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孩子长得真快，孙子刚过十四岁就一米八的个子了，让我这个一米七高的爷爷大显逊色。每当看着孙子吃饭时那狼吞虎咽的样子，不多时，脸前那两盘菜就消灭了，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简直没法说。我想：我不奢望当年能像他这样每顿不是鱼就是肉，就是能吃饱肚子或许会长成个大高个呢。又想：现今的孩子真幸福，生长在这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时代，不像当年的我们，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天天生活在生命的最低线，隨时都有被饥饿夺去生命的危险。
在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央为解决全国性粮食紧张问题，全国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只知道我们家乡农民可遭了殃。这统购统销政策下达后，当时由于各级干部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工作好大喜功，为了讨得上司的欢欣，强迫各村在定产定购定销时虚报产量，错误地把农民的口粮也当余粮征购了，造成了一到春天农民就饿肚皮，上面又不得不再卖返销粮，这返销粮每人每天的定量可就少得可怜极了……
粮食市场一律被去消，在当年城乡户籍二元制的年代里，城市居民每月还有计划粮，农村的缺粮户就很难办了。没办法了只好以野菜充饥，人光吃野菜是难以维持生命的，只好到集镇上买点面食作添补，这算是除了到城镇讨饭外，惟一能活下去的办法。那时已买不到其他面食了，集镇上只有煎饼火烧还是限时限量出售。
那时我家的处璄很艰难，一年收下的粮食尚缺四分之一的口粮。春天一到，坡里的垂柳才开始发绿，小麦还没有来得及返青，家人就要靠野菜为生了。人光吃野菜营养是跟不上的，必须掺点粮食才能维持生命。幸亏姐姐家住在坊子街，属城镇人口，她每月从供应粮中买点豆面送过来，让我们做点小豆腐吃，实际是像米汤一样的野菜粥。因数量有限，家人仍然难以维持下去，所以，隔三差五的还叫我到坊子街买点煎饼来添补一下，相比之下煎饼是最便宜的面食了。
家里没有任何进钱门路，只好拿着旧家具去变卖，幸亏母亲的陪嫁较多，可是几年下来，老人家的嫁妆几乎都卖掉了。卖家具换回来的那点活命钱，不到万不得已父母是舍不得用的，真是一分钱掰成几瓣儿花。待大家饿得没办法了，才让我去排队买上两张煎饼，母亲把它一分为四，两块大一点的留给我和父亲，剩下两块小的便是母亲和小妹妹的。每人用这半块煎饼卷上些野菜，再做点稀粥，一边喝一边吃，勉强把肚子充饱。这顿煎饼卷野菜就是我们一家四口人一天的饭了。
那次我感冒刚好，父亲叫我去买回了两张煎饼，吃过饭不多时，母亲就把我拉到了里屋，微笑着敞开茅囤子，双手从里面捧出一个碗，慢慢拿下扣在碗上的碟子，把一碗香喷喷的稀粥摆在我的面前，接着又从茅囤子里拿出她那块没舍得吃的煎饼，亲手给我卷上些野菜，又拿过一块咸菜，一起递到我手里。母亲对我说："孩子呀，你刚生过病，身子虚，也没有好的给你吃，快再吃上块煎饼补补身子吧！"我说："娘，我刚吃过饭，怎么还能吃得下去呢？"然而，母亲哪能相信。我费了很大口舌也没推脱掉，母亲看着我一口口吃着卷着野菜的煎饼，喝着稀粥，老人家那慈祥的脸上露出了滿足的笑容，那样子比她自己吃了还要香甜。住了几天我才知道，母亲这天只吃了一些野菜，稀粥也没舍得喝，肚子里一粒粮食也沒进。我后悔，后悔得偷偷地哭了一大场。
说起排队买煎饼我就头痛，那种感觉几乎和讨饭差不多。坊子这地方没有几家煎饼舖子，有的舖主对我们这些未成年的穷孩子格外嫌弃，拿着我们不当人看待，每次去买都要看他们的脸子，好似白吃他们的煎饼似的，真让我饱尝了贫穷低贱的那种滋味儿。
后来，我常到坊子公安巷的一个煎饼铺子买煎饼，这个铺子是一对五十多岁的老年夫妇开的。两位老人很慈祥，说话也很和气。每次排队买煎饼我都排在最前面，时间一长，大爷和大娘都认识我了，他们知道我家里生活很艰难，非常同情我。一天，我买上煎饼后，大娘把我叫到屋里，微笑着打开一个纸包，一堆黄灿灿的煎饼渣展现在我面前。老人家微笑着说："孩子呀，我看你是个老实孩子，生在这年头挨这个饿，俺老俩都很可怜你，这是我从鏊子下面收起来的，一点也不脏，只是有些煳了的，你若不嫌，就带回家去，叫你娘拣拣就能吃。"我高兴地说："那太好了，谢谢大娘啦！"大娘一面包着那些煎饼渣，一面说："那我就天天收起来给你留着。"我低声地说："大娘，我给你钱！"老人家装作不高兴的嘟着嘴，瞅了我一眼说："你看这孩子，要钱的话还算大娘送给你的吗？"
我红着脸，双手战战兢兢地接过老人家的这份恩惠，心里却酸溜溜的，眼泪扑簌簌流了下来，觉着自己变成一个乞丐了，但在回家的路上，想的更多的是感谢大爷和大娘，我永远不能忘了两位老人这份恩。
我家並非每天都能买得起煎饼，就是不买大娘也让我几天去一趟，好把收起的煎饼渣拿回家。偶而，大娘还把摊坏的煎饼叠叠给我留着，这足足供我一家四口人饱餐一顿的。遇到这种情况，母亲都掺上野菜让一家人一天吃上两顿饭，老人家流着眼泪叮嘱我说："儿啊，富了给一斗，不如饿了给一口，你千万别忘了这份恩，日后有机会一定报答人家啊！"
后来我求学于省城，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每次探家时，我都提着礼品去看望两位老人，最后的一次是1960年9月底，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处理完老人家的丧事后，我心头沉重地又去看望两位老人。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铺子门上面挂着一把锁，门和锁上面已布满了灰尘，我着急的在那破旧不堪的门前来回徘徊。
忽然从模糊的玻璃窗里好似看到了大爷和大娘，他们那慈祥的面容又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好像又变成了那个面黄饥瘦衣衫不整的大男孩。我去把门一推才发现，门还是锁得紧紧的，原来这是一种幻觉。一问邻居才知道，因为国家不再供应煎饼铺粮食了，在坊子镇做了二十多年小买卖的这老两口又回到了农村。我沒法再见到二位老人了，只能默默地向二老祝福，祝福大爷大娘幸福安康！
2008年写于潍坊 2014年12月10日改于潍坊
作者的话：
小时候，家境的极端贫寒，使我饱尝了贫穷低贱的滋味，自卑感拌随了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然而也养成了我倔犟的性格。从小我就梦想当一名画家，决心靠自我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时报刊上号召知识青年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最可笑的是那时高小毕业就算知识青年了，有些学习成积很好的学生，高小一毕业就响应号召回乡当了终生农民。我常想，如果当时任其自然发展的话，说不上这里面还出一些尖端人才呢。贫穷低贱的生活，养成了我倔强的性格，我有我的梦想，我有我的奋斗目标，我要靠自我奋斗去改变自己的身份和环境，我决心一定跳出农门，走我自己的艺术之路。经过了我的一番极其艰苦努力，十五岁就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作品，后求学于山东艺术学校，毕业后成了国家干部。经过多年的自我奋斗，我果然成了一名画家，成长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
散文《煎饼的记忆》就是写我少年时的一段经历。一提到挨饿，人们就想到那场历史上影晌面最大，最不堪回首的全国性大饥饿。其实並不然，真正了解当年农村情况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从上世纪的1953年就开始进入了极左的年代。自粮食统购统销开始，粮食市场全部被关闭，从此开始了粮票时代，有城镇户口的人还能把粮食计划换成粮票使用，然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就没有份了，直到改革开放后，使用了几十年的粮票才从中华大地上彻底消失了，粮食市场也得到了恢复。那时候，各级干部好大喜功，到处流行浮夸风，不管农民的死活只顾讨领导欢欣。不实事求是的夸大了粮食征购任务，造成了种地人没有粮食吃，一到春天就挨饿，就得吃返销粮。我的少年时期恰恰是生在那个年代里，常年缺衣少食，肚子很少吃过饱饭。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虽然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饿，据说还饿死了不少人，那时我早已是机关工作人员了，尽管粮食定量也不多，然而和在农村生活时是不可相比的。说实话，少年时我真被饿怕了，挨饿的滋味真难受，就像一种刑罚，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呢。
这篇纪实性散文是我2008年写的，写好后存在文件夹里，恢复程序时不小心被丢掉了，最近忽然在一个光盘里找到了这篇文章，我十分的高兴，现发表出来，请广大博友指正。
煎饼的记忆〔 <wbr>散文〕刘成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