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照耀下的高密东北乡
作者：王磊
一
岁次甲午立夏后的一天，我又来到高密的胶河疏港物流园区，这里就是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高密文学的圣地，一个全世界都魂牵梦萦的地方。我无数次来过这里，每次来，都要追寻一番来的意义，每一次我给出的答案都不一致。我知道我赶不上东北乡的节拍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让我们回到经典，倾听最原始的声音：“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当高密东北乡人口中司空见惯的“高密东北乡”成为一个文学名词，和陪伴着村庄的一条条白色大狗一道出现在《白狗秋千架》中时，莫言发现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阵地，让“高密东北乡”有了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的文学地位，从此成为一方文学的圣地。
当莫言试着从高密东北乡这条“破麻袋”里掏着一篇篇小说杰作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个自己生活了二十年的故乡，简直就是一个文学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条破麻袋，可真是个好宝贝，狠狠一摸，摸出部长篇，轻轻一摸，摸出部中篇，伸进一个指头，拈出几个短篇。”这些在莫言自诩时说成是吹牛的话，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大实话。从《透明的红萝卜》到《红高粱》，再到《白狗秋千架》，“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高密的风物开始主动为莫言的创作提供着指向和可能，民间故事、高粱、铁路、茂腔、剪纸、扑灰年画等一些高密元素，已经被他运用得无比娴熟，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青睐他的最大原因：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更是诺奖不失其世界级艺术水准的相当精确的评价。
莫言在汲取着高密元素的营养，同时，他又在刻意创造，或者说是发明着一个更为强大的文学共和国。他把全世界的山川人物、历史年代、风土人情、人文建筑、大事小情，通通又装进了“高密东北乡”这条用金丝银线织就的大麻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简直是创造了一个关于“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小宇宙”。
一个二十几岁的军人在思考，一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在思考，我的文学方向在哪里?带着这样的文学思考，莫言穿着崭新的军装跨上一列满是士兵的军列离开了，如同我今天再次的来。我来寻找高密东北乡最初的文学梦想，还是来寻找一个世界级作家最初的过往?意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来了。
二
我坐着早班车带着早晨清凉的空气穿过一些街道和庄稼来了，沃野平畴，平原腹地，除了朴实的房子，就是满坡的小麦和豌豆了。二十多年前，我这样来过，那还是电影《红高粱》拍摄的时候。我问过莫言老师的二哥管谟欣先生，我说二哥，当时拍摄《红高粱》电影时种植了多少亩高粱?二哥说，那时才种二十几亩，拍摄的镜头也不过是野合和炸鬼子军车的几场戏，活剥人皮的戏，虽然也是在高密拍的，但是并不在高密东北乡，而是在高密的王吴水库边上拍的。时隔26年的电视剧《红高粱》所有的外景都是取自高密东北乡，高粱的种植面积达到了3000多亩。陪同我的是当地政府的研究室主任郭星月，一个拥有天空的人是何等的幸福，我不清楚，但是一个可以朝夕陪伴莫言家乡的人，是幸福的，一个见证了电视剧《红高粱》拍摄的人，是可以让人羡慕一下的。在他的指引下，我先是来到了电视剧《红高粱》拍摄基地，参观了单家大院和位于一片红高粱汪洋中的土匪老巢“花脖子山寨”。我体会着一部著名文学作品的视觉解读，这部已经诞生了二十八年的文学作品，会想到今天的结果吗?我困惑着，于是，我让郭星月给我找了两个见证《红高粱》电影和电视剧拍摄的人，一个我自己点名找了二哥管谟欣，一个还陪伴着老父亲在胶河旁守望着家乡的人，一个是叫做曹永禄的老人。
也许二哥不会理解红高粱地里的那些爱情，但是他告诉我：“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洗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这是小说《红高粱》里的语言，我爱着这份诗意的浪漫，而忘却了身边和现实中的萧杀。我不理解的是小说中还有这样的话：“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梁，每年都大量种植。”这句话还成为电影《红高粱》中的一句独白。我知道，高密东北乡人并不喜食高粱，只是当地贫瘠的土地只能种植高粱。
高粱也叫蜀黍或秫秫，是我国北方地区传统的粮食作物，草本植物，籽粒为红褐色，适应性极强，不但耐旱，又很抗涝，尤其适应盐碱贫瘠之地，是高密历史上曾经种植最广泛的粮食作物之一。高密地处胶莱平原，地势南高北低，在北部形成的大片涝洼区，每当雨季来临之际，洪涝严重，几乎所有的庄稼都泡在了水里。莫言的家乡所在的高密东北乡，由于地处胶莱河、胶河、墨水河、郭阳河、顺溪河等河流的交汇下泄区内，基本上是十年九涝。由于洪灾不断，导致土地盐碱化严重，除了为数不多的台田高地可以种植一些谷子大豆等作物外，就只能够种植既抗盐碱又耐旱涝的高粱了。
高粱根系发达、秸秆高大、种植较早，抽节拔穗之时，距七、八月水灾来临之际，尚有些时日，有生长的时间。而其它作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洪涝面前大部分会遭受灭顶之灾，颗粒无收。这时，只有高粱伫立于洪水之中，还会有部分收成，保证涝洼区群众的生活，也是当地百姓生存下去的希望。“高粱扛了枪，不怕倒了江”，是北乡农谚，说得就是高粱的抗涝特性。独特的地域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高粱生长的特性，使高密东北乡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红高粱的故乡。
站在高密东北乡的腹地，我想象着，春夏时，挺立身姿的红高粱们站成的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深秋时，那火红的高粱穗汇聚成东北乡血色的海洋。
三
对于小说《红高粱》，莫言说：“年轻时的我，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写起东西来毫无顾忌，大胆甚至野蛮。”这是他青春时期的写作样本，是突破文法规范的胆大之举。但在曹永禄老人看来，却是另一番样子。他先是回顾了《红高粱》小说的前世今生。
那是在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从济南和青岛两个方向占领胶济铁路后，高密也随即沦入敌手，为了全面控制胶济铁路和平胶公路，日本侵略者用武力强逼高密人民放弃春耕，强征民夫修筑公路和铁路，并四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日本侵略者的淫威面前，乡亲们没有屈服，他们纷纷行动起来，投身到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1938年4月，曹克明在高密西北乡组建起抗日游击队，转战到东北乡，寻找杀敌机会，在莫言老家的邻村——孙家口找到了伏击日军的最佳地形，决定在此组织一场对日伏击战。
孙家口北距平度县城70华里，南距胶县县城50华里，西南距高密县城60华里，正位于三县交界，国民党政府时代属平度县。孙家口正位于胶沙公路上，公路在村内约1华里，这1华里之内就有两个大转弯，公路由村北一座石桥出村，石桥宽2.4米，长40米，跨过胶莱河。这种地形使任何入村车辆必需放慢速度，而村内因防汛而构筑的较高堤坝以及民屋，更构成了良好的射击位置。1938年4月16日(农历三月十六)，日军5辆巡逻车通过孙家口开往平度。曹克明判定日军将于次日折回并再度经过，于是召集村民,宣布将在孙家口与日军一战，并请村民提供铁耙。孙家口居民的反应非常热烈，并有不少人自愿参战，铁耙送来之后三支一捆布置在公路上，齿尖朝上，作为阻止日军车辆加速驶离的障碍物。
这场战争在《高密县志》中有记载，1938年4月16日，国民党游击队曹克明部在当地群众配合下，于孙家口伏击日军汽车5辆，中将中岗弥高等官兵39名被歼。随后，驻胶县日军至公婆庙报复，杀害群众136人，烧民房800余间。
就是这样一片火红火红的高粱，密不透风的红高粱，让莫言年轻而聪慧的大脑意识到，这就是活该酝酿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和战争的猎场。莫言开始沉下身子来埋首挖掘那个他生活了二十年的母亲生他时流过血的“血地”。也许方志体的叙述方式，是要求这样的，简约明了，不枝不蔓，但莫言体的历史文学架构不是这样的，他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给读者的头脑中种起了一片横无涯际的红高粱，以此为背景，让一场爱情更加纯粹，让一场战争更加惨烈，让一个民族更加倔强，让一个时代永铭不忘。
据莫言自己讲，这个故事在他心里沉淀了几年，赶上他考上军艺，又碰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才真正“猛然撞响了我的灵感之钟”，用了两周时间，连写带謄完成后，给了当时的《人民文学》。小说发表了，可说是引发了当时文坛的一次地震或是海啸。接下来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张艺谋在高密种了上百亩的高粱，并拿到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
四
曹永禄老人是莫言的同学，当过小学老师，修过乡志，编过党史。他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基本上都是赤身裸体的，只是到了严寒的冬季，才胡乱地穿上一件衣服，我们的胳膊和腿细得像木棍一样，但肚子却大得像一个大水罐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东西吃，每天想的就是食物以及如何弄到食物。为此，我们和莫言一样想到了吃煤块的主意。感觉煤块越嚼越香，现在想想，一个是饿，一个是可能身体里面就是缺那种矿物质。儿时的莫言就有了不得的文学天赋，上小学的时候，莫言的成绩一直很好，作文尤其好。三年级时他写的一篇《抗旱速写》曾经被公社中学的老师拿去给中学生朗诵。
莫言老师自已也说：“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起来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公平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正是因为能够正视这种苦难，莫言找到了一把打开走向故乡大门的钥匙，也拥有了自己的翅膀和语言，能够用文学的方式在高密东北乡的上空，自由自在地飞翔。故乡留给他的印象，成为他小说的魂魄，故乡的土地与河流、庄稼与树木，飞禽与走兽、神话与传说、妖魔与鬼怪、恩人与仇人，都成为他小说中的内容
有专家就这样认为，莫言的写作一直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象征之一。他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旺盛的创造精神、汪洋恣肆的语言天才，以及他对叙事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的小说成了当代文学变革旅程中的醒目界碑。他从故乡高密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他笔下的欢乐和苦难，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
五
在莫言位于胶河南岸的旧居，我问二哥是高密的东北乡造就了一个文学的莫言，现在一个强大的莫言又在反哺高密东北乡，当时，莫言从高密东北乡带走了什么，才成就了一个强大的文学莫言?二哥没有告诉我答案，如同莫言旧居里的一对沉默的石磨，不声不响地吸纳着莫言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像保守着一个童年的约定，不肯给它身边的人们吐露半点讯息。
其实，我知道这里有莫言二十年的时光，有着他深刻的生命体验，他甚至在这里娶了美丽的邻村姑娘，生下了自己的宝贝女儿，完成了一个男人前半生所有的生命体验，更不消说曾经的饥饿和寂寞带给他的几乎不应该属于一个孩子的关乎人生的最初的思考。
莫言是带着自己人生前二十年高密给予他的经验和感受离开的故乡，然后在异地把这些经验和感受用反照的方式来发酵的，而且发酵期也是有几年时间的，开始时，他也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寻找，寻找坚持写作的理由和可能，寻找属于自己的写作风格，寻找写作的方式和内容。当莫言把自己的故乡当成自己的文学家园之后，他似乎找到了归属感。他说，写作时，我就是皇帝。是的，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他可以随意决定一个人物的生死，一件事件的走向，但他并没有让河水东流，让日头西升，他在发明着某种规律，却没有破坏自然的规律，他甚至没有让自己文学故乡的易风易俗，而是在传统的方式继续传统，而在内容上却进行了大胆的发明创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高密东北乡那个唤作“平安”的小庄和蛰居高密小城的那个并不宽敞的“一斗阁”，是他发明伟大小说的福地。通览莫言的文学作品，他在用自己从来不重复自己的方式进行着不断地更新，也在颇具体耐心地用文字对我们说着那些被小说陪伴或是陪伴小说时的光景。
六
在莫言的散文中，高密东北乡有道“会唱歌的墙”，一道用几万只瓶子砌成的墙，瓶口朝北，北风一吹，能发出亘古未有的音乐。其实，东北乡没有这样的墙，这也是他的一个文学创造，也是在讲故事了。但莫言又说，讲故事一旦变成一种职业以后，就不仅仅围绕一个故事来谈。用故事表达对人生、社会种种问题的看法。讲故事就成了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不惟可以有很宽阔的想象空间，最好的故事还可以让每个人都能够从故事里面看到自己。
其实，高密东北乡的确有道会唱歌的墙，那是一列文学的长城。高密东北乡那片火红的野高粱，成为点燃莫言讲故事激情的烽火台，连绵的城堞两边生长着茂密的红高粱、白棉花，一些亘古未有的美丽音乐，在寰宇间锵然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