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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16-12-23 09:10
鄌郚总编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直辖的省会区——无人区的悲惨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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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1楼] 发表于:2019-02-14 16:50
鄌郚总编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直辖的省会区——无人区的悲惨景象
  顾 膺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1940年8月从蒙阴鲁村移驻临朐八区吕匣店一带,为实施其所谓“农业建设、工业建设、澄清政治、安定民生”等政令,特定临朐县为实验县(又名模范县)。又为“强化建设”起见,就把临朐八区定为“省会区”,直辖省政府领导。当此,国民党当局正口口声声大唱其法西斯独裁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并提出“所有中共自行设立之行政机构,应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之。”那么,让我们山东3800万同胞来看一看,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直辖三年中,强化建设起来的模范县的“省会区”吧——不幸,那里已成为十室九空、白骨累累的“无人区”了。
  去年夏天,国民党军队放弃沂山根据地,我军打退了敌寇的“扫荡”进攻,抢救了沂山人民,下面便是记者亲见亲闻“无人区”的悲惨景象。
  一、老鼠吃人肉,庄头栖豺狼
  从根据地进入“省会区”,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沿路上没有一个种地的,地里长满野草,黄蒿跟高粱一样高,各庄里都鸦雀无声,很少见到村民。街道、庭院也长满了蓬蒿,走路要用两手排开才能通行。庄里的蓬蒿比野外长得还高,都高到屋顶,有的像手腕粗,看来,不是几个月所能长成的。记者经一番调查,才知道庄里地肥。同时对没能去逃荒,还活着的有口气的少数村民,有着避难所的用处。据崔册村群众告诉记者,有一次国民党省政府到村里抓人,有三个百姓躲进黄蒿丛中,得以幸免。
  在崔册庄西头的一间屋,已经变成狼窝,至今屋里还有狼吃剩下的残骨。竹寺沟、老崖崮、九山等村,也常有饿得不能动的村民,被狼咬死。当时在“省会区”,一切家畜都已绝迹(据米山区的统计,1939年最少尚有300头牛、600头驴、6000只羊、3000头猪)。一次我们在屋内开会,不一会工夫,连打死了3只老鼠。因为老鼠已吃惯死人肉,嗅到人味就想吃。
  原来当地人民,饿得连老鼠爬在身上也无力打了。这算是“省会区”的特产之一。
  二、15人的陈家饿绝了后代
  到庄里找活人是比较困难的,但白骨遗尸却到处即见。崔册庄、上下丹崮、燕子崖……等村,都有无人掩埋的尸体。鹿皋西有个山村的一家梁上,吊死公婆儿媳4个,瑞庄陈学瑞家15人,先后都饿死病死绝了后代。
  如果谁有几天不出门,十有八九就是在家饿死了。如果死者还有街邻的话,也并无人过问的,但如果说这里的人民都失却了同情心,那就完全错了。一位老大爷指着街上没埋的尸体很悲凉地对记者说:“他是比咱早死一霎,俺管不了他,俺死了也没人管,都是早晚的事。”——这就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安定民生”政令的“政绩”.
  这里老百姓唯一的食料是榆树皮、秫秸秆、玉米骨头、蚕屎和各种树皮、树叶,人们的脸有的肿得像铜盆,走路时要用手指拉开下眼皮,才能看得见远处。有的脸上消肿后。皱在一起的脸皮都挂搭在骨头上。大腿上也是皮包着骨头,跟小腿差不多粗细。他们走动时,要一手扶墙,一手撑巴棍。他们的头发长得跟犯人一样,他们连讲话也没力气张嘴。“省会区”的老百姓比死人就是多喘一口气而已。
  因为走不动路,屋门后都屙着大粪,但“省会区”的人粪没有难闻的臭味——不能当作肥料使。当然就是能使也无地使。晒干了的人粪,经过狂风一吹,就满院飞——因为人们肚里没吃进一粒粮食啊!
  这里,老百姓为什么不种地呢?为什么人不吃粮食呢?莫非是疯了吗?请读者再详看后面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政绩”吧!
  三、下庄一天有40起要给养的,负担比地里产量还多
  据当地旧区长崔慎斋告诉记者,曾有独立一支队司令赵执五忽然心血来潮地对省府某要人说:“咱们抗战就得要老百姓,不能造成无人区。”省府某要人答:“军队怎么着也要吃饭,能牺牲老百姓,不能牺牲军队。”
  下面随手举几个村的调查:
  大崮东庄在1941年,每两银子正项负担5000斤(其他杂项都没计算在内)。
  朱庄有次被批了1000斤给养,来庄里催给养的部队,每天连吃连花销共约180斤,共坐催15天,除开销2700斤外,又另按原数缴上1000斤。
  至于各庄每天要给养的次数呢?
  下庄赵老先生佃安说:“要给养的真多,一个班也要,一个人也要,俺庄一天总有40多起。”
  1940年春荒时,省政府急征粮达18起之多。
  由于老百姓逐渐地被牺牲下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征粮办法”便有下列的改革:
  第一,从场上征公粮,随打随征。第二,由保长或本庄国民党党员领队伍到各家征收,随翻随征。第三,向粪土里要给养,随洗随征——这是更新的办法了。于家庄于维正,去年旧历四月二十六日从九山集买谷种2升(约11斤可耩地3亩),刚耩了6分地(用种约3斤),被派来要给养的发觉了,于是,在粪土里的谷种便被征去了。这种负担政府是无法统计的,因为它等于抢劫,在地里硬要,一要起来无限,比产量还要多,而且又无定期,多到一天40起。——这叫老百姓不吃树皮、猪食,去吃什么呢?然而,这又叫做“安定民生”!
  被征去谷种的于维正告诉记者,他当时要求说:“老总,俺种不上地怎么缴给养啊?”(注意他不说自己要吃)那位老总回答说:“你还想活得长久吗?”
  当时曾有人问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某员:“你们吃尽了这一片怎么办?”他立即不加思索地回答:“吃那片!”“那片不是有咱们的人吗?九支队怎么着啊!”(指已当汉奸的秦启荣部)“不能当汉奸吗?只要有枪,哪里不能吃一份!”
  在“省会区”吃人的豺狼和老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吃人不见血的“豺狼”.
  四、牟中珩——没种上
  还不光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政令”要老百姓的命,还有国民党的军队在催老百姓的命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人员和他率领下的军队,手里都拿着一种特别的铁棍,头子尖尖的,能以刺探地底埋藏的东西。虽然“省会区”的老百姓蒙受了国民党省政府的恩惠——跟鬼子有了密约没有来“扫荡”抢粮,但是老百姓漏下一点的粮食,连埋在花盆里,掺在粪土里,藏在猪圈里,都藏不住了。妇女上集去买粮食,不得不藏在一种特别的裤袋里,这种藏法自然藏不多,而又藏不久,但老百姓已经不是在藏粮,而是在藏几粒种,“省会区”的老百姓做梦也不敢有想吃粮食的,因为他们连几粒粮都被抢光了。绝大部分的土地荒了,正如“省会区”老百姓把战后第二任的“省主席”牟中珩唤作“没种上”一样。
  至于对于我们第一任的“省主席”沈主席的“功绩”呢?受“恩”的“省会区”的老百姓也没敢忘记,也赠给一恰如主席身份的“尊号”,可惜记者一时疏忽忘记了,但尚敢保证的,就是其中所含的怨恨,绝不在“没种上”三字之下。
  五、“省会区”集上,大姑娘插上草标出卖
  两年没有人生小孩,两年没有婚嫁。
  “省会区”的人民,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政令”、“军令”统治下,失去了生活的兴趣,郭家岭的郭×,上集卖了家中仅剩的两条扁担,一气吃了12元钱的煎饼,回家后老婆跟他争吵,他难过地说:“这个年头,我还不知能活几天哩?”九山一带的农民就这样痛心地对自己的老婆说:“你不会把髻放下来梳个辫子吗?不会把脸修饰修饰去找碗饭吃吗?”南店村董纪泰便将结发妻肖氏典给上城隍宋振友家,典期8年,典价150元(按当时粮价仅折合粗粮15斤)。鹿皋、孙旺庄集上,经常有被大人故意遗弃的儿童,但集上也没有人过问,就都饿死了,——孩子的父母不是想不到自已的孩子会饿死,但这,总比死在自己眼前要好受一些啊!
  在这“模范县”的九山、鹿皋等大集上,还有不少头插着十字草的大姑娘,——这里还像人间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大官儿,你们有母亲有姐妹吗?
  据文峰乡某旧乡长告诉记者:“咱这乡两年没有养过小孩,也没有婚嫁喜事。”如果真按国民党当局法西斯独裁的“政令”一“所有中共自行设立之行政机构,应一律由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这样做去,那么,我们真不能想象,十年八年之后,山东人民将如何了?
  六、“省会区”人口逃荒死亡80%,土地荒了85%
  不幸生长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强化建设”的“省会区”的人民,有很多是病死饿死了,更有不少是被枪杀死了,活埋了,但是活着的人们却开始了无声的反抗运动,他们成千上万地向抗日民主根据地逃生,米山区,原有14523人,逃荒8476人,死亡3177人,逃荒死亡人数占80%.九山区,原有15691人,逃荒10866人,逃荒人数占70%.许家峪村,原有350人,逃荒162,死亡45人,死绝户5户,逃荒、死亡人数占60%.崔册,原有822人,逃荒639人,死亡129人,死绝16户,逃荒死亡人数占93%.西安,原有688人,逃荒218人,死亡290任,死绝10户,逃荒死亡人数占74%.大山东,原有627人,逃荒257人,死亡160人,死绝15户,逃荒死亡人数占66%.于家庄,原有184人,逃荒49人,死亡40人,逃荒死亡人数占51%.
  由于这样骇人听闻的逃荒和死亡,“模范县”的广大土地便生长起野草和黄蒿了。九山,地亩总数42362亩,耕种9840亩,荒地32486亩,荒地占76%.王瑞,地亩总数750亩,耕种77亩,荒地673亩,荒地占90%.崔册,地亩总数1990亩,耕种240亩,荒地1750亩,荒地占88%.大山东,地亩总数1127亩,耕种102亩,荒地1025亩,荒地占91%.于家庄、地亩总数360亩,耕种66亩,荒地294亩,荒地占82%.
  这里可惜灾情最严重的米山区的统计还不完全,就按现有的数字统计,荒地总平均是85%.
  这就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实施的“政令”、“发展的农业”.
  七、连桑树皮都不让老百姓吃,要叫老百姓吃什么呢?
  每年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与军队都在驻地小马路旁边,举行“植树运动”,但是临朐县境原有的花果树木丛林都被砍光了。连庄里逃荒和死绝后代人家的门户、梁、桌、凳都被拆掉去烧火,去当鹿寨,秦启荣之兄秦启棠曾经说过:“围着宅子转三遭,砖头瓦片不可烧。”
  至于人民靠着吃点树皮的桑树,也快要被砍光了。大崮东乡长何锡三有60株桑树,被砍去55株,至于一般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据当地素有养蚕经验的农民估计,剩下的只有二三成了。白沙庄可算是桑树剩下较多的村庄,但是茧量已从6000斤减到1000斤。当蚕丝上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就立即出告示,不准“资敌”,并规定每斤20元,由“庆仁号”以官价收买(这是1941年之事,仅合法币5元,而当时敌占区之丝价每斤伪币10元),但真是拿钱收买的又有多少呢?据响水崖老百姓告诉记者,驻本庄国民党八支队独立营营长孙占元开设的蚕丝厂,没有一个本钱。
  这便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工业建设”.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连桑树皮都不准老百姓吃,想叫老百姓吃什么呢?
  八、“坑人号”和桑皮纸—高粱100元1斤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其所属各机关部队,都可任意发行纸币。计有“省政府”的民生银行,秦启荣的“利源号”,吴化文(未投敌前)的“庆仁号”,花龙潭被服厂的油印“流通券”,群众称这些纸币叫做“桑皮纸”——因为除民生银行外,都是用桑皮纸印的。
  以上各种纸币的比值,都相差很大,有七折八扣,有三折五扣,不一而定。“省会区”金融紊乱,恰如群众所说,什么“利源号”、“庆仁号”,都是“坑人号”.
  说是“坑人号”,倒也名副其实。这些桑皮纸上所印的字号,原是民间已倒闭的铺子,不知怎么被这批国民党的官儿侦察出来,这些字号的戳记还没有销毁,勒令交公,由他们印发,但原店主当然不愿负这种责任,就把戳记上的地址挖去,所以桑皮纸就既无地名,有时也没有骑缝印,因此,桑皮纸就不得不靠军队枪杆子来流通了。据调查,去年临朐的高粱每斤价100元(当时北海币仅4元1斤),猪肉每斤价400元(当时北海币每斤7元)。
  国民党当局居然还厚颜无耻地提出规定“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不得发行银票,其已发行之银票,应与财政部协商办法处理。”国民党当局何自私自利若此?置敌后抗日根据地近万万人民于不顾!
  九、“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如此“省政府”,其贪赃枉法,自不在活下,不过也顺便谈一谈,使读者得其“政绩”之全貌。
  据调查,若被该省政府“押”进去,规定罚款4000元(为什么被押、为什么罚款姑且不论),就非一万元赎不出来,原因是还有以下六项花费:
  (一)饭钱:比市价高出三、五倍不等,但这样犯人还是吃不饱。
  (二)见面礼:托人去说项,要带大烟、白面和各种山珍海味,茶酒鱼肉之类,礼物少了就见不上。
  (三)勤务钱:赏给勤务员的,去一次赏一次,不赏便不给传报。
  (四)“抹笼头”钱:给提“差”的,少给就不提。
  (五)看“差”钱:给差房里的,不给就没饭吃。
  (六)去绳解扣钱:给开刑具的,否则便不放行。
  自然,这里是没有真理的,打官司胜败决定于金钱多少,——这里比前清的封建统治又有什么不同呢?国民党当局还有什么脸来说乡村自治呢?
  十、俺也弄不清哪里是中央,哪里是汉奸了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省会区”二年多没移动,他的下属各部和五井、平安峪、冶源等敌伪据点,才相隔六七里,从来都相安无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与“新中央”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例如教育厅长兼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白天在省政府办公,夜间到相离十几里的伪三方面军防地白沙西去跟他的法国太太睡觉。又如山东三青团副团长杜华祯,经常来往于青州临朐道上,刘家崖据点是他常驻的场所。再如临朐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瞿新生,去年春在常庄据点,居然同敌人大谈其“共同防共”的谬论。在五井、洼子楼、朱阳楼等据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催粮人员,经常于此住宿过夜,请茶请酒。所以临朐老百姓异口同声,都纷纷议论,“俺也弄不清哪是中央,哪是汉奸了?”
  原来,在临朐各敌伪据点所驻的伪山东三十七旅和伪清乡团,都是国民党山东别动纵队第三纵队秦启荣部下的八、九支队,以及他大大小小国民党编委的“保安团”.双方实在是“血统”关系,这又何足怪呢?国民党当局不是一再地指示执行“曲线救国论”、“反共第一,抗日第二”的“政令”“军令”吗?!
  十一、到底是谁“共”了老百姓的“产”
  尽管“省会区”的人民逃荒、死亡的约占80%,尽管“省会区”土地已经荒了85%,尽管“省会区”人民被饿得被狼吃、被老鼠吃,但是还有它“花花世界”的一面。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驻地,修有小马路,开设着中西饭店。沈鸿烈从伪青岛市长那里经常收到葡萄美酒、雪茄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他的军队大中小官吏,营长以上的都有两个以上的太太,秦启荣有三个,大小官吏吸大烟或白面,平均每人日需500元。从保长办公处以上机关都以大烟待客。
  这些带枪或不带枪的大小官吏,又都已成为“模范县”的地主。崮东庄仅有的24亩好地,已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划为官地。在吕匣和傅家庄被吴化文部下伪团长白崇山占有了72亩地。响水崖孙占元当了五年镇长,他的财产便由一亩骤增到25亩。九支队营长徐光庆、王占斌,连长刘云亭,也都霸地30—50亩不等。
  地方上的县、区、乡镇保长也都发了起来,临朐县县长金某,不到一年,贪污了四五万元;嵩山区嵩左乡乡长尹维德,五年中霸占154亩民地;呈子河保长赵兴祥,在十个月内贪污了8000余斤粮食。其他各乡官吏“爱民政绩”恕无篇幅,而且也不必一一列举。
  同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军队的大小官吏,都可随时任意加人民以“通敌”、“通匪”的罪名,也可私出单条,向任何一老百姓索取一款项,仅比死人多一口气的“省会区”人民,只得将土地作抵押,于是,土地很快地集中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官员手里了。
  既然都成为地主,那便需要能忍受剥削与奴役的佃户,但人民大量的逃亡,影响到这些地主的收入,于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便下达了一道政令:“凡逃亡户土地,均一律没收充公,或由政府变卖之。”
  呜呼!国民党当局,你惯会含血喷人,到底是谁“共”了老百姓的“产”呢?
  十二、群众的结论
  不幸的不光是“省会区”,连临朐四、五区,蒙阴八区,益都三区,博山四、五、七等区,都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及其军队造成如此悲惨的“无人区”了!自从去年夏天,共产党八路军打退了敌寇的“扫荡”进攻,从死亡线上拯救了“无人区”人民,如今已经一年多了,临朐人民正在逐步向着自由幸福的抗日根据地迈进。
  仅据今年夏天的调查,米山区人口增加200%(增加到6975人),荒地减少了75%(开荒22476亩,尚剩7137亩荒地),米山区人民今天已有2/3恢复了养蚕业。当时,刚回家的农民由民主政府从老根据地调剂了耕牛,并贷给麦种,他们手里拿着小铁铲(他们拿不动镢头或没有镢头),蹲在地上或坐在地上挖地(他们身体弱站不起来),病上来就躺在地上,就这样两个区种上2000多亩麦。商人们已经忙着赶集市。原来已经没有人的石佛堂集,粮食市牲口市布匹市又都热闹起来,崮东街的旅客店也开门了。妇女们在家里办着麦子掺糠的饼子,原先当粮食吃的桑叶、榆叶都当菜吃了。小猪都在长大起来,天明时各庄又听到清脆的鸡鸣声,而且临朐人民已经是有组织的农民了。在今夏,光米山、九山两区,已经有60个庄成立了农救会,25个庄组织了民兵,在今春的讨吴战役中,都纷纷自动参战,向杀害他们的敌寇和国民党的投敌的部队讨债。
  当今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指示临朐县民主政府进行30万斤春荒贷粮,40万元春荒贷款救济临朐人民时(不要忘记,这些人民是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坑害),九山区傅家庄国民党区分部(乡)书记陈迭五,竟秘密召开所谓“紧急封锁会议”威胁群众。经群众告发后,临朐民主政府召开了反国特斗争大会,附近各村村民都咬牙切齿,争相控诉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罪恶,并流露着对共产党八路军赤诚的爱戴。
  群众说:“俺不知道谁好谁孬,俺只知道叫俺种地的给俺饭吃的就好。你国民党开封锁会,封锁不了俺肚子,俺的肚子饿得叫俺说话呀!”
  “俺就看共产党、八路军、民主政府好。”
  “你这些国民党坏蛋和汉奸,你再回去,想把俺都折磨死了才甘心呀?俺可不比从前了!”
  原载1944年10月19日《大众日报》,王凯骋抄录。
  转载临朐《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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