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梦九与曹克明
（一）
曹梦九（1886—1960年），天津杨柳青人，10岁入私塾读书，15岁进入韩家墅讲武堂习武，17岁到西北军冯玉祥部从军，从普通士兵干起，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警卫营营长，跟随冯玉祥转战南北，成为冯玉祥的得力干将，据说还与冯玉祥、韩复渠拜过把子，在他们三个人中，冯玉祥是老大，曹梦久是老二，韩复渠最小。韩复榘从士兵到连长，都是曹梦九的部下，两人情投意合，关系不错。
冯玉祥治军非常严明，赫赫有名；曹梦九兢兢业业，雷厉风行。冯玉祥把曹梦九当作亲兄弟，无话不谈，也不讲究什么规矩、场合。曹梦九也摸透了冯玉祥的人格和特点。所以多年来一直配合的十分默契。
但有这么一天，冯玉祥乘车外出，发现本部一戴墨镜的士兵与一女子同乘洋包车嬉游，即下车盘查。一问，系曹梦九的下属。回营后立即责令将其开除军籍。曹梦九因治军不严，受到严责，深感自愧，便辞职返回家乡了。这是1920年的事。
其实这年轻人谈恋爱、同车出游，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管他那么多干啥？但冯玉祥是出了名的穷极无聊，在他的西北军，官兵上小酒馆吃饭喝酒都是违纪事件；上至军长，下至士兵，动辄就罚跪、挨鞭子，并不顾及部下的脸面。这个兵如此开放，冯玉祥那里受得了？这冯玉祥一管闲事，曹梦久的将军梦就算醒了，要不然，他以后的前程怎么着也比韩复渠强，起码也弄个集团军司令、省主席当当。
曹梦九回到家乡杨柳青务农四年，倍受家乡父老欢迎。他谦虚谨慎，仗义疏财，对贫苦群众发自内心的同情。另一方面，他潜心攻读历史书籍，对治理社会，改造自然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1924年，曹梦九被家乡推举为乡长。他在任乡长六年的时间里，显示出非凡的才能。他正大光明，清政廉洁，兴利除弊，并且变卖自家财产扶贫，赢得百姓很高的评价。1930年中原大战以后，韩复榘背叛冯玉祥，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自己说了算了，想起了他的老把兄，立即亲去天津杨柳青，聘请曹梦九担任山东省政府参议。
这曹梦九当上了山东省政府参议，在省里拿一份干薪，却感觉很不自在。原来他是个爱做实事的人，要他享清福他不干。在他提出抗议之后，韩主席即发表其为曲阜县县长。
曹梦九一到曲阜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他的新政。但是曲阜是圣人之乡，观瞻所系，实力派盘根错节，不是好惹的地方。有几个孔姓的乡绅把曹梦久告到了省政府，说他不尊古制，任意兴废。韩主席深知老把兄这么搞必然翻船，所以急忙把他调为平原县长。就这样，曹梦九的曲阜县长只当了两年多一点，就转到了平原县。
曹梦九在平原县任职期间，体贴贫苦百姓，杀土匪，禁毒品，威震八方，成为山东的著名传奇人物，被评为山东的“模范县长”。平原县群众给他竖立了德政碑，说他“下车伊始，首要治安，整顿民团，提倡自治。复于数县交界之腰站镇，设防一连，稽查奸宄，并为邻封之应援。即各邻村有匪患是闻，无比竭力剿办。故距界之邻村20里内外，盗匪敛迹。”
（二）
1935年9月，曹梦九授命署理高密县县长，10月10日，他来到高密县城，时年49岁。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上任后不久，高密县的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个雅号，叫做“曹二鞋底”。
曹梦九治理高密，还是从戒毒、剿匪入手。
先说戒毒。曹县长上任后，即动员高密全县的瘾君子自首，由官府供药戒除。并明确宣示：胆敢不来登记而继续偷吸者，抓到枪毙；劝戒不成功有再度吸毒三次以上，证据确凿者，抓到枪毙；胆敢窝藏瘾君子知情不报者，抓到枪毙。日本人开办的“丸山老海馆”由县府派卫兵站岗，有进入购买毒品者，抓住枪毙。当然，毒贩要被抓到，也是统统枪毙，管你卖多卖少。
再说剿匪。曹县长对付土匪的办法就是“请君入瓮”。他上任后，立即宣布他要招收“特侦队员”，条件是枪法高超，犯有两条人命以上并有确凿证据可以查验，自备短枪两支者。对于这样的人前来报名，不但不究既往，而且要酬以高薪，使其安心为国效力。一开始报名的几个莽夫马上被发表为正式军官，安排他们戎装整齐的巡查县城，并加优渥恩饷。消息传出，全县有枪的都来了。曹县长严格筛选，只要无法举证犯有两条人命以上者均被斥回。两个月之间就招募了80余位符合条件的“好汉”。招募结束，县府特侦队编成点阅时，曹县长把脸一翻，将好汉们送上专车，运往济南交给韩复渠，其下场可想而知。于是土匪禁绝。
禁了毒，剿了匪，高密县的治安就容易整治了。曹县长与他的把兄弟韩主席一样，判案不依成法，也不讲究程序，更不顾“人权”。县太爷登堂讯案，先用鞋底将犯罪嫌疑人抽打一顿再过堂，于是得到“曹大鞋底”的雅号。
曹县长为民伸冤，事无巨细。一天，有个县城里的人在集市上赖一个乡下妇人的鸡，还找了邻居为他作证，于是两人吵了起来。曹县长路过，闻而讯之，其邻居拍胸作证：“那只鸡是我朋友的”。乡下妇人情急之下，见了大老爷连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号淘大哭。曹县长问那城里人：“你那鸡用啥喂的？”该居民说：“喂糠。”又问那乡下妇人，妇人说：“是秫秫。”曹县长下令将鸡杀了，剖鸡验囊，果然是高粱。这会儿城里人傻眼了，连忙表示愿意认赔鸡钱。但曹县长认为他与他的邻居犯了“无耻罪”，不能轻饶。于是，命人将正犯裤子扒下，取来蜂蜜涂满其臀部，然后命作伪证者当众舔食，全舔干净再放人。鸡钱自然是少不了要拿的。
曹县长爱护穷苦百姓，不是只说不做。有个卖豆腐的老人在县衙前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器具豆腐全毁，老人情急大哭，惊动了曹青天。曹青天问明事由，大张旗鼓，宣布将择日对石头问罪。于是全县轰动，到了审判之日，都来观看曹县长审石头。但见曹青天在大堂之上先将石头大骂一顿，然后命令看热闹者每人缴出两个大子的参观费才准走。卖豆腐的老人利用这些钱置办器具，又做他的豆腐去了。
在曹县长的治理下，高密县社会治安达到“大治”。山东出了个“韩青天”，高密有个“曹青天”。这曹青天在他自己的官衙门口贴了一幅对联，大书其治县之道：“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横批是“难琢难磨”。后来韩复渠到高密巡视时，见之大喜，赠给曹梦九最新外购的雪佛兰轿车一部，表示奖励。
曹梦九组织文人编纂出一部民国版的《高密县志》来，又要在高密县城修建“文昌阁”，可是经费没有着落。他有次外出，见一老人拉车爬坡非常辛苦，于是亲自帮忙推车。老人见县长帮忙，很受感动，事后称了两斤点心拿到县衙找县长道谢。曹县长见是长者所赐，不得不收。收了礼，却觉得点心不够两斤，一称果然差了二两。于是下令将点心店封了，命令老板将多年来盘剥顾客的不义之财吐出来。点心店老板遇到如此强势的消费者，只好缴出200块大洋来。曹县长修文昌阁的经费就凑足了。
1937年７月７日，日寇侵我中华，于是抗战军兴。曹县长马上组织高密县抗日救国游击大队，自兼大队长，以东北讲武堂毕业的蔡缙康任大队副。为了整顿治安，高密的联庄会本来就很完整，曹县长要组织部队，立马可就。可是他的顶头上司、新任山东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兼游击司令厉文礼也在扩兵，他命令高密县出枪兵300人。曹县长一算，300枪兵连装备就要10余万大洋，从哪里筹措这么多经费？于是就顶着不办。厉专员大怒，行文高密县府：“抗命就是汉奸，岂有汉奸作县长？”曹县长受不了，老脾气又发了，干脆挂印封金，回到天津老家，此后不再活跃于政治舞台。
全国解放之后，曹梦九因其种种“反动历史”，历次运动都是整肃对象，1960年在“自然灾害”中饿毙，享年74岁。
（三）
曹梦久县长虽然含恨解职，但是高密的抗日游击队也成军了。但这些游击队成员多是不谙作战的新兵，基本没有什么作战能力，而且成军之后马上开始内斗，所以当日军逼近高密县城时，各路武装一哄而散，县城不战而陷。
高密县城沦陷后，厉文礼开始整顿高密的游击队伍，其中有一支部队人数较多，被厉文礼编成山东省第八区游击队第６总队，这支部队的领导人就是曹克明。
曹克明(1903--1971)，原名世德，字克明，山东省诸城县(所在村原属高密县)人。地主家庭出身，先后就读于高密县中附小、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北平私立中国大学。1927年在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到山东省教育厅任视导，后被中共山东省委派到家乡诸城县南郭庄（曹家郭庄）进行革命活动，并曾任该村党支部书记。
1928年９月，中共高密县委书记王元盛在贫民会基础上，发动了曹家郭庄与陈家官庄秋收暴动，曹克明率领贫农将庄上不多的地主抓起来，然后分地主家产，烧地主房子，并处决最大的地主、联庄会长傅立堂。不过贫农武装没有经过训练，所以只有能力分分地主财产，当县内的其它联庄会逼近曹家郭庄与陈家官庄时，贫农们一哄而散，陈家官庄的支部书记遇难。此后，曹克明又回到山东省委，1929年4月至5月代理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同年7月，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等人被捕，省委工作无人负责，中共青岛市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在青岛共同商定，由青岛市委书记党维蓉、市委原代理书记曹克明、团省委书记徐宝铎3人组成中共山东省临时委员会，共同主持临时省委工作。同年8月，陈潭秋受中共中央委派到青岛巡视工作时改组临时山东省委，曹克明任省委常委、巡视员。同年10月，临时省委机关遭破坏，曹克明出走北平。11月，曹克明来到潍县，任中共潍县县委书记。1930年3月，曹克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叛变，投入国民党的怀抱。
曹克明在叛变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并积极加入了联庄会。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像其他叛徒那样被他以前参加的组织追杀、处决。1937年下半年，在曹梦九县长登高一呼之后，曹克明在西北乡拉起民枪，走上抗战之途。不久，其队伍就发展到400多人。
（四）
1938年１月12日，日寇占领高密。日军到高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强征民夫修复胶济铁路与胶（县）沙（河）公路以支持兵运。期间，日寇任意枪杀凌辱中国同胞的恶行频繁发生。
日寇的暴行激起了游击队官兵们的怒火，纷纷请战，要求与日军拼个死活。曹克明经过周密考虑，决定在胶（县）平（度）公路上组织一场伏击战。此时，他的部队组建还不到2个月，多数人都是刚放下锄头拿起枪杆的农民，很多人连枪都不会用。
曹克明虽有满腔的爱国热忱，可从无指挥过战斗。正在他苦思如何将这场战斗打胜的时候，正巧在国民党军队任参谋的族兄曹正直，受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指派，在附近视察抗日武装战备情况，并来到曹部。曹正直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既有军事理论知识，又有实战指挥能力。他的到来，使曹克明大喜过望。
曹正直认真听取了曹克明的作战设想，答应参加并亲自指挥这场战斗。他同曹克明一起徒步对胶平公路进行勘察，制订了作战计划，选定在胶莱河孙家口村古渡口伏兵歼敌。
孙家口村北距平度县城70华里，南距胶县县城50华里，西南距高密县城60华里，位于三县交界处，当时属平度县管辖。胶莱河自东南向西北绕村而过。附近别无通路，只有一座近40米长、2.4米宽的石桥横跨在胶莱河上，桥两端堤内各有五六十米的引桥，桥面狭长，水深流急，堤高坡陡，形成天然屏障。公路入村口处，许多民房建在两侧高坝上，犹如高台楼阁，村里公路拐弯处是两个直角，汽车从进入引桥一直到出村一里多路程，只能单车缓行。这种地形地貌，对于打伏击再有利不过了，何况当地许多乡亲因为痛恨日寇，也愿意配合部队作战。
为了更有把握的打赢这场战斗，曹克明还联合了高密东北乡的冷冠荣部、胶县北部的姜黎川部游击队，要求他们密切配合，共同歼敌；同时深入周围村庄，发动群众献钉耙，并组织周围村庄群众转移。许多乡亲听说要打日本鬼子，纷纷主动要求参战。
在选定伏击地点、联系好友军后，曹克明与曹正直开始观察日军的行动规律。日军的巡逻车队每两天在平度与胶县之间往返一次，以确认道路通畅。因为从未遇到抵抗，所以车队也没有什么警觉。
1938年4月15日（农历三月十五）上午，当日本鬼子的五辆巡逻车由胶县出发经过孙家口时，这里一切如常，毫无异样。根据以往规律，敌人应在第二天上午再从这里返回胶县。日军经过后，曹正直和曹克明即着手部署兵力，疏散乡亲，并把钉钯三支一捆，齿尖朝上，于夜晚安置在公路上，作为阻止日军车辆加速驶离的障碍物。
第二天（农历三月十六）早晨，曹正直和曹克明安排一部分游击队员扮作农民，在附近田里耕作，借以迷惑敌人；部队分别埋伏在胶莱河两岸的堤坝边上和孙家口村沿路两侧的民房内；友军冷冠荣部负责阻击平度援军和追歼逃散之敌；姜黎川部负责阻击胶县援兵，并负责在战斗打响后立即切断胶县通平度的电话线。整个战场东起马家花园，西至王家丘，南起艾丘，北到前双丘，方圆十几华里设下两道防线。
上午10时许，5辆日军卡车与汽车果然由平度向孙家口开来。过了前双丘，鬼子见田地里农民耕作依旧，便无疑心。头一辆卡车上架有一挺重机枪，车上的鬼子向四周观望着，后面的4辆车上的鬼子则没有刻意防备。
第一辆车过桥之后，即加油冲进村庄，后面几辆车也尾随前进。头车一进村，紧接着就是一个九十度的右转弯，这时司机突然发现前面有障碍物（钉耙），一个急煞车，猛一掉头，前车轮陷入路沟，车上的日寇被突如其来的情况搞懵了。不等他们反应过来，后面的4辆车也已进村，拥挤在夹道内，进退维谷，手足无措。这时，曹克明赶紧率部将钉耙投在车辆后面的道路上，挡住日军车辆的退路。
正在敌人混乱时刻，随着一声“打”，埋伏在两边民居和河堤上的游击队员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向日本鬼子发动了袭击，顿时，枪声和手雷声响成一片，日寇的汽车被炸瘫痪，鬼子被打的血肉横飞，惨叫不已。但游击队第一波射击及扔出去的土造手榴弹(手雷)，并没有全歼车上的日兵，残余日兵在一名舞着军刀的军官指挥下跳下车，以车与堤坝作掩护，躲避游击队的枪弹。一名日兵爬到一旁的修车铺里开始还击，因为不善于隐蔽自己，10余名游击队员被这个日兵射倒。眼看其他日军也将要缓缓进入射击位置，分队长马福生急中生智，率领10余名游击队员点燃高粱秸束并冲近日车投掷。霎时间大火熊熊，烟雾弥漫，大火烧的日军纷纷从车底窜出，与冲上去的游击队员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有几个鬼子在混战中被击毙，残敌看大势已去，且战且退，四处逃窜。
有两个鬼子兵穿过村口，顺公路旁的水沟逃跑，被游击队员击毙了一个，剩下一个逃到公婆庙村后，被村民王道利发现，他喊了一些群众站在村头围子墙上，鬼子一见乡亲们人多势众，钻进附近的湾里负隅顽抗。公婆庙的老猎手王道祥手持猎枪，带领两个后生，提着掘地叉子迎了上去。可鬼子趴在沟里射击，而猎枪却打不到他。这时乡亲张富臻等站在上风头，用铁锨扬土，使鬼子睁不开眼，无法瞄准还击。乡亲们想捉活的，可鬼子不肯放下武器。两个后生从旁边摸上去，举起叉子向湾里投去，鬼子惨叫一声，霍的跳了起来，老猎手王道祥趁势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有一鬼子兵冲进孙家口村内一个院子里顽抗，连伤四五名游击队员，被游击队员包围后，他子弹打光，仍端着刺刀拼命，被一个游击队员从身后一刀砍下头来，用铁丝栓在马尾巴上拖着示众。
还有3个鬼子兵冲出包围后顺河堤向东逃窜，逃到马家花园村外时，被游击队警戒部队和乡亲们包围，鬼子兵迅速钻进附近坟地，凭借坟头顽抗，打伤2名游击队战士。毫无作战经验的队员们靠不上去，双方相持了好一会儿。村里一位曾在东北军张学良部干过副团长的退伍军官马欣瑞赶来，从游击队员手中接过枪，“砰砰”几枪就击毙了2个，剩下的那个想逃出坟地，被刁家丘村会武术的老人吴会宗带领他的儿子赶上去用刀劈死。
战斗从上午10时持续到下午3时，约5个小时，共歼灭日寇39名，其中有一名在平型关大战中逃生的日军坂桓师团中将指挥官中岗弥高，他是在平型关大战受挫后，到胶东修养并考察军务的。这次战斗共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七九式步枪30余支，子弹数万发，军刀3把（其中将军级军刀一把），军用地图和机密文件一宗，军用汽车一辆，烧毁日军军车4辆。战利品曾送到当时在安徽阜阳的国民党山东政府展览，曹克明受到了嘉奖。
激战中游击队共伤亡30余人，曹克明的胞弟曹正德，族弟曹焕德、曹平德牺牲。在几遭灭门之祸后，曹总队长的悲恸可以想见。
（五）
曹克明部游击队在战斗结束后很快回到根据地周戈庄休整；冷冠荣部撤到王家丘安抚伤员，掩埋牺牲的战士。遗憾的是，他们都认为敌人全部被消灭了，无一漏网者。临走之前并没有作好战场清理工作，日军尸体也只掩埋了一部分。根本没有想到在战乱中有一个狡猾的日兵躲在一户人家的高粱秸堆中，入夜后逃往胶县城向其主子报告了巡逻车被消灭的情况。敌军官听后惊恐万状，立即向青岛驻军报告，请求支援。
第二天早上，从青岛前来收尸和报复的大批日军包围了孙家口，冲入村中逐户搜查。因村民躲避战斗尚未返家，他们只搜查到了４位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们匆匆将死亡日军的部分尸体搬走，不过没有找到中岗中将。日军临走之前将全村100多座草房烧毁；４位老人中有3位被日军杀害，一位受伤，幸得生还。
在日军烧毁孙家口之后，游击队冷冠荣部连夜将道路掘毁。４月25日，日军出动１个中队再次来到这里，准备血洗孙家口。日军的目的明显是在示威，因为当日军发现道路被掘毁之后，并没有继续前进，而是就近血洗了附近的小村公婆庙。所幸日军因误判村内有国军而较早放枪，使尚未起床的村民警觉而逃出了一部份。
在一个小时的屠杀中，日军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残杀村民108人，另有重伤村民28人不治身亡；烧毁房屋800余间。在杀完公婆庙村民之后，日军又到附近的王家丘与杨家丘烧毁屋舍100余间，并押解在公婆庙抓获的平民多人到孙家口找日酋中岗的尸体。公婆庙的屠杀自然使邻村居民逃亡一空。日军听说中岗的尸体被丢入井中，于是强迫村民下井去找，结果没捞到，气愤的日军泼上汽油，将押来的村民全部烧死，并将孙家口残存的150间房舍一并烧毁。日军在进行屠杀时，让伪军逐一逼问村民“是谁杀了皇军弟兄？”“皇军弟兄埋在哪里？”
日本鬼子走了，当村民们回到公婆庙时，满地皆是罹难同胞的尸体。
（六）
曹克明部游击总队在1938年8月被改编为鲁八区保６团，次年2月再改为鲁苏战区挺进第２纵队第５支队，实力逐渐增强。这段时间，曹克明还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鲁东区交通分站主任、青威分团干事等职。曹克明部一直追随鲁八区专员厉文礼。1943年2月，厉文礼被俘变节，沦为汉奸，其部下多数跟着他成为伪军，但曹克明支队长不为所动，坚决不当汉奸。1943年４月，山东省政府主席牟中珩将军发表曹克明为山东省保安第30旅旅长，并兼任昌邑县长，继续在昌邑一带活动。可能是因为同源于厉部，厉部伪军也就不积极以曹部为敌。不过日军仍多次攻击保30旅。1943年10月，曹部改称保10旅。
可能是因为保10旅战力较强，而且所在位置处于边区，所以八路军也不大招惹他们。仅发生过几次小规模战斗。最大的一次是在1943年11月间，保10旅突袭伪昌邑县第５区自卫队（是役击毙伪军自卫队长，并缴获机枪３挺，步枪117支），八路军乘虚进攻保10旅在丘家庄的驻地，不过八路军估算有误，它所打的并不是保10旅出战的第１团，而是没出战的第３团，发现状况不对之后迅速撤退。
1845年１月，保10旅改编为山东挺进军第36纵队，据该部向上峰呈报的部队状况资料，曹部在敌后抗战七年，发展成官兵约4000人的强大游击队。值得注意的是，在编装表上曹部报告指出：该部拥有六五式步枪约400余支，掷弹筒６支，这明显是由日伪军处缴获的武器。
当时共产党、八路军对曹克明的谩骂较为少见，理由很简单，一是曹克明选择昌邑、高密边区为防地，在八路军扩张时不会与之发生冲突；二是曹克明没有当汉奸。
对曹克明部最激烈的批评，来自同在鲁八区作战的山东挺进军第15纵队司令王豫民。这支部队与曹部一样在该区坚持到日军投降为止，不过这两个部队之间存有严重的防地冲突。王豫民在其长篇回忆《胶莱河畔》中不遗余力地痛斥曹克明为“汉奸”、“曹匪”。而且指出曹克明部曾到该部防地绑票取财。不过王豫民部的风纪也没好到那里去，因为王司令的报复之道是到曹部防地也绑了一百多个肉票，而当地八路军更戏称王豫民部为“拉驴队”。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不愿意再维持强大的地方部队，而对曹克明部这种游击队，更没有再以牺牲人民利益以维持其体制外无限发展的理由，所以山东挺进军第36纵队于1946年6月缩编成监护第６团，其后再编入山东警备第２旅。曹克明司令以下的将士则被资遣或调职。
1948年初，曹克明被发表为国民党整编32师独立旅办公室主任；同年7月改派为第11绥靖区上校高参。不久，曹克明入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高级班受训，结业后即返青岛，任国民党国防部山东登莱青地区“人民剿匪义勇军总队”副总队长。第11绥靖区在山东失败后由青岛撤退到台湾，曹克明上校随去。
1972年１月24日，退役陆军上校曹克明在台湾省立基隆医院病逝，享年68岁。
曹克明病逝之后，发生了一个小小风波。同去台湾的王豫民在回忆录中大骂曹克明并发表于《山东文献》杂志，被曹的遗孀告上法庭。因为诽谤罪证确凿，王豫民只好请求庭外和解，并在1982年5月1日的中央日报上登戴启示公开道歉。不久，王豫民也到了阴曹地府。而《山东文献》杂志刊载了曹克明遗孀的辩驳书，略谓：“亡夫曹克明先生，抗战期间曾历任政府军职，在山东地区领导游击部队，对日寇作殊死战，以迄日军投降……忠党爱国，从不后人，对日军之英勇作战，坚贞不二，乡人咸知，国防部有案可稽……”。
