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潍的“大跃进”运动
曹东亚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反右派斗争的全面展开，为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领导了“大跃进”运动。但是，这场运动脱离实际，违背经济规律，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严重困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重大失误。中共昌潍地委执行中央和山东省委指示，具体领导了昌潍专区的“大跃进”运动。
运动的发起
1957年，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逐渐升级。在此背景下，同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带有高指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决定在全国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实现生产上的巨大跃进。此后，中央和山东省委不断要求各地深入学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精神，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把1958年的各项计划订得更先进些，实现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在中央和省委急躁冒进思想引导下，昌潍地委开始频繁地修改工农业生产指标，不断刷新跃进目标。所属各县（市）委紧随其后，在制定和修改生产计划时，相互攀比，竞相拔高。全区范围内，形成严重的“浮夸风”。
1957年10月24日，中共昌潍地委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精神，提出了1958年至1967年全区农业生产发展指标，确定1958年全区粮食总产量为53.6亿斤；全区平均亩产299斤。这个指标提出不到半个月，地委发布文件，将1958年全区粮食总产指标上调为59.6亿斤，亩产指标上调为332斤。1958年1月，地委再次将1958年全区粮食总产指标大幅度地提高到72.32亿斤，亩产量提高到384斤。2月7日，全区粮食总产又被修改为79.48亿斤，亩产改为422斤。这样，仅3个多月时间，地委就4次刷新1958年的粮食生产指标，将全区粮食总产指标由最初确定的53.6亿斤提高到79.48亿斤，比1957年粮食总产44.9亿斤增长77%；亩产指标由299斤提高到422斤，比1957年亩产275斤增长53.4%。与此同时，昌潍各县（市）1958年农业跃进目标，也一再刷新。到1958年3月下旬，昌邑、益都、潍坊、临淄4县（市）1958年粮食亩产计划由最初的不到300斤，飙升到1000斤以上；高密、寿光、潍县、诸城、胶县5县为800斤以上；其他县均在600斤以上。
工业生产指标提高的幅度不亚于农业。昌潍地委在1958年1月27日至3月25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4次修改《昌潍区1958年至1962年发展地方工业规划》，其中1958年地方工业生产总值比1957年增长幅度一项，第一次改为45%，第二次为81%，第三次为144%，第四次为200%。即1958年地方工业生产总值比1957年翻两番，在1957年3.1亿元的基础上，提高到9亿至10亿元。地委计划1958年全区工业基本建设投资11863万元，新建企业7434个，扩建企业869个。各县（市）也普遍不断地修改、提高工业生产指标。到3月底，全区有9个县（市）确定的1958年工业生产总值指标，超过1957年的4倍以上。
在不断修订抬高1958年工农业生产指标的同时，昌潍专区掀起了大规模的以兴修农田水利、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先是1957年冬季农业生产运动，接着是1958年春季农业生产运动。各级党委领导广大干部群众，不畏严寒，在田间安营支灶，白天劳力满坡，彩旗招展，晚上红灯遍地，挑灯夜战，一片繁忙景象。
水利建设是农业生产运动的主要内容。在水利建设方面，诸城县走在了全区前列。1957年春，诸城县障北区党委组织劳力在林家村附近，修建了很多小塘坝，拦洪蓄水。这些塘坝在当年秋天的大旱中发挥了作用。障北区的做法得到诸城县委的重视和昌潍地委的肯定。在障北区做法的启示下，诸城县委于1958年3月20日组织全县4万名劳力，动工修建三里庄水库。3月22日，昌潍地委在诸城县召开全区水利工作现场会议。全区各县县委书记和部分乡党委书记、农业社主任、村支部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参观了障北区水利设施和三里庄水库施工现场。山东省委常委、省长赵健民到会讲话。会议号召全区人民行动起来，深入开展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会上，到会的农业社负责人联名提出了《开展农业生产大跃进倡议书》。与此同时，寿光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打造机井，发展农田机械灌溉，扩大农田水浇面积，在全区领先。昌潍地委肯定了寿光的做法，认为打机井是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有效方法，于4月10日在寿光县召开现场会，向全区推广这一做法。这两次现场会，有力地推动了全区农田水利建设。到5月初，诸城、临朐、高密、胶县、平度5县先后动工修建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小水库和塘坝更是在全区遍地开花。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昌潍地委根据山东省委指示，决定把6月份作为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宣传月，组织10万人的宣讲队伍，大张旗鼓地进行“总路线”的宣传。同时，昌潍各级党委层层召开会议，深入贯彻“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在昌潍全面展开。
“总路线”的宣传贯彻正值麦收期间，全国小麦“高产卫星”的报道不断地见于各大报纸。昌潍也出现了竞放小麦“高产卫星”的局面，各地声称小麦亩产千斤的单位层出不穷，潍县新华农业社号称小麦亩产1632斤，诸城县先进农业社号称小麦亩产1565斤，潍县高里镇李家埠和高里街两个农业社号称小麦亩产1600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事后查明，这些小麦高产典型都是假的。其中，潍县高里镇李家埠村是把10亩麦地的产量说成是一亩地的；高里街村则是玩弄数字游戏，通过计算1亩地小麦的棵数、穗数、粒数和颗粒重，无中生有地推算产量。
宣传贯彻“总路线”，带来了新一轮的浮夸，全区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再次大幅度地提高。1958年6月29日，昌潍地委制定新的昌潍区工业生产规划，规定1958年全区工业产值翻两翻，达到10亿元，1959年达到40亿元至45亿元。 7月7日，昌潍地委发出《关于创造春、夏季作物高额丰产“卫星”的通知》，要求各县创造出亩产10万斤到20万斤的地瓜、亩产1万斤的玉米、亩产5000斤到1万斤的谷子、亩产1000斤皮棉的棉花和亩产2000斤到5000斤的花生。同一天，地委制定《昌潍区1958年至1967年社会主义农业工作十四条规划》，确定1958年全区粮食总产要达到108亿斤，比1957年增产63亿斤，全区平均亩产要达到600斤。7月12日，地委在全区县委书记会议上，又规定各县第一本账，平均亩产为819斤，第二本账平均亩产为904斤。仅仅隔了5天，又将粮食亩产计划提高了200多斤。7月26日，地委制定《昌潍区1958年下半年至1959年水利规划纲要（草案）》，规定1958年冬至1959年春昌潍区要全面实现水利化，全区要完成小型水库5.7万座、中型水库400座、大型水库44座，蓄水量达到53亿立方米；开挖环海运河、胶济运河、胶莱运河、潍弥运河，加宽加深50条中小河流；完成机井4万眼，提取地下水25亿立方米。这个规划，要求在几个月内，实现原定5年的奋斗目标。8月11日，地委制定《关于组织1959年小麦生产更大跃进的意见》，提出1959年全区小麦平均亩产要达到1000斤，争取1200斤；创造出潍坊、临淄两个小麦平均亩产2000斤的“元帅”县。在地委引导下，各县、各公社层层加码，制定了很多更加不着边际的高指标，高密县水西乡平均粮食亩产竟定为17万斤，潍县高里镇提出要创造小麦亩产10万斤的纪录。
《潍坊市报》报道潍坊二中教师要创造亩产15万斤的小麦高产“卫星”
高指标是“左”倾思想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由上而下巨大政治压力的结果。中央不断地批评右倾保守思想，批评“反冒进”，号召“插红旗”、“拔白旗”，以政治运动为“大跃进”开辟道路。“整风反右”运动之后，昌潍党内外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残酷打击，各级干部普遍患“恐右病”，形成了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维方式，不敢说真话、实话，盛行说大话、假话、空话，使得高指标畅行无阻。
尽管如此，昌潍仍有一些干部和群众对高指标持反对态度，有的同志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向党组织进言，要求制定计划要脚踏实地，确保计划切实可行。但是，他们的意见受到排斥和压制。在1958年7月27日地委召开的全区工业会议上，临朐县委副书记郑志英认为，会议确定的1958年至1959年工业跃进规划指标过高，可能要落空，表示了反对意见。为此，郑志英受到地委的批评。后来，郑志英被定为严重右倾，受到批判。
大办钢铁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1958年5月到6月间，中央决定大幅度提高钢铁生产指标，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6月19日至23日，山东省委召开全省地方工业会议，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立即在全省掀起一个以发展钢铁为中心的工业生产高潮，向各地下达了钢铁建设任务。
昌潍地委对钢铁建设给予高度重视。从5月开始，地委就开始筹建钢铁生产企业，带领全区党组织认真执行“以土法为主，土洋结合，土法先上马”的发展原则，将建设小高炉的任务分解给原有的骨干企业，由各企业主要负责人带领得力人员参与建炉。由于缺乏起码的钢铁生产知识，各地党委派人到淄博学习修建小高炉和炼铁技术，回来后根据图纸，边学边建，边干边学。6月12日，昌潍专署发出《关于迅速组织开采矿石以适应生产需要的通知》，要求各地本着有苗即采，边采边探的原则，大力组织矿石开采，以确保钢铁生产的需要。6月29日，昌潍地委召开常委会议，制定了昌潍区工业生产规划，规定： 1958年生产钢铁12万吨，1959年争取生产钢铁105万吨。此外，地委对煤炭和炼焦生产进行了部署，加强领导，扩大生产，以确保钢铁生产的需要。
在地委强有力的领导下，全区数万人投入钢铁建设和生产，钢铁建设迅速发展。7月1日，潍坊钢铁厂和潍坊和平翻砂厂负责修建的小高炉和小铁炉在全区率先投产，成功出铁。到7月3日，全区共建成各种炼铁炉59个，已投产的13个，共产铁45吨。到8月11日，全区共建成各种炼铁炉3466座（含坩埚炉），其中809座投入生产，炼铁463吨。但是，由于昌潍专区钢铁生产原来是空白，缺乏技术和设备，尤其是焦炭和鼓风设备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很多炉子建成后迟迟不能投产，已投产的炉子事故多发，产量十分有限甚至根本不产铁。诸城县炼铁厂的第一支小高炉于7月16日建成投产，投产20天就接连发生了4次事故。
这是1958年夏潍坊市东工地钢铁建设的场景
注：
① 昌潍专区，下辖潍坊市、潍县、昌邑、昌乐、高密、诸城、安丘、益都、临朐、寿光、胶县、胶南、平度、五莲、临淄、博山共16个县市。
“大跃进”高潮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完成1070万吨。会议提出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确保任务完成。之后，山东省委多次召开会议，就完成中央下达的钢铁生产任务作了具体部署和安排，作出《全党全民紧急动员，保证完成全年钢铁生产任务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广泛发动群众，大搞小高炉和小土炉，开展全民性的土法炼钢炼铁运动，想尽千方百计，克服一切困难，必须按时完成生产任务。并提出“为钢铁拚命”、“钢铁生产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等口号。在中央和省委不断加强对钢铁生产领导和钢铁生产高指标的巨大压力下，昌潍地委迅速将主要精力转向钢铁生产。
昌潍地委认为，要完成上级部署的钢铁生产任务，靠少数人办不到，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实行全民总动员，组织总体作战。地委连续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广泛动员发动群众，投入钢铁生产建设，确保钢铁 “元帅”升帐。8月29日，昌潍地委决定，成立钢铁生产指挥部。指挥部由地委第一书记陈洪波担任指挥，设5名副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物资供应、交通运输、焦炭供应、建炉指导、技术指导、治安保卫6 个组。地委明确提出：“钢铁生产是各部门压倒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要求其它工作为其让路。与此同时，地委组织钢铁生产检查团，分赴各县对钢铁生产进行检查，极大地促进了全区钢铁生产建设。各县都迅速建立健全了钢铁生产领导小组或钢铁生产指挥部，由第一书记挂帅，组织精兵强将日夜奋战，全力以赴地大办钢铁，加快了钢铁生产的步伐。到9月8日，全区已有约10万人投入了钢铁生产。其中，4万余人开矿，1万余人建炉，1万余人冶炼，近4万人和 8400余辆汽车、马车从事运输等与钢铁生产有关的工作。全区共建成各种炼铁炉2411支（不包括坩埚），其中投产688支。全区共炼出生铁852吨，钢1.58吨（土法炼制）。至此，昌潍专区全党、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的高潮开始形成。
1958年秋《潍坊市报》刊登的关于大办钢铁的宣传画
此时，钢铁生产遇到两个难题。第一，正常生产的炉子少，产量低。全区建成的2411支炉子，能正常生产的只有151支，占建成炉子的6.4%；全区平均每天钢铁产量只有26吨。按照地委确定的到国庆节前完成钢铁26385吨、年底前完成钢铁12万吨的生产任务计算，日产量应为1000吨，实际产量与计划产量相差甚远。造成大批炉子建起后不能投入生产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鼓风机等配套设备。而炉子产量低的原因，则是技术力量不足，操作不当，导致炉子质量低、炉体经常损坏，不少炉子寿命不到10天。第二个难题是缺乏焦炭等原材料。虽然各级党委非常重视焦炭供应问题，加强了对焦炭生产的领导，潍坊、益都、昌邑、昌乐等县（市）动员了大批人力、物力，连夜苦战，突击建窑。8月下旬以后，炼焦生产有较快发展，产量大幅度提高，到9月4日，全区已建成各式焦窑455只，出焦1806吨。但是，由于煤炭的品种不对路，技术水平低，没有严格按规程操作，所产焦炭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差，达不到钢铁生产的要求。
对此，昌潍地委采取了以下措施：一、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以钢为纲的指示，确实把钢铁生产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对贯彻不力、行动迟缓的单位，进行严厉批评，撤换其领导干部，提高全党全民参与程度；二、各级党委加强对生产的具体领导，大力培殖钢铁生产的“卫星”炉和“元帅”县，努力提高产量；三、通过举办学习班、召开现场技术交流会等方式，大力培养技术人员，解决技术问题；四、坚决贯彻“先土后洋，土法为主，土洋结合”的方针，大量建造各种小座炉、小土炉，以扩大产量；五、抓紧解决焦炭问题；六、加强对运输工作的领导，将一切运输力量都组织起来，为钢铁生产服务；七、扩大矿石开采，保证矿石供应；八、开展共产主义大协作，将全区分为3个协作区，实行互通有无，相互支援，共同提高。地委要求各级党委充分认识钢铁生产的重要性，一切工作都要为钢铁让路。
为迅速提高钢铁产量，从8月30日到12月，昌潍地委先后组织了4次钢铁战役，两次抛放钢铁卫星。9月23日，山东省委发出《关于9月29日抛放日产18000吨钢铁卫星上天的指示》。昌潍地委接到指示后，立即下发了《昌潍地委关于9月29日放出日产万吨以上钢铁卫星的动员令》，要求各县委通过广播和报纸等形式，广泛发布《动员令》。全区各级党委根据地委指示，带领群众不分昼夜地连续苦干6天，为9月29日放卫星做了全面准备。从9月29日零时开始，全区各炼铁工地同时发起总攻，全力以赴，奋战24小时。30日，地委向省委报捷，宣布成功地抛出了日产钢铁14000多吨的“卫星”。接着，地委将10月15日至21日定为抛钢铁卫星周，再次组织大规模的突击行动，不断将钢铁生产推向高潮。
1958年10月2日《潍坊市报》刊登钢铁卫星上天的消息
潍坊市工业基础比较好，被省委和地委定为钢铁生产基地。九、十月份，潍坊市在市区的东、西两地，相继正式建立了5个钢铁厂，建成3至13立方米小型高炉100多支，每个钢铁厂职工人数少者2500人左右，多者4000余人。各厂都配备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厂长、副厂长均由潍坊市重点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工人骨干来自全市各重点企业，其他工人由农村抽调。益都、昌邑、诸城、高密、临朐、安丘、寿光、昌乐、平度、五莲等县也都建立了钢铁厂。到12月份，全区共建立钢铁厂和工地96个，其中县（市）办的27个，乡办的67个，机关办的2个；建成1.5至28立方米小高炉315支，贝氏转炉7支，土转炉67支，及部分小土炉；钢铁工人达到54万多人。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各机关、企业等单位不讲条件，不计代价，全力以赴地投入钢铁生产。从事钢铁生产的干部、工人热情很高，不分白天黑夜地奋战，不记工作时间，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很多干部、职工吃住在工地，几个月不回家。潍坊第四钢铁厂副厂长张庭彦连续两个多月没离开炼铁炉，没脱衣服睡觉，废寝忘食。诸城县北迟河乡党委书记孙玉堂，带领群众奋战在炼铁工地，连续4天4夜不休息。
除此之外，全区各地的村庄、街道、机关、学校等基层单位，兴建了近万支土座炉、猪嘴炉、坩埚炉、大闷窑、一脚埸等各种各样的小土炉。从城市到乡村，各行各业，男女老幼，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都积极投入到开矿、建炉、冶炼、运输、矿石加工等钢铁生产之中。紧张的时候，学校停课，机关停止办公，甚至商店停业。很多老人、儿童、残疾人也来到工地，参与做坩埚、砸矿石等工作。他们不顾刮风下雨，昼夜轮战，废寝忘食。第一个钢铁淮海战役（8月30日至10月1日）期间，全区参战人数达到200多万人。全区各地，到处可以见到炼铁炉和忙碌的人群。工地上，白天烟尘滚滚，夜晚炉火通明。公路上，运输矿石和煤炭的人流、车流不断，可谓车水马龙。除了汽车运输外，很多人推小车、骑自行车、挑担，日夜兼程到外地运输铁矿石，实在太累时，就在公路沟里打个盹儿。各地、各单位炼出铁后，敲锣打鼓，向上级报喜。
全民参战、热火朝天、捷报频传的背后，各地普遍出现了很多问题。
一是产量低、质量差。由于缺乏技术、材料和经验，建炉质量不高，安装粗糙，炉未烘干就投入生产，因此不少炉子投产后不久，就出现结底、炉膛脱落、风嘴漏水、暖风管跑风漏气等问题，从而导致毁炉、炉子寿命短、产量低、生铁质量差。九、十月份，3立方米的炉子平均寿命只有10天左右，最长的不过一个月，平均日产量只有1.5吨左右。
二是矿石和焦炭供应不足，运输跟不上。各地虽然都以大量人力投入铁矿石、煤炭开采和炼焦生产，调动几乎所有的运输工具投入钢铁生产的运输，但矿石、焦炭、石灰石等原料仍不能满足需要，造成很多炉子建成后不能投产，或停炉待料。
三是管理混乱，不计成本，浪费严重。各钢铁生产企业均为新建单位，缺乏制度建设和管理经验，基础建设、劳力使用、生产环节等方面造成浪费的漏洞无处不在，加上各级领导突出政治，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惜代价，不搞核算，导致生产成本过高，亏损惊人。潍坊市各钢铁厂生产一吨铁，成本都在550元以上，而生铁的出厂价为145元，即潍坊市每产一吨铁，就亏损400多元。潍坊第四钢铁厂生产1吨铁的成本为853元，亏损高达718元，亏损额是产品本身价值的近5倍。其他县钢铁厂亏损情况更为严重，五莲县生产一吨铁成本竟高达2000元。钢铁生产企业造成的亏损，都由上级财政补贴解决，亏多少补多少。最大的浪费并不在钢铁生产企业，而是铺天盖地、四处冒烟、数量庞大的小土炉炼铁。这些由基层单位建造的所谓土座炉、猪嘴炉、坩埚炉、一脚蹬等炉子，达不到炼铁所需要的温度，根本炼不出真正的铁。很多炉子烧结成大琉璃疙瘩，一点铁不出。有的既使出铁，也是所谓的海棉铁、烧结铁、蜂窝铁，全部是废物，作为钢铁产量上报之后，只能送钢铁厂，作为矿石回炉，或直接报废。大规模的土法炼铁，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和资金，而且消耗了大量矿石、煤炭和木料，导致矿石和煤炭的滥开滥采，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安丘、诸城、临朐等地，为土法炼铁大肆砍伐树木，许多地方林木被砍伐殆尽。更可悲的是，从群众手里收去的大量铁器，被炼成废物。
四是浮夸严重。因为钢铁生产作为政治任务，层层实行强迫命令，干部完不成任务就被“拔白旗”、挨批斗、受处分，所以各级组织和干部只好虚报产量，形成了严重的“浮夸风”。9月30日，昌潍地委向山东省委报捷：9月29日昌潍区成功抛放钢铁卫星，一天产铁14000多吨。其实，这一天实际产铁不足300吨。地委下达《关于29日放出日产万吨以上钢铁卫星的动员令》时，全区钢铁日产量只有100多吨，要求产量在一夜之间提高近百倍，显然不可能。但是，地委将指标分解到各县、市，要求必须完成。于是，各地就虚报产量，有的将所谓“海绵铁”、“烧结铁”、“蜂窝铁”，甚至是釉子，都当铁上报；有的将几天的产量集中到29日一天上报；有的则纯粹虚报数字。下级虚报，上级心照不宣，不仅不批评，反而给予鼓励。安丘县石堆公社党委书记李仕铭，因进度慢，受到上级警告。一急之下，他赶走了石堆小学的教师和学生，把十间教室掀盖揭顶，下面铺上炉条，装上大量木柴和1000多个坩埚，改造成炼铁大窑。接着，又把村里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陈家胡同的两头堵住，中间用砖垒成格子，建成坩埚大窑。这两处炉窑烧完后，他向县委虚报产铁五十万斤，受到县委表彰，石堆公社由后进单位一跃成为全县第一。
五是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高潮，正值秋收秋种大忙季节。由于炼铁占用了大量劳力，造成农村秋收劳力短缺，庄稼不能及时、细致地收获，浪费了很多粮食，耽误了小麦播种。10月下旬，昌潍地委曾采取措施，压缩钢铁生产的劳力规模，要求各县、市将从事钢铁生产的劳力控制在全区劳力总数的20%，全区控制在60万人左右。尽管如此，仍然极大地冲击了农业生产。
六是影响了正常的工业生产。钢铁生产作为政治任务，被提高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全区各地原有重点企业成为钢铁生产的主力军，不仅这些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和技术骨干，被调往钢铁生产基地，而且资金和设备全力保障钢铁生产，没有丝毫余地。造成原有企业管理混乱，生产能力和劳动生产率严重下降，产品质量降低，很多企业没能完成生产计划。潍坊柴油机厂的缸头、缸套的废品率一度竟高达80%左右。
七是干部作风粗暴。由于政治压力大等原因，部分干部表现出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党内民主抛到一边，一级压一级，不分清红皂白，只要领导说了，不论对错，只能服从，稍有冒犯，就会遭到批判，被“拔白旗”。对基层，缺乏技术指导和服务，不体谅基层的困难，单纯地压任务，要产量，过多地进行批评和使用处罚手段。有的基层干部采取强迫命令的做法，强制工人劳动，甚至体罚工人、不给工人饭吃，以致造成多起工人自杀事件。
八是收集废铁侵犯群众利益。为配合大炼钢铁，增加钢铁产量，中央指示大力开展收集废钢、废铁、废铜运动。省委下达给昌潍的收集废钢铁任务指标为16000吨。昌潍地委将任务分解到各县，要求限期完成。各县普遍层层成立收购队，开展大规模的废钢铁收集运动。8月至9月，运动发展至高潮。到9月底，全区共收集废钢铁、杂铜39000吨，超额完成了任务。运动中，不少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采取了很多过头的做法，不仅将群众家中的铁锅收集一空（当时兴办食堂，不允许群众自己做饭），而且将不少群众的门栓等家用的铁器强行收走。寿光县寒桥公社供销社货架上崭新的鏊子和铁锅被砸碎，顶了任务。寿光县田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在群众大会上讲：“妇女身上也有钢铁，做衣服用的剪子可以炼铁”，于是挨家挨户收剪刀。高密县水西公社干部甚至连铁钉也不放过，提出了 “要钉子不要头，要头不要钉子”的口号。
九是工人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伤亡事故频发。由于时间紧、任务重，领导干部注重抓生产，忽视工人生活。很长时间里，各钢铁生产单位生活设施跟不上，工人住宿、就餐等生活条件恶劣，很多工人住不好，吃冷饭，喝不上开水。同时，工人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睡眠不足，没有正常的休息日。由于领导干部全力抓产量，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工伤事故不断发生。昌邑、益都等炼铁工地接连发生工人住宿窝棚失火事件，造成伤亡，但仍未引起各地领导人的重视。11月22日4时，安邱县丰台岭大窑炼铁工地再次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5人死亡，14人烧伤的惨剧。1958年年底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全区钢铁生产共发生人身伤亡事故461起，死亡84人，重伤118人，轻伤545人。
大炼钢铁运动高潮，持续到12月份，共4个月时间。期间，山东省委下达给昌潍1958年钢铁生产任务，为铁10.5万吨，钢2千吨。后调整为铁8.81万吨，钢2万吨。12月底，昌潍地委对外公布，1958年全区共生产钢2.09万吨、铁5.86万吨（一类铁3.22万吨，二类铁0.76万吨，三类铁1.88万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所谓土钢、土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早已经送到钢铁厂回炉了。
农业和农村方面，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后，昌潍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迅速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秋季农业生产运动，把农业“大跃进”推向高潮。
先是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9月4日至7日，山东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决定当月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9月8日，昌潍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接着召开地委合作部长会议，进行紧急部署。各县于9月9日至12日召开乡镇干部会议或三级干部会议，传达省委、地委指示，统一思想认识，抓紧制定规划，进行实施，在高级社的基础上，迅速成立人民公社。到9月中旬，仅仅一周时间，全区就普遍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区农村在原有437个乡镇、8872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合并建立了252个人民公社，1820308户农民加入了人民公社，占全区总户数的99.42%，平均每社7223户。
成立人民公社时，原农业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其它公共财产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公社统一核算。社员原来的自留地以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收归公社经营和转为公社所有。人民公社内部，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在昌潍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供给制3种，其中粮食供给制占24%，伙食供给制占53%，基本生活供给制占23%。工资制是在供给制之外，按多劳多得的原则支付给社员一定数额的货币。
1958年9月潍坊市胡住村农民庆祝人民公社成立
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了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强行收回贷款）的问题。社员很多个人财产，甚至包括房屋和家具被充公；公社范围内，村与村、户与户经济上一律拉平；公社随便调用生产队甚至农户的财物；为筹集大炼钢铁、大办工业的资金，银行将以前发放给农村的各种贷款，不管是否到期，一律强行收回。在“一平、二调、三收款”面前，农民表现出抵触和恐慌情绪，更多的则是无奈。很多基层干部和社员认为，以公社为单位平均分配，奖励了懒汉，不利于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但这些意见不被理睬。公社和生产队经常以办居民点、养老院、红专学校、食堂、社办工厂和饲养场为名，随意强令社员搬家、强行拆除社员的房屋、征用社员的家具、砍伐社员的树木。仅高密县水西公社1958年就有1453户社员被令搬家，占全社总户数的17%以上，占用民房3778间，拆毁民房296间。该公社沙沟大队，把群众的75口棺材全部收为公有，砸毁另做他用。当时，农民流传一个说法：“除一双筷子一个碗，其他都是公家的”。有的社员看到“物不归已”，便抢先下手，杀鸡宰羊，变卖家具，将暂时不用的房子拆了卖木料。高密县水西公社沙沟大队社员自已拆毁房屋52间。五莲县许孟村社员几天时间就杀鸡800余只。甚至有的生产队干部带头杀猪、杀牲口。昌乐县东风公社生产队长领头杀猪7头，其中包括怀胎的母猪。
农村公共食堂与人民公社化相伴而生，是服务于“大跃进”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产物。当时认为，办公共食堂可以解放大批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劳力，使其投身于“大跃进”生产；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公共食堂伴随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昌潍迅速推广，到1958年10月，全区共建立农村公共食堂30673处，参加食堂的社员达1726660户，7075259人，占全区农村总人口的97.3%。食堂的推行带有相当程度的强制性。高密县水西公社沙沟大队为了推行和巩固公共食堂，曾抛放“砸磨卫星”，一个晚上就将全队610余盘磨，除食堂公用的76盘外，全部砸毁磨轴，掀到街上。公共食堂虽然有解放妇女劳力等好处，但存在浪费粮食、不利于渡荒、吃饭不自由等问题，一直不为广大社员所欢迎。
秋季农业生产运动是“大跃进”高潮中与大办钢铁并列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其中心是提高粮食产量，号称“粮食元帅升帐”。
1958年9月2日，为适应“大跃进”运动的需要，实现全区秋季农业生产大丰收和来年小麦高产，昌潍地委专门成立了农业生产指挥部。指挥部由地委副书记魏坚毅任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肥土、农田水利建设、种子管理、经济作物管理、技术指导、“卫星”田管理、农具改革等7个组。各县也参照地委安排，迅速建立了农业生产指挥部。
昌潍地委非常重视小麦生产。为了保证来年小麦丰产，解决小麦灌溉问题，地委要求各县都成立打井队，由书记或县长挂帅，以县为单位，打破乡、社界限，统一调配力量施工。在地委领导下，全区迅速组织起10万人的打井专业队伍，统一规划，全面协作，分片包干，昼夜奋战，突击打井。到10月中旬，全区共打机井25080眼，提前实现了机井化。10月18日，国家农业部致电山东省水利厅，祝贺昌潍专区提前实现机井化。但是，机井化的背后，存在着严重的浮夸和质量问题。一是各县为了按期完成任务和争取先进，任意夸大机井的数量；二是打了很多废井、假井，滥竽充数；三是有些机井质量低，使用寿命很短。此外，地委1958年8月26日向省委提出了修建峡山水库的请示报告，获得批准后，于11月初组织昌邑、高密、安丘、潍坊4个县（市）3.6万名民工，正式动工修建峡山水库。该工程国家投资1700多万元，移民56000多人，为全省最大的水库。此外，一些县也根据地委指示和自己的情况，续建或新建了一批大中型水库。
1958年11月动工修建峡山水库的场面
保障来年小麦丰产的另外两项措施，是深翻土地和小麦密植。按照省委要求，地委决定全区所有麦田都要做到深翻和密植，翻地一般要达到1.5尺到2尺，丰产田要达到2至3尺，“卫星”田要达到5尺以上，达不到标准不许下种；规定一般麦田每亩播种量要达到25至30斤，丰产田要达到30至40斤，“卫星”田要达到50斤以上；规定所有劳力要在田间安营扎寨，实行劳动定额，保证社员每天实际劳动12小时。在地委领导下，全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深翻土地运动。全区各公社党委将除去炼铁和水利建设的主要劳力组织起来，编成团、营、连、排、班，实行军事化管理，统一调配，搞深翻土地和小麦种植的大兵团作战。社员集体住宿，在工地上搭建窝棚，男女分居。公共食堂在工地上砌灶作饭，吃饭在工地，老人、孩子也不例外。托儿所、缝纫组、修配组也统统搬到工地。为造声势，地头上搭起指挥棚，插上红旗，晚上点燃灯笼火把，有的还安上扩音喇叭。各地采取思想发动和量化管理相结合的做法，通过宣传发动、表彰先进、批评后进、下达劳动定额等办法，将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社员每天早上5点出工，晚上10点收工。当时的战斗口号是：“我们的干劲冲破天，我们的钻劲穿透山，大家齐努力，把‘卫星’送上天！”
秋收秋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劳力严重不足。当时正值群众性大办钢铁的高潮时期，加上社办工业和水利工程，占用了农村大量劳力。很多地方半数以上的主要劳力被调走，参加秋收秋种的主要是一些妇女、老人、孩子等弱劳力，加上深翻土地工作量很大，全区秋收秋种进度十分缓慢。不少地方农作物已熟透，不能及时收获，小麦不能及时下种，眼看季节要过，群众非常着急，甚至焦躁不安。为此，昌潍地委于9月28日专门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在以钢为纲、保证钢铁转向正常生产的同时，将劳力尽量向农业倾斜，霜降前集中主要力量苦战20天，展开一个秋收秋种的淮海战役。此后，各地采取措施，除了固定在钢铁生产、水利工程、打机井的专业人员外，将临时投入钢铁生产和社办工业的干部、社员调回村，参加秋收秋种，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秋收秋种劳力不足的问题。但是，此时已经错过了秋收秋种的时节，至10月27日，全区小麦播种面积仅为714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67%；秋作物收获不到70%，全区400多万亩地瓜只收了118万亩，棉花很多地方大部未拾。直到11月10日，全区还有30万亩地瓜和32万亩花生没有收完，有的地方玉米、大豆还有尾巴。由于收获过迟，不少大豆在地里爆荚掉粒，罗卜、蔓菁等遭受霜冻，造成减产。此外，秋收质量很差，很多庄稼收获得过于粗糙，大量地瓜、花生只用犁穿拾一遍，漏收十分严重。很多已收获的地瓜和花生，没来得及晾晒、窖藏和加工，堆在地里，或就地挖坑掩埋，结果被冻烂。当时，仅47处公社统计，冻坏地瓜即达6000多万斤，有的生产队连地瓜种和花生种都没有留下。已切晒的地瓜干，由于管理跟不上，大量发生霉变，以致不能食用。本来，1958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很好，是群众公认的“老辈没见过的好年景”，结果丰产没有丰收，浪费了大量粮食。
为了帮助落后单位种上小麦，昌潍地委要求各地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打破社、队界限，搞大兵团作战。随后，各县都大规模地组织调度劳力，跨公社无偿地支援后进单位。潍坊市高里公社后沟村的小麦还没种完，公社党委就向市委报了捷，市委马上调该村的劳力前往几十里外的二十里堡公社东金马村，支援该村秋种，一干就是20天。从东金马村回来还没进村，又被调去支援西营村。有些援外的青年妇女想念孩子，晚上偷着跑20里夜路回家看一眼，天亮前再赶回去。对这种搞大兵团作战的做法，群众意见很大。
在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之后，社员每天劳动达12小时以上，没有休息日和节假日。妇女没有时间处理家务，时至深秋，不少农户棉衣还没有做。公社和生产队普遍地对老人、病人、儿童的生活和食堂的管理重视不够，老人、孩子一律住窝棚，下雨天漏雨也不准回家，加上天凉气温低，很多老人、儿童拉肚子，不少孩子患病得不到治疗而死亡。高密县水西公社逄戈庄村从1958年秋到1959年春共死亡126人，占总全村人口的9.69%，其中10岁以下的儿童达40人。该村社员郭瑞连两个孩子生病，但生产队不许其请假护理，不到10天，两个孩子先后死亡。小水西村许树之妻生孩子40天，即被派到外村干活，不许其带小孩，致使孩子死亡。有的村规定四不管饭：出勤晚了不管饭；完不成任务不管饭；人不齐不管饭；不干活的不管饭。有的社员一家5口人，在5处吃饭。食堂普遍管理得不好，社员经常吃不上热饭。这些都影响了群众的思想情绪和劳动积极性。有的农民甚至发牢骚说：“这年头不如死了算了。”
对于深翻土地、小麦密植、公共食堂，以及“浮夸风”、“共产风”等，很多干部和社员并不认同，但不敢公开反对和抵制。谁若反对或发牢骚，便会遭到“辩论”。“辩论”即由干部组织的批斗会，往往伴随着拳脚，是当时常见的整人手段。社员不能公开抵制，便经常在行动上打折扣，如翻地时往往达不到要求的深度，暗地里减少播种量，或者采取出工不出力等方式怠工。
“共产风”、“浮夸风”盛行的时候，有少数公社和村级党组织，尽量从实际出发，根据群众要求，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避免了大的损失。1958年秋种，诸城县委要求以公社为单位搞大兵团作战，石门公社党委没有盲从，先进行了小范围的试验，发现劳力集合慢、农活质量差、劳动效率低、窝工费工大等问题后，便停止推行。寿光县官台公社齐家庄子生产队党支部书记马习之，在群众的支持下，项着政治上的压力，抵制公社强行推广地瓜、玉米种植的做法，根据本地低洼怕涝的特点，因地制宜地种植高梁，从而避免了粮食减产，保证了社员生活。
1958年秋收过程中，山东省委、昌潍地委大力倡导抛放高产“卫星”。于是，昌潍各地接连报捷，玉米亩产20549斤、谷子亩产11804斤、水稻亩产10815斤、大豆亩产12180斤、地瓜亩产14万斤、棉花亩产2070斤（皮棉）等“卫星”，一个接一个上天。11月7日，地委召开昌潍区第一届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地委第一书记陈洪波在会上宣布：1958年，全区粮食总产达到了196亿斤，比1957年翻了4番；全区平均亩产1306斤，比1957年增产4.7倍。12月20日，地委在《昌潍区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中公布：“1958年全区粮食总产（包括薯类）可达到203亿斤，平均亩产1352斤，每人平均占有粮食2879斤”；“我区主要农业生产指标提前10年超额实现了农业发展的要求，基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然而，事实远不是这样，地委在一年后的检查报告中承认，1958年全区粮食总产只有41亿斤，亩产只有284斤。
1958年10月7日《潍坊市报》关于玉米高产的报道
“大跃进”运动造成工人队伍急剧膨胀，导致非农业人口粮食需求量急剧增加，国家需要大量粮食。因此，高额的粮食征购任务自上而下，层层摊派。为了从农民手中拿到更多的粮食，全区各级党委有意识地进行高估产，从而落实高额的粮食征购任务。1958年秋收之前，潍县县委召开各乡镇党委书记会议，预报全年粮食产量。县委副书记兼高里镇党委书记率先报出了高里镇平均亩产2000斤的产量。在县委的动员和压力下，其他乡镇纷纷跟进，所报产量均在1000斤至2000斤之间。只有沟西乡党委书记李奎武不愿说假话，想少浮夸一点，报了亩产500斤。为此，李奎武遭到县委的严厉批评，不久就被拔了“白旗”，就地免职。在高估产的基础上，省委下达给昌潍专区1958年粮食征购任务为14亿斤，全区各级干部拼全力征了11.9亿斤，差2.1亿斤没有完成任务，但这已经比1957年多征了2.5亿斤，征了过头粮，夺了农民的口粮。
高征购造成农民口粮不足，尤其是浮夸严重的社队。同时，地委对实情估计不足，没有抓计划用粮、节约用粮，1958年秋还片面要求各地食堂让社员吃饱、吃好，造成了用粮上的浪费。1959年春节过后，全区各地陆续出现了粮食紧张局面，很多食堂断炊，大批群众因饥饿逃荒外流，其中寿光、昌邑、平度、潍坊、昌乐、安丘最为严重，仅昌邑县到1959年2月14日就外流人口12918人。高密县水西公社从1958年秋至1959年3月中旬，共外流943户，占总户数的11.1%，外流人口2329人，占总人口的6.02%。其中，全家外流的257户、1047人；走了主要劳力或走2至3人的有686户、1282人。到3月底，全区24070处食堂中有一半严重缺粮，不能正常安排社员生活，有2751处食堂断炊，不少人因饥饿死亡或自杀。寿光县五台公社共有105处食堂，其中102处断炊。寿光县北洛公社杨庄村社员徐华先一家4口人因饥饿投井自尽。高密县水西公社上吊、服毒自杀的社员达35人。大批社员因营养不良患浮肿病，不少社员吃野菜中毒死亡。高密县水西公社1959年4月8日统计，全社有浮肿病、大便秘结病和食物中毒病人4231人，死亡278人。此外，由于缺粮，农村牲口死亡、瘦弱现象十分严重。高密县水西公社1958年原有牲口6441头，至1959年5月，死亡2364头，占牲口总数的37%。剩下的牲口，有近三分之一因瘦弱不堪，不能上犋。寿光县田柳公社邢姚管理区（即生产队）1958年有牲口487头，到1959年4月初，已死掉17头。其第四生产队原有牲口46头，只剩下19头。因为社员体质严重下降，加上缺少牲口，有些地方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面对严重的缺粮问题，有的县委和公社党委背着“元帅”县、“卫星”社的包袱，不敢正视问题。有些领导人对此充耳不闻，无动于衷；有的畏难发愁，束手无策。地委虽然了解1958年粮食产量有水分，但仍对产量估计过高，开始时认为缺粮是个别现象，面上叫喊缺粮主要原因是干部、群众闹本位主义，是思想问题。因此，缺粮问题刚暴露时，地委没有充分重视和积极应对。
在“钢铁元帅升帐”和“粮食元帅升帐”的同时，其他各行各业也都纷纷实行“大跃进”，创造出无数“奇迹”。教育方面，地委提出了1958年全区144万文盲全部入学，1959年彻底扫除文盲，把昌潍变为文化专区的目标。卫生方面，宣布1958年要实现“四无”、“五洁”（即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实现室内、厨房、院落、厕所、街道清洁）目标。工业方面，地委大力发展县、社工业，提出“县县办工业，乡乡社社办工业，全党全民齐动手，大战1958年，使地方工业全面开花，遍地结果” 的口号。经过各级党委努力，到1958年底，全区县营以上企业工人总数由1957年的37886人增加到237427人，增长6倍多；人民公社工业从无到有，建成各种类型的厂（组）17553处，职工总数达22万人。但是，县、社工业发展中，普遍存在求大、求多、求全和求高的偏向，有的县机械厂和公社铁木厂不是以农具制造、修配为主，而是脱离实际，盲目地制造汽车、柴油机、煤气机、发电机等产品，结果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大批县、社工业企业，产、供、销不协调，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低、成本高，亏损严重。不少企业建成不久就被迫倒闭。
“大跃进”高潮时期，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怀着对党、对社会主义朴素而真挚的感情，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拼搏精神，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绩。1958年全区完成基建投资7653万元，比1957年增长4.1倍。不仅冶金工业从无到有，还新建了羊口盐场、潍坊棉纺织厂、潍坊水泥厂、民航机场等一大批项目，扩建了潍坊电厂、潍坊柴油机厂、潍坊华丰机器厂、潍坊拖拉机厂、潍北农场等一批企业。动工修建了峡山水库、冶源水库、白浪河水库等一批大中型水库。钢铁、发电量、矿石、焦炭、动力机械等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电动机、鼓风机、变压器等原来本地制造不了，在大办钢铁运动的促进下，昌潍开始自己生产，不仅满足了本地需求，还销住外地。一些水库建成后，在改良土壤、消除水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以巨大的投资和损失为代价的，显然得不偿失。
有限度的纠“左”
对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有所觉察。为了使“大跃进”能够继续进行，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中央连续召开了6次会议，在肯定1958年“大跃进”成绩和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基础上，着手在政策上进行调整，纠正“左”的错误，遏制“共产风”、“浮夸风”的泛滥。
调整首先开始于降低生产指标。从1958年12月开始，中央连续几次大幅度降低了工农业生产指标。与此同时，昌潍地委也相应不断下调自己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农业方面，1958年12月20日，地委修订的《昌潍区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确定1959年全区粮食总产（包括薯类）为860亿斤；亩产为6418斤；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2158斤。1959年2月2日，地委重新修订《昌潍区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将全区粮食总产由860亿斤下调为235亿斤；亩产量由6418斤下调为1758斤；每人平均占有粮食由12158斤下调为3300斤。4月底，地委再次修订农业生产计划，将全区粮食总产量由235亿斤下调为100亿斤，亩产由1758斤下调为700斤。不久，地委又将1959年全区粮食总产指标由100亿斤降为62亿斤，亩产由700斤降为443斤。工业方面，1958年制定的《昌潍区工业生产规划（草案）》，确定：1959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要比1958年翻两番，达到40亿元，钢铁产量为105万吨。1959年1月，地委将1959年全区工业总产值下调为35亿元；钢铁产量降为27万吨。3月，地委又将工业总产值下调为25亿元，钢铁产量降为21万吨。5月初，地委再次将工业总产值降为16.5亿元，钢铁产量降为18万吨。不久，地委又将1959年全区工业总产指标降为9.5亿元。此时，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的连续下调，与1958年的连续上调形成显明对比。经过以上调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由最初的不着边际，逐渐靠近实际。全区各级干部也逐渐冷静下来，开始面对现实。
调整的另一项内容，是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1959年2月27日，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决定在人民公社的分配方面，要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合理差别；在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为基础。3月12至13日，根据省委和地委指示，全区各县（市）委分别召开了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会议在充分肯定1958年“大跃进”成绩和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基础上，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向。
3月24日至4月6日，全区各县（市）委根据地委指示，分别召开五级干部会议，进一步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会议分两段进行：以四、五天时间，传达上级指示，学习有关文件，座谈讨论，谈心思，摆矛盾，进行鸣放；以八九天时间“解疙瘩”，订章程，研究处理各项政策和组织调整等方面的问题。会上，与会人员鸣放热烈，鸣放意见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一）对公社过分集中，统得过死不满。（二）对公社平均分配，穷富拉平不满。（三）对粮食征购和供应不满。（四）对干部作风不满。会议主要解决了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与会人员的绝大多数拥护中央提出的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认为高级社已有几年的基础，干部群众有经验，账目容易清理，公共积累、牲口、土地、农具容易调配，有利于生产和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但是，一部分公社和管理区干部，不愿意放弃已有的权力，在落实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过程中进行阻挠。经过反复做工作，会上确定全区共划为6890个基本核算单位。会后，经过群众讨论，全区基本核算单位最终确定为7549个，平均每个核算单位208户，与原高级社基本相当。此外，会上揭露、批判了各级干部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形式主义、不民主、强迫命令、乱拔白旗、乱斗争、乱翻粮食等问题，尤其对领导干部听喜不听忧，表彰重用好大喜功、欺上瞒下、投机取巧者，压制打击求真务实的老实人，助长下级弄虚作假之风的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对此，各县（市）委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表明了改正的态度。这次会议对于各级党组织来说，相当于一次整风。但是，由于此时中央对存在问题的认识仍有局限，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因此这次会议对问题的认识还很浮浅，与会干部对错误没有作深入地检讨和研究，没有统一思想。仍有部分干部对揭露的问题无动于衷，甚至认为提意见的人是发表错误言论，应该受到整肃。基层干部和群众对会议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但对郑州会议精神能否真正落实普遍存有疑虑。
对“大跃进”的调整还表现在安排社员口粮、退赔“平调”钱物和分配社员自留地等方面。
1959年春，昌潍地委逐渐认识到缺粮问题的严重性，迅速将省里分配的8953万斤统销粮指标全部分到各县（市），帮助安排社员生活。为了切实让严重缺粮地区的群众吃上饭，地委于4月上旬向省委申请到1亿斤统销粮，同时从本区事业用粮、统销粮、饲料粮和种子粮等指标中挤出4280万斤粮食，一并发到各地作为农村统销粮指标，重点安排最困难的社队。对浮肿病的防治，地委采取了4项措施：1、在统销粮指标中拨一部分大豆，以增加病人所需的蛋白质营养；2、组织医务人员下乡抢治；3、对病人、老人、小孩、孕妇等，在吃粮比例上予以照顾；4、要求食堂多搞一些春白菜、菠菜等，增加社员营养。同时，派出干部到缺粮地区，帮助群众打节约用粮谱，帮助整顿和改进食堂，号召群众利用空闲地和门前院后种早熟粮菜，以解决麦收前后群众的生活困难。地委还采取压缩工人数量和非农业人口粮食销量等措施，缓和农村粮食紧张局面。从4月份开始，全区不断精减企业工人队伍，到7月底，全区县以上企业工人总数由224769人减少为121562人，减员46%。此外，地委公开宣布粮食征购工作结束，在广泛征求社员意见的基础上，逐步放开了对食堂的限制，允许社员自炊。到6月底，根据群众意愿，全区共解散公共食堂25905处，占原有食堂总数的98%。地委的这些做法，尤其是向省委申请到1亿斤统销粮，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缺粮问题，避免了更严重的问题发生。
1959年4月初，中央为了解决农村“一平、二调、三收款”问题，化解群众怨气，要求各地尊重价值法则，认真清算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和物资。之后，昌潍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讨论中争论激烈，意见分歧很大。穷队干部、富队干部、公社干部站在各自的立场发表意见，有的主张少算或不算账，怕还不起；有的认为过去吃了大亏，要求彻底算账；有的怕麻烦，怕引起乱子，怕影响生产，不想触及这个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旧账一定要算。地委决定：县、公社过去平调的钱和物，要本着等价交换的原则把账算清楚，尽快兑现；在算账和兑现问题上，分两步走，先算大集体与小集体之间的账，然后再算小集体与社员之间的账。到5月26日，全区范围内县与社的账已基本清算结束；生产队与社员个人的账，全区共7459个核算单位，已经清算结束4550个，占60.5%，正在清算的2909个，占39.5%。全区清算、兑现的主要物资有：马车、小车、脚踏车61210辆，拖拉机、排灌机械759部，各种农具、家具852371件，牲口8441头，猪羊21504只，现金2580万元，粮食955万斤，土地9.2万亩，房屋15.7万间，归队劳力14万名。这次算账兑现，产生了积极效果：一是广大干部受到了教育，加深了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少干部开始对过去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反思；二是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群众的怨气，改善了党群关系，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三是通过算账、查仓，全区清出1700万斤粮食，进一步摸清了粮食底子，对安排社员生活起了重要作用；四是教育了广大基层干部，对转变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在清算账目过程中，全区共查出有贪污多占行为的干部56000余名，占干部（生产小队长以上）总数的50%。地委要求这些干部向群众认真检讨错误，同时注意保护绝大多数干部。大部分犯错误的干部认真检讨了错误，得到了群众的谅解。算账、兑现工作存在不平衡的问题，有些地方走了过场。
5月初，昌潍地委贯彻中央关于分配自留地给社员，鼓励社员养猪、养鸡的指示，要求各县认真研究执行。这项工作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群众对分到手的自留地如获至宝。但是，部分县、社领导干部对这项工作认识不足，贯彻不力，限于一般号召，只布置不检查。有的基层干部对分配自留地有抵触情绪，怕影响集体生产和粮食征购。说：“分了自留地，肥了社员，瘦了队，还是不分好”。甚至有的公社干部把分配自留地看成是倒退，是拆社会主义的摊子，故意拖着不办。到5月底，临朐、昌乐、平度等县有半数的生产队尚未执行。一直到6月底，全区自留地分配工作才基本完成，全区共7459个核算单位，有7198个核算单位执行了中央指示。自留地一般占总耕地面积的5%，平均每人一分左右。
人民公社体制调整、权力下放之后，昌潍地委领导全区对农村社办工业进行了以精简下放为主题的整顿。到6月中旬，全区社办企业由原来的17553处，精简为1574处；社办企业职工由22万人，精简为4.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下放到生产大队经营的企业，从业人员大量精简，并实行亦工亦农制度，围绕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需要开展生产活动。
随着对“左”的错误的揭露和纠正，全区各级党组织开始对1958年乱拔白旗、乱扣帽子、乱斗争、随意处分干部的做法进行反思，逐步为受到错误处分的干部摘掉右倾帽子，恢复名誉，安排工作。高密县水西公社1958年共有43名干部被“拔白旗”，到1959年6月，已有40人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和职务。
在工业方面，调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钢铁生产逐渐正规化；二是全面整顿工业企业，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扭转管理上的混乱局面。
1958年11月，昌潍地委根据中央针对钢铁生产提出的“二化”（基地化、工厂化）、“五定”（定基点、定炉型、定组、定人员、定领导）要求，对全区136个钢铁生产单位进行整顿。到12月中旬，全区钢铁生产单位减为84个，钢铁工人队伍由54万人削减为20万人。其中，冶炼9万余人，采矿5万余人，采煤1.7万人，运输3.5万人，其他0.6万人。各钢铁厂初步确定了炉型，建立了管理制度。12月15日，地委召开全区各县（市）钢铁办公室主任、各钢铁厂、矿山党委书记和厂长会议，进一步传达上级关于“两化”、“五定”的指示和地委关于今后推行“两化”、“五定”的意见。会议要求1959年1月15日前，基本完成“二化”、“五定”工作，为钢铁生产继续跃进做好准备。同时，决定年内新建100立方米和55立方米的高炉，全区钢铁生产由“小土炉”为主向以“小洋炉”为主转变。会上，试点单位介绍了经验，与会人员研究了钢铁生产管理机构的设置、建立健全企业管理制度和“五定”的具体办法。会后，各县（市）从总结1958年钢铁生产入手，提高广大职工对“两化”、“五定”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然后由上而下制定方案，逐项落实。到1959年1月底，全区由84个钢铁生产单位，统一规划为18个钢铁厂、15处铁矿、6处煤矿和13个炼焦厂，其余全部下马。钢铁厂确定了1.5立方、3立方、13立方、28立方4种炉型。全区共保留各种炼铁炉522支，总容积1940立方米，日产量1200吨左右，其余的炼铁炉全部淘汰。全区专业从事钢铁生产的职工由20万人，减少为9.7万人，其余8万多人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1万多人充实到其他工业企业。1959年5月初，地委贯彻省委指示，再次收缩钢铁战线，决定诸城、寿光、昌乐、安邱、临朐、五莲6个县暂停钢铁生产，将钢铁生产任务集中于潍坊、益都、昌邑、平度、高密5个县（市），由原来11县（市）18个钢铁厂，缩减为5县（市）12个厂；将原有的15处铁矿，缩减为益都虎头山、平度于卜铁岭和昌邑高戈庄、坡子等5处。缩减规模的同时，各钢铁企业着手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生产技术，于3月份开展了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六比”红旗竞赛运动。这些措施收到显著效果，生铁的产量、质量有所提高，成本有所下降，浪费严重等问题开始得到纠正。
全面整顿工业企业，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加强劳动组织的建设，实行员工精简，定员定额，解决人浮于事的问题。（二）抓住企业管理的关键环节，建章立制，加强生产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三）进一步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及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开展职工共产主义教育和干部作风教育，提高职工劳动积极性，克服干部官僚主义作风。（四）对县社工业、轻工业和手工业，认真贯彻“四为”（为农业生产、为人民生活、为大工业、为社会主义市场和出口服务）、“三就”（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销售）、“两主”（以小型为主、以手工业为主）、“一自”（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和生活消费品，满足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五）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压缩各项开支，加强财政监督，严格财经纪律。通过半年整顿，全区工业企业经营秩序有明显改善。
这个时期，由于中央“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转变，对错误的纠正只是局部的，是以全盘肯定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为前提的，因此昌潍的调整和纠“左”十分有限，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泛滥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扭转。
“左”的回潮造成更大恶果
1959年七八月间，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开始时主题是进一步纠“左”，但后来却发生了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随着“反右倾”斗争的开展，昌潍地委中断了纠“左”的进程，“大跃进”运动在昌潍再起高潮。
8月16日到9月中旬，昌潍各级党组织召开各种会议，由上而下，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此时，全区干部、党员围绕对“大跃进”的评价、粮食征购、生产计划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有的党员干部对中央充分肯定“大跃进”成就、继续实行高征购、继续“大跃进”的做法，虽不敢公开反对，但内心里不认同；对开展反右倾斗争，思想上有抵触。昌潍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检讨了所谓右倾思想和情绪，带领广大干部开展“反右倾”斗争，力图按中央的口径统一思想，进而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
“反右倾”斗争首先在全区各级领导机关中展开。11月7日至15日，遵照省委、地委指示，昌潍各县（市）分别召开了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书记和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会议目的是解决县（市）委班子成员所谓右倾问题。在地委参与、指导下，会议围绕粮食产量、粮食征购和实现跃进计划等问题，重点批判了47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有县委书记处书记4人，县委常委、委员11人，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副书记27人。县委扩大会议后，各县立即召开了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围绕粮食征购、秋耕秋种等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集中批判了468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此同时，在地委扩大会议上，地委财贸部长王大昌、宣传部长刘华民和水利指挥部指挥张兴堂等同志受到错误批判。之后，全区又陆续批判和处分了一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这些遭到批判，受到免职、开除党籍等处分的干部，主要罪名是攻击或怀疑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否认“大跃进”的成绩。
重点解决各级领导机关所谓“右倾”问题的同时，农村、工厂、学校等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斗争中，一大批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有不满言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批判和处分，甚至遭到殴打。据《昌潍地委组织部1960年度组织工作总结报告》记载，1959年11月至1960年4月的6个月里，全区共有56689名基层干部被撤换；4853名党员（占正式党员的4.04%）受到处理，其中受警告处分的184人，严重警告处分的286人，撤销党内职务的356人，留党察看的363人，开除党籍的813人。
“反右倾”斗争中帽子满天飞，导致党内人人自危，“恐右病”再度加重，全区上下都笼罩在恐怖的阴霾之中。1959年上半年刚开始纠正的“左”的错误卷土重来，更严重地泛滥开来，其危害程度超过1958年。
一是经济上脱离实际，继续片面追求高速度发展。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国民经济的大跃进”的口号下，昌潍地委重蹈覆辙，工作安排上脱离实际，摊子铺得过大，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全区新上了大批项目，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增加，职工队伍再度膨胀。不少企业由于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忽视企业管理，致使产品成本再度上升，质量下降。潍坊市1960年上半年制造的250部中型小麦脱粒机，因产品质量太差，根本不能使用。益都县第一农具厂1960年1月份生产水车的废品率竟高达60%以上。在农业水利工程方面，1959年秋冬，全区先后新开工建设墙夼、牟山、高崖、白浪河、青墩子、石门、吴家楼、河西、户部岭、小王疃、石亩子、长城岭、尚庄、马旺、丹河等一批大中型水库，以及大量小型水库、塘坝和灌渠等配套工程，全区水利上阵劳力最多时达到120万人。1960年春农忙季节，仍有60余万人滞留在水库工地上。1959年冬至1960年春，全区共完成土石方63000万个，建成大、中型水库26座，小型水库518座。全区水利投资达15610万元，其中调用公社和大队资金13022万元，农民平均每人负担18.6元。水利建设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大批项目仓促上马，出现了很多问题。寿光县纪台水库等一批项目半途而废，造成人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建成的水库由于配套工程跟不上，灌溉效益长期得不到发挥。不少水库由于设计不合理，施工质量低，建成后即存在严重隐患，后来不得不投巨资进行改造。水利建设挤占了农业生产的劳力、资金、工具和物料，使农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工地上大批农民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从事繁重的劳动，受尽了苦难，上千名民工失去了宝贵生命。
二是继续在农村实行高额粮食征购。新的“大跃进”高潮，使国家和地方的粮食需求量大幅增加，为维持城镇商品粮供应，国家只好继续实行高额粮食征购。高征购势必要夺农民的口粮，造成上下顶牛。为解决粮食征购难题，各级党委将粮食征购同“反右倾”斗争结合起来，树立对立面开展辩论批判，为征购开路。1959年9月中旬召开的各县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结合贯彻党的八中全会精神，集中批判所谓“粮食征购问题上的资本主义”，目的在于自上而下地打通干部在征粮问题上的思想。接着，地委于22日召开各县委书记参加的地委扩大会议，部署全区12.4亿斤的粮食征购任务，提出 “以完成征购任务，来保卫总路线，实现大跃进”的口号。为进一步推动粮食征购工作，全区各县委于11月上旬分别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开展对领导干部中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寿光县委书记处书记李好武等一批干部，因有主张少购粮食等言论，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受到批判和处分。会后，地委、县委派出大批干部，在全区范围展开粮食征购突击行动，粮食入库进度一天一公示。干部征粮任务完成得如何成为判断是否“右倾”的标准。很多地方粮食入库时，干部根本不提社员分配问题，先完成征购任务再说，气得社员摔了木锨。寿光县1959年秋粮食征购中，县委只抓入库不抓口粮，按照全县平均亩产418斤（实际只有200多斤）分配征购任务，命令各公社坚决完成，一斤不能少。县委一名书记处书记在寒桥公社蹲点，他强迫公社党委接受亩产450斤的浮夸产量（实际全社平均亩产180斤），声称“达不到这个数要统统撤职”，“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单位，是党员的考虑党籍问题，是干部的考虑干部问题。”为了推动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他提出“不吃不喝也要完成任务”的口号，亲自主持辩论斗争会，逮捕了社员葛树振和葛本笃，迫使很多社员卖了口粮和种子粮，造成88名社员因完不成任务自杀，不少社员被迫投亲告友借瓜干完成任务。最终导致寒桥公社1960年春死亡2464人，水肿7585人，外流1226人。在全区范围内，对完不成征购任务的社、队，各级党委从上到下开展反瞒产、反私分、反偷拿斗争，强调限期完成任务。于是，不少地方将任务指标分配到户，然后到群众家里翻箱倒柜搜粮。寿光县田柳公社共5个管理区，有4个管理区集合干部到社员家里搜粮。申明亭村被连续搜粮7天。搜出的粮食全部拿走，包括自留地的收获，甚至连社员喂婴儿的几斤面粉也不放过。对完成了任务的单位则是任务一加再加，致使有些先进单位，增产幅度不如任务增加幅度大。寿光县马店、古城等公社完成征购任务后，公社党委又提出再卖“欢喜粮”、“爱国粮”等口号，开展“三、五、八千斤”运动，千方百计让农民拿出更多的粮食。其结果，先进单位也因为卖了过头粮，出现缺粮问题，后来不得不安排统销粮。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昌潍专区于11月底超额完成了1959年的粮食征购任务。但是，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后，全区社员平均每人只分了285斤口粮，相当一部分社、队口粮在200斤以下，根本不能维持生活。
三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重新盛行。（一）大刮“共产风”。1959年秋后到1960年上半年，在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的同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名存实亡，公社随便占用生产队的土地，乱收乱调生产队的劳力、耕畜、农具和资金，把生产队的果树、猪、羊和从事副业生产的工人及工具，上调为社办园艺场、猪场和社办工业。不仅平调生产队的东西，而且乱伐林木、乱扒房子，随意侵犯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随便抽回社员的自留地，没收自留地的收入。社员生活资料不得侵犯等政策，形同虚设。生产队内实行平均分配，口粮拉平，多劳不多得，严重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二）大刮“浮夸风”。“浮夸风”主要表现在虚报产量、重复计算、以次充好等等方面。1959年秋，潍坊第三钢铁厂实际日产生铁160吨左右，但每天上报产量350吨，全区各钢铁厂无不如此，主管领导心知肚明。潍坊生产的生铁发往上海，规定每节火车车皮装60吨，实际每节车皮都装不到30吨，长期如此。1959年秋收益分配时，益都县郑母公社书记指示公社会计员编造3套分配方案，对上级报亩产550斤，社员口粮分配374斤；公社内称亩产430斤，口粮分配250斤；对生产队定亩产204斤，口粮实分155斤。1960年春，五连县高泽公社民生大队号称1头母猪一次产籽猪38头，《昌潍大众》报专门为此发了号外。1960年1月，地委宣布：1959年全区农业获得大丰收，全区粮食总产70.5亿斤，比特大跃进的1958年增产21.6%；棉花总产皮棉76万担，比1958年增产15.2%。半年后，地委在检查报告中承认，1959年全区粮食总产只有37亿斤，不仅没有增产，而是大幅度的减产。（三）大刮“命令风”。由于各项任务定得过高过急，脱离实际，行不通或遇到阻力后，各级干部在政治压力下，依靠手中的权力，实行强迫命令。生产上，各级领导忽视土质、水源、气候等方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因时因地制宜，不听取群众意见，在作物种植计划、农活安排、劳力使用等方面卡得过死，干涉过多，要求过高，强求整齐划一，动不动就一声号令，全力以赴，打乱了生产队、生产小队逐渐建立起来的一套生产和劳动管理制度。生产队、生产小队没有生产自主权，在农活安排、劳力使用方面做不了主，使生产管理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由于指挥不当，不少地方出现耕作失时，土地荒芜，春田夏种，洼地种地瓜等问题，造成粮食减产，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生活上，违背社员意愿，强行恢复公共食堂。1959年秋后，在行政命令下，全区食堂恢复到14378处，参加食堂的农民达646972户、2676902人，占全区总人口的36.8%。有些干部为了完成生产和其他任务，不择手段，随便打骂群众，侵犯群众利益，拆房子、揭锅、翻粮食、拿东西、乱押、乱罚、乱扣等违法乱纪行为十分严重。
四是随意殴打、污辱社员，强迫社员搬家，扒社员房子等违法乱纪行为成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气氛下，很多干部只对上负责，工作中经常对群众使用暴力。据当时地委统计，1958年至1960年期间，全区县、社、队三级主要干部中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的干部5136人，占这三级干部总数35710人的14.4%；不完全统计，全区被打群众达13925人，被翻箱倒柜18487户，被罚粮、款、工分共7957户，被扣口粮共9406户。这部分挨打受罚的群众中，被打死、逼死327人，被打伤打残216人，被打病气病502人，被打跑逼跑流落他乡2537人。干部体罚社员的手段有拳打、脚踢、绑、吊、关押、扒衣服冻、罚跪、坐老虎橙、举石头、坐冰块、低头弯腰、假枪毙、假活埋、向嘴里灌尿、逼吃屎、针扎指甲心、笔杆别指头、采胡子、拨肋条骨、逼女人脱裤子、不给饭吃、带牛笼嘴、带白帽子、游街等等数十种。有的干部私设监狱，随意关押、毒打群众。诸城县林家村公社党委6名书记中，3人有打人行为； 20名党委委员中，16人打过群众；全社625名小队长以上干部中， 310人有打人行为，占干部总数的49.5%。昌乐县平原公社党委5名书记，都有违法乱纪行为。1960年春，该社两名书记在东庄营村办食堂时，专门召开全社生产队干部打人现场会。会上，提出了4个口号：七堂会审、流血斗争、会场就是战场、脑浆崩裂；实行3个冲锋：干部冲锋、学生冲锋、社员冲锋。经过3个冲锋，当场把7名社员打倒在地，然后宣布会议胜利结束。散会后，被打的7人中两人死亡。平度县张舍公社张舍村的一名村干部在水库工地带工，因一名民工旷工，便将其上衣脱光，用别针将大字报别在民工脊背的肉上，让其带着大字报劳动。1960年春，寿光县稻田公社大伦、王望、崔岭3个管理区，打后致死12人，致残1人，致伤4人，致病2人。寿光县道口公社周疃村民兵营长等人，在公社干部支持下，绑打群众69人，关押群众50人，罚劳改60余人，致死2人，打残4人，造成群众自杀未遂3人。此外，有些地方成立劳改队，关押所谓“落后分子”，强迫其劳动改造。不少地方将扒房子作为惩罚群众的手段，益都县1960年春几个月时间就扒毁群众房屋数万间。1960年1月24日晚，五莲县高泽公社党委召开党委会议，研究改造落后生产队问题，决定将全社12个落后村的423户村民于本月26日全部搬走。当公社向有关村民宣布26日上午9点开始搬家，吹号为令，4个小时必须搬完时，这些村庄顿时乱作一团，群众哭叫连天。26日，公社党委采取民兵围困封锁、辩论斗争、揭锅、抢棉被等手段，逼迫社员搬家。邱村社员陈树申气得用烟袋狠打自己的头，打得满脸鲜血直流，之后卧病不起，不久死去。整个搬家行动，造成8人死亡。搬出的村民被集中安置，名为“五类村”。“五类村”由民兵站岗，村民被管制，强迫劳动，生活待遇很差。
五是随意大批逮捕群众。1960年春，地委派书记处书记孙志瑗带领工作组坐镇益都县，负责帮助益都、寿光、昌乐3个县开展改造落后社队和安排社员生活工作。在工作中，孙志瑗等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为益都工作被动，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组织不纯，地富反坏篡夺领导权，富裕中农当道造成的。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提出了“一夜完成民主革命”、“苦战三昼夜，夺取领导权”、“剥掉两张皮（一张地富反坏，一张富裕中农）”、“对地富反坏要剥皮戴帽”，“要和锄草一样锄干净”，“对基层组织要一锤子砸烂”等口号。工作上，采取了乱划阶级、乱定成分，扫地出门，乱斗争，乱搜乱翻，集中逮捕人，大批撤换基层干部的做法。1960年2月至3月间，益都县分两批集中逮捕群众2048人；撤换基层干部5790人，占原有干部总数的34.1%，其中张孟、口埠、淮阳、高柳、敬仲5个所谓落后社，干部撤换率高达60%；扒毁群众房屋43176间，受害群众达12685户；新划地主、富农557户，大部分被没收财产，一部分被扫地出门。接着，孙志瑗等人将这一做法，推广到寿光、昌乐两县，使这两个县也发生了大批捕人和大批撤换干部的事件。事发前，益都、寿光、昌乐3县的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和缺粮、死人问题已非常严重，群众情绪紧张，大逮捕和大批撤换干部，无疑是火上浇油，错上加错。事发后，这些地区群众因饥饿死亡、外逃或患水肿病的情况更加严重，生产力和党群关系遭受严重破坏。山东省委发现问题后，迅速派出工作组，制止和纠正错误，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处分。
六是严重破坏了党内外民主。1957年“整风反右”和之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党内外民主不断遭到破坏。尤其是“反右倾”斗争之后，全区干部人人自危，不敢说实话。不少领导干部怕戴上右倾帽子，不顾客观实际和群众利益，全力执行上级指示，宁“左”勿右。基层出现问题时，广大干部不能有效地反映群众呼声、保护群众利益，表现出相当程度的麻木。1960年春，饥荒发展得非常严重时，全区各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各级干部，包括地委派到基层工作的200多名干部，没有一个单位、一个人及时向地委反映各地的真实情况，坐视灾情发展。
1959年冬至1960年春，农村严重缺粮问题再次暴露出来，全区各地陆续出现人口大量外流、患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比上年更为严重。起初，山东省委和昌潍地委错误地认为农民手中有粮，是富裕中农思想作怪，指示各地反“瞒产私分”，自己解决缺粮问题。由于处理问题的思路有误，全区灾情迅速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局面。据地委当时统计，1960年1月到4月期间，全区死亡43775人，外流人口41783人，浮肿病人达22万人，卖婴、送婴、舍婴现象大量发生。据寿光、益都、高密、潍坊、昌乐5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仅父母双亡、无依靠的孤儿就达1959名。这期间，益都县、寿光县、潍坊市的一些地方大量饿死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据益都县委统计，1960年1月至4月，全县农村因饥饿患水肿病、消瘦病的社员达71925人，占农村人口的10%；1月至6月，全县死亡20367人，外流人口12264人。死亡人口中因饥饿死亡和自杀占相当大的比例。灾情最严重的郑母、阳河、路山、淮阳、桃园、高柳、张孟等公社，不少社员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炕上的棉被和身上的棉衣全部卖光糊口，仍不得活命。1960年1月至6月，郑母公社死亡2630人，占总人口的5.56%；阳河公社死亡2246人，占总人口的4.92%；淮阳公社死亡1721人，占总人口的4.7%；桃园公社死亡1648人，占总人口4.49%。1960年2月至4月上旬，益都县先后发生活人吃活人、活人吃死人的惨痛事件9起，涉及郑母、口埠、齐陵、淮阳、阳河、桃园公社。这些案件中，残杀活人5名，均为12岁以下的儿童；被食死人尸体9具，其中成年人尸体2具，儿童尸体7具。案情有哥哥将弟弟掐死煮食、父亲将女儿杀死煮食、母亲将女儿杀死煮食等不同情况，均发生于涉案人极度饥饿的生死关头，情景极为凄惨。阳河公社地处平原，生产条件良好，1959年底有人口48496人。1960年1至6月，该社死亡2246人，占总人口的4.6%，其中因饥饿而死和被干部打死、逼死的达2044人。死人最多的良孟、臧台、段村、星落、张家营、朱鹿6个大队，共死亡1454人，占这6个大队总人口的8.76%。该社全家死绝9户（不包括鳏、寡、孤、独户），家庭大部分成员死亡的62户。该社2月至4月死人最多，共死亡1635人，仅4月份就死亡720人，几乎等于该社1959年全年死人总数。1月至6月，该社共外流847人；水肿病最多时达到11296人，占人口总数的23.34%；被抛弃送人的婴幼儿88名。1至4月份，仅良孟大队就死亡290人，外流230人，58人弃婴送子，16名儿童因父母双亡成为孤儿。
据寿光县委的档案记载，1960年1至4月，寿光县死亡13432人，自杀392人，外流7045人，水肿病患者达95836人。1960年上半年与1959年同期相比，全县多死亡6709人，上升163.8%。该县的稻田、寒桥、纪台、南河、道口、候镇、台头、王高、前杨、城关、留吕等公社灾情严重，个别地方也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死人最多的是稻田公社。1月至4月，稻田公社死亡1977人，占全社人口总数的5.1%；7855人患水肿病；1522人逃亡外地。该社董家稻田、西稻田、魏方等4个生产队，就有47户死绝。仅董家稻田一个生产队，就有7户父母死光只剩下孤儿。寒桥公社，1月到5月，死亡1832人，外流人口1370人，水肿病10593人。该社付桥生产队社员付兆林全家6口人全部死光。纪台公社，1月至4月，全社共死亡1012人，水肿病人达4643人。北洛公社尚家庄村，几个月里死亡192人，572人患水肿病，死亡牲口100余头。道口公社杨家生产队，几个月内死亡64人，占人口总数的13.2%。官台公社杨家庄子生产队第七生产小队，1月至4月，死亡83人，占该小队总人口的44%。
潍坊市高里公社一贯严重浮夸，1959年完成征购任务后，号称全社人均口粮412斤，其实人均口粮192斤，有的大队只有156斤。1960年1月至4月中旬，高里公社共饿死社员977人，占全社人口总数的3.5%。紧邻高里公社党委驻地的后沟大队，1月至4月饿死130多人，占全村人口的12%，死者无人掩埋，情形十分悲惨。
昌乐、昌邑、高密、诸城、胶县、平度等县的一些地方，也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情况。此外，一些水利工程和其它建设项目，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大批民工死亡事件。
一是寿光县纪台水库事件。从1959年11月7日开始，寿光县委先后组织全县18个民工团，35000名民工上阵，开工修建纪台水库。仅5个多月时间，死亡民工463人。其中：病饿而死436人，干部违法乱纪致死12人，自杀12人，工伤死亡13人。工程期间，干部打骂民工现象十分严重，被打民工1520人，2291人次，因打致死12人，致残1人，致病30人。寒桥民工团政委以殴打相威胁，强迫民工在正月零下十度的严寒中光着膀子干活。工地指挥部不但不制止，反而召开营以上干部参加的现场会，对其进行表彰，推广其做法。伙食方面，原规定民工每人每月吃粮25斤，但工程指挥部违反上级规定，错误地采取土方带口粮的做法，规定以实际土方计算，每完成两方土给粮5两，由于指标定得过高，导致民工平均每人每月只吃到15斤粮食，城关公社等5个单位的部分民工每人每天只吃到4两粮食。因口粮不足，大部分民工靠罗卜充饥，后期有的连罗卜也吃不上。严重营养不足使1800名民工患了水肿病和消瘦病。工地指挥部不仅不采取措施救治，反而对患病民工采取驱赶回家，不准带走口粮的做法，造成31名重病民工死在回家的路上，266人回家后不久死亡。工程被迫于1960年4月23日停工，整个工程半途而废，大量农田被毁。群众称纪台水库为“血库”，说“水库是用罗卜垛起来的”。
二是益都县冶源灌渠事件。1959年冬至1960年春，益都县委组织全县3万多民工上阵，修建冶源灌渠工程。仅几个月时间，死亡民工577人。其中饿死283人，病死278人，干部违法乱纪致死9人，工伤死亡7人。为保证工程进度，工程指挥部规定了民工每天必须完成的土方量，完不成扣口粮，并开展无病号民工团活动。在其压力下，各民工团采取“轻病不上报，重病撵回家，但不许带走口粮”的做法，致使大量民工死亡，其中83名重病民工死在回家途中。
三是益都县杨集林场事件。1959年11月，益都县委组织1万多人动工建杨集林场，仅55天就死亡民工82人。期间，工地食堂经常停火断炊，淮阳公社淮梧大队的民工曾断粮靠树叶充饥11天，朱吕大队完全靠树叶充饥7天。民工每天早上5点起床，6点出工，下午落太阳后才收工，劳动强度很大，晚饭后还要到15里外的地方运东西或开辩论会。很多民工住在山上用草席搭的棚子里，棚子既不遮雨又不避风，生活条件非常恶劣。
一直到1960年三四月份，地委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派出大批工作组，向重灾区拨付统销粮和救济款，开展以“保人、保畜、保夏收、保社会治安”为目标的生产救灾工作，扼制了灾情继续发展的势头。但是，全区各级党委生产救灾工作启动得过迟，各地农村生产力已遭到极大的破坏和摧残，劳力、土地、牲畜数量大幅度减少，群众情绪低落，不少地方生产处于停滞状态。更令人遗憾的是，各地出现大批社员水肿、外流和死亡情况时，很多地方党委手中有粮，却没有及时出手相救。其中，仅寿光县委当时就控有粮食1000万斤，潍坊市委控有粮食700多万斤。寿光县纪台水库整个工程补助粮为260万斤，到4月下旬因大批民工死亡停工时，工程量已完成80%，补助粮却只下发147万斤，尚存有补助粮112万斤没有发出。如果处理问题得当，及时将手中的粮食发下去，各地大批人员死亡的情况是可以避免的。事后，有关责任人检讨没能及时下发统销粮的原因：一是对群众缺粮问题认识不足，麻痹大意；二是因1959年春救灾时销统销粮被指责多销了粮而受到批判，心有余悸，怕重犯多销粮的错误，而对群众的疾苦和生死采取了漠视的态度。
1960年春昌潍所发生的灾情，不仅严重破坏了本地生产力，而且使党的威信、党群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使昌潍社会和经济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困难的局面。
运动终于止步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昏热的头脑逐渐冷静、清醒，开始反思、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寻找度过灾荒、走出困境的对策。
1960年3月21日至4月7日，山东省委召开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会议分析了农村“一平二调”问题和干部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问题，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具体规定（草案）》和干部转变作风的10项要求。昌潍地委在各级干部中认真贯彻了这次会议精神，使农村盛行“五风”和基层干部违法乱纪问题得到初步控制。
6月中旬，根据省委指示，地委召开会议，部署在全区范围内分批开展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题的“三反”运动，目的是克服农村干部中严重的官僚主义、多吃多占和违法乱纪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运动的一些做法受到群众的欢迎。
8月16日至9月13日，山东省委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研究山东两年来的经验教训和生产救灾等问题，大幅度下调了1960年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会后，昌潍地委在认真检讨失误的基础上，于9月22日向省委写了《中共昌潍地委关于两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报告认为，之所以发生严重饥荒等问题，除自然灾害外，更主要的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两年来昌潍最大的教训是“浮夸风”、“共产风”和“命令风”盛行，尤其是“浮夸风”，败坏了干部作风，严重挫伤了群众生产积极性。
此时，与全国一样，昌潍形势仍不乐观。生产救灾虽然扼制了全区饥荒蔓延的势头，夏季社员平均分配口粮57斤，情况有所好转，但粮食紧张和饿死人的问题仍然存在，农村生活和生产困难的局面仍不能扭转。据寿光县统计，1960年6月至10月，全县每月人口死亡仍在1500人左右，远远高于1955年至1957年平均每月死亡628人的记录。其中，相当部分死因仍为营养不良和自杀。
为了解决农村问题，中央于11月3日发布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 1961年1月中旬，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意味着中央放弃了“大跃进”，全面实行战略退却。
1960年冬到1961年春，昌潍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组织4万名干部深入农村，大力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同时，停办农村公共食堂，下发口粮由社员自炊；组织力量深入基层，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检查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认真贯彻中央“12条”政策，积极开展反“五风”运动，纠正平调错误，开展退赔工作；开始贯彻八字方针，调整经济政策。
至此，昌潍“大跃进”运动终于停止，全区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