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后沟村饿死人事件
张田林、张壮威等口述
曹东亚 记录整理
寒亭区高里镇的后沟、前沟、苇园3个村1959年时是一个行政村，称后沟生产大队，全村有社员不到300户，1000多口人。1959年12月至1960年4月，我村饿死130多口人。1960年春灾情最重时，一天饿死7人，人死后没人埋，情形非常凄惨。
事件发生要从1958年大跨进运动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说起。
1958年1月，高里撤区建镇，隶属潍县。同年10月，潍县和潍坊市合并，撤销潍县，同时撤镇成立人民公社，高里公社隶属潍坊市。
这一年，全国搞大跃进运动，普遍刮“五风”。高里浮夸得厉害，号称是粮食亩产“双千镇”，在全县冒了尖。当时谢殿铎担任高里镇党委书记。
从这年夏天开始，我村在镇上（10月以后称公社）的瞎指挥下不停地折腾，先是大炼钢铁，后是深翻土地、挖运河。
炼钢是在镇上，我村被调去50多人，从9月一直干到年底。社员做饭的锅等铁器被收去砸碎炼钢，钢没炼出来，好铁炼成了废铁。
秋天，收庄稼的同时搞深翻土地，公社要求深翻土地3尺。为了配合深翻地，村里实行军事化管理，生产大队改称营，全村划为3个连，苇园村为1连，后沟村东部和前沟村是2连，后沟村西部是3连。连以下设排，有罗成排、武松排、穆桂英排、钢铁排等等（1959年春取消营、连、排，恢复原称谓）。村里开办了集体食堂。当年秋粮没有分配，社员全部吃食堂。村里在田野中搭窝棚，支锅灶，社员劳动、吃饭、住宿都在地里，不允许回家，老人也跟到地里看孩子，场面搞得轰轰烈烈。翻地每个人都有指标，完不成不许吃饭。翻地的劳动量实在太大，不可能完成，深翻的土地大约有一半，后来为赶农时只翻了一锨深。种麦子时，公社要求加大播种量，每亩地下种达100斤左右，大大超过了15斤的正常播种量。明明我们村的麦子没种完，不少地还没下种，公社就向上报了捷。于是，上面调我村的劳力去支援二十里堡公社的东金马村，一去就是20多天。刚回来还没进村，又被调去支援西营村。深翻地把生土翻上来了，播种又过密，加上来年有点春旱，结果麦子亩产只有200斤左右，种一个粒收了俩。
秋后，村里根据公社的指示组织18岁至25岁的壮劳力去寒亭西面修胶济运河，从12月一直干到1959年2月。运河修了一截半途而废，浪费大量劳力不说，毁了很多好地。
这年冬天，按公社的要求，我村在村后搞工业区，还将前沟村的20多户村民全部搬迁出来，办养鸡场，结果一样也没搞成。
1958年，风调雨顺，夏秋两季庄稼都长得很好，是个丰产年。但是，由于大量劳力调去炼钢、深翻土地，没有足够的人手投入秋收，庄稼收得很潦草。收地瓜用犁耕，光拣拾露在地面的。收的地瓜也没往回运，就地挖坑埋在地里，结果烂了很多。丰年没有丰收，糟蹋了很多粮食。
食堂也没有办好。刚开始时，吃饭管饱，敞开肚皮吃。当时在地里吃饭，过路的行人随便坐下就吃，没人管。由于粮食浪费严重，1959年春天村里粮食就紧张了，开始把地瓜蔓、地瓜叶子、麦桔草等东西磨成面掺上粮食蒸着吃。这些东西很难吃，尤其是麦桔草面做的东西，在嘴里越嚼越多，难以下咽，吃了大便不通。但是，这时还能吃粗吃饱，不至于挨饿。
1959年，年景一般，全年亩产只有三四百斤，可公社仍然鼓吹高里亩产双千斤。因此，我村在粮食比上年欠产的情况下仍被征了48万斤公粮。征完公粮不久，从12月份开始村里就没有粮食了，食堂断粮停火。社员手中一粒粮食没有，只好用胡萝卜、树皮、野菜等东西充饥。多亏村里种了些胡萝卜，分给了社员。从这时起陆续开始饿死人，灾情越来越重。
就在这时（1959年12月），高里公社党委在一空桥村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生产队干部，包括会计、保管员都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吃胡萝卜，开始管吃，后来定量。公社党委书记韩锡昌主持会议。之前，谢殿铎已于5月调离高里公社，韩锡昌接任党委书记。会议主题是批判“瞒产私分”，说生产队隐瞒产量，私分了粮食，要收上来。这个会被群众称为“逼粮会”。其实我村根本没有分粮给社员。会上，我村保管员、老党员张兆丰说，没打那么多粮食，社员手里没有粮，还说了“远看一片青，近看一片草”，“孩子长了病，没有白面吃”两句话，结果被指责为攻击社会主义，不光挨整，还挨了打。韩锡昌在这个会上，曾私下对后沟村民兵连长张田林说：“我就是左了，也不能叫他右了”。
当时，谁也不敢反映真实情况，说实话就挨整。也有人背后说“大家瞧一瞧，棉花结成桃，身上没棉袄”之类的牢骚话，但公开不敢说，说了马上就有人举报，就要挨整。一空桥会议后，我村的灾情日益加重，市面上胡萝卜由原来几分钱1斤涨到了4元钱1斤。社员们为了保命，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不少东西卖给了供销社。这年12月，公社从我村抽调了100多个壮劳力去符山公社修庙子水厍，一直干到1960年春，民工的口粮由市里供应，这些人因此得福，没有饿死。与此同时，留在村里的社员（主要是老婆孩子）没有饭吃，却被组织起来修本村西南的水库。在面临绝境的情况下，社员和村干部开始纷纷外逃，想方设法去外地逃荒，讨饭在附近根本讨不到。但是，政府对外流人口控制得很紧，不许农民外出，买火车票必须持有公社证明。不少人在潍坊火车站被卡往，截了回来。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逃了出去，近的去了临朐等地，远的去了内蒙、东北一些地方。1960年春时，村里剩下不足600口人。后来有些社员想走已经走不动了。人们吃树叶、树皮、野菜，连麻叶都吃。人普遍水肿，奄奄一息，走路的劲都没有，整天睡觉、晒太阳，村里街上的蒿草一米多高。开始死了人抬出去埋，由于没有力气，坑挖得很浅，有的尸体露着手脚。后来抬的力气也没有了，人死后就那么扔着。
1960年春节后，市里在擂鼓山召开全市四级干部会议，我村张田林等部分村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市里对高里的情况有所察觉，提出要给高里8万斤统销粮，但韩锡昌仍说高里有粮，没有要。4月底，市里发现高里问题严重，派工作组进驻我村。工作组来了5个人，有市粮食局的李局长，财政局的崔局长，公安局的小张，交通局的小杨和卫生局一个女同志，李局长担任组长。工作组如实向上级作了汇报，市里迅速拨来了救济粮，每人每天1斤。死人的情况才到此止住。为了逐渐恢复社员的体力，以便麦收，工作组和村里干部商量决定开始每人每天给半斤粮，吃10天后，每人每天加4两（小两），然后逐渐增加。到过麦时，每人每天吃粮达到1斤半。由于我村社员体质太差，不能下地干活，春种时上级调来部队的拖拉机给耕了地，南村公社派人来我村帮着种的地。社员原来卖给供销社的东西，也都无偿地发还给了社员。工作组组织救灾的同时，上级对韩锡昌进行了处分，撤销职务，开除党藉。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村社员把谢殿铎和韩锡昌都揪到村里，追究当年饿死人的责任。从他们交待的情况看，两人都有责任。在当时“左”的大环境下，谢殿铎过度浮夸，把产量吹上去了。韩锡昌来高里后不敢往下降，征粮过多，又没有及时向上反映真实情况，最后导致了灾祸。
2008年3月5日
[注] 2007年12月7日上午笔者在后沟村委办公室组织部分老村民坐谈。被采访村民：张田林，75岁，当年村民兵连长；张壮威，76岁；张文胜，75岁，当年大队统计员；张守信，80岁；张清香，75岁；张守禹，77岁。寒亭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曹永明、副主任范继河，后沟村文书张建瑞、妇女主任刘永芹参加座谈。笔者后又多次进行电话和当面的个别访问，对一些情况作了进一步的核实和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