慢慢地和它耗到底，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可是回过头来，我常常一个劲的后悔，后悔当初没有帮母亲多干点农活——要是多帮母亲分担一些辛劳，母亲的病也许不会这么厉害。
父亲在县城工作，一个月最多回家一趟，所有的家务活和农活就落到了母亲瘦削的肩上。大集体时，白天男劳力刨地瓜，女劳力割地瓜秧，分地瓜。天傍黑时，刨出的地瓜分完了，大人孩子一起出动往家搬弄地瓜。男劳力用小推车推，女人用肩挑，孩子或拉车，或看护着自家的地瓜堆。我那时还小，只能蹲在地瓜堆旁看地瓜，母亲推着小车，姐姐拉着车子，一趟趟往家搬。天黑透了，星星出来了，满山坡的灯笼亮起来。夜深了，灯笼一盏盏灭了，人家都搬弄完了，回家吃饭睡觉去了，戚戚黑夜里只剩下我们一家。猫头鹰阴森恐怖的叫声时不时响起，我抱着胳膊冷得瑟瑟发抖，而母亲和姐姐却热得呼哧呼哧直冒汗，湿衣服贴在身上。有时歇工早，就趁着天亮在地里把地瓜切了，晾晒着，等干了再收起来。可天五常，常常是地瓜干快干了，天却阴起来，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于是男女老少推着小车、拎着筐子急匆匆地往山坡地里跑，淋一身雨是常有的事。后来联产承包，土地成了自己的，犁地、耙地、送粪、打地瓜沟，这些重活粗话都要母亲亲自干。实在干不了的，母亲就跟别人搭伙，给人家牵牲口。要不就捎信让姥爷、舅舅们来帮忙。无数次，我前边拉着绳子，母亲后边推着车子，我看见窄窄的绳畔深深地勒进母亲瘦削的肩胛------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母亲的病就是那时落下的。
尽管我是个好孩子，可是在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赞许的眼光中，那些琐碎的小事却以另一种芒刺刺痛着我的神经。眼看着周围熟悉的人，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即使再保持一颗平常心，即使再看破红尘，我的心还是感受到了失落和不平的围剿。当时我三十来岁，正是干事创业的好时机，总觉得一肚子雄心壮志无处发泄。旧的阵地旧的模式已经不可能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我要寻找新的阵地方有可能把心中的落差降到最小。要开辟新的战场就必须走出去，就必须远离父母，这和孝道永远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
我知道孝道的核心不是金钱，不是物质，可在这个经济时代，金钱成了获取幸福的首要条件。享受不到医保的父亲每月只有八百元的工资，吃药打针去了一半，一旦发生意外住了院，那就跟修路搭桥一样，每走一步都得铺上钞票开道。因为没钱治病，白白死去的有多少?因为心痛钱或怕给儿女留下巨额外债而自杀的，又有多少?前年，我一个同学的母亲查出了肝癌，面对巨额医疗费用，两个而立之年的大人一筹莫展。同学在乡下教书，每月工资只发60%，养老保险还得自己掏腰包。同学的妹妹是一地道的农民，每年的收入除了维持正常的生活和两个孩子上学，所剩寥寥无几，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够手术费呀。可不给老母治病，自己的良心何安?人前人后亲朋好友那里该如何交待?
到底是母亲理解儿女的难处，在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她吊死在窗棂上。
每每见到这个同学，一个母亲无助的眼神就在眼前晃悠个不停。后来，我才明白，这成了我外出最直接的动因。
当我收获了勉强如意的物质，精神的痛却无时不在心肺里撕咬着，啃噬着，让本就虚飘的脚步愈发虚飘。我不禁重新审视起我外出的意义。当得知儿子的学习成绩日益下滑，这种撕扯达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一方面我收获了一定的物质，一方面我得到了精神的一定满足，另一方面我却抛弃了亲情和道义，逃避了责任——为人子的责任，为人父的责任。如果这两个方面都做不到，我枉为人子，枉为人父。没有金钱是不行的，但金钱并不是万能的。
我知道，在外漂泊的时间愈长，我获取的物质就愈丰富，我的眼神可能更加自信，我的腰板可能更加挺直。可我也知道，在外闯荡的时间越长，我在父母身上榨取的东西就会越多，比如父母脸上的皱纹和皱纹里的忧虑，比如父母佝偻的身子和无法踏实的睡眠。我在思念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牵挂着我。当我悟出这个浅显的道理时，一股无法遏制的燥热袭击了我——我要回家。我庆幸自己醒悟得还不算晚。
当我踏上回家的列车，当那座熟悉的房子映入眼帘，当我推开那扇熟悉的门，看见那条黑狗似曾相识的眼神，一股静静的温暖包裹了我忧伤的心。从此以后，我就可以像东汉的黄香一样，炎炎夏季为父母摇扇驱蚊，凛凛冬天给父母暖被窝。我就可以心无旁骛的与折磨父母的病魔，打一场结结实实的战争。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不敢保证胜利最终会属于这个有十多口人的家庭，但我敢肯定的是，父母一定是满意的，没有遗憾的。他们脸上、心里欣慰的笑，如同九月九的阳光一样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