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那口咸菜瓮
刘元兴
按照农村风俗，今年阴历十月一，我回老家上坟祭祖，看到仍然放在屋檐下的那口咸菜瓮，回忆起了这些年来的一段段往事。
我家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自我记事起，家里就有这口咸菜瓮。因此，我与这口咸菜瓮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出生在六十年代。那个年代，生活条件很差，不像现在的孩子天天有零嘴吃，我有时瞒着大人，趴在咸菜瓮上捞咸菜吃。6岁那年，趁着父母上坡干活不在家，我从咸菜瓮里捞了两个咸胡萝卜吃，结果齁得哑了喉咙。父亲回家后，发现我说话沙哑，逼着我说了实情，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并且绷着脸教训我：“偷吃咸菜会长瘿脖子，长大后连个媳妇都说不上。前街的长春（乳名，他比我长21岁），就是小时候偷吃咸菜才长了个大瘿。今后再偷吃咸菜，我饶不了你！”
我渐渐长大后，母亲时不时地带着我，到生产队的地里捡落下的白菜帮子、萝卜缨子，还有瓜纽子、芫荽疙瘩、黄瓜纽子、小地瓜等等。那时，土地不像现在这样由农户承包，都是由集体统一经营，免不了有收不干净的时候。起初，拾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知道干什么用，回家后，看见母亲把这些捡来的东西拾掇干净，大的放在瓮底，小的放在上层，并按种类放在咸菜瓮的不同位置，我才知道是用来腌咸菜。虽然年年腌上满满一瓮，但仍然不接续，时常吃得只剩下半瓮咸菜水。
1975年夏天，我家的那口咸菜瓮被墙头上掉下的砖头砸下了一块，咸菜水和咸菜洒了一地。有一天，走街串巷的箍炉子匠在大门外的胡同里不停地吆喝：“锔盆子锔碗锔大缸，锔得那锅底不漏汤，……”。父亲急忙出去，把箍炉子匠请到家里，又把半瓮咸菜倒出来。箍炉子匠将砸下来的瓮片对上，用钢丝把瓮沿固定了一圈，又在璺上锔了15个锔子，最后还抹上了灰膏。
一口破瓮虽然值不了几个钱，但父亲却舍不得扔掉。因为当时买口新瓮，至少需要两三块。那年月，别说两三块，遇到急事用钱，跟邻居家借几毛钱也是不容易的。有一次，为了给我交一块两毛钱的书费，父亲东家借三毛，西邻借五毛，跑了好几家子才凑齐。
1981年，我到原高崖二中上学，学校离家足有20多里地，只得住校，一住就是6天，星期六的下午才可以回家带干粮。每次回家，除了背上母亲提前做好的一包袱窝窝头外，我忘不了的就是从那口咸菜瓮里，捞上够一周用的、我最好吃的杂七乱八的一大包咸菜。
这样的生活，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
从1984年开始，镇上的副食品加工厂开始专门生产鄌郚酱菜，既好吃又不贵。那时，我家的日子渐渐宽裕了，父母想吃咸菜，就花个3元2块的，到副食门市部买点。渐渐地，我家的那口咸菜瓮用得就越来越少了。后来，瓮里仅有的一点咸菜也腌烂了，只得倒掉。再到后来，这口咸菜瓮干脆就闲置了起来。
1988年，正是改革开放10年的时间，我家那口咸菜瓮终于又派上了用场。
我家住在村后，出门不远就有一条河，附近还有三个常年不干的大湾。母亲买了30只扁嘴，整天赶着到村后的河里、湾里去放。逐渐地，家里的鸭蛋也多了，母亲就用过去腌咸菜的那口瓮来腌鸭蛋。我们兄妹5个，无论平时谁回家，母亲总忘不了从原来那口咸菜瓮里，给捞上些鸭蛋带回去。
我家的那口咸菜瓮，虽然看起来很是破旧，但我仍然珍爱它，因为它历经沧桑，不仅见证了我家不同年代的生活状况，更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