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在潍县之一私塾义学是启蒙基础教育载体
王瑞甫
科举制度是我国传统的、通过各级国家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因采用分科录取的办法而得名。允许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定取舍是科举制度的基本特点。隋代以前盛行的察举制度则以官员举荐贤者做官为主要特色。与察举制度相比，科举制度要相对公平一些，更有利于有学识、有才能、无背景的读书人步入仕途。
我国的科举制度始自隋开皇七年(587年)，另一说从隋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止，历经漫长的1300年左右。明、清时期（1368至1911年），我国科举制度的基本构架从低到高依次是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四级考试安排。通过后获得的资格称号（时称功名）从低到高依次是秀才（少数秀才可以晋升为贡生）、举人、贡士（习惯上也称进士）、进士。
明、清时期，潍县一带重视科举，全县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者众多。明代，潍县共产生149名贡生、83名举人、28名进士；清代，潍县则有351名贡生、296名举人、81名进士——包括两名状元（第一甲第一名）脱颖而出。本地士绅把资助科举看做是一种义行和善行，因而不乏慷慨解囊之士。
在科举制度构架中，国家和各级地方官府的办学行为与科举应试是一体的。而科举前的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办学行为，则基本由民间自行解决，以私塾为载体。官方行为则仅发现启蒙教育方面的记载，以义学为载体。
存续两千多年的办学行为
私塾起源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至前476年），是我国有记载的存续时间最长的办学行为载体。潍县有记载的私塾出现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明、清时期，有家塾、村塾、学馆等三种办学形式。
富家大户教育子女，往往在自己的宅院中设立专门场所并聘请教学人员（时称塾师），有的让塾师长住，每日供给三餐，时称供馔下榻。也有的只供给塾师三餐。这就是家塾。家塾主人时称学东，塾师称学东为东翁，学东称塾师为西席。贫寒家庭通过亲友关系把子弟送到附近家塾就学，称为附学。
在农村，由村内一族或几户小康之家出资聘请塾师，用祠堂或借用空闲房屋作作为场所，由学生家庭轮流供餐，族长或倡办人为学东，这叫村塾。
由塾师个人设馆招生，学生出钱上学的场所叫学馆或团馆。
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后，潍县一带的私塾逐步衰微，民国以后更是日趋没落。日伪时期，潍县一带的私塾数量又有反弹。当时潍县城一带的私塾约有30余处，学生不过300多人。后来，随着塾师的相继去世，私塾在潍县逐渐绝迹。
国学经典与读、写、讲、作
作为传统的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办学载体，潍县有记载的私塾采用的教材，按照现在的说法，都是国学经典作品。学生接触、学习这些国学经典，依从易到难的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属启蒙阶段，以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庄农日用杂字》为主。
第二阶段主要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
第三阶段是私塾的高级阶段，主要学习《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合称《五经》。
到私塾求学，无所谓学制，也没有什么年限标准，更没有现在的毕业概念。因为学生的接受能力与记忆力等个人天赋都是有差异的，故塾师一般采取单个面授的方法，因人而异，大概来源于孔子的因材施教理念。私塾的基本教学方法可用读、写、讲、作四个字来概括。经过这四个阶段的学习，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方法与科举预考的内容是可以接轨的。
读，除了通读上述国学经典作品，也兼读一些其他作品，如《弟子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合解》等。能够背诵是通读的基本要求。塾师一般在每天早上教授三段新内容，主要是教授句读(Dou，与逗号的逗同音同义)、生字读音并带领学生朗读，并不讲解。每段读熟了，塾师再监督学生背诵，三段都通过后，再串联起来背诵一遍，这就是一天的读书内容。读完一篇作品，再从头到尾背诵一遍，这叫背通本。背好了通本，然后再读下一篇作品，时称退书。背通本必须做到滚瓜烂熟，因为塾师检查时一般都会任意读出作品中的一句，让学生接下句。背不熟、接不上是不能退书学习新内容的。学生如果忘记或背错了，塾师可能打戒尺。打戒尺是塾师的一种基本体罚手段，一般是塾师用一尺多长、一寸多宽的长方形木板打学生的手心。
写，塾师指导学生用大号、小号毛笔练习书写正楷字，时称写仿。用小号毛笔练习书写时称写小字，即书写工笔小楷，一般是抄写课文。用大号毛笔练习书写时称写大仿，须先从在方格中书写（时称写格子，又称仿影)开始，然后照碑帖临摹。常用的碑贴一般有《多宝塔》、《玄秘塔》、《皇甫碑》、《九成宫》等等。大仿写完，要呈送塾师批阅，塾师认为写的不错的字便用朱笔在写好的字旁划一个圈，写的不好的字则在字旁打扛，然后发还给学生，时称盘仿。因而，接受过私塾教育的学生一般都接受过规范的毛笔书法训练，功底扎实，俗称有“童子工夫”。楷书没写好、直接奔行草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讲，学生通过读，对国学经典作品读好背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算是通常所说的能够识文断字了。识文断字有两个意思。识文即认识字、词，而断字就是能够句读，即使用句读（标点符号）分开前句话和后句话。我国传统的文言文作品，一般整篇都没有标点符号。为了便于阅读，可以在适当的地方加注一个小圆圈分开前句话和后句话，时称断字。当然如果能够理解意思也可以不加注。这个小圆圈就是句读，形状与现在的句号相似。塾师认为学生能够识文断字了，就可以开始给学生讲解国学经典作品了。一般顺序是先讲解《二论典故》，然后讲解《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左传》等；有的还讲解《鉴略》之类的史书，以及《千家诗》、《唐诗合解》等。塾师讲解后，学生要向塾师回馈自己对相关国学经典作品的理解和领会，时称回讲。
作，包括文章写作和作诗。文章写作方面，塾师一般从《四书》里摘出一句作为题目，要求学生写出文章，与现在的命题作文差不多，但体裁是单一的议论文，时称八股文。塾师有的每天布置一篇作文，也有的三五天一篇。学生完成后由塾师批改。八股文的写作，一般先从破题学起，然后是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末股，共八个部分。这便是八股文名称的由来。学生按顺序先学会破题之后，过一段时间学习承题，而后再学习起讲和入手，便学会写作半篇八股文了。以后，塾师根据学生水平的提高，再指导学生按顺序写作八股文的后四部分，学生便学会写作满篇八股文了。作诗方面，以学习五言、七言格律诗为主。初学时一般先从不讲押韵的五言绝句学起，为打基础阶段。然后学习“对对子”。塾师讲授与声韵有关的知识，让学生知道和了解平、仄（Ze）。基础打好后，学生作诗就看个人天赋了。
私塾教学到了高级阶段，其内容便与科举应试内容直接关联起来。
科举时代的免费启蒙教育
在潍县漫长的科举时代中，有记载的官方介入的启蒙教育办学实体，以义学为载体。
义学，又俗称义塾、社学等，是一种免费办学载体，入学者以读不起私塾、又有识文断字愿望的贫苦子弟为主。
潍县对义学的记载不多。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潍县知县郭尚征设立义学。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潍县知县李务滋捐款三千吊铜钱，在县境内的流饭桥（今属潍城区于河街道辖区）、小于河（今属潍城区西关街道辖区）、寒亭（今属寒亭区寒亭街道辖区）、南流（今属坊子区坊安街道辖区）、马司（今属坊子区坊城街道辖区）等五个村设立义学。
据记载，潍县光绪年间设立的义学，学习时间一般为两个月左右，每期约二十多人的规模。学生入学后，先学一二百个生字，再学《孝经》、《弟子规》、《小儿经》等作品。义学还注重灌输传统伦理道德、教化学生怎样做人。塾师往往引导学生互相揭发不孝顺父母、祖父母，与兄弟姊妹争斗、打人骂人、不珍惜字纸和粮食等行为，并责令马上改过。
义学的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学田地租收入。学田由地方官府掌管，属于官田。潍县一带有记载的学田，元代有八十顷。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潍县有学田十二顷八十二亩多，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潍县知县郭尚征捐出自己的俸银购置学田三十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