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据点见闻
1942年农历四月十二日拂晓，临朐城里的日寇一个小队30来人和伪军300余人，攻打大谭马庄。大谭马庄地处通往王坟、西至淄博的要道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时驻有国民党游击队的一个连（赵益增部）。日寇为夺取这块战略要地，集中优势兵力，动用了重武器，向大谭马庄驻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先是用迫击炮向村内猛轰，炮弹横飞，村里顿时炸了营。老百姓扶老携幼，争相逃命，炮弹落入逃难的人群中，当场炸死3人，重伤1人；伴之以重机枪和“三八”式向村内射击。国民党的游击队，本来就是不抵抗的，听到枪炮声，一枪不发就逃到岭西宋家庄子（赵益增部的司令部驻地）一带。日寇顺利的占领了大谭马庄。日伪军一进村，端着上着刺刀的枪，挨门挨户搜游击队，翻箱倒柜，捉鸡弄畜，叫嚣呼喊。当时农户养的蚕，已到“四眠”,也都掀翻在地，被践踏破坏。有一个15岁的少女藏在厨房的草堆里，被日寇发现，惨遭强奸。一位80多岁的老妪，见日寇捕捉她的鸡，向前阻拦，被日寇一枪托捣跌在地上，昏了过去，硬是把鸡抢走。
日伪军占据大谭马庄后，在村的东南面圈了数十户民房，安上了伪军据点，驻有临朐县清乡队第三大队（实际是第三中队，为夸耀兵力，称第三大队），大队长张宪亭（淄博人）下令拆除据点周围50米以内的民房，挖堑壕，插鹿砦。一到日落，责令村民不得出户，伪军的巡逻队持枪横行街头，如有人躲避不及，即被抓到据点内，加以通八路（军）的罪名，吊打拷问，最后托保，以钱赎出。一时村内鸡犬猪羊绝迹（被伪军弄去吃了），人心惶惶，人人仰天长叹，国亡家破的罪，到何时是尽头！
修碉堡 扒民房 人人挨打
伪军为加固加高据点围墙，大肆拆除民房。先在村内号房子，伪军监工人员到各户查看，以土坯（那时全村民房，都是用土坯砌的墙）较新，能用，即打上记号，叫号房子。房子被号，就得拆除，把土坯用作修碉堡。于是，强拉民夫，扒屋扛坯。每人一次扛两个，扛着坯要快跑。伪军监工每距四、五十米一个，手持棍棒，路过他的跟前，朝屁股上打一棍。那时吃没吃的，身体衰弱，无大力气，有的扛了两趟，走起路来就趔趔趄趄，跑不动了，监工便恶狠狠地朝身上乱打，直打的奄奄一息。一天，我也被抓去出夫，干了一天，把屁股打肿了，十几天不消，行动困难。那一天，被监工打得只喘着一口气的就有七八人。回到家中，无钱无药医治，又加没有吃的，有的不几天就死去了。在民夫中暗暗地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黄皮狼（伪军），心真狠，拿着民夫不当人，牛马干活鞭打懒，民夫人人都挨棍，鬼子汉奸无人心，作到尽数命归阴。”
插鹿砦 做烧柴 林木遭殃
伪军据点周围安插宽2米、高5米的一道鹿砦围墙，便大肆砍伐林木。村里的林木砍伐完了，就下坡去砍伐。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有一独居老汉杀了自己院内的树，准备卖了换2斤粮食吃，被伪军发现，带着民夫，到他家抬树。老汉苦苦哀求：“我没的吃呀！老总，你行行好，留下我的树吧，我换二斤粮食活命呀！”“妈那X,不识时务！”伪军一边骂着，一边恶狠狠地朝老汉身上踢了两脚，踢得老汉昏迷了过去，强行把树抬走。一时间，村中的树木被杀伐得横躺竖倒，满村蓬乱。伪军执棍催伐，窜户串巷，吆三喝四，一片恐怖气氛。
大谭马庄是养蚕之乡，蚕茧是农民的经济支柱。1935年，国民政府山东省建设厅，以临朐为养蚕试点县，全县划分了十个指导区，各区成立指导分所，大谭马为第一区指导分所，派驻技师4人，传授植桑养蚕技术。坡下除明、清时期的古桑外，此时又从江南引来的良种——大叶桑，坡下桑树成荫。据当时估算，全村一百多户，每户平均产茧80斤左右（老秤，每斤合市秤1.5斤），全村共产蚕茧十二、三万斤。当时人们流传着：“要想吃饭，蚕茧顶一半”的口头语。伪军做饭、取暖的用柴，便对准坡下的桑树了，每天派民夫几十人到田间杀伐，由近及远，大小不留，三年的时间，把全村的桑树杀伐殆尽。老百姓看在眼里，绞在心里，谁人敢反对呢！?
户户住上了“太太”
伪军的老婆称“太太”.全村100多户人家，户户住上了“太太”.当时我家有七人，只有一口三间住房和两间厨房（矮且小），伪军强行把我家三间住房腾出来，住上了一个姓薛的“太太”,我全家七人挤在两间小厨房里。我的对门叔伯兄家住着三个“太太”.“太太”烧水做饭的用柴，由住在户供应，一旦供应不及时，或不顺他们的心，便遭到“太太”的打骂。更有甚者，吃水用水也由所住户供应，这可是一个大难题呀！那时由于天气长期干旱，地下水缺少，加上伪军无度挥霍浪费水，全村的五眼井，干涸了两眼，其他三眼井水也极缺，只能用偏桶（特制的）刮水，十几次才刮一桶水。好不容易弄点水来，“太太”洗脚洗布，泼洒倒撒，很快就踢腾完了。供应“太太”用水，就成了户主的一大负担。
伪军不光抢粮，还设卡抢水。有时，你在井上打水，伪军硬是把你的水抢走。村井的水已是远远供不需求了，村民就到朱堡村和殷家河村（距四至六华里）去担水，有时走到半路上，就被伪军的卡子拤了去，被押挑到大队部去。有一次我去殷家河村担水，由于体弱力竭，挑了两半桶水，当走到村头时，被伪军的卡子拤住了，押送到大队部。家里急等着喝水，我回家向母亲说水被伪军拤了去，我母亲一听急得掉了两行眼泪，说着拿着个小水瓢到邻家去借水。那时，家家都缺水，母亲串了三四个门，才借到半瓢水，一家七人，每人喝了几口，解了燃眉之急。我的邻居谭法文，是条三十来岁的汉子，被伪军强迫担着水向太平崮据点送。由于肚里缺食，身衰力竭，又加在三伏天气，连热加饿，担着水走到半山腰里就累死了，尸体被伪军抛在路旁。家人知道后，已腐臭变质，其惨状，目不忍睹。
很多“太太”染有花柳病，给住户更增加了烦恼，一到夜晚花柳病人疼痛呻吟，有时惨叫呼喊，搅得夜不能眠。这些“太太”更难以侍奉，一时心绪不好，便扯下脸皮，熊三骂四，摔碗砸碟，吓得住户家人个个畏手畏脚，愁眉苦脸，说话也不敢大声，唯恐惹怒了“太太”.
一担棘子二两重
大谭马庄西山的马头崮、太平崮都安上了伪军据点。这两处据点，老百姓叫它为“魔窟”.除送水、送粮外，还送山棘插鹿砦。山棘的数量分配到各村，限期送交。由于山高路陡，崎岖难行，有的挑到半山腰就走不动了，被伪军发现，便是一顿拳打脚踢。好不容易挑到山顶，也被伪军压秤计量。傅家峪村的一个民夫挑着一担山棘送到据点，伪军一称，说：“1斤。”那个民夫央求说：“老总，保公所给我称的是80斤（那时用的都是大秤，1斤合市秤1.5斤），请你再称一称。”伪军把眼一瞪，把秤一打，说：“二两。”并说：“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竟敢和我顶嘴，你再说一句，就没收你的，一两不两。”结果给了二两的收到条。
大谭马庄伪军下了3000斤棘子条子，限10天送足。该村的保公所每天派5个人往山上送，每人每挑子80斤，每天送到据点400斤。但伪军开给的收到条，每天挑子最多重20斤，有的是5斤、10斤，送了10天，累计收到条还不足300斤。伪军挑事生端，加罚该村山棘5000斤，限5天内送足。这个无底洞是填不满的，分明是敲竹杠，保公所送了300元钱（伪币）和烟酒等礼品，才平息了事端。
张宪亭吃狗肉
大队长张宪亭是淄博人，好吃狗肉。可在那个时候，人都吃不上饭，谁家还喂起狗。于是，他下令各乡公所按庄摊派，按时送狗。但各村都没有狗了，不能及时送到大队部去。张宪亭发了火，把各乡的乡长召集起来，指着乡长们的头，拍案厉声呵斥：“如再不按时送狗来，我就要你们的狗头！”伪乡长们怕因狗丧命，便想出了办法，派人到外地买狗豢养起来，按时送给大队长。这么以来，博得了张宪亭的欢心。一日，他又把各乡的乡长召集起来训话：“诸位比狗还听话，狗有时还转悠三圈，你们把狗按时送到，这就好。今后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叫你们吃屎，你们就别扒粪。效忠我，就等于效忠皇军。”伪乡长们听了面面相觑，无言以对，点头默许。
“大掌柜的”吃蛇
伪军监工的工头姓张（名字忘却了），自己号称为“大掌柜的”.此人一副凶相，满脸是毛，眉毛胡子分不开，铃铛眼，凸鼻子，血口嘴，活像是舞台上扮演的地曹判官，人们说：“见了大掌柜的，就全当是活见了鬼。”因此，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活见鬼”.
谈起“活见鬼”来，使人听到名字就怵头皮，他手持棍棒，见民夫就打，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打人，手痒痒。”他一天打的人多达几百人次或上千人次。此人吃长虫（蛇）、蝎子、蚰蜒，吃五毒，人们又送了个绰号给他，叫“五毒虫”.我就见他吃过蛇。扒民房、掀屋基时发现了长一米多的一条蛇，正巧被“五毒虫”见到，他向前提起蛇尾，抖动了几下，蛇身挺直如棍，他顺手攥住蛇的脖子，从蛇的头部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边吃，蛇身蛇尾一边摆动，不多时，便把蛇吃掉。围观的人见了心栗神惊，有的用两手捂起眼睛不敢看。
“五毒虫”吃蛇也吃上了瘾，一天他在民夫面前宣告：“如有人每天给我捉一条蛇，可免去劳役，我大掌柜的还有赏。”有一姓李的青年会捉蛇，他迎合了“五毒虫”的需求，每天送给一条蛇或蝎子、蚰蜒不等。“五毒虫”非常喜欢他，免去他的劳役，并赏他50元（伪币）钱，还当众宣布封李XX为二工头。李青年有正义感，每天除了捉蛇外，名义上是二工头，可什么事也不管，有时还替民夫在“五毒虫”面前讲点情，使好多民夫免除了皮肉之苦。
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天，“五毒虫”撵着一个民夫打，因用力过大，失去平衡，失足跌倒在乱石中，头撞在利刃的大石上，脑浆四溅，一命呜呼。
1945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一日）夜间，北风呼啸，朔风凛冽，八路军前来攻打大谭马庄据点，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给伪军以重创。伪军慑于八路军的威力，第二天撤离大谭马庄据点，逃到纸坊以东地带。随着8月19日临朐城的解放，临朐县清乡大队，也“纸船明烛照天烧”了。
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作者 谭家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